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工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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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鞍山经济发展对辽宁贡献实证分析
作为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鞍山经济发展对辽宁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1对鞍山及辽宁近15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证实鞍山经济对辽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用模型及数据直观反映拉动情况。
1.数据来源及整理。为了能够使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具有代表性，本文的样本为1996年至2010年15年的数据，分析鞍山经济对辽宁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利用GDP这一经济指标，为了佐证结论，把鞍山三次产业数据资料总结汇总如下表1。
2.模型分析。辽宁GDP的增长率是用辽宁GDP当年价格计算而得，且模型中所用数据皆为比率数据，所以鞍山GDP与鞍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均调整为用当年价格表示。对上表中的数据整理计算所得数据见下表2所示，其中Y代表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Y1代表鞍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X1代表鞍山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X2代表鞍山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X3代表鞍山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经整理得到以下数据：现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1对模型数据进行估计，分析鞍山经济增长对辽宁经济增长拉动情况。由于回归模型扰动项存在序列相关（如下图2），估计并修正后结果如下：（略）。由F检验统计量p值等于0.000005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可以看出，不能拒绝模型中所有参数为0的假设；其次由修正R2=0.9484可以看出，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由t检验p值可以看出，模型中常数在显著性水平0.05下不显著，但是在统计模型估计中常数的显著性与否可以忽略，而Y1前面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很显著，可以说该模型中的系数是有效的。本文旨在给政府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同样运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1拟合鞍山地区经济产值与鞍山三产增加值之间的模型（见下式2）。
3.结论分析。根据以上模型得出以下结论：（1）由模型式1中Y1前面的系数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鞍山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拉动辽宁GDP增加0.08189个百分点。说明鞍山经济对辽宁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进而可以得出2011年鞍山经济增长为辽宁经济增长拉动了0.9830个百分点，意味着辽宁2011年的经济增长中有将近1个百分点是鞍山经济拉动的，是鞍山经济做出的贡献。（2）根据模型式2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鞍山三产增加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鞍山GDP分别增加0.087153个百分点、0.470167个百分点、0.390506个百分点。（3）结合模型式2中%X1、X2%、X3%前面的系数对比来看，在本文样本设计区间内鞍山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数值为0.470167，其次为第三产业为0.390506，这与鞍山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十分相符。2011年鞍山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为4.6：53.8：41.6，由此可以看出鞍山2011年第二产业占比高于第三产业12.2个百分点，但是鞍山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仅低于第二产业0.07966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鞍山第三产业的表现突出，即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鞍山经济结构正随着经济发展需要而向世界经济结构接轨。
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结果以及现实情况可以看出，鞍山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整个辽宁的辐射与带动，同时辽宁发展对鞍山发展不可或缺，为了更好的促进鞍山自身经济以及辽宁经济发展，鞍山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基础上，抢抓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双重战略机遇，实现大发展快发展。
1.充分发挥叠加优势，不断加快区域融合步伐。充分把握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的双重机遇期，实现谋划推进鞍山发展。一是以鞍海经济带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沈辽鞍营一体化发展，以汤岗子新城为重点加快“四城一镇”等新城新市镇建设，加快与沈阳经济区主导产业集群、工业产业带和公共创新平台的融合，创造发展新优势。二是加快沿海大县（市）建设，海城、台安、岫岩都面向大海，因此要主动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宽阔视野谋划新的发展。三是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活动，同时大力推进资金争取工作，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为了促进世界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1999年，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BusinessCouncil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WBCSD）的赞助下，由当时世界10大跨国水泥生产商自发组织起来，发起设立了世界水泥可持续发展促进会（CementSustainabil-ityInitiative，CSI）。CSI的功能被细化为7个行动小组，包括负责任地使用原燃料、混凝土循环使用、对土地及社区的本地影响、二氧化碳及气候保护、排放监控与减排、员工安全与健康、报告与交流。从宏观上看，发达国家自1990年确立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已经把水泥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看作是实现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国家以立法的方式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这些法律的要义是：首先要减少源头污染物的产生量，在产品生产和使用阶段要尽量避免废弃物的排放；其次是对在源头上不能削减但可以利用的废弃物要回收利用，使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能得到循环利用；对那些确实没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才最终做无害化处置。日本、德国、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对水泥产业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美国早在1976年就颁布实施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力图通过一系列与固体废弃物管理有关的措施，促进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并保护有价值的资源和能源。1996年，德国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该法的目的是彻底改造垃圾处理体系，建立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要求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在使用后要安全处置或重新被利用。