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高经济职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教师 考评体系 行为选择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092-02

众所周知，现代高校较为公认的职能有三项――培养人才，发展科技和服务社会。而这些职能的实现都是依靠高校的教师来实现的，因此，高校教师的日常工作也就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其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冲突和矛盾

从根本上讲，高校的三大职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根本目的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培养人才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发展科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社会则是直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服务、继续教育等。培养人才固然以教学为主，但需要教学与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高校的三项职能在根本目的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运作上并非没有冲突和矛盾，具体到不同的高校也会有差别。与此相对应，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也具有一致性，教师参与科研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也有利于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但具体到不同的教师，其个体行为选择也存在冲突和矛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所有受访者都承认高校的首要职责是培养人才，但在现有考评体系下，超过85%的受访者承认，希望能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科学研究，而且超过50%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只有不到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潜心教学，不到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专注于社会服务。

二、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高校教师行为的主要因素有教师自身的因素、高校的类型、政策的导向等。

（一）教师自身的因素

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首先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学历和教师的职称、教师的学科类型。

教师的学历层次会影响教师的行为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学历越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在受访的具有博士学位的25名教师中，科研精力超过60%达15人，其中有2人超过70%，科研精力在51%~60%的有6人，科研精力低于50%的仅有4人；具有硕士学位的33名教师中，有17人科研精力超过50%；具有本科学历的47名教师中，只有31%的教师科研精力超过50%，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40岁以上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人，35岁以下的本科学历教师中高达85%是以教学为主。

教师的职称对教师的行为选择影响十分显著。拥有正高职称的教师中，超过82%是以科研为主，约2%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主要是专科学校的领导）；拥有副高职称的教师中，有超过62%是以科研为主。

教师的学科类型对教师的行为选择也有显著影响。基础类课程的教师超过73%是以教学为主，而专业课教师有超过68%是以科研为主。

（二）高校的类型

目前我国的高校主要有三种类型，专科学校、一般大学、高层次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高层次大学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同时承担大量的科研任务；一般大学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型人才培养和一定量的科研任务；专科层次的高校则主要以教学为主，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及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适当从事社区服务和教学研究工作。与此相对应，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其行为选择也有明显的差异。同样是副教授，研究型本科的副教授超过73%是以科研为主，教学型本科的副教授只有58%是以科研为主，而专科学校中，只有不到30%是以科研为主，超过50%的副教授是以教学为主。在专科学校中，另有约10%的副教授是以行政管理工作为主，很少参与教学和科研。

从教学工作来看，如果不折算本科院校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课时，则研究型本科大学的正高教师平均周学时为4学时，副高教师为8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2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6学时；一般本科院校的正高职称教师平均周学时为6学时，副高职称教师为12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5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12学时；专科学校的正高职称教师平均周学时为8学时，副高职称教师为15学时，中级职称教师为17学时，初级职称教师为16学时。

（三）政策的导向

目前，高校对教师的价值衡量主是是看其职称高低，在职称评定中，又主要是考核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在教学和科研中，又主要以科研为主。老师主持或参与了科研项目，撰写发表了学术论文，才能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并带来经济收益、社会声誉等各方面的好处。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教师的行为选择会受到显著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高校现有的职称考评体系会引导教师将工作重心放在科研，其次是教学，对服务社会则不具有导向性。

三、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理论分析

从理论“经济人”的角度来看，高校教师的行为选择带有明显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包括货币收益预期和非货币收益预期两个部分。货币收益预期主要指教师行为选择后可能获得一切可货币化的收益（如工资、津贴、其他收益）；非货币收益预期主要指教师可能获取的名誉、地位、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等。这里统一用期望总效用（TU）来表示。由于教师总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其行为选择即是根据预期的期望效用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按不同比例支配用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假定期总的时间和精为力I，投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时间精力分别为X、Y、Z，预期的单位效用分别为PX、PY、PZ。则：TU＝U（X，Y，Z）。根据“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原理，构建如下多元消费方程：

目标函数max TU=f（X,Y,Z）

约束条件s.t PxX+PyY+PzZ=I

令:L=f（X,Y,Z）+λ[（I-PXX+PYY+PZZ）],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Z最大的必要条件为:

四、引导高校教师行为选择的对策

根据上述论述，高校的主要职能与教师的个体选择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了引导教师的行为选择与高校的基本职能相一致，有必要根据高校的层次和性质、教师的学科类型等合理调整教师考评体系。

