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3.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耻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耻感文化；耻文化；民族；差异性

一、鲁思·本尼迪克特与“耻感文化”的提出

提到“耻感文化”，大多数学者都会想到美国著名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蜚声中外用以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菊与刀》当中，本尼迪克特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内核分为以罪恶为基调的“罪恶文化”和以耻辱为基调的“耻感文化”，在论述当中，本尼迪克特基于大量的史实材料和亲身搜集的一手资料，创造性的提出日本偏重于耻感文化这一结论。在她看来，其典型表现便是“耻是德的根本，日本人将耻辱作为他们原动力”。关于中国文化是侧重于“耻感文化”还是“罪恶文化”，学界争议颇多。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曾指出，与日本相比较，中国“耻的文化”倾向更强一些，“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i

二、中日“耻感文化”起源背景的差异性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耻感文化起源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得到丰富与发展，经后世各流派学者的阐释补充日臻完善。在《说文》当中，“耻”被解释为“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对这一含义进行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耻，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耻”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德约束力，是一种由内而发的以“耻辱感”为内核的自觉性与自律意识。早在尧舜时期，统治者便注重利用人们的“耻辱之心”来制定各种耻辱刑，管理社会，约束民众，《尚书大传》里便有关于耻辱刑的记载。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所蕴含的“耻辱之心”古来有之，这种“以之为耻”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各个阶层人们的头脑之中，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因子。

与中国耻感文化土生土长的特性相比，日本民族性格中所蕴含的耻感文化则带上了浓重的“舶来”色彩。作为一个狭隘的岛国，由于受地理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日本并未创造出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作为“汉文化圈”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日本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很多方面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然而，日本复制的，终究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而非内容。“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历程，是通过汲取外来形式而形成逐渐适应自身内涵的本土化的制度规范，进而促进自身内涵突变性的系统化，原初的、世俗的、零散的内涵飞跃为升华了的、学术锤炼了的、系统化的内容，形成‘耻感文化’。” ii与中国耻感文化相比，日本耻感文化更像是附加在其民族性之上的一种外来因素。

三、中日“耻感文化”内涵意义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对“耻”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意义一直受到各学术流派的极高重视。而对“耻文化”内核论述最多、最精、最完整的，当属儒家。“孔子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慎独、内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等修养功夫的配合，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iii。“不耻下问”“知耻而后勇”“行己有耻”等是其代表性论断。另一方面，耻感文化也是孔子“仁政”和“以德为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与其用禁令和刑罚来约束百姓，不如用靠道德和礼制来教化百姓，让他们更懂得羞耻之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家关于“耻感文化”论述的核心，亦是我国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感文化内核所在，它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孟子发扬了孔子关于耻文化的论述，更振聋发聩的提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iv。《陆九渊集·人不可以》中则记录了宋代著名理学家对耻感文化的精彩论述：“夫人之大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

与中国耻感文化所包含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意识不同，日本耻感文化更多的与“名誉”等词联系在一起。作为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日本人很在意社会上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辱感占有最高地位。谨慎计划、“三思而后行”、尽可能避免别人的非议，是赢得名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日本，一个人只有被家族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认可，才会得到家族及他人的尊重。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名誉遭受损坏，他不仅会感到极深的耻辱，更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境地。因而，与名誉直接挂钩的“耻辱”，是一种很有分量的外在强制力，“耻辱”的威胁将使得日本人战战兢兢的计划好每一步以避免差错，耻辱的含义更多的侧重于他人的非议所导致的名誉的损失，而并非内心自觉的羞耻意识。日本人在采取行动时，并不以内心的善恶是非标准为评判标准，他们更愿意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灌输给他们的行为准则，耻感文化便与这一类准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日本耻感文化与个体内心的道德意识无关，它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而存在，它是一种类似于法令的东西，是机械的。

