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范文第1篇

杨朔：山东蓬莱人。1954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等职。“”开始后受批判，绝望中于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去世，终年55岁。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散文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最近忽然接到电话，一名记者向我了解杨朔的情况，我惊讶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不爱开玩笑的白面书生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协，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场合。

他很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的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张香山等等，还有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用胶东口音英语“吵架”

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 comes from 加拿大（读如Jia Na Da）”，“I went to 东京（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我没有随他常驻过开罗书记处，陈乐民大约在1964-1965年间随他一起在开罗工作，讲过两件趣事：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照例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竟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还有每次会议之后，文秘处（都是埃及工作人员）整理出会议纪要（英、法文），发给各位书记。有一次，杨朔批评他们没有忠实记录他的发言，遗漏了重要的话（顺便提到，在中苏分歧公开之后，埃方的态度是依违于二者之间，而埃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英法文十分流畅的资深翻译，对中国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译记录故意整他，交来一份记录稿，把所有破句、错字、语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头语都照样录上，使人无法卒读。气得杨朔够呛。这些只是花絮。

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我曾于1960年8月随团参加日本广岛一年一度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代表团中有巴金和杨朔。那一次，除了团长的主要发言外，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还有巴金一个发言。巴金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我在一旁，私心对杨朔钦佩之极，觉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泪”只是同情，而“燃烧”是怒火中烧，立即有了战斗精神，一词之差，境界迥异。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看“我的心在流泪”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点。

面对“批斗”诚恳检讨

“”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

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对这点留下印象是因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时恰好感到他把那个知识分子写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对此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还算是“美化”，是否知识分子就不该有任何出路了？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我记得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

另外他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开始后，特别是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依靠”对象也“阶级路线”鲜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说“和大”的运动右倾，对走资派太宽容，阶级界限也不清，这些人整天出国与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更严重的问题？

匆匆走上绝望之途

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姚某，虽非“当权派”，但据说有反动社会关系，并且解放后还有联系，也被隔离审查。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写检查交代。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我碰巧成为了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几位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凡没有任务的（例如参加专案组之类）闲散人员都要轮到，日夜各一人。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厕，一般不出来，其实他们也绝不会逃走。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我一个女的，觉得很别扭，就尽量“非礼勿视”，目光不向玻璃门看。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到走廊尽头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觉。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忽听里面那位比较年轻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进去，就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姚出来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约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我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好几个管事的，可能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那姚某是懂一些医学的，他还掰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军代表宣布杨朔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据说发现他床头有安眠药瓶，医院诊断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大家都知道杨朔一直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量。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这在当时也应算是运动领导的失误。（例如怎么会允许他身上带这么多安眠药？）

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宫，夏有夏宫”云云。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沿着游廊拐过来，不记得有几间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只不过别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所谓“冬宫”、“夏宫”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节选择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间而已，那时没有空调，冬天还可以节约点煤。印象中还见到他有一个养女，当时大约只有十来岁，我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以后将如何生活。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这些都不属于我可以过问的事。

后来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派来的，贯彻思想，执行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

记得他过去在闲谈中曾提到过杨刚（共产党内著名才女，名记者，上世纪50年代自杀）和杨枣（杨刚之兄，名记者，抗战胜利后被逮捕秘密杀害于狱中），说他们兄妹都是极有才华的，结局那么惨，真可惜。呜呼！岂料杨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杨朔散文范文第2篇

侯川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独特，这给他的文学评论夯实了基础。进行文学评论，难，要博览群书，观察敏锐；评出特质和价值，难，要目光炯炯，纵横捭阖；评论集行之于世，亦难，要褒贬功过，阐明利害，分析得失，读者要看。当前文学创作的技巧过剩而思想贫乏，受其影响，文学评论也是技巧过剩而思想贫乏。所以进行文学评论，侯川选择了自己的方法：以解构理论为框架，兼容“格式塔”完形理论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从术语里解放出来，用阅读热情这种张力，把基本义项、“边缘”和“盲点”作为媒介或突破口，发现文本价值的多种可能性。他认识到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需要把粗糙的东西变得光润，把热闹的喧哗的东西变得有审美意识一些”的体验的意义，新颖、严密而洒脱地解析文本。有时，他还往往以内心的审美体验去填补文本没有演绎的部分，去再造一个染上自我色彩的新形象。

我对侯川的初识是他的博客里有一幅王朔与北京一个大学教授的合影，感觉他很有思想的前瞻性。其随笔《我读王朔》，风趣幽默，文味盎然：“非党非团非乡愿，亦痴亦狂亦书生”，“王朔来访，还留言给我打气哩……我只想大喊一声：朔哥万岁！”侯川从“真实、率性、善良、美好、人道的，我们的朔哥就爱，就要力挺；老套、虚伪、卖傻、非人道的，我们的朔哥就恨，就要往死里贬。我们的朔哥，不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心吗？”的句子里，表现出与王朔一样的坦言、直率、犀利：“大人——成年人，表面上爱装——浅深沉，爱摆——虚架子；心里免不了常常阴暗，背地里也免不了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得不承认体制内这种文学圈的怪状。侯川欣赏王朔《新狂人日记》里对现实真相的再现，与莫言“我的小说里有丰富的政治”里的“讲故事”应该一致。

民族题材的作品，要融合多种元素，从文学思想的深度切入，借助一个传奇人物或一种重要意象，与现实紧密结合，完成丰富的主题，这不是寻常长篇小说能轻易胜任的。从侯川《雪域传奇，万世悲情——读高平先生长篇历史小说<仓央嘉措>》等评论中感悟了高平先生的这部大作：“以伟大诗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短暂、坎坷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主线，围绕仓央嘉措，成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上层贵族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丑恶行径与广大农奴的悲惨生活及其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以拉萨为中心，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时代风云，再现了十七世纪末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斗争。整部作品语言生动优美，情节起伏跌宕，感情强烈，意味隽永，思想深刻。尤其是诗意化的语言和极富地域特色的格言谚语，以及对于宏大场面的得心应手的描绘，使整部作品既具有了震撼人心的生活真实感，又产生了史诗般的深沉悲壮的艺术效果。仓央嘉措的生活、人生、思想情感和悲剧命运，使读者不得不深入思考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和谐、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价值。”原作非凡大度，驾驭熟稔，评论周密系统，引人深思。要知道，在诗坛，诗人们热衷的大多是仓央嘉措的“情诗”，现实里，人们热衷的大多是仓央嘉措的“轶闻”。侯川对原作阅读数遍，大胆奇思，均衡持握，既挖掘出了作品的内涵和置于现实里的意义，也历练了评论视野的开阔、视角的多样和评论方法的融合能力。

