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范文第1篇

一、推荐和参评标准

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精品意识，力求推荐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二、所设奖项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试行条例（修订稿）》，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2004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

4、参评翻译奖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推荐本地区本部门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亦可推荐本报、刊、社的参评作品。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要超过5部，超过者评奖办公室将依上报的作品顺序，选择前5位参评。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作者姓名、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发表或出版的报刊社。连同作品（每篇、部请备两份，参评翻译奖，还须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等。

本届推荐时间为2007年8月21―2007年9月21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地址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502室

电话：64221879 64489983 64489981

联系人：赵宁 王颖 岳雯

对各推荐单位的协作，谨致衷心谢意！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范文第2篇

这位一身戎装的获奖者，就是著名军旅作家、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树增。在他心中，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楷模，而王树增也凭借《远东朝鲜战争》和《长征》两次获得“鲁奖”。鲁迅精神的辉光一路播撒，映照着王树增直到今天。

光阴如水又是一个金秋。此刻王树增刚刚完成“革命史系列”最后一部著作《抗日战争》初稿160万字，轻轻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的他，终于感觉到些许放松。略带凉意的傍晚，记者在北京采访王树增。在灯光摇曳、人声轻语的星巴克咖啡厅里，听他讲述心中的好书、写作和做人。

两获“鲁奖” 好书使人有所得

历史沉浮，浩然向前。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十几年来，他以非虚构写作方法，陆续推出“近代史系列”和“革命史系列”著作，目前已出版五部，共计数百万字。2001年，“革命史系列”《远东朝鲜战争》荣获第二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六年后，同一系列作品《长征》再得第四届“鲁奖”报告文学奖。第四届“鲁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王树增的《长征》，从宏观和历史的视角，真实地报告了长征这一伟大的革命壮举。”而回溯写作初衷，王树增则平静讲道：“我将长征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竭力提取的是长征这一伟大行动所蕴涵和映射出的那一群人的不灭信念、坚定追求和永恒理想。”

独特的历史观造就别具一格的作品，《长征》同样如此。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是人们心中对长征的普遍认知，而在王树增笔下，这些通常意义上的“重点”内容在67万字的叙述里仅占不足两万字的篇幅。他将笔墨着重落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普通人上。在王树增眼里，长征不仅是身体上对困难的克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挑战。力求真实的表现历史，而且作者用心梳理着历史，在揭秘历史真实的同时，发掘极端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并阐述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的意义，而这种精神更深刻存在于队伍中每一个老少士兵甚至没有名字的战士身上。

“长征红军中那么多人，我找到的不及千分之一。有一些根本就是穷苦孩子，没有名字，只是跟着队伍走，有些在战役中负伤就留在当地生活。当我找到他们时，其实他们很平静，你必须打开他们心中的锁。我有办法，我是军人，我穿着军装。他们对一身军装的人有格外的感情。而且每次我推开老兵的房门前，都尽最大可能打听到当年长征时他的连长是谁。连长差不多是长征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的最大职级的人，在征途上，连长就像他们的父兄、大哥一样，几十年后提起来仍旧让他们眼泪汪汪动容不已。如果你能在他面前准确地说出他连长的名字、后来的去向或牺牲后掩埋的地方，能讲出他们的队伍走过哪些地方、打过怎样的战役，他就会觉得眼前这个穿军装的更不一样，是真心想和他对话的。”情感的闸门一旦被打开，王树增和老兵便会双双被带回那段血雨腥风而又鲜活生动的岁月中，记忆是相互弥补的，王树增时常会根据自己查询的资料帮助老战士纠正他们的记忆偏差，但他仍旧一遍遍不辞辛苦地寻访、探望那些似乎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的人们。

“我为什么还要采访他？我要知道他那颗心，这是猜不来的。他们给我很多教益，虽然我在书中不会明写，但认真的读者能够读出文字背后的感情。作为后辈，我对前辈始终充满敬意。如果没有他们的长征，哪有我们的今天，这不是套话，是真理。我们把长征这个历史事件，放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当中，来吸取一点儿精神营养，来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就足够了。我老想，能不能在这些走过那条路的普通士兵身上，挖取一点能够滋养我们今天心灵的东西，使我们更坚强、更快乐，或更自信。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言放弃。往小了说是自己有这样一种阅读的收获，扩大到民族前途，是一种民族的自信心。”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写作《长征》的初衷很简单，是对当代世风心有忧虑，对民族未来感到忧患。原始动力就是这个。写长征史不需要我，长征与其说是一段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精神史。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事件，规模不算大，但为何至今受到各方关注，我想更多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揭示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绝地逢生、背水一战、誓死不屈，最终取得胜利。这一人类伟大传奇的精神内涵实际上远远超出长征在军事、政治意义上的范畴。长征精神已经升华到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都能给世人启迪，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出版8年之久，至今畅销。”

