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诉讼法范文第1篇

一、 宪法法院的地位及其任务

现代国家宪法监督制度共有三类， 即：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监督制，司法机关监督制和特设机关监督制。其中特设机关监督制是指有特设机关根据特定程序审查，法规及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并有权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及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等监督制度。这类制度主要实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并以德国为杰出代表。德国的宪法法院与立法，行政，联邦总统，参议院 并列，以防权力功能的失调 。因它是在行使宪法司法之中来推动法律进步的，所以宪法法院不仅是最高一级法院，而且是其它法院所难以代替的.它是按宪法的原则对国家权利进行国家法治式的控制，以保护宪法并使宪法适合新的现实。这种地位并不是其它的机构人员枵腹从公，以增加其机构的功能所能代替的。德国宪法法院应在国家的宪法机构中行使其终审判决权，同时也应涉及国家的领导及国家意志形成的领域。因为后者也是宪法规范的范围。它的主要功能应体现在保护宪法上。保护宪法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 保护宪法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

这是由于国家相对于公民的地位的绝对优势，因而法制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符合宪法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力的侵犯。宪法法院通过审查具体的法律的宪法性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方面 保护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

这种保护往往是指对国家宪法机构之间宪法性争端的解决。具体地说，在国家层面上，有德国议会与联邦政府在权利与义务交叉时的争端，联邦政府与州之间关系的争端以及法规与规章司法复审。宪法法院与行政法院的管辖是有区别的，行政法院是除宪法性争议之外所有涉及公法的争议，尤其是对行政行为表示异议的案件。

二、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及具体的诉讼程序

就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及具体的诉讼程序而言。宪法法院在宪法的范围中来审查被指控的国家法规及地规和各地区机关之间的有关权利与义务的争议，指控侵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各种申诉。它的判决不受制于其它法院的判决理由。它可以在其判决中确认某一法规与宪法不符，并宣布其无效。这种宣布应该对所有的宪法机构，对各级法院与行政当局均有法的拘束力。需要明确的是，在此程序中宪法的司法遵循的原则与行政司法的遵循原则不一样。在行政司法中往往有一般条款（General Klausel） ， 而在宪法司法中宪法法院的管辖权不是因有宪法性质争论就有管辖权，而是其管辖必须符合由宪法或国家法规明确规定的程序种类，也即：只有法律规定的宪法诉讼程序的许可条件符合，才有管辖权 。

那么法律上规定了哪些宪法诉讼程序呢？第一 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诉讼程序；第二、国家机构争议程序 ；第三、联邦与州政府争议程序 ；第四、抽象法规审查程序 ；第五、具体的法规审查程序 ；第六、党派禁止程序(Parteiverbotsverfahren) ; 第七、公诉程序(Anklageverfahren)，例如议会和参议院对总统的指控 ;议会对联邦或州法官的指控 ;第八、选举审查程序(Wahlpruefungsverfahren)，比如指控议会关于选举有效性的决议 ;第九、国际法条约作为联邦法组成部分的定性审查程序(Verfahren der Qualifikation von Regeln des Voelkerrechts)等等。

但就保护宪法的两个方面而言（第一方面是保护宪法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第二方面是保护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诉讼程序及其实质性比例原则的适用十分重要，至少在德国的法律制度中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讨论题。以下将论述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诉讼的形式与实质审查：

三、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诉讼程序以及与比例原则的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此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此宪法诉讼程序之前，权利受害人必须考虑程序和实体法上的问题，即：宪法诉讼是否允许；受害理由是否成立。

第一、宪法诉讼是否允许

对第一点，首先要作正规的书面诉状，电报也可适用 ， 并在诉讼中声明权利受害理由，要求当局作为与不作为，这儿不必具体引用立法，只要涉及宪法条款内容就行。其次，一般说，每个人均可提起宪法诉讼，但要注意诉讼能力。这儿可借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思想与规定，但是宪法中已有此规定除外。 民事诉讼法不能划定绝对界限，主要看权利受害者是否被法律认可为成熟的人，即在被保护的基本权利范围中，他能否自负责任地行动，比如一个精神病人和被监护人在涉及裁决其精神病与禁治产时有诉讼能力 。 第三，宪法权利受害人的控诉对象是每个公共强制力的行为，即行政，司法行为与法规。这种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如有多级法院的强制判决，受害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加以起诉 ，而且每次起诉只能针对一个强制力对象。 第四，在此宪法诉讼程序中起诉的许可受到一定的限制， 比如基本权利的受侵害， 并不是纯主观的，而是有一定的客观可能性。同时起诉人必须是因自身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起诉。在其它诉讼法中，某一人允许以自己的名义在诉讼程序中维护他人的权利，这在宪法的基本权利受损害的诉讼中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比如一家公司不能为其股东的基本权利而起诉，因为基本权利受害者必须是公共强制力所为的直接接受者，再者自身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是以一个受害者的主体权利为前提的，这里不仅仅只是涉及客观的法律范围的问题。此外，这种基本权利的损害必须是现已存在的损害，而不是指将来的损害，除非现有的公共强制力使将来对损害的纠正不但无法进行，而且无法弥补。第五，在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必须是用尽法律的救济，即受害者必须先使用所有对他而言是允许的并且是能承受的诉讼可能，以先排除对其的损害，但必须提醒的是“不能承受的情况”还有：如受损害者的用尽救济的努力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相悖，或者最高法院给权利受害者错误的判决以至无法律救济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为，在相关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受害者已用尽救济了。最后，是否能在宪法法院起诉也要求有诉讼期限的限制。

