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范本范文第1篇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东的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实际上这涉及到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界限问题。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是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一层界限。而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内含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意，任意性规范并非完全“任意的”，同样具有“强行性因素”。任意性规范中的“强行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界限事实上构成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第二层界限，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超越这二层界限。司法机关在判断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条款的效力时，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注意这两层界限。

关键词： 公司章程；强行性规范； 任意性规范

一、提出问题

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在对1993年的《公司法》的大面积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公司法修改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幅增加了任意性规范。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实现，需要通过公司章程机制。公司法修改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强化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全方位地赋予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①通过新旧《公司法》的对比，不难发现，新《公司法》经常出现“可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公司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等字句，可见立法者赋予了股东更大的自治权限，扩大了公司自治的范围。同时，公司法也增加了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空间，在为公司的运作“松绑”的同时，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管，许多矛盾即由此而生。

实践中出现许多关于此类的争议，如新《公司法》出台之前的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同于公司法的增补董事的规定而引起的争议、大港油田入主爱使股份的争议等，都涉及到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诚然，这些规定是根据公司法所授予的权限进行“另行规定”的，但这种“另行规定”是否是无限制的，公司法在赋予了“另行规定”的权限后是否意味着对公司章程的规定放任不管，从司法实践来看，显然不是。由于新公司法中赋予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地方很多，本文只就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东的股权转让的“另行规定”进行论述，探讨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界限。

实践中，由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东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所引起的争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问题，如有些公司章程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得继承股东资格，或是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只能继承原股东的部分权利，如可以出席股东会议，但不能投反对票，只能投赞成票。另一类是关于对股东狭义股权转让的限制，又分为有条件的限制转让、禁止转让以及强制转让，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不得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或者规定自然人股东在离职后，必须将其股权强制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由公司强制回购或者强制转让给职工持股会等公司机构等。

从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判决来看，法院对这些因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而引起的纠纷并非是始终如一的态度，甚至是不同的法院对相似的案件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对股权继承的态度就不一。这固然有具体案件情况不同的因素，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程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这点是没有异议的，公司法第三章赋予了公司章程充分的“另行规定”的空间。但对于这样的“空间”的范围并没有作出规定，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空间”是否可以扩大到公司法的“内置空间”？具体的说，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边界在哪，司法实践中面对此类案件应当如何操作？

二、历史演进视角下的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股权转让并非任意的，根据公司法第三章第72条到第76条的规定，公司法通过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在《公司法》“另行规定”中授权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的合法性基础，探讨“公司章程”的界限，首先应该明确公司章程的性质，进而明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学说——“自治法说”和“契约说”。“自治法说”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理论的通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为规范公司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而订立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东为了经营和管理公司而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公司章程不但约束制定章程的设立者和发起人，而且也当然约束公司机关及新加入公司组织者，因此具有自治法规的

性质。＼+②“契约说”也被称为“合同理论”，是英美法系关于公司章程理论的通说。“合同理论”是与“公司合同理论”相对应的。“公司合同理论”，也被称为“公司法上的合同自由理论”，其认为依据企业的新古典经济学，公司仅仅是在股东、董事、经理、债券持有人、雇员、债权人、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合同组合而已。国家仅仅提供给当事人标准合同文本，以及提供实施这些合同关系的机制。＼+③而公司章程的“合同理论”认为章程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依法所签订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运行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达成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④应该说两种学说各有其法律文化和历史文化背景，暗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点，“自治法说”其实是公司章程的制定是根据成文的公司法的规定，而“契约说”则符合英美法系经验的逻辑。

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甚至是公司这个概念，都是舶来品，在我国本土的历史语境下是没有其根源的。探寻西方国家公司与公司法的起源，从公司法的历史演进来看，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同之处。我国历史上更多地处于农耕文明，而西方国家事实上处于一种商业文明，这从公司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即可以看出来，公司最早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公司的设立经历了自由放任到特许主义到准则主义的演进路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有公司或者类似公司的团体，进而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根据既存的公司设立中的行为，完成由行为到惯例到规则的演变。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商业文明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一种必然的演进路径。

而我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公司存在的土壤。在我国是先有公司法，进而根据公司法产生公司，我国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是公司法创造出来的产物，缺乏西方式的公司的历史基础。公司法对于公司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是规范意义上的。

以中西方公司法与公司产生的先后关系为视角，作为代表公司自治核心的公司章程，其与公司法的互动中也自然有不同的关系。公司章程的“自治法说”和“契约说”本质上是基于各自公司法治文化背景下的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及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的一种逻辑解释，对于西方国家的公司法理论自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如上文所述，我国是公司法推动公司的产生。公司自治的空间取决于公司法授权的范围，当公司法有较少的“另行规定”时，公司的自治空间较小；当公司法规定较多的“另行规定”时，则公司章程的自治空间较大。公司章程完全是根据公司法的授权制定，因而公司法一定程度上是公司章程的“非典型上位法”，公司章程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司法，其自治空间来源于公司法的授权。因此，公司章程“契约说”虽然符合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实际，在逻辑上可行，但却不符合我国历史演进中的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因而，在分析我国公司法案例中必须注意到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公司法与公司演进中的不同秩序，而这种不同次序对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公司章程的二层界限

理论上，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公司法规范划分为许多种，但无论如何划分，对于公司法来说最重要的划分是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公司法实际上是包含着强制性规范、同时存在一系列任意性规范空间的规范体系。很难从某一具体的条文划分哪条是强制性规范，哪一条是任意性规范。学界的通说是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不得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初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得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也是很容易判断的，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对于任意性规范，法律允许当事人以意思自治变更法律的相关规定。而对于强行性规定则不允许当事人任何形式的变更。

学界争议公司法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居多，有的学者认为公司法属于强行法，总体上呈现强制法的特征，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有的学者依据“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法是一套标准的合同，公司法的作用在于为股东之间缔约提供一份标准的合同范本，股东之间可以选择适用公司法这样的标准合同范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重新创立一份合同，因此公司法是任意性法，更多的带有任意性法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中的规则可分为普通规则和基本规则两种，前者指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普通制度的规则，后者指有关公司内部关系等基本制度的规则。对有限公司而言，原则上普通规则可以是任意的，而基本规则应当是强制的，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⑤

