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话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多元文化团队工作效率；小组讨论；话轮转换；培训

信息交流的加速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得各国之间合作日益突出，多元文化团队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创新潜力，而小组讨论是否富有成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团队创造价值的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中小组讨论可能充满问题效率低下。然而我国只有个别跨文化角度的研究涉及话轮转换的定义，或从比较宏观的文化角度对话轮转换风格进行讨论。［1］［2］因此本文将主要从话轮转换角度，试给出一个用于培训多元文化团队成员或领导者的方案，以期能够提升多元文化团队小组讨论的工作效率，并探讨该方案在工作场所当中的应用。

一、理论背景

话轮转换主要探索在自然发生的言语活动中，一位说话者如何过渡到下一位说话者的行为。话轮转换有多种形式，如控制话轮，争抢话轮，结束话轮，安排话轮。话轮间停顿的长短、插入语以及会话中的话语重叠都会带有很强的文化色彩，如在一些社会等级分化程度较高的文化中，沉默（停顿）被视为权力的宣示，如在中国，日本，韩国，话轮之间的停顿时间较长被认为是可行的并且表示礼貌。与之相反，来自对话轮间停顿容忍度较低的文化背景的人则可能会对此感到不适，困惑，或误解话轮间停顿的意思，如将话轮间停顿视为忽视，不满，或表示拒绝。［3］［4］Trompenaars与Hampden－Turner依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口头交际过程中话轮间停顿的差异，将话轮转换分为以下几个种类，表的左列为三种不同文化背景，A与B分别指两个会话者：在“盎格鲁－撒克逊式”中，人们更倾向于轮流讲话，但话轮间不常出现沉默或停顿；重叠会被认为是打断别人的讲话，是不礼貌的行为。“拉丁式”对话轮间沉默的容忍度最低，常常出现重叠甚至打断他人的情况，以示对讲话者的关注和支持，被重叠的讲话者通常也不会停止讲话，并且会觉得被重叠或打断没有问题。在“东方式”中，人们习惯在话轮间停顿，以示尊重，且对于话轮间沉默的容忍度要高于其他文化，这种沉默也常因此被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作是一种拒绝或不满。［5］对于话轮本身的长短，Clyne提出了三种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轮转换方式。［6］A方式主要反映中欧和南欧以及拉丁美洲的话轮转换风格，即话轮更长，以更加清楚地阐释不同意见，缓冲分歧，以示礼貌。B方式在南亚社会中比较典型，话轮也较长，但其话轮长度一般而言要比A方式短，比C方式长。C方式在东南亚社会中比较典型，来自这一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话轮比A和B方式都要短。但虽然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话轮转换方式背后有着诸多文化规范，一些其他因素，如参与会话者之间的关系，会话内容和目标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话轮转换行为。［7］

二、跨文化背景下的团队话轮转换培训描述

针对多元文化团队的话轮转换培训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关于跨文化培训方面的研究却由来已久。如Mendenhall和Oddou［8］建立的跨文化培训设计模型综合考虑了跨文化培训设计中主要涉及的三个要素，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期限；Harrison［9］则强调受训人员学习的三个阶段，即注意阶段（总体指导），记忆阶段（知识习得），复制阶段（所学操练和技能培训）。我国学者关于跨文化培训方面的研究也多基于以上模型，将培训内容划分为知识类和技能类，同时强调对母国和外国文化的了解以及跨文化意识和具体跨文化交际技巧的掌握；与之对应，相关培训方式也被主要分为事实法，分析法，举例法［10］，且将以上三种培训方式结合起来，可以最有效地提高跨文化工作人员的跨文化能力，而对应以上培训方式，又有以下诸多具体培训方法，如知识讲授，影视资料观看，体验模拟，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反思评估等。［11］［12］本部分将基于Byrne的话轮转换培训视频［13］，试让跨文化团队工作者即受训者在实际会话中亲身体验并操练不同的话轮转换风格，提升跨文化交际意识，以进一步提高多元文化团队的小组讨论效率。主要培训方法和内容如下：1）准备活动：事实法———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轮转换风格相关知识讲授。举例法———存在话轮转换问题的多元文化团队小组讨论（视频观看）。2）话轮转换培训：体验法———通过小组讨论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话轮转换风格。分析法———反思受训感受及在工作场所的应用。