论诗，先要有诗心。侯川认为“诗歌，不关物质，不关富贵，她只与生命有关，只与灵魂有关，只与世间的真善美有关……诗人啊，写诗吧！哪怕国人都变成官员，或者都变成资本家，还是写诗吧！哪怕‘天柱折，地维绝’，还是写诗吧！”其表述突出了两点：一、诗与真善美不可分离；二、莫管其他，好好写诗。此乃微言精义。现在网络和刊物上的一些人，交易，骂诗，骂战，“下半身写作”，己了无诗美。侯川对诗人离离的诗歌读得多，风格转为细腻柔和，往往从多个诗眼、复式结构、重叠意象上分析解构，让诗美油

然而发。有些诗句不经意问，就过去了，但一经提醒，才发觉诗味，如离离的一句诗：“多年后＼我也会怀抱蔬菜，在他们的身边＼平静地躺下。”评论认为用“归真、田园、彻悟、宗教”等评语已成多余，“乡情”与“未来”的真实丝缕来袭。在《读杨作栋先生诗集<散淡杨枝>》里，侯川的文笔先是性灵，恬淡隽永，适合传达原作韵味：“先生闲聊之问，出一诗册，乃复印装订而成。每诗皆为一笔一画书写，其间还有先生简笔画及书法作品若干。予细观之，感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先生一生从教，无一低俗之嗜好。退休后，博览群书，手不释卷；深钻音韵典故，精通平仄格律。先生于弄孙度日、读报交往、旅游观光之间，每有感兴；吟咏推敲，年长月久，乃成《散淡杨枝》一册。”随着原诗思想起伏和风格的变化，其评论也转换视角，呈凝练、跌宕、凛冽之势：“通观其作，或写景，或记事，或念亲，或赠别，或伤怀，或悼亡，或感叹时事，或关心民生，或怀古咏史，或托物言志……若其海外旅游诗者，览异域风物民俗，描绘逼真，诗情浓郁，令人读之大开眼界。若思亲念故诗者，心系家乡一草一木，情怀故土父老亲友，真情吟唱，师法自然，读来为之动容。若关心民生诗者，直击弊害，大胆揭露，悲愤交加”。若对古诗词浸润不到，对现实若即若离，非有此贴合严谨的评点。古诗词的创作，有些作者或指名道姓夸奖政治人物，或讴歌导弹火箭升天，或一晒大酒店里男女觥筹交错，这已经背离了诗词的本质。结合侯川评论“从灵魂出发”的题旨与杨光祖给他文学评论集写的序言《玩弄技巧者最终死于技巧》，再到他的许多随笔、杂谈和新诗评论，不故作高深，不媚合称颂，是比较激越的思想统一、基调统一、文学观统一。

杨朔散文范文第3篇

齐故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可朱浑扶风王墓志铭

王讳 字孝裕，太安郡狄那县人也。昔夏后御天，大启磐石，本 / 枝旁秀，遂雄朔野。周图汉策，韫耀腾华；魏锺晋鼎，重金累绂；克

/ 复大风，古今一也。祖买奴，魏仪同三司，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 /

刺史。父道元，假黄钺、太宰、太师、司空公、司徒公、并州刺史、扶风 /

王。王龙种凤毛，幼而表异，雄姿雅略，直置高远。物议所归，时无 / 二论。以勋门之胤，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雍容省闼，独标俊美。寻

/ 除若曷直荡第二副都督、直斋，食南营州新昌县幹。河清元年 / 十二月中，袭 扶风郡王。振曜羽仪，实光朝望。又除直閤将军。

/ 天统四年二月中，除仪同三司。其年五月，进位开府。既偕槐棘， / 宾卫盈门，邓骘之荣，我为嗣美。寻别封胶州东武县开国侯，食

/ 邑八百户。茅社之锡，朝野荣之。除武卫大将军，食晋州南 / 绛郡幹。武平四年五月中，除右卫大将军。爰处禁戎，兼督骁武，

/ 英杰之气，足冠时雄。俄尔江湖不静，伧楚放命。爰命虎臣，扬旌 /

讨扑。王披坚执锐，亲率旗鼓，萁张翼舒，左婴右拂，思欲顾盼而 / 平陇蜀，欬唾而荡荆扬。时不利兮，奄同遂古。以大齐武平五年 /

五月十一日薨于扬州之地，春秋年卅八。神骸不反，魂气空归。 / 群帅怀温明之德，一人愍勤王之効， 诏赠使持节都督常、安、 /

平、南北二营五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常州刺史，开国 / 王如故。以武平七年五月戊寅朔七日甲申，葬于邺城西廿里 /

野马岗。恐陵谷易迁，市朝递变，刊勒贞坚，以彰不朽。其词曰： / 自天生德，爰挺英贤。风声郁起，珪绶蝉联。高门厚地，踵武光先。

/ 荆吴背诞，殁彼遐边。 皇情悼惜，赠铉加焉。轜行原野，旐扬荒 / 田。长松照月，高垅凝烟。从今一往，动历千年。

一、关于可朱浑氏

可朱浑孝裕，两见正史1，而志文仅存其字，可见当日以字行2。其父道元，《北齐书》与《北史》都有传3，旧《北齐书》各本“道元”多有误作“通元”者4，今得此墓志，足为铁证。墓志文字虽然简略，却可与史籍参互发明。

墓志称可朱浑孝裕“太安郡狄那县人也”。《元和姓纂》卷六可朱浑氏条：“出自代北，又居怀朔，随魏南徙河南。”5 而《北史》与《北齐书》之《可朱浑元传》，都说“自云辽东人”。一云代北，一云辽东，何者为正？这需要我们对这一姓氏略作考察。

《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暐建熙十年（369）四月，“立贵妃可朱浑氏为皇后”6。《晋书》的《慕容儁载记》和《慕容暐载记》都提到慕容儁的皇后（慕容暐之母）是可足浑氏7，崔鸿书亦同8。《魏书·官氏志》叙内入诸姓，有“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9。而《元和姓纂》“渴烛浑”条云“改为朱氏”10；《广韵》引《后魏书》“北方渴独氏，后改为朱氏”11（案独当为烛字之误）。据此知今本《魏书》“味”字为“朱”字之误12。《古今姓氏书辩证》“渴足浑”姓下，谓“渴足浑，改为朱氏，望出河南”13。这些姓氏字异音近，故《元和姓纂》云，“渴烛浑、可足浑，疑并与可朱浑同，随音转耳”14。郑樵《通志·氏族略》“代北三字姓”下“渴烛浑氏”条，也认为“渴烛浑、可足浑，疑与可朱浑同，而音转矣”15。 把可朱浑、可足浑、渴烛浑、渴足浑看作同音异译的观点，得到近人姚薇元、陈连庆的支持16，当可成立。