作为规范公司成立与运行以及内部治理的公司法，凝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对于经济秩序的态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意志，因而公司法必然具有强行性的规范。对于一些关乎社会利益、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发展具有重大价值的方面，是不得由股东之间随意变更的，因而公司法的性质并非是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界定这么简单。公司法不是全部的是强制性法规或是全部是任意性法规，现实中也不存在完全由强行性规范构成的公司法，或是完全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公司法。公司法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具有任意性的因素，尊重股东之间的合意，但同时对于一些关乎公司法价值的方面具有强制性的因素。简而言之，公司法是一部“标准的范本”，其中的部分条款，股东可以选择变更，但对于关乎公司法根本价值和其所珍视的法益的部分，则不得由股东“另立条款”。

在《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是不可避免的，但强制性规范只应当为了公共目的而存在。强制性规范通常在私人自治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⑥因此公司法一定会具有强制性的因素，以此来设定公司法的底线，划定公司法的边界，使任何公司自治行为不得逾越这个边界，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构成了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一层界限。

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公司必然具有适应自由竞争的特点，同时公司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领域，也需要有各自的特点。同时公司作为由股东设立的组织，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股东意思自治的结果，公司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为所有的公司设定统一的规则，因此通过赋予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权利成为一种必然。在公司法划定了底线的情况下，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根据自身的需要设定公司运行的规则，以实现股东，公司以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从法条上分析，公司法第72条和第76条的结尾处都有“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单从这一条来看，可以简单地认为第72条和76条的规定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的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又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根据这条规定作出限制的公司章程被法院判决所否定，至少通过司法态度可以表明，任意性规范并非是任意的。公司法规范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作出具体的区分，或者说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划分是否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学界对于一般的强行性规范是没有异议的，如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等，这些都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对于任意性规范则不是很清晰，一般认为，在法条的结尾处有“另行规定”的，一般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关规定的适用，当然也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对公司法的规定原封不动的接受。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同样内含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意，任意性规范并非完全“任意的”，任意性规范内同样具有“强行性的因素”。任意性规范中的“强行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界限事实上构成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第二层界限，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超越这二层界限。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并不是以法条为界而泾渭分明的，任意性规范中虽然有“另行规定”的字样，但并非可以任意排除，因为在任意性规范中包含着强行性规范的因素，在触碰到这一核心的强行性规范因素之前，任意性规范仍然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自由发挥，尊重公司股东的意思自治。如果公司章程触碰到了强制性规范的因素，则此时公司法的任意性规范失去了其任意性的特征，变得具有拘束力，这一强制性因素是不得由公司章程任意触碰的。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必然内含着立法者所期望的公司法的价值和其所希望构建的公司法治秩序。这一内含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强行性因素”构成了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二层次的界限。

四、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性条款效力判断的思路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有关限制股权转让条款效力进行判断时，首先应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性条款效力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是资合公司，但具有很强的人合性，人数较少，股东之间很可能是基于相互间的了解和相互信任才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达成必然是经过相关的博弈，各个股东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才作出的合意，可能在某个条款上作出让步，该条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不利，但这种不利在量上是很小的，在可预期的收益面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股东之间相互妥协在该条款上可能会存在不利，但在其他条款上会得到相应的有利的回报，在总得可预期利益上可能是没有损失的。总之，公司章程合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是股东在博弈过程中对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一定是深思熟虑的，作为尊重股东意思自治，扩大股东自治空间的新《公司法》，当然会尊重股东之间的这种合意，司法机关应当尽可能少的介入到这种妥协之中，如果司法机关过多介入，可能会损害股东之间已达成的最优化配置，反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实现。

其次在进行这种效力判断时应注意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性条款的作出是通过创立阶段达成的公司章程还是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的修改而对股权转让作出的限制，二者有不同的法理基础。公司创立阶段，公司章程的制定和达成更多地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合意的结果，是经过充分的博弈后所达成的，是符合股东各自利益的最优化配置。如果创立阶段的创始人不同意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全可以退出公司的创立，因为这符合其利益。而股东未退出，则表明这是其对自身利益衡量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而对于在公司成立后通过公司章程的修改使得公司章程的某些条款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情况，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不同于公司创立过程中股东对公司章程一致同意。在公司成立后修改公司章程的过程中，往往并不需要全部股东的一致同意，只需要达到表决权的一定比例即可，如1/2、2/3、3/4等。而在很多情况下，某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大股东所持很大比例的股份，往往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些有利于自己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修改条款，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因此，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对个别股东的表决权、股权转让权和利润分配请求权作出不同于公司法的“另有规定”，应该取得这些个别股东的同意，这不仅是治愈章程修正案欠缺合同机制的一种方法，也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⑦由于与前一种情况的区别，法院在对相关修改的条款的效力判断上的尺度上应该更严，应当考虑相关的条款是否违背了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本质，以及是否违背了公平原则，是否使公司法的股权自由转让原则形同虚设。

公司章程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是根据公司法的相关授权的，也就是说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中，是根据相关的授权才作出的“另行规定”，立法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授权，本质上是因为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合意，充分发挥股东之间的协商，通过其相互间的博弈，使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立法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作出相关的规定，立法者的本意是让股东在遵守公司法的本质和精神的前提下来达成合意，也就是说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违反公司法的本质和精神，如果公司章程违背了这些最本质的内核，则公司法其所创立的初衷也将无法实现。这也是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转让条款效力判断最重要的原则。

[注释]

①时建中：《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3期。

②董慧宁：《公司章程自由及其法律限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③胡田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④潘文军：《论公司章程的性质及其动态分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

⑤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一期。

⑥蒋大兴：《公司自治与裁判宽容》，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范本范文第2篇

由资本充实原则衍生许多公司法上的重要制度，如注册资本制度，提取资本公积金制度等，对公司设立者出资义务的严格约束， 亦是资本充实原则的内容之一。根据资本充实原则，公司设立者应按公司章程规定，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否则，不仅其本人要承担违约责任，其他设立者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中，体现了平等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为贯彻资本充实原则，公司法对公司设立者违反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亦有所规定，本文试就此展开论述。

一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设立者违反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规定于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依公司法规定，参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出资义务不履行，此为公司法第25条所规定；二是出资不实，此为公司法第28条所规定。

所谓出资义务不履行，是指“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 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如果股东未按此规定缴纳所认的出资或办理相关手续，即构成出资义务不履行。

