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基础知识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派；社会基础；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1003408

政党是社会中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组织。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选择支持政党的政治主张,并自觉追随政党的政治行为。在政党代表民众与民众拥护政党的互动中,政党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和领路人,民众形成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曾指出：“各个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我国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建国、民生富裕的理想而组建发展起来的。各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伴随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派的社会基础从“阶级联盟”逐步演变成“政治联盟”,派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也发生了质的嬗变。

一、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

我国现存派都成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在国共之外成立的“第三党”或“第三者”,以中国农工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二是抗战胜利后以促进民主建国为旨趣的党派,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为代表；三是从中分化出来的民主派,即中国革命委员会；四是其他有特殊地缘联结关系的党派组织,主要是中国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各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派成立的背景不同,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社会群体也有所差异。

（一） 国共之间的中间地带：农工党和民盟

民主革命时期,以国共之外“第三党”或国共之间“第三者”出现的农工党和民主同盟,集聚中间阶层和中间势力的力量,其社会基础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和包容性,组织规模一度发展较快。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之际,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人士和以谭平山为代表的游离于共产党的人士,因不满的政策或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而“另起炉灶”,组建新党,时称“第三党”。先后几易其名,1928年成立时取名中华革命党,1930年改组为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邓演达在阐述平民政权的涵义时说：“我们的党是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利益的党,党的要求就是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要求。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人们：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生产的人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们总称上述这些人们为平民群众。”［2］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群众掌握的政权。农工党为建立平民政权而奋斗,其社会基础自然就以平民群众为重心。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大纲》提出,发展组织“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但在第一阶段,则不能不以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为重心。”到1931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在10多个省和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党员人数达到4,000余人［3］,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高等院校作为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据点。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少数工农。史称第三党的“黄金时期”［4］。

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妥协倾向而出现严重危机,尤其是“皖南事变”使全民族团结抗战面临严峻挑战。为防止国共合作再度破裂,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大局,以国民参政会的机缘而集聚起来的各小党派走上联合组党的道路,以期在国共之间形成“第三者”的格局。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和职教社、救国会、乡建派等“三党三派”领导人及无党派的张澜等人于1939年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5］,“这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6］。“以它们的社会基础来说,主要是地主阶级（青年党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所组成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其中也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后,“盟员就不是代表个别党派的身份而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这就为大量无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7］,这是民盟组织上的一次。到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全国盟员发展到3,000余人,其中无党派盟员“占到全国盟员70%以上”,并进而引起了民盟的质变。［8］“民盟的成员,有很多是革命职员,也有来自封建阶级的,来自资产阶级的,而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派的,成分很不相同,包罗万象,其内部具有“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右的有青年党和民社党,先后在旧政协和“制宪国大”时公开投靠了,被民盟开除掉了。民盟中的进步成分克服了有些人的中间路线,“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因此,民盟“应该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9］

（二） 民主建国的多元主体：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

抗战胜利初期,国共两党势均力敌,各自以其政治理念和军事布局希冀左右国内政局,主导中国之命运。中共力主召开党派政治会议,成立多党联合政府,籍此否定的；声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训政,实行,以此拒绝中共之主张。国共相争造成了中间派和中间势力的空前活跃,出现了继民初之后第二个组党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一般统称为中间党派。［10］党派纷立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意识的觉醒,也预示着不同社会界别表达政治诉求的抗争。“和平统一、民主建国”渐成共识,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应时而生。

民建的发起者,一部分是产业界,一部分是文化教育界。在134位参加发起签名者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还有少数共产党员。民建要求民主、要求建设,“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11］从民建的发起和宗旨可以看出,“民建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当然里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12］民进“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13］。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民进的主要发起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大多是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九三学社前身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14］。九三学社的发起者大都是科学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总起来看,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从成立之初各自所联系的社会界别就比较明确。民建主要是工商界,民进主要是文化教育出版界,九三学社主要是学术界。

（三） 中的爱国民主派别：民革

执政时期,不仅存在着执政党与革命党、在野党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内部也始终存在着不同派系的矛盾,尤其是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民主派与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并最终在组织上与决裂,建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民革主要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还有许多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反蒋、要民主,但封建性较浓。”［15］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联共”问题上产生了左派与的政治分野。“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主张抗日的反蒋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即“大同盟”）。抗战胜利前后,爱国民主力量开始集结,形成了主张结束一党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民联成员多数是党政界人士,民促主要由军界人士组成。解放战争后期,爱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民革成立。李济深在民革成立大会闭幕词中指出：大同盟、民联和民促、民革是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三个进行反蒋斗争的组织,它们有反蒋的继承性和统一性；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又有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大同盟的历史任务是逼蒋抗日；民联、民促的历史任务是促蒋召开政协,并于政协被蒋破坏后,促其重开；民革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内战、蒋政权。［16］民革的建立,不仅团结了民主派人士,而且吸收了更多的爱国人士。因此,“民革的社会基础是内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的军政人员。”［17］

（四） 地缘联结的爱国革命力量：致公党和台盟

与上述党派相比,致公党和台盟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致公党是华侨政党,成立初期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到了1933年,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在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共计有党员30余万。［18］孙中山曾誉“华侨是革命之母”,作为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致公党在海外华侨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台盟是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失败后建立的政治团体,初期以香港为据点,后来转移至内地,成为台湾省籍人士的党派组织。

二、改造时期的特殊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派进入了“改造时期”：一是政治纲领的改造：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替代各自的旧民主主义的政纲；二是社会基础的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派从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改变成为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三是思想改造：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派社会基础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承继和现实萎缩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派继续联系着原有的特定社会群体,充当着改造同原及其政权有联系的人士、原工商业者、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的纽带,其社会基础停留在历史的渊源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派在20年“左”倾错误时期头顶“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帽子,新生社会群体也会避而远之,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呈现出明显的“一代而亡”或“二代而亡”的现实衰退的状态。