据王树增统计，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红二十五方面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当时红军领导阶层平均也不到30岁。在队伍里有大量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在长征中，红军大概每公里就倒下三四个人，但战士们的情绪是乐观的，人们能听到战士们快乐的歌声。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万多人，走草地时出现分裂，走出腊子口剩下也就不足1万人，恰恰是在这1万人的引领下，数十年后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这体现了中国红军从指挥精英到士兵上上下下对生活的自信，恰恰是我们当代人缺乏的。”

这样的细节让王树增经常忍不住做一番比较，“然而现在的青年人，在遇到困难时，时常显得脆弱，缺少精神上的支柱。实际上《长征》是励志书。当代青年生活、精神压力也很大，如果一个有正直精神的年轻人，急切找寻一种精神支撑力量，我在此提供一种选择，读一读《长征》，把这种精神读懂。我非常欣慰很多年轻人读《长征》和‘革命史系列’的其他几本书。”

王树增并不希望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让今天的年轻人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万般磨难，当代青年人要学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挫折百折不挠，永远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民族未来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好书让读者有所得。每次逛书店时我都很害怕，常问自己：有什么理由再给书店增加一本书？我要求自己，没有为书店增加书的理由就不写，否则无非是在制造垃圾。我的才华、精力都有限，但我想读者能在我的著作中获取哪怕一点点，我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待，恐怕这就是写作精神。”

呕心沥血 坚守非虚构文学

海风轻拂、风光宜人，距离韩国仁川前海一公里左右的月尾岛如今已是游人喜爱的游览休闲之地，王树增曾登临这尾小岛，感受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的弥漫硝烟；偏僻寂寞、旅途艰辛，王树增曾深入四川的中甸、金沙江畔的石鼓渡口，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觅那趟二万五千里征途的人事风物……“月尾岛是当年美国最高军事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登陆之地，是朝鲜战争转折点，我要写朝鲜战争就必须登上去实地感受；长征我虽然没有完整地走过，但是我走的里程恐怕不止一个长征，相关地点我都得去，要爬山涉水看一看，不仅看，还找相关人采访询问。非虚构类作品必须采访勘察，否则没法写。”

作为两届“鲁奖”获得者，王树增10余年来将非虚构类文学引入读者视野。其实早在他第一部非虚构战争史作品《1901年》发行时，出版社就无法定义它，它不像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纪实文学，最后只好称之为“长篇历史随笔”，王树增笑笑说道：“哪有那么厚的随笔？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西方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而不是本土所谓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那种‘剪刀加浆糊’的‘报告文学’是不行的。”

多年来，王树增一直坚守于此，并旗帜鲜明地表述自己的主张：“非虚构类作品至少有两个特质，第一，它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不允许虚构。这就要求我的写作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人物，哪怕这个人物在我书中只占一行字，也必须要有史料出处和历史档案支撑。因此我的书中对话不多，偶尔出现对话，都能查出相应的历史资料，而且它不是我采访来的，就是当事人本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第二个特质，非虚构类作品必须是文学。它和军事专家写的战史不一样，它一定是文学的表述。文学的表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点想法，我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人和人的命运，这个是文学基本的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第二层意思，必须有作家鲜明的、带个性的对历史的解读，绝不能人云亦云。你的解读越独特、越带个人色彩，作品越成功。第三个特质，它必须是美文，是文学性的叙述。”

从“革命史系列”首部作品《远东朝鲜战争》开始，王树增就树立“绝无虚构”的写作标准，他认为，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有特殊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实性，是对历史事件的实事求是地描写，而为达到真实，作者写起来非常辛苦，他对此深有体会。