在实践中，股东出资义务不履行的情形有多种，其情形不同，对公司、公司债权人以及其他股东产生的影响亦有所不同，因而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围与方式也不同。按行为方式的不同，可将出资义务不履行划分为拒绝出资、迟延出资、不能出资、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拒绝出资指股东在章程制定后又表示拒绝按章程规定出资；迟延出资，指股东不按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或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不能出资，指因客观条件变化使股东不能履行出资义务，如准备出资的建筑物在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前毁损或灭失，非专利技术在出资前泄密等；虚假出资，指表面上出资而实际上并未出资，如公司法第208条所指的情形；抽逃出资，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所缴出资暗中撤回，如公司法第209条所指的情形。按出资形式的不同，可划分为货币出资义务不履行和现物出资义务不履行，其中现物出资是指以货币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如公司法所列举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等。按行为发生时间的不同，可划分为公司成立前出资义务不履行和公司成立后出资义务不履行。比如，如以货币出资而又拒绝出资，只能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因为不把货币存入银行的临时帐户，便不能验资，亦不能进行公司登记，公司登记成立后，在形式上必须是货币出资全部到位。再如，现物出资义务不履行则经常发生在公司成立以后，因现物出资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其中以建筑物、工业产权或土地使用权出资，还须办理登记手续，上述财产权是受让人只能是已登记成立后的公司。公司成立前出资义务不履行有可能导致公司不能成立，而公司成立后出资义务不履行有可能导致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或解散，严重者可能导致公司被撤销。

所谓出资不实，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 公司资本以货币表示，以现物出资，必须折合成相当的货币额，这就必须进行财产评估。出资现物多是特定物，具有价格上的特定性，其实际价额与章程所定价额不可能总是完全一致，但其差额必须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公司法将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价额规定为投资不实。

从实践中发生的情况来看，造成出资现物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价额的原因主要有：（1）作为出资的现物仅由出资股东报价，而未经专业机构评估作价；（2）虽经专业机构评估作价，但因评估标准、方式或计算上的原因，导致评估结果有误；（3）现物出资的股东与评估人员合谋，进行虚假评估；（4）从公司章程制定时到公司成立时，其间出资现物的市场行情大幅度跌落，公司章程制定时对出资现物评估作价确定的价额，与公司成立时以市场行情计算出资现物所得价额之间，出现了后者显著低于前者的差额。

二

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自应承担民事责任，其归责原则与承担责任的方式， 可比照有关债的不履行的一般原则处理。但是，违反出资义务的民事责任毕竟是公司法领域中的问题，在其请求权的归属与行使以及责任范围等方面，存在着特殊性。然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尚嫌简略。

关于出资义务不履行的民事责任，依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所述，出资义务不履行在公司成立前后均可发生，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一概向足额缴纳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都不无疑问。

公司法第25条所指的“违约”，显系指违反公司章程而言。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关系和活动方式的总规则，从章程是由股东（或发起人）约定而成这一点而言，它确属一种“约”，然而却不是合同之“约”。公司章程规范的不是股东个别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股东与股东全体、法人成员与法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公司章程， 尤其是经公司设立登记后的章程，既不同于通常的约束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即使公司只有两个股东亦如此）；也不同于所谓的多数人合同（如合伙合同）。基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在公司登记成立后，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并不是要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而是直接要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1）出资义务不履行是违反公司章程，因此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违反的不是对其他股东的义务，而是对公司的义务；（2）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责任承担，首先是依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这种出资是向公司缴纳，而不是向任何其他股东缴纳；（3）已经成立的公司，在发生个别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时仍有可能继续运行，如果不发生不出资股东参与分配或其他股东替不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等情况，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对其他股东不产生债务；（4）在有其他股东替不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时，后者也仅对前者负有偿还义务，而不是向所有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5）需要对股东的出资义务强制执行时，首先应由公司作为原告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70条所规定的“股东未按本规范的规定缴纳出资的，公司有权向股东追缴。经公司追缴股东仍不履行缴纳义务的，公司可以依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追究股东的违约责任。”确有其道理。

与公司以成立的情形不同，如果出资义务不履行导致公司不成立、解散或公司被撤销时，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要向其他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出资义务不履行如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如导致注册资本达不到法定最低限额，则公司不能成立。在现物出资的场合，如果出资现物是实现公司目的的必要条件，如为设立房地产公司而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出资义务不履行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可导致公司不成立，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后则可导致公司解散。因出义务不履行而使公司虚报注册资本，情节严重的可导致公司被撤销。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公司章程或不能正式生效，或失去作为章程的效力，但其中有关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的规定，可视为股东间的合同，由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据此直接向其他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据此而论，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仅适用于因出资义务不履行而导致公司不成立、解散或被撤销的场合。但从贯彻资本充实原则、维护公司债权人权益的需要出发，法律应明确规定在公司成立后，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应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赋予公司对出资义务不履行股东的追缴出资权。当然，一个公司成立后，如果可以发生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形，这个公司是否能自觉有效率地行使追缴权，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公司法“责令改正 ”作为纠正措施。 “责令改正”措施由公司登记机关行使，自有其行政强制性和效率性。但是，实践中确有“责令改正”而不能改正的情况，比如，现物出资的股东将准备出资的土地使用权转移给了第三人，其转移是否合法有效，就不能由公司登记机关确认，亦不能由公司登记机关提请法院确认；再如，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如果拒不改正，公司登记机关也不能强制执行该股东的财产作为出资。所以，出资义务不履行首先是要承担民事责任，赋予公司追缴权确有必要。

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责任范围，应根据不履行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后果而定。（1）出资义务不履行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前。在此场合下，如果出资义务不履行导致公司不能成立，那么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应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责任。如公司依然能够成立，那么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应对变更设立行为而多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责任。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根据相反解释，在公司登记前，股东是可以抽回出资的，因此，并不能认为股东已在章程上签字，就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在公司登记成立前，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的责任范围，应限于与其出资义务不履行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失范围内。（2）出资义务不履行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后。在此场合下，如果出资义务不履行并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应向公司补交出资及其迟延利息。但是，如果出资义务不履行的时间足够长时，公司的净资产额很可能高于出资额与利息之和。为避免补交出资时出现减少其他股东对公司净资产的按份持有量的情况，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原则：出资义务不履行的股东补交出资时，如果净资产与资本的差额低于银行利息，可要求补交资本加上利息；如果其差额高于银行利息，则可要求补交资本加上其按份持有净资产与资本的差额。在出资义务不履行导致公司解散或被撤消时，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对因此给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出资不实的民事责任范围，包括应补交的出资差额及迟延利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纯粹因市场行情变动而导致的出资差额，是否应由出资股东承担出资不实的民事责任，因为现物出资股东对其现物的市场行情并无控制力，因而对出资差额的出现并无任何过失。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额）。由此可引申出这样一个原则：股东应当出资的价额由公司章程确定，而实际出资的价额以公司成立时所交付的为准。以现物出资，即使在制定章程时依当时的市场行情进行了正确的评估作价，如果公司成立时市场行情显著跌落，公司实收资本便在实际上低于章程所定资本，因此造成出资不实的结果与现物出资过高作价在客观上是一样的。所以，现物出资时对差额的补充责任，“不仅当然适用与当初财产过大评价的情况，亦适用与因经济变动而导致物价下跌的情况，是为公司资本充实而设定的无过错责任。”

