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第1篇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科学认识的经验还不够成熟，人们似乎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如此突飞猛进，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中国传统儒学。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关于“取代”的说法，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态度，也是一种以僵化的"道不变"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倡导的科学的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

因为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上，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的；同时，某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间关系。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精神领导地位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具体语境来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语文本（文本I）、俄语文本（文本II）与汉语文本（文本III）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上述三个文本与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大地社会生活中、学术研究中、并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认为，把这个关系作为已经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层面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建构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具有前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进步要素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根据”。

任何一种外域文化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必然要有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感兴趣”。要对它从思想上认同。这个认同必然是在本土文化的具体思想基础上发生的，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本土文化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外域文化，同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要有相似的内容或者问题的共同性，或者问题的接续性。如果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认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并积极引入中国，这种现象的中国本土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开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新青年--为什么“会”（或者“能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仅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释。这个事实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发展到此时，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大问题，有新的理论阐释。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正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定，首先是时代精神形势所决定。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基本理由。

其一，当时的革命青年不满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从而激烈地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古老，甚至腐朽、反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过时”，不能解决中国在当时新的时代形势下面临的迫切而尖锐的新问题，而必须从外国（基本上是指从西方）引进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有活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一种西方理论。它的这种“文化圈”地域属性，完全满足中国新青年的上述要求；

其二，中国新青年面对内忧外患，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以革命方式缔造一个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也是反对现状、主张以革命“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够满足中国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要求；

第三，当时的新青年虽然力图引进西方理论救国，但同时也对帝国主义列强恨之入骨；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处理战争后果时的明显不公正更是火上加油，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感情。从而，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中国应当加以模仿的可行性，遭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和拒绝。与此相反，俄国革命者由于尊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了本国沙皇的封建统治，又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属性，被中国新青年所认同。他们断然认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像俄国那样，取得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胜利。（版权所有）

三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点。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素朴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特点。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述“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很能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强调“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有任何的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着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方面，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

四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地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

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间的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五

由于解决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的“变”和“化”过程。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文化解读和被解读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主要地有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文本上的变化。它首先要被翻译成中文。它的中文文本的出现，标志着它被“中国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开始”进入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意境之中。翻译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技术或者技巧问题。它涉及到文化的可沟通性问题，也就是文化间的思想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可传达性问题。理论和学术的翻译，最重要的是关键术语的转译过程中意义的保持或者增减以至于转义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呈现。同一文本在翻译前后的意义的差异，往往最关键地表现为翻译前后的文本各自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思想和精神的基本内容的差异。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到达”中国，是经过了“日文”或者“俄文”或者“法文”的中间环节。这就不但涉及到中文文本同原有的德文和英文文本的差异，而且也涉及到俄国的或者法国的文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些情况决定了一些关键术语在翻译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语境。例如“革命”一词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意义上，原指“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由于无产阶级的不够强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术语，在实际上表达的是由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由农民大众所承担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差异后，从本土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对理论意义的某些规定性的侧重和主体选择。由于不同文化境域中的社会问题的不同，而引进外域新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本土问题，即“学以致用”，所以，就会出现对引入的理论中同本土问题相关的部分、有相似性的部分进行强调、突出的作法，而被引入的理论中本土文化中所没有的内容、或者不熟悉的内容、或者当前还没有功能意义的内容，则不被强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无意识地遗忘。从总体上说，遵循的是应用的"功能性"原则。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情况。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讲述“平等”的内容十分娴熟，也有很到家的理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自由"的论述就不太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要素的理论观念中，平等思想十分强烈，同时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儒家等级制所强调的家族伦理，其实质是“关系身份”，并不讲求人的“自由”。所以，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有“解构性的自由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建构性理念”中，缺乏“自由”的位置，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甚为生疏，甚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常常被误读。所以，在讨论和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时，民主就只被理解为“平等”，而“自由”则往往不被讨论。曾经在中兴盛一时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历史复现，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要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就不但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概念进行研究和理解，而且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自由”的问题，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文化，以及由这个思想文化为基础、为指导的现代化政治和现代化经济，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是有意义的。