因此，可朱浑氏首先见于史籍，是在十六国时期的慕容诸燕。慕容儁、慕容暐皆以可朱浑氏为后，可见可朱浑氏是慕容氏的姻族，在慕容集团中居于重要地位。《元和姓纂》引《前燕录》，谓前燕有散骑常侍可足浑恒，后燕有城阳太守新汲侯可足浑健，健子谭，新平公17；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下，亦举燕有可足浑谭18；《魏书》提到北燕有大将渴烛通19，即渴烛浑通之省。可朱浑氏在慕容集团的这种地位，说明其与慕容氏一样，本属于辽东鲜卑20，故《北齐书》和《北史》之《可朱浑道元传》叙族氏渊源，“自云辽东人”，最为准确。

关于可朱浑氏在北朝以后的情况，《元和姓纂》“可朱浑”条保存着较为重要的线索：“出自代北，又居怀朔，随魏南徙河南。后魏都官尚书、乐陵公可朱浑昌；生道元，北齐太傅、太师、扶风忠烈王，生孝裕、长威。孝裕，北齐大将军，生贵公。贵公生君招，长威生定远，唐右领军、右常侍、怀州刺史，生怀俨、怀敏。”21 鉴于这段材料的重要性，下面分句略加诠解。

1．“出自代北”

可朱浑氏既出自辽东鲜卑之慕容集团，其进入代北拓跋集团自然在北魏灭后燕、北燕以后。据前引《魏书》，太武帝时北燕尚有大将渴烛通，因此，可朱浑氏之入魏，至迟当在太武帝太延二年（437年）灭北燕之时。《北齐书·可朱浑元传》：“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既附拓跋，遂成代北集团成员，即所谓“出自代北”。入魏的可朱浑氏也的确有被目为代人的例子。《魏书·高车传》：“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复与于提使高车。”22

这个可足浑长生，据姚薇元先生考证，就是《魏书·节义传》里的朱长生。23 《节义传》：“朱长生及于提，并代人也。”24 可见可朱浑氏当孝文帝时还被视作“代人”。

2．“又居怀朔”

《北齐书·可朱浑元传》：“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北史·可朱浑元传》：“曾祖护野肱，为怀朔镇将，遂家焉。”可朱浑护野肱戍守六镇中的怀朔镇，可能是可朱浑元这一支可朱浑氏著籍怀朔的开始。

3．“随魏南徙河南”

根据可朱浑道元的历史，他这一支，既家怀朔，当无机会随着迁洛的机会离开北边，但并不排斥可朱浑氏的其他各支有此可能。比如前面提到的可足浑长生（即朱长生），立功受爵，在孝文帝时，南迁而著籍河南郡，也是有可能的。

4．“后魏都官尚书、乐陵公可朱浑昌”

姚薇元先生考证，可朱浑昌就是在《魏书》卷八有传的朱瑞25。陈连庆先生深以为然26。但是，《朱瑞传》明确说瑞字元龙，虽封乐陵公，却不曾官都官尚书，其生前历官、死后赠官也都高于都官尚书27。《元和姓纂》既说可朱浑昌是可朱浑道元的父亲，《朱瑞传》载瑞子弟却不提道元，尤其可疑。朱瑞在北魏末年位势显赫，《北齐书》与《北史》之《可朱浑元传》，亦绝口不提，更加奇怪。因此，把可朱浑昌与朱瑞联系起来，是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事实上，这个可朱浑昌，据《可朱浑孝裕墓志》，应当就是可朱浑买奴，昌为雅名，买奴是其本名，后称为字。《可朱浑孝裕墓志》：“祖买奴，魏仪同三司，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知可朱浑道元之父，本名可朱浑买奴。《广韵》卷三上声三十三哿“可”字下，举《后魏书》人名例，“又并州刺史男可朱浑买奴”28。今本魏收《魏书》不见可朱浑买奴，其名亦不见两种《可朱浑元传》，当以官位不显。而《可朱浑孝裕墓志》与《广韵》提到的买奴官衔，应该是东魏末年可朱浑道元贵显之后追赠的，其乖互不合，亦无足怪。此外，《元和姓纂》既称可朱浑昌为“乐陵公”，令人联想可朱浑道元这一支，也曾经卷入到攀附华夏姓族郡望的潮流中。《魏书·朱瑞传》载瑞先后改籍青州乐陵和沧州乐陵，因为两个乐陵都有朱姓。改汉姓，附会郡望，是北朝胡族华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孝文帝以后，可朱浑氏既对应汉姓之朱氏，则攀附行为势必不少。道元得势之时，邺城政权追封其父买奴爵乐陵公，用意正与朱瑞相同。

5．“生道元，北齐太傅、太师、扶风忠烈王，生孝裕、长威。”

《北史·可朱浑元传》：“薨……子长举袭。”长举与长威相应，应当是名。墓志无名，称孝裕为字，因此，很有可能，长举就是孝裕的名，而以字行。太傅、太师是可朱浑道元生前最高官职，死后赠假黄钺、太宰、太师、录尚书。墓志称道元“假黄钺、太宰、太师、司空公、司徒公、并州刺史、扶风王”，则是把生前历官与死后赠官混合杂举。道元谥忠烈，仅见《元和姓纂》。

现在，来看看墓志中可朱浑孝裕的正式籍贯问题。两种《可朱浑元传》不载籍贯，只说道元“自云辽东人”，因曾祖护野肱为怀朔镇将，“遂家焉”。而墓志说孝裕是“太安郡狄那县人也”，这一差异如何理解？案北魏孝明帝于正光五年（524年）八月颁布诏书，改镇为州29。可是，由于北边形势发展太快，这一改镇为州的政策，事实上无法推行到六镇去。“（孝明帝）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30 因此，六镇改州，只能在书面上实施。有趣的是，其后六镇故地沦于柔然，镇民南迁，改镇为州的措施却并未中止，而是贯彻于对内迁的六镇镇民的管理之上。北魏末年和东魏时期，于并、肆、汾三州界内侨治恒、朔、云、显等州，“永安以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31。其中唯有最重要的朔州，其所领郡县的置废时间，却缺乏明确的记录。揆以情势，朔州郡县之侨置，至迟应当在孝武帝永熙以前。郡县名的来历，或取自故怀朔镇的各戍旧名，或取自侨治地的传统地名。太安郡狄那县，王仲荦先生谓“当治怀朔镇城”32，此说不确。设置狄那县时，已无怀朔镇33，朔州侨治并州寿阳城34。狄那显然是胡名音译，可能是原怀朔镇的一个戍名，在寿阳城西侨置太安郡时，使用了侨人熟悉的旧戍名，遂置狄那县35。从《北史》、《北齐书》及北朝墓志看，东魏、北齐把内迁六镇镇民都以侨州郡的形式严格管理起来了，连那些显贵勋臣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户籍簿录的管理，北齐禁军兵源主要依赖这一体制，当然部分上层人员的实际居住地可能并不受此限制36。可朱浑道元虽贵，却仍然要编入侨州郡的管理体系中，其本传含混地说家于怀朔，并不符合北齐制度，其子可朱浑孝裕墓志中所谓“太安郡狄那县人也”，才是比较规范的说法。