（一） 阶级定性：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19］派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其参加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明确派的阶级性质和社会基础,成为派存续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李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各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党。”［20］进一步阐明了派是阶级联盟性质而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考量。他说：“旧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个‘肺病’是先天不足遗传下来的,一开始就没有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在今天,如果搞单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垄断市场,向外侵略,反对共产党。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21］因此,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派也必定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对派性质和社会基础的界定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派历史的进步性,决定了其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其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现实选择；二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人民民主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允许派朝着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发展。这就为各派明确自身的性质和任务、清理和整顿原有的组织人员、确定发展和联系的社会对象,指明了方向。以民盟为例,对“中国民主同盟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这一盟的性质问题上,通过会议反复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和比较明确的认识。从组织成分来看,民盟代表了、联系了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社会成分的知识分子。民盟虽然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还包含有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员和社会主义成分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包含有工商界,华侨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纲领来看,民盟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而奋斗。因此,民盟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为目的的,与其他阶级对立的旧民主主义政党,没有一点相同之处。［22］

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为政治纲领,规定了派在组织上必须分清敌我,纯洁组织,清除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同时处理好与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农工党为例,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政治决议决定,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切实进行全国党务的整理,同时决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工农学生的一切群众组织,应立即鼓励和帮助他们分别参加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等全国的统一领导组织,接受统一领导,遵守团体生活的一切规定,停止党的组织关系。［23］经过两年的党务整理,截至1951年10月,农工党转移领导的工人150人,农民1,331人,青年学生248人；清除了一大批潜伏在党内的政治敌人和不纯份子,者90人,停止党籍者98人；计核准登记的党员共有1,685人。［24］派按照“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清理整顿组织,为发展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 界别划分：历史承继与统战分工相结合的产物

派所代表和联系的社会群体是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从总体来看具有突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一是派组织形成与主要发起人密切相关,成员大都因主要发起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影响而聚集,具有鲜明的领袖魅力特点；二是派组织活动大都局限在一定社会阶层的上层,缺少向社会基层延伸的触角,具有独特的精英团体特质；三是派政治诉求集中在要求民主和民族振兴上,反映了各革命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价值取向,具有显著的统一战线特色。

民盟、民进和农工党等党派所联系的社会界别较为分散,与其他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多有交叉。如,民盟四中全会提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团结、教育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工商业者和进步的华侨爱国分子,统一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共求进步。”［25］民盟总部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提出,“应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包括文化教育工作者（包括大、中、小学教职员）、大学生、技术员、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工商业者、华侨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种职业界中,则应以文教界为主。”［26］民进三届三中全会指出本会是：“一个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党派。”“应以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的对象,而以文化、教育、科技工作者为本会发展的重心。”其后一年,民进所发展的新会员中,教育工作者占58%（其中中小学教职员占45.2%,高等学校教师占6.4%,教育行政干部占6.4%）,文化出版工作者占17.3%,科技卫生工作者占8.3%,工商业者占5.4%,机关工作者（财经、政法等）占10%,家庭知识妇女占1%。［27］农工党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广大的中间阶层,发展组织的方针主要是团结小资产阶级。其发展组织的对象,“一般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从本党原有的基础上说,具体的对象应该是：（1）公教人员（机关职员学校教员）；(2)专家、技术人员；（3）小工商业者。”［28］据1953年6月的初步统计,农工党党员参加的工作是分散在各方面,而主要的是文教部门和财经部门。有37.73%在文教部门,有33.17%在财经部分,有百分之29.1%分散在政法部分、工商界和党的各级机关。文教部门的,包括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医药卫生工作者。财经部门的,包括一般行政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29］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派组织规模偏小,成员偏少。至1950年重新登记的派成员,民革1,500余人,民盟5,800余人,民建1,600余人,农工党1,500余人,民进200余人,九三学社120余人,总计11,000余人。［30］

派组织规模小成员少,与其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严重地不匹配,加之成员界别分散交叉,更不利于承担各自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特殊任务。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建议各派可作适当分工,照顾传统,各有侧重,适当发展。1950年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就派前途及今后工作问题发出通报,指出凡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派皆不发生存废问题,但各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分工,各党派间关系可作适当调整,各党派内部更须作必要的整顿和提高。［31］同年4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领导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各派活动要有所分工。”［32］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根据派的历史传统,派协商确定了各自的重点分工范围：民革重点发展旧公务人员、旧员；民盟重点发展文教界人士；民建重点发展工商业者；民进重点发展中小学教职员及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重点发展医药卫生工作者；致公党重点发展归侨、侨眷；九三学社重点发展学术界人士；台盟重点发展归侨中的台湾籍同胞。

（三） 功能异化：阶级斗争扩大化与教育改造的对象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派延续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发挥了“参”、“代”、“监”、“改”［33］的政党功能。派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负有为新民主主义进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般任务；派作为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和要求的政党,又负有团结教育各自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共同前进的特定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34］“各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35］这表明：派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派的性质也从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派的重要任务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同时,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更需要派的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说,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改造；二是监督共产党。但是,从实际上看,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派被重新认定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36］,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派丧失了监督执政党的资格,其政党功能也随之异化,成为“关门改造”［37］的政党。1956年,各派成员总数达到10万多人,到1979年恢复活动时仅有成员6.5万人,比1956年下降了约3.5万人。［38］派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特殊群体,组织发展也处于停滞和衰减的状态。

三、改革时期的政治联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派重获新生。派社会基础的历史承继关系逐渐淡化,其成员主体为中高级知识分子,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派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派政治联盟的属性得到重新确认,并从“两者联盟”拓展为“三者联盟”。派在强调各自主体界别特色的同时,其界别交叉现象渐显突出,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还处在成长阶段,派社会基础从带有“模糊性”的政治联盟的表述中能否逐步明朗,还有待观察。