（一）准备活动首先向受训者介绍

本培训的理论意义和相关要点，内容以以上理论背景内容为主。然后观看Byrne［13］培训视频中（0－2′20″）一个多元文化团队开会的场面，在会议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成员在交流过程中采用了各自的话轮转换风格，出现很多问题。视频观看结束后，受训者将被要求回忆自己是否也遭遇过类似场面，并且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本部分目标主要在于引导受训者更加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话轮转换问题，并进一步观察到一些可能影响交际效果的语境因素。

（二）话轮转换培训

在Byrne的培训视频中，一个包含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员工的工作团队正在进行较为正式的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一部分组员贡献了多数讨论，另一些则多数时间保持沉默，几乎不承接话轮发言。一段时间后，小组成员被要求有意改变话轮转换方式，尝试以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轮转换方式进行讨论和交流。目前，相当一部分跨文化交际培训都以介绍性讲解为主，培训效果有限。为使受训者能够有机会切实体会话轮转换可能对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影响，并学会一些话轮转换技巧，应对多元文化团队小组讨论和会议，本阶段受训者将会被分成包含四至六人的团队。各团队都将拿到一个讨论话题，然后完成以下几个任务：任务一，初始阶段，团队成员以各自认为舒适的方式进行讨论。任务二，讨论形成之后，受训者会被要求改变话轮转换方式，采用轮流讲话的方式，即“盎格鲁—撒克逊式”进行讨论，不允许重叠和打断他人讲话。任务三，一段时间以后，受训者会被再次要求改变话轮转换风格，加长话轮间的停顿和沉默时间，采用“东方式”进行会话。任务四，一段时间之后，受训者最后将会被要求采用“拉丁式”的话轮转换风格进行讨论，在前一个讲话者即将结束时，后一个讲话的人紧接其后，对前面讲话人所说内容进行总结和一定阐释，然后再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讨论者互相之间可自由接话和打断。任务五，各团队将被要求选出一名队长，总结组员发言，并且负责引导团队讨论的方向和进度。在前四个任务中，受训者以在较为真实的讨论环境中亲身体验不同的话轮转换风格为主，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话轮转换风格，觉得更加容易参与到讨论中来。但在遇到不熟悉的话轮转换风格时，可能会感到表达困难，讨论效率低下。而事实上，在多元文化团队中，团队成员并不总能以自己习惯的话轮转换方式进行会话。任务五则更侧重启发受训者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主动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话轮转换方式的区别并能有意识作出一定改变。

（三）训后反思

以上五个任务完成以后，受训者将会进行训后反思，并观看视频中的训后反思，留意本人所在团队与视频中团队及完成任务的过程有何区别，如参与讨论成员的文化背景，非典型情况的出现，比如东方人是否完全按照“东方式”和C方式来进行会话；语境因素、对某种文化背景的成见对实际交际效果的影响；最后反思并讨论在真实工作场合的多元文化团队小组讨论中，如果出现问题，如何改善，怎样才能达到多元文化团队小组讨论的最优效果。训后反思旨在引导受训者总结和反思所了解到并亲身体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轮转换知识，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跨文化能力的培训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在本文中主要设计话轮转换）不仅体现在知识技巧的掌握加深，还体现在跨文化意识的提高和对具体甚至复杂情况的判断和处理以及在其中自由切换的能力。

三、工作场合应用

首先，在实际工作场合，多元文化团队成员需要意识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可能会有不同的话轮转换方式，在小组讨论时，可能需要照顾到某些成员的话轮转换习惯，或采用一些能够改善现状的策略。如有意改进当前话轮转换方式，或指定一位小组议程组长来提醒某些成员是否过于支配小组讨论，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把话轮分配给过于沉默的成员。其次，为增强多元文化团队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更好解决话轮转换问题，除小组讨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全面获取团队成员的意见，比如电子邮件；选择一些非正式场合来听取成员想法；在会议中安排英语水平欠佳的成员与英语更好的成员组成工作小组；经常鼓励团队成员之间保持联络，多进行接触等。

四、结语

以文化为话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学理论话语；独立；自觉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3—0129—04