六

从总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从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和劳动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这个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而言，中国文化在其本土特性上，具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且广泛传播的实际理由。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世界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它是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其基本内容。

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的这种"双向式的"概略回顾，可以说实际上就已经勾画出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基本特色。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间的干涉、互渗和融合，虽然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开始、也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但是，文化互渗和相互融汇，必然有其生存现象层面的“意向上的相求”和思想精神深层的“理性上的贯通”这两个方面的逻辑依据，这就是文化交涉现象中的“跨文化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必然是在哲学层面进行论证和获得解决的。只有在哲学层面上作出对于文化间互渗和融合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和解决，才能保证这种文化交涉在实践中的顺利进行，而只有这种论证的彻底成立，才能从根本上使跨文化交涉和本土新文化建设获得一个恒久的理性支持。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是实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而合理更新这一双重而又同一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七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发展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前，在“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下，它具有明显的亚洲本土色彩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它就直接地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前途。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和蓬勃发展，从一个角度证明，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某种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现实世界的具体关系的东西，有某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因而，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前世界情况情况下，也就是有前途的、有强烈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在21世纪担负着一项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程度及其下一步进展，关系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关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所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地正确解决和安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继续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继续世界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这个相向互动过程的统一，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

要把这个过程深化，就要求：

第一，中国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在学理层面加强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有历史进步意义和学术进步意义的内容。例如对“大同”、“小康”进行新的、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崭新的文化理论阐释；在形上层面、体制层面、活动层面、思想和精神层面以及方法论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的整体路径，建构可以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要素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框架性工作。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第2篇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jhlt.net.cn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11-12D121）

作者简介：史铁杰（1967―），安徽阜南人，安徽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余妍霞（1979―），女，安徽舒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宣传部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一、传统文化及其教育价值解读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解读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是以一种描述性的方式来进行陈述，如：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形成积累起来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及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的总称。[1]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2]也有研究者从个体与社会等层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概括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天人合一、惠鲜鳏寡、仁者爱人、互助相扶的价值实践”[3]

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与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较为统一的观念。从时间范畴上说，多数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古典文化体系，从时间上界定为清晚期之前;从性质上说，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是根植于本民族土壤中的具有稳定性价值承载，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具体内容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以及佛教文化;从外在表现上说，包括了体现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以建筑、艺术为载体的物质形态以及反映民俗、风尚的动态体现。

（二）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分析

从以上传统文化的理念来看，不论对于社会发展还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传统文化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教育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坚守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并且势必还会将这种具有规训与引导意义的价值体系延续下去。近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就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教育内容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使学生具有“人文素养”并“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更是把传统文化上升到体系的高度，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必须强化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与传播，真正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师生中的重要作用。

二、当前传统文化在高校中的传承现状

（一）对于当前高校传统文化传承的调查

1.调查的研究预设

理论上来说，传统文化对于学生的个体社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应当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这一重要性如何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性，这其中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学生的认同程度，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化与否，从而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信度问题;二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与方式，这会影响到传统文化传承的效度问题。我们围绕这两个方面自制了调查问卷，从学生的态度情感、接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方式与效果等方面来收集信息，以作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

2.调查对象的选择

由于师范院校培养对象与培养目标的特殊要求，关注传统文化在师范院校的传承情况更具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因而本次调查选取安徽某师范院校的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同时选取了少量其他综合类院校的学生，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6份，有效回收率94.7%。

（二）当前高校中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

1.从认知层面来看，当前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

当前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意义方面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54.5%以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2.4%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有10%左右的学生不认可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另外，有66%的学生认为当前传统文化正在发挥着作用，其中19.2%的学生认为当前传统文化的力量很强大。而在对传统文化的后继发展的认识上，有83.3%的人认为大学期间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仅有2.8%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从弘扬传统文化层面，大部分学生认为传统文化有继续发展的必要。

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引领作用较为认可。在调查中就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四分之三以上的学生认为二者是一脉相承、有内在关联。同时，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22.7%的人选择了对于个人修养的意义，是所有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多的。再从对于传统节日的认识来看，75.8%的学生认为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对于思想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反仅有6.6%的学生持反对意见。由此说明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大学生在认识上还是给予了肯定。

