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质量范文第1篇

一、引言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问题在于：上述法律法规中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从事后披露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因而，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更多地将侧重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即：执行与违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对比问题。

三、红光实业：案例介绍

1.“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

红光实业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97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600083.其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该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

经成都市体改委（1992162号文批准，1993年5月，由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联合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红光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9]019号文），技术中心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经贸技（1995）374号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府函[1995]517号文）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246号文和[1997]247号文批准，红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0.43%，实际筹得4.1亿元资金。

2.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

会计信息质量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质量

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是委托制，而委托制的深层问题之一就是产权问题，因为委托关系涉及的就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产权理论是研究公司治理和委托制的基础。

作为签约人的企业参与者，必须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明确的产权（即财产所有权），没有产权的人是无权签约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个人对财产（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是由不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所有权显然不同于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严格地说，财产所有权有别于企业所有权。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公司治理结构分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所谓外部公司治理结构或称外部监控机制，是通过竞争的外部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兼并市场（接管市场）和管理体制对企业管理行为实施约束的控制制度。所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或称内部监控机制，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等组成的用来约束和管理经营者行为的控制制度。

一、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的关系

（一）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公司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大致出于以下几个目的：为了上市或增发自己的股票，从而募集大量资金；向股票市场传递信息，以提高公司股票的价格，增加公司的价值；为了偷税漏税，我国现行的税收法规和相应的条例政策还存在一些漏洞，而且监管不力，惩罚不严，使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提供虚假的纳税申报，隐瞒其收入和利润，提供虚假信息。

2.客观原因。（1）经济的发展、三大产业比重的变化、银行利率的升降、通货膨胀等给人们带来收入的同时也会使一些人失业，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就使得公司越来越注重会计信息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求得更好的发展。（2）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业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各个公司都在积极地采取行动走在该行业的前头，使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3）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制还不是很健全，很多制度还存在着漏洞，这给会计信息的造假者提供了良机。

（二）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环境保护。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协调好公司与所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不仅仅通过披露的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完善的激励机制会使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以作出科学的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公司治理的前提。会计作为当今公司治理结构的语言，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果，其基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行为的有效性。

1.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采用召开定期董事会方式，要求经理层对公司的主要信息向董事会披露，也可以采用召开临时董事会方式就公司面临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进行决策；董事会成员还可以深入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通过实地走访，获取公司经营的第一手信息等均是为了使董事会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公司有义务向股东提供真实、详细的会计信息，如果因提供了过期或虚假的信息导致股东作出错误的决策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股东有权追究责任。同时由于董事会掌握着经理层的任免权、报酬决定权，在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过程中，经理层倾向于主动、全面、真实地向董事会报告经营期的各项会计信息及相关信息。董事会还通过一系列程序监督经理层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如董事会成员可以咨询有关外部独立专家（有关费用由公司承担），获得公司所处行业的共同性信息，依此来判断经理层披露信息的可信度；董事会成员也可以深入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通过实地走访，与公司员工进行广泛的非正式沟通，获取公司经营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与经理层所报告的信息进行对比，从而对经理层的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合理的评价等，这样就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程度。同样，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的行为，检查提交给股东大会的资料，从而减少会计差错和舞弊行为。

2.外部治理机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除了依赖于内部治理的完善，还依赖一系列外部治理机制的建设，内外结合才可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为此，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是相机治理和接管收购的有机结合。所谓相机治理主要是通过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控制权掌握在谁手中依靠对某一随机变量的可确信的认识；而接管收购则意味着第三方获得企业的控制权，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彻底打破。通常一个完整的相机治理的程序包括三个要素：相机治理的主体、信号以及相机治理程序。

二、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我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1.股权结构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占绝大多数，政府作为国家股的股东，它所追求的是企业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不是企业利益最大化。虽然国有企业也吸收了不少非国有企业的股东，但由于这些非国有企业的股东所占股份少，他们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样就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

2.资本结构问题。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金筹资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我国的银行不能够上市对股票进行买卖，而企业通过融资向银行贷款增加资本对企业实施经营权取得利润这种矛盾就使得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企业的发展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经营者的必然选择。