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尤其新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是，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化仅只是起始，学科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的催化剂，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是学科本体自组话语系统的内调节。因此，文学理论实现了学科化，就必须考虑其科学化，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停留在学语性的阶段。就基础理论而言，学古语、学西语，却没有编构起中国当代自己的学科话语系统，这种缺少钙化根基的学科焉能走向成熟?当然科学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长发育总离不开时间的链条。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再如对解构主义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解构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于是解构这个概念很快成了文坛上的时髦用语，然而真正理解它实质和内涵的人并不多，一阵风刮过，留给我们的仅只是一个“解构”的概念。我们且不论解构主义的产生背景，也不论解构主义自身的缺陷，我们也深知国外五光十色的任何一种主义和体系，都不可能被我们照搬而按图索骥。但是，我们也确实不能把介绍当成弄潮，需要冷静下来作扎实地吸纳和转化工作，应主动地吸收解构主义当中合理的东西。就“解构”而论，解构是一个打碎重组的过程，是为消解由二元对立所造成的相互压迫采取的否定形式。而否定的结果是通过断裂——碰撞——颠覆的过程来实现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新思路，若借以发挥，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对待文学遗产，核心是推陈出新，我们的思维定势是传统——继承——创新。我们所有教材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继承是基础，革新是目的。从文理上说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是，面对传统的厚势，不继承也要继承，不继承就好比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传统的思维流程从逻辑上说，就成了继承的继承，创新就成了隔靴搔痒，创新的所谓目的其实就成了一个“理念”式的不存在。而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则既是基础也成了目的。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借助解构的方法则可以使我们耳目一新。面对继承与创新的二元对立，毫无疑问继承压迫了创新，若行之颠倒，创新又压迫了继承，于是颠倒之后，就要改变原有的“继承”概念，如果将“继承”更换为“对话”，我们就完成了解构的过程。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思维流程，即传统——创新——对话。这里消解了“继承”的概念，但继承的意义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消解了继承对创新的压迫性，使“继承”从显在的统治性地位转化为隐在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自然地位，突出了“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实现“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应把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界定上，要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概念和范畴进行学理性的清理和转化，并使之在科学的意义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务必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独立的话语系统，既不是西方话语，也不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而是既接续了传统又广泛吸纳各种营养，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和文化底蕴的，属于中国文论独有的话语系统，而不是其他。庆幸的是，中国现当代文论历经百年，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为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提供了前提，只要我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有效防止话语掠夺和话语扩张，我们就一定能在世界文论的万花园中独树一帜。

①《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②钱中文、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以文化为话题论文范文第3篇

一、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研究的方面和层次

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上是一种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结合体，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性和严肃的政治感化逻辑性，理论的枯燥性和模式化彰显无遗。任课教师只有深入研究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意趣，竭力将深奥磅礴的文件语言有效转换为科学生动的教学话语，才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真心信服的课程。鉴于此，教学话语研究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前沿课题之一，学界对它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一是课程个案研究。诸如，顾晓英分析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转换的重要性、前提条件和几个关节点；认为为满足大学生的接受意趣、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灌输，教师必须通过解构分析文件语言、搭建开放的学科话语平台、甄别处理海量信息、提升课堂话语创造力等四个方面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话语权。〔1〕张玮、刘润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要想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就要走出传统学术表达的“革命误区”，建立一套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信而美”的教学话语体系；亦即用准确精美的语言（形式）讲授一部真正的信史（内容），摆脱“革命话语”表达模式带来的束缚影响。〔2〕朱琴芬归纳和分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话语存在文本语言过强、缺乏时代感、没有贴近当代大学生思维特点等问题，认为教师教学话语的艺术水平与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效果存在正相关性，教学话语优化的内涵是表达准确和优美高雅相结合、感情生动和传播理性相结合、幽默生动和美学旨趣相结合、通俗易懂和学术自省相结合。〔3〕刘敏、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引用文献具备文学语言、生活语言和文件语言三种风格，它们既能增强教材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又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点的追问与探究，故而，通过情景结合、编写教辅材料等方式将其转化为教学语言是非常必要的。〔4〕刘洋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以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维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语言的转换问题；认为过多地使用祈使句、命令句式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劳、反感和怀疑，应不囿于中译本的语言障碍，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辩证认知。〔5〕

