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储备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货币供给；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刘志雄(1982－)，男，广西柳州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张秀娟(1981－)，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运城学院经管系教师，主要从事货币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7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123－04

收稿日期：2007－01－12

自克鲁格曼(1979)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以来，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尽管这些模型各有弊端，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以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为例，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是否存在货币危机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对之进行改进，以检验当前中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这一方面的运用就成为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货币供给规模研究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超额货币的争论长期存在，出现了超额货币论和非超额货币论。

1．超额货币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常增长，准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92％和2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与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9．6％和6．7％，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假说”、“地下经济假说”、“货币化假说”、“综合成因假说”、“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时滞效应假说”、“资本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和“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假说”等。谢平(1996)认为，超额货币现象的出现主要根源于制度变迁。易纲(1996)认为，货币化就是“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而且这一比例随着分权化政策而增加。赵平(2004)认为，我国超额货币的存在，一方面弱化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股市的超额货币需求对超额货币供给现象的存在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江春(2004)认为，长期以来(1979～2004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比GDP与物价年均增长之和平均高出7．79个百分点，并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回到流通领域，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当前，我国存在着资源错配，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对称，金融体系没有充分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大量的资源被盈利能力低下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占用等问题，使我国货币供应的增加不能带动产出的相应增长。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有效增长，人民银行应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2．非超额货币论。郑小胡(2003)认为，虽然表面上我国存在超额货币，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判断一个经济体系货币存量是否充足，不能仅仅看金融部门而关键要看实体经济的增长与运转状况。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缺，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1万多亿元，面对这些事实，不能说我国的货币供给真正地超额了。程建胜(2004)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超额”或者“迷失”的货币。我国银行系统向社会供应的货币既没有“迷失”也没有“超额”，之所以出现“迷失的货币”或“超额的货币”之说，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当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胡智等(20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对交易方程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我国1991年～2003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广义货币的供应只是存在稍微过量，并不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区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到底处于超额还是不足状态，本文将借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实证检验。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简要回顾

1979年，克鲁格曼教授的开创性论文《一种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奠定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国内信贷的扩张会带来储备流失，从而导致原有的固定汇率在投机冲击下产生危机。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货币危机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必然引起资本流出，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起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陈雨露，2002)。

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持有的外汇储备组成(假定不存在私人银行)，则有：

令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为μ，有：

(公式无法输入)

(4)式表明在货币需求不变时，国内信贷的变化与外汇储备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变动。外汇储备将随着国内信贷的增长而持续流失(见图1)，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之间保持一定比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开创了货币危机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经济理论角度揭示了货币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指出了当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导致危机的出现的必然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假定货币供给保持不变，国内信贷增长率保持稳定数值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以外汇储备的流失为条件。这种假定不符合实际，因此需要改进。下面，笔者试图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检验。

三、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改进

我们仍然沿用上述的代表变量，在不考虑货币乘数(令=1)条件下①，有：

也就是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仅仅考虑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间的比例分配问题，而忽略了随机因素。假定随机因素是白噪声，于是有：

(9)式与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相比考虑了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体现了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在模型中，适度的货币供给由外汇储备

增长率和国内信贷增长率二者共同决定③。(9)式的产生存在一定的条件。首先，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变量的差分具有单位根过程。实际上，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位根过程。其次，由于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假设时间序列是连续的，因而用增长速度来代替时间序列曲线每一期的斜率。再次，假定货币乘数为1，即不考虑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乘数的存在对分析没有影响。最后，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国内信贷规模远大于外汇储备规模，货币供给远大于国内信贷。

四、实证检验

我们以1986年～2005年的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为研究对象，其中，货币供给采用广义形式，即M2；国内信贷相关数据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中资金运用项目下的贷款项目；外汇储备通过汇率已经折算为人民币实际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略)。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三者都具有同步的上升趋势，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相当，二者的规模几乎同步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与货币供给、国内信贷的差距比较大，曲线呈平缓上升走势。