日本在2000年颁布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以解决废物问题为起点，旨在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其它发达国家针对国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也出台了相应的循环经济立法。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相继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废弃物减量化、循环利用的立法。从微观上看，发达国家水泥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是从废弃物资源化开始的。它们利用废弃物的种类很多，而且利用历史也比较早，如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矿渣、尾矿等作为水泥生产配料或混合材，但过去大多是从满足水泥生产自身需要、节省成本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上升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高度。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各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各类废弃物（包括工业垃圾、市政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越来越多，占地、污染、处置等方面的困难和矛盾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便开始探索在水泥生产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废弃物的热能或有益成分。这样做一方面处理了废弃物，另一方面直接为水泥生产提供了原材料，可以取得一举几得的效果。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技术先进，而且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瑞士霍尔西姆公司在处置废弃物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做法。霍尔西姆对处置废弃物制定了指导原则，有目录、废物清单，水泥厂可依此操作。霍尔西姆则从收集垃圾开始，并做预处理，再进入水泥生产过程，这样做的利润空间大，价值链控制在自己手中。霍尔西姆在70多个国家设有水泥企业，在其中36个国家中建有废弃物处理中心，其中有17个垃圾预处理站，每年可处理500万t废弃物。霍尔西姆在比利时使用将生活污泥直接从窑头打入窑的燃烧技术。燃烧工业浓废水最节省成本，因为这些工业浓废水中含有10％有机成份。纯低温余热发电是利用窑头窑尾排放废气余热发电，无需消耗燃料，是水泥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在预分解窑系统上加设纯低温余热发电，能将水泥生产的综合热利用率从60％左右提高到90％以上。纯低温余热发电量现已达到30~40kWh／t熟料水平，使水泥生产线的自供电量达到1／3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窑头窑尾的废气通过余热锅炉温度进一步降低后再排放出去，使对环境的热污染程度大大降低。相比于燃煤发电，利用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发出1万KWh的电，可以少排放近8tCO2。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注重采用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新建的水泥生产线注意预留余热发电机组接口，水泥生产工艺流程与余热发电有机结合。目前，日本70％的水泥企业在新型干法生产线上都设置有余热发电系统，1995年水泥工业余热发电量占自身用电量的比例就已经达到43％。美国水泥协会在1995年就提出，在降低水泥综合电耗的同时要提高余热利用率，减少对电网供电的需求，争取到2015年新型干法水泥厂的余热发电量基本满足企业自身用电的要求。
2水泥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水泥工业走循环经济道路的步伐不断加快，正在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根据水泥产业的特性，水泥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主要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1）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利用。固体废弃物是指在生产建设、日常生活和其它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固态、半固态废弃物质。凡人类一切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且对所有者而言已不再具有使用价值而被废弃的固态、半固态物质，都属于固体废弃物。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原则是：一是减量化，是指通过适宜的手段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数量和容积。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改革工艺、产品设计或改变社会消耗结构和废物发生机制来减少固体废物发生量；二是通过固体废弃物处理如压缩、焚烧等处理来减少容积。二是无害化，是指固体废弃物通过工程处理，达到不损害人体健康，不污染周围自然环境的目的。三是资源化，是指通过各种方法从固体废弃物中回收其有用组分和能源，以减少资源消耗，加速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环境。结合水泥企业生产工艺特点，利用各类废弃物，如粉煤灰、煤矸石、电石渣、炉渣、糖滤泥、矿渣、尾矿等，特别是利用电石渣制造水泥工艺的兴起，有助于推动废弃物的资源化。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和资源综合利用对策。加快固体废弃物的法制建设，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尽快完善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固体废弃物管理体系；运用经济手段，按照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合理征收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污费；开发适合于我国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和装备，推进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产业化；推行清洁生产，把固体废弃物尽可能消灭在生产过程中。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常常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2）水泥窑废气余热利用。水泥制造业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型产业，要消耗大量的煤炭等一次性能源，还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虽然随着水泥煅烧技术的发展，系统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仍有大量的中低温废气余热未能充分利用，造成大量能源浪费，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新型干法窑大都采用其烧成系统的窑外分解系统。水泥烧成系统在热耗电耗方面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窑外分解系统仍有大量的能源浪费，并产生大量废气，而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则是将熟料生产线所排出的中低温废气采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加以回收利用。在窑外分解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中，窑尾预热器和窑头熟料冷却机的废气除了部分用于烘原料、煤以外，仍然排掉了大量余热，其热量占水泥熟料烧成系统总热耗的30％左右，进一步充分利用这些中低温品位的余热是节约减排的关键。纯低温余热发电方面通过利用烟气废气的余热，变废为宝，降低企业成本，缓解企业用电紧张状况，另一方面排烟降尘减轻余热污染和环境污染。纯低温余热发电由于不是使用燃料的余热利用，所以更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也是政府重点鼓励发展的对象。水泥企业充分利用余热发电，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自身的用电需求，减少外购电，又能降低水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是世界水泥工业发展的趋势。