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对历史的追溯中拓展视野和思路，探析一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周代是我国古代林业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研究和评析我国周代的林业政策及其生态思想，对于当今林业生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

2周代林业发展概况

我国林业的发展一般分为古代原始森林利用时期，古代林业形成和发展时期，近代林业兴起时期和现代林业发展时期4个阶段。周代分建国之初及王朝建立之后、西周末年和春秋战国时期3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古代原始森林利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属古代林业体系形成时期，总的来说，周代应属我国古代林业形成和发展时期。

2．1周代早期森林开发与利用建国之初，夏桀之际，周人先祖公刘开始开发秦岭北部森林。商代殷王祖甲时期，周太王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赴吴地(今江苏常熟无锡一带)率民开垦林地，发展农业。周王朝建立后，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森林开发，其势力所及，进一步落实了林业政策，北至今黑龙江、吉林等省，南至广东五岭之南，均有向周王朝进贡林产品的史实。此时对森林的开发利用，除采伐木材用于建造宗庙、宫室、木棺外，林地还被辟为良田或用作狩猎苑囿。由于林木的重要性，原始宗教中出现对植物的图腾崇拜和对林木、山泽的祭祀；八卦五行说中有“木”的成分。周初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永续利用”的方针。说明已知保护山林。奴隶社会的森林、土地均为国家所有，大力造林，禁止林地交易和自由采伐森林。

2．2西周末年的林地交易公元前913年周共王时的卫鼎铭文是最早的林地买卖契约。林地私有制的出现，意味着森林开发和利用的进一步强化，但也预示了滥伐森林的发生。人工植树在当时已有多种形式，社前植树夏代已有记述；墓地植树、边境造林、庭园植树及行道树种植等至周代而相沿成习；同时，果林、桑林、漆林等经济林木的人工经营也初见端倪，还开始认识到了树木有保持水土的作用。铜制斧、锛、刀、锯等至周代已成为森林采伐的常用工具。木材运输则水、陆并举，已使用木排。此时木舟的制造和利用也渐发达。《周易•系辞》载有：“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2．3春秋战国林业体系初步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政治、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林业的发展。据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记载，当时山林政令、林木贡赋、边境造林、春季山林防火、森林采伐运输等均已有专人负责。天子封禅的山即为“封山”、“禁山”，山上的土石草木都属神圣不可侵犯。不仅出现了像《尔雅》、《月令》等有关林业方面专业论著，而且在森林立法、林政管理、林业经营、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已初步形成体系。

3周代林政资源管理

3．1森林立法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法发展的顶峰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有关森林保护的法规也相对丰富。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周礼》对于百姓伐木的时间、地点均作了规定：“春秋之斩木不入禁”。意即春秋之时，百姓伐木不能进入山林的藩界，而只能砍伐四野平地所生之木。《月令》中还记载：“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人山行木，毋有斩伐。”即在季夏之时命令山虞入山巡视森林，防止有人伐木。“草木零落，然后人山林”，必须要等到草木凋零的冬季才能入山伐木。对于违反规定而采伐木材者，政府亦将予以刑罚处置：“凡窃木者有刑罚”(《周礼•地官》)。及至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除进一步完善前代林业保护的法律外，还加大了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据《吕氏春秋》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天、飞鸟，无麝无卵。仲春之月，无竭JlI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晕弋，置罘罗网，喂兽之药，无九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取鳖，升龟取鼋。……树木方盛，……无或斩伐。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行戮。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Et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这些禁令已明显比西周更加具体、更加详细、更加规范。又据《管子•地数》载：“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这一规定本身是为保护国家对森林资源的所有权而设，但实际效果是保护了森林植被，实现了“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3．2森林职官

周代林政发达，不仅有林木采伐的立法规定，而且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森林资源管理的专门机构——山虞和林衡。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中央机构天官冢宰是管理林业的最高长官，犹今之行政院长或国务院总理，“之职，以九职任万民，一日三农生九谷，二日园圃育草木，三日虞衡作山泽之材，……”(《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大司徒是官林之命令机关，犹今之司法机关。“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以土会之法，辩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辩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辩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br10土深。”(《周礼•地官》)。山虞是掌管山林政令的监督机关，林衡是掌巡林麓之禁令官职，并受命于山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周礼•地官》)，是专门管理山林的机构和官职。~liJ''''b，周代对山虞的人员配置也相当完备。《周礼•地官•山虞》中有明确记载：“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吏四人，胥六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吏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吏一人，徒二十人。”地方机构：负责封国封疆社缱之植树有封人，“掌诏王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缱，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周礼•封人》)；负责城郭沟池之植树有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除掌固外，各地负责山林的人员还有司检、职方氏和土方氏。民间则有载师、间师、山师和原师。在周代他们都有明确的分工和相应的职责，“载师”负责林地授权，重点管理山林权属；“闾师”负责赋税征缴，重点管理林业税收；“山师”负责山林命名，重点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原师”掌管四方地名，重点保护祖坟山林。这些《周礼》均有明确的记载：“(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事地，授地职，而待其政令。………(间师)掌国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而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山师)掌山林之名，辩其物以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辩其丘陵坟衍原之名。”