综上，我们知道可朱浑氏起自东部鲜卑的慕容集团，入魏以后至少有一支因戍六镇而家于怀朔，可朱浑道元便出于这一支。可朱浑道元的父亲是可朱浑昌，字买奴。可朱浑道元的儿子有长举、长威，长举即墓志中的可朱浑孝裕。这一家在北齐的六州（或曰九州）勋人侨州郡的体系中，被编入朔州太安郡狄那县。

二、北齐政治中的可朱浑孝裕家族

《北齐书·可朱浑元传》：“北边扰乱，遂将家属赴定州……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从这里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一，道元之父买奴早死，也许在六镇反乱以前已死；二，道元一家随着镇民内入的潮流，较早进入河北，其落脚点是定州，定州英雄城后来成为镇民聚居地，想道元一家在东魏北齐之际也定居定州英雄城一带37；三，道元有兄有弟，其家至少有兄弟五人活动于魏齐之际。

《北史·可朱浑元传》记道元弟有天元、天和。《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附有可朱浑天和的小传，称天和为“道元季弟也”，与《北史》合。《资治通鉴》却说天和“道元之子也”，《通鉴考异》谓“《典略》云道元弟，今从《北齐书》”38。北宋时《北齐书》此卷已缺，所补者与今本又不同39，《资治通鉴》误。就是这个可朱浑天和，在北齐政治中一度发挥了作用，对可朱浑氏家族产生了影响。

《北齐书·可朱浑天和传》：“以道元勋重，尚东平公主。累迁领军大将军，开府。济南王即位，加特进，改博陵公，与杨愔同被杀。”可朱浑天和在高洋死后，与杨愔、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等人合力扶持太子高殷（废帝）继位，与高演、高湛对抗，被后者发动政变而杀害。详见《北史·杨愔传》。这场权力斗争中，废帝一派以杨愔为核心，二王（常山王演、长广王湛）一派以高演为核心，而在具体的军事较量中，两位掌握禁军领导权的人物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可朱浑天和与高归彦。

高归彦在文宣帝天保间任领军大将军，直至废帝即位40。接替高归彦的，就是可朱浑天和。高归彦既受文宣厚遇，又与杨愔、燕子献、郑子默同受遗诏辅政，本来是同心奉戴废帝的。《北史·高归彦传》：“乾明初，拜司徒，仍总知禁卫。”司徒当作司空41。“仍总知禁卫”，并不是仍为领军，这句话是说在几个辅政大臣中，他分工“总知禁卫”，是禁军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地位与权力都在领军之上。所以，从理论上说，接替他为领军的可朱浑天和，应当也接受他的领导。当然，这只是一个口头的约定，并不是制度要求。事实上，高归彦对禁军的领导权已经被取消了。

高归彦脱离废帝阵营而倒向高演，据《北史·高归彦传》，是由于杨愔从应当随废帝到邺城的从驾宿卫禁军中，抽取了部分兵力留守晋阳，却不使归彦知悉，造成归彦的怨愤。这件事反映出杨愔对归彦的不信任，由此可以理解此前领军职务的易人，可能也是杨愔的有意安排。可朱浑天和显然是杨愔一派的铁杆，他曾建议诛杀二王，在禁军指挥上自然与杨愔同心。杨愔留从驾禁军五千于晋阳，事涉机密，可以瞒住被架空的高归彦，却不可能绕过禁军的统帅可朱浑天和。因此，可以说，还在晋阳的时候，高归彦就被废帝集团暗暗疏忌了。这样，到邺城后，高归彦遂加入二王一派。

二王政变，所依靠的并非禁军，而是京畿军。《北史·齐本纪中·孝昭纪》载杨愔等欲斥远二王，以“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可见此前高湛为京畿大都督。京畿大都督是北魏末年以来都城地区的军事首脑42，与禁军各成系统，所领都是六镇系统的精兵43，戍防范围不同。所以二王政变成功以后，置换禁军人员，“以京畿军入守门閤”44。但是，没有禁军的支持，宫廷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攻入皇宫，就会遇到禁军的抵抗，而这时，长期担任领军职务的高归彦凭借他的威信及与禁军将士的关系，帮助二王顺利地消除了禁军的阻力45。同时，身为禁军统帅的可朱浑天和却由于大意而为二王所擒。政变由此完成。

可朱浑天和在废帝与二王之间的政治选择，是北齐权力斗争中派别划分的实例之一。这个问题我们拟另文探讨，此处不赘。可朱浑道元在文宣一朝特受恩遇，这决定了可朱浑家族对文宣帝及其继承人的政治态度，所以，可朱浑天和被杨愔挑选来替代高归彦掌握禁军。这和后来孝昭帝以斛律丰洛代替厍狄伏连为领军以抑制武成帝高湛46，是一样的道理。正是因此，政变成功以后，二王集团对废帝阵营的打击就格外严厉，可朱浑家族遭遇空前的危机。

《北史·杨愔传》记录了政变以后二王对废帝阵营的处置：“于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诏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问。寻复簿录五家，王晞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五家，指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郑子默和宋钦道。“簿录五家”显然是把全体家族牵连进来了，“簿录”，就是抄家并且逮捕家口；而减轻为“各没一房”，抄家和逮捕家口的范围缩小到五人各自的一房，不涉及兄弟各房；“孩幼尽死”，是指这一房中，尽被刑戮，孩幼亦不例外；“兄弟皆除名”，虽然“簿录”不及同产各房，但其政治权利要被剥夺。可朱浑道元的几个兄弟，自然都因此被“除名”了。

据此，可朱浑天和被杀以后，其家族受到很大影响。在《可朱浑孝裕墓志》中，也保存有这一影响的痕迹。墓志说孝裕“河清元年十二月中袭扶风郡王”，而这距其父道元之死已有三年之久。可朱浑道元之死，应当在天保末。《北齐书·可朱浑元传》：“皇建初，配享世宗庙庭。”则道元卒于孝昭帝皇建二年（561年）以前。《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八年（557年）四月，以“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天保九年十二月戊寅（559年初）“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天保十年（559年）十月文宣帝死后，到废帝乾明元年（560年）八月二王政变为止，大臣官爵有许多变动，却不见有提及贵为三师的可朱浑道元者，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认为，可朱浑道元死于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墓志说可朱浑孝裕袭扶风王在武成帝河清元年十二月中（563年初），这中间，除了文宣帝死所造成的延宕，主要是受了可朱浑天和的连累。