“我写《远东朝鲜战争》那时候，书商满大街都是，想省事地弄这个题材的话，剪刀加糨糊，三个月就能拼凑出来。但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只要写好了就有读者，写不好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在广州工作，宿舍外面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夜里霓虹灯一直亮着，我24小时地拉着窗帘。当时社会确实是比较浮躁，人们心中万般欲念什么都有，在这种环境中之下硬坐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年，还是需要定力的。”

《长征》还是沿用《远东朝鲜战争》线性的叙述解构，但在选材上依然困难重重，“长征这个过程完整写下来，几百万字也写不完。”为写《长征》，王树增翻阅数千万字资料，积累二百多万字笔记，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对于写作的艰辛，他坦诚相告，《长征》写到最后，“有时就忘了是星期几是早上还是晚上，有时疲劳到极致，甚至有时脑子一片空白”，“很艰苦，确实是用心在写。”

既已往之，不辞辛苦。王树增走遍各地寻访战场旧址、亲历者，进入档案馆翻阅难以计数的日记、电报、报纸。他一边走访，一边记录，每本书动笔之前，都会先形成以百万字计的笔记。的故事在《解放战争》中只叙述几百字，然而王树增为此进行了一个月的走访。对他而言，诸如此类的情形已是家常便饭。每一部书从着手准备到创作出版，都要耗掉他五年以上的精力。在他看来，非虚构类作品吸引读者的很大魅力是信息量，这些信息量是不掺杂水分的史实内容，具有力量。“我想读者能够从中获取点什么东西，与此有关。我不允许自己作品里出现‘心里想’这样的句式，因为‘想’是没有史料支撑的，如果我非要写一个人的思想，一定得查阅到他本人的日记，辅以旁人介绍或者史料印证。如此，我才敢进一步揣摩，但写起来也胆战心惊，毕竟我不知道自己判断是否准确。在国际文学界，非虚构类文学出现很多经典作品，但在当下中国不够繁荣，作品也不多。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这类优秀的作品产出慢，不符合现在人们速战速决、迫切看到成果的理念。”

鲁迅精神 责任感激励前行

“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我人生之路上的楷模。我一直得到优秀文学作品给予的精神恩惠，今天在继续享受这种恩惠的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继承鲁迅精神，对读者和社会有所奉献。”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王树增言辞恳切地发表这番获奖感言。

“这段获奖词直到今天仍是我的心声。”星巴克里的灯光柔和挥洒，王树增眼神中却透着对前辈的敬虔之意。略一思考，他继续说道：“精神的滋养是前辈给的，我们都在受前辈的恩泽，从这点上讲我对当代中国否定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的思潮感到忧虑，因为精神是割不断的，这种传承令我至今受惠。由此我在获奖词中想表达读书对人的重要性，熟读经典终身受用。这种受用并非今天读经典明天就以此赚钱，而是通过经典改变人生的态度、人格和道德观念。你会比别人更豁达、宽容、坚强，也更幸福。我所说的‘责任’，是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必须奉献好作品，对书的评判标准永远是读者，作家必须赢得读者的尊重，我想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好作家对于我来说是永远追求的彼岸。”

两次获得“鲁奖”，王树增都不清楚评选的过程。“不知现在‘鲁奖’评选流程怎样，当时评奖过程我都不了解，直到最后公布名单我才知道。记得第四届评奖后有评委给我打电话，大家是同行，彼此都认识，所以他在电话中开玩笑说：‘你这得奖的，还要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哈哈一笑，我想这种评奖状态是正常的。”

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王树增，受鲁迅影响颇深。“”期间无书可读，鲁迅杂文是他唯一的精神滋养。“现在社会对鲁迅评价各种各样，我想对人物的评论众口一词反而不对，只要不是谩骂，有争论才是正常的。但不论对鲁迅如何看待，‘硬骨头’精神是我对鲁迅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我写近代史，在我看来至少从清代以来，我们民族就柔韧性有余，刚烈性不足。”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范文第3篇

马文甲，男，1982年出生于沈阳。现为中国雕塑院青年雕塑家创作中心雕塑家、北京大学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中国雕塑年度专题负责人。曾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其作品曾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及第五届北京双年展等，并多次获奖。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郑州美术馆收藏、北京大学等机构及私人收藏。