3．3森林经营

西周政治修明，森林政策注重天然林保护和提倡人工林并重，并将天然林加以人工整理，使乔木林得以保持郁闭状态，采取择伐法经营管理，将有变更的天然林萌芽更新为矮林。《诗经•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蒈其翦，修之平之，其灌其茆，启之辟之，其怪其椐，攘之剔之，其厌其卡乇”很好地说明。及至春秋管仲相齐时，也是提倡人工造林最盛之期，出台了奖励造林的计划。《管子》：“……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t民之能树百果，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所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荚之者也。“园林绿化方面，周代开始了国营行道树，并且特设官职野庐氏专门管理。”掌国道路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掌凡道禁(周礼•野庐氏)。至于当时道路绿化状况，《吕氏春秋》有很好的记载：“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而莫敢授。”贵族圈地造园，栽植纪念树，在周代亦风行一时，起于春秋，甚于战国。《诗经•大雅•灵抬》：“王有灵囿，摄鹿攸伏”，《孟子》：“齐宣王问日，文王之囿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日，于传有之，日，若是其大乎，日，民犹以为小也，日，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可见，古代君王喜造园林豢养禽畜，以供田猎行乐，其中，最有名的是吴王夫差的梧桐园。《任防述异记》：“梧桐园为吴王夫差旧园也，一名琴JlI梧桐园，宫在句容县。传日吴王别馆有楸梧成林焉，其梧子可食，古乐府日梧宫秋，吴王愁是也”。栽植纪念树，主要有3种，一是以树木为地界表记。“设其社稷之缱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逐以名其社与其野。……树木以为表记，所宜木谓松柏栗，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周礼•地官•司徒》。“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可见，在周代，主要是栽植栗树来作为地域的界线。二是以树木别死者身份。《春秋纬》记载：“天子坟高三轫，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三是以树木纪念功德。《诗经•甘棠•注释》：“又召伯巡行乡邑，断狱甘棠下，后人因思其德，而保护甘棠，以留纪念”。此外政府多方提倡经济林，如《诗鄢风•定之方中》记载“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卫文公之所以兴国也”。从《周礼•考工记》中还发现，在周代在各种林业经营形式中，出现了木工技术规范。当时的木业分工有“轮、舆、弓、庐、匠、车、梓”7种之多。

4周代林业思想卓论

4．1林业专业论述

《尔雅•释木》列举木本植物70余种，提出了灌木、丛木、乔木的概念。对于林木的栽培、采伐，当时强调要兼顾天时、地宜、人力3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天时”指因时制宜。如《荀子•王制》载有：“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夏小正》中已有何月适宜从事何种农林生产活动的有关规定。“地宜”指因地制宜。如《管子•地员》中根据地势的高下、地下水的深浅和不同的，提出了适地适树的原则。先秦诸子著述中，有关农林生产要重视人力因素的言论更是屡见不鲜。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国令尹子木命司马坤掩“书土田(登记土地)、度山林(调查森林资源)，鸠薮泽(聚敛水陆资源……)”。这是较早的有关森林资源调查和土地规划的记载。秦商鞅提出过“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此先王之正律也”，是较早的有关城乡规划和森林覆盖率的论述。此外，周代各家之寓言，往往涉及树木，其精要处，糜不与今之林学相吻。如《惠子》：“夫杨，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即生，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文子》：“冻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盛虽日采之而复生，秋风下霜，一夕而零”。《管子》：“五粟之土，若在丘陵，在山，在坟，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桑，其栎，其槐，群木番滋，数大数直以长”。《韩非子》：“木枝扶疏，数披其木，勿使枝大本小，否则不胜风，则枝将害心矣。种树节四时之适。故日，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树木有蔓根，有直根，根也者，书之所谓柢。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

4．2朴素生态思想

我国古代的环境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早就萌芽了生态保护的意识，认识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最早的记载见于《月令》、《素问》等书。而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种普遍的认识而被某些学者所谈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管仲、苟况等人。“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审大时，物地生”(《管子•七法》)。可见，当时的管仲已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复杂多样但又具有共同性的规律，要求人们了解并顺应天时，物色地之所宜，这已具有生态学的含义了。荀况的生态思想更为系统：一是认为生物的生存取决于一定的生境条件。“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川I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二是认为生物有群居规律。“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肉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只喻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三是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相互依赖，互相协调的关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四是认为物质能够循环转化。“水深而回，树落而粪本”。

此外，在周代还有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机构及制度，加之对祖先崇拜及礼仪制度遵从的心理态势，使得这些古训和制度得到普遍的、严格的执行。上至国君诸候，下至平民百姓，把保护自然、爱护环境作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实质上已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环境观念，把人、自然、文化看成一个相关的整体。这些都为今天的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