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能源紧缺国家，充分利用水泥窑外分解系统余热发电是实施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渠道。在减少废气排放方面，也有许多办法。例如：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提高水泥窑炉的能量利用率，以减少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实施节电技术，采用节电设备，降低生产中的电能消耗，减少与发电相关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大量使用某些可燃废弃物作为水泥窑炉的二次替代燃料；从生产原料上下功夫，使用磨细的矿渣、粉煤灰、天然火山灰或石灰石细粉来替代部分熟料；提高水泥的品质，延长水泥、混凝土和水泥制品的使用寿命，以减少水泥的使用量，等等。（3）利用处置城市垃圾与有害废弃物进行燃料替代。一是可燃废弃物替代水泥烧成燃料。国际上，水泥生产过程中利用可燃废弃物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由于能源危机，燃料价格上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开始研究用可燃废弃物代替燃料用于水泥生产，以降低水泥生产成本。目前世界上有数百家水泥生产企业采用可燃废弃物代替燃料。这些可燃废弃物又被称为“二次燃料”。可燃废弃物的种类很多，目前利用的主要有废轮胎、废塑料、废纸、木屑、废皮革、稻米壳、植物秆、废油、废溶剂，等等。替代燃料对环境和水泥质量一般无不良影响。水泥工业以可燃废弃物代替燃料，废弃物在炉内高温焚烧，停留时间较长，有机物可以得到分解彻底，焚烧后的残渣完全进入水泥熟料，可实现废物的完全处理等。用可燃废弃物替代水泥烧成燃料，处理废弃物的品种多、数量大，利用现有生产线运行即可，基本上不增加额外投资。二是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水泥。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增加、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对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无害处理和综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各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水泥工业综合、高效地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研究水泥工业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技术，并保证水泥企业的经济利益，是环境保护和水泥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是发展绿色水泥，使水泥企业由环境污染型企业转变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利用水泥生产技术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与单独建立垃圾处理厂相比，既能节省投资，又能节省土地，还能提高处理效率。利用现有水泥厂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投资费用低于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等方式，投资只是垃圾焚烧发电的1／10左右。新建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为主的水泥厂投资费用与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差不多，而水泥厂的年产值比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出6．8倍，运行费用远低于其它处理方式。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水泥工业处理废物，实现资源的再利用，还需要在政策上、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相关政策与保障措施，形成经济激励机制，刺激水泥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混凝土行业被称为在地球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环境足迹。首先，在全球范围内，每一年要使用巨多的原材料去生产数10亿吨的混凝土；然而，在硅酸盐水泥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CO2气体，这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并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水泥和混泥土生产对能量的需求、对水的大量消费，以及在建筑过程和建筑物拆建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这些留给人们一个印象：混泥土与环境特别地不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匹配。论文总结了改进这种形势的技术和工艺上的新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胶凝材料越来越多地得到使用，它可以作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的部分替代品，特别是水泥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作为副产品的材料如粉煤灰和地面粒化高炉矿渣。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各种可再生材料作为骨料的替代品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由此可以减少对采石场原碎石的需求。消费后的玻璃，废旧轮胎，塑料，造纸等行业的副产品都可以作为最重要的可再生混凝土骨料。
3水泥工业实施循环经济的成功案例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4，就是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就增长0.4个百分点。据此，中国在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曾设想到2020年以前能源弹性系数为0.5，但由于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去年和前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已经分别上升到1.32和1.6。这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标志。
一、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呈逆转趋势
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以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今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以超过1.2亿吨，但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我认为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有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仅相当于美国的1/16，日本和韩国的1/10。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每年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这意味着将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的量为22-23亿吨。即使今后世界石油产量和贸易量还会增长，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的。但由于从人口看它们是中小国家，虽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了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的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2/3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些国家不断策动“”，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通过这些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需求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未来的经济安全度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二、未来10年中国环境将持续恶化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000万吨。
