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教案范文第1篇

[坎]坑。[煴(yun)火)无焰的火。 [覆武其上)使苏武背朝上卧在燃火的坑上。[蹈]踩。

读罢,多有困惑:第一,为何要在坑中放进无焰之火?第二,苏武当时应该是奄奄一息,他能有力气“背朝上卧在燃火的坑上”吗?如果火坑稍大,岂不是有掉进坑里的可能?第三,对于胸部受严重刺伤而卧在火坑上的苏武,若再“踩”其背,会不会将其“踩”进火坑?会不会因“踩”之重力致其伤口出血进而促其死亡?

不得已,只好再去翻阅书刊——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蹈,通“招”,轻轻拍打。(简编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徐中玉《古文鉴赏大辞典》:蹈,同“掏”,敲击。(38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陆精康《{苏武传)备课参考》:蹈其背以出血:颜师古《汉书》注:“煴,谓聚火无焰者也。”媪火,指初燃未旺有烟无焰之火。覆武其上,指苏武面朝下,覆其身于坑之横木上。杨树达《汉书窥管》:“背不可蹈,况在刺伤时耶!‘蹈’当读为‘搯’……搯背者,轻叩其背使出血,不令血淤滞体中为害也。”蹈其背,指稻其背,即轻轻敲打其背。杨说是。(30页,《语文学习》2005年第9期)

或许是由于“搯”乃“‘掏’的异体字”(《辞海》缩印本7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古文鉴赏大辞典》方有“蹈,同‘掏’”之说;事实上,《辞海》、《汉语大词典》(缩印本372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均收有“招”之“叩,轻击”这一义项,故朱东润、杨树达二位先生对“蹈”的疏解似更为可取。

明确了“覆武其上”是“覆其身于坑之横木上”,“蹈其背”即“搯其背”亦即“轻击其背”,上述二、三之疑自可随之而冰释。但“置媪火”究竟为何?遍翻藏书之后,终于在《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集356 -35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找到了答案——此中所收孙红昺先生大作《苏武“自刺”后是如何急救的》,不仅引证极为有力,而且解说非常合理,故在此不避“文抄公”之嫌,撮其要者转述如下: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合编的东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第48、49简中有云:“去中冷病后不复发口口方:‘穿地长与人等,深七尺,横五尺,用白羊屎干之十余石,置其坑中,纵火其上,羊屎尽索(燃);横木坑上,取其卧人;卧其坑上,热气尽乃止,其病者慎勿得出见。’”(原编者注:“自简文看系用羊屎薰法去中冷病,并使之不复发,《汉书·苏武传》‘(苏武)引佩刀自刺……武气绝,半日复息,也是用热薰方法医治。这种医术具有西北地方的色彩。”)煴火的燃料之所以是干白羊屎十余石,是因为羊屎乃医治刀伤的良药:秦汉医书中就有这样的医方,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治诸伤方”即云:“以刃伤,燔(烧)羊矢(屎),傅(敷)之。”当不难想象,烧十余石干羊屎热熏,其功效要比烧羊屎敷伤口更好。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2篇

艰难脱险

1927年，和等相继发动反革命，大肆推行白色恐怖政策，对革命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7月下旬，已经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参加了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主持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罗亦农宣布，董必武因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公开过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转移到江西的九江。罗亦农随即向董必武交代了到九江后的具体任务：负责安排从武汉地区撤离到江西的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的隐蔽工作，保存革命力量，待这些同志在江西安顿下来以后，安排他们去会合、叶挺的部队，参加武装起义。会后，董必武便秘密去了九江。在这里，他顾不得休整，立即与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把鄂东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湖北省农民自卫武装转移到了九江，待这些同志稍微熟悉江西的环境之后，又把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分配到叶挺、部队当中，准备参加武装起义。这项任务完成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董必武又秘密返回武汉。7月24日晚，董必武在武昌青云桥何羽道家中参加中共湖北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力量在鄂东地区发动农民起义，配合和支援中共中央在南昌领导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迫害更为残酷，董必武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躲进了法租界西贡街熊晋槐的家中，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八七会议”以后，罗亦农向董必武等人传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决定，同时通报了南昌起义爆发和进展的情况，董必武听后格外振奋。可是就在这时，武汉被以桂系军阀李宗仁为总指挥的讨伐唐生智的军队占领，桂系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推荐张知本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样，武汉一时成了桂系的地盘。