袁佳，女，1983年出生于沈阳，200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本科毕业作品《吉祥三宝》获学术奖，为鲁迅美术学院收藏；研究生毕业作品《带着鸭子逃跑的桌子》获优秀奖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其作品曾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第一届中国雕塑大展、及第五届北京双年展等，并多次获奖。

好久没有提笔写东西，不是不擅长，而是习惯了以视觉形象的方式诉说之后久而久之便对文字失去了信心。提笔忘字，平仄不达，阅读也似乎成为了工作。不单如此，甚至有时说话都会等不及别人理解就急言相继，后面的词汇常常越过前面的语句蹦将出来，弄得我在人前好不羞涩。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艺术也会有副作用？艺术有毒？

作为中国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产品”，自己虽常常抱怨和反省，但细细想来自己身上所呈现出的创作特征已经基本成为国内艺术创作的文化共识。就是所谓的“注重技术，讲求基本功的扎实”。而今在艺术的不断发展中为了将艺术挤上文化创造和社会批判角色的高台而极左地强调“观念和价值”。将艺术表现和表达的“修真”看作是一种“机械性的糙活儿”。这样一来比较麻烦的是艺术将失去语汇，进入到一种全面杂交的状态。艺术的“说明书”时代已经开始，任何作品必须通过理性的文字转译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表述系统。那么随着“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古老号召已经褪色的同时，我不禁在想我们“怎样才能不去艺术”？或者说不为艺术的概念去纠结。艺术的概念拓展和辩驳无法满足我个人对于艺术的幻想，也无法承担我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那么艺术的这种现状是否仍是人们已经失去梦想去追求功利和身份的超脱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病端的复制呢？

我想，任何对于艺术的集体要求都是一种价值和道德的绑架。随着人类心智的深化，每个人都需要艺术对于自己的精力和经验有所交代，将其抛入到艺术史的长河中去牺牲艺术家自我选择性的自由显然是不明智的。不仅如此，每一种新的变化都是一种大胆的实验，而实验大都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精神的价值和美谈。那么所谓的艺术学科基础和艺术的学术实际上就是对于艺术“表现和处理经验”的研究和总结，那么这怎能以所谓的“技术”而一言蔽之？亲自动手造型的“修行”且没有到头儿，而准确到位地将自我的感受和思考全盘托出是一种需要操练的架势。这种架势会成为根本的人类智慧表现的独一无二的方式。那就是艺术。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范文第4篇

这场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车延高，54岁，山东莱阳人，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之前，车延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

记者：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以后，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车延高：感觉很珍惜，是对我多年业余创作的肯定。这个奖不光是对我，它也是对公务员队伍当中那些业余爱好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向往文学、支持文学、关心文学的人的一种肯定。

记者：你如何看待公众近期对于你的关注？

车延高：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大家关注的是诗歌，赞扬我的或者批评我的，其实都是为诗歌如何发展而忧思。

记者：你怎么评价你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向往温暖》？

车延高：这部诗集是从我已经发表的490多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共117首，作品应该交由读者去评判，我的义务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我确实是用心熬血去写的。

记者：做一位能在文学史上有所贡献的诗人，你认为最应具备哪些要项？

车延高：李白、杜甫、鲁迅、徐志摩、巴金、艾青、冰心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有贡献的大师，他们身上具备的带有共性的品格和要项就是标准。

记者：在你看来，你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还是有一些距离？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当好学生，向所有优秀作家学习。

记者：你认为，你这次能够荣膺鲁迅文学奖，占最大比重的因素是什么？

车延高：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我适逢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社会环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二是，中国新诗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我确实占了很大便宜。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

在诗歌创作上，我还处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就我的作品而言，我是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让作品和读者产生共鸣。在创作中力求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我是有意识把《徐帆》写成这样的”

记者：对于目前网络热议的“羊羔体”及所谓你的代表作《徐帆》、《刘亦菲》，有人评价，太随意、太口水化了。你是怎么看的呢？

车延高：《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中的一首，我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

对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有争议，我认为是大家对诗歌的关注，是件好事，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记者：在《徐帆》这首诗中，你将你的写作方法称之为“零度情感表达”，就是说这么写，是你故意为之的？

车延高：对，我写《徐帆》，很多话都是带着诙谐和幽默的笔调去写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有它的特点，就是力求避免和我的诗歌与一贯的写法重复。我是有意识要把它写成这样的。