（一） 拨乱反正：“两者的政治联盟”

派在“改造时期”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极“左”路线结束以后,其阶级属性的定位必然随着发生变化。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对新中国成立30年中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作了重新的判断。他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39］“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40］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脱帽加冕”,从阶级基础上颠覆了派“资产阶级性的政党”的帽子。因此,邓小平正式宣布：我国各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41］新时期派的社会基础被界定“两者的政治联盟”。这里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既包括从旧知识分子、原工商业者和旧军政人员中改造过来的劳动者,也包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劳动者,前者随着岁月的流逝递减,后者则会逐渐递增。这里的“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特指派尤其是民革、致公党及台盟所联系的一部分定居大陆的侨胞、台胞以及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各派恢复活动以后,组织发展继续坚持了原有的重点分工。由于旧员及原工商业者人数的渐少,民革和民建的发展对象作了适当的调整。民革除发展原和与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外,考虑到促进祖国统一工作的需要,可以在四个特定方面适当发展：（1）从台湾起义归来或回大陆定居的原人士：（2）去台人员家属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有一定代表性的、对台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3）特赦、宽释人员中政治表现好的,特别是对促进祖国统一工作有一定作用的人士；（4）其他与有历史联系的人士。民建发展对象除了原工商业者,还可以在同民建有历史联系或有密切工作联系的从事工商企业或其他经济工作的人士中适当发展。其他的发展范围基本不变,即：民盟为文教界（着重高等院校）人士；民进为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党为医药卫生界人士；致公党为归国华侨和侨眷人士；九三学社为科学技术界人士；台盟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籍人士。［42］

派性质的拨乱反正及其社会基础的根本性变化,组织发展呈现出恢复性的快速发展态势。从派恢复活动以来的四年中,民革党员总数从8,000多人增加到18,000多人,［43］九三学社社员总数从4,468人增加到11,014人,均超过了历史上最高人数。［44］台盟1952年以后,基本停止发展盟员,新时期也有所发展。截至1989年底,八个派成员已经增至33.7万人,10年间平均年增长17.9%。［45］

（二） 领域拓展：“三者的政治联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新的社会阶层正式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为派社会基础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定位为派拓展社会基础奠定了理论基础,爱国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为派发展新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政策依据。

1996年各派中央《关于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对派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性人士首次作了政策规定：对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遵纪守法、热心公益、在同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并已作一定政治安排的业主（不包括“三胞”投资者）,民建可适当发展;在有中共组织的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政治素质好、有一定代表性的,各派可个别发展。［46］2004年各派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派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派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代表性人士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政策：对私营企业主,民建可适当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代表性人士,其他派可个别发展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对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派可少量发展其中符合条件的、与本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相关的代表性人士。［47］派组织发展领域的拓展,标志着派社会基础从原来的“两者的政治联盟”进一步扩展到了“三者的政治联盟”。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此给予了确认,明确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48］

截至2009年底,各派人数总计达80.7万人,其中,在大中城市的成员73.8万,占总数的91.5％；中上层人士（指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处级以上职务干部）68.4万,占总数的84.8％；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界的成员56.1万,占总数的69.5％。［49］近年来,派组织发展保持了每年5%左右的净增率,按2009年的基数,每年4万人以上。目前,派成员中,新社会阶层人士已占7.3%。［50］随着派社会基础的扩大及相关政策的完善,派组织建设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12］［15］［21］ 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4:171,179.

［2］ 邓演达文集［M］.人民出版社,1981:350.

［3］［4］ 张军民.中国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38.

［5］［6］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10.

［7］ 中国各派［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12,102～103.

［8］ 姜平.中国派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73.

［9］［32］ 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4:153～154,179.

［10］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17.

［11］［13］［14］［22］［23］［24］［25］［26］［27］［28］［29］［43］［44］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1985:243,304,471,127~129,428~429,443,122,137,353~354,434,453,100,648.

［16］［17］ 民革中央宣传部.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M］.团结出版社,2009:18,1.

［18］ 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M］.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7,9.

［19］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80.

［20］［33］［35］ 李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222,328329,309.

［30］ 张忆军.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派关系史［M］.学林出版社,2001:414.

［31］ 新中国统一战线六十年大事记（1949―2009）［M］.华文出版社,2009:16.

［34］ 刘少奇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5:246.

［36］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档案出版社,1988:364.

［37］ 游洛屏.中国特色政党制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149.

［38］［4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M］.华文出版社,2008:37,41.［39］［40］［41］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52~353,357~358,353.

［45］ 统一战线100个由来［M］.华文出版社,2010:140.

［46］ 关于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199663.

［47］ 关于进一步做好派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20041025.

［4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228.

党基础知识体会范文第2篇

 

xxx县委县直机关工委

 

xxx县直机关工委共辖x个县直单位的基层党组织x个，党员x名，其中在职党员x名。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着力探索提高党员素质能力的务实措施，采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初步建立了“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测试体系”，定期测试党员、党务工作者、党员领导干部的知识储备和素质能力情况，有效提升了机关党员教育管理科学化水平。

一、导入新理念，探索新时期党员提质增能的新路径

当前，机关党员教育管理的传统模式与当前工作需要不相适应，普遍存在以会代训不想听、满堂灌输不愿学、集中学习被动学、工作用时现去学的现象。如何开拓创新，使机关党员教育管理更具有新颖性、趣味性、便捷性、高效性，是机关党员教育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进行了潜心思索，从转变传统观念入手，导入国民教育从基础抓起，逐级提升、考试晋级的升学考试理念，导入驾照考试分科组织、逐步升级、通关考取、最后拿证的考试理念，实行党员教育管理从入党积极分子抓起，推行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正式党员、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依次过关升级考试，系统化检验党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水平，趟出了一条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的新路子。