三

违反出资义务的公司设立者要承担出资违约责任，目的是要贯彻资本充实原则，但出资违约责任并不是公司法理论上的资本充实责任。资本充实责任是指为贯彻资本充实原则，由公司设立者共同承担的相互担保出资义务履行的民事责任。根据资本充实责任，因某些公司设立者违反出资义务或其他原因，而致公司资本不能按章程规定缴足时，其他公司设立者要为此承担连带的缴足义务。资本充实责任的承担，就是要保证公司设立时，其实收资本与章程所定资本确为一致。

资本充实责任具体包含以下内容：（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的出资担保责任。在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时，如果有的股东不按章程规定出资，其他参与公司设立的股东对该不出资部分负有连带的补足出资义务。（2）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认购、缴纳与交付担保责任。认购担保责任指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而发行股份时，其发行股份如未认足或认购后又取消时，由发起人共同认足。缴纳担保责任指股份认购人未按招股说明书或公司章程所定期限缴纳股款时，发起人对股份未缴纳部分负连带缴纳义务。交付担保责任指现物出资的发起人不按章程规定交付出资现物时，其他发起人应按未交付现物的价额，承担补交出资的连带义务。（3）差额填补责任。在公司成立时，如果出资现物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其他公司设立者对不足的差额部分承担连带的填补责任。

资本充实责任有以下特点：（1）资本充实责任是公司上的法定责任，不以公司设立者的约定为必要，亦不能以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来免除。（2）资本充实责任是违反出资义务股东以外的其他公司设立者的责任，违反出资义务股东承担的是出资违约责任，其内容与资本充实责任不同。（3）资本充实责任因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其承担者限于公司设立着。在公司成立后接受出资或股份转让的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外的应募股东，均不承担资本充实责任。（4）资本充实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只要存在资本不足的事实即可构成，公司设立者的全部或一部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5） 资本充实责任是连带责任，全体公司设立者中的任何一人对资本不足的事实均负全部充实责任，先行承担资本充实责任的公司设立者，可向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求偿，亦可要求其他公司设立者分担。

资本充实责任是公司法上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制度，其目的是公司设立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督促相互约束的出资担保关系，以确保资本充实，维护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权益。我国公司法第28条所规定的公司设立时其他股东对出资不实承担的连带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资本充实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仅规定，实物出资如有估价不当的，政府授权部门可以责令验资机构重新验证。相形之下，公司法的规定在贯彻资本充实原则方面更进了一步。但是，公司法将资本充实责任仅限于出资不实的场合，似嫌过窄，不足以充分贯彻资本充实原则。公司采行有限责任制度后，资本便是公司对其债务的基本担保。公司因合意而设立，并且以足额出资为设立的基础，公司设立者确保资本足额认缴，是其最起码的义务。出资义务不履行与出资不实，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客观结果是一样的，都造成公司资本部分虚置。公司法既然规定公司设立者对出资不实承担连带责任，就更规定公司设立者对出资不履行承担连带责任。这是符合逻辑的，也符合规范公司设立行为的实践需要。虽然公司法对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改正、罚款以至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些只是对某些出资义务不履行行为的惩罚，所以，规定公司设立者对出资义务不履行也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可以在公司设立者之间产生互相监督、自觉约束的制约力，减少诸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之类现象的发生。

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充实责任的请求权归于公司，公司设立者应向公司补交出资不履行部分的出资或出资不实的差额。履行认购担保责任的公司设立者可自然取得认购部分的股权，但履行出资担保责任、缴纳与交付担保责任及差额填补责任的公司设立者，并不能因此而当然全部或部分取得履行责任部分的股权。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由章程规定，股权的转让要受法律或公司章程的某些限制。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原因也很复杂，因此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并不等于其放弃股东权利。履行资本充实责任的公司设立者只是代行出资义务，然后向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行使求偿权。为避免因求偿不能再行使股权转让求权时增加代行出资者的负担，代行出资者可以拥有如下选择：要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偿负所代交的出资，或者要求其按章程所定价额或股票发行价格转让股权。但该项选择权应在一定期间行使，如日本商法规定为6个月（第192条）。

在实践中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在公司设立者没有履行资本充实责任时，公司已经破产。在公司破产时，如果存在公司设立者违反出资义务并未得到改正的情况，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设立者承担资本充实责任，就资本未充实部分直接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虽然资本充实责任因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但资本充实责任的承担不应只限于公司存续期间，如果因公司破产便可免除公司设立者的资本充实责任，这一责任的设立便失去了保护债权人的意义。公司破产时，股权转让请求权已失去意义，因此先行履行连带责任者只能向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行使求偿权，在求偿不能的情况下，应由全体公司设立者共同分担责任。

在上述情况下就存在一个问题，公司设立者承担资本充实责任后，很可能其责任范围超出其出资额所持股份，这是否有违有限责任制度的宗旨呢？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但股东的有限责任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股东都可以用有限责任抗辩公司债权人的追索，如在公司法人格否定的场合，股东就要向公司债权人承担直索责任。 公司设立者在公司存续期间没有履行资本充实责任，在公司破产时应当向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其责任范围超出其出资额或股份，正是为贯彻资本充实原则而向公司设立者附加的义务。但是，在公司法人格否定的情况下，“公司发起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 ，而资本充实责任仍是一种有限责任。因为，公司设立者履行资本充实责任后，仍可以向违反出资义务者求偿，在求偿实现的情况下，公司设立者的责任仍以自己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在求偿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其责任范围也仅限于违反出资义务股东的未出资部分，超过该部分的债务，公司设立者自不必负担。由此看来，在建立资本充实责任制度的情况下，公司设立者的有限责任与一般股东是不同的，是附加了以公司资本总额为限的担保责任的有限责任。