3.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1）股东大会存在的问题。我国大多数国有公司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股东大会流于形式。一般各公司的章程都明确规定股东大会一年一次，遇重大问题必须临时召开。但在实际运作中，股东大会的参与者多是国有股及法人股的代表，个人股参与者极少。许多公司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上对持股数量作出限定，少则几千股，多则几万股甚至几十万股，这样大量持有流通股的小股东就无权参与股东大会直接行使自己的控制权。股东大会不行使权力。（2）董事会存在的问题。在我国公司的董事会中存在着一股独大现象，董事会表决流于形式。一是股权代表多是国有股及法人股代表，很少有小股东代表。二是董事会的内外部董事构成比例不合理，多为内部董事构成，即使少数公司聘用外部董事，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比例较低，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作为公司发起人的政府主管部门，借助在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往往把公司的董事会作为安排干部的场所。这些人员中大多数都不是内行的专家，他们很难担当起公司决策和管理的重任。（3）监事会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的公司中大多由政府机构指派，有的为董事会任命，只有少数才由股东大会选出，这样监事会存在监事身份不合理的现象，出任监事的大多数是公司内部职员，由于他们在行政关系上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下属人员，不可能履行监事应承担的职责；监事专业不对路，素质偏低。监事会成员中多数为政工干部，法律、财务、工程等方面的人才较少，这极大地阻碍了监事职权的行使，导致监事会的工作条件缺乏，监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当然职权行使较少；监事会的监督意见不被重视。有的公司董事会、经理班子对监事会提的意见不是回避就是拖延，监事会形同虚设。

4.外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1）国外公司一般以经理人员较高的薪水和股票期权等来激励经理人员努力工作。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是由各级政府任命的，比照公务员管理办法进行管理，除少部分试点企业实行了经营者报酬和业绩挂钩外，大部分经营者的报酬还是由政府决定的，没有充分考虑经营者个人利益。经营者报酬偏低、形式单一，这样势必影响经营者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的发挥。造成了经理人对决策不负责任的态度，会对外报出虚假的会计信息。出现短期行为的可能性增大，不利于长期的激励。（2）会计人员素质问题。所有的会计信息都是经由会计人员流向社会的，会计主体——人的综合素质，是会计行为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因，因此，会计人员的知识素质、道德素质差异直接导致会计行为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制度的转轨，会计人员的适应能力不强，传统观念尚未彻底消除，整体素质不高，这些都对会计信息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3）中介机构原因。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履行监督职能的社会中介机构，但会计信息造假行为依然存在，究其原因：经济利益驱动，为了招揽顾客，不得不答应其不正当要求，出具不实财务报告；内部规定和外部监督机制比较薄弱，不能保证职业行为准则有效实施。

（二）改革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1.股权结构的合理化。面对“一股独大”问题，将现行的国家所有政府分级监管的国有资产进行分解。根据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来确定国有资产的归属问题。设立若干个与行政职能完全分开，专门从事国有资产委托和经营的常设机构，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从而，在不改变国有性质的前提下，形成彼此平等、相互独立、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成百上千个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持股。

2.完善董事会制度，有效预防会计信息失真。各公司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定期召开股东大会，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审议各类报告和任免董事、监事。同时，股东大会还应该注意保障小股东的权益。对于股东大会的最低出席股份数，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或取消，提高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与监督的机会。同时，应根据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选聘素质较好的人员担任董事。

3.加强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力求从根源上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

题。要加强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关键要提高其权威性，保证其独立性。这就要求监事会的职责权限要明确，议事程序要规范，避免使监事会流于形式。为了使监事会有效行使监督权，首先，要求监事会成员中必须有精通公司业务、财务、法律等的人员，同时，要赋予监事会事先的监察权和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其次，控制监事会成员中内部成员的数量，应以外部监事为主，同时，要求监事会成员的任免、收入、福利以及执行监督的费用应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再次，要保证监事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和列席董事会会议的权利，这种补充召集权，可使监事会在发现重大问题时，通过股东大会表决来及时防范和制止，从而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使得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不再形同虚设，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4.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构造，从员工自身出发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控制权和报酬是企业家两大激励因素。企业控制权回报可以满足企业家自我实现、权力需要、尊重需要等。报酬可以满足企业家物质需求、劳动认可和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因此，将经营者报酬与公司业绩相挂钩能对其产生有效激励作用，具体的做法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年薪制一般将董事和主要经理人员的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和风险收入两部分。

5.建立完善的外部监控机制，为会计信息的提高创造好的外部环境。外部监控主要体现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首先，完善证券市场，通过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使公司的经营者感到压力。进而使接管成为防止经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的最有效的外部监控机制。其次，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才市场，有效地制约经营者。应当尽早建立完善的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在专业经理人才市场内设立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职业经理人员，对专业经理人员实行会员制。

6.加大处罚力度，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凡是由企业经营者个人行为因素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应由企业经营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了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外，还应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民事赔偿。民事赔偿的主体应是会计信息失真的责任者即企业经营者，而不是企业法人实体，更不是会计行为主体。民事赔偿制度可以增加企业巨额潜在的诉讼风险，使得会计造假成本升高，从而遏制经营者造假，这样从源头出发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7.加强会计队伍建设，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素质。首先，提高职业道德水平。会计人员应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在履行职责中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不论遇到何种情况，不丧失原则，不谋私利。其次，提高专业知识和技术素质。会计人员应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并熟悉会计处理程序，精通会计法规、会计制度，能及时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有用的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刘立翠.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J].北方经贸，2001，（11）.