二、运用新科技，打造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测试平台

1、引入现代信息科技，建立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测试体系。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将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引入机关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占领信息化条件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制高点。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于今年4月立项建设，到目前基本建成“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测试体系”，完成了《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考试系统》网络版、单机版的开发。整个体系由依次递升的“入党积极分子科目、党员发展对象科目、党员科目、党务工作者科目、党建专项活动科目五个科目的链升节点组成，共有5000余道题的题库，分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三个题型，为党员学习教育培训提供了方便实用的平台。

2、科学确定科目内容，实现党员教育管理基本常识测试全覆盖。本着实际实用、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学会方法的原则，确定党员教育管理考试科目内容。入党积极分子考试科目，以十八大党章、党史、党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党员发展对象考试科目，以十八大党章、党史、党的基本知识和中央组织部编写的《入党教材》为主要内容。党员考试科目，以党员发展对象考试科目内容为基础，增加《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等党风廉政建设文件规定常识性知识。党务工作者考试科目，在掌握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党务工作者科目内容的基础上，以发展党员工作、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党费收缴使用管理、组织生活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机关党建工作程序及热点、疑点、要点知识为主要内容。党建专题活动考试科目，以建党以来，在全党开展的重大专项活动常识为基础内容，以当前在全党开展的重大专项活动为主要内容。通过五个科目的学习测试，让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掌握党章，熟悉党史和党的基本知识；叫广大党员掌握党章，熟悉党史、党的基本知识、党内有关条例和文件规定等常识性知识；使党务工作者熟练掌握党章、党史、党的基本知识和机关党务工作程序，成为“党务通”。

3、认真组织升级考试，持续提升机关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一是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实行依次升级考试。先后依次递进式组织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考试、党员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考试、预备党员培养教育考试、转正后1年内的新党员巩固提升考试。今年6月份，利用“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考试系统”，对参加培训的197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了集中在线考试，反响很好。二是在普通党员、党务工作者中，实行回归升级考试。机关普通党员在参加党员科目考试的基础上，回归到入党积极分子科目、党员发展对象科目考试；党务工作者参加党务工作者科目考试的基础上，回归到入党积极分子科目、党员发展对象科目、党员科目考试。三是对考试不合格者，实行通报补考。明确规定，入党积极分子科目考试成绩合格线为80分，党员发展对象科目考试成绩合格线为90分，党员科目、党务工作者科目和党建专项活动科目考试成绩合格线为90分。对经在线考试不合格的人员，进行通报鞭策，不得参加当年党建工作的评先树优；连续3次在线补考不合格的，列为处置不合格党员的条件之一。

三、务求新实效，用好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测试平台

一是激发了党员求知增能的主动性。实行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基本常识测试，是打造党员素质能力升级版的新尝试，党员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自我测试一下，一清二楚，极大地调动了党员学习新知识、增强新本领的主动性、积极性，由不愿学、不会学、逼着学转变为主动学，为新时期党员学习掌握党章、党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经验、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带来了生机活力。

二是增强了党员教育管理的便捷性。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基本常识测试平台，突破了机关党员教育管理的时空限制，实现了对机关党员学习成效的实时管理，日常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更加便捷、更具效率。广大党员都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党建知识，在单位里学、家里学、公共汽车上学，在电脑上学、手机上学，特别得心应手、方便快捷。

三是推动了机关党建工作创新的科学性。链升式党员教育管理基本常识测试平台的建成，找到了一个在继承传统党员教育管理考试有效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的结合点，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创新之举，大大提高了机关党建工作科学化发展水平。

 

 

 

党基础知识体会范文第3篇

一、抓基层，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随着县域体制改革、机构调整、企业改制等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县直机关所属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结构也随之发生着变动，机关党组织结构形成了既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又有企业的；既有省市垂直部门，又有私营公司、企业；既有在职的党员，又有离退休的老党员；既有下岗职工党员，又有失业党员。并且县直机关工作的性质多样、位置较为特殊，领导干部集中，党员总数较多，其中多数党员处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是机关工作的骨干力量。等等这些情况给机关党建工作带来了诸多新科题，面对这些新形势的不断变化，县直机关党委确定了从基层入手，从经常性、基础性抓起，把机关工作的主力军抓住、抓好，扎扎实实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是抓目标管理。每年把抓好机关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全年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年初统一制定《县直机关党委工作要点》，党组织的《党建责任目标》和党员的《党员责任目标》等,重点明确，细化任务和责任，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实施，有序渐进。

二是抓载体。运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取得的成果,推进"五好"党组织创建活动，并进一步拓宽思路，创新载体，使活动体现针对性、富于多样性、具有实用性。在县直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把创"五好"活动和创建"五型"机关（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务实型、廉洁性）、争当"五好"党员（学习好、思想好、工作好、纪律好、作风好）活动结合起来，使活动贴近中心工作；在窗口服务行业单位，把创"五好"活动和开展"党员示范岗"、让群众"看你像不像党员"等活动结合起来,使活动贴近群众；在企业单位，把创"五好"活动和"两爱三新"（爱企业、爱岗位，新观念、新目标、新贡献）、"看你先进不先进"等活动结合起来，使活动贴近党员生活，符合工作实际。在下岗失业党员中，开展"失业不失志、立志创新业"活动，振奋下岗失业人员创业精神，引导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结合千名党员联千户和驻村帮扶工作，组织开展"献爱心、送温暖、受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单位党员慰问困难群众，让党员在慰问活动中接受教育。并注意在活动中发现和树立典型，通过典型引路，营造党员学习典型、争当典型的浓厚氛围。经常性地总结归纳活动中形成的成熟经验，不断运用于指导机关党建工作的新实践，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把争创"五好"党组织活动引向深入。