第二、受害理由是否成立。

在考虑了诉讼是否允许的情况后，第二部分就要设法论证受害理由的成立，在这一实质性的问题上，就会使用到比例原则 。在使用前必须考虑到两个问题：

1、 受害者基本权利是否确实受到了这种强制力的侵害，这时必须确定基本权利的具体保护范围，如果这种强制力的侵入是合法的，那就不构成法律的责任；

2、 须了解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干涉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有，还必须审查这具体的法律，是否能够涵盖这种干涉，即使涵盖了仍要对具体法条进行宪法的合法性检验，在这种检验中，要检验在颁布此法条时是否有程序上的错误，例如，是否由有权利颁布法律的立法者，在正确的程序中加以颁布；

3、 就是运用比例原则对此公共强制力所依据的具体法规进行实质性的检验。但是，为了运用比例原则对此公共强制力所依据的具体法规进行实质性的检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重要的原则的含义、渊源及适用做一分析。

四、比例原则的含义、渊源及适用

公共当局只有为了各种公众利益而采取措施时才能对公民规定义务，此种义务应为目标之实现所必需，如果规定的义务与预期的目标明显不合比例，则有关措施必须取消。根据这原则，为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措施理应带来目标的实现，同时，此类措施对某些人造成的与损害不得与公众的得益不成比例。70年代中期，共同体为缓和奶粉生产过剩的矛盾，制定了一项计划，规定在生产饲料时必须加入脱脂奶粉代替原来用以保证饲料蛋白质含量所使用的大豆。但奶粉的成本比大豆高出三倍，如此必然给饲料生产者造成损害。对此，共同体法院在1976年第116号案件中，判定有关此项计划的法规无效，理由之一就是违反了比例原则。因为强制购买脱脂奶粉并非是减少生产过剩的必不可少的办法，同时也不能以损害饲料生产者利益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通过这一判例，德国的比例原则遂成为欧洲共同体法的不成文法的一部份。

1、比例原则的含义与渊源

比例原则源于正义的请求，它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果，防止过分的与错误的立法与行政决定，尤其是要具体斟酌国家与公民在利益冲突状况下的失衡度。对比例原则最深入的阐述首推德国法学家鲁伯莱西特克劳斯 与彼得﹒莱尔歇 的， 其次是众多的德国判例也涉及其内涵。

那么比例原则的内涵具体有哪些要点呢？

1．符合宪法（Verfassungslegitimitaet）

比例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一项文件对公民利益范围的触动，不但在目的上，而且在实现目的的手段上均要符合宪法。

2．有效性要求（Geeignetheitsgebot）

有效性要求指此法律文件对公民利益范围进行必要干涉时所使用的手段是有效的。比如有一工厂的废气对环境不利，法规规定用编织过滤网来阻止工厂排出的废气是与有效性要求背道而驰的。

3．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sprinzip）

此原则要求立法者在同样可以实现符合宪法的目标的众多法律文件中，必需使用对公民利益损害最小的法规来实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比如，在能通过改进机器的来排除污染气体时，行政当局不容许责令一家施放污染气体的企业搬迁。

4．狭义上的比例原则（Grundsatz der Verhaeltnismaessigkeit i.e.S.）

即使是上述提到的对公民利益影响最小的法律文件，其法律文件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也不能明显高于此法律文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的保护物所造成的损害的价值。

比例原则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先考察手段（法律文件也可视为一种手段） 的有效性，再选择对公民利益最小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份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对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比例原则一般可分为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上述提到的第四点，广义是指上述所有要点的总和。

本文作者认为，上述原则的某些思想最早源于雅典的梭伦（Solon 640---561 v. Chr.）。 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早已对限度与过度的思想给予高度的重视，其思想的要点是用一极短的语句来表示的，即：“别太过份”。他将正义作为目的，将限度作为秩序的界线，使其成为以后立法者的楷模 。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 384-322 v. Chr.) 从结构上也阐述类似的思想， 他认为公平是违背比例相称的可能性之间的中部， “因为成比例就是中部，公平就是比例相称” 。从比例原则的内涵，要点及思想渊源来分析，我认为此原则可以归属于正义思想。然而是：几乎所有的原则均与正义思想有关系。倘若认为比例原则归属于正义思想，那么它一定在功能与内涵上与正义思想一脉相承。有关正义的不仅精妙绝伦而且浩如烟海。限于篇幅，仅简略探索比例原则与正义思想的相同之点及属性。正义是每个人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一方面是个体的，国家的共同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是限制与义务 。所以正义追寻对社会集体中的成员加以恰当又平均地对待，以试图阻止专制与权利的滥用。“因此，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或重建平衡或均衡， …” 。 它所显示的平衡与合法及斟酌的理性，不但涉及平等主体之间， 也适合于非平等主体之间(比如公民与国家)。 因而正义思想在功能与内涵上已覆盖了比例原则所显示的内涵，即通过调节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均衡。