2.从实施效果层面看，传统文化传承的效果一般

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情况来看，学生总体上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理想，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表示不了解或是仅仅粗略听说，表示非常了解的只有5.4%。这说明在高校中的传统文化传承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从不同学生的认识差异情况来看，学校的传统文化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从性别对比看，在调查中男生表示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数占到其总数的58%，而女生的这一比例只有33%。从专业对比来看，文史类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占55%，而理工类这一比例只占37%。

3.从途径上看，传统文化缺乏有效的传承方式

从学生所获得的传统文化影响途径来看，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如对于仁、义、孝、忠等传统美德的认识与情感，44%的学生表示是自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另有45.9%的学生表示是在课外书中了解的。在问及学生“主要通过怎样的媒介接触到传统文化”时，有22.9%的学生回答是电视，有20.4%的学生回答是互联网，只有约18%的学生是通过书籍接受到传统文化。而对于从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传统文化影响，64.1%的学生表示很少。

学校对于传统文化传承没有有效的途径。从较为正式的课程角度来看，在统计中有51.4%的学生表示在大学没有开设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从学校的组织与活动开展情况来看，仅有9.6%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校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社团组织，相反一半以上的学生明确表示所在学校没有类似组织。从相关活动的开展与参与情况来看，仅15%的学生表示参与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自己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活动。

三、促进传统文化在高校中有效传承的思考

1.在观念层面对于传统文化要能够积极认同

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主体的文化认同，即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前高校中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首先存在着在思想上重视不够的问题。从学校方面看，缺少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总体规划，诸如课程的开设、内容的选择、活动的开展等。从学生方面来看，表现在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拓展获取传统文化信息的渠道，满足于被动、消极而零散的获取有限的传统文化内容，并且对于所获得的有限内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诸多研究者都指出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问题，这种认识首先是准确的定位，正确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其次是科学的评价，包括评价传统文化内容自身的现实意义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状况。就当前来说，研究者较为多数的评价意见指出当前的传统文化正在日益“式微”[4];批判的继承，这也是在践行教育的创造与更新文化的功能。

具体来说，从学校方面必须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传承对于人才培养及培育过程的重要意义，在目标预设时将传统文化提升到与学校正式课程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传统文化与各学科内容之间有机整合。

2.在行为层面以多元、立体的方式践行传统文化

从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看，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方式，不自觉的、被动接受，缺乏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承形式与载体，因而，在促进高校传统文化传承中具体的行为举措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有研究者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创造让人感受“天人合一”的学校自然环境、加强伦理规范的社会舆论环境建设以及提升学校文化的价值引导力等途径以实现学校的文化传承。[5]在此我们将传统文化的践行从内容和途径两个方面相结合，建构一个多元、立体的传承模式。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传统文化传承一是要全面客观的进行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将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文化呈现给学生，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价值观，民族性文化传统，特色化文化艺术等。二是要在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选择经典性的传统文化著作，并以中肯的态度指导学生去学习、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但凡一个大国、一个强国，都具有能在世界上足以称道的本国文化，这是一种真正的本国特色的非物质力量[6]。三是将传统文化与当前的思想价值观相对比融合，即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从而有效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意义。

其次，从途径上来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是要形成一个立体层次，包括以学校网站为代表的校园网络媒体，以校报、校刊、宣传栏、社团期刊为代表的平面媒体的文化传播，也包含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内涵，课程选择、课堂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解读，再到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学生评价中的传统文化意义显现等，从而形成一个由外到内的学校立体传承体系。

再者，整合社会的媒体资源，积极利用诸如广播、电台、电视台及书籍、报刊中涉及传统文化的栏目或相关内容，使学校内部小环境与外部大环境形成合力，从而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生活与学习中理解与践行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取向。

3.在制度层面要给予传统文化传承以有效保障

从调查中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现有效的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否没有在制度层面体现，在实施层面更是没有明确的指导、激励与制约，因而传统文化传承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形式上，而无法真正落实。因此有效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

