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范文第1篇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科学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Duhem-Quine’sargumentexposedthedefectslyinginthe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Thebirthof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SSK)isnecessary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Laudan’stheoryadaptsto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buthistheoryisconservative.HetriedtobindSSKbyhisirrationalityassumption,buthewasdefeated.Onthecontrary,SSKshowsagoodfuturelittlebylittle.

KeyWords：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Duhem-Quine’sargument;irrationalityassumption,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

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4]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著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7]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8]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Barnes)和亨瑞(JognHeny)在其合著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Knowledge:Sociological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byC.P.and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参考文献与注释

[1][5][9][10][11][12][13][1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93.193.196.198.200.201.119.198.

［2］威拉德•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C］.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1987.40.19.

[3]DonaldGillies.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M].Oxford:Blackwell,1993.xi.

［4］托马斯•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A].见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6.

［6］DavidBloor.KnowledgeandSocialImagery［M］.UniversityofChicagoPrees,1991.3.7.

［7］［15］［16］［17］［18］［19］［20］DavidBloor,BarryBarnes,JohnHenry:ScientificKnowledge:ASociologicalAnalysis[M].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173.171.171.172.173.178.180.

［8］RobertK.Merton.SocialTheoryandsocialStructure[A].Chicago,1949.231.

［21］DavidBloor.Wettgenstein—ASocialTheoryofKnowledge[M].MacmillanEducationLtd.1979.68-95.

［22］BernardBarber.SocialStudiesofScience[M].TransactionPublishers,1990.16

［23］［24］MartinHeidegger.TheAgeoftheWorldPicture［A］.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andOiherEssays［C］.Harper&RowPublishers,1977.148.148.

［25］［26］［27］E.A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289.304.289.

科学知识范文第3篇

教学目标

认知：

1．懂得科学文化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懂得少年儿童必须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情感：

1．热爱科学。

2．对科学文化知识有浓厚的学习兴趣。

行为：

1．认真学好各门文化课，切实打好知识基础。

2．在学习中发扬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困难。

3．多读课外书，积极参加小制作、小发明等科技活动。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依据课程标准中“热爱科学，勤奋学习”这一教学内容和相关基本要求设置的。在一、二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中已经进行过“好好学习”的教育，在三至五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中已经进行过“勤奋学习”和“热爱科学”的教育，本课所不同的是将“热爱科学”和“勤奋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高度，阐述学生应该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以承担祖国赋予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

对该年级学生进行这一教育很有必要。不可否认，该年级的学生中大多数是能勤奋学习的，但也应该看到，有相当一些学生学习缺乏动力，他们或者只是为分数而学习，或者只是为父母而学习，当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往往打退堂鼓，产生厌学情绪，个别的甚至逃学。我们需要通过教育使学生进一步明确学习的目的性和紧迫性，从而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仅学好各门文化课，而且积极参加科技活动，培养自己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

本课的导入部分是一个“述说”，说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学生一般都听说过这句话，也能大体讲出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教师可以由此自然地引出课文要讲述的主题。

本课课文主要讲两个问题。

1．科学文化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少年儿童必须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教法建议

本课课文主要讲两个问题。

1．科学文化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认识科学文化知识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本课教学的基础。在教学中要多举一些事例，特别是现代的事例，帮助学生加深认识。认识了这个问题，学生就能明白，为什么科技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为什么我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少年儿童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2．少年儿童必须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这个问题是本课教学的重点。教师要按照以上层次，一层一层地组织教学，并通过现实例子着重说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纠正学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

教学设计示例

第四课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

教学目标

认知：

1．懂得科学文化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懂得少年儿童必须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情感：

1．热爱科学。

2．对科学文化知识有浓厚的学习兴趣。

行为：

1．认真学好各门文化课，切实打好知识基础。

2．在学习中发扬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困难。

3．多读课外书，积极参加小制作、小发明等科技活动。

教学过程

一、运用事例，导入新课

1．出示投影（小鸟→飞机→火箭→卫星）（小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人类也向往飞上天，于是从中得到了启示，发明了飞机；后来，人类为了进入宇宙、太空，又研制出了火箭、卫星……）

2．举事例：1990年，长征三号火箭在亚运会召开之前升空，把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使我国人民能清晰地观看到亚运会的比赛。卫星的用处很大，可以用来播放电视节目，预报天气情况，传播电话、信息，还可用于军事侦察等。