董必武的隐藏之地熊晋槐家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本来与熊家并无深交的湖北省主席张知本常常借故到熊家“做客”，情况十分危急。为防不测，安排董必武来熊家的潘怡如又帮助董必武秘密转移到日租界的袁范宇家中。袁是个日籍华人，具有民主思想，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甚为不满。董必武来到袁家后，胡宗铎失去了捕杀董必武的重要线索，十分恼火，他在向南京汇报董必武行踪的电报中说：“潜伏租界，勾结前省市党部共产分子四处活动，请明令例行。”胡的部下石毓灵更是气焰嚣张地说：“如果捉到董必武，南京已决定要凌迟碎剐！”

这时，与董必武长期共同从事革命活动的密友詹大悲和李汉俊也躲进了日租界。詹、李两人以为胡宗铎等人都是他们在大革命时的故交，认为胡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在日租界里放松了警惕，经常在比较公开的状态下与人来往。他们还特别嘱咐潘怡如：一定要把胡宗铎想方设法拘捕董必武的消息及时转告他。12月17日午后，潘怡如到袁范宇家中探视董必武，特向董转达了詹、李的担心，要董必武务必小心。可是，当潘怡如从董必武那里回到家里才一会儿，胡宗铎就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包围了日租界，拘捕了早已暴露目标的詹大悲、李汉俊、潘怡如、危浩生4人，把他们押到了胡宗铎的司令部。董必武闻讯后，立即从日租界秘密转移到了法租界长清里袁范宇的岳父万斌成的家中，并设法对詹、李等4人进行营救。可是就在当天，在北风凛冽的深夜里，胡宗铎穷凶极恶地匆忙在八元里门口杀害了詹大悲和李汉俊，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共产党分子”。胡宗铎还把杀害詹、李的消息刊登在桂系办的18日的报纸上，董必武从这张报纸上得到了詹大悲和李汉俊遇难的消息，悲痛万分。不过，这件事也给董必武敲了警钟，在白色恐怖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切不可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

赴莫斯科寻求革命真理

詹大悲和李汉俊被捕且很快遭枪杀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江汉，这使熟悉董必武的几个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胡宗铎要捕杀的第一号人物就是董必武，中共湖北省委通知他必须立即转移。几经辗转，董必武于12月底到了日本京都。在日本，董必武着手总结自参加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最近革命遭到失败的教训。1928年7月的一天，董必武与中国共产党驻东京的留日学生负责人杨贤江建立了联系，杨向董必武转达了的指示：要他前往苏联学习。于是，董必武于8月7日从东京动身去海参崴。在这里，董必武见到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萧三等人，并经他们介绍，与共产国际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后又从海参崴出发，辗转去西伯利亚。经过20多天的颠簸行程，董必武于9月初到了莫斯科，不久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董必武进校后被编入特别班学习，被分在这个班的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等人。不难看出，特别班的学员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资深的革命者。在学习期间，董必武主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就这样，他在中山大学度过了近半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到了1929年春，由共产国际保送，董必武进入列宁学院，即苏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所学院设有几个外国班，学员多是各国党内地位较高的负责人。董必武进校后，除了听课外，还刻苦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关于国内形势的各种研讨活动。1931年底，董必武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取得了列宁学院的毕业证书。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学院领导有意让他留校任教，并且派专人与他谈话，想尽量挽留他，但被董必武婉言谢绝了。他说，国内革命工作更需要自己，他希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使自己融入到人民的革命战争中去。经组织批准，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到了海参崴，由于航路不畅，他竟然在这里逗留了3个月，到了6月，才登上了去上海的班轮，他是多么渴望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啊！回到上海后，董必武到中共中央报到，再次提出，希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离开上海，经汕头、大浦、长汀等地，终于来到了瑞金，不久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建的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教务长。1个月后，副校长杨尚昆调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董必武便接任了副校长，负责安排教学计划、聘请讲课教员，还负责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食宿等具体事宜；此外，董必武还负责给3个班的学员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课程。讲课时，董必武注意到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他的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任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担任的另一个重要职务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2月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从此，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司法审判上。就在他履任之初，由于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盐、燃料、棉织品、火柴等基本生活物品成了苏区的稀缺商品。在苏区，一块银圆只能买一斤盐，比白区的价格高出30倍；粮食更成了红军各种军需物资中的宝中之宝，粮食短缺成为苏区经济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可是这时在苏区竟然出现了贪污问题，身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兼苏维埃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决心用法律同苏区内部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做斗争，用法律保障红军的供给。