虽然孝昭帝以可朱浑道元配享世宗（文襄）庙，而且两年之后武成帝允许可朱浑孝裕袭封扶风王，但经过可朱浑天和丧败的打击，这一家族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都被削弱了。重振家声，除了需要优秀的年轻一代，还应当有其它因素。墓志称“邓骘之荣，我为嗣美”，便是指此。邓骘，邓禹之孙，邓训之子，和熹邓皇后之兄，东汉外戚之英47。志文援邓骘以比孝裕，则知孝裕姊妹有在武成帝宫掖者。孝裕之贵，或由于此。

墓志叙可朱浑孝裕历官，起家员外散骑侍郎，为集书省散官，此后全都是在禁军供职。从若曷直荡第二副都督、直斋之禁军中级军官48，历经直閤将军、武卫大将军这样的禁军高级将领，最后做到右卫大将军，已经是仅次于领军的禁军统帅了。东魏北齐特重禁军，禁军兵源依靠所谓“九州勋人”，即六镇内迁的镇民。墓志说可朱浑孝裕“爰处禁戎，兼督骁武，英杰之气，足冠时雄”，这其实是多数六镇后裔共同的人生之旅。照理，六镇后裔生长内地，也应当有一个文化面貌上的变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道路，即淡化武人色彩。但是，周、齐和陈三国间的对抗与战争，使北齐和北周的内迁镇民长时期纳入军事管理体制，变化甚微。

而可朱浑孝裕本人，就以禁军将领的身份，参加了对陈的战争，寿阳之役兵败被俘，死于建康。

三、关于可朱浑孝裕之死

《可朱浑孝裕墓志》云：“俄尔江湖不静，伧楚放命。爰命虎臣，扬旌讨扑。”这是指陈将吴明彻所领导的对北齐淮南地区的北伐，时间是陈宣帝太建五年、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陈书》卷5宣帝本纪：“（太建五年）三月壬午，分命众军北伐，以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己丑……北讨大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发自白下。”49

这是一场旨在争夺淮南的战役，要改变军事上的穷蹙被动局面，陈就需要把防线从长江北推至淮河，在淮南建立战略纵深带，恢复齐梁时候的南北态势。因此，战事一开始，就从上游的郢州到下游的瓜步，全线渡江，克城拔戍。

根据墓志，可朱浑孝裕为右卫大将军，在武平四年“五月中”。这一年五月朔丙寅50，而五月上旬，瓦梁城（己巳）、庐江郡城（甲戌）都已经为陈军所克，随后，沿江重镇历阳（丙子）、齐昌（乙酉）也先后失落，战局一边倒51。这个时候孝裕升迁，其背景应当是北齐的一次援救行动。墓志说：“王披坚执锐，亲率旗鼓，萁张翼舒，左婴右拂，思欲顾盼而平陇蜀，欬唾而荡荆扬。”可朱浑孝裕大概属于较早的援军，故得入寿阳城。墓志文字显示，孝裕及其所部还没有投入到淮南战场上，就被围困在寿阳城内。吴明彻大军于七月攻克寿阳外城，此后，围困寿阳城两个半月，十月乙巳日，城溃， “生禽王琳、王贵显、扶风王可朱浑孝裕、尚书卢潜、左丞李騊駼，送京师” 52。墓志说“时不利兮，奄同遂古”，就是指孝裕做了俘虏、未能生还的事实。

寿阳俘虏中，王琳被杀于淮南，后枭其首于朱雀航。其余诸人，命运各不相同。关于寿阳被俘的北齐文武官员，以《北史·卢潜传》记载最为清楚：“寿阳城中青黑龙升天，城寻陷。潜及行台仆射王贵显、特进巴陵王王琳、扶风王可朱浑孝裕、武卫将军奚永乐、仪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秦州刺史高子植、行台左丞李騊駼等督将五十八，军士一万皆没焉。陈人杀王琳，余皆囚于东冶。”53与《陈书·吴明彻传》比较，多出了很多，这是因为《北史》所记，包括了淮南战役中各个战场的被俘人员，如仁州刺史郦伯伟、霍州刺史封子绣、秦州刺史高子植，都是在各自的州城陷落时被俘的。这些俘虏到了建康之后，都被关押在东冶。

墓志说可朱浑孝裕“以大齐武平五年五月十一日薨于扬州之地，春秋年卅八”，但是没有交代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如卢潜那样“闭气而死”，杀身成仁，那么照理墓志会有所奖饰。我怀疑可朱浑孝裕是被“明正典刑”杀掉的。寿阳被俘诸人，以王琳位望最高，其次便是扬州刺史王贵显、右卫大将军可朱浑孝裕、行台尚书卢潜。这四个人，王琳早就被杀，其余三人都被送到建康。卢潜以北朝士族高门的身份，似乎还受到一定的礼遇，但他很快就死了。王贵显既是侯景旧将54，很可能也是鲜卑化的北镇胡族，这一背景使陈朝君臣对他不会有好感。可朱浑孝裕官爵高于王贵显，鲜卑族背景更突出。陈宣帝如果要在某种仪式上杀俘祭刀，这两个人最难逃脱。可朱浑孝裕死于武平五年五月十一日，已在被俘七个月之后。案吴明彻“（太建）六年，自寿阳入朝”55。很可能，在吴明彻入朝之时或稍后，建康举行了某种仪典，可朱浑孝裕就死在这个时候。

被俘诸人，多数没有被杀，其中有些人还有机会逃走。《北史·卢潜传》：“时李騊駼将逃归，并要潜。”这是逃得比较早的，还有被俘四、五年以后，才找到机会北逃的。《北齐书·封隆之传》，隆之子子绣，“陈将吴明彻侵略淮南，子绣城陷被送扬州。齐亡后，逃归。隋开皇初，终于通州刺史”56 。案卢潜、郦伯伟、封子绣这些人，都出自华北旧族，这一背景对于他们在建康的遭际，或许是有帮助的。

墓志说可朱浑孝裕“神骸不反，魂气空归”，是指孝裕的尸体未能北返，这个墓只是个衣冠冢。据《北史·卢潜传》，卢潜“于是闭气而绝，其家购尸归葬”，其尸体是回到北方了的。可朱浑孝裕身为贵族，可朱浑氏必定也出力“购尸”，未能成功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死亡方式不同。这里也可以看出，南朝政权对待华夏旧门和对待鲜卑人，是有区别的。

墓志：“诏赠使持节、都督常安平南北二营州五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常州刺史。”齐置常州不见于史。我怀疑为齐末所置，升常山郡而为常州。常山郡本属定州。由于六镇内迁镇民进入华北后，最先屯聚于定州，其后定州英雄城更成为镇民世居之地，东魏、北齐有六镇背景者视定州刺史为佳选，生前乐为其职，死后愿得荣赠。在这种情况下，从定州中分出常州，可能也是为了要适应这一需要。