表1为1986年～2005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根据(9)式，计算出1986年～2005年的(μ-β)γ+β值(见表2)。在表2中，1986年的(μ-β)r+β值，可以认为是一个奇异点，该点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大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一方面，当年国内信贷增速为47．9％，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却负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负相关。比较表1与表2中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可以得出：1986、1989年～1991年间，我国出现货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2004年，尽管我国也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现象，但货币供给不足现象并不严重。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货币，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所决定的水平。1986年～2005年间的其余年份(12年)，我国实际货币供给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共同决定的水平相吻合，我国货币供给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并未出现超额现象。

总之，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内，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超额货币、货币供给不足和适度现象。但其中大多数年份(12年)我国的货币供给是适度的，货币供给不足年份不多，而出现超额货币现象的年份则更少。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一样。1994年之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并不多，满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要求，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这也说明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数量非常合适，我国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了超额的货币供给，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高速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因而，国内信贷伴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除此之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直接导致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上升势头。

其次，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变动。货币供给增长率较高，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则较低，甚至1992年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为负，外汇储备的减少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减少了国内货币供给的数量，而国家仍然投放过多的货币，过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当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1992年～1994年，我国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根源于货币供给的过多投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1986年～2005年货币供给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改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由外汇储备增长率与国内信贷增长率所决定，而不是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条件下，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的反方向变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货币供给绝大多数年份处于适度水平，少数年份出现不足和超额现象，这与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超额货币的结论不相符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我国在大多数年份中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处于适度水平，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

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三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尽管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存在确定的比例关系。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年份，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并不满足确定的比例关系，实际的货币供给出现不足或超额现象。因此，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投放的时候，全面考虑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至于使货币投放出现不足或超额，达到满足经济建设所需的适度水平。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制订出稳定有效的货币政策。

中国当前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并不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就十分合理。我国整个经济体的实际货币供给存在结构问题，有效货币供给不足。因此，中央银行在采取各种措施继续保持货币供给正常增长的同时，需要改善货币供应结构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保持财政政策效力的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此外，国家要深化对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改革，提高其资金运营效率，拓宽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通过货币供给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节，使我国的经济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使有效货币供给增加。

储备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外汇冲销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9-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国际热钱和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了3.20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持续增加，使得央行的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大。

目前，由于基础货币的快速投放，造成的国内的通涨水平的一直持续在高位运行，央行同时为了维持国内通胀水平的稳定，防止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在2012年，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的高点。本文通过统计数据，构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检验的模型，分析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通胀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力地遏制了通胀，防止了经济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一、文献回顾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必然引起央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量的加大，进而产生巨大的通胀压力，对于央行的货币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与通胀之间的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通过对中国货币的投放与通胀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率、M2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来回收经济系统的中流的性，在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方面。周光亚、马野青（2008）样本期为2000年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建立VEC模型，通过分析研究发现，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大部分时间是有效的，在由外汇储备增长所引起的基础货币增加中，一部分被经济增长所吸收，另一部分由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所吸收。

本文通过对货币冲销利率建立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对外汇储备，货币的增长以及物价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VAR模型，检验外汇储备的增长引致的货币增长对物价影响进行分析，并对中国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二、实证检验

本文的数据选取的是2000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数据来源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心网站，GDP直接采用搜集到的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对数据描述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通过数据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的通胀水平一直在震荡走高，央行的外出储备也在震荡走高，我国高企的通胀率可能与与我国高的通胀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为了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并且为了减少或消除潜在的异方差，对数据时间序列物价水平的变动P，货币投放量M，以及外汇储备量FEA进行取对数操作，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LNP，LNFEA LNM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用采用Johansen的方法进行变量的协整性检验，结果是三者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对三个序列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货币的增长是物价水平变动的Granger原因，这与事实比较符合。

根据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p值，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的最小值都在第二期出现的，可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p为2，建立VAR（3）模型，对其方差进行分解，得到如下结果：

由上图可以看出，物价水平的上涨很大程度可以用货币的发行规模有直接的关系，贡献率大约为50%，说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一方面被经济的发展，产出的增加所吸收，但一部分却引起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外汇储备的增加对基础货币的投放量的贡献却很低，所以我们认为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起到很好的抑制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的效应。