董必武收到了根据地内群众对负责中央粮食收集工作的粮食调剂局干部刘明镜的检举信，揭发他的贪污行为。在掌握了刘的初步贪污事实后，董必武领导党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刘明镜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群众的检举符合事实真相：刘明镜与下属干部串通，合伙贪污公款。更为恶劣的是，在中央党务委员会开展反贪污调查的过程中，刘明镜还倚仗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利用到基层巡视工作的机会，对那些检举过他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报复，并企图包庇与他有牵连的贪污分子。根据刘明镜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董必武组织中央党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最后作出决定，开除刘明镜党籍，并将决定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通报，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

就在刘明镜的案子尚未结案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大量贪污公款、私运粮食到白区贩卖的贪污问题又败露了，这是一起轰动整个中央苏区的大案。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由董必武、何叔衡、罗梓铭、李澄湘等人组成了最高特别法庭，董必武任主审，对此案进行了审理。1934年3月25日，最高特别法庭根据确凿的证据，对熊仙壁作出终审判决，给予惩处，并把熊仙壁的犯罪事实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既维护了苏区法律的尊严，又对干部群众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夫妻诀别

1934年4月，由于王明、博古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广昌战役更是遭到了反“围剿”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4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2万多人负伤。消息传来，整个苏区为阵亡将士哀悼，更为“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而愤慨。董必武和陈潭秋、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提出，要出来指挥反“围剿”作战。这件事让博古等人知道了，认为这是对中央的大逆不道，他们批判董必武等人是“图谋不轨”，要他作检讨，后来又将董必武在工作中要求按章办事、办案必须有文字手续的规定扣上了“文牍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董必武没有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不满，坚决拥护和支持的正确路线。

1934年10月初，董必武正在考虑红军主力向何处转移和自己的去留问题，突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团书记来找他谈话，通知了他两件事：一是组织上决定他随主力部队长征，让他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二是组织决定，让与董必武结婚不久的陈碧英留在根据地打游击。董必武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陈碧英曾担任中共福建汀州市委宣传部长。董必武进入中央苏区后，经人介绍，与陈碧英结婚，两人感情很好。在战略远征之前，董必武和陈碧英两人依依不舍，陈碧英担心董必武年龄大，怕他行路困难。队伍出征以后，陈碧英仍然放心不下，她跟着董必武走在队伍中，送了一程又一程。董必武的心情也很难过，再三劝她不要送了，走远了不好再往回走，陈碧英这才哽咽着止住了脚步。分手时，陈碧英把自己珍藏的手电筒送给董必武，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夫妻的永别。分手后，陈碧英根据组织的安排，到了闽粤边的兴梅地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不幸被军逮捕，英勇牺牲了。陈碧英留给董必武的手电筒，陪着他走完了长征，董必武一直将它保存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1947年3月，军大举进犯延安，从延安撤离清理物品时，这支手电筒被不知情的警卫员给丢掉了，董必武对此一直遗憾不已，这是后话。

1934年10月10日，一群人开始在中央红军所在地――海坑村外的十字路口集合，大约有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他们是被编到干部休养连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其中多为老弱病残人士。他们每人背着1袋够吃10天的干粮、1包衣服，多数人还带着1本笔记本，有的还带着1条毯子。在这群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这个连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李坚贞，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长征开始后，作为干部休养连的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被大家称赞为“三不停”：脑子不停，就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脑子在不停地思考，怎样使大家躲避敌人的袭击，跟随大部队前进；手脚不停，就是每当连队宿营的时候，总是手脚不停地工作，为同志们做好各种保护工作；嘴不停，就是不停地提醒大家，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令休养连所有同志佩服的是，就是这位年近半百的我们党的元老，用汗水、意志，用勇气、智慧横渡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1000多座大山，胜利完成了史诗般的长征。令董必武格外自豪的是，跟随他一起长征的100多名男同志和30名革命女战士，后来大多成长为红军里的高级干部和各方面的领导骨干。董必武不仅以坚强的意志走完了长征，而且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和力量。