3．提问、思考。

这样的发展过程，说明科学知识在起着重要作用。（板书：科学知识）

二、学习课文，明白道理

1．自学课文第二、三小节，四人一组讨论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2．交流并板书。（1．促进生产发展2．改变生活方式）

3．学生结合生活实际，交流“人类离不开科学知识”的事例。

4．小结：我们从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一切事例中，懂得了科学知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板书：推动社会发展）

5．科学知识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当代少年儿童，必须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完整课题，齐读）

三、思考讨论，激发情感

1．出示问题：如何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边学第六、七小节边讨论）

2．齐读最后一小节。交流、板书。（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1．学好各门功课2．多读课外书3．多参加科技活动）

3．观看录像：1997年7月1日，我国“雪龙”号破冰船首航北极，进行科学考察。

4．总结：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已经加入到北极俱乐部里去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且是北半球的重要国家，却刚刚去北极俱乐部争得一席之地。这说明：我国更应尽快发展科学文化；作为21世纪的建设者，更应当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尽快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科学知识范文第4篇

一、强化宣传网络作用，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完善的宣传网络是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传播普及的重要条件。几年来，我们加大了“两室一校”建设力度,共投入近400万元，用于各级人口学校、服务站（室）建设和电教设备、宣传图板的购置。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和服务站(室)进一步提档升级，全市177个村全部配备了电教设备和宣传图板，设立了图书角（镇级图书50种以上，村级30种以上），为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育龄群众提供了温馨、舒适的宣传和服务环境。市、乡、村三级都组建了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宣传服务队，计生宣传员携带各种流动宣传展板、宣传资料和五期教育、优生优育及生殖保健知识录像带，不间断地深入村屯，巡回讲解五期知识、优生优育和生殖保健知识（包括男性保健知识），同时播放录像，开展电化教学。我们加大了男性生殖保健知识的宣传服务力度，逐村举办男性生殖保健知识培训班，在市、乡两级服务站都开通了男性生殖保健服务热线，接待男性患者咨询，深受男性育龄群众的欢迎。对孕产期等特殊人群和居住偏僻的死角死面，计生宣传员还登门入户送知识、送温暖，将各种宣传品送到家、讲到人。为了保证宣传效果，我们在各村培训了一批村级计生宣传员，大的村有8到10名,小的村也有5、6名。这些村级宣传员深入到田间地头，组织育龄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知识学习，宣传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知识，成为一支活跃在乡村的、永远不走的宣传队伍。现在，全市已经形成了市、乡、村三级全方位计生知识宣传网络，构筑了立体式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二、强化宣传阵地作用，开展面对面教育，提高宣传教育质量和水平