根据墓志，可朱浑孝裕“葬于邺城西廿里野马岗”。野马岗的位置，在邺城以西偏南的高垅上。《北史》记载魏废帝（安定王）元朗死后，“葬于邺西南野马岗”57。孝裕衣冠冢营葬的时间，是“武平七年五月戊寅”，距孝裕之死已有两年。这两年间，可朱浑家可能期望能得到他的尸体。可是“神骸不反，魂气空归”，只好以衣冠下葬。野马岗这一带，也许是可朱浑家族墓地，诚如是，将来还有望看到可朱浑道元、可朱浑天和等人的墓志。

武平七年（576年），也就是隆化元年。这一年十月，周武帝发动了灭齐的战争。到年底，齐后主禅位皇太子，改元隆化。改元后不到一个月，周师入邺，北齐灭亡了。可朱浑孝裕衣冠冢营葬的时候，去北齐崩溃只有半年了，然而从墓志看，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特殊的迹象。

【注释】

1 可朱浑孝裕因寿阳之战被俘而见载于史：《陈书》卷九《吴明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162页；《北史》卷三《卢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85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一陈宣帝太建五年（573）作“可朱浑道裕”，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5328页。《册府元龟》卷三六八将帅部攻取一引吴明彻克寿阳城（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4381页），同《陈书》与《北史》，《陈书》卷九之“校勘记”，据此疑《通鉴》“未知何据”，见167页。今《可朱浑孝裕墓志》既出，正误遂明。

2 学者注意到北朝多以字行，解释不一。钱大昕以为“当时风俗敦朴，不以称字为嫌也”，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596页。他举出的例子，包括了胡、汉多种情况。但是，不嫌称字，而名、字兼备，对于内入胡族，特别是对于魏末内入的六镇军民，还具有更深层的动机：六镇鲜卑化各族人士本来只有胡名，以军功提高社会地位、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不得不卷入到汉化的潮流中，而认同华夏传统的表现之一，就是取华夏名、字；遂以原有胡名为字，从胡名中提取一个字音作名，如可朱浑道元之道元，当是胡名，提取“元”作名，从而名、字兼备；由于习惯的力量，新的汉名使用一定不及原有胡名普遍和经常，以字行便是这样一种历程的曲折反映。同样的例证，如万俟普字普拨，万俟洛字受洛干，刘丰字丰生，等等。

3 《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376-377页。《北史》卷五三《可朱浑元传》，1900-1901页。今本《北齐书》之卷五三，既非李百药旧貌，又与《北史》不同，钱大昕疑“似经后人删改，或百药书亡，而以《高氏小史》补之乎”，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一，593页。对比两书之《可朱浑元传》，互有详略，“以《高氏小史》补”《北齐书》缺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4 《北齐书》卷九之“校勘记”，380页。

5 林宝：《元和姓纂》，岑仲勉校记本，中华书局，1994年，965页。

6 《太平御览》卷一二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85页。

7 《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2834-2835；同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2847页、2848页、2853页。

8 《太平玉览》卷一二一，584页。

9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3014页。

10 林宝：《元和姓纂》，1544页。

11 《宋本广韵》入声卷五之十二曷韵，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1982年，463页。

12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之“校勘记”，3023页。

13 邓名世（撰）、邓椿年（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七之十二曷韵，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22册，359页。

14 林宝：《元和姓纂》，965页。

15 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9页。

1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226-229页；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8-69页。

17 林宝：《元和姓纂》，965页。案郑樵《通志·氏族略》谓前燕有散骑常侍可足浑常，此可朱浑常与可足浑恒，应当是同一个人。

18 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下，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948册，第697页。

19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延元年：“三月癸亥，冯文通遣大将渴烛通朝献，辞以子疾。”84页。

20 辽东鲜卑之名，屡见于《后汉书》，而《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及汤球辑本《十六國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不言慕容氏为辽东鲜卑。《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称吐谷浑“辽东鲜卑也”，《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亦谓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周书》卷五《吐谷浑传》云吐谷浑“本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兄也”，皆明确指称慕容鲜卑为辽东鲜卑。《慕容廆载记》云：“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辽东鲜卑之号，当溯源于涉归之迁辽东，而此一名号之确立，或在拓跋鲜卑兴盛于代北之后，也许是拓跋部的观点。

21 林宝：《元和姓纂》，965-966页。案岑校本在“南迁”与“河南”间分句，误。

22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2310页。

23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227-228页。

24 《魏书》卷八七《节义传》，1892页。

25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228页。

26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68页。

27 《魏书》卷八《朱瑞传》，1769-1770页。

28 《宋本广韵》，284-285页。

29 《魏书》卷九《肃宗纪》，236-237页。

30 《魏书》卷18《广阳王深（渊）传》，430-431页。

31 《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2504页。

32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1087页。

3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北齐书》之“步大汗萨传”条，谓“太安、神武、广宁皆六镇改州所置之郡”，599页。

34 证实朔州侨治寿阳的铁证，是1973年出土于山西寿阳的北齐厍狄回洛及其妻妾墓志，志文明确说北齐时朔州侨治并州寿阳城。参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25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415-416页。

35 朔州领五郡，据《元和郡县图志》，其神武郡故城在寿阳县北三十里，见卷十三河东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369页。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九山西省平定州古迹门寿阳县“神武故城”条，考证东魏北齐之朔州五郡县名，各有痕迹保留于寿阳县地名中，曰：“按《魏书·地形志》，神武郡首领尖山县，今有尖山在县北；又太安郡首领狄那县，今有太安镇及狄那寨在县西；又广宁郡首领石门县，今有石门在县东；又太平郡首领太平县，今有太平乡太平村在县东。盖一州五郡，皆侨置县境，不独神武矣。”“广牧故城”条：“《魏书·地形志》附化郡有广牧县，后废。”均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6976页。此书所录“浮化水”、“浮化山”，当与附化郡有关。同书同卷关隘门“太安驿”条：“在寿阳县西五十里太安镇，即后魏太安郡地。”见6981页。这是非常坚实的研究，不仅由此可以推论出朔州侨治寿阳，而且，朔州所有郡县，几乎都在寿阳城四周。这一带应当是朔州籍六镇内迁人员的集中地区。太安驿，至今仍为寿阳一大镇。

36 著籍朔州的内迁人士，其葬地不同，或反映其家庭住址的不同。比如，前举《厍狄回洛墓志》云回洛“朔州部落人”，比《北齐书》与《北史》之《厍狄回洛传》“代人也”的说法要准确，可惜也并未交代其著籍于朔州何郡何县。墓志说回洛死于邺，窆于晋阳，而葬于朔州城南（即寿阳城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厍狄回洛一家居住在朔州城内。而可朱浑孝裕一家虽然著籍于朔州太安郡狄那县，其安葬地却在邺城附近，盖由于可朱浑家住在邺城。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内迁镇民即“九州勋人”，都家在侨州郡所在的并、肆、汾等州，许多勋贵如厍狄回洛也不例外，这才是高氏政权重晋阳甚于邺都的原因。