第一任中央党校校长

为了给我党培养更多的干部，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组建中央党校，由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龙标贵负责党务工作，从此中央党校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中央党校临时设在瓦窑堡附近的第二完小。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董必武除主持党校的全面工作外，还为学员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课程。他的课对学员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政权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往延安，董必武也率领中央党校迁到了延安，校址设在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天主教堂内。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来的“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扩大“抗大”办学规模，在原来1至8队的基础上新增加编制到9至14队，把新设的6个队统一编为“抗大”第四大队。

在这支新组建的“抗大”第四大队当中，除了从各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外，还有张学良东北军学兵队的青年军官和杨虎城西北军的青年学兵队军官，有从统治区来延安寻找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国内爱国抗日热血青年，还有从日本、欧洲和南洋等地归来的支持祖国抗战的青年侨胞。不难看出，“抗大”第四大队简直就是一个抗日的军政干部综合学院。领导这个大队，需要富有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的领导同志，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董必武担任“抗大”四大队的政治委员，还从红军中挑选了一批熟悉各种背景青年知识分子特点的高级干部，担任大队及其下属各队的领导成员。

董必武针对学员来自国内、国际不同地区的特点，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到工作首位，经常邀请、、、、李富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大队讲课、作报告。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四大队成了学习和继承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学习和研究基地，学员们在一起畅谈自己的经历和学习体会，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抗战伟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董必武极为关心学员们的思想进步和成长，对那些曾长期为党工作又失掉组织关系的进步青年，总是认真负责地审阅他们的报告，提出处理意见，然后交党支部、党总支研究办理，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按照规定的手续，或者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或重新吸收入党，使一大批有志革命青年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学员们在这个崭新的教育基地里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骄人的收获。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思考

2016年12月26日，江苏省常州市中小学秦春华名师工作室第二次教研活动在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举行，笔者作为工作室的成员抛砖引玉，首先上了一节公开研讨课。由于本人执教的高三文科班《文化生活》一本书刚复习完，而我们的研究主题又是基于核心素养的整体性教学设计，于是笔者将这一节复习课的主题定为《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

三维目标的整体性设计

这一节课的设计思路包括四个环节：视频导入；走近高考；思维导图展示；学以致用。笔者在整体性教学理念的引领下，通过视频、案例、设问，给学生创造生又惫鄣慕萄情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组织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探究相关问题，生生互动、师生互助，共同营造和谐、宽松、民主的气氛。整堂课在三维目标的实现、教学内容的整合、课堂提问的设计和教学情境的选择等都较好体现了整体性教学设计的理念。

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当中的三维目标不仅关注了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发展，而且关注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了更深远、更本质的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要实现整体的教学目标，教育者必须考虑到三个维度的教学目标。本节课中，笔者通过学生自主梳理知识框架，形成思维导图，培养了学生概括、整理和提炼知识的能力，通过24节气申遗成功宣传片让学生感悟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后在学以致用环节，讲到“最美”精神可以替换为我们当地的武进精神、阳湖精神等时，通过武进近几年来获得的各个重量级的荣誉称号的图片展示，让学生感受到家乡的美，润物细无声地将身边的地方资源整合进教学内容的同时促进了学生情感的升华。

教学内容和课堂提问整体设计

《文化生活》共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文化与生活”从社会与个人的角度看文化的影响，基本形成正确的文化观，为整个教材的展开论述奠定基础；第二单元“文化继承与创新”从传播、继承与创新三个方面，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了解文化发展的一般过程；第三单元“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两个方面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第四单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如何认识先进文化与如何建设先进文化两个方面展开，最后落脚到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来说，四个单元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关于文化的一般知识与中华文化，从一般到特殊。课前笔者安排学生根据教材结构自主构建知识框架，上课时让学生分别上台展示思维导图或框架结构成果。