二是语境或问题研究。诸如，邓伯军深入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媒介性、世俗性、技术性、流行性和消费性带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严峻挑战和创新契机，并初步提出了教学话语体系转化的三大方向：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语言交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6〕周家荣、王芸论述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话语权”的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并对每一方面作了具体的路径阐释，即，辩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众到内化的、分散到趋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时代的、理论的、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多维的、诉求的、反馈的马克思主义受教者。〔7〕张梅花则对“大众文化”语境和“话语权控制”问题一并做了论述，认为应对大众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进行建构，在批判、借鉴、主导大众文化的基础上，促进话语权地更好发展；同时，为了提高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的效果，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进行文化控制，其途径主要是利用媒介话语权、肢体话语权、语境话语权、情景话语权以及规范、批判大众话语、庸俗话语。〔8〕邱仁富认为不同时代“现实的人”的“问题意识”变迁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把握“现实的人”的“问题逻辑”，才能有效地实现学科话语体系、教材话语体系和教学话语体系之间的“构建逻辑”。具体讲来，“问题意识”包括时代意识和受教者意识；“问题逻辑”包括教材问题、思想问题、热点问题、未来问题、价值问题和无关问题等；“构建逻辑”指的是学科逻辑、教材逻辑和话语逻辑之间的子系统逻辑整合以及细化为描述、解释、对话、反思和集群等功能。〔9〕

三是基础解释或理解研究。诸如，王影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没有适应当代大学生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导致了话语冲突，主要表现为话语形式发展滞后、话语内容空洞唯理、话语表达方式一言堂等，为此必须展开一系列的调试举措，包括增强话语的人文关怀、注重向实践话语转换、构建对话式话语范式。〔10〕胡绪明认为克服传统的“文本”话语范式、构建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翻译”话语范式是提高课程教学效果的根本选择。为此，他重点论述了实现这种回归的具体路径或这种新范式的内涵，即，“教书匠”向“政治翻译”转换、走进学生“生活世界”、探寻“政治翻译”的生长点、培育授课热情和激情。〔11〕孙玉良认为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话语体系从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话语、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理论话语向实践话语等三方面的转换是提高和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可能途径。为此，他花了很大力气论证每一方面转化的针对性、必要性和方法性，归纳起来，他每一方面的论证都围绕着语境、内容和形式三要素展开。〔12〕洪波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旧范式面临的困境，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应然诉求，并从哲学、教育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探索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范式的思路和方法。〔13〕

二、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课程个案研究大同小异，几乎都是立足于课程教学效果实际，以教学语言转换为突破口，讨论转换的意义、难点和途径，其对策性和实效性较强，得出的某些论断和认识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譬如，顾晓英提出的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话语权四方面途径、朱琴芬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归纳而得的教学话语优化内涵，就很有代表性。但此类研究“就课论课”、“就事论事”、论据单薄，缺乏一种宏观的比较意义，而且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推广性，较难形成连贯的、普遍的改进和创新建议。 譬如，张玮、刘润民提出的“信而美”、“信史”式的教学话语体系就很难在其他思政理论课程里推广，刘洋提出的摆脱译本障碍、“还原思维认知”观点，尽管很有启发意义，但不适宜在课堂教学和政策宣讲中全面铺开。

语境或问题研究大都以特定的语境或问题带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挑战和机遇为研究原点，通过一定的文本解读或理论推演，修订和完善语境或问题出现前的话语方案，其逻辑感和结构性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譬如，邓伯君提出的大众文化背景下思政理论课教学话语转化的三大方向、周家荣和王芸论述的全球化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话语权的四方面，就很有见地。但此类研究宏观理论介入不足，研究依据阐释不透彻，经验研究赖以进行的思维原点不明确，而且抽象性过强，实证论据薄弱，对策体系缺乏说服力。譬如，张梅花提出的“话语权控制”观点很具现实意义，但她表述的控制途径究竟是为服务政治认同还是课程本身呢？如果是为服务课程本身的话，那么，控制举措仅仅是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一些治标方案而已，本质上就是一副枷锁。如果是为服务政治认同的话，那么，课程教学话语研究就是一种工具，对课程自身建设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从长远上看，也发挥不了课程外溢的政治感化功能，因为，工具的弱化，本身也是目标的远离。