四、中日“耻感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概括而言，中日两国耻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内省”式与“外辱”式的差别，“自觉性”与“强制性”的差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耻辱感”，是一种带有自律意识的个人内心道德底线。而在日本文化体系中，“耻”则是社会或他人的不好评价、非议等给自身带来的困扰，与道德无关。因而，中国耻感文化衍生出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道德观念体系，它教导人们以耻辱之心为基础，通过内省的方式强化个人道德修养。《论语·学而》中所记载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古人对自身“内省式思考”的典型思想，孔子曾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耻”在孔子眼中，业已由“修身”上升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高度。“内省式”的耻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便是因为在古人眼中，人人皆应有羞耻之心。

日本虽然也有自己的“忠孝仁义”观念，然而，“忠”是对天皇和上级的绝对忠诚，“孝”是以“负债”为基础的计算分明的“报恩”行为，“仁”则一直徘徊于日本道德体系的边缘，“义”更多时候与“忠”相对立，带有贬义色彩。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描述，日本国民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民族，“别人的评价”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他们眼中的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 v而这种因惧怕“名誉败坏”而产生的羞耻之心在中国士人看来则是可耻的，在中国文化当中，修身是为了养性，而决计不是为了赢得世人的赞许和名利。

五、中日耻感文化社会功能的差异

社会功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日耻感文化对政治及社会管理的不同效应。在中国，将“耻”引入政治及社会管理领域肇始于尧舜时期的“耻辱刑”。作为古代刑罚中级别较轻的刑罚，耻辱刑之所以被持久重视并广泛采用，原因便在于它成功利用了人们的羞耻之心，从而在社会大众间制造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前文中提到的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是将“耻辱”嵌入到社会管理之中的典范之语。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吕氏春秋·顺民》中所记载的“越王苦，会稽之耻”。和平时期，“耻”是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动乱时期，“耻”则是“报仇雪恨”的不竭动力。战国初年，魏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惠王会对孟子说：“寡人耻之”。司马迁宫刑之后的奋笔挥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国之行，直至21世纪“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均体现了“耻”在激励人们不断奋斗上进方面独一无二的功能。

而在日本，与“名誉”和“地位”紧密相连的“耻”，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专制制度。为了避免“耻辱”，将“忠”奉为第一要义的日本人可以为了国家和天皇“死不旋踵”，牺牲自己的一切。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当中曾别具意味的指出“日本人在自己的战争宣传手册中无不强调‘全世界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日本海军宪兵最著名也最令人费解的一条诫令便是：“在遭到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时，也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世人所耻笑。”，对于他们而言，战败便会身败名裂，屈服便会遭受到社会嘲讽。然而，当天皇受降诏书下达的时候，这些发誓要血战到底的日本士兵却可以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天皇的命令便是圣典一般，违背了它将是另一种耻辱。耻感文化对于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强化人们对于等级制度的忠诚之心和对于天皇的绝对效忠与奉献，个人善恶好恶是被摒弃在外的。中国传统中，“耻”不仅是普通民众心中的道德标准，亦是统治阶层要着重考虑的因素，而在日本，“耻”则是下级对上级忠诚的表现形式。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耻感文化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i 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_中国_日本_欧洲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5月28日。

ii 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15日。

iii 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载《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iv 出自《孟子·尽心上》

v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第一版，第118—119页。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18-119.

[2]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3]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4]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1995（2）.

耻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行政文化

一、引言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性，即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是我国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每个行业都应践行的行为依据。八荣八耻是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作为同样具有广泛影响性的行政文化建设，也应以八荣八耻为理论指导，以搞好行政文化的廉政建设，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最终达到赢得民心，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步伐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良性的道德建设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步伐，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八荣八耻是对我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使道德尺度明晰化、具体化、条文化，使广大民众有了行为的依据，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研究八荣八耻有利于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将有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二）有利于党风廉正建设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进行行政文化建设要以此作为思想指导，因为党员的行为作风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关系到党的荣辱存亡。而八荣八耻则是在三个代表思想之后的再发展，为党员提供了行为的准则及精神动力，有利于党员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利于+防止腐败，有利于形成廉洁、公正、服务大众的健康思想。