我们充分发挥人口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强化面对面教育，在集中教育过程中，联系不同阶段的活动内容，按人群类别，分类施教，同时注意宣传教育内容的连续性。如对婚前期的待婚青年，进行青春期保健、如何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家庭等专题教育，鼓励待婚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对新婚期、孕产期的夫妇，进行保健知识、三优知识和“生男生女都一样”专题教育，鼓励他们树立正确的婚育观，自觉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对避孕节育期的夫妇，全面开展了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教育，鼓励他们做计划生育的主人，勤劳致富奔小康；对退出育龄期的夫妇，开展了生殖保健教育，鼓励他们关心支持计划生育，破除旧的婚育习俗，树立“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观念。宣传范围也由育龄期的妇女扩展到退出育龄期的妇女，由女性扩展到男性。在集中教育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六个结合",增强了针对性，提高了教育效果。一是把集中讲课与电化教学相结合，穿插播放五期知识、生殖保健知识（男性生殖保健知识）录像带，增加了群众的学习兴趣。二是把集中讲课与“三查一治”服务相结合，在每次进村妇检之前，利用人口学校先集中讲课，然后再进行查病、治病服务。在服务中，根据每个妇女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各种避孕节育方法和各类妇女常见病，提高了群众对“知情选择”的了解和自我保健意识。三是把讲解计生政策和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等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与传授生产、生活科技知识相结合，不仅让群众了解人口国情，掌握计划生育知识，还向群众宣传新的生育文化、生活方式和发家致富的实用技术，满足了群众求知、求富、求美、求乐、求健康的愿望。每年“科普之冬”期间，我们都与农技、畜牧等涉农部门密切配合，组成联合宣讲组，深入乡镇、村屯开展科技培训，农民非常欢迎。四是把集中讲课与座谈、讨论、提问解疑相结合，采取边讲课、边讨论、边提问、边咨询的方法，活跃了学习气氛，加深了群众对各类计划生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群众反映：“这样讲，我们能听得懂，记得牢”。五是把集中讲课与图书阅览相结合。我们充分发挥人口学校图书角的作用，在集中讲课时，组织群众阅读图书，还建立了图书借阅制度，提高了各类图书的利用率。六是把集中讲课与发放宣传品、开展知识问答相结合。我们将计划生育各类知识宣传单、宣传册装进精心制作的宣传袋，发给群众，并在人口学校进行集中辅导讲解，开展知识问答，增强了学习效果，提高了群众的接受率。去年以来，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共办班1044期，参学者达44892人次。其中男性保健培训班285期,培训男性育龄群众12000多人次。在前两年已下发4万个计划生育宣传袋的基础上，我们又设计制作了2万个精美别致的宣传袋发给了已婚育龄家庭；购置、印发了10万份计生条例、《决定》、生殖保健系列丛书、男性生殖保健等各类计生宣传册、宣传单，使每个育龄家庭都有5种以上宣传品，育龄群众受教育面达到95%以上。育龄群众在宣传与服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掌握了生殖保健知识，提高了自我保健的能力。

三、强化宣传窗口作用，搞好宣传环境建设，营造浓厚的宣传环境氛围

在充分发挥宣传网络和阵地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在宣传窗口上做文章，进一步强化了宣传环境建设。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重新制作了1300块内容新、品位高的铝合金框宣传图板，供育龄群众学习时观看。在县城＊＊镇内原有3块永久性大型计生宣传板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两块固定计生宣传板；市内长征路两侧、各乡镇主要街道和30个典型村新上了400块宣传灯箱和标语牌，悬挂过街横幅76条；全市新建计生宣传橱窗和宣传栏38个，开展了“计生宣传一条街”活动，设置了国策宣传墙，书写规范、美观、内容新颖的宣传标语500多处，营造了良好的宣传环境氛围。现在，市、乡、村每个角落都呈现出浓厚的计生宣传气氛，给人以计划生育科学知识扑面来的感觉，广大群众可以在劳动之余随时学到计划生育科学知识。通过强化宣传窗口作用，既达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又为市、乡、村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国策风景线”。

四、强化宣传媒介作用，多种形式并进，增强入脑入心

在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宣传，既避免了死板说教，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达到了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目的。一是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我们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在广播电台每周一、三、五播出十分钟计生专题知识讲座，在电视台每月播出两期生殖保健知识专题，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二是利用农民科技节、“三下乡”、农贸大集和《决定》宣传周、“五·二九”纪念日等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宣传和咨询服务活动，大造了社会舆论。三是借助“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开展联欢活动之机，举办计生知识问答、有奖竞赛等活动，融宣传于游艺活动之中。四是利用秧歌队开展宣传。各乡镇组织秧歌队表演时，我们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写在灯箱和灯笼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五是举办了以“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争做少生快富文明家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我们从中选拔了9名选手到各乡镇和村屯演讲，用群众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现身说法，增强了宣传教育说服力。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将计划生育科学知识普及到了千家万户，滋润进人们的心田。

强化四个作用，使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得到了深入传播，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明显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促进”。

一是促进了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通过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风尚已悄然走进千家万户，婚事新办、树立婚嫁新观念、男到女家落户等典型事例层出不穷。＊＊镇西河村的王亮夫妇结婚时，一不买家电首饰，二不置办酒席，用省下的钱建了一栋640平方米的大棚，发展蔬菜生产。用他的话说是“先发展生产，后改善生活”。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村民的好评，不少青年争相效仿，先立业后成家。＊＊镇东河村女青年＊＊结婚时，娘家没有陪送财礼，而是陪送了30只羊，让小俩口发展养殖事业，在全村引起了轰动，一时间“赶着羊群出嫁的姑娘”被人们传为佳话。现在，小俩口的羊群已经发展到60多只，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据统计，全市有2400对青年主动推迟婚期，有488个男青年到女家落户，有12000对一孩夫妇自愿放弃二胎指标，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有5014对已领取二孩生育证的夫妇主动退回了生育证。

