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 ”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 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 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 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 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 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 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 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 促使其倒台。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 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 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 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 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 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 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 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 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 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 朗、利比亚实行 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 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 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 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 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 “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 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 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 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 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 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 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 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 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 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 ”、“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 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 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 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 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 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 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 内部事务提供 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 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 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 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 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 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 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 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 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 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 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 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 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 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 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 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 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 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 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 刁难。

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 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 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 ，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 个，占 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 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 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南方神话，文明焦虑，南北差异，象征手法

一.简介

出生于1876年的杰克・伦敦前半生一度是在贫困与流浪中度过的，经历了世纪之交一个社会底层边缘人为摆脱贫困做出了各种努力，尝遍了资本主义金钱与特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摧残和压迫，决定用知识和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独特的视角，粗狂雄健的笔锋，冒险传奇的故事，给当时浪漫温情，萎靡庸俗的“微笑美国”以致命一击。给世人世人再现了世纪之交时美国残酷了“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

《野性的呼唤》以名叫“巴克’的圣伯纳犬作为主人公，在寂寥而残酷的北极冰天雪地的宏大背景下，讲述了强者和弱者之间残酷的生死斗争，小说以巴克最终的野性回归和成为狼群首领结束，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机械和制度化生活的强烈反击，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对原始性和自由的强烈渴望，小说中多次提到文明与野性，道义与生存的对比，并多次以南方与北方作为这种对比的双方代表，笔者认为，美国南方相对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北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人性堕落和文明沦丧形成强烈的对比，通过这种比较，对由金钱和名利的极度追求而导致的“超道德”进行了抨击，提出了对自然，对野性和对自由的回归。

二.美国南方与北方

美国南方包括美国东南部的各州以及沿墨西哥湾的南方各州，是美国最大、最具特色的区域。其较北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欧洲移民在美洲轻松的进入了天堂。清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对宗教教义和道德的遵守深深扎入美国南方乃至整个美国人民思想中。美国著名批评家H.L.门肯把南方称之为“圣经地带”。美国南方一直都是以浪漫贵族式的生活著称。欧洲文化的残留种植园经济给种植园主带来了财富让他们开始重温欧洲贵族式的生活，并制定出符合教义的社会道德以供“绅士”和“淑女”遵守。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骑士精神”也是南方绅士们追求的行为准则。对家庭的重视，个人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南方女子的尊重，优雅的谈吐和高尚的情操也成了南方坚守的文化传统。正如南方重农思想认为人们认为“农业可以保持美德，而工业则只能带来腐败”，美国南方人民在理想的农业社会中坚守着淳朴的美德，创造着神秘浪漫的南方文明。

与美国南方浪漫生活相对的是北方工业社会下极度物质化，市场化和制度化的现代文明社会。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中边疆的意义》中认定1890年的人口普查为一种“官方声明”，标志着“一个伟大历史推进阶段的结束”。边疆就此关闭。美国现代社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而这种拥挤的环境导致的“空间焦虑”也被认为是一种产生文化焦虑和人们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工业化自由极度的市场竞争和相互亲扎以获得在社会中的生存小彬彬有礼的文明逐渐消逝。社会道义在生存法则下开始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日益壮大的工厂使得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成为一天像机器一样劳动15-6个小时的工资奴隶。这种压制自由的机械生活耗尽了美国拓荒者自由冒险的精神，一种反机械、反制度、反控制的思想成为美国普遍的荒原崇拜式的民族情结。

三.文中南北差异的体现

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成熟带领美国进入物质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时代的变迁必然带了思想界和哲学界的“百家争鸣”，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和人们的信仰。尼采的“超人哲学”给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强者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带到的贫富差距和矛盾的激化给当时的社会青年带来了怀旧式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杰克伦敦写出了浪漫的冒险故事，呼吁人们挣脱现代文明对人们精神的枷锁重新回归到自由的生活。

小说的最开始就交代了巴克生活在阳光充足的santa山谷中，米雷法官的大庄园很明显是美国南方种植园庄园的代表。巴克傲踞于其他牲畜在庄园上悠然快乐的生活就像是南方小镇上恬静的生活。“在庄园生活的四年时间里，巴克都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就像有些绅士因为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变的这么自大。”从这番描述中，南方贵族式的生活和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可感得到了有力的描述。

而与南方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存在感相对的是北方人在资产阶级金钱和特权控制下的庞大的工业社会中感到的渺小和自我价值的缺失。克朗代克正是这北方的象征。被贩卖到这里的巴克成为雪橇狗，每天的工作是运输淘金的所需品。在主人的“棍棒”法则下，沦为淘金商们和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每天以超负荷机械的工作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拉车的辛苦工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自我存在感的最终表现，”巴克和其他的雪橇犬不能容忍一点工作上的失误，并用生命的极限来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和创造新的工作记录。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文明”与“原始”的碰撞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碰撞，比如文中说到，“他好像被人从文明的中心硬拽到原始的中心。……只有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作为文明代表的南方一直是绅士，淑女过着贵族浪漫生活的家园，而北方社会法则就让社会道义消失殆尽，只有“超道德”和实用主义，“适者生存”和“强者统治社会”的法则。作品中还有一处对这种道德殆尽的描述，巴克第一次的偷盗经历让他彻底放弃了原本一直遵守的道德底线。“标志着巴克道德品质的倒退或者是完全丧失，……而在北方，在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下，只有傻子才会在乎道德。”北方工业社会机械化的工人生活压制了个性和自由，违背美国的拓荒时冒险和自由的民族精神，由此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弥漫于机械社会中的民族危机，这也正是当时美国每年有300万左右的流浪汉的原因。小说中将巴克为代表的这群雪橇狗的工作象征为美国北方工业社会中工人机械式的生活。“巴克并不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忍受它，……就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得运转。”