具体来说，这种制度体系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课程与教学层面，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建设中都要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诸如以学分选修的形式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到常规课程体系中去;二是在学生活动层面，将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开展及学生社团组织建设纳入到对学生工作管理考评制度体系中;三是在学校管理层面，从学校的宏观办学思想，到对学院及部门的管理要求，再到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评价，都将传统文化传承在观念上、在措施上体现出来。如此，不论是宏观的方向指引还是微观的具体操作，都能建构起一个立体的，以规范、激励等方式保障传统文化有效传承的完整体系。

4.在社会层面要创造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

高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高校自身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行为措施，还需要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社会各方面都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重视既包括政策层面的激励与引导，也包括物质层面的支撑。

在政策层面应通过制定相应的评价考核机制，激励与引导高校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比如把校园文化建设、教育质量评估、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实施情况作为评价高校教育教学的组成部分，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形成学校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第3篇

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二者的产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创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相契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历史渊源。511.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客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客观实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应。它并不是悬浮于空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实践中，经过实践的检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它解释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创造和消灭，只能发现规律，从而探索并利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告诉人们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理性地认识自然界、人及人类社会。这种理性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更是一种实践力量，能够在实践中释放巨大价值。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之源。“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所做的准备。”[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重要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离开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得以延续和传承。“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客观实践，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道路，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巨大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它是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心理倾向和情感态度。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儒、道、墨、法各家学说，也包括许多民间的文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重理论、轻实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儒、墨、道、法四个思想流派都是注重理论的探索和思考，但很少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专制的政治体制使得人的创造性被束缚、被压抑，很难释放个人潜能，也很难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和超越。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比如儒家否定个人的的利益和权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要求人人君子，要求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朱熹进一步提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6]注重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关心和帮助他人，热爱家庭、忧国忧民，做一个仁者，在儒家看来，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这些思想家都在探索人性修养和个人情怀，并没有将其上升到实践的层面。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厚，思想内涵丰富，尤其在个人修身养性和治国之道方面强调的比较多，这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和形成以及政治的创新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是，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促进社会发展，培养人们高尚品德和气节的精华部分，也有专制腐朽、压抑人性的糟粕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学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当下关于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流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兴国之魂，所以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下的进步和发展是源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主流，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塑造根深蒂固，影响深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它的了解、学习和运用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从各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基础和价值追求方面有诸多的契合点。我国著名的学者李泽厚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其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的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和实践与我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以及“人格道德化”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二者的相通性。哲学理论的相通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渗透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许多著作都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想和，前后相随”，它不仅体现了对立面的统一，也强调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虽然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规律不谋而合，这种朴素的辩证法对人民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外化于人们的生产实践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相通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治国理念的相通性，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我国现代著名思想家顾准认为：“中国几千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7]面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必须通过暴力革命三座大山，以革命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由于人们受法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这种暴力革命的改革方式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指导地位。人民解放途径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被压迫阶级通过革命实现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同样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也曾爆发过数次农民起义，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倍受压迫状态下的强烈反抗心理。两者都充分显示了人民对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强烈追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

理论离开具体的实践必将失去真理性和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如果无法合理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那么它必将被怀疑和否定。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殷实。然而，这样的发展却带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人们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有人说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收拾人心”问题。“收拾人心”必将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引导，单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或者仅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都无法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1.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许多理论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情，但未必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对其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其在辩证的否定过程中得到扬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并适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从而增添社会的活力。2.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处理好主流和支流的关系。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任何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将波及政治和经济领域。苏联解体就是惨痛的教训，这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才能推进中国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和思想建设，但这并不排斥我们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我们依然可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3.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品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环境。马克思主义虽诞生于实践中，但是有些理论并不一定适应当下中国的实际，那么这就需要进行理论发展和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同时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基础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4.积极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是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必将形成新的创新成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5.科学处理二者的矛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哲学内容融入现代哲学形态之中，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能够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成为对中国现代化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和改造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富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中国现代哲学，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8]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凝聚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心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对这种传统思想怀有深深的敬意，在现实生活中会积极努力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引领自己的人生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碰撞必定会产生众多的矛盾。从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分歧，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要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丰富二者的内涵，使二者在和谐有序中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6.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异彩纷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为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得二者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60.