四

公司法有关公司设立者的出资违约责任与资本充实责任的规定，只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里，立法上的处理使人感到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大大低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者。从公司法平等保护股东与债权人权益的原则出发，贯彻资本充实原则不仅适用有限责任公司，也同样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不应因公司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日本，资本充实责任既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亦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以此可为参照。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也可以用现物出资，因而也可能发生出资不实或不转移财产权的情况，其他发起人对此有必要承担差额填补责任；发起人同样可能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对此也应承担违约责任。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仅要向债权人负责，而且还要向应募股东负责，所以，从理论上讲，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应当重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者，而公司法的规定看起来却是相反。按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募足股份时，可以抽回股本， 这往往会导致公司不能成立。实际上，公司不能按期募足股份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前发行股票供不应求的情况是暂时的。如果在股份未募足时，由发起人承担资本充实责任，补足股份而使公司成立，这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1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责任时，将“公司发行的股份未能缴足时，应负连带认缴责任”列为第1项。而公司法未采用类似规定，弱化了发起人的责任。外贸部“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此予以补充，其第13条规定“发起人在公司发行的股份缴足之前应承担连带认缴责任。”但是，该规定只是行政规章并仅适用于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不足以从整体上强化发起人的责任，因而也不足以弥补公司法规定的缺陷。

我国公司法体现了平等保护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的原则和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 这在立法实践上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但是综上所述，公司法的具体规定并没有充分地实现这两个原则，主要表现在公司法确立的责任体系的失衡与欠缺上。失衡表现之一，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比重超过民事责任。如对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仅规定责令改正、罚款、构成犯罪则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责任都只是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对债权人的责任，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并没有因为这些责任的承担而得到弥补。” 失衡表现之二，民事责任的规定有欠缺。如资本充实责任的内容只有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者的差额填补责任一种，没有规定股份公司发起人的出资违约责任，公司成立后的出资违约责任亦不明确，也没有规定董事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等，这些欠缺使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失衡表现之三，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民事责任在一些方面小于参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股东。如参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股东要承担出资违约责任和部分资本充实责任，而股份公司发起人对此项责任均不承担。至于公司法第97条所规定的发起人责任，除第2项以外，参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股东实际上也要承担类似责任。失衡表现之四，资本充实责任弱于有限责任。关于资本充实责任的欠缺前面已有论述，而资本充实责任的欠缺是当前公司滥设、资本虚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认为，“股份公司之弊端多存在于设立时，且其弊端通常起因于发起人的责任，故商法对发起人的责任给予特别严格的规定。” 相形之下，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设立者责任的规定，显然偏轻。

为弥补公司法责任体系失衡的状态，在立法与实务中可采取如下措施：（1）在实务上，将出资不实的差额补充责任进行扩张解释，使之适用于现物出资义务不履行而导致资本虚置的场合。（2）在实务上，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违约责任和差额填补责任，可适用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股东的规定。（3）募集设立的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认购、缴纳和交付担保责任，可在今后的证券法律法规中予以规定。（4）在制定统一的破产法时，可规定公司债权人在公司设立者违反资本充实责任时，有权直接向公司设立者提出偿还请求，但应以资本虚置部分为限。

注释：

[1] 参见王利明：《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1994年第2、3期。

[2] 奥岛孝康编：《公司法论点集》，法学书院1992年版，第15页。

[3] 本文所称“公司设立者”指参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4] 见公司法第1条。

[5] 公司法第25条第1款。

[6] 实质上，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也属于“出资不实”， 但本文为行文方便，仅指公司法第28条所指的情形。

[7] 公司法第208、209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0、61条。

[8] 加美和照：《公司法》，劲草书房1994年版，第80页。作者所论是资本充实责任而言，但该项差额补充责任既然为全体公司设立者承担，为该项现物出资的股东自然更应承担。

[9] 关于公司法人格否定情况下的直索责任，详见王利明：《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1994年第2、3期。

[10] 石少侠：《公司资本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范本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发起人

一、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的理论意义

公司的设立是取得公司资格的法定程序。与公司成立后的正常运营状态相比，公司的设立过程是公司的非正常状态。一般认为，公司的设立程序中包含了为取得公司资格而完成法律要件的一切行为，而这一切设立行为的主体即为公司的发起人。

我国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发起人”这一概念，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则语焉不详。1993年《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似以“股东”、“出资”等词汇含混表达公司设立主体的概念。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立法者继续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只是对设立股东的人数下限调整为一人。长期以来，我国公司立法进程中没有明确提出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这一概念，也未对其权利与义务作出完整系统的规定。而于此相对应的是，“发起人”始终是股份有限公司语义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究其原因，大致出于这一认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人资两合的企业，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其股东人数较少，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往往也参与了公司的设立行为，因此出资的股东就是发起人，用股东代替发起人并无不可。但实际上，股东和发起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基本特征和法律责任则根本不同。

第一，发起人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阶段的主体，而股东则是公司存续阶段的一类主体。两者的外延只有在股东实际参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情形下才发生重叠。如遇有限责任公司并未设立成功，或股东并未参与设立行为，或者参与设立的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转让股份、脱离公司等情形，则发生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发起人分离。

第二，发起人和股东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不同。 在《公司法》的体系中，发起人是一个义务导向的概念。《公司法》并没有赋予发起人权利，只规定了其义务和责任。对于股东，则明确提出其享有股东权利。就承担的义务而言，发起人在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的发起行为和交易行为是在与债权人、认股人之间展开的，行为的后果则会涉及成立后的公司、债权人及发起人之间的风险和利益分配。 股东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出资的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第三，发起人和股东的法律特征不同。发起人参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发起人应当符合“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特征。而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具备以下特征：（1）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2）实际履行出资义务；（3）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4）在公司成立后去的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6）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法律实践中，这些特征会物化为各种形式的证据。当然，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往往并不完全具备上述特征，当主体资格发生变化时，上述特征往往也并不完全发生变化，不同的证据材料显示出的信息是不尽相同的。