2、比例原则的适用

比例原则的内容与思想渊源以及价值归属的探索还不能代表此原则具体适用的合法性。一个原则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遵守“立法特权”的总则，也即，没有立法者所给予的“空间”，原则的适用就不应该进行。如果无限制地使用原则，就会导致法规条例的平均化，同样化，从而导致法律的无效，因而原则的滥用在司法生活中会使立法变得毫无意义，使所有权力落入司法手中，会导致人治，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引发上的变故或人治式的改革。那么立法者又是如何给予这种空间呢？

一方面立法者鉴于动态的与不断迅速的社会状况，难以成功地将所有一切迫切的实现法律问题加以固定，因而在全面性上留下了法律上的空隙，另一方面立法者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今天就把将来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规范化，而是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的，已出现征兆的问题，因而又在立法的重点之外留下了空隙。既然立法者不能也没必要包罗万象地将现在与将来的所有一切问题无重点地面面俱到地加以规范化，那么就需要采用较为原则的规范来解决由此种情形产生的问题。从宪法的背景去观察，对规范的结构与密度的处理，取决于立法机关在多大范围中来控制法律运用机构，也即在多大范围内来设定法治国家基本权利的要求 。

对规范的结构与密度的处理往往又体现在立法技术上。在条件式的设定中，立法者自己本身对所有情况已作出利益上的斟酌。在终局的相错的情形中，他就给予行政机关相应的“自由空间”。既使在条件设定中，倘若事实构成的前提符合，其法律后果也不是绝对的，可以有不同的设定，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无此法律后果。在“必须”条款中，法律后果是无回旋余地的。在“应该”条款中，法律后果对所有典型案例有效。当然在特殊的，非典型的情况下又有其空间。在“可以”“允许”“有权”条款中，就给予了不同的选择，或者仅规定一定的法律目的与手段，并不具体加以设定，尤其是各国均会有“具备重要原因” ，“在严重情况下“ 等措词。这是一种无具体设定的法律技术性概念，还必须进行具体解释。

总而言之，鉴于现实的客观性及大多数法规具有兼容的特性，立法者就运用立法技巧给法律运用者留出了一定的“行动空间“， 然而法官，律师，检察官及其它行政机构仍必须在法律所确定的价值范围内进行解释，而不是进行自由评判，以改变立法原意。德国著名法学家威斯特曼有一句名言，即：”司法就其本质而言是法律的价值运用，而不是法官的独立评判“ 。 即使立法者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条款以供适用，法律运用者（如法官）又在无法类推的情况下 ，也必须在此法典或整个体系的价值范围中进行解释（这种限制在学术论坛中是不存在的）。 在这种“行动空间”中使用原则和已判定的著名案例群来作为辅助手段进行解释就是合法的，因此，原则的在特定范围中运用的合法性就此应运而生了。

但问题是，在立法者给予的空间中，原则的适用往往并不是单个。假设有几个原则均可适用，那就有一个原则的适用的冲突问题。因为各个原则的价值层次，深层目标，结构功能均有不同，在适用时冲突是难免的，况且法规一抽象，就往往与以原则形态出现的此法规的价值基础难以分开阐述，当然这不是这儿讨论的方向。鉴于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在适用时平衡原则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立法特权”的总则。首先，即法律运用者有义务先检查使用的原则是否已被立法者具体化了，也就是说要寻找出哪些能使原则具体化的法规法条，如果立法者已用具体法规将原则具体化了，那么原则之间的冲突在选择具体特定的法规时就得到了解决；其次，倘若原则没有被立法者以法规形式具体化，那么遵循的原则是：具体的，特定的原则先于抽象与普遍的原则加以适用。除非是一个绝对的原则（比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之类的原则）排除了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原则 ， 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利机关的义务”的原则是欧洲遭受德国法西斯压迫后得出的教训，所以在德国的宪法上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即：它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可排除所有的普遍与具体的原则。

解决了原则的具体运用的合法性及在适用原则之间的冲突规则，那么比例原则的运用领域才可以揆情度理了。比例原则就其功能是体现了平衡的正义，即用平衡目的与手段来体现法的正义。原则上说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原则成份在许多法律领域，尤其在有法律限定条款的及立法者留有空间的范围均发展其平衡与保护作用。那么具体在哪些部门法适用呢？让我们先在学术与司法的领域里作一扫描：在十八世纪末到二战之前，法学界将比例原则局限在警察法 上使用， 以后也用于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整个行政机构的错误干涉，那时学术界普遍阐述了法律对公民的干涉是受法律本身的目的的限制 ， 以后这些原则超越行政法，用于其它部门法 . 司法界这时期也将此原则先适用于特别行政法，即警察法。 在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中就涉及此原则 。也即， 警察的行政权力必须限定在任务完成的目的范围之中 。 以后瑞士联邦法院提到此原则，并运用于警察法判例之中 .在德国其原则的成份曾被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引用，即警察的行为以达到排除已存在危险的目的为限 ， 在以后的德国帝国法院司判例中，此原则的必要性及比例原则已经改写并使用在警察法以外的领域，比如，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同时可用于解释民法上的问题，比如在债法中解释诚实信用 ，其中有一判例运用比例原则（相当于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来解释违反善良风俗：“假如对方的不利因素的增长与所追求的利益根本不成比例，（那己方为此）使用的手段就是违反善良风俗 ”。以后此原则还运用于罢工规范。尤其其比例与斟酌思想还运用于评判行政衡量的正确与否。二战以后，学术界将此原则引入了许多其它领域，虽然主要在公法领域（比如行政法， 刑法，刑诉法，国际法），但原则部分或全部内容被运用在其它领域，比如说企业宪法（或称为企业组织法），罢工法，解雇保护法，民法，商法等等，在此时期，司法判例被德国最高法院作为重要原则使用。