三、央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我们选取2009年到2011年季度数据做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检验，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当央行发行的货币与宏观经济的增长一致的时候，即货币的增长满足了扩张的需求，我们就可以说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是有效的。当时候，外出储备增加引致的通货膨胀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因此央行货币冲销政策此时无效。因此央行货币冲销政策有效的条件是：＜0，即：

其中：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以代表物价水平，以代表社会的总产出。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上述图表可以发现，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在大部分时间是非常有效的，这与我国一直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关，严格的控制力货币的发行速度，但是有几个季度的冲销的结果不是很有效，如2011年第一季度，由于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但是在第二季度，货币冲销政策就转为有效，说明我国的货币投放的大部分被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吸收，这与我国的国情也是基本相符的。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2006～2011年的季度数据建立模型，通过检验发现，货币投放的快速增长是物价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对我国货币投放的快速增长解释力不足，并通过检验发现，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在大部分时间是非常有效的，说明央行回收了相对一部分因外汇占款而快速增长的货币投放。根据结论，我们提出对于目前我国在货币方面的主要的一些政策建议：

应当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降低我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有助于形成竞争性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优化央行的资产结构当加快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的结构。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大力推动外汇市场发展，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和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拓宽央行的货币冲销手段和渠道，增强央行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灵活性，并通过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能够充分的传导，维持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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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先明，裴平，张谊浩．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

[4]　Sarno L，Taylor M P．Off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Is It Effective and，If So，How Does It Work[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

储备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联储 基本货币政策工具 次贷危机 有效利率

一、引言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最先的反应就是降低美联储基准利率。可见利率政策在美联储的日常货币政策操作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美联储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非常有限。由此美联储采用了各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在很多利率政策已经无效的言论面前，本文首先检验美联储三大基础货币工具变量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以期对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

美联储有效利率作为市场利率和政策基准利率的加权平均值，既能够体现金融市场的变化，又能体现美联储货币政策当局的意图。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降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研究美联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更能体现次贷危机之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发生的变化，为研究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利率会影响资本成本，并直接影响企业和家庭的投资支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同样都将利率政策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政策中介目标。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会影响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能力，并指导通胀预期。很多学者都将利率变动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作为研究目标（Goodfriend，2007；Mishra，2012；Scott，2009）。如果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出现问题，那么政策利率就不能指导市场利率，政策利率的变动就失去了可信度和透明度，利率政策就不是有力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针对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下货币政策效率问题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保罗・克鲁格曼（2008）首先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并且类似于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短期利率等一些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已经无效。随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米什金（2009）针对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的出现实质上已经将金融体系中信息流打乱，外部冲击破坏了原来的信息流，使得金融体系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金融体系主要的作用就是收集信息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这对于资产定价中的价格发现来说是很重要的。货币政策通过对金融体系运行的调控对治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是有效的，并能够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的扩散，促使金融机构恢复发放贷款。虽然说货币政策不可能冲销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所有负向冲击，货币政策却可以降低无风险资产的利率，减小利差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次积极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下滑可能会更加严重。

Stelios et al （2012）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下的美联储、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利用分散的GETS（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方法）方法，考察了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变动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传递效果，以及这种效果的对称性。结论认为欧元区内货币市场利率可以更为有效地传导到贷款利率。利率的长期传递效果是完全的。而对美联储来说货币市场利率相比政策利率传递效果更为有效。从传递的对称性角度来说，货币市场利率向下变动时欧元区的银行利率可以完全传递到存款利率，而当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时银行利率可以完全传递到借款利率。而对美联储来说，中央银行利率下降会直接传递到存款利率，而对借款利率来说利率下降的影响更大。Huang（2012）分析了美、欧、日、中四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利率、信贷、财富、汇率传导渠道效率，最后认为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中央银行首先应用财富传导渠道、然后是利率和汇率传导渠道，最后是信贷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可以中和对国内消费的通胀影响。Christian &Sebastian（2013）利用面板SVAR的实证检验方法分析经济大国政策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并证明在2003-2008年利率的传递效果要高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之所以会发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使得银行对于流动性管理政策更为谨慎，同时不良贷款激增。