提问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启发式教学的基础，已经成为联系师生双边活动的重要纽带。高中政治课堂提问的艺术，不但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记住教材的知识点，而且通过启发思考可以培养学生综合、概括、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能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及课文的具体内容，恰如其分地设置问题，有理有据的解决问题，直接影响到高中生文化水平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笔者在课堂上出示“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材料后没有直接提出问题，而是让学生从《文化生活》角度，设置一个问题，并给出答案。遵循问题设计的整体性原则，除了老师向学生提问外，还要让学生自己根据老师提供的材料编问题并给出答案，重视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的能力，学生的问题意识才会增强。

情景选择的整体性设计

教学情境是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创设一种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材料或场景，其目的就是要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教材知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情境的选择要重视整体性原则，《文化生活整体性设计》这节课首先实现了教学资源多样化，具体包括教师提供的24节气申遗、江苏高考真题、武进精神、孝道文化等地方资源；还将教师提供教学资源与学生提供学习资源相结合，课堂上，学生不仅将自己设计的思维导图上台展示，还将小组讨论设计的问题和答案进行展示，为整节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笔者非常珍惜这次上课、评课的机会，评议会上工作室的每位成员都积极发言，提出自己对本节课的独到看法，时时激起思维碰撞的火花，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参考文献

[1]赵浩岭；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的基本要素[J]；基础教育参考，2008（08）.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4篇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犯新疆，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遭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各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纷纷举起反抗义旗。1933年初，暴动扩大到南疆。

起义暴动一开始，一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秘密分裂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活动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尔党”。如果说“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严重的分裂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便是地道的分裂政党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坚决、反东干（指回族）和反汉，进而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

1933年11月12日晚，“民族革命委员会”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加尼亚孜被邀请出任“总统”，提大毛拉自任总理，・伊敏与其两个弟弟分别控制着和田、莎车、英吉沙三处要地，成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人物。“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他们还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等各种分裂宣传刊物。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残害人民，清真寺的墙上钉着被砍下的手、脚，街头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战乱使南疆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人民对分裂政权重新思考和认识，厌战情绪日盛一日，逃离和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众叛亲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处于摇摇欲坠之中。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两次出兵支持“剿匪”总指挥盛世才的省政府军，击溃了其对手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的势力。随后，苏联支持盛世才统一新疆的行动在南疆展开。提大毛拉等分裂首恶与退败喀什的和加尼亚孜等仓惶出逃，和加尼亚孜向东逃往中苏边界的伊尔克什塘，并与苏方代表举行了谈判。在苏方的协调下，和加尼亚孜同意解散分裂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归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与此同时，和加尼亚孜致函提大毛拉，通知“总理”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提大毛拉在英吉沙拒绝“总统”下达的解散令，并宣布和加尼亚孜为叛徒。之后，提大毛拉前往莎车，与“和田伊斯兰政府”头目・伊敏磋商对策，企图作最后的挣扎。4月中旬，和加尼亚孜统兵进占莎车，逮捕了提大毛拉，・伊敏等一小撮分裂分子带着几驮黄金，挟持3000余民众，出逃英印克什米尔，并在当地成立所谓“同乡会”，收罗新疆外流难民，继续从事分裂活动。

40年代：借反盛世才建政权

盛世才执政后期，新疆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此伏彼起。

1942年盛世才走上反苏之路，因此苏联中断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撤回了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与此同时，开始支持和组织反对盛世才统治的武装起义。

如同10年前南疆起义暴动前夕的局势一样，一度蛰伏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潮乘混乱之机有所抬头，并试图再度误导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这里需要提及的是1944年4月9日在伊宁建立的秘密组织：“伊宁解放组织”。该组织领导成员情况复杂，商人、牧主、地主占绝大多数。宗教人士艾拉汗・吐烈等利用宗教仪式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既有反对盛世才、反对反动统治的宣传，又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蛊惑宣传。他们把盛世才、反动派和少数民族封建势力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苦难，统统说成是“异教徒”的“汉人统治”所造成的，进而号召反汉排汉，鼓吹进行“圣战”，鼓吹独立、分裂。

起义的爆发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推动和促成的。从内部讲，起义和暴动是对军阀盛世才残酷剥削压迫的正义反抗，这种斗争，大多是自发和分散的；从外部讲，苏联一直在沿边城镇中进行着政治宣传和组织准备。由此预示着将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一次规模宏大、有组织的突发性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已被以艾拉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所掌握的事实，使这一起义尚未爆发，即呈现出背景复杂的情势。