三是抓督促检查。根据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每年至少组织1--2次督促、指导，定期检查和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并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对党支部进行重点检查，分类指导。党委实行"四联系、四评议"制度，即党委成员联系总支、直属支部，总支联系支部，支部成员联系党小组，党员联系群众；群众评议党员，党员评议支部，支部评议总支，总支评议党委。并通过检查党支部的工作，评价党委工作部署的合理性和落实情况，评价各基层党组织及党委的工作状况。

四是抓经验交流。根据县直机关党建工作面宽、点多、线长、类型杂的特点，围绕重点工作目标，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年召开1--2次现场会或者经验交流会，广泛交流先进经验，推进工作落实。

五是抓考评。为强化考评的规范性和效果，县直机关党委统一制定《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考评细则》，采取自查、抽查和必查相结合的办法，严格按照《党建工作责任目标》、《党员工作责任目标》及考评细则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并把目标管理、争创活动、民主评议融为一体进行半年初评、年终总评。针对落实责任目标情况，党委还不定期进行抽查，并作为年终评先的主要依据之一。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总支抓好支部建设的压力和动力，从整体上奠定了加强和改进基础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

二、抓根本，建立健全党员教育的学习机制

坚持用科学理论党员干部武装头脑，用科学发展观统一全局是机关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根本任务。为此，县直机关党委持续推进了"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建设。

一是抓好学习内容落实。每年根据形式任务的发展和中央、省市县委的部署要求，及时安排党员教育和学习任务。建立和完善学习机制，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相结合，使理论、学习进紧贴时政、不断深化；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本单位业务相结合，使学习理论与学习各种新知识相结合，使理论学习紧贴时代，与时俱进，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和创新能力。

二是抓好学习时间、人员的落实。党委统一为各基层党支部配发了""学习记录本和党员电教学习记录本，各党支部都有学习计划、有学习措施、有学习教育和活动内容，并实行严格的学习考勤、通报制度，并把落实情况作为党支部建设考核达标的主要依据。

三是改进学习教育方式。要求机关基层党支部根据机关党员干部文化层次较高、信息来源广的特点，尽量把学习内容放在个人自学环节上，集中学习以讨论研究问题、交流学习体会和经验为主，适当开展理论辅导，实地学习观摩考察等走出去、请进来的活动方式，并与运用现代党员电化教育手段结合起来，与调查研究、推进中心工作任务完成结合起来，逐步增强了党员学习教育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在创新学习组织形式、寓教于乐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如举办"党在我心中"、"颂歌献给党"等演讲比赛，开展"党的知识竞赛"、"学习两个条例"答题竞赛活动，举办"党建成果展"，开展推荐"十佳五好党组织"和"十佳五带头党员"的"双十佳"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既丰富了党员的思想，又陶冶了情操，也使党员受到了观念教育。

四是建立相对固定的党员教育基地。针对县直机关党员总数较多，党员教育任务量大，驻地分散等实际，县直机关党委以县烈士陵园为依托，设立了县直机关党员教育基地。并规定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年都要"以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要为将来留什么？"为主题，进行一次"重温入党誓词"教育活动，让党员牢记党员身份，加强党性锻炼，自觉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增强执政意识、使命意识、榜样意识和纪律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抓基础，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机制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县直机关党委始终把强化基础、打牢基础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

--强本固基。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加强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的调查和研究。本着有利于开展党的活动、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利于保障和促进业务工作任务完成的原则，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及业务工作相对独立的部门、科室要合理设置党支部。

--实行"一岗双责"。要求基层党组织书记由党员行政负责人担任，树立"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把党建工作与行政业务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同奖惩，进一步激发支部书记带头抓党建的积极性。

--抓好组织生活制度落实。县直机关党委统一为220多个党支部制作了《**县直机关党组织工作制度》，配发了""、"组织生活会"等记录本。要求各基层党组织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组织活动，并对学习活动情况进行记录。同时，作为组织建设目标管理的重要指标，进行定期考核，保证了机关基层党组织生活和党员管理的经常化、正常化。

--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党委制定了《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制度》，并且为方便基层组织方便手续操作，统一为基层党组织下发了《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建立党委成员参加倒闭、进入破产程序、关停等企业党支部发展党员支部大会制度。实行入党积极分子集中培训和发展党员公示制，使发展党员工作规范、公开、透明，避免发生偏差。截止目前，县直机关党委共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十七期，培训1300余名，提高了党员队伍质量。

--抓好党支部书记培训。针对许多新同志走上党务工作岗位，党务知识，素质需要进一步培训提高的实际，党委每年都要举办党务干部培训班，进行政治理论和党建业务知识应知、应会培训，使党委和党总支、党支部上下协调、形成合力，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大力实施"先锋工程"，推进"五好"党组织创建活动。在历年开展的争创"五好"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结合机关实际，从2006年起，在县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中全面实施"先锋工程"。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县直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达到"五好无带头"目标，即基层党组织做到领导班子好，队伍素质好、制度建设好、工作成绩好、群众反映好；党员做到带头做到学习讲政治、带头干事创佳绩、带头创新谋发展、带头服务比奉献、带头自律树形象。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县直机关党委关于实施先锋工程，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意见》要求，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贴近实际、形式生动的主题活动。通过实施"先锋工程"，使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覆盖面，提高党组织的执行力和影响力。

党基础知识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两学一做”；思想建设；从严治党；政治素养

当前形势下，抓好“两学一做”教育实践，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我认为，党的基层组织，要以组织党员用心学好党规和系列讲话为有力抓手，深刻领会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积极做好党同群众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好基层党支部的基础作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学促知、学以致用，做到知行合一，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深刻领会“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实践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以来，高度重视深化党内教育，深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总书记强调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营造全党上下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要认真抓好“两学一做”专题教育，进一步明确“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要求和重大意义，持续推进党的纪律和作风建设，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二、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层党组织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升党员政治素养。