二、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的认定标准

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直到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中才第一次明确界定发起人这一概念。《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结合了《公司法》规定的发起人的义务，提炼出公司发起人应当具备的三项法定条件：“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而谈到有限责任公司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将发起人概念进行扩展，认为“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的要求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一致，因而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也纳入发起人的范畴”。笔者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的定义方式存在逻辑疏漏，混淆了构成要件和责任要求，将“发起人是什么”等同于“发起人应该作什么”，有倒果为因之嫌，有失严谨。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对发起人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一个悖论：如果有人签署了公司设立协议，基于原因关系本应当承担设立公司的义务，但怠于履行或者由于疏忽未在章程中进行签章，按照形式上的字面要求反而不会被认定为发起人进而不承担相应责任。这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强调公司资本制度、加强对债权人保护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冲突的。笔者以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发起人进行界定的原意是指应当为设立公司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 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但事实上目前的表述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下，在我国的公司法实践中对发起人的认定也没有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标准进行，即要求 发起人必须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目前，学界关于发起人的认定方式有三种意见：（1）采用形式判断标准，即凡在公司章程上签章 者均被认定为发起人。（2）采用实质认定标准，即发起人是实际参与公司设立 或者负责筹办组建公司的人未必要认购股份或者在章程上进行签章。（3）从形 式和实质两方面来确认发起人身份，即凡在公司章程上签章者可以推定为发起人，但如果有证据表明确实实际参与了公司的发起设立 工作，即使未在章程上签章也应当确认其发起人身份。笔者基本认同第三种认定方式。因为《公司 法》对发起人规定了一系列额外的义务和责任，其法理在于发起人相对于其他股东处于受托地位因而需要承担信托义务。

三、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的认定原则

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的认定思路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资格的认定牵涉到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其中，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范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公司制度范畴。认定发起人资格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并行不悖。

第二，维护社团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保持围绕社团发生的法律关系的稳定使社团法立法的一个根本价值取向。公司作为社团，所设计的利益主体、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认定发起人资格应考虑到尽可能使公司本身和公司已进行的行为有效，不要轻易否定公司已成立的行为，不轻易否定发起人资格。

第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安全的客观要求。具体地说，就是认定发起人资格涉及第三人、公司以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第四，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根据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取得发起人资格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应有作为发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真实意思表示似乎就不应当认定为发起人，否则有违意思自治原则之嫌。但鉴于相对人与公司交易，通常是通过公司的外观特征来了解和判断公司的资信状况，根据商法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公司应当将其股东、资本等基本情况以法定形式予以公开，使交易相对人了解相关情况，相对人不承担因公司外观特征不真实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因此，认定发起人资格要考虑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要考虑到公司对外的形式性、外观性。

第五，制裁法律规避行为。公司设立和出资转让中存在的法律规避行为，会危及公司法律制度和市场交易安全。认定发起人资格时，应对法律规避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使相关法律关系调整到合法状态，使当事人的不法意图无法实现。

基于以上原则，认定发起人资格应当按照以下基本思路进行：首先，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个人法调整还是属于团体法调整。在与公司相关的法律关系中，有些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个人法规则的适用；有些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团体法规则的适用。因为个人法强调行为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团体法则注重行为的外观特征。如挂名股东、实际股东、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确权争议，属于个人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据实对发起人资格作出认定。而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包括股权受让人、公司债权人、股权质权人等）之间就发起人资格发生的争议，则属于团体法的调整范围，无须探究公司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直接按工商登记等公示的内容认定发起人资格。其次，分析公司或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在公司或第三人对究竟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公司或第三人不得以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为由，选择对其有利得标准来认定发起人资格。

参考文献：

[1]张学文：“股东协议制度初论”，《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2]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3]王保树主编：《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沈贵明：《股东资格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桂敏杰、安建：《新公司法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范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关联交易 关联担保 公司治理 效力判断

公司间关联交易是商业往来中极为频繁发生的交易活动，关联交易 (connected transaction)，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广义上的关联交易包括关联担保。关联担保本身并无好坏利弊之分，并不必然的损害公司资本充实的要求或任何权利主体的利益追求。公司成员间互相担保是集团利益一体化、资本利用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各国立法也以不同的立法方式认可了关联担保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关联担保效力的研究，绝不能仅停留在对关联担保本身性质“不好不坏”的论证上，我们必须看到关联担保问题给司法实践造成的不确定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对效力判断的理性研究，解决的方法是深入分析关联担保有效要件及如何平衡公司内部不当决策的后果与外部相对人利益。

一、关联担保效力研究

对关联担保效力的研究不得不提到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在新《公司法》里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关注。公司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章程都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公司章程之于公司，就如同宪法之于国家。

1.公司章程――因法律规定或特定交易而披露的公司章程，应对交易相对人产生约束力

(1)因法律规定而披露的公司章程应对交易相对人产生约束力

不同类型的公司其公司章程的法律强制规范性、公开程度不同，因而相对人因公司章程而受约束的可能性、程度也不同。有限责任公司因其公司性质的人合性和闭合性，公司章程非因特殊证明应当认为是相对人不知道。同样，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一般置于公司供股东查阅，非因特殊情况法律上应推定相对人不知晓公司章程的内容。因此，公司章程有关关联担保的限制规定对相对人一般不发生约束力。而上市公司因其社会性、证券交易的公开性，法律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对其公司章程及重大事项的公开披露义务及特别审议程序，属强制性规范。因此法律上应当推定相对人知晓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公司行为规则，相对人的注意义务理应更严格，故上市公司的交易相对人是不能以不知其公司章程的限制性规定而接受关联担保并以此抗辩的。

(2)因特定交易而披露的公司章程应对交易相对人产生约束力

公司章程构建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约束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层，是公司内部自治规范及对外行为规范。公司可以在符合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公司章程限制或排除公司担保能力，在交易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与交易直接相关的特定条款应当对相对人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直接的课以相对人承担某种义务，而应当理解为相对人不得以不知而抗辩，即剥夺相对人的“不知情抗辩权”。

2.“越权无效规则”的反思――法益冲突之司法衡量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的担保能力进行禁止或限制，在传统公司法理中，如果公司行为超越其章程范围，那么此交易将归于无效。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ultra vires)。而随着商业交易的纵深发展和交易双方对交易风险防范的精细化追求，越权行为不再影响公司的外部行为效力已成为现代各国公司法的基本共识，对公司越权行为的救济手段上，各国公司法则更多是的通过强化董事责任、股东诉权来对越权行为进行救济。

一般而言，交易相对人会对公司的章程进行审查,一个已知公司章程禁止或限制公司对外担保或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如债权人）仍与公司（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在此很再以捐弃“越权无效原则”保护善意相对人以维护交易安全理论中的“善意”来解释，反而是债权人在主观上，显然的有过失或故意。在此种情况下司法是否还能笼统的用“保护相对人交易安全”的理由来纵容债权人？此种债权人非善意的情况下是否应当从“越权无效原则”的演变过程中重新审视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条件的适用“越权无效原则”呢？