［2］王丽秀.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3，（10）.

［3］刘国立.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2）.

［4］夏德仁,李念斋.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29-31.

［5］AnneBruce.HowtoMotivateEveryEmployee[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会计信息质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制度安排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红光公司

一、引言

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问题在于:上述法律法规中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从事后披露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因而，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更多地将侧重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即:执行与违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对比问题。

三、红光实业：案例介绍

1．“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

红光实业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97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600083。其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该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

经成都市体改委(1992162号文批准，1993年5月，由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联合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红光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9]019号文)，技术中心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经贸技(1995)374号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府函[1995]517号文)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246号文和[1997]

247号文批准，红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0?43%，实际筹得4?1亿元资金。

2．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与渠道中，“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是主要部分。此外，相关渠道(从当时来看，主要是证券类报纸和电视、广播评论)的介绍与评论，也构成信息来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等，主要取决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经相关中介机构认定的财务资料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也构成了“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主体。因此，下面对相关信息披露的介绍，主要基于红光实业上市前所公开披露的这两份文件。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1996年1995年1994年

主营业务收入42,49295,67683,771

利润总额6,33111,6859,042

净利润5,4287,860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起诉讼都被以“起诉人的损失与被起诉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起诉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骇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3．中介机构

目前，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必须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主要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师。其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拟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进行价值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上市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券商将负责上市申请的全过程，包括上市前的辅导、上市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最后上市发行；律师主要负责对相关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事后经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资料看，红光实业上市过程支付的各项费用为14%万元，其中，支付给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山万元、中兴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后者为红光公司的财务顾问)100万元、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10万元、蜀都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23万元、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扔万元。中国证监会事后的处罚包括:没收上述中介机构在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的全部收入；对中兴信托罚款200万(为业务收入的25%)、中兴企业托管50万(业务收入的50%)、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蜀都会计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人的200%)、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国方律师事务所60(业务收入的200%)；吊销中兴信托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许可，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此外，所有直接参与红光实业上市的各经办人员都被吊销相应的资格，禁入证券市场。

会计信息质量范文第4篇

一、引言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问题在于：上述法律法规中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从事后披露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因而，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更多地将侧重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即：执行与违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对比问题。

三、红光实业：案例介绍

1.“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

红光实业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97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600083.其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该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

经成都市体改委（1992162号文批准，1993年5月，由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联合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红光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9]019号文），技术中心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经贸技（1995）374号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府函[1995]517号文）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246号文和[1997]247号文批准，红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0.43%，实际筹得4.1亿元资金。

2.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与渠道中，“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是主要部分。此外，相关渠道（从当时来看，主要是证券类报纸和电视、广播评论）的介绍与评论，也构成信息来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等，主要取决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经相关中介机构认定的财务资料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也构成了“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主体。因此，下面对相关信息披露的介绍，主要基于红光实业上市前所公开披露的这两份文件。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1996年1995年1994年主营业务收入42，49295，67683，771利润总额6，33111，6859，042净利润5，4287，860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起诉讼都被以“起诉人的损失与被起诉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起诉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骇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3.中介机构

目前，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必须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主要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师。其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拟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进行价值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上市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券商将负责上市申请的全过程，包括上市前的辅导、上市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最后上市发行；律师主要负责对相关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事后经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资料看，红光实业上市过程支付的各项费用为14%万元，其中，支付给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山万元、中兴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后者为红光公司的财务顾问）100万元、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10万元、蜀都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23万元、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扔万元。中国证监会事后的处罚包括：没收上述中介机构在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的全部收入；对中兴信托罚款200万（为业务收入的25%）、中兴企业托管50万（业务收入的50%）、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蜀都会计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人的200%）、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国方律师事务所60（业务收入的200%）；吊销中兴信托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许可，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此外，所有直接参与红光实业上市的各经办人员都被吊销相应的资格，禁入证券市场。

上述处罚是中国证监会自19光年开始对石油大明（0406）缩股事件查处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中，取消中兴信托的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及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两个机构高利润的证券中介业务资格。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就此退出了上市公司发行与年度审计市场。而在此之前，对会计师事务所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涉及琼民源事件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暂停证券业务6个月可以说，在红光事件处理之前，中介机构对协助或认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各种虚假信息的行为，风险意识薄弱。