二战以后至今，比例原则被最高法院与高级法院作为重要原则使用，其作用已具备象基本权利那样的地位。虽然此原则在民法判例中体现不十分明显 ，但在损害赔偿中民事庭重复了与此原则相似的“最大可能程度的保护”的思维，以此评判第三者在对德国民法第823条第一款意义上的正在运行的行业企业的侵权以及此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的平衡问题 。刑法庭常把此原则作为法制国家的原则， 常用于量刑 。在劳工法庭此原则在劳工罢工法中，尤其在罢工措施运用时与“最后通牒“（Utima ratio Prinzip）原则一起作为最高原则。在劳务合同撤消上也适用此原则。此原则也用于社会保险法，其中的比例与适当原则作为评判标准在一些判例中出现。因社会保险法至少间接地常常徘徊在公私法领域中， 所以这个主要在公法中使用的原则与社会保险法难以分开。在联邦行政法院判例中，此原则主要用于“侵犯式行政”（Eingriffsverwaltung）， 比如警察为了防止危险采取的触及公民的自由与财产的行为。也用于”补偿式行政” (Leistungsverwaltung)， 一般是指社会福利，，健康，与事业等等。此外，在宪法法院判例中此原则更显示了其重要意义 。

上述的具体适用领域还不能代替具体的运用。那么比例原则又是如何在诉讼中具体运用的呢？在第三点的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诉讼程序以及与比例原则的关系中讲到在向德国宪法法院起诉时要使用到比例原则。权利受害人考虑了程序问题后，即考虑了诉讼是否允许后，第二部分就要设法论证受害理由的成立，在这一实质性的问题上，就会使用到比例原则。在使用前必须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受害者基本权利是否确实受到了这种强制力的侵害，这时必须确定基本权利的具体保护范围，如果这种强制力的侵入是合法的，那就不构成法律的责任；第二，必须了解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干涉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有，还必须审查这具体的法律，是否能够涵盖这种干涉，即使涵盖了仍要对具体法条进行宪法的合法性检验，在这种检验中，首先要检验在颁布此法条时是否有程序上的错误，例如，是否由有权利颁布法律的立法者，在正确的程序中加以颁布；第三，运用比例原则对此公共强制力所依据的具体法规进行实质性的检验。首先此法律是否服务于大众幸福，其次需检验此具体法律是否能促进服务于大众的目标，再者，要检验是否还有比上述提及的法律更少触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或办法存在。而这更温和的法律，法规或办法是否同样能达到此较为严厉的具体法律所能达到的目标。最后还必须检验这同样能够达到目标的最温和的具体法规，是否与其因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造成的损害根本不成比例。从上述诉讼中可以看到比例原则是怎样限制滥用公共强制力的功能，以取得平衡的正义。

实质诉讼法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该文研究的对象是刑事诉讼的成本效益，诉讼成本是指国家和诉讼参与人为实现其诉讼目的所支出的、客观存在的各种损耗，也是指诉讼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诉讼效益是指诉讼过程中对司法资源的最优配置，除去各种成本耗费后，进而实现司法资源使用价值在质上的极优化程度和量上的极大化程度及其所得到的综合效果。通过对诉讼成本效益的分析，使诉讼成本效益达到最佳整合。

诉讼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

诉讼过程是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诉讼主体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过程。客观地分析中国的诉讼审判过程，我们厉行法治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司法机构和人员的资源配置不可谓不多，当事人承担的诉讼费用更是日渐高涨，但是，通过长期而复杂的诉讼诸环节的依次展开，人们得到的司法收益却并未呈正比增加。换言之，我们支出的诉讼成本多，并不意味着获得的社会正义就多。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我国刑事诉讼中这种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益不高的现象，就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尽量做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以求达到成本与效益的最佳整合。使我国人民能够自觉地运用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再因为高昂的诉讼成本而对诉讼望而却步。

诉讼成本及其实现

刑事诉讼成本是指国家和诉讼参与人为实现其诉讼目的所支出的、客观存在的各种损耗。也是指诉讼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

1.诉讼成本的影响因素

1.1诉讼周期长短和司法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

所谓的诉讼周期，是指从当事人起诉、法院受理开始，随后经过案件的审理与裁判，一直到通过强制执行，使当事人一方因胜诉所赢得的利益依法得到实现的全过程。一般说来，个案诉讼周期越长，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越多，诉讼成本也就越大。因此缩短个案诉讼周期、减少涉案司法工作人员数量也就相应降低了诉讼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贵在神速。因为对案件的过快处理极有可能导致诉讼参与人来不及充分提出证据、阐释主张和进行辩解，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也来不及冷静细致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因而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难以避免错误成本的出现或者增大。由此可见，任何一项纠纷的理想解决方式便是尽可能少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个案进行了准确处理。这种理想解决方式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涉案的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尤其是专业素质。