政治理论学习是党员的首要任务，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中，基层支部要组织党员认真学好党规、系列讲话等必读书目，并做到深入理解、牢记于心。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要在自身岗位上履行承诺，服务人民。党员要通过学习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和纪律规矩，增强党性观念，提升政治素养，做到严格遵章守纪，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善于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有效结合，切实做到立足本岗、尽职履责，发挥好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凝聚人心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二）创新学习方式方法，提升思想建设水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历经几代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形成和总结出来的，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基层党支部要通过开展党史知识讲座、组织观看革命红色影片、观摩以党建为主题的展览、开展理论知识竞赛等活动，优化学习形式。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要不断创新视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丰富和发展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方法，适应新时代新变化。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媒体等信息资源，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交流平台定期学习资料、开展相互交流、弘扬好的学习经验方法，依次丰富组织生活、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充分调动党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寓教于乐使广大党员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学习成效。进一步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锤炼党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求真务实，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工作实践中，使党组织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坚强堡垒。

（三）做到学思结合，增强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掌握切实有用的知识，否则会收效甚微。因此，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党员要做到学思结合，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研讨、深谈体会，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从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出发，筑牢自身敢于担当的精神，带动党员忠诚担当、甘于奉献。

基层党支部要以不断创新党建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通过开展“立足本岗、服务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开辟“两学一做”活动专栏，结合本单位业务及职能，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发挥党员自身优势，展现工作中的亮点，在立足岗位的基础上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抓好“两学一做”教育实践，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求党员要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要以认真落实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为基本依托，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对党员提出的新要求，确保广大党员在充分吃透党规的基础上，以知之到行之，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在学党规中讲规矩、守纪律，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基层党组织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警示教育，通过观看教育警示片、撰写网评等形式，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使党员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时刻做到自省、自警、自重、自律，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慎思笃行，不逾越法纪的底线，切实维护好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通过践行“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实现党纪对党员的全覆盖，使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弘扬正气，将优秀共产党员“心无己、系群众”的克己奉公精神融入到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将追逐名利、贪图享受的私心扼杀在摇篮中。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更没有特殊党员，权利要永远服务于人民。党员干部要坚决做到不做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保持人格魅力，不断巩固和增强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信念！

四、抓好“两学一做”教育实践，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党基础知识体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发展；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216-04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一个工作重点。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决定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进入全面展开并向纵深拓展的时期。政府行政效能是体现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层面，政府部门党员干部是承载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主体。从微观视角来看，政府党员干部个人素质与执政能力的提升应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入手点。

在新公共管理浪潮下，政府党员干部素质建设需以先进的管理理论为依据和指导。本文拟以党员干部职业成长过程为视角，以个体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与成长规律为理论基础，探索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成长和素质提升互动发展模式，以期在实践上探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种可能路径。

一、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对增强党执政能力的意义与必要性

执政能力是所有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地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执政能力总体上表现于党驾驭和管理正在变得日益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依托执政资源，人才资源是执政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1] 。政府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者和推动者。在政府部门，基层政府党员干部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就人力资源结构层次而言，基层政府党员干部属基础与主体层次。从广义上讲，基层政府党员干部包括各级国家党政机关中乡科级正职和副职职务的党员干部，以及厅局级及以下党政机关中的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和办事员等非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党员干部也是基于这一口径。无论从现时背景还是从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提升基层政府党员的素质对于党的执政能力有重要意义。

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是当代知识经济社会的执政环境下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当代世界正在步入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环境，人力资本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在各种资源中亦居于主导、决定和统领地位。在政府部门内建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增进社会经济治理能力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党通过有效的人才资源开发获得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加强执政能力成为必然选择。基层政府党员占有政府部门中庞大的人力资源存量，对其进行有效地开发与培育，提升其岗位胜任力和素质水平、必将从根本上有益于党执政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是推进党执政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个战略性任务与目标。优秀的人才资源的培育和发展也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群体内蕴藏着大量的潜在人才储备，有效地开发和提升这一群体的素质和能力，将会直接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改善，远期来看，还可为未来政府职能转型和优化提供持续的高素质的人才供给，这将催生未来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的持续创新，使党执政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二、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与基本成长规律

基层政府党员干部位于整个行政组织体系的最（较）低层级，它也是每位干部个体的职业生涯的共同起始点。从人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历程这一纵向视角看，不同个体的职业成长会呈现显著的规律性。对于人职业发展具体过程这一问题，西方的职业心理学领域具有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以大量实践为基础的个体职业生涯阶段理论（career stage theory）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西方职业生涯阶段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成人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包含多个连续阶段的过程，在职业生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个体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心理需求和发展任务。

Super是该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人一生的职业生涯可以视作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逐步发展成熟并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实施自我概念的过程。Super将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划分为：探索期（exploration）、立业期（establishment）、维持期（maintenance）、衰退期（decline，后作disengagement）四个不同阶段。这四个阶段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理年龄，也并非不可逆转。在当代，人趋于越来越频繁的工作转换，这就会可能重新进入职业生涯的再探索期从而进入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再循环。每个阶段的个体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关注点和发展任务[2] 。

探索期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初始阶段，虽然初次进行职业探索一般出现在人生早期，但在其他年龄段中职业生涯可能进入再循环而重新进入探索阶段。探索阶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子阶段：（1）明晰化。明晰化阶段主要是个体会根据自己偏好对未来职业进行现实思考，缩小职业选择范围，考虑所要从事的工作类型。（2）具体化。个体会在所考虑的职业中，决定哪一种是最好的。（3）执行。个体会执行自己的职业计划，在组织内进行第一份工作的尝试，而这时个体对所持有工作是低承诺的（little commitment），如果不合适，会回到明晰化―具体化的再循环路径。