二是促进了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前由于群众封建意识浓厚，自我保健意识差，技术服务人员定期妇检召集人员比较难，有的群众连技术人员上门服务都不愿参加。加强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宣传后，育龄群众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听到通知马上就到,连退出育龄期的老年妇女也主动去查病治病。＊＊镇礼义村一位72岁的老年妇女去年四季度妇检时主动找到技术服务人员要求查病，并积极配合，很快治愈了老年性阴道炎。目前，全市共为36066名已婚育龄妇女建立了生殖保健档案,并开展了查病治病服务,查出患有各类妇科疾病29050人,现已治愈18320人，治愈率达70.16%。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促进了我市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年，我市计划生育宣传环境建设经验被拍成专题片在全省推广；＊＊年，我市荣获全省计生“两普教育十佳市”称号；＊＊年，省委宣传部和省计生委在我市召开现场会，推广了我市计生宣传工作经验。现在,我市已连续＊＊年保持了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市)荣誉称号,在＊＊地区率先实行了“取消一孩生育证”点工作，率先在全省转入计划生育基本生殖保健阶段。

科学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素质；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行为

一、问题提出

科学素质是现代公民必备的一种基本素质，是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各种层面对科学的认识组成。在本项研究中，科学素质是在生理素质基础上，在科学环境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下，通过个体主动认识和实践，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个体的学习、科研和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的综合表现，主要包括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行为和科学知识几个方面。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很强调科学素质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培养人的科学素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中国科协借鉴国际通用的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从1992年开始，先后五次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进行调查，尽管公众的科学素质在逐步增长，但是发展不平衡，且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公民的科学素质整体水平不高。当前，有研究者对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质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师生科学素质水平不容乐观。

全面的素质教育首先要求教师具有全面的素质。素质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师的全面素质转化为学生的全面素质的过程，教师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科学素质。加强和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质非常重要，是提高我国公众科学素质、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前提。人力资源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战略地位，提高西部公民的科学素质是开发人力资源的前提。因此，提高西部师生科学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要培养和提高西部师生的科学素质，首先要对西部师生的科学素质现状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弥补了以往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从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知识和科学行为四个方面对西部六个省市不同阶段的教师和学生群体进行分析和比较，以全面了解西部师生的科学素质现状，从而有效提高师生的科学素质。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西南地区六个省市(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西藏)抽取学生和教师共计2440名进行调查，具体抽样情况见表1。

2．研究工具

本项研究的数据均源于西南地区“公民人文素质”数据库。采用项目组编制的(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问卷)，该问卷共有六个一级维度：道德素质、法律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审美素质、环保素质，每个一级维度下面又有三个二级维度，即意识、知识、行为。题目共分为两类：一类是正误题，对每一个选项，答对得1分，答错得－1分，不答得0分；另一类是趋势题，对于每一个选项，选择记1分，不选记0分。每份问卷都统一编号，然后按照统一标准对资料进行审核、编码并输入计算机，结果用SPSS11．0进行统计。

三、结果与分析

1．不同阶段学生科学素质的发展

图1和图2显示，在科学精神上，所有学生选择欣赏、追求、捍卫科学真理这三项的比例都比较高，中学生分别为76．．0％、59．0％和42．0％，大学生分别为78．096、46．0％和38．0％，研究生分别为79．0％、58．0％和43．0％；而选择兴趣不大、反感和不清楚三项的比例都比较低，中学生分别为12．0％、5．0％和5．0％，大学生分别为18．0％、2．0％和5．0％，研究生分别为15．0％、4．0％和5．0％。在科学行为上，选择善于发现问题的比例最高，大学生为64．0％，要高于研究生(56．0％)和中学生(59．0％)，在善于发现问题原因、提出问题解决办法和解决问题上，大学生分别为40．0％、40．00,6和32．0％，而中学生分别为46．0％、41．0％和39．0％，研究生分别为44．0％、43．096和34．0％，三者选择很少遇到问题的比例相对较低，均不高于25．0％，中学生最低，为16．0％。