37 《北史》卷五三《薛修义传》，沙苑之败，高欢徙秦（案疑秦当作泰）、南汾、东雍三州人于并州，又欲弃晋，以遣家属向英雄城，修义谏曰：“若晋州败，定州亦不可保。”见1918页。据此，定州英雄城是六镇镇民的聚居地之一，其传统肇始于鲜于修礼之时。可朱浑道元家在定州，却著籍朔州太安郡狄那县，由此可知实际居住地与著籍之间并不严格挂钩。

38 《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中华书局，1956年，5197页。

39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卷三四“校勘记”，谓此卷之《杨愔传》可能抄自《北史》，而附传四种，似非本于《北史》，“疑仍是采取某种史抄”，见461页。所论甚是，可惜点校者没有举出《资治通鉴考异》这一条，特赘于此。

40 据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高归彦于天保五年开始任领军，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4674页。万斯同把高归彦任职的时间，一直延伸到武成帝河清元年，这是不对的。归彦在杨愔被杀以后，复为领军，中间曾一度解任。《北史》卷五一《高归彦传》载归彦“以讨侯景功，别封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也。”这里，在长乐郡公后应当句断。

41 据《北史》卷七《齐本纪中》，乾明元年二月，以归彦为司空，与《高归彦传》异。归彦解领军，当在此时。

42 最早置京畿大都督，可能在尔朱荣时。荣既诛洛阳朝官，亦不复信任洛阳禁军，所以在改造禁军的同时，也设置京畿大都督来安置自己的心腹军队。史书所见最早为京畿大都督者，是尓朱度律，见《魏书》卷七五《尔朱度律传》，1672页。

43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天平四年夏，罢六州都督，悉隶京畿，其京畿大都督仍不改焉。立府置佐。”见3004页。

44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孝昭纪》，269页。

45 《北史》之卷七《齐本纪中·孝昭纪》，268页；卷四一《杨愔传》；1505页；卷五一《高归彦传》，1856页。

46 《北史》卷五一《高元海传》，1852-1853页。

47 《后汉书》卷十六《邓骘传》，中华书局，1965年，612-617页。

48 “若曷”不得解，待考。直荡，属禁卫军系统的左右卫府。《隋书》卷27《百官志中》左右卫府下，有御仗、直荡、直卫、直突、直阁等，是直荡为左右卫所领之一营。直荡属官，“有直荡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勋武前锋正副都督、勋武前锋五藏等员”。以上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758页。案东魏北齐有中军副都督、亲信副都督，皆营府有副都督之证。此墓志之第二副都督，为史书所未见。

49 《陈书》卷五《宣帝纪》，83页。

5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79页。

51 《陈书》卷五《宣帝纪》，84页。

52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162页。

53 《北史》卷三十《卢潜传》，1085-1086页。

54 侯景叛乱时，王贵显身为侯景的中军大都督，留守寿春，见《南史》卷八十《侯景传》，中华书局，1975年，1998页。

55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163页。

杨朔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散文年”；概念；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31-02

在以往“十七年”散文研究中，一般称1961年为“散文年”，然而，对“散文年”这个概念的表述与界定，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不尽相同。多数研究者认为“十七年”时期有两个散文繁盛时期的同时，对“散文年”具体年份与内涵的界定存在差异。结合“十七年”散文史实与研究成果，通过对“散文年”概念演变的考察，笔者将“散文年”定义为一个“时期”，而不是某一个年份，认为作为“时期”的“散文年”更丰满、准确。

一、概念的多种所指

“散文年”作为“十七年”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概念的所指在不同的研究结论中是有差别的。其中一种认为，在“十七年”时期，“散文年”特指出现散文高潮的1961年。在由郭志刚、董健等定稿、冯刚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版、1981年版）中，指出1961年被人们称为“散文年”，如在1981年版中这样描述：“散文创作比起小说、戏剧来复苏得较快，于一九六一年即形成了颇为繁荣的局面。仅在这一年间，象《雪浪花》，《茶花赋》(杨朔)，《樱花漫记》，《长江三日》(刘白羽)，《花城》，《古战场春晓》(秦牧)、《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吴伯箫)、《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巴金)、《樱花赞》(冰心)、《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曹靖华)、《船夫曲》(魏钢焰)等这些优秀作品就都写作或发表出来，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简直是空前的，这一年《人民日报》还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讨论的热烈和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甚至把一九六一年称作“散文年”，是有道理的。”{1}同样，汪华藻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简史》（1985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版），以及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2000年版）等等众多文学史著中，都将1961年出现的散文理论、创作高潮成为“散文年”。

然而，对“散文年”概念所指有另外的表述，即“十七年”散文史上不仅仅1961年是“散文年”，而是有两个“散文年”，即1956年（或者1957年）和1961年。邓星雨认为：“就建国后30年而论，我国的散文创作曾出现过三个‘高潮段’和两个‘散文年’。50年代前期(1949-1956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高潮段’。60年代前后(1959 -1961)，这是一个金光灿烂的‘高潮段’。70年代后期(1976-1978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段’。在这三个‘高潮段’中，出现了两个‘散文年’。第一个是1956年，第二个是1961年。”{2}庄汉新在《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中，也认为十七年散文史上有两个散文创作的繁荣期，即1956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和1961年，并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年”。

但是，笔者认为，将“散文年”定义为一个“时期”（1959年――1963年）比定义为某一个单薄的年份更为恰当和科学。在整个“十七年”散文发展时期中，选择1959年――1963年这个“时期”来界定“散文年”是有一定理由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上的，即该时段内散文作家、作品的数量持续繁多；二是质量上的，即该时段内散文具有“散文年”时期散文独有的特质。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散文年”时期散文才能区别于“十七年”的其他散文“复兴”时期，从而成为代表“十七年”时期散文创作特色与成就的散文。

二、“散文年”作为“时期”（1959――1963）

（一）起点：1959年前后

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散文出现了“十七年”时期的第一次“复兴”，但是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斗争的不断升级，这次短暂的“复兴”戛然而止。到了1958年 5月5日，中共二次会议召开，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在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界掀起了“”的高潮。就1958年的散文来说，作为文学战线上的尖兵，充分反映出了祖国工业、农业、文化事业“”的“时代精神、时代面貌、时代的生活气息”{3}，尤其是报告文学迎来空前的创作热潮，“截至1959年，计出《丛刊》、《钢铁前线的日日夜夜》、《炉火熊熊》、《农村之歌》、《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创造奇迹的时代》、《时代新人》、《诗人歌手数今朝》、《跃进的先锋》、《的标兵》、《的一天》、《上海的一日》等上百种报告文学专辑”{4}，同时勃兴的还有“革命回忆录”的群众创作高潮，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大型丛刊的编写。然而，195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质量上的的欠缺，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巴金的《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但是受到“”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报告文学存在大量的“虚假”内容，严重损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而且，少数的优秀抒情散文、杂文还没有形成“散文年”时期散文所具备的风格特色，如后来的散文“三大家”成熟散文在此时尚未持续、大量出现。所以说，1958年散文从散文文体风格的多样性，散文特征的独特性，都不具备进入“散文年”时期的条件。