在立业期，个体会依次经历如下子阶段：（1）稳定化。在经过尝试期后，个体开始期望持续地做现有工作，并开始关注自己是否具备在现有工作获得成功的知识和能力。（2）巩固。个体对现有工作逐步能胜任，获得安全感。（3）进步。个体重点关注绩效提升和职业进步（如晋升等）。

在维持期，个体基本已经确立了自己职业身份，所以这一时期包含的子阶段有：（1）持有。个体关注长期持有现在的工作。（2）更新。为了维持在目前领域的位置，个体会不断地接受教育或培训已获得能胜任工作的新技能。（3）创新。个体开始不断寻找创新性的或更有效的完成目前工作的方式。

衰退期的个体将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开始减少对工作的投入，而转向退休计划并对退休生活做安排。

Hall和Mirvis在认同Super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知识经济日益显现的时代背景中，个体学习过程成为嵌入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各个阶段的关键要素，这致使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呈现显著的周期性：由一系列包含着探索―尝试―掌握―退出―再探索循环体构成。每一个循环的内在驱动力素是个体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动机[3]。

Bejian和Salomone则主张，在Super提出的职业生涯第二个阶段――立业期之后应增加一个职业生涯“更新期”，处于更新期的个体会自我检查和自我怀疑，可能会出现对职业生涯问题重新关注，即再计入探索期[4]。

Sullivan指出，在当今时代，个体的职业生涯正在颠覆传统的同一组织、同一工作的直线式发展路径，而趋于在多种组织、多个职业领域发展自己的职业技能、更注意对工作意义的认同、职业生涯成功更多的是一种主观内在感知的成功感、员工个体成为职业生涯管理的主要角色。西方学者称这一新职业生涯发展模式为“无边界职业生涯”或“螺旋式职业生涯”并认为这将是21世纪新兴的主流职业模式 [5] 。

三、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生涯成长和素质提升的整合式发展思路

从个体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党员干部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主要应归属于初级层次，即这一层次的人员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相对有限。鉴于基层政府党员所具有的特定身份特征，系统性是对这一初等人才群体进行开发和培育以提升其素质必须遵循首要条件。系统性首先，要求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应该与党和政府组织改革和结构、流程创新有机契合；其次，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应遵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对干部成长整个过程予以全程式、动态性地关注和管理；最后，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需着眼于干部素质的整体性提升。

全面深入地理解“素质”内涵与外延是对干部素质进行提升的关键环节。依据心理学与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成果，人的素质应该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其内涵大体涵盖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生理素质，主要指个体活动的生理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心理素质，是指个体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并在后天环境、教育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因素特征和品质，具体包括智力、人格、兴趣、动机、情感等多种因素；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它是个体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显而易见，除了生理基础之外，个体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部情境的影响。素质的动态性和可塑性从本质上印证了组织通过正式管理活动改变和提升个体素质尤为必要。

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素质提升应以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为侧重点。这两个层次的素质提升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依据西方学者提出的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与规律，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将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素质提升作为在这个终生学习时代党和政府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将素质提升嵌入到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生涯成长整个过程中，也就是，建立干部职业成长与素质提升的整合式发展模式。具体来讲，就是在党和政府机构创新的背景下，通过设置和创造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多重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同时辅之以适宜的个性化、结构化和体系化的培训和开发活动，实现党员干部在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整体素质的系统与持续性提升。

四、基于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生涯成长的素质提升模式实施策略

中国现有的政府行政体制以传统官僚制为基础，组织结构是典型的机械式：部门分工明确，从上至下指挥链长，整体呈金字塔型。与此组织体系相应，行政人员注重职位职务分类分级管理，职业生涯发展主要是以直线式职务晋升为主。当代行政组织变革将朝向有机式组织形态，扁平化、团队化、网络化、能力导向将是未来公共行政组织的显著特征。行政组织系统的灵活化演变趋势将有助于多方位拓展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生涯发展的可能空间。以此为驱动力，在组织机构创新和变革的同时，可以同步推进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成长和素质提升。具体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职能，完善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管理的基础。目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是党员干部选拔、聘任、管理等主要机构，干部管理模式仍然带有浓厚的传统人事管理色彩――注重程序性和控制，激励、开发和培育性存在欠缺。促进基层政府职业生涯成长和素质提升必须依托一个有效地人才开发体制，这就是需要对现有干部管理模式进行改善和创新。可以在现有干部管理相关部门框架内，将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职业生涯发展管理与素质开发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和任务，并配备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制度、工具和技术性设计，以提高党员干部队伍培养的制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2.全面合理地测定基层政府党员干部所处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基层政府党员干部是政府部门中数量最大的群体，人员年龄跨度也很大。前文中已经述及，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历程包括探索期、立业期、维持期、退出期多个连续阶段，且呈现周期性循环，在不同阶段，个体职业发展关注焦点和心理特征完全不同。基于此，针对基层政府党员干部这一庞大干部队伍，首先应全面准确地识别和确定每位党员干部所处的职业生涯阶段。从操作角度来看，要克服根据年龄来判别职业发展阶段的思维定式，应使用科学的方法，如心理学的相关问卷、量表和深度访谈等，依据每位党员干部目前的职业关注焦点、心理需求和特征来测定其职业发展的具体阶段。

3.不断探索期的基层政府党员年青干部的职业生涯管理和素质开发。在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群体中，处于职业生涯探索期的应该主要是初次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年青党员干部。这部分干部刚开始早期的职业尝试，其主要特征是自我概念尚未完全确立，职业偏好不清晰，工作角色认同感比较低。对于此类人员，以思想道德素质开发为主导进行早期的职业素质开发至关重要。