笔者认为，在越权关联担保效力认定纠纷上存在一对冲突利益和一个司法衡量标准，冲突利益是恪守公司章程、保护股东利益和维持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司法衡量的标准则是善意债权人的判断。越权关联担保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和交易安全相冲突时如何衡量取舍。因法律规定或特定交易而向相对人披露的公司章程有限制关联担保规定的，相对人明知而签订担保合同，不再是善意无过失。因此法律应课以相对人不利后果，减少其获得救济机会，认定担保无效各自承担担保无效责任。

二、新《公司法》对关联担保的规定

1.关联交易及实际控制人概念

旧《公司法》中未涉及到关联交易(含担保)的概念，也未将关联交易(含担保)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新《公司法》217条明确了关联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概念，并在21条明确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并相应规定了赔偿责任。应当说，新《公司法》对关联关系的定义做了比较宽泛的理解，这有利于在实务中对表面无关联关系的潜在关联担保、连环担保、间接互保等的认定。

2.公司章程自治原则

旧《公司法》欠缺对公司章程约束力的关注，在第11条明确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要求在公司章程变更的情况下变更登记。新《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规范力和约束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与关联担保效力认定有关的条款主要包括：第16条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由公司章程规范;第20条规定了股东受公司章程的约束，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2条规定了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内容的可撤销性；第25条、第84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该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强制性条款，但如果存在欠缺或是瑕疵则可以由当事人协议补充或根据公司法人规定予以补救而不必然导致公司章程无效或解散公司。这要求司法介入时的审慎态度，审慎处理依法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关系，不轻易否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充分尊崇且符合了现代民商法对不轻易否定交易关系、节约社会经济成本的价值取向。

3.司法救济途径

旧《公司法》越权提供关联担保补救措施的缺失、难操作。由于旧《公司法》欠缺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在公司行为与内部人之间的关系上没有建立股东权利保护的保护制度，对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也缺乏可诉性。新《公司法》为解决违规关联担保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22条规定了股东对违反公司章程的决议内容的提起撤销之诉；21条、150条规定了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153条规定了其它股东就违规关联担保侵害股东利益的直接诉权；152条规定了股东就违规关联担保侵害公司利益的代表诉权。

三、关联担保立法调整

笔者认为，我国对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的立法应结合我国法律环境和市场成熟程度。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而言，由于公司性质的非开放性，由《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结构、关联担保的“一般性实质限制”进行调整即已足够，设定关联担保的最低限度有效要件，并依公司自治原则给公司章程预留更多自治空间。对于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调整，因其公司性质的开放性、投资者的社会性，应借鉴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双轨制，建立《公司法》与《证券法》及其配套法规共同调整的双轨制模式 ：在遵循《公司法》对“一般性实质限制”的调整之外更要从程序要件上由《证券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规章、上市规则等来对上市公司关联担保进行特别的程序调整。

1.关联担保有效的一般要件

《公司法》对关联担保的一般调整，就是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普遍适用的，最低限度的有效要件。它应当包括：

（1）意思表示真实，具有真实的担保意图。一项有效的关联担保，必须有真实的担保意图。

（2）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一方面，法律对关联担保决策程序有特别规定的，公司章程不能降低法律的标准。另一方面，公司章程也可在法律允许的自治范围内，对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担保进行明确的决策授权，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决策，也可以在一个额度上对决策权限进行划分。

（3）不违反公司法及其它法律中的禁止条款。这指的是担保的内容中不得为法律所禁止，如《合同法》41条无效合同的情况。

2.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有效要件的特殊规定

影响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效力的要件分为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

实质性要件即是上述的四项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规定的一般有效要件，稍有不同的是第（2）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应当向相对人披露，故法律上推定交易相对人知晓公司章程及其所确定的公司担保能力、范围，因此如超过公司章程的限制接受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相对人（债权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善意的机会几乎没有，鉴于此，上市公司只能在法律规定或其公司章程限制的范围内从事关联担保，超越公司章程的关联担保应当无效，无须对担保人或被担保人的关联关系及披露情况等作更进一步研究。

程序要件上，要求上市公司须履行披露义务和特别审议程序：

(1)根据《证券法》、《新上市规则》等，上市公司履行关联担保的披露义务主要涉及：定期报告披露义务、临时报告下的首次披露、持续披露义务、董事会决议重大事项及时披露义务、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及时披露义务、关联董事披露、关联股东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及时披露义务。此外，在证监发[2005]120号第一点（五）条中也明确要求关联担保必须履行披露义务。

(2)各国公司立法大都规定了关联交易（担保）的特殊批准制度，仅有在经过这些特殊批准程序后作出的关联交易，才认为是正当的，才能对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特殊批准程序主要包括：绝对多数表决制度、董事、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我国在立法上类似的设定了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特别批准程序。

四、关联担保的司法审查

1.对是否具有真实担保意图的司法审查

对是否具有真实的担保意图的司法审查，应以“商业判断原则”为限。商业判断原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又称为经营判断原则，是由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最早确定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项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判例法规则，并广为普通法系国家所承认。其中心内容就是指董事的经营决策只要是出于善意、并且以尽到其职位要求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便造成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损害董事的行为也不应当认为有过失，董事也不承担责任。因此，司法审查应以担保当时的意思为准。但对于本无真实的担保意图的关联担保行为，如果在诉讼中经过了符合公司章程程序的补正而具有真实的担保意图的，则应当承认其意思真实性，这样认定的原因是：在不存在恶意侵害担保人利害关系人（股东）的前提下，平衡担保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使交易因当事人意思的补正而成立。

2.对决策程序的司法审查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是关联担保有效的一般要件，但在决策程序不符合公司程的情况下，关联担保也非一概无效，仍有例外情况。这个问题和前面提到的“越权无效原则”、交易安全、债权人善意判断、公司性质问题相关。如债权人在整个担保关系成立始终，已尽相当的注意义务，但仍无法获知该担保人与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或无法获知担保人公司章程对关联担保的特殊决议权限和程序，那么担保人不能在诉讼中披露其与关联方的关系、或以列举其公司章程殊规定来逃避担保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保全善意债权人的利益，如关联担保的确损害公司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应从另一种法律关系上追究其内部责任。