对不同阶段学生科学素质的各个部分进行比较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2。大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显著高于中学生和研究生(P<0．05)，科学意识随着学历的增高而逐渐增强，不同阶段学生差异不显著。在科学精神上，在对科学缺乏认识一项上，研究生显著低于中学生和大学生(PC0．05)。在追求科学真理上，研究生显著高于大学生(PC0．01)；大学生更倾向于对科学的兴趣不大和有机会才会学习科学知识，且均与中学生差异极显著(PC0．01)。在有机会学习上，大学生与研究生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C0．01)；中学生更倾向于反感科学和追求真理，且与大学生差异显著(P<0．01)。在科学行为上，大学生更善于发现问题，且与研究生差异显著(P<0．05)；中学生更善于解决问题，且与大学生差异显著(PC0．05)；大学生和研究生很少遇到问题，显著低于中学生(P<0．05)。

2．不同层次教师科学素质的发展

图3和图4表明，在科学精神的各项上，幼儿教师选择欣赏真理、有机会才学和捍卫真理的比例较高，依次为77．096、70．0％和53．0％，中小学和高校教师选择欣赏、追求真理和有机会才学的比例较高，小学教师依次为68．0％、48．0％和43．0％，中学教师依次为了3．0％、50．0％和44．0％，高校教师依次为75．0％、55．0％和38．0％；而选择反感科学和对科学不清楚的教师的比例最低，幼儿教师分别为2．0％和4．0％，小学教师分别为6．0％和4．0％，中学教师依次为3．0％和6．0％，高校教师依次为3．0％和5．0％。

在科学行为上，所有教师选择很少遇到问题的比例都低于其他几个项目，均低于30．0％，且在科学行为的不同方面表现出差异性，幼儿教师选择善于发现问题(54．0％)和问题原因(55．0％)的比例较高，中小学教师选择善于解决问题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9．9％和52．0％，高校教师选择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的比例较高，依次为55．0％和49．0％。

对于从事不同教学阶段的教师进行科学素质各个方面的比较和差异的检验，结果见表3。幼儿园教师的科学意识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P<0．001)，幼儿教师和高校教师的科学知识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P<0．001)o在科学精神上，幼儿教师在追求科学真理上低于中小学和高校教师，而在有机会才学习上要高于后三者，在缺乏认识上低于中小学教师，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小学教师更倾向于反感科学，且与中学和高校教师差异显著(P3．教师与学生科学素质的比较

对教师和学生科学素质四个方面的各个项目进行比较和差异的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在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上，教师的平均分低于学生的平均分，且在科学知识上，二者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学生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显著高于教师。

在科学精神的各个项目上，教师和学生选择最多的三项是欣赏、追求和捍卫科学真理，选择反感科学和不清楚的最少。通过差异的检验可以看出，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欣赏、追求、捍卫科学真理，且在欣赏科学真理上与教师差异极显著(P<0．001)，教师更倾向于选择对科学兴趣不大、反感科学、对科学缺乏认识、有机会才学等，且在缺乏对科学的学习和认识方面与学生有显著的差异(P<0．05)。

在科学行为的各个项目上，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选择很少遇到问题的要低于其他三项。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善于发现问题和问题的原因，且与教师差异极显著(P<0．01)，而在提出解决问题办法和善于解决问题上，教师显著高于学生，且在善于解决问题上，二者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这表明，学生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要高于教师，除了解决问题方面教师强于学生外，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其他积极方面学生要强于教师。

4．教师和学生科学精神与科学行为各项之间的相关性

对师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各项成绩求相关，结果见表5。欣赏科学真理的精神与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提出解决问题办法间有极显著的正相关(P<0．001)，追求科学真理与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间有显著的正相关(P<0．05)，捍卫科学真理与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间有极显著的正相关(P<0．001)，这三项均与很少遇到问题有极显著的负相关(P<0．001)。兴趣不大、反感科学、有机会才会学习、对科学缺乏认识和学习与很少遇到问题间有显著的正相关(P<0．05)，而与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P<0．05)。

四、讨论与对策

1．讨论

(1)师生科学素质发展的不均衡性。调查结果表明，不同教师和学生科学素质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其发展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均衡性。相比较之下，中学生反感科学的较多，但是善于思