（三）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育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八荣八耻则对每个人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总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其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有利于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八荣八耻作为广大民众的行为准则，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和谐的社会局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外来思想发生碰撞不可避免，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时刻准备对我国进行不良、腐朽意识的渗透。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国民提供了行为的依据，可以此很好地分辨、抵触各种不良的腐朽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思维、行为习惯，为实现我国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从而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行政文化相关概念辨析

（一）行政文化的定义及特征

行政文化是相对于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而言的一种具有行政特点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国家行政主体在实践行政活动中，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各种道德现象、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共同具备和遵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它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积淀性、隐蔽性、连续性、普遍性、渗透性，它是一种巨大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持久的、无所不在的。

（二）行政文化的功能

1、引导作用。即引导受众群体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

2、规制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等因素，因此，行政文化在道德上具有良性的引导作用，在行政规则上具有导向、规范、甚至强制执行作用。

3、保障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行政理念等既成因素，因而为行政执行、学习人员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为其行政行为提供了底线。因此具有保障正常行政行为执行的作用。

4、辐射作用。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主体与外界的交往，把其作风、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主体的思维方式、目标导向、约束机制，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措施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作为指导思想

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而八荣八耻显然是行政道德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高于行政道德，具有很现实的理论指导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产物，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与其一脉相承，并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用这些先进的理论指导行政文化的建设，以确保正确的行政文化建设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拓展政文化建设的深度性、广泛性、高质量性。

（二）严格加强行政主体道德思想建设

行政主体是行政文化的建设者，同时又受行政文化的影响，是行政文化的受众者及行政政策的执行者，其言行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政策是否能够得到顺利落实，行政主体是否秉公行事，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关系到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及政府形象的树立。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道德建设以培养行政主体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层次的思想境界，而八荣八耻概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行政主体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有利于防止其思想滑坡，一心一意做好人民的公仆，避免腐败思想、行为的出现，促使其形成牢固、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权力观、大局观，最终为良好行政文化的形成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三）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知识爆炸的时代。人民大众可通过多种媒体途径获取相关所需信息。国家相关媒体应借此良机，利用其广泛的受众性，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健康、和谐的道德思想，以不断使行政主体受到良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培养其高尚的思想情操，使其能够按照八荣八耻的要求为自己的言行躬行自省，并通过其行政行为的影响，利用其示范效应，为行政文化的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四）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

践行实践八荣八耻是一个人行为伦理性的集中体现，而伦理是道德建设的灵魂所在。突出行政文化建设的伦理性也就是要突出行政主体对道德观念感知的自觉性，使其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羞耻感，能够自发按照道德要求特别是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言行在生活中能够“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遵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礼仪伦常，不腐化堕落；在工作中能够“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严于律己、秉公行事、惩恶扬善，不搞小团体主义、不徇私枉法；在学习中能够“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不断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与时俱进、忧国忧民，并坚决反对封建愚昧落后的言行，倡导积极健康的思想言行，以为行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超级秘书网

（五）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

《》规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八荣八耻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是对人们言行准则的重要创新性经验总结，是党员、行政主体、广大民众武装自己头脑的重要思想武器。

因此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并且要着重关于八荣八耻行政文化理论的相关理论研究，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内涵更加丰富，以充分发挥其对行政主体以及广大民众的言行指导作用，避免不好甚至违法乱纪的言行出现，以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

（六）树立典型的践行者

事实证明，生活中良好的典型模范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能够激励其成为像典型、模范人物。因此应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发现践行八荣八耻的榜样人物，并大力宣传其先进事迹，带动更多的人成为八荣八耻的忠实践行者，特别要发现行政主体、共产党员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典型人物，以树立其行政主体、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最终通过以个体带动群体的良好效应，为积极的行政文化观念特别是八荣八耻的落实及不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如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方永刚等众多好党员、好干部、好榜样，他们的高尚品德为其他行政人员的言行提供重要的参考坐标，是行政文化中靓丽的风景线。