基础解释或理解研究大都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运用经验的或抽象的逻辑力量来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之道，层次鲜明、体系严谨，有一定的理论观察力和操作实效性。譬如，王影提出的调试思政理论课话语体系的三方面举措、孙玉良提出的课程话语体系转化的三个目标以及实现每一个目标的方法论，就非常实效。但此类研究研究方法单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尚未有机结合，论证过程说服性不强，对策体系没有反馈评估机制，需要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和创新路径选择。譬如，胡绪明认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翻译”是提高课程教学效果的根本选择，就不具备较强的说服性。首先，“政治翻译者”的合格标准是什么？如何培养？如何验证？其次，受众能否真正接受这种“翻译”呢？如何反馈？是否能够“再翻译”？最关键的一处是，在讨论如何提高话语感召力的主题上，这种“翻译范式”实则又竖立了一个待议问题，是用新问题来攻克老问题。

总之，教学话语研究是一个崭新的、势头正旺的议题，学界对其开展了多维度的讨论，取得了较多的优秀成果，但存在明显不足，进一步讲就是集中在教学话语的功能理论和路径选择两方面上的不足。笔者下一步的论述就是围绕着如何来破解这种不足展开。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研究新思路：“角色维度”功能下的话语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教育功能、理论固化功能、社会稳定功能和信仰纯化功能。伴随深刻变化的教育教学实际，它面临着诸多急需破解的难题或功能障碍，主要有：课程科学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何更好地引导当代大学生多样的思想观念；课程“灌输”话语方式如何更好地调试当代大学生批判的认知思维；课程理论话语逻辑如何更好地驾驭当前的社会热点难点；课程信仰话语意境如何更好地阐释追名逐利的市场现实。上述困难致使原本生动鲜活的话语知识在部分学生眼中变成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一无是处的乌托邦主义”。如何重建话语功能并借以寻求破解对策，已成为激发话语作为的关键。

以文化为话题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以文化为话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 课堂教学 禁忌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火花，是人类交际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教师是受社会委托，在教育机构中对学生的身心施加特定影响的专门人员。教师要完成这一社会任务，语言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课堂教学是教师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好教师的语言反映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素养，具有无穷的亲和力，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教师的语言要纯洁、文明、健康。但在语言课堂教学中，教师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尴尬的词汇和话题，如果对这些词汇和话题避而不谈，会影响学生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如何处理语言课堂教学中涉及到的禁忌语言和禁忌话题十分重要。这里着力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对这

个问题的粗浅见解，探索一些实用方法，来帮助决定使用这一领域语言的教师们。

一、什么是禁忌？

牛津英语词典把禁忌定义成“（in some cultures）ban or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r practice of anything and （in linguistics） a total or partial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words， expressions， topics， etc.， esp. in social intercourse”。汉语定义为在某些文化里面，不能、不许、不敢或者不愿做的事。禁忌语就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不许、不敢或者不愿说出或写出来的某些词汇。禁忌话题就是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不许、不敢或者不愿谈论的话题。总的来说，禁忌可以是词汇、手势、话题、社会和文化行为、身体语言等。

禁忌是随文化不同而变化的。例如，收入的话题在英国是禁忌，但在其它文化中不是；而同性恋在英国是许多英国人可以随意谈论的话题，但是却是许多其它文化明显禁忌的话题。禁忌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因此像离婚、抑郁，以及如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类话题可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禁忌了。有趣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全世界所有人的禁忌，但是许多禁忌是所有文化中共有的，如、弑父和食人肉等三例。

二、语言教学与禁忌

牛津词典中所给的上述两方面的定义都和我们教师有关。人们会问，语言教学为什么要涉及禁忌主题？当教师讲授语言时，教师必须同时讲授文化知识――语言存在的载体。禁忌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学教师必然会涉及到禁忌问题。学习者很少出于纯学术原因来学习一种语言。他们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同讲这种语言的人们沟通交流。为了很好地沟通和交流，他们必须知道什么语言话题恰当什么语言话题不恰当。在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中依靠英语生活和工作的学习者们，必须理解禁忌语言和禁忌话题，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会碰到它们。信息和网络时代的语言学习者更是经常接触不同文化的禁忌语和禁忌话题。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指导他们正确对待和顺利处理禁忌语和禁忌话题。