1.2诉讼程序的繁简

诉讼程序最为直观地规范、约束着诉讼主体的各种诉讼活动，而诉讼程序适用的繁简与否则直接决定着诉讼主体所需实施的诉讼行为的多少。就具体诉讼而言，在诉讼事项定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诉讼程序过于繁琐，自然意味着诉讼主体需要实施更多的诉讼行为方能满足诉讼程序的各项要求，这样一来，诉讼成本也就不可避免地直线攀升。而简便的诉讼程序则可以将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压缩至完成诉讼任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从而减少诉讼成本的开支。在我国，由于程序设计不尽合理，没有进行适当的繁简分流，也制约着诉讼效益的提高。

2.诉讼成本的控制方略

2.1减少司法工作人员人数，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因受“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影响，我国自建国以来便采取扩大司法工作人员数量等方式来加强我国司法工作队伍建设。司法工作人员人数越多，国家支付的刑事诉讼成本越大，同时也极易导致人浮于事、办案效率低下，进而引发司法工作经费紧张、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国应将司法工作人员数量限制在合理规模内，在严格控制进入公、检、法三机关人数的同时，改革现行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用法律、法规来确定三机关内部行政人员、工勤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比例，精简、调整三机关党政管理机构和职能重叠部门，分流富余人员，强化岗位，以提高刑事诉讼效益。

为避免错误成本的出现或增大，我国在裁减司法工作人员的同时必须增强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在一个品类不一，良莠杂处的群体中，极易导致良者越来越少。为增强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我们可借鉴英国经验，从优秀的律师队伍中选任基层司法机构中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官制度进行改革，抬高法官的职业门槛，规范法官行为，强化法官的责任，形成一个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良性循环机制，以提高裁判的质量和公正度，降低错误裁判的成本。

2.2简化诉讼程序，扩大诉讼空间，强化案件审结期限对法官的约束。简化诉讼程序主要是通过扩大空间来实现，在立法及学理上要完善诉讼的合并、集团诉讼、禁止重复起诉和既判力等制度和理论，创造出尽量在一个诉讼中解决整个纠纷的诉讼环境，将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多个有关联的诉讼请求和多个当事人之间的同一或相同诉讼请示合并到同一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审理而浪费资源，达到简化诉讼程序的目的。

诉讼效益及其实现

刑事诉讼效益是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又表现为伦理性的或者非经济性的，它产出的主要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司法正义的实现和公民自由的保护。由此看出，刑事诉讼并非以追求经济或者物质利益为前提，刑事诉讼活动的收益主要是伦理性的或者非经济性的。

3.诉讼效益的影响因素

刑事诉讼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所具有的对等、参与、自治性质可使与刑事诉讼过程、结果存在利害关系的各诉讼主体都享有平等参与产生刑事诉讼结果的机会或条件，能使他们所享有的法定诉讼权利的实施得到充分保障，使他们认为自己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得到正当、合法的实体、程序待遇，因而可有效缓和、消解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诉讼主体对社会、对对方当事人和法律程序的对抗、不满心理，增强其对刑事诉讼结果的认同程度，致使刑事诉讼能得以及时终结，降低了刑事诉讼成本，体现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对社会民众而言，社会民众因缺乏对案件客观事实的亲历性，故通常无法了解正确的诉讼结果是什么，因此他们更加关注证据、关注程序公正。公正的诉讼程序一方面能增强民众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赖、对刑事诉讼结果的支持、认同，同时能通过其固有的教育功能有效引导民众进行合法行为，因此公正的诉讼程序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刑事诉讼结果公正意味着案件客观事实得以最大程度的揭露，犯罪行为得到准确定罪量刑，各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都得到有效保护，其诉讼意愿得到满足、诉讼目的得到实现,案件得以及时终结，体现出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4.诉讼效益的实现途径

尽管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依据我国现行财政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负责；地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所需经费则由地方财政负责。由于经费控制有时能很大程度地左右司法机关的意志，因而有时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适用法律处理刑事案件时因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潜在危险而不得不枉法处理以迎合地方、集团甚至个人的意愿。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司法财政体制，建立起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所需经费直接由中央财政划拨的财政体制，从而为谋求刑事司法公正、实现刑事司法独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可以保证诉讼效益的有效实现。

诉讼效益和成本在程序设置上的选择

作为司法资源，在设置刑事诉讼程序时，不同性质的国家，同一性质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可以有多种选择。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采用了审级制度。从经济原则分析，一审终审无疑是最佳选择方案，它的先进性在于诉讼成本低，而且结案速度快，单位时间内的诉讼效益高。但它很可能导致办案质量欠高，引起再审程序的多次运用,反而增加了诉讼成本，代价过于高昂。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吸收了上述两种审理制度之长，在程序设置上按照“低成本、高收益”的标准，作出了一种折衷的选择，采用了两审终审制度，力求使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出现尽可能多的剩余即诉讼效益为正值。

但是，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采用两审终审制之后，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实现。因为两审终审虽然比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更加趋于合理化和经济，但是对所有的刑事案件一律采用两审终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实际上，刑事案件从情节上有特别复杂、复杂、较为复杂、简单的不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有特别严重、严重、较为严重、轻微之分。如果一刀切，对于情节简单、危害轻微且事实清楚的案件的诉讼，成本投入大，而收效相对甚微，甚至造成成本大于收益，诉讼效益为负值的结果。这样，可以说国家在刑事诉讼资源配置中作了无谓的牺牲，对当事人来说同样也是得不偿失，两审终审的潜能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这种制度选择上的失当显然是不利于刑事诉讼的进步的。