（一）优化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高校的考评体系主要是职称，而职称评定则主要是看论文、专著的数量，而往往忽视教学能力的考察，更没有社会服务的硬性要求。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教师考评体系进行调整，除了职称体系外，可以考虑增设教学名师考评体系和社会服务考评体系。同时，在职称评定时也应借鉴国外大学的标准，分别从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并合理确定各项职能的期望效用。

（二）根据学校类型调整分配机制

目前所有高校的岗位津贴基本都是按职称高低来确定标准的，而职称的评定基本上是根据科研工作来确定的。因此，有必要根据学校的类型调整分配机制。对于高层次的研究型的大学，可以考虑以科研水平为主确定分配标准；对于一般大学，应坚持教学、科研并重，并适度考虑社会服务；对于普通专科学校，可以考虑以教学为主，兼顾社会服务。

（三）根据学科类别确定考评标准

根据高校教师的学科类别制定相应的考评标准，基础类学科的教师可重在教学工作考评，专业类和技术类学科可侧重于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考评。

参考文献：

1.王祖山等.高校教师福利自制现象.高教学术研究，2011（5）

2.王军红，薛滩.高校教师“自由”流动的不良效应及对策.教育与职业，2010（18）

3.陈宇联.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开发对策探讨.经济师，2010（2）

副高经济职称论文范文第2篇

1、个人情况和主要特点：196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黎族。20__年8月调任现职。肯学习，顾全大局，讲究团结，主动与副职领导搞好协调，互相尊重，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善于总结，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

2、主要工作成绩：深入宣传商会职责，发动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入会，全年共吸收5家私营企业为新会员；组织3名会员和专职人员共8人到县考察，加强交流与合作；创造条件，提高服务水平，组织非公有制人士参与民营企业间的各项活动，发展和推动企业文化；切实保护会员合法权益，协助会员追缴工程款，认真协调企业会员的“三角债”和县拖欠工程款等一些难题；开展“双思”教育活动，推动光彩事业发展，促使许多会员积极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如会长为教育、农业开发等共捐资200多万元，曾授予“优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荣誉称号；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员进行调查，帮助协调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支部，使党员在企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于11月荣获全国工商联授予“党群在我心中”先进个人奖。

3、存在问题和不足：主观性强，个别工作抓得不紧，工作点子不多，经验不足。与副手协调不够，管理松懈，赞成有的干部组织纪律散漫。

4、民主测评情况：发放《领导干部民主测评表》5张，收回有效表5张。“德”2优3良，“能”2优3良，“勤”3优2良，“绩”3优2良，“廉”2优2良1中，“综合评价”3优2称职。考核组建议考核等次为称职。

二、（副会长）

1、个人情况和主要特点：1959年8月出生，女，大专学历。组织纪律好，有一定工作经验，文化水平一般，工作主动，积极协助会长落实工作任务，能够较好地完成会长交办的工作任务。

2、主要工作成绩：坚持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和收集经济信息，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服务，把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收到商会组织中来，目前县总商会共有集体会员20个，个体会员64个；积极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3、存在问题和不足：魄力不够，组织领导能力有限，工作视野不宽，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4、民主测评情况：发放《领导干部民主测评表》5张，收回有效表5张。“德”3优1良1中，“能”1优3良1中，“勤”3优1良1中，“绩”3优2良，“廉”4优1良，“综合评价”2优3称职。考核组建议考核等次为称职。

三、（副会长）

1、个人情况和主要特点：1954年10月出生，高中文化程度，黎族。文化素质相对薄弱，工作能力有限，积极性差，主动性不够强。因家庭变故，影响个人情绪，经常出现无故旷工、有事不请假现象。

2、民主测评情况：“德”1优3良1中，“能”1优3良1中，“勤”2优2良1中，“绩”3优2良，“廉”3优2良，“综合评价”1优4称职。考核组建议考核等次为称职。

四、（秘书长）

1、个人情况和主要特点：1955年3月出生，高中文化程度。学习不积极，工作主动性不强，会长交办的工作，再三强调才勉强去做，工作上有思想情绪。履行商会秘书长职责不够称职，对自己要求不严，有旷工或有事不请假现象。

2、民主测评情况：“德”2优2良1中，“能”1优3良1中，“勤”2优2良1中，“绩”3优2良，“廉”3优2良，“综合评价”2优3称职。考核组建议考核等次为称职。

考核组组长:(副县长)

副高经济职称论文范文第3篇

1、事业单位职称最初起源于职务名称，为技术、政工、财务等人员用于区别等级财务。

2、在理论上的职称是指专业技术(或学识)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它作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及工作成就的重要标志。就学术而言，职称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