五、结语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是共产党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再发展，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言行的风向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因此要大力加强以八荣八耻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内容视角下行政文化建设研究，以不断丰富、充实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内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耻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知耻、有耻既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特殊价值。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涵育和整合作用;弘扬传统道德文化，要培养确立“认知上科学”、“情感上乐观”、“意向上进取”的现代审美意蕴。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发展源流中，知耻、有耻既是这个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特殊价值，这就是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涵育和整合作用。当下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在现代耻文化的呼唤和重塑的基础上，培养确立认知上的科学精神、情感上的乐观精神、意向上的进取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审美意蕴。

一、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与整合

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厚，以不同立意、标准可以归纳出不同视角的排列组合。有“五句话”归纳:强调整体、推崇仁爱、提倡人伦、追求精神境界、重视修养践履;有“六特征”归纳:追求和谐共生、尊道贵德尚义、昂扬向上与时俱进、博厚恢宏、以人为本、崇尚公忠。那么，这些传统道德文化是怎样积淀、涵育、整合的?这些集大成的传统道德文化，生长、体现在历朝历代的布衣百姓和文豪良吏身上。对于个体而言，知耻是做人的基础和基本心态，有耻是自我提升和人格完善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耻、有耻既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积淀、涵育、整合作用。从这个视角看，“耻”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特有价值。

(一)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

知耻、有耻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重要的规范之一，积淀、涵育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古代的道德操守中，廉耻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石成金:《传家宝》二集，卷二)一个人在道德意识中必须要树立一种观念:因自己言行的违背传统美德而引起的羞辱惭愧之情，从心从耳，耳闻过而心愧。一定要对自己违背道德的意识或行为而产生不体面、不光彩的心理，要由于周围人的责备而产生自责心理，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耻感。耻感不在，其他传统道德文化怎么涵育?耻感的确立积淀良知，良知涵育其他传统道德文化。在本质的意义上，良知不过是社会的、客观的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过程中，在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以自律准则的形式积淀下来的道德自制能力。这个过程的同步，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形成一道耻感底线。“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弃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何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这个“良心”，就是守仁义、行忠信、知廉耻，积淀其他美德。

为人长养良心，磨练道德自制能力，必须以耻感为基础，因为知耻、有耻，是做人的基本心态，最基础的精神和美德。“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不知耻，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耻感的迷失和缺憾，做人无以治己，做事无以治事。须知，对于一个社会人，且不说崇高，就是从道德底线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悔过，也离不开耻感。“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康有为:《孟子微》卷六)一个人，无论何时何事，必须严守信义，远离无耻。因为无耻是非常可怕的。无耻则无所不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民，无耻害己，民知耻，社风才能完美;为官，无耻则殃民，知耻，国家尊严才能维护，百姓权益才有保障。可见，知耻、有耻，与其他传统道德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积淀、涵育作用。

(二)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整合

在传承、信守传统道德文化中，知耻、有耻表现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整合作用上，是用传统美德及其基本精神指导言行，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干的、符合传统道德文化的，一定要干且要努力干好。不该干的、违背传统道德文化的，一定要抵住诱惑坚决不能干。这就是最基本的耻感。朱自清在《论气节》的演讲稿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讲确立传统道德文化，必须树立、拥有的就是这种耻感。讲耻感，必须有气节，以社会道德规范为标准，敢作敢为，有所不为。这才能坚守和发扬光大传统道德文化。 转贴于

知耻、有耻，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在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守上，不空喊责任感，而在道德思维和道德行为中，建有一种耻感观念，与人与己，凡事凡行，良知良能，做好该干的、必须干的事，不该干的事，一定守住、不能干。“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上经《乾卦第一》)发扬传统道德文化，不只是坐而论道，而必须起身躬行。在品德和学业、事业中守仁行义有作为，否则，愧于职业、愧于社会，就应该、必须产生羞耻感。一个真正有耻感的人，在责任和使命面前，首先辨知荣辱，谨言慎行，努力践行社会通行的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使自己不断反省和确立道德耻感，直面使命。在这种磨练的过程中，基于耻感确立、监督、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知耻、有耻，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道德文化。