[4]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2-383.

[5][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82.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6.

[7]顾准.顾准文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95.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第4篇

（遵义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大众文化的快餐式消费文化审美的冲击让中国的传统经典陷入了困境，经典教育遭遇了尴尬，我们需要大众文化的通俗娱乐、方便快捷，也需要传统经典的价值导向和灵魂洗涤，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大众文化；中国传统经典教育；问题

大众文化一般认为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操作手段推出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1]这样的大众文化是一种越来越娱乐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充斥的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包围和席卷了这个时代，一切都追求快，强调刺激，于是，娱乐成了文化的代名词，快乐成了凌驾于一切的衡量标准。享乐主义的观念日益兴盛，严重地影响着当下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这个被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所包围和席卷的、一切都追求快捷和时尚的时代，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对传统经典经行深层阅读的能力和兴趣，我国的传统经典被冷落甚至排斥，在山洪暴发般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出现了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1　文言文阅读的困难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经典的主要存在方式，而文言文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散失了日常言语交流的功能，学生对文言文越来越陌生，陌生的文言文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越发地凸现了其深奥难懂的特性，也就越发地拉开了与阅读者的距离。

如果时代的发展逐渐地拉开了学生与传统经典之间距离而让学生对文言文越发地陌生是导致传统经典越发地难懂的话，那么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意义的差别则把两者之间的距离变成了鸿沟。随着汉语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许多汉字、词语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语言的组合规律和组织原则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例如，当我们阅读《离骚》时，读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时，句中的“厌”按照现代汉语的原本的普遍意义应该是“讨厌、厌恶”的意思，但是在这句话中是“满足”的意思，这样，如果我们阅读时按照“讨厌、厌恶”来理解句意时，句子就理解不通更不正确。而在“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一句中，“信”是“果真”的意思，与今天我们理解的信件的意义更是相差甚远；而且阻碍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的不仅是一些汉字意义的变化，这句话中有些汉字因为其使用率低也造成了理解的艰涩，比如“姱”、“顑”，因为不是常用字，所以也就不常见，更不好理解其意义。而且这样的不常用的生僻字和意义发生变化的汉字、词语随处都是，甚至句句都有，这样虽然我们都知道屈原的 《离骚》价值有多大，但是要让学生去阅读并理解却非常困难。

认识但是不懂或者根本就不认识是文言文学习的主要问题，也是阻碍学生阅读文言文的主要原因。如何降低文言文的难度，如何缩短读者与文言文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读者对传统经典的阅读兴趣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阅读模式的冲突

现代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纸质书本的阅读而追求一种短平快的数字阅读方式，我国的传统经典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困境。这种数字阅读的方式降低了人们文字阅读可能性，因为大家都更加倾向于直观的刺激的屏幕阅读，即由看电视看电影而取代了阅读文字。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审美渐渐取代了传统的“美的艺术”的静悟升华的审美方式和审美需求。

这里的“传统”并不就时间概念而言，而是就文化艺术的某种本质而言，这里的中国传统经典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的“美的艺术”的具体表现，而“美的艺术”需要的是读者的深层阅读，传统经典的深度阅读模式在大众化的文化冲击下顿时就黯然失色。传统经典深层阅读的需求与新时代背景下催生的快速消费观念之间的冲突，阻碍了我国传统经典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阅读与传承。在艰涩难懂的传统经典的文字阅读与娱乐轻松的图像阅读之间，学生更愿意选择形象的图像阅读而对抽象的文字阅读敬而远之。形象的图像更容易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和愉悦，电影电视的娱乐文化更受年轻读者的欢迎，传统经典被年轻的学生们束之高阁。

当《西游记》以电视、电影的通俗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他们百看不厌，但是，当《西游记》仍然是小说，读者的阅读兴趣就大幅度的下降了，这是我国传统经典的面临的尴尬，更是我们每一个教育者需要面对的现实，需要解决的切实问题。我们需要电子媒介的方便快捷，也需要传统经典的价值导向和灵魂洗涤，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3　审美观念的冲突