3、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员级5个级别。其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播音、卫生技术、农业技术、档案、文物博物、图书资料、群众文化、技校教师、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工程技术、计划生育、党校教师系列(专业)设5个级别。

4、高校教师、新闻、科学研究、出版、教练员、翻译、艺术系列、律师、公证系列(专业)设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4个级别。

（来源：文章屋网 ）

副高经济职称论文范文第4篇

2011年7月26日，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助理、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成为首位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中国人，也是继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之后，又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

外界普遍将此解读为中国不断提高的影响力和新兴市场国家日渐加大的话语权。但亦有评论指，这一任命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现实利益，也不会改变欧美主宰国际金融治理的局面。

就在朱民履新前夕，IMF在当地时间7月20日报告称，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要求中国放手允许人民币升值。如何在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上发挥IMF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沟通的桥梁作用，显然将是朱民上任后无法回避的考验。

并不改变中国权重

朱民出任增设的IMF第四名副总裁可谓“破例”。自1945年成立以来，IMF最高管理层一直为“一正三副”。

IMF前总裁卡恩因涉嫌丑闻而被迫辞职后，由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接任。拉加德7月13日在提名朱民出任IMF副总裁的同时，提议任命白宫经济顾问戴维・利普顿出任第一副总裁，接替即将于今年8月31日退休的约翰・利普斯基。另外两名副总裁则是日本人莜原尚之和拥有美国、英国、埃及三重国籍的妮玛特・沙菲克。

此前的2010年2月，朱民被卡恩任命为IMF总裁顾问，同年5月赴美国华盛顿履职。在IMF工作一年多来，他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和经济舞台中话语权的一个代表。

朱民此次升任IMF副总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公众普遍希望，其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问题，更能在决策权方面有所作为。但观察家们认为，说到底，是中国的政经实力决定了朱民的升迁，这也是拉加德承诺计划的一部分，即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参与进来。然而也必须要认清的是，朱民从IMF的幕后走向前台，仅仅是接过了能够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声的“话筒”，而非能够定音的“金锤”。

根据IMF现行的决策机制，副总裁由总裁提名，之后提交执行董事会进行讨论。在这一机制的框架下，副总裁与总裁不过是助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最终决策权在总裁即拉加德的手中。同时，朱民的任命并未打破IMF长期由欧美掌控的格局，即由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由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另一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行长则按惯例由美国人担任)。在这种复杂人事体系中，朱民到底能够有多大能力影响IMF的最终决策存在疑问。此外，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在IMF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时，朱民也不可能动用他副总裁的有限权力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更关键的是，IMF的议事规则遵循国际组织的法定程序，以各国或经济体的出资份额来安排每一个参与者的议事权。2011年11月5日，IMF执董会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2012年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3,72％增加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增加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但与投票权约占17％、拥有否决权的美国仍不可同日而语。

上任即遭“下马威”

在提任朱民时，IMF总裁拉加德不仅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也寄予了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他帮助“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从这一层面而言，朱民的角色同样重要。毕竟已经进入核心决策层的他完全能够借此帮助IMF在决策前更好地理解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国家，反过来也会帮助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

IMF确实需要加强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的了解。

就在朱民履新前夕，IMF在当地时间7月20日报告称，人民币按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法、外部可持续性法和宏观经济平衡法衡量的低估程度分别为3％、17％和23％，并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主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

对此，中国作出激烈反应。中国政府罕见地授权中国驻IMF代表何建雄一份长达6页的声明，炮轰IMF的评估报告。何建雄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3万亿美元以上的一个原因是，美欧的央行将利率压得太低，导致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

这也成为朱民进入IMF后需要应对的第一个挑战。分析表示，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指望朱民出任副总裁就能改变IMF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看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现阶段，朱民的作用是亚洲和中国通往IMF的一座桥梁。朱民的上任并不会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实惠。除了履行副总裁的职责外，他需要更好地向同僚解释中国的金融政策，减少误解和摩擦。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所说，朱民是中国在IMF里的一张牌，如何打好需要深谋远虑的智慧。

IMF改革路径

成立于1945年12月的IMF被视作“全球央行的央行”，与世界银行一道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架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

但时至今日，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近一二十年“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以后，IMF的权重分配如果一仍其旧，就不能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有序运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IMF的投票权应当与成员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但当前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世界GDP的24％，但它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达到32％，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个“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GDP的21％，在IMF投票席位中占的比例却只有11％。美国则以超过15％的投票权而唯一拥有否决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加快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也一直呼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当前，随着IMF出现的人事变动，这个机构正在出现改革的迹象。但对于IMF来说，首要解决的问题却并不是中国翘首以盼的权重改革，而是欧美债务危机。