1958年的散文“”在1959年有了一些改变。1959年1月，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识到过去群众文化工作位置摆得不恰当，有时妨碍了生产，违反了群众业余、自愿的原则；2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和老舍分别作了《创作问题漫谈》和《规律与干劲》的发言，批评了以来文学创作上“题材的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与空想”的问题，指出“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不能专凭摩拳擦掌就能写出作品来”{5}；5月，中国文联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在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发言，强调了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处理好“十种关系和矛盾”，这些会议与政策的召开与出台，都为散文创作走向正途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在散文理论方面，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在1959年走向清晰，我们可以从一些散文选集的序言中看出来：《散文特写选1953―1955》序言中将“散文和特写文学”明确区分，“特写”指“通讯、报告”，并且占据压倒性优势，“散文”作为独立文类的资格走向“危机”；到了《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1949―1959：散文特写》序言中，除了提到“散文特写选”时会用“特写”这个称谓，其他一律用“散文”来概称这个选集里的散文和特写，“散文”作为文类走出现复苏；之后的《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中使用“散文”这一概念概称选集中的所有作品，并且明确指出散文包括“小品、随感、特写、通信、回忆、游记、日记、速写、素描等等”{6}，可见，在1959年前后“散文”的“文类”资格逐渐得到恢复；其次，在散文创作方面，1959年迎来了丰收，此时大量成熟作品的出现，宣告了“散文年”时期的开始。抒情散文走向成熟和多样，如杨朔的《海市》、《泰山极顶》、《蓬莱仙境》，刘白羽的《写在太阳初生的时候》，秦牧的《海滩拾贝》，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等；杂文走向复苏，出版了马铁丁的《革命风格集》，吴晗的《投枪集》等；报告文学继续繁荣，浮夸之风在政策引导下有所改正，创作与风格趋向冷静。可见，虽然在1959年底和1960年出现过一股反修正主义潮流，但是散文从1959开始，一直到1962年左右，基本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创作与风格态势，尤其是与1961年的潮头性散文爆发，一起奠定了“散文年”时期散文的主体形态特征与地位。

（二）终点：1963年前后

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文化语境日趋恶化。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阶级形势认识，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从1963年开始，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多年的批判运动，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其实，散文创作在1963年没有受到过多的正面批判与冲击，取得了最后的收获，出现了杨朔的《赤道雪》、《生命泉》、《海罗杉》，曹靖华的《话当年，咫尺天涯，见时不易别更难!》等佳作，也有论者指出，在1961年――1963年间出版了一批代表性散文集,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箫)、《风帆》(袁鹰)、《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和中国作协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周立波编选并作序)、由川岛主编的散文选集《雪浪花》等”{7}。可见，作为“散文年”时期最后一年的1963年，其收获还是颇丰的。但是，散文创作颓势已现，尤其是到了1964年，散文创作趋于平淡，名家新作已不多见，而这种颓势在戏剧热潮的兴起面前显得格外明显。从1963 开始，空前的戏剧创作、演出热潮逐步席卷全国，可以说，从1963年开始，“十七年”文学逐步走向了戏剧繁盛期。

总之，通过对“十七年”散文研究中“散文年”概念的梳理和对“十七年”散文整体创作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散文年”概念的演变以及演变所蕴含的问题，同时，我们初步界定了散文年的“时期”性概念，这必将为以后对作为“时期”的“散文年”的深入考察与分析作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注释：

{1}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0.

{2}邓星雨.当代散文创作与研究[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06).

{3}“新观察”编辑部.散文特写选(1958)[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序言).

{4}龚举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02).

{5}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论(1956―197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38.

杨朔散文范文第5篇

爷爷是个老中医，家中总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草药。我总是喜欢端着小凳在一旁静静地看爷爷磨药，熬药。可当那一缕缕药气逐渐弥漫整个屋内，我却厌恶地远远躲避。

小时候常在药铺里玩耍。高大结实的柜台，黑褐色的漆面，发黄陈旧的标签，一副小秤，一双巧手在重重的药柜之间穿梭不歇。爷爷时常会像变戏法似的对哭闹的我拿出几枚甘草片，我含在嘴中，一丝淡淡的甘甜萦绕舌间，于是忘记了药铺苦涩的气味，嘴角微扬，畅想着在遥远的山中，是不是也有人温柔地采摘这些草药，然后晾晒，品尝……

童年是在一碗碗褐色药汤里度过的。爷爷佝偻的背影，药罐里冒出的气体，还有不断舔舐着罐底的蓝色火苗，都一一定格在时光碎片里。那时爷爷总会端着一个白瓷碗，手里带着两块冰糖，笑眯眯地递送到我面前：“良药苦口利于病，乖囡囡，喝了药身体就好了。”我却时常任性地将药碗打翻，留下爷爷独自躲在屋内哭泣。

在病榻上层能靠看书画画来消磨时光。于是从家中破旧的中草药图典里认识了许多美丽的名字：白芷，半夏，紫宛，青黛……爷爷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它们的功效作用。我常常想，她们前世一定是温婉绰约的美丽女子，然后化作这些草药给病人以最大的安抚。《红楼》里林妹妹让人惋怜的身影，也许只有药香的衬托才楚楚动人吧。夏喝香薷解暑，冬喝冰糖燕窝……氤氲里的潇湘馆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还曾和爷爷去乡间采药，一路上的阳光明媚或是细雨霏霏，背着背篓的爷爷专注地捻着一颗草药，细细地嗅着。回来路上，竟看到一家小小的药铺。爷爷熟悉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原来，这样的草药香，己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旋律，飘散在天涯海角，散落在城市乡间每一个角落，给病人带来最温柔的健康保证。

爷爷又在熬药了，我不再逃避，“乖囡囡，快让药气熏一熏才好呢！”药香如蝶，满室翩飞，满室氤氲里，是爷爷慈祥的笑容，和我理解的沉思。

这样苦涩的药香，却成为我心中最香醇的余味与芬芳，伴随着爷爷的爱，细致，绵软，濡染浸透我的人生。这缠绕而挥之不去的药香，是我生命最美好的芬芳！

相似度：

★★★

借鉴范文：

《荔枝蜜》（杨朔）

相似点：

欲扬先抑，从平淡入手逐渐引人入胜，情趣不断。

专家点评

“守着金山要会用”

优分作文以“生活味”取胜

今年高考作文优分卷一共8篇，比去年少了4篇，是评分标准高了还是有意减少优卷比例，目前参与高考作文评卷的老师没有透露。优秀作文的共同点，是切中“也”这个题眼，此外，从生活中来是今年优秀卷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