如果按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且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铁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平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
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研究表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正因为中国的新兴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而不在消费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社会各界深感节约型社会的紧迫性。节约资源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从生产方面节约资源，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消费方面节约资源，则要求人们减少对各种产品的消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该成为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呢？我认为是生产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入手，无疑于是在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这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抵触。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资源利用程度最高的国家，是节约型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排斥日本每千人的轿车拥有率超过600台。当然还是要培养居民的节约意识，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的习惯。
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限制对大型住宅和大排量汽车的需求呢？由于税收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大对消耗资源多的消费品税收，当然能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可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消费者自然可以从自己的收入水平和与产品价格对比中做出理性选择。例如最近由于汽油涨价，许多消费者认为如果每升价格超过4.5元，就会放弃买车的打算，或者选择小排量车型。所以，只要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干预价格形成来影响消费。
还有人提出为了节约资源使用，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资源的价格，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以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不足以实现现代化，中国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资源与市场体系之中，如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需求增加，则世界资源产品市场的边际价格就会上升，等于所有从世界市场进口资源的国家都在共同分担这个价格上升水平，中国的负担就小得多。但是，如果中国在国内单独拉高资源价格，等于在自动放弃充分利用国际便宜资源的好处。同理，如果因为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需求度上升，中国也要为其分担资源产品价格上升的结果。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是正确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中国就没有必要主动拉升国内价格。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在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企业规模过小，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绝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物质基础问题，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成规模经济。
四、生产节约的重点是“增量”节约
生产节约可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每年都需要消耗大量新资源，“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发展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大量才力，在财政和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需要选择重点。而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
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而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如汽车和房屋建筑，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电炉炼钢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直到去年人均钢产量也刚过200公斤，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5吨，所以，目前铁矿砂炼钢仍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例如从金属蓄积量来看，目前已经等同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空间很大，现在就开始起步了。
五、最应节约的是土地和水：
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警惕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
生产的节约就是要节约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条件不同，在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不同。国际贸易的存在，对某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贸易方式获得，但是，有些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贸易，例如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不可贸易的资源才是经济发展中真正难以逾越的瓶颈。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平原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留足农业用地。因此，节约土地是比节约其他可贸易资源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较少生产要素投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途径。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一国的财富形态约有2/3是房地产，食品吃了就没有了，衣服穿旧了就得扔，汽车也是减值的耐用品，只有房地产是可以保存财富的最主要形态。
对中国来说，由于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很容易使中国经济走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例如，中国近年来新建的许多建筑容积率都很低，以城市“毛容积率”来说，即城市建筑物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全国平均只有0.5，最高的上海也不到0.8，而东经为2，香港为1.6，台北为1.2，即便在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土地资源已经极度紧张的地区，在大城市中心区内，五六层的建筑物也随处可见。