1944年9月，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三区革命”和1945年的伊宁起义都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因素。1945年11月，“伊宁解放组织”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艾拉汗・吐烈被封为政府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他们煽动群众不断高呼“打倒黑暗专制的汉人政权”、“东突厥斯坦万岁”、“艾拉汗・吐烈万岁”等口号，四处悬挂绿底星月旗。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游击队中极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敝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屠杀战俘、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污辱妇女事件不时发生。其后临时政府实行民族隔离式的强制迁徙汉人、没收汉族土地的政策。原本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反动统治的形势终于被导入歧途。

“东突厥斯坦”本来是针对19世纪俄属“西突厥斯坦”而言的一个地理名称，但自从1933年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南疆建立的短命分裂政权采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名称之后，这一地理名称被人为地赋与了政治意义。此次“伊宁解放组织”重新搬出这一名称，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苏联方面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对此，美国予以了支持。在美苏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苏联的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则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及行政，并对“新疆叛乱”不再作任何支援。

苏联在维护民国政府在新疆的领土和完整的前提下，放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三区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和平谈判的过程，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独立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前途，关系到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1／6领土的统一。

1945年10月12日，三区“临时政府”代表团热合木江・尔阿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勒哈依尔・吐烈一行三人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14日，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团一行自重庆飞抵迪化。谈判是艰难的，统一和分袭的斗争异常激烈。

1946年6月6日，和平谈判胜利完成，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动解体，三区政权重新回归为中国新疆省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政权。在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首的革命派的坚持斗争下，在三区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复杂而艰难的斗争，三区革命运动终于从艾拉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又一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反动派剥削压迫斗争的正确路线上，分裂政权毒瘤被铲除了。只是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三区革命重新汇入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

自五十年代：潜藏的暗流

历史的演进依然错综复杂、曲折艰难。残余的分裂思潮和势力很难消弥。

新中国建立后，我党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一整套民族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同志的衷心拥护，我们的民族工作也相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真正得到解放，翻身作了主人。内地汉族同志大批进入新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是在民族团结的主流下，潜藏着一股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分裂暗流，“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股暗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疆分裂问题反复出现、斗争时起时伏、近年日趋严峻的症结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股潜藏的分裂暗流又分为“亲苏”与“亲西方”两股，前者是三区革命“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延续；后者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残渣余孽。它们有的组织严密、分布广泛，有的有纲领、有口号，在新疆策划和发动多起分裂活动。

我党和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新疆地区的广大群众与“东突”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50年代，坚决镇压了南疆局部地区的反革命暴乱；1970年破获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并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处理了自治区少数干部的分裂活动。这些斗争使新疆分裂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自此，新疆保持了约10年没有大的分裂活动出现。

自八十年代：分袭活动转向暴力恐怖

但是，在中亚和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下，“东突”意识开始抬头和蔓延。首先是南疆局部地区民族关系趋于紧张，宗教感情呈现不正常的狂热，社会不稳定的苗头开始出现。进而在一些城镇，突发的民事纠纷或意外事件，往往易激起偏激的民族、宗教情绪。进入80年代，在分裂分子煽动下，新疆分裂与斗争开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反汉、排汉”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主导的政治性动乱案件不断发生，十年间有七起立案政治事件。

进入90年代以来，在境内外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新疆的民族工作呈现出日益严峻的局面。一是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和分裂势力的煽动下，日益增长的极端民族意识和情绪与宗教狂热相结合并趋向政治化，“宗教外衣”和“民族解放独立运动”成为分裂势力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武器。二是部分地区基层政权程度不同地受到民族分离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侵蚀。三是1990年苏联爆发“8・19”事件，有6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于一夜之间解体，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对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产生了巨大的诱导。四是境外分裂组织活动猖狂，加强了对新疆的渗透和策反，西方敌对势力和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势力也加大了对新疆的渗透与宣传。在这种大背景下，分裂势力建立各种组织，并将暴力恐怖犯罪作为主要的手段。

苏武传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国苏区 ；“苏区学”； 学科构建

大革命失败后，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来发展壮大为红一方面军。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红色政权――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任中央政府主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管辖中央苏区全国所有的革命根据地。苏区革命历史地位重要，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从学理上高位推进，在区域上协调创新。