从事不同教学阶段教师的科学素质整体水平比较高，但是也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幼儿教师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要高于中小学教师，欣赏和捍卫真理的精神高于其他三类教师，但是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要低于他们，诸如反感科学、对科学缺乏认识等消极方面要低于其他三类教师，更多的幼儿教师有机会才会学习科学知识，幼儿教师更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小学教师的科学精神相对较低，更多地反感科学，对科学缺乏认识和兴趣，他们不善于发现问题。中学教师的科学精神和兴趣要高于小学教师，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高校教师的科学意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兴趣要高于中小学教师，更善于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低于中小学教师。

这可能主要与当前中小学的新课程改革有关。新课程改革提倡创新、实践和人文。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中小学教师要高于高校和幼儿教师，中学生要高于大学生和研究生。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误区，弱化了科学的教育，使得中小学教师的科学意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兴趣都低于高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中学生低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现在的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往往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只学习科学知识就不能实现创新教育的目的。创新是在遵循一定的规范的基础之上表现出来的新异性，是以一定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科学不仅使学生的思维更健康，而且使他们更富于理性。科学的教学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使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善于发现和认识有意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事物、新方法，掌握其中蕴含的基本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创新。因此，要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就要加强科学意识的培养，提高大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的科学兴趣和对科学的认识，丰富他们的科学知识。

(2)师生科学素质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他们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水平较高，拥有健康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科学行为，善于发现问题，反感科学的比例最低。但是在科学素质的多数项目上，教师低于学生。

这种差异性主要是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对现实和理想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面对着升学、就业等压力，需要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自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科学意识比较强，了解和接触的科学知识也比较多，善于发现问题，并具有健康积极的科学精神。而教师是传授知识的主体，科学素质教育是其工作的内容。在日常的工作和教学过程中，其教学技能和阅历不断地提高，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高于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但是对科学知识的记忆却不够。教师更具有现实性。与学生相比，他们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较低，更倾向于对科学反感、兴趣不大，有机会的时候才会学习。因此，学校和社会要通过各种途径对教师的好奇心、想象力、探究精神加以鼓励和支持，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主动性，把对科学的学习和教学转变为一种爱好，提高其欣赏、追求真理和学习科学的精神，进而提高师生整体的科学素质。

(3)师生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一致性。教师与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各项的相关表明，具有欣赏、追求、捍卫科学真理的教师和学生经常遇到问题，且善于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有良好的科学行为习惯。而对科学兴趣不大甚至反感的、对科学缺乏学习和认识的教师和学生则很少遇到问题，不善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缺乏良好的科学行为。

这表明，科学精神与科学行为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积极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科学行为习惯，反之，良好的科学行为有助于形成健康的科学精神。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彼此协同发展。要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质，首先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相互促进的作用，使他们和谐发展。

2．对策

(1)拓宽科学素质教育领域，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调查结果表明，师生的科学素质整体比较高，但是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人对科学缺乏兴趣，有机会才会学习和宜传。科学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应该拓宽科学素质教育领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整个社会应积极行动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立体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渗透科学的思想和理念，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探索性的材料，激发学生的探究精神，还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活动来影响、教育学生，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动手动脑能力，激发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创新精神。另外，科学环境具有潜在性、非预期性的特点，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学校要营造良好的校园科学、文化环境，建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培养学生刻苦钻研、求真务实的精神。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教育部门和社会要为学校创造必要的条件，形成对科学素质教育有利的舆论导向，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广播、电视、报刊多开设科学文化专栏，充分利用网络、电影、图书等，把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作为科学教育基地。

(2)加强教师的培训和学习，提高教师的科学素质。教师在科学素质的多数项目上低于学生这一调查结果不容乐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获取、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要实现教育目的，要求学生具备的素质必须要先在教师的身上体现出来。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才能为学生树立榜样。科学素质教育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要有健康的心理状态、科学精神、全球观念和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社会道德感、献身教育的人生价值观。

学习是教师必备的素质之一。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一门学科，跟踪一门学科的发展，能够为独立思考提供基础，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学习的精神传递给学生，虚心地接纳别人的特别是自己学生的知识”。教师首先要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地更新思想和知识，拓宽知识领域，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其次，还要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学习，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和手段，以利于培养自身和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另外，学校和社会还要创造各种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促进教师的发展和提高。只有不断地加强教师的学习和培训，才能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进而促进学生科学素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