我写《徐帆》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最普通的一些语言，但是我肯定是有技巧的，我有意识地把它写得让老百姓感觉：你的语言敢这么用！有时候是需要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去写诗歌的。

记者：现在许多网友套用“羊羔体”仿写你的诗歌，你会不开心吗？

车延高：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挺有趣的事，也契合了网络文化的特征。

“获鲁迅文学奖和

我的身份没有关系”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官员身份在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扮演的角色？你的职位对于你的获奖，有帮助吗？对有些网友指责是权名交易等诸如此类的猫腻猜想，你是怎么看的？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创作者，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可能是看到社会中存在着金钱和权力交易的问题，就怀疑评奖过程也有内幕。但我是按规定程序申报的，然后由评委去认定。

记者：这次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你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车延高：我觉得评委这么说有他们的道理。让官员有一点诗意情怀不是个坏事，它有利于灵魂的净化，也可以使我们处理问题时，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

记者：在你的诗集《向往温暖》中，你介绍自己时点了纪委书记身份吗？

车延高：我历来都是回避我纪委书记的身份的，《向往温暖》中我也没有写自己的身份。暴露我的身份后，别人就不愿意看我的作品，觉得我是个官员，写不出东西来，这影响我作品的阅读率，我不愿意。

“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

记者：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这本来就是件很分裂的事，在文学理想与官场逻辑中，你矛盾过吗？

车延高：其实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两者是可以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古今中外，官员热爱文化、写诗著文非常普遍。官员热爱文学，向往文学，投身业余文学创作是好事。

文学创作应该有更多层面的人介入，才能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我认为有更多的公务人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

记者：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你自己处理得怎么样？

车延高：我的工作和写作不矛盾，因为我的写作都是用的业余时间。

记者：在平时，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让两者保持比较好的平衡的？

车延高：工作时，我是老老实实做事的公务人员。创作时，我是背着灵感行走的“独行侠”。这里面要把握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让业余创作影响本职工作，所以我的创作时间放在早晨5：30到7：40这个时段。

记者：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后，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吗？

车延高：获奖后出现的情况我没有预料到，对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验和锻炼，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中，要学会多视角地去对待问题。

记者：在面对外界的非议时，你感受到压力了吗？

车延高：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话，我是一名公务员，各种质疑和猜测，突然占据了媒体的版面，我又不能逐一去解释。但是遇到了就要正视它。要允许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相信时间的沉淀作用。

记者：来自前辈的批评、认可与来自晚辈的批评、认可，你的内心更在乎哪种？

车延高：中国的成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都是讲的连接性，没有前浪也就没有后浪。来自前辈的或是晚辈的批评、认可我都应该正视。

记者：你的同事或朋友，对你从事文学创作是怎么评价的？你收到过一些反馈吗？你看重周围人对你的评价吗？

车延高：诗歌的受众面小，身边的同志一般不太过问。一些对文学比较爱好的同志，会主动找我要诗集，我由此感觉到，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

记者：你认为你性格中的哪些特质，是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契合的？

车延高：我性格中的特质就是面临新事物总有一种热情，喜欢去探究和思考。我认为由热爱而生成的执著，实际上内含着一种情感，它与诗歌的艺术表达是相通的。

“我确实是热爱文学”

记者：是什么机缘让你从1977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那会儿你还在青海的军营里服役。

车延高：我的一个战友写新闻报道，对我进入文学创作是一个启蒙，从1977年到1979年，我写了四十多篇诗歌和散文，后来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组短诗，从此，我步入了业余创作。其间写过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电视专题片，也获过不少奖。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发表作品470多首。

记者：你写诗的灵感一般从何而来？你已经出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这三本诗集，你进行诗歌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车延高：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和今天的生活积累给了我双重叠加的素材，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写作经验和我对诗歌的热爱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

记者：在诗歌界，你崇拜过哪些人？

车延高：李白、杜甫。他们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我喜欢李白的豪迈和狂傲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捶碎黄鹤楼”是一种大义和胸怀；我也喜欢杜甫的执著和腹内行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种气度和学养。

