摘要：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人类健康的构成和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前者是有损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后者则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推进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提出要重构健康经济观，在对健康经济观的内涵、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类健康；经济发展；辩证逻辑

一、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负担的30%。③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④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①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③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④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⑤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⑥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⑦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⑨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⑩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层面②；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④（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⑤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法推进。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致命枷锁。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复性行为，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③也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①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②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⑥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③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水平。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

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

一是加强基础健康医疗服务的全覆盖，同时通过政府的调控政策不断缩小区域间健康服务和健康环境之间的差距；二是逐步构建健康利益补偿的评价体系及补偿机制，分层次地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健康利益损失；三是加强对特殊群体及弱势群体的健康扶持力度，缩小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水平差距。第三，转变健康经济效率观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科技支撑，大力发展健康利益及其损失的测定技术，从而为健康经济效率测算提供基础；二是对成本核算方法的变革，应逐渐将健康补偿成本纳入核算范围，推动健康成为经济效率的一部分；三是健康GDP的构建和统计，测算考虑健康补偿成本、健康利益损失后的经济总量情况。第四，发展健康经济技术观的对策建议。一是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发展，包括绿色产品、绿色制造工艺、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内容；二是注意增强劳动力主观加强型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应更加注重对人的能力的开发；三是提升技术进步对社会环境健康的保障和支持，政府应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引导技术进步为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服务。

作者：马艳，尹徐念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