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燕凝单位：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中唐，开始逐步实现本土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其装饰纹样方面，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纹样和表现方式。晚唐时期的金银器皿的工艺体系非常成熟，以崭新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创造出了许多后人无法超越的金银器皿，这些精美的金银器皿所呈现出来的工艺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其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这些器皿的造型，工艺和纹饰三个方面，也正是这几方面之间的完美配合才使唐代的金银器皿被世人瞩目成为可能。

1兼容并进----极富创新的造型

目前所知的唐代金银器皿的器形，有许多在唐之前的陶瓷器，漆器，青铜器和琉璃器中就已存在，属于中国的传统器形。如豆、铛、铫、盒、唾壶、熏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形制的唐代金银器，如何家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图1)，将盘的形状制成桃形，是出自于中国古代对桃的特殊喜爱和熟悉，在中西亚的粟特或波斯萨珊金银器中，从未见到桃形器或桃形装饰，因此，这一器形属于中国传统工艺范畴。比如熏炉于盛唐以后开始流行，有炉盖，炉身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唐代早期的器物种类较少，受萨珊、粟特、阿拉伯等外来文化影响较多，有一些金银器直接来自异域，有的或为异邦工匠在中国制作，“大有胡气“的造型颇多。从唐代中期开始，器物种类明显增加，金银器在贵族阶级中普遍使用，同时外来的文化因素被广为吸收，金银器的制作已逐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例如金银带把杯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沙坡出土以后引起人们研究的重视，国内外学者认为其是7世纪到9世纪初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典型器物，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入唐朝；还有长杯和海棠式杯碗，长杯又有“曲杯”之称。与中国“耳杯”“羽觞”不同，是源于波斯萨珊王朝的一种器物，唐代已有较成功的仿制，而且有着杯体较深，敞口和高足的特点，并将其发展成为两种不同系列的器物：一种是基本保持多曲的特点，但分曲是呈横向分层样式，不是直通到底，杯体更深，几乎成为圆形碗的形态，呈喇叭形的高足，足部的棱已消失。另一种是将八曲改为八瓣，每曲形成的内凹线都是从杯口直通杯底，以后在进一步将八曲减少为四曲。

还有一类高足杯，口部外移，深腹，圆底，喇叭形的高足圈，有的杯身和圈足间有承接盘相接，有的没有，圈足要不有圆箍一周。高足杯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器形，齐东方先生认为这是罗马-拜占庭艺术的作品，及至唐代，又受萨珊和粟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唐代高足杯的风格特点。晚期的高足杯柄上类似“算盘珠“一样的节点装饰消失了，足柄也变得越来越宽大，由以前下移上收的柱状，演变为如同倒置的喇叭般的中空筒状足。碗盘洗等类圆器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在初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此类器物采用任意等分的装饰方法，在器物外壁有九、十二或更多的分瓣，还见“S”“U”形的装饰瓣，器物一般较矮宽，器腹较浅，带圈足，进入中唐以后，金银器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碗盘类的容器的器腹、器壁大量采用六、八等分，比较规整，出现了多瓣，菱花，葵式等器口样式。在盛唐，器物多采用六等分法，出现了海棠、龟背等器口，盘类器形变大，且多三足，到了晚唐以及稍后的五代就出现了高圈足，其装饰面多采用四五等分，圆口器的数量减少。还有一种类比较少点器形为瓶、壶、罐类的金银器，器形较大，加工工艺相对复杂；有一种双鱼罐在唐代中后期较为流行，整个器形似两条鱼结合在一起，瓶口做成鱼嘴的形状，到了后期发展成为穿带壶。同期还有一种圆腹，外加三条或四条腿的带足罐颇为流行。

胡瓶已被改造成中国的执壶，又称柱子，其形体不再瘦削，而是趋向秀丽丰满，流口不再出现在器身顶端的口沿部，而是演变为长形的管状流，接在器身肩部[1]。中国工匠通过模仿和改造，使之变为极富中国传统韵味的日用器皿。唐代的金银器皿的造型对同时期的陶瓷器皿的器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最早是在河南鞏县窑生产的唐三彩开始模仿金银器类型的器物。作为唐代主流的越窑和刑窑白瓷，以及长沙窑、耀州窑、邛窑等等其他窑场在陶瓷的造型艺术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仿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陶瓷体系。金银器皿对唐代的陶瓷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影响了唐代，并且对以后的五代、北宋的陶瓷发展都有着持续的影响。