首先，可将党员干部入职初期作为一个关键点，建立完备的入职导向或培训体系。有效的入职培训可以使个体迅速适应工作和组织文化。政府部门的工作和党员身份一个基本要求是干部必须具备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因此，在对探索期党员干部入职初期的培训过程中，党政组织应将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和培养作为重中之重，要采取多样化的培训方法使他们初步建立起党员干部应该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水准。另外，还应对探索期党员干部心理素质进行科学地测评，以了解其人格特质、职业价值观、职业兴趣和智力水平等，同时再对各个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分析，确定岗位胜任力的主要构面。在此基础上，按照岗位胜任力内在要求选拔和配置合适的干部，从而实现人―岗位较优的匹配。

其次，应对探索期党员干部进行常规性的职业早期教育与培训。当今，知识创新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个体胜任工作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知识水平，还需要大量在工作累积的“默会”知识，也需要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知识资源传递机制等。党政组织应建立促进组织内成员知识传递和知识共享的正式机制。探索期党员干部的知识基础和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因此，需对其进行常规化职业早期教育和培训。除了传统培训方式之外，更可以依托党和政府的电子化平台将职业教育和培训虚拟化。另外，还可为探索期员工配备“导师”，由组织内资深党员干部担任，帮助探索期员工尽快获得胜任岗位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关键的社会联系等，同时建立起清晰的工作角色认知。

4.努力推动立业期的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职业生涯管理和素质提升。相对于探索期干部，处在立业期的基层政府党员干部基本已能充分胜任现有工作岗位。这一群体具有和探索期干部相异的心理特征和职业需求，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继续获得胜任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提高工作绩效并获得职业进步和成功感。立业期是干部人才职业生涯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党政组织应采取多种方式推进立业期干部职业发展的同时提升其整体素质。

首先，组织应在客观评价基层政府党员干部实际工作绩效的基础上，与干部共同商议和设计其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中国相关制度规定德、能、勤、绩、廉是考评公职人员最主要的绩效维度。在具体考评过程中，应根据以上几个方面对干部绩效建构更为全面、客观的绩效考评指标，对党员干部的绩效考评应加大对德、廉这些思想道德素质的权重。在对党员干部既往的工作绩效状况充分掌握的基础上，党政组织内可以建立正式的干部职业生涯规划体系。由相关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党组织领导干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士等作为组织代表，会同立业期基层党员干部本人共同设定干部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具体职业路径，同时确定发展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任务。

其次，通过创新组织结构模式和工作设计方法，建立立业期党员干部职业生涯横向和纵向发展的多重路径。在传统行政组织中，职务的垂直晋升是干部职业发展的主要轨迹。未来组织结构将向有机式变迁。不同部门职能分工的严格条块边界应该被逐步打破，而更多的使用团队式、网络式的工作模式。与之相适应，组织内工作设计（岗位设置）也应超越传统窄幅重复性设计，注重运用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工作轮换等现代组织的激励性工作设计方法。在具体岗位人员配置上，也应更多以能力而非仅以专业为基础，加大人员在不同岗位间的流动性。在这样组织运行机制中，立业期干部就可获得横向上的工作流动空间。从纵向上看，应突破职务晋升这一单一发展通道，建立基于能力和资历的职级晋升路径，并使职务和职级划分相对平衡，以拓展立业期干部的晋升空间；另外，也可设置暂时性降职通道，通过降职扩充干部工作经验，并将其作为为干部晋升的必要条件。这样多通道的职业路径会使得立业期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职业发展趋于无边界化。

最后，建立促进立业期党员干部职业发展的培训体系和素质测评体系。若要促进干部以能力为导向的无边界职业生涯发展，需建立全面的培训体系。除了利用外部培训资源之外，还应充分挖掘和发展内部资源，如选拔优秀的党员干部作为内部培训师，利用多主题培训内容、多样化培训方法提升干部的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与此同时，还需建立规范的人才素质测评体系。可以依托外部机构、也可以在党政组织内部构建党员干部素质测评机制，以科学地测定立业期干部素质各个方面的具体发展水平，以使干部职业流动或晋升方向充分符合岗位的内在要求。

5.科学促进维持期的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的职业生涯管理和素质提升。在经历立业期之后，由于晋升机会的相对有限性，会致使部分基层政府党员干部处于职业生涯维持期，这一阶段的干部职业生涯基本停滞，很难取得进一步发展，即面临职业生涯高原（career plateau）。维持期干部群体心理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干部可能倾向于接受职业停滞的现况，希望在维持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提高工作能力，而另一部分干部则可能出现倦怠感，开始自我怀疑和自我检查，并重新关注职业发展问题。党政组织可以采取不同方法适度促进维持期基层政府党员干部群体职业发展和素质提升。

对于希望维持工作现状的党员干部，应继续鼓励其增加工作动力，更新自身知识技能以提升素质。前文中建议，可在组织内建立“导师”制和内部培训师等，这一部分维持期干部就是可以选拔导师或内部培训师的最佳群体，可以通过素质测评，遴选出合适的干部，并对其进行专门性培训，从而充分发挥在培养探索期、立业期干部方面的积极作用。

针对存在倦怠感和自我怀疑的维持期党员干部，除了挖掘其培养人才的能力之外，还应对他们进行专门化管理。首先，要积极鼓励这一部分干部群体重新进行职业生涯探索，在无法开拓纵向晋升渠道的情况下，应充分开放横向上平行的工作岗位，并建立公开的内部人才流动机制；其次，要对干部进行素质测评，并为其提供职业发展咨询和辅导等，以帮助其规划合理的岗位流动方向；最后，要建立适用于这一干部群体的培训体系，引导其不断更新和提升知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丁俊萍.近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述评[J].同济大学学报,2010,(6).

[2]Super, D.E., Savickas, M.L & Super, C.M.The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s.In D.Brown, L.Brooks, & Associates (Eds.),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96:121-178.

[3]Hall, D.T., & Mirvis, P.H.(1996).The new protean career: Psychological success and the path with a heart.in D.T.Hall(Ed.) The career is dead-long live the career:15-45.San Franscisco: Jossey-B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