一、构建“苏区学”学科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一）学术价值。全国苏区历史文化与苏区精神综合研究，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的研究传承和弘扬创新。学术界对全国苏区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苏区历史综合研究成果迭出。继何友良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谭克绳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史》之后，又有余伯流、何友良合著《中国苏区史》出版发行。二是各个根据地史研究成果丰硕。几乎每一块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均有成果问世，如余伯流、陈钢合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余伯流、凌步机合著《中央苏区史》；唐志全、陈学明著《“式”革命根据地研究》；黄惠运等合著《东固革命根据地简史》等。尤其是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成果文蔚大观，除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编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 唐志宏、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等综合性通史外，举凡中央苏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均有多部专史，如余伯流著《中央苏区经济史》；徐学初著《中华苏维埃经济建设研究》；罗惠兰、刘雪明、许静等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权建设研究》；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军事史》；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汤家庆著《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李国强著《中央苏区教育史》；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曾飚著《中央苏区体育史》、黄克富主编《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曾维东、曾维才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陈春明主编《中央苏区青年运动史》；林道福主编《中央苏区美术史》；吕良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等等。但也有若干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目前尚未有专著产生，如吉安延福革命根据地史，迄今没有一部研究专著。全国苏区历史文化研究尚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需要各地史学工作者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合作，全国苏区同唱一首歌，构建“苏区学”学科。

（二）社会价值。1.有利于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苏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传承创新体系。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等连接起来，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苏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传承创新体系。2.传承弘扬苏区精神，促进原苏区县振兴发展。苏区历史通过红军长征发展到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阐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党建军建政等历史经验，对于传承弘扬苏区精神，推进原苏区县振兴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苏区学”学科构建的基础条件

（一）苏区历史文献资料与研究论著相继影印或编撰出版。如1.报刊资料：《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苏区工人》、《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旗周报》、《劳动》周刊、《列宁青年》、《红藏》等。2.史料选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册）；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陈诚：《石叟资料》。3.文集：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文集》、《选集》、《农村调查文集》；《刘少奇选集》；《选集》；《选集》；《陈云文选》；《文集》；《陈潭秋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丛书：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包括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群团系统和分省系统）；江西省档案馆等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32册）；孔永松、蒋伯英主编：《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丛书（6册）；林多贤主编：《中央苏区研究丛书》（8册）；彭光华主编：《人民共和国摇篮丛书》（9册）；田延光主编：《中央苏区研究丛书》（10册）；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福建中央苏区县纵横》（21卷）。5.回忆录：、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谭震林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等。6.相关研究专著：何伟福：《中国革命根据地票据研究》；洪荣昌：《红色票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票证文物收藏集锦》；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余伯流、何友良：《中国苏区史》（上下）；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孔永松、林天乙、戴金生编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 唐志宏、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何友良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等。7.外文资料：韦思谛：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s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y；本杰明・I・史华慈：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等等。

（二）苏区精神内涵已经提炼确定。关于苏区精神的内涵，党史党建学界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先后撰文探讨概括。2005年10月，在江西兴国县召开的纪念作兴国调查75周年暨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2011年11月，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文章中指出，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开拓进取，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精神状态；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①石仲泉研究员还提出了“全国苏区同唱一首歌”，共同传承弘扬苏区精神的呼吁，有效地推动了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余伯流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可简明概括为24个字，即：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争创第一、无私奉献。②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建强认为，苏区精神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巩固、发展苏区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培育、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主要内涵概括为：“信念坚定、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奉

公”。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苏区精神内涵作了高度精辟的阐述，201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概括为7句话28个字，十分精辟、准确。他说：“中央苏区十年奋战的历史，时间长，跨度大，风云激荡，岁月峥嵘，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伟大的苏区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现在学术界关于苏区精神的内涵的界定均以同志精辟论述为标准。

（三）研究平台已经具备。2013年，经各高校申报、有关省份的教育厅、党史研究室推荐，专家评审组进行严格评审，由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设立八个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嘉兴学院，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地井冈山大学，苏区精神形成地赣南师范学院，主席的诞生地湘潭大学，遵义会议的召开地遵义师范学院，延安精神的形成地延安大学，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地河北师范大学，设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传承与弘扬创新工作。这些研究基地的设立，为苏区历史文化与苏区精神研究提供了研究队伍、文献资料和办公设备等有利条件。