IMF一直在救助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欧猪五国(PIIGS)”的债务危机正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而随着标准普尔日前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欧债美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动荡阴影。IMF面临着巨大挑战，新任总裁拉加德和包括朱民在内的他的同僚必须找出行之有效的化解之策，才能使IMF赢得世界各国的信任。

曾任汪道涵秘书

除了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影响力、IMF自身改革的诉求之外，朱民个人的经历和背景，自然亦是其获任IMF副总裁的重要原因。

有分析说，朱民之所以在中国大陆众多学者型官员中出线，一方面是他受过良好的中西训练，拥

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深谙中国国情；此外，他在国内外都有着极佳口碑。

对于朱民，大陆媒体这么形容：“与很多横空出世的传奇主角不同，他称自己为‘小人物’，更多的国际同行喜欢叫他‘中国绅士’。”

在外界印象中，朱民的一个人格特点是谦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曾以“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介绍他，但朱民却自嘲般回应称，“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

有专家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也说，朱民是中国大陆加入国际性组织、共同参与解决国际问题的良好人选，因为朱民既有国际机构的工作经验，又在中国银行处理过许多现实难题，

“学术造诣高、为人平和谦虚，非常适合IMF副总裁的职位”。

另有分析说，朱民多年来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并担任主要演讲人，在国际金融界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间对中国大陆官员的印象。

在大陆业界，朱民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口碑，他曾提出“建立中国立场的全球金融理论”、“危机后的全球金融格局十大变化”等一系列被视为有全局视野的观点。

1952年出生的朱民，16岁初中毕业时，曾被分配到厂里当一名装卸工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他1978年开始了在复旦大学的学习，4年后选择留校在经济系任教，并在此期间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是，彼时，朱民还曾短期担任过汪道涵(原中顾委委员，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海协会会长)的秘书。

中行重组上市操盘手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师从保罗・沃尔克，后者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目前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1991年，博士毕业的朱民求职成功，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一任5年。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0年之后，1995年，朱民回国任职中国银行。199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朱民担任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主任。

当时中行在香港的各机构所有权结构复杂。这些机构当中，4家在当地注册，7家在北京注册，1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4家机构又通过9个基金公司间接持有。更令人头疼的是，重组牵扯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

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引发港股狂潮。这一成功奠定了朱民在银行界的地位。此后，他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2003年12月31日，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注资22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朱民再担重任，对中行进行了不良资产剥离和重组。

这两次中行与国际化接轨的主导工作，使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2006年，他升任中行副行长，主管财务、内控、法律、战略和研究等业务。

朱民最密集的媒体曝光期是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当时中行公告称朱民因工作调动辞职，媒体盛传他将赴任IMF。lO月22日，央行官方网站在“行领导”栏目中登出朱民的简历，他正式成为央行第5位副行长。为其赴任IMF高管埋下伏笔。

副高经济职称论文范文第5篇

此前，53岁的梁言顺在中央党校度过了23年时光，从一名助理研究员成长为校委会委员、科研部主任。

近年来，不乏学者出身的中央党校干部“跨界”担任党政高官。多名党校系统教授告诉廉政t望记者，不少出身中央和省委党校的学者型官员在政坛历练的同时，也带来了务实的作风和先进的理念。

多在党群系统历练，有人8年干了5个职务

近期引起热议的此类“跨界”官员不止梁言顺。1月28日，在江苏省人大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石泰峰成功“转正”，手持宪法宣誓就职的照片吸引了众多眼球。此前，他亦曾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2010年交流到江苏前，已任职中央党校副校长8年之久。

“北京的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忠诚和信仰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把职责真正担当起来。”稍早前，被誉为“神童”的李书磊离开福建，履新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时如是说。与石泰峰类似，从1984年至2014年的30年间，除了重返北大读博，李书磊一直在中央党校任职。

事实上，十以来，出身中央党校的干部多次受到重用。2013年初，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情妇常艳的日记曝出其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就是由副部级的中央党校教育长贾高建前往“救火”，迅速稳定了人心。

在地方，出身省委党校的干部进入党政主干线任职，亦不鲜见。如当今全国唯一的一名女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谌贻琴，工作之初就在省委党校一干17年，从助教干到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同样拥有在省委党校治学数年的履历。黑龙江七台河市新任市委书记马志勇，亦曾任鸡西市委党校校长及省委党校副校长多年。