四.结语

杰克・伦敦在美国工业社会逐渐取代农耕辉煌的转型时期，用现实主义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遥远的阿拉斯加的冒险故事，传达了美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小说中多次描写触及了美国南北文化和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差异，一方面再现了美国南方田园牧歌式生活所带来的浪漫文明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展现了美国北方在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现代焦虑”。试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杰克・伦敦在小说中传达的对社会法则的揭露和对返璞归真渴望。（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参考文献：

[1]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Jack London，“The Call of The Wild”，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对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在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加速了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化的的融合、渗透与交融，形成了自觉趋向、开放交融、宗教、鬼神崇拜的多样化的体育文化特征。

关键词：体育文化；特征；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不少妇女参加到体育活动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槃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宗教信仰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淫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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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南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二、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

目前学术界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陇右傅氏家族之郡望、谱系与传承概述。联系北地泥阳及傅氏家族迁徙的具体状况，考辨厘清陇右傅氏。根据史书记载以及相关资料，列出本课题所涉及的傅氏家族的谱系，概述傅氏家族的传承脉络，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变迁。其二，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统。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族性格与文化特征，傅氏家风形成的主要根源———地域影响、气候因素、时代风气、政治环境、士人心态、诗教儒学传统以及遗传基因等，傅氏家族成员与帝王、同僚、平民的交游状况。其三，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傅氏家族文化的影响。从傅玄、傅咸等傅氏家族成员的文学作品中，探讨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所兼有的法道杂家等多元文化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的影响。其四，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的文学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在文坛上声名显赫，根据文献资料辑出陇右傅氏家族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有傅玄、傅咸与傅亮三位。以他们的作品为研究中心，兼论其他傅氏家族成员的作品，考察其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情况，并发掘他们各自的特征以及文风的传承影响发展。其五，专论对傅氏家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傅子》，分析梳理《傅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农业思想、经济思想以及美学思想。关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重点，一为陇右傅氏家族“刚劲亮直”的家风传承。傅氏家风，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刚正耿直的性格特征，从傅幹、傅玄到傅咸皆是如此。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特点分析形成这一家风传统的内在外在成因。二为陇右傅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以及法道杂家对其家族文化的影响。傅氏家族是以儒传家的，但它又不简单的表现为纯儒，法道杂家等对其家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出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形态。三为文化包含文学，文学同时又折射文化。通过深入研究傅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傅氏家族文化。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难点在于，追溯傅氏籍贯可以发现其籍贯“北地泥阳”之址由于历史原因变迁多次，而傅氏家族也几经迁徙，所以使考订其籍贯显得复杂难行，学术界历来存在陕西耀县、宁夏灵武和甘肃宁县三说。这些都需要仔细梳理，小心求证，考订其籍贯，并区分出陇右一族。另外，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出的陇右傅氏家族作品就有近三百篇，归纳、梳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是本课题的又一难点。还有，深入分析傅氏家族文化形成的复杂成因也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难点。

三、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

对于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法目前有：第一，运用“家族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力图展现出傅氏家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第二，采用文献整理考证法。从传统目录学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勾稽整理。第三，将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家族是一个群体，将其分不同的历史时段，加以分析，观察其发展规模、地位升降、文化演变的特点，将家族中一些成就显著的成员作为个案，以展示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第四，数理统计、归纳分析法。本论文以文献作为研究的依据，排比文献史料，归纳出傅氏家族的人物、作品、本家族的发展轨迹等。第五，文化阐释法。文化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环境、地理特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采用文化阐释的方法，力图还原魏晋南北朝陇右傅氏家族文化与文学所根植的地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背景。

四、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研究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学术意义与理论意义在于：其一，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是“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因此，从微观上描摹一个家族的文化盛景，不但可以发掘出这一家族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核，而且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社会全景。而门阀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主导地位，陈寅恪讲“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故以家族文化为切入点进行中古文化研究大有可为。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傅氏是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通过对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管窥到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文化传统。三是，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家族文学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家族文学研究大家迭出、成绩斐然，并且关于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也是成果颇丰，但是对傅氏家族文化做整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整个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整体研究几无可见。且以往对傅氏家族的研究大多仅就某一文体、文学艺术或某一思想进行分析，较少关注傅氏家族文化的发展流变，以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四是，虽然学界对傅氏家族重要成员的个案研究成果良多，但多是对傅氏家族成就较高的成员如傅玄、傅咸及傅亮的关注，而对其中成就较小的成员如傅祗、傅畅、傅隆、傅昭、傅休、傅郁以及傅岐等关注较少，我们以后的研究需要关涉傅氏家族中这类成员，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傅氏家族的文学与文化风貌。五是，在广泛研究傅氏家族各成员的基础上，将傅氏家族各成员做比较研究可以从他们相继承的、相一致的一面总结出傅氏家族整体的家风、家学、文学特征与文化传统；从他们相异的一面，考察他们各自的特征，借此试探讨从魏晋到南北朝文学文化演进的趋势。最后，北地傅氏向有陕西耀县说、宁夏灵武说、还有甘肃庆阳说，我们依然需要考辨厘清陇右傅氏。进一步考订证明魏晋南北朝傅氏家族有两脉，其中傅燮一脉为“北地泥阳”一脉，这一家族曾在甘肃陇右地区生息繁衍过。同时，在对傅氏家族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因此陇右傅氏家族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并需要进一步深化。

作者：边思羽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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