（四）相关政策措施已经制定实施。2012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根据文件精神，闽粤赣等省积极开展普查申报中央苏区县工作，截止2009年5月2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确认全国共有34个中央苏区县：福建省20个：建宁、泰宁、宁化、清流、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漳平、平和、将乐、沙县、邵武、诏安、武夷山、光泽县、建阳。江西省13个：瑞金、兴国、宁都、于都、石城、会昌、寻乌、信丰、安远、广昌、黎川、上犹、崇义。广东省1个：大埔。随着中央苏区史研究的深入，中央苏区县还会增加。赣闽粤各省市区相继制定出台了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广东河源市的龙川县、和平县、连平县等13 个县（市、区）纳入规划建设范围，积极推动和实施振兴发展措施。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原中央苏区县振兴发展，而且为苏区历史文化研究和苏区精神传承弘扬创新提供了耦合契机，“苏区学”学科构建呼之欲出。

此外，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民族精神培育弘扬、红色旅游发展繁荣、青年学生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与群众路线教育等，均需要加强苏区历史和苏区精神研究，走出政产学研用新模式。

三、“苏区学”学科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

“苏区学”学科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取得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胜利的光辉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研究；2.全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和发展研究；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与实践研究；4.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形成历史研究；5.“围剿”与反“围剿”历史研究；6.苏维埃区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斗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城市建设、统战工作和农业、林业工作等各项建设研究；7.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传承创新研究；8.中央苏区与全国各苏区的关系研究；9.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在中央苏区基本形成研究；10.、、、刘少奇、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苏区革命活动研究；11.苏区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源流关系研究；12.党在苏区的斗争与白区工作的关系研究；13.苏区历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14.红军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研究；15.原苏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16.苏区红色旅游开发繁荣研究；17.苏区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搜集整理利用研究；18.苏区革命史迹遗址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研究；19.全国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博物馆数字

化建设、观众教育与协调创新研究；20.国内外苏区历史研究状况综述与苏区历史研究队伍与受众研究；等等。

四、“苏区学”学科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

“苏区学”既是历史学科，也是思想政治理论学科，需要使用历史学和思想政治理论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和交叉研究，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为一门有鲜明特色的创新型复合型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有：1.历史分析。将全国苏区历史放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整体框架中全面考察、系统梳理和综合评价，主要揭示苏区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2.综合研究。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思想政治理论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和交叉研究，揭示苏区创建历程与作用、苏区各项建设及其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源流关系等，整体打造一部中国苏区历史文化全史。3.比较研究。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将苏区史与民国史会通，分析比较苏区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联系，与国统区的斗争及其社会进步与落后情况。4.调查访问。赴原苏区所在地井冈山、瑞金、兴国、宁都、永丰、长汀、上杭、连城、宁化、大埔、海陆丰、仁化、琼州、弋阳、平江、桑植、汝城、红安、百色、遵义、巴中、延安等地参观博物馆、纪念馆，实地考察革命遗迹旧址，访问老红军、老干部及其后代，访问地方党史办、史志办研究人员，查阅档案、历史文献、地方志、文史资料等。

2011年11月，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 概括了苏区精神的科学内涵。今年春节期间，视察井冈山时发表重要讲话，他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高度概括了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这为新的时代条件下苏区历史研究、苏区精神弘扬和“苏区学”学科构建等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

苏区历史文化研究大有可为，全国苏区应唱同一首歌。苏区精神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新常态、新理念和新战略的运行，呼唤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党的十以来，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经济发展新常态；“三严三实”教育、“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等。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严格做好“三严三实”教育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等，就需要传承弘扬创新苏区精神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发挥苏区精神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作用。

江西是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所在地，应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苏区学”学科的构建。在现代化、信息化、低碳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鉴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按照的要求，不辜负总书记提出的“江西各项工作应走在时代前列”的殷切希望，着力推动老区加快发展、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作风建设；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坚持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坚持把共享理念落到实处、坚持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为实现江西全省“提前翻番，同步小康”目标凝聚力量，提供精神支柱；在文化建设上，将弘扬苏区精神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与弘扬赣鄱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加快实施赣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江西“绿色崛起”目标。时代的发展呼唤“苏区学”学科的建立，“苏区学”学科的构建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