“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的”。1997年刑事诉讼法总结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之不足，在两审终审的基本原则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突破性地从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分离出了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用于审理一些危害不大、情节简单且事实清楚的案件，一方面缩短了办案的时间，另一方面避免了受害人长期的等待、误工、精神压力，也不致造成给犯罪分子判处拘役三个月，而审判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不经济现象。虽然它也是一审程序，但它的成本消耗相对低一些，而且检察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并未因此受到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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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实质诉讼法范文第3篇

    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建立的必要性与建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效益。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特殊性在于,刑事被告人的同一行为既触犯了刑法,又违反了民法,同时引起了刑事、民事两种法律责任,并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对之加以解决。相对来说,解决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是主诉讼,解决民事责任的民事诉讼是从诉讼,由于引起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合并进行两种诉讼,由于刑事案件的情节对于有关民事赔偿要求是相互关联的,在主诉讼查明、确认所涉及法律事实的同时,也一并解决了从诉讼需要查明、确认的法律事实。而且,作为主诉讼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高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即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只有可以合理地排除被告人没有犯罪的可能性,被告人才能被证明是有罪的;而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优势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即看当事人双方谁举的证据可靠性更大。因此,刑事诉讼比民事诉讼更接近客观真实。这样经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可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不需要再解决事实问题而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总之,由于刑事诉讼顺便解决了附带民事诉讼需要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充分体现了诉讼效益的目的性。同理,从前面所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所解决的同一法律事实问题,也包含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需要解决的法律事实问题。这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实际上也只是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确认赔偿金额。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的确立,更能充分实现诉讼效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承认反诉制度,并不违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虽然必须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但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在形式上是以本诉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本诉也谈不上反诉。所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并不要求具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诉)的前提条件。它是附带解决的民事诉讼中诉的合并,合并的基本意义在于通过一个审判程序解决多宗诉讼的请求,起到恰当和平等地保护当事人各自的合法权益,实现诉讼效益目的。其次,表面上看,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本诉与反诉的行为似乎不同,引起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行为,而反诉的是民事侵权行为;实质上,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行为具有两面性,即在刑事诉讼中为犯罪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与反诉的行为相同仍为侵权行为。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刑事诉讼法》虽然没作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0条作了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它的损害赔偿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责任,自然应当与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同类民事案件一样遵循共同的法律法规。当然,附带民事诉讼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除是在同一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一法律事实之外,再就是它的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不能适用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责任原则,即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能适用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这两方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反诉同样适用。

    同时,《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由于《解释》第89条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时间限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第二审法院审理附带民事部分时,自然不能受理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但既然第二审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可见第一审法院也可以受理民事被告人提出的反诉。

实质诉讼法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它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具有稳定性、多元性和层次性的特征。行政诉讼的性质包括三个方面：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相对人权利提供的救济制度。

一、行政诉讼性质概述

(一)行政诉讼性质界定

性质即“事物的特性和本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性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是使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规定性。质和事物的存在是同一的，特定的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一件事物或者一类事物的“本质”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从性质概念在哲学意义上的内涵可知，行政诉讼的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它既表明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又表明行政诉讼区别于其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1、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的内在规定性。行政诉讼性质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是同一的，即有行政诉讼制度必有这样的性质；具备某些特定性质的事物一定是行政诉讼制度。不同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表现形式不同，名称也不尽一致，如果仅从表象判断，无法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行政诉讼的本质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管名称为何，表现怎样，只要在本质上具有共性就是行政诉讼制度。

2、行政诉讼性质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通过思维抽象得出的结论，认识行政诉讼的本质只能从行政诉讼现象人手，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拨开覆盖在现象表面的面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简单地将行政诉讼现象视为行政诉讼的本质。

3、行政诉讼性质具有稳定性。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是行政诉讼内部的矛盾关系，只要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行政诉讼性质就不会改变。稳定性下蕴涵着复杂性，矛盾不同方面的相互转化和斗争决定行政诉讼性质表现的重点不同。行政诉讼性质的稳定性为我们正确认识行政诉讼性质提供了可能性，行政诉讼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为我们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行政诉讼性质带来了困难。

4、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多元性。行政诉讼的性质并非是单一、唯一的，而是具有多个方面的性质，即在某一层次上的本质表现为多个方面。“多元的法律本质相应地支配着多元的法律现象”；反过来看，多元的法律现象反映多元的法律本质。多元本质之间并没有轻重之分、本质与非本质之别。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方面的本质表现更突出。

5、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层次性。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性质，首先要认识其多元本质，其次，要认清其多层次的本质。行政诉讼性质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是不同的，多元性从横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多层次从纵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

(二)行政诉讼性质与相关范畴辨析

1、行政诉讼性质与价值。行政诉讼价值是行政诉讼这种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性质具有客观性，价值具有主观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性质决定价值，价值反映性质。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行政诉讼的性质表现直接决定行政诉讼的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则更加追求秩序与效率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救济制度，则更加追求公正与自由价值。价值不能脱离性质，价值反映性质并实现性质。性质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对一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认识可以通过性质来考察价值，也可以通过价值来反推性质。

2、行政诉讼性质与立法目的。性质具有客观性，目的具有主观性，性质决定目的。立法者不能脱离行政诉讼的客观性质而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达到不切实际的目的，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这样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立法目的与法律的性质密切相关，只能在法律的性质之中择其要者追求之。追求某种脱离开该法律性质的所谓目的必然偏离法律的实质，从而可能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是彼法而非此法。”受行政诉讼性质的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亦有多种选择。