二、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审美意蕴

弘扬和培育传统道德文化，建设现代精神文明，要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俱进，不断对传统道德文化做出新的发展，培养确立现代传统道德文化的审美意蕴，推动现代化建设。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审美意蕴，具有认知上科学、情感上乐观、意向上进取三个基本特征。

(一)培养确立“认知上科学”的现代审美意蕴

在现代人生历程中，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培养并确立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客观真理的彻底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高于一般传统道德文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的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树立科学的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人生、对待人生，以科学的态度塑造人生。要把崇高的人生目的、人生信仰和人生理想转化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敢的去迎接和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和斗争。培养实事求是的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人生这一客体的现实，这是科学传统道德文化的关键内容。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用自己的知识、智慧、才能和辛勤劳动去塑造美好的人生，走向真理，以科学演进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力量消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实现美好的、高品位的人生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主要之点是弘扬和培育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

(二)培养确立“情感上乐观”的现代审美意蕴

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生活、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以积极、坚定、向上的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面对人生。在情感上坚定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它是从伟大的理想和不知厌倦的实践相结合中获得的，源泉和力量正是来自这崇高的理想和对美好事业的追求。培养确立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坚信从事的事业必胜，使主体不仅在迎接和克服困难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人生的耐心、毅力和坚强意志上。在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不断追求的动态过程中，在希望和实现状态中得到满足，并以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勇敢的去追求新的希望的实现。正是由于人在心理意识中始终期待着理想和希望的实现，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形成了追求希望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动力，在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上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培养确立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培养对前途的信心，对事业的热情和对生活深沉的爱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以一个强者的乐观形象，为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分忧，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积极、乐观的拚搏，创造光明的前途。作为一个准备干一番事业的现代人，应当以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对待人生，爱惜生命的价值，相信自己的力量，看到光明的未来，以微笑对待生活和事业，以奋斗不止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投入到生活和事业中去。

(三)培养确立“意向上进取”的现代审美意蕴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创造性的，是开拓、改造自然和社会新局面的事业，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最重要的。这就要确立对生活和事业充满不断进击的勇气和信心，选择开拓、创造、进取的传统道德文化。应该说，进取是历史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别无选择的要求现代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学会积极投入生活，以进取的意向为社会和人民负责，以自己的优势为手段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让品格、知识、才能在自己面对的实践活动中，找到用武之地，以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对待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在积极进取中创造美好的人生和事业。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创造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扬勇于改革，敢于创造，善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贡献中不断塑造和完善自己。

[参考文献]

耻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无怪乎，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会辩解“天下论文一大抄，凭什么我不能抄”；医生收了红包，会辩解“付出与报酬不相符，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学者拿了广告费，会辩解“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这些言语背后，满是对名利的追逐和对善恶的漠视，对“耻”的忘却。

在西方油画中，不少描绘亚当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树叶遮身，正是这小小的树叶，让我们看到“耻感”意识的觉醒――人之所以高尚的重要原因是人有羞耻感。16世纪的欧洲，人们随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在公共场合随意喧哗、抽烟等等，可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都已被认为是羞耻。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后人言耻，着眼于成败，也就是以输为耻，以赢为荣。这一转变，就使得“耻感文化”变成了“胜败文化”、“输赢文化”。余秋雨先生曾指出，这块警示牌的转向，主要源自科举制度。人们把“考上”和“考不上”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那块“以恶为耻”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以输为耻”。善恶关乎良心。而输赢只关乎名利，如此转向，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有些现象让人匪夷所思。有的演员不惜一脱成名，以“曲线”为卖点，不求演技艺德，只为博得眼球。有些作家搞起了“身体写作”，淋漓尽致地袒露私密空间，不求以文化人，但求版税稿酬。一些官员理所当然做起了“父母官”，颐指气使。徇私谋利。某些学者奉行“拿来主义”，肆意剽窃他人成果，甚至“酒精考验”争取课题经费。然后雇佣他人研究，再堂而皇之地将成果据为己有。此般种种，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的耻感文化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