梳理这些从党校入仕者的履历，会发现有几个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这也有助于他们在业界受到认可、由教师提升为学部主任等职，进而获得更多跨界机会。

上述入仕者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如梁言顺曾著有《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等学术专著，他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可持续发展两循环三增长理论等，都曾引起学界关注。石泰峰作为科班出身的法学专家，不光出版了《社会主义法治概论》等学术专著，还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依法治国不是“以法治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

20世纪90年代，作为文艺批评家的李书磊作品颇为高产。从1993年起的6年间，他出版了9本书，其中《1942：走向民间》等引起一定反响。到1999年时，他已是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党校干部“入仕”后，多集中在党群系统任职，这被认为更有利于其适应新环境，更能发挥好自身优势。如刘胜玉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7年后，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石泰峰、李书磊从中央党校“空降”到江苏、福建，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谌贻琴从贵州省委党校离任，到省社科联担任党组书记2年多后，方被安排到黔南州担任副书记。

最后，多数现任职于党政主干线上的党校干部，都经历了多岗历练。这既是给他们压担子，也体现了组织的关心和栽培，不少人的仕途仍拥有想象空间。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石泰峰接任省长前，不仅担任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还曾主政苏州这个江苏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他多次强调苏州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并提出用法治思维加强古城保护等。

2007年成为贵州省委常委后的8年，谌贻琴亦先后担任宣传部长、常务副省长、省委金融工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并兼任政法委书记，在先后5个岗位上经受了考验。

更讲政治，也更懂官场

党校教师和干部“跨界”到党政系统，过去已有零星案例。及至十后，这种现象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事实上，2015年12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已为党校干部“入仕”提供了政策支持。《意见》强调，加强党校与其他党政机关和单位干部的交流力度，畅通人才双向交流渠道。

在廉政t望记者采访的多名各级党校教授看来，党校工作者入仕，与高校学者从政，以及党政系统的一般干部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

“与一般学者相比，党校干部更讲政治，也更懂体制。”在党校系统工作多年的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表示，党校姓党。通常而言，党校干部党性、原则性很强，熟悉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并严格遵守制度规矩。在讲原则、守纪律方面，可以为一些党政干部做表率。

此外，“中央和省级党校教授培训、宣讲时，面对的是从省部级到处级的官员，多数对官场已有较深体验。教学安排上，也更注重实践，教师多次带学员下基层，进行实地体验式教学。这些经历都是一般学者较难企及的。”有专家称。

不光如此。一名省级党校教授告诉记者，党校学员们平时讨论的问题，都很接地气，体现了问题导向。如近年来，就提出了反“”如何才能更持久，“吃工作餐多少标准算是大吃大喝？”（当时尚未出台标准），“改变为官不为，怎么走出口号喊得响，有效举措和激励措施少的尴尬”。“这些问题，对教师而言也颇为‘烧脑’”。

“与党政官员相比，党校出身的干部更加注重学习，看问题更深刻。”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他们的学者气质，为政坛刮进了一阵清风。如李书磊曾说，我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前者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做了官读书才是大性情，真修炼。

党校干部“入仕”，带给官场的还有民主意识的提升。

“比如我们的老同事李书磊。”中央党校一名学者告诉廉政t望记者，“我到福建讲课时，听那边的同志说，他当宣传部长很讲民主，比如要做一个决策，还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前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他们谈心。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此外，李书磊在福建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坚决反对‘党八股’，二是曾任文史教研部主任的他，对福建的文化建设很关注，给当地干部带来了新思维、新理念。”上述专家称。

中央、地方不平衡？

不过，党校出身的干部“入仕”，也有一个适应期，也会遇到和学者从政类似的问题。“就是如何真正融入任职地，将理论视角转为实践视角，增强权威和执行力，积累从政经验，这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刘益飞说。

组织上也在创造更多条件。如执掌中央党校期间推动的“挂职基层”模式，就被视为党校干部“入仕”前的热身。

“个别访民像背书一样表达流畅，什么时候该哭，该情绪激昂，节点把握得很准，向有关部门询问后，才发现有的与事实大有出入”。“百姓有事，就爱直接找市长，市长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当成重要说辞。”

这是2012年到2014年，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学教研室主任封丽霞“空降”福建莆田市任副市长时，收获的基层感悟。而与封丽霞同批挂职浙江金华市副市长的谢春涛，则推动出台金华市“科技创新九条”，促成了两项央企项目落地，回京不久即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升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