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 “媚俗艺术是对现代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的一种快乐逃避。”[2]世俗世界中，我们需要大众文化，需要大众文化的轻松娱乐的审美，使我们在复杂而艰难的世界中获得心理的舒适，心态的平衡。但是，过度的依赖大众化的娱乐功能，使人们逐步的陷入了娱乐的漩涡而无力自拔或者说是不愿自拔，进而追求享乐，享乐主义的思想俘获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审美变得庸俗化。庸俗的审美、世俗的审美观念消解了传统经典所蕴含的神圣、高尚的价值追求。严肃的审美文化被游戏的审美态度遮蔽，被游戏娱乐驱使的人们再也不愿意静思，更不会为传统经典中那些动人的人生价值选择而感到，感官的刺激审美、感官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意义的探索、人生价值的追求。

传统经典成了历史长河中曾经的存在，成了一个文化的符号，民族的记忆，真可谓是民族的一场大的文化悲剧，这样的文化的悲剧更严重的后果则是人们思考的衰竭、是非观念的混乱。当下的年轻人不会理解《史记》中的刺客豫让的震撼人心的“士为知己者死”的生命价值追求，也不会明白《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爱情选择。

如何扭转大众文化冲击的局势，如何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通俗的娱乐的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高雅的深层的传统经典是我们民族历史留给我们精神财富，更是净化我们心灵、提升我们修养的精神营养，当一种文化遇到另一种文化，相互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相互融合更是不可阻挡，但是，彻底放弃旧的，无条件地接受新的是万万不可行的，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传统经典的新鲜和价值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鲁晶.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审美[J].社会科学战线，2012（4）.

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解释学　当代性　传统思想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014－0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提出者的本意――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当代人向马克思原典的回归，缩小乃至消除我们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间距”。他们要通过对第一手文本作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束缚，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以期找到哲学新视角的理论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哲学体系重新建立起来。这被称之为“文本与历史分析”方法。

很显然，“回到马克思”不是从现代解释学立场而是从传统解释学立场提出来的。只有传统的解释学才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是返回作者的原意。如何才能做到返回作者的原意呢?它认为只有提供严格程序的方法论才能做到。这种方法论的第一步就是要消除理解者的成见或自身视域。只有将理解主体的自身视域彻底消除，理解者才可以做到：一方面就文本自身理解文本，这是通过语文解释方法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将自身置入到作者创造文本的境遇之中，即通过重建作者创作文本的心理活动而完成的。通过这种语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来达到消除存在于理解者和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是传统解释学理论的一种普遍要求。第二步要解决的是文本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这是通过部分与整体意义关系的解释学循环来完成的。我们阅读一个文本，首先接触的总是文本的某一个部分，对某一部分的理解靠的是对整体的把握，我们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把握部分的意义，而对整体的理解又只有在理解各个部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因此，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就这样来回地奔忙着，最终的理解则靠顿悟来解决。这是一种封闭的解释学循环，其前提就是设想了一个由文本圈划出来的孤立的意义“岛屿”。总之，传统解释学是仿照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来设计人类理解范式的。它先认定对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理解主体的“客观意义”即“原意”或“本意”，然后，寻找具有理论的或逻辑的确证性的“第一原则”或“起点”，从而建构或再现关于“文本”的完整的意义体系。这里的关键就是获得一整套解释学方法。有了这一套一般的方法论，我们就可以达到对任何文本的“原意”的理解。