进言之，即便中介机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由于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198年之前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以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信息质量风险感受最为直接的中介机构——为例，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7]，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Defond、Wong、Li还验证，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审计质量不断提高，一些执业标准较严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其市场份额下降，而执业标准相对较宽松的小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上升，这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目前我国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的冒险意识。在美国，巨额潜在诉讼风险，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稳健的假设已得到验证。巨额赔偿责任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签发虚假会计信息的门槛要求。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末建立这种法律制度，红光事件之后，上海、成都两地的股民曾向当地法院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和中介机构，要求赔偿损失，但被法院拒绝受理，这实际上保护了中介机构的造假收益。

4.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事故的处理。

中国证监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它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而上市前的虚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当然是其自身工作的失误乳就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会计信息上市。

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1999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证监[1997]13号）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0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

1997年6月上市的红光实业，就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

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国际资本市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其中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已有251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9%；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7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7%.

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比如，在红光实业事件中被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包括红光实业在内的所有公司上市，都经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查），那么，它完全可以不关注会计信息是否造假，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需要。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表明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Aharony、林舒和魏明海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上市前的过度包装，影响到上市后的效益。

五、讨论与结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诱导个体的行为。当某个个体的行为不符合现有制度的规范时，法律应当能提供足够有效的强制力，如通过惩罚使得个体行为不经济。在我国，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是现行制度的规范性要求。这一要求通过《公司法》、《会计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指南、财政部的各项会计准则与制度等加以体现。但相应的制度执行、监管与惩罚力度却不明确，惩罚对象也不具体。往往出现受益者、授意者不受罚，执行人员却“代人受过”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期望上市公司全面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真实且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不现实的。

1999年底颁布、2000年7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次修订），将会计信息的责任主体界定为企业管理当局，这对改进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下，企业管理当局、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大，但政府部门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责任主体不明现象，仍然存在。

会计信息质量范文第5篇

一、在维护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落实会计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赋予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这在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早已有所明确。由于企业负责人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企业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会计管理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负责人理所当然要对本企业的会计工作行使管理职权，并承担主要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有不少企业，在会计工作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出现了假帐真算、真帐假算、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等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由企业负责人的授意，指使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所为。但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问题是与法律体系不完善、会计责任主体不明确、约束机制不健全、处罚力度不强有很大关系。新的《会计法》在这方面作了重大修改。明确单位负责人要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成为本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有些单位负责人对此还缺乏思想准备，认为自己不从事具体会计工作，怎么要我负责。其实这样规定，完全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国家法律既赋予单位负责人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当然也要承担与其行使的权利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关键是必须加强对单位负责人的宣传教育，促使他们认真学习贯彻《会计法》，确保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凡是出现弄虚作假等违法会计行为，首先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随着新《会计法》的贯彻实施，会计责任的落实，只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就能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在会计人员委派制试点过程中，有的企业认为，实行会计委派制后，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由委派的会计人员负责。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会计委派制目前尚在试点阶段，即使试行会计委派制的企业，仍然要行使经营管理自主权，委派的会计人员仍然是在企业负责人领导下进行工作，对于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法律责任仍应由单位负责人承担。于此，认真贯彻《会计法》，落实会计责任，无疑应当放在首要位置。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发挥制衡作用。修订后的《会计法》在“会计监督”一章中，确立了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社会会计监督和政府有关部门监督的会计监督体系。去年3月15日国务院以第283号令了《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这是健全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的又一重大举措。《条例》规定：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笔者认为，为了强化监事会监督功能，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健全监控体系，对那些大中型企业不妨由监事会委派财务总监，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其经营管理行为进行过程监督，定期向监事会报告。但监事会委派的财务总监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这与西方国家的财务总监作为是财会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性质是不同的。此外，我国自建国以来，已建立了总会计师制度，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这次修订的《会计法》中又对设置总会计师的范围作了新的规定：“国有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的任职资格、任免程序、职责权限由国务院规定。”过去在作为与《会计法》配套的法规《总会计师条例》中原已对总会计师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总会计师是单位领导成员，协助单位负责人工作，直接对单位负责人负责。总会计师作为单位财务会计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和经济核算，参与本单位的重大经营决策活动，是单位负责人的参谋和助手。所以已设置了总会计师的单位，就没有必要设置与总会计师职责重叠的财务总监。只有把财务总监的职责同总会计师的职责区别开来，并且明确由监事会委派，作为监事会成员，负责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其经营管理行为实行事中控制，进行过程监督，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包括不参与联签），就能对企业负责人行使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起到制衡作用，有力地防止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这样也有利于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及时制止会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现实情况来看，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乃是当务之急。它与经营机制是相辅相成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两个“车轮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