三、禁忌的争论

基于禁忌语言和禁忌话题，我们提出两个问题：（1）向学习者讲授禁忌语正确吗？（2）使用禁忌话题来讲授语言合适吗？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者存在一个人们有共识的答案。

一些人赞同使用禁忌语和禁忌话题来讲授语言，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它们常常激发起学习者的高度兴趣和注意力投入。当我们向学习者讲授禁忌语和文化话题时，我们可以向学习者介绍一些他们在教科书中学不到的特殊和独特的知识。禁忌语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语言部分。涉及到禁忌语，我们会联想和运用到委婉语、俚语、正式语和非正式语、双重语义、身体语言，以及正确的政治术语。讨论语言敏感区意味着使用谈判、同意、不同意、解释观点、证明观点等各种语言技巧。多语教学课堂就是多语文化课堂。一同讨论学习者文化中的禁忌意味着就真正有动力的话题进行真正的沟通交流。

一些人反对使用禁忌语和禁忌话题来讲授语言。禁忌语因为某种原因而成为禁忌。它们是一个社会所禁止的部分语言和话题。当我们在教室里使用禁忌语时，我们时时担着冒犯学习者的巨大风险，我们可能会从宗教和政治信仰、性和道德等方面冒犯他们。禁忌语是非常难以恰当使用的。向学习者讲授这种语言，就仿佛我们交给他们一杆装了子弹的枪，但我们却没有教他们如何安全用枪。尽管我们觉得引发学习者兴趣和注意力是正确的，但教师的工作不是去引发学习者的极端情感反应，我们的工作是讲授语言体系和技能。除了探索学习者用母语都极少涉及的语言领域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有效引发学习者学习兴趣和注意力。

四、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讲授禁忌语或者使用禁忌话题来讲授语言点，语言教学中是难免涉及这一领域的。退避不是办法，探寻方法利用这一领域才是正确的。

1．注重禁忌在文化中的体现形式，避开禁忌的尴尬，把教学重点放在语言学习上，如使用委婉语、含沙射影修辞法、双重语义、正式和非正式对等语。

2．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问题的恰当性，例如同某人第一次见面就提出有关禁忌话题的问题恰当吗？哪些问题可问哪些问题不可问？谁可以问哪种问题？这种语言是否粗俗不礼貌？

3．涉及身体语言、手势语和个人隐私等禁忌，要思考什么是每个学习者的文化中都可接受的。

4．注意现代俚语和非正式语，它们是丰富的、具有挑战性的和不断变化的。同时要注意正确的政治术语。

5．在学习者引发的讨论中，自由表达自己的学习者常常会开始讨论一个明显敏感但对他们重要的领域，教师的作用是促进和引导讨论，并保证不会对其它学习者产生负面影响。

6．如果你是在国外的另一种文化中教学，谈论你自己社会的禁忌和你自己对禁忌的感觉。即使谈论不成功，你至少可以了解你能要求你的学生做什么。

7．在上下文语境中看待禁忌语和禁忌话题，例如在文学作品阅读中。

五、结论

当教师决定在语言教学中涉及禁忌时，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是因为它比其它材料更好地实现你的教学目的，还是仅仅因为它是禁忌？向学习者讲授禁忌语言正确吗？使用禁忌话题讲授语言恰当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教师需要考虑自己的班级。如果你觉得通过讲授禁忌语言能使你的学生们的学习需要得到最好满足，那么讨论禁忌语言就是正确的。同样地，如果你觉得通过讨论禁忌主题能使你的学生最好地实现教学目的，那么禁忌主题就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但是我个人认为，在你决定把禁忌语和禁忌话题带入你的教室之前，你要仔细认真地考虑你要求学生去思考什么和如何反应，冒险是不值得的。总之，身为教师，我们的语言就有很多禁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禁忌，因为一个不留神，它就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形象，而且会给我们的教育带来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Paul Kaye. Taboo in the Classroom ［J］. English Teaching， BBC， 2006， 10. 26.

［2］胡耀斌. 浅论课堂语言艺术［J］. 课程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