3、行政诉讼性质与功能。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科学制度的客观存在，而行政诉讼功能是这一制度在客观上所发挥的作用。性质与功能都具有客观性。从总体上看，制约行政诉讼功能的相关因素按其重要性可以分为决定性的因素和影响性的因素。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行政诉讼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功能同时受制于其它条件如立法目的、法治环境、法律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性质是决定行政诉讼功能的首要因素，性质不同，功能自然有差异。

二、行政诉讼之外部现象与内部矛盾

(一)行政诉讼性质之考察视角

1、过程视角：行政诉讼表现为一种“诉讼”。行政诉讼的主管机关是司法机关。当代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各具特色，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名称、法律地位、性质等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行政诉讼的核心是以审判方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活动。至于解决争议的机关是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或法律所创设的其它机构，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内容视角：法院侧重审查“被告”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是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然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宽窄不同，但总体来看，可受司法审查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对法院来说，某种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往往可能构成司法审查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行政行为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行政诉讼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从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被告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3、主体视角：原被告双方法律地位“恒定”。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相对人才享有起诉权；而行政主体则没有起诉权。这是因为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相对人处于被管理、受支配的地位，与行政主体之间产生争议时需要寻求有关机关的救济；而行政主体因享有行政权，不需要司法权的救济。与此相对，行政诉讼的被告始终是享有行政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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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内在矛盾

1、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制衡(约)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内在动因。就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行政应受立法支配。为了保证立法对行政的有效控制，设置一定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司法审查就发挥了这种监督作用。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关系为司法审查提供了依据，司法审查的核心就是审查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就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对行政权的控制既有来自立法权的控制也有来自司法权的控制和行政权自身的控制。但司法控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点。司法审查以司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它典型地反映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宪政体制的民主理念。就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不同宪政体制的国家两者关系差异较大：一种关系是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受立法权的监督。另一种关系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对立法权负有监督职责。我国属于第一种体制。在这种关系下，法院不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使审查权，因为司法机关的地位低于立法机关，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

2、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具体来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关怀。就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立法权应制定实体法规范确认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立法权也应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为其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公民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既要有实体法关于权利的规定，又要有程序法对救济途径的规定。就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国家行政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转变，因此带来了行政权的膨胀。而行政权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行政权的范围越广，侵权的机会就越多。对于现代的积极行政，如果缺少救济途径，则法律尊严无从维护，公民权益失去保障。就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有权利必有救济”已成为一条法律定理。

三、行政诉讼性质之全面透视

(一)程序性：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从法学的视角看，社会生活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主要有三种，即民事争议、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

2、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这三种形式来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最大的差别在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这一点决定了行政争议更适合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加以解决，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方式容易使弱者一方的权益受到侵害。解决行政争议的公力救济方式包括立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机关解决争议和司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诉讼的实质是通过司法途径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解决行政争议。

3、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复议的性质具有根本的差别：前者是诉讼程序制度，结果是司法行为；后者是行政程序制度，结果是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这一命题只完成了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的第一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并没有全面的认清行政诉讼，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行政诉讼要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需要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野的重要原因，与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

(二)监督性：行政诉讼权力制约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监督行政”的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监督。法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监督，是通过个案的审理发挥监督的作用，其直接监督的对象是被起诉的行政行为，但对行政机关今后的执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制度，由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国家行政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保证其在法律范围内运行。”

2、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居于主导地位，原告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都应接受法院的支配，通过这种诉讼活动发挥监督的作用。司法机关的监督与其它主体监督相比，具有法律性、中立性、事后性、被动性、有限性、监督方式独特性的特点。

3、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而不是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监督。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为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权行使的被动性特征决定了行政诉讼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监督方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完全取决于相对人是否起诉。

(三)救济性：行政诉讼权利救济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救济权利”的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纠纷的途径主要是行政复议、信访和行政仲裁，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救济的主体，信访和行政仲裁是其有益补充。司法机关的救济就是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可以调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实质诉讼法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公司法 股东 股东代表诉讼

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所谓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制度。

在论及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的问题上，不同学者虽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基本上都可以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分为实体（法）方面和程序（法）方面，“公司相关主体（主要包括董事、监事、高管及控股股东等）对公司所承担的法定义务和股东的某种权利的体现”构成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实体（法）方面的基础，而在程序（法）方面，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基础或依据的主要理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诉讼法上的监护人理论” 、“诉讼担当理论” 以及“诉的利益” 理论。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随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发展，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采用了较为宽泛的规定，这就使得原有的法理基础无法与现代公司法实践相适应，一旦公司以外的人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则无法用“公司相关主体（主要包括董事、监事、高管及控股股东等）对公司所承担的法定义务”进行解释。因此，应重新审视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基础，以完善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理论。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起源于英美法系的“舶来品”，我们应将目光转移到其生长的土壤上去深入研究，才能找到其真正的法理基础。

（一）从权利的角度上来说，“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普通法原则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

“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普通法中的一项古老的原则。该法律原则源自于英国1703年的“阿什比诉怀特案”，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宣称：“如果原告拥有一项权利，他就必然要有维护和保持该权利的方法，如果他在行使权利时遭到侵害则必须要有救济……对权利的需求和对救济的需求是相互的……一个人得到救济，也就得到了权利；失去救济，也就失去了权利。”公司作为一种法律拟制的“人”，其与自然人一样，都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当公司的权利受到无论是来自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的损害时，都需要有一种救济机制使受到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这种救济机制便是股东代表诉讼。