记者：进入诗坛以来，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至今印象深刻的问题？

车延高：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大块的创作时间。

记者：在文学创作上，你输入的管道是怎样的？

车延高：我向大脑输入知识的管道就是读书，我一般都从9点多看书看到11点半才睡觉。

记者：在文学创作领域，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车延高：如果说有天赋，那就是勤奋。

记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你在未来有什么计划？

车延高：坚持业余创作，力求把诗歌写得更好，同时尝试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记者：你在青年时代想成为的人，跟现在有区别吗？

车延高：我年轻时就想当个老师，现在我感觉到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获取创作的素材、灵感和想象力。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范文第5篇

这位28岁的男孩，看起来瘦小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笑起来，眼神中，还藏着一丝忧郁。同是获奖者的东君在一旁“羡慕”地说：他真的有点郁达夫的味道呃。

2012年12月7日，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江南》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届郁达夫文学奖（小说奖）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颁发，它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去直面郁达夫文学奖的获奖和提名作家——从而，直面郁达夫精神的传承。

“中国文学奖的生态中，不仅应该有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太和殿’，还应该有‘四合院’和‘江南园林’风格的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2010年首届郁达夫文学奖论坛上说，该奖在他所见到的诸多国内文学奖中，是最具个性的一个。

的确，不同于其他以作家命名的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鼓励浪漫诗意的性情写作，注重汉语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作为现代文学大家的浙籍作家郁达夫，有着独特的创作追求和审美风格，以他的名字设立的奖，不仅能体现浙江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而且有可能为当下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新风。正如《江南》杂志主编袁敏所说的，“长期以来，现实关注一直占据着当代文学的主流，而郁达夫小说奖旗帜鲜明地力推烂漫放达、感性丰盈、富有鲜明个性的优秀作品，这有利于倡导文学创作中浪漫抒情和人性灵动的一面。”

行文至此，我觉得浙江真是有福，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对我国小说的现代化有开创者之功；郁达夫则以其“抒情体小说”开创了另一种新颖的小说形式，进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领域；徐志摩对诗歌作了艺术上的提升，使之逐渐向“纯诗”的方向发展……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位，周作人、刘大白、茅盾、丰子恺、孙席珍、戴望舒、夏衍、柔石、冯雪峰以及艾青等也都出自浙江，事实上，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浙江籍的作家撑起了半壁江山。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五四”以后的强势崛起与浙江特殊的地理区域类型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区域文化慢慢渗透进文学，为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

如果说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发展，需要从我们的文化记忆出发、从对已有文学传统的确认和尊重出发而展开新的探索，那么当我们用鲁迅、茅盾、郁达夫以及原籍浙江绍兴的朱自清等文学名家命名我们的文学奖时，浙江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也便在这样的过程中展开了新的创造。

郁达夫文学奖首创了“实名投票、评语公开”的透明评奖方式。主办者《江南》也有一种气势，体现了“立足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经营浙江”，但细心的人会发现，首届郁达夫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是浙江温州籍作家陈河；第二届短篇小说奖再次被温州籍青年作家东君摘得，而位列中篇小说提名奖前三名的女作家张翎，同样是浙江温州籍。

用评委李敬泽的话说，浙江作家的作品温度已经烧开了。

作为富有深厚文化积淀和传统文化底蕴的温州，其文学力量的储备和厚积薄发显然让文坛意外和惊讶。文化的承传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上的，一个地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总是以“集体记忆”的方式流传后世。回眸历史，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诞生在浙江这片江南山水富饶的土地上，而如今再次涌现出一批令文坛瞩目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也便不再奇怪。这一批获奖作家，让我们看到了浙江作家大踏步迈进一线作家队伍的整体实力，也彰显着浙江文学在新时代的活力和生机。

东君喜欢郁达夫的散文，特别爱他文字中的江南味。“《故都的秋天》里，‘一层秋雨一层凉’，这就是江南的语言。”而江南气质，也正是这位温州作家在作品中探索的一个方向。浙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吹刮的“江南风”，渗透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浙江作家笔下浓墨渲染的吴越文化氛围和浙江山川风光，那是任何一个来自别地的作家之创作都无法混淆的。

看来，地域文化传统对许多作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一旦作为精神性的东西世代传承，总会以极强的渗透力浸染、塑造作家的文风，使其在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新一代浙江文学作家群的生成，应是此地浓厚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也有助于推动浙江新文学的变革和创新，从而形成独特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