以上文献综述当中，主要对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关于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变动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效果观点还是不一致的。而单独考察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变动对利率的影响的文献还没有出现。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说明与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考察美联储利率传导渠道中基础货币工具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效果。之所以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因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添加基于经济理论的限制性条件，考虑到了当期变量之间的影响，并可以得到系统中各个内生变量对自身以及其他内生变量单位变动的反应。且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直观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并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政策效率的分析。

本文针对2003年1月-2012年10月美国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美联储基础货币、美联储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月度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联储基本货币政策工具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美联储网站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分类主要分为长期的和暂时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暂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主要有回购协议与逆回购协议，永久性的公开市场业务包括直接购买和出售证券，已达到永久性增加或者消耗银行体系内部储备金的目的。

在美联储网站数据库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美联储有效利率、商业银行在美联储存款准备金账户当中的总额、基础货币供给和美联储逆回购操作的月度余额数据。

进一步通过图1当中可以看出美联储联邦基金有效利率（Federal funds effective rate）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开始下降，并在2008年10月迅速从0.97下降到2008年1月的0.39，到2008年12月则下降到了0.16。因此在模型分析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样本区间进行分割。

数据来源：美联储官方网站数据库

为了对样本区间进行分割，根据2003年1月-2012年7月对美联储贴现率、美联储基础货币、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存款准备金总额的基本回归方程，这里选择在2007年8月时间点进行Chow断点检验。此时F统计量、Wald统计量相应P值都为0.0000。假设检验事件发生概率为0.0000，说明这一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从统计意义上证明以2007年8月作为断点上对样本区间进行分割是正确的。以下分别对2003年1月-2007年8月以及2007年8月-2012年9月两个样本区间对美联储基本货币政策工具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影响进行分析。

（二）实证研究

1.2003年1月-2007年8月美国联邦基金有效利率、基础货币供给、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月度数据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可知，美联储的储备金账户总额、基础货币、逆回购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有效利率都是一阶单整数据，数据取对数并一阶差分之后都是平稳数列，符合了大部分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的常识。2003年1月-2007年8月，美联储基础货币、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美联储有效利率以及美联储存款准备金总额月度数据共55个样本，这四个变量之间在0.05显著水平下存在2个协整关系，因而可以进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

这里针对样本区间2003年1月-2007年8月对美联储银行准备金总额、基础货币、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和美联储有效利率相关数据进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按照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滞后期选择的AIC规则，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滞后期选择为2期，在稳定性检验当中所有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之内，说明这一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是稳定的。

根据脉冲响应分析（详见图2，横轴为滞后期，单位：月度；纵轴为有效利率波动幅度，单位：%），从“美国基础货币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中可以看出美国基础货币增加对美国有效利率波动的影响为正，变化区间为0.0000～18.29555，说明美联储的基础货币增加使得美国有效利率上升，并在第10期达到最大的影响弹性值，取值为18.29555，随后影响弹性逐渐下降。说明这一时期的货币需求较高，已经使得利率不断攀升，基础货币供给的增加对利率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从图2当中“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2003年1月-2007年8月，美联储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余额增加，美联储有效利率上升，滞后20期的脉冲响应图中影响弹性变化区间为0.0000～1.436751，并在第8期，达到最大值，取值为1.436751，随后这一影响弹性逐渐下降。

从图2当中“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图中可以看出，逆回购数量增加之后前两期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为正，之后转为负值，并在第27期绝对值最大，取值为-0.058203。此处的脉冲响应分析结论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但是此时美联储逆回购数量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非常小。

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相比较来看，逆回购作为中央银行短期货币政策操作项目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为正；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方向也为正。法定存款准备金在美国这类发达国家当中一直不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使用较少。从脉冲响应图当中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变化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很小。

进一步对2003年1月-2007年8月美联储有效利率月度数据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基础货币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最大。滞后48期当中，基础货币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在第2期开始就占有71%～99.38%，其次是法定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其在美联储有效利率方差变动当中占0.000%～1.425338%，在第2期取得最大值1.425338%；逆回购操作对美联储有效利率方差变动影响最小，变动范围为0.0000%～0.003522%。