2精湛细腻的加工工艺

《唐六典》提到14种金银加工工艺：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和裹金，用现代技术术语表述为：铸造、锤揲、鎏金、掐丝、炸珠、金银珠焊缀、焊接、錾刻、镶嵌、金银错、金银平脱、铆接、切削和抛光，通过对目前已经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进行研究，发现其加工技术极为精细复杂，许多器物的加工往往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其中范铸是金银器加工最早采用的方法之一，它源于青铜铸造工艺，它源于青铜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相对于金银质材料，既费料又费工，很难造出薄胎器物，不能很好发挥金银柔软，延展性好的特点，在锤揲技术广泛应用后，减少采用。但在唐代早期金银器皿多为皇室贵戚所有，对器物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就有不少铸造成型的器物，如金筐宝钿团花金杯，伎乐纹八棱金杯、银石榴罐等，胎体较为厚重[2]。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在金银器工艺中采用锤揲技术，虽然当时这种工艺仍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像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在《唐代金银器》一文中所认为的中国这种工艺是于7世纪从伊朗传入，我国早在汉代就有锤揲技术。河北定县汉中山穆王墓出土的龙形金饰片加工时就已采用这种工艺。到了唐代，受粟特文化的影响，在唐代的金银器中锤揲工艺变得非常普及，除了造型采用锤揲技术，主题纹样也常常是先锤出轮廓，然后进行细部雕刻，形成浮雕式图案。在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银壶(图2)，翼口牛纹六瓣银盘中都有体现。还有錾刻和掐丝焊也是当时较为常见的加工工艺，如西安沙坡出土的海兽纹十四瓣银碗，在碗外錾刻出如意云头莲瓣等。还有何家村出土的掐丝团花金杯，在器体腹部焊接有以金属丝编成的团花四朵，每朵花边缘焊接着小金珠，腹部上下边沿及杯底都焊金丝编成的如意云。加工技艺相当精湛。这种工艺非常成熟，为现代所沿用。

3富丽堂皇的装饰纹样

唐代金银器上的装饰纹样内容广泛，素面者极少。人物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唐代金银器纹饰中最为广泛施用的题材。人物纹，唐代前期有许多直接反应现实生活的人物题材，如伎乐八棱金杯(图3)，狩猎纹高足银杯，鎏金仕女狩猎八瓣银杯等，以狩猎纹和伎乐纹为主他们取材自帝王权贵的生活场景，不少人物还做胡相，到了唐代后期，受日益兴盛的道教文化影响，开始出现一些典出经史的人物故事为主提的纹饰，如画面上为逸者高士吹箫或吹笙的场景，面前的凤鸟振翅而舞；或者是逸士抚琴，旁有仙鹤闻琴鼓翼作舞，其周围各有叠石一座，空间再填以折枝萱草，整个画面犹如一处花木葱郁，叠石清幽的园林。这样的景象，非常符合道家《列仙传》里面的吹笙引凤，吹箫能至凤雀等神仙传说[3]。这些画面，颇为广泛的运用到唐代金银器的装饰上，也体现了传统装饰主题的回归。动物纹，唐代前期以写实的手法用走兽做装饰主题的较常见，如狮、鹿、马、犀牛等，还屡见带有浓郁西方情调的翼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凤凰，孔雀，鸳鸯、鸿雁等中国传统的瑞鸟纹样的地位日渐重要，还有一些带有仙缘灵气或寓意长寿吉祥的瑞兽如龟熊狐虎等也成为装饰主题，龟坚韧长寿，古人认为它能卜知吉凶，捍难避害，在中西亚的装饰中尚未见有龟纹。古人认为梦见熊是生男的预兆，《诗经》中就有“吉梦维和，维熊维罴”。到了晚唐，这类纹饰已变得非常普及。

植物纹，唐代金银器中的植物图案也同样丰富，其中蔓草、牡丹、莲花、宝相花、菊花、葡萄、石榴最为常见，与动物图案一样，包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健康长寿的追求。如牡丹、宝相花象征富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而莲蓬更是有“连生贵子”的寓意，石榴为多子植物，而石榴纹包含有“子孙繁衍”的美好寓意[4]。到了晚期传统的龙凤虎龟纹样和新出现的宝相花、折枝花、缠枝花等纹样巧妙地穿插组合，形成活泼清新，鸟语花香的唐代新风尚。这些精美的纹饰对同期纺织工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珠纹和鱼子纹的出现频率相当高，联珠纹是中亚、西亚的银器中极为常见的纹饰。在唐代金银器上，通常用来间隔图案，有时也会作为造型的因素，如出现在杯的足底和把柄上：而鱼子纹（又叫珍珠地）则不同（图4），它以錾刻的手法做出，一般用作地纹，这种装饰手法后来被宋代磁州窑系借鉴于瓷器装饰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金银器皿无论是造型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且呈现出多种文化共存的特质；从唐代的金银工艺中可以看到受影响中亚、西亚、伊朗等艺术的影响，也可观察到希腊，拜占庭风格的痕迹。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政府宽容的政策和广泛的包容，使人们学习和创作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同时又以极大的自信和独立性进行改造、创新。唐代崭新风格的金银器皿艺术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折射，是积极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体现，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顶峰的杰出代表，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