3.举证责任分配要公平

在担保人是否具有真实的担保意图问题上，因担保合同已签订，故法律上推定具有真实的担保意图。担保人要否定应由担保人就其意思表示不真实举证；在债权人是否善意问题上，如担保行为与担保人公司章程不符，应由债权人就其已尽相当的注意义务而仍不知或不能知担保人与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或公司章程特别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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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范本范文第5篇

正确认识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股东股权的权利属性以及对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性规定的规范效力的合理界定，对于分析章程所做的限制性规定的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认清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首先应该对公司章程有个明确的认识，对于公司章程的内涵的界定，学界也是有诸多观点。有的学者则认为“公司章程是指对公司的组织、运营、解散、公司名称、目的、组织机构以及股东和董事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作出明确、肯定和具体规定的公共性质的法律文件”。结合有限责任公司自身特点以及我国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可知，《公司法》从公司性质、尊重股东意思自治以及公司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赋予有限责任公司更多的自治管理权限，对于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国内外学者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学说，目前学界对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契约说。英美法系的学者大都将公司章程认为是一种契约性文件。例如，英国公司法学家高尔（L.C.B.Gower)教授认为章程应视为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公司内部管理者之间共同订立的一种合同，是一种法定契约，都受该契约的约束。2.自治法规说。自治法规说是大陆法系的学者对公司章程性质的传统认识。公司章程是根据国家赋予的“公司自治立法权”而制定的，是规定公司内部组织及活动的自治法。该学说认为公司章程对章程的设立者、发起人及新加入的公司组织者都具有相应的普遍约束力。3.说。支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章程对于公司而言具有“宪法”之地位，是带有浓郁的色彩的法律文件。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最最要也最为基本的准则，它是公司从事商业活动的行动纲领，具有不可撼动的特殊地位，如果把公司比作国家，那么公司章程对于公司来说，无疑处于“宪法”之地位，章程在公司内部具有“根本大法”的作用，其效力也最高。笔者认为，无论将公司章程视为契约、自治法规或者，都不能否定公司章程的自治性特征，因此，公司章程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对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做出一定的合理性的限制。

（二）关于股权的法律性质对于股权的性质，学界也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所有权说、债权说等等，各种观点也是众说纷纭，理论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内容来看，股权既有财产权的一面，又有非财产权的一面。部分学者则认为，股权是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性质的权利。就笔者自己而言，股权应视为一种单纯的财产权，这可以从从股东投资建立公司的本义以及股权受到侵害时其法律救济方式进行分析，作为财产权的股权，应该允许财产的所有者自由安排，在私法层面上，法律不宜对财产权的处分做出过多的限制。并且，股权自由转让源于“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公平、正义理念。因此，公司章程在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时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愿表示，对于因股权转让对公司人合性基础的冲击，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的担心。我们可以从股东投资建立公司的本意进行理解，股东设立公司最直接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司获取收益，当股东设立公司该项目的不能满足时，而在目前法律不允许抽回投资的现状下，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让渡给其他人，自己退出公司取回自己的投资无疑是最佳路径选择。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当然也是为了维护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想退出公司的股东转让股权做出一定条件的限制，尽管可能与公司法相关规定不一致，但是基于对股东意思自治的尊重，法律应该维护股东的这种共同的选择。

（三）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限制的规范性质法律规范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两类，其中主体可以选择适用或者予以排除是任意性规范的显著特点。一般认为，公司法是兼具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性质的法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对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的法律性质的认定带来诸多不便。但是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性质上看该条规定改变了以往我国公司法理论中对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为强制性规范的认识，使得股权转让限制性规定成为补充性或者任意性规范。“任意性规范设定的出发点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提供示范性的公司运行规则”。股东自身利益的实现同公司的实际运行状况息息相关，但是在公司实际运行过程中，股东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活动。如果股东对公司未来丧失信心，想要收回自己的投资，那么此时如何保障股东和公司双方的利益？通常情况下，股东可以与其他股东在意思自治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股东选择退出公司是行使自的一种表现形式，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更是体现了民法中意思自治的原则。公司如果过分限制股东自治权利，保障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将成为一纸空谈，此时牺牲股东利益保全公司的做法，也不利于双方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一定范围内可以与公司法规定不相同，在不影响双方自治权利下承认其效力则显得比较合理。

二、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限制

规定效力之认定公司出于维护自身稳定经营的需要，在章程中对股东转让股权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如果与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不一致时，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性的规定效力如何？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一）对内转让和对外转让限制性规定的效力分析通常情况下，股东如要转让自己所持有的股权，无非是向公司内部股东转让或是性公司以外的其他人转让两种方式，即股权内部转让和股权外部转让两种形式。以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来看，并没有明确对内部转让还是对外部转让做出限制，因此，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继续深化的空间。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内部之间存在着相对密切的人身信赖利益关系，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由于没有外部人员的加入，对公司的稳定性冲击较小。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由于原有股东的退出和新晋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人合性基础遭到破坏，对公司的稳定性势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股权对外转让的限制条件如果过低，可能对公司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不利于维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相反，对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的限制则不必过于苛刻，甚至说可以对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做限制。这样也便于股东回笼资金，一定程度上也对股东的投资积极性做出保护，同时使公司得以正常稳定的经营。基于以上原因，公司章程对股东内部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公司法有关规定，对股东外部之间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则不应低于相关法律作出的规定，承认章程作出的规定的效力其实际效果更佳明显。

（二）有限责任公司初始章程和后续章程对于股权转让限制规定效力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基于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制，为了《公司法》第72条第四款的正确实施，有必要探究初始章程和后续章程的不同法理，以及不股权转让限制规定的效力的影响。”将公司章程区分为初始章程和后续章程，是因为初始章程一般是由公司全体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制定，经过全体股东或发起人的一致同意后方可实行。相比之下后续章程仅需公司股东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过半数同意即可修改。因此，初始章程体现了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意愿，可视为是全体股东达成之契约。后续章程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对此决定表示反对或者未参加表决的股东也受到该章程的规定，此种后续章程并非其真实意志的体现。因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性的规定，应当细分为该项限制性规定是初始章程规定的还是后续章程，修订是增设的并且是否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决定。笔者认为，如果初始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性的规定在没有违背强行法、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司本质的规定时，该项限制性规定宜认定为有效。如果后续章程是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后修改的，那么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也应认定为有效的。但是，如果关于股权转让限制性的规定，并非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是由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参加决议或则对决议只反对态度的股东，该后续章程相关规定，对异议股东或者未参加觉得股东应不具有拘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