2、2007年8月-2012年11月美联储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有效利率之间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在对2007年8月-2012年7月美联储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以及美联储有效利率之间进行协整检验时，可以证明这四个变量之间在0.05显著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关系，因而可以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滞后期选择为4期。此时模型通过了稳定性检验，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之内，因而模型可以进行下一步脉冲响应分析。

（2007年8月-2012年11月）

根据脉冲响应分析（详见图3，横轴为滞后期，单位：月度；纵轴为有效利率的波动幅度，单位：%），从“美联储基础货币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图中可以看出，美联储基础货币增加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在前8期为负，此时美联储基础货币的变动对有效利率的影响从滞后20期的脉冲响应图当中来看基本为负且不稳定。

从图3中“美联储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2007年8月-2012年11月，美联储法定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增加在前两期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为正。之后转为负值，并在第8期取绝对值最大-1.781431，并在第18期再次转为正值。脉冲响应分析结论说明这一时间段之内美联储法定存款准备金对有效利率的影响不稳定。

从图3中“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此时美联储逆回购数量的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变动范围为-1.532554～0.0000，并在第5期取绝对值最小负数-1.532554。从美联储逆回购操作短期内可以增加银行体系内部资金供给的角度来说，逆回购操作数量增加应该降低有效利率，脉冲响应分析结论与理论分析结论相一致。相比2001年1月-2007年8月，美联储逆回购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有所加强。

进一步对美联储有效利率变动的方差分解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一样本区间范围内，美联储基础货币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弹性仍然是最大的。其次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月度总额，逆回购操作月度余额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还是最小的。但是相比2001年1月-2007年8月来说，逆回购操作月度余额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有所加强。

从表1中总结了2007年8月前后美联储基本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方差分解结论对比，通过计算可以得出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基础货币供给量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效率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为36%；而美联储法定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和逆回购月度余额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效率都大幅度上升，其中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代表变量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效率增加幅度最大，约为99%。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基础货币供给仍然是对有效利率的影响效率最大的货币政策基本工具变量。

表1 美联储基本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变动对美联储有效利率影响方差分解结果对比

（三）小结

通过以上针对美联储基础货币供给、存款准备金月度总额以及美联储逆回购月度余额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基础货币供给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大幅度降低。按照正常经济学理论来说，货币供给增加在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可以通过降低贷款成本，从而扩大投资规模，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在货币供给增加就可以作为在经济萧条条件下的一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但是如果货币供给扩大，利率却没有随之发生下降，那么就不能由此带来投资成本下降利润上升，投资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利率的货币供给弹性下降到极小值，那么货币供给措施就几乎是无效的，而只能带来通货膨胀，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流动性陷阱”当中。

其次，美联储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为正，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转变为负。根据美联储存款准备金月度余额报告可知，次贷危机之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逐渐增加，而且美联储在2008年10月之后还对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使得商业银行更愿意增加存款准备金。而同时美联储还在不断降息，并且已经进入了零利率阶段，因此这两个变量之间在统计意义上就形成了负向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谨慎性需要导致存款准备金的增加。

再次，美联储基础货币供给对有效利率的影响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为正，而次贷危机之后转变为负。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信贷需求大幅度增加，美联储此时也在加息，基础货币供给对利率的负向影响不明显。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由于失业以及金融机构、企业破产倒闭增加，使得货币需求迅速下降，这时期美联储也不断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对有效利率的影响为负，符合货币经济学中的理论。这也提示我们，在经济不正常的增长过热情况下，变量之间的理论联系开始也显得不正常。这正说明这一时期货币需求的急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理性的，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

最后，由于2007年8月以来美联储不断采用零利率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业务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能力增强。逆回购货币政策措施对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在第二个样本区间内效果大幅度增加，从第一个样本区间的0.000%，增加到第二个样本区间内的13%。