我最近到浙江的一个城市，听说这里的土地开发都已经碰到“红线”，但在最近城市改造后新建的房屋中，大多还是6层左右的建筑。今年国家给浙江审批的土地利用指标只有23万亩，其中还有40%是给中央项目预留的，分到一个地级市只有2-3万亩，再分到县只有不到1000亩，这是造成今年浙江投资增长率猛烈下降的重要原因。而福建、广东和上海也面临着同样情况。以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正在变脸，出现了东冷西热的局面。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实现现代化过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纵观全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史，毫无例外的都是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从建国伊始到改革开放，再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经济增长轴心一直是工业化。但在不同体制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新型工业化的大环境下，贵州省推行新型工业化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难题。
论文关键词：新型；工业化；贵州；意义；问题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
自十六大以来，我国各省市都在推行新型工业化，很多的学者和专家都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南四川云南等各省市都在实践中寻找符合本省的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学者李毅中（2008）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党和国家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肩负着实施这一战略决策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途径。学者李泊溪（2003）认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特色，要善于利用当代的信息，实现跨越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完成工业化。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我国要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工业化，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标志和落脚点。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但工业化必须建立在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把信息产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将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技术手段和重要标志。要从我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富余、虚拟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且风险较大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和必须注意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技术基础，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撑力。
二、贵州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现状
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很多省份已经将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作为其区域或产业组织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国内很多学者都已经研究探讨了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意义及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并对实施新型工业化提供很大的参考价值和比照价值。在2007年4月召开的贵州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省委提出了实施“环境立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要求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环境生态效益的协调。如何在享受产业集群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率的同时，又能实现较高的环境生态效益就成为了关键。而循环产业集群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本课题将探讨通过发展循环产业集群模式以突破贵州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障碍。作为后进与后发优势省份，重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建设制造业体系与重化工业基础是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对能源等战略资源消费影响最大的时期。如何在能源等资源供应日益紧张，以及生态环境约束下实现重工业化、并向新兴工业化转型，是贵州省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转贴于
在全国新型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贵州要迎头赶上，必须超常规地实现跨越式发展。要补初期工业化的课，循序渐进地发展基础产业和某些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贵州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贵州目前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资源及优质轻工产品基地，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以促进工业集群式布局，有序发展产业园区。贵州省环境脆弱，可耕地资源稀缺，山区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土地贫瘠，生存条件差，长期实践反复证明，靠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农业人口占全省70%的贵州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无法就地转移，农村扶贫和农民增收无法根本解决，必须依赖于发展壮大工业，聚集城市人口，提高城镇就业能力，扩大服务业整体规模和服务领域，通过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三次产业加速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
三、贵州省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本世纪初，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但是西部地区的进展明显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贵州的发展水平就更为低下。目前贵州的工业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必须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发展。
（二）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贵州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突破目前新型工业化的障碍，使贵州在不以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前提下，顺利推进乃至实现贵州的新型工业化。
（三）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贵州省的工业科技含量不高，且贵州省信息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且没有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贵州省发展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四）贵州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我国推行新型工业化的政策体制落实，并按照贵州省现有的经济状况和工业发展状况，更快更好的发展我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使贵州省的工业走上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发工业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着《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着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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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