（二）义务与责任的一致性保证了公司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的实现

从权利主体上来说，公司享有权利；而从义务主体上来说，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公司权利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来源可能是不同，对公司内部的人来说，这种义务应该是来自一种对公司本身或公司投资人的一种忠诚或忠实的职业道德，而对于公司以外的人来说，则是源自于一种善良、积极地维护他人权利的一种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具体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方式，这种义务是也法律的社会作用的结果。无论是违反前一种“职业道德”还是后一种的“注意义务”，其带来的后果都有可能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启动。虽然并不必然会启动股东代表诉讼，但这种“职业道德”和“注意义务”无疑是股东代表诉讼启动的重要依据。

（三）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应当属于一种创设权

关于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是一种“创设权”，即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无法律的规定，股东就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采用此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固有权说”，即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行使不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基于股东的法律地位和股东权。

笔者认为，将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来源定义为一种创设权较为合适，原因是：（1）在我国公司法修改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股东代表诉讼这种诉讼形态，我国现行公司法152条赋予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该条构成了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律依据。尽管公司法修改之前，也曾出现过同一公司的股东告另一股东的情形，但从其性质上来说，并非股东代表诉讼，所以，股东派生诉权具有派生性或衍生性；（2）从前文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分析可知，股东的诉权是从公司的诉权中衍生或派生出来的，并不是自始存在的，只有当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且无法行使诉权时，才能由公司股东行使本属于公司的诉权，因此，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又具有第二性的特征，股东派生诉权是基于公司内部无法或怠于行使权利时为保障公司的权益而赋予股东的。

综上，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应当是一种创设权，其既不属于共益权的一种，也并非股东权利的固有内容。

（四）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法依据是“诉的利益”理论

在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法依据的问题上，主要存在“诉讼法上的监护人”理论、“诉讼担当”理论以及“诉的利益”等三种理论。“诉讼法上的监护人”理论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监护关系”，在公司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行使其请求权时，由股东作为其诉讼上的监护人代其行使请求权。第二种理论是“诉讼担当”理论，所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提起诉讼，主张一项他人享有的权利或他人法律关系所生的争议，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来的权利主体。第三种理论是“诉的利益”理论，根据该说，当事人只要对双方争执有“诉的利益”，其起诉就是合法的。上述三种理论中，“诉讼法上的监护人”理论往往以双方具有某种亲权关系为基础，显然，股东与公司之间并不具有这种关系。因此，这种观点并不可取。“诉讼担当”理论则完全排除了当事人与诉讼的利害关系，较为绝对，亦不可取。相比之下，“诉的利益”理论旨在强调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不仅仅局限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的利益关系，较为合理，而且也与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性质相适应。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

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有的学者从股东诉权的角度加以论述，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是一种基于股东的某种权利 而产生的民事诉讼，这方面的文章有王德志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以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程序为立场》、李晓燕的《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思考》；有的学者直接将股东代表诉讼的特征说成是性质，并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概括为“代位性”和“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论述都没有反映出股东代表诉讼的根本特征，而且具体到不同的公司中，股东代表诉讼可能会因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的运行状态、股东数量不同等而具有不同的性质。探究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必须首先明确界定股东代表诉讼的种属。

股东代表诉讼应当属于民事诉讼的一种，这一点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由民事审判庭来审理此类案件，而且，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程序也都是按照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来审判的。虽然原告与案件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但是，从原告与被告地位上的平等性以及责任的承担方式上来看，将股东代表诉讼归入到民事诉讼中是较为合适的。

然而，民事诉讼中包括民事私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类，按照罗马法的诉讼理论，民事私益诉讼乃是为保护个人所有的权利而提起的诉讼，仅由特定的人方可提起。而民事公益诉讼则是为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凡市民均可以提起。我国受前苏联单一的“二元诉权”诉讼结构理论的影响，将诉权划分为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享有诉权的主体必须是与民事纠纷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只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才能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将原告限定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是不承认民事公益诉讼这种诉讼形式的。按照现代民事诉讼理论，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在民事或经济活动中，一种违法行为侵犯了国家、集体、社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时，可由有关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就该种行为提起诉讼，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从股东代表诉讼与民事私益和公益诉讼的相似性上来说，股东代表诉讼的性质更倾向于民事公益诉讼，理由是：其一，起诉股东与案件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股东代表诉讼是基于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公司才是实体诉权的享有者。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公司具有“财产独立”、“人格独立”和“责任独立”的“三独立”特征。股东的财产一旦投入公司，那么该财产的所有权就脱离股东而转移到公司，因此，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不等同于股东的权利受到侵害，公司才是享有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主体，股东只享有形式意义上的诉权。其二，在起诉股东胜诉的情况下，股东代表诉讼的责任形式包括停止对公司的侵害、赔偿公司的损失、返还公司的财产等；在起诉股东败诉的情况下，起诉股东也不会直接承担败诉的责任 ，尽管起诉股东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要赔偿因提起诉讼给公司带来的损失，但这只是公司在承担败诉责任后行使追偿权，因此，案件的审理结果与起诉的股东也无直接利害关系，综上，股东代表诉讼具有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