四、结论

以上结论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中货币政策工具对有效利率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从基础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效率降低的角度来说，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流动性陷阱”当中。同时在存款准备金总额和有效利率之间关系转为负，也说明这一时期商业银行体系的谨慎性已经形成了“流动性窖藏”。其中在基准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可以发现公开市场业务对于美联储有效利率的影响力度有所增强。对于已经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联储来说，这一结论说明以逆回购为代表的公开市场业务对于降低市场利率是有效的。危机下的货币政策管理措施可以加大进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操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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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enneth N Kuttner and Patricia C Mosser，”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answers and further questions”，[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BIS Papers No 12

储备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债务危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一、背景

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其他国家筹借的债务。债务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如期偿付其债务，即出现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欧洲的债务问题爆发于2008年的冰岛危机，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也频现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呈现持续蔓延的趋势。美国的债务风险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评级机构也下调了美国政府债券评级。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受其影响欧元汇率波动剧烈，呈现下跌趋势。由于欧洲债务问题的恶化，美元短期走强，但是受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巨额债务问题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长期贬值的预期仍然存在。而在我国3.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约70%为美元，20%为欧元，面对当前形势，积极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以降低风险就变得更为重要。

关于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组成，西方学者起步较早，主要有三种比较著名的理论：资产组合理论、Heller-Knight模型和Dooley模型。资产组合理论主要是采用Markowitz提出的均值-方差分析法，将外汇储备视为一种金融资产，通过资产的分散来降低风险，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考虑各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Heller和Knight质疑资产组合理论在外汇储备比重分配中得应用，从储备资产履行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的汇率安排和贸易收支结构是决定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的更为重要的因素[1]。Dooley模型表明在决定储备币种分配时，交易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外汇资产风险和收益率的考虑，是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和汇率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2]。本文在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时，结合了资产组合理论、Heller-Knight模型和Dooley模型，并综合考虑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币种分配的影响，以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二、实证分析

（一）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的选择

通常各国在确定外汇储备币种时遵循以下原则：经济实力原则、币值稳定原则和交易匹配原则。

数据来源：IMF网站

表1为2010年世界各国的GDP排名，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除中国外，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较为发达，并且具有一定的国际地位，其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也好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其币值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从经济实力原则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我国外汇储备应选择以美元、欧元和日元为主。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从交易匹配原则上考虑，则要考察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的流向、数量和贸易双方的支付惯例。表2是2009年至2011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状况。从该表可以看出我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欧盟、美国、东盟以及日本，主要结算货币为欧元、美元、日元和英镑。因此，从交易匹配原则来看，选择欧元、美元、日元和英镑为宜。

为了便于管理，减少成本，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不宜过多，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的外汇储备货币应该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二）我国外汇储备币种权重的选择

1、考虑风险和收益对币种权重的影响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其收益性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不同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具有一定的差异，而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直接决定了其风险和收益水平。所以，分析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对于构建合理的币种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利用资产组合模型，从风险和收益角度来确定外汇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由上文分析，我们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作为中国的储备货币。要计算这四种货币的权重，必须知道他们的预期收益率、方差和协方差。本文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1年期利率（LIBOR）作为其名义收益率（表3）

数据来源：中国资金管理网

利用EXCEL软件分析表3中的数据，则可以得到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的预期收益率、方差和协方差。

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可以建立以下模型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标函数为(1)式，求最优投资比例Xi,i=1, 2，3，4，使得储备资产组合风险（σ2P）最小。即在既定的预期收益率条件下，求得储备货币收益率的极小标准差。

其中Xi表示第i种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Ri为第i种储备货币的预期收益率，RP表示将外汇储备资产作为一个投资组合的整体预期收益率。

把表4中的方差和协方差数据代入目标函数(1)式，可以将其转化为一个二次规划问题。借助软件lingo9.0则可以得到不同预期收益率水平上的最小风险,以及与该最小风险的对应的币种组合，其运行结果如表5。

从以上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预期收益率为1%-6%的任何一个数值时，应持有日元的比例都比较大，约94%，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日元预期收益率的波动较小，其方差远远小于其它货币。而资产组合理论只是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从发来分析外汇储备的币种分配，所以才会得出以上的结果。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