但这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其一，任何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都有自身的历史性，都是相对于当时的处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而写下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作者所处时代提出的问题的种种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时代的人只能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来解决一切时代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试图为人类提供永恒指导原则的文本，也只有在这些原则能够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生活着的人们的具体实际、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只有在使自身不断接受新经验的洗礼、具有对新经验的容纳力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才有可能被视为正确的、对人类有益的。因此。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绝不可能是静止着的。它不可能永远矗立在那里，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其二，作为理解者，果真可以彻底清除掉自己的一切主体性因素么?这也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我们反思我们的存在时，我们就已经存在着了。正如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空气、水、阳光和大地一样，我们根本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习俗、传统、制度、国家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伽达默尔对此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已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其三，就理解过程而言，理解绝非是一维地指向过去，指向历史文本或流传物。我们理解文本、理解历史或历史流传物，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我们所处的现时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才去理解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因此，理解乃是一种中介，通过它，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和文本中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回到文本的原意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得到了所谓“原意”，回到了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所说的话语是针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说的，把它们套用到我们今天的实际，那就只能让我们削足适履，大闹笑话。虽然马克思主张的一般原则、原理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强大的指导作用，但如果不与我们的实际联系起来又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而且，如果没有现在的眼光、立场和旨趣，没有我们针对现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也达不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真正理解。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回归马克思”就真的是在用一种“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于我们当前实际无补，而且也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倡议者提出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充分的理由是：只有“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够杜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随意性和相对性，从而保证我们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客观性。这恰恰把问题弄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不是建立在主观的一心理学基础上的原意，而是“客观的、在效果历史上被调解了的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意义本身是随理解者的理解而生成变化着的，我们的理解只有在能够呈现或揭示这个处在生成变化中的客观意义时，我们的理解才能够被称之为“客观的理解”。反之，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静止化、凝固化，并认为理解就是对这个不变意义的把握，那么，我们的理解就只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或许有人会这样提问题：只有对・个确定意义的理解，才使理解具有确实性，因而具有客观性，而对一个变化着的意义的把握。因不具有确定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客观性，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提问题，只能表明提问者对现代哲学解释学缺乏深度理解和把握。现代哲学解释学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存在的根本性质“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那种可能方式”。既然如此，存在的意义就绝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只能是变化发展着的。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生成变化着的，而且与存在一样具有整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就是指存在的意义既不单属于文本，也不单属于理解者。而只能在文本和理解者之间产生和形成。这个意义就像一个不断扩展着的“同心圆”，对一切理解

者来说。它都是共有的。我们进行理解，一方面是通过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领会和体验来扩展这个“同心圆”，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共同意义的分有”。每个理解者在理解时，他必然地具有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或先行存在中获得的立场、视域等所谓“前理解”因素，没有这些因素，所有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模式、一种理解，而只有一种理解的理解就根本不能称之为理解。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仅当本文每次都以不同方式被理解时，本文才可以说得到理解”这句话的深刻涵义之所在。所以，理解者的个别理解看上去又必然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或片面性。但是，正是“通过这种片面性。解释就使得事物的某个方面得到了强调，以致为了达到平衡，这同一个事物的另外方面必然会继续被讲出。正如哲学辩证法通过矛盾的激化和提升，使一切片面的观点得到表现，诠释学的努力也有这样的任务，即从它所关联的全面性中开辟意义的整体”。甚至，“在观点的相互冲突中”，“建立起一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超越了个体和个体所从属的团体”。通过个别的、特殊的理解达到对存在之整体意义的开放性的把握，这就是理解所具有的确切性质和情形，这才是客观的理解。

总之，理解的确定性绝不意味对某种并不存在的“原意”的把握，而只意味着对理解的性质和实际情形作出一种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描述。从这种意义上看“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就只能是主观的，并不具有任何客观基础。还容易造就如下混乱：我们是回到早年的马克思还是晚年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还是回到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我们是回到个别的马克思还是回到作为整体的马克思?这些问题在“回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很难解决的，注定得不到任何主张者满意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

许多论者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个提法，经过思考，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这就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提倡者认为这一口号有三重意义。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二，只有在当代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理解。第三，在当代视野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主张“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虽然不满意“回到马克思”这一提法，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它。在他们看来，“回到马克思”只是一种手段，“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是目的。只有通过“回到马克思”才能“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才能保证走人当代的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由于“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主张者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回到马克思”相提并论。所以，凡是“回到马克思”的提倡者所面临的诘难，“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也同样要面对。如果“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那么“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虽然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着的，但实际上思路却完全一样。它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对象。“回到马克思”是要我们作一个趋近这个对象的运动，“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是要将这个对象拉到与我们并列的位置。这种对象性思维方式只能让我们和马克思哲学永远处在一种外在关系中，我们根本达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解。

“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主张，除了它与“回到马克思”不恰当的关联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

首先，“让马克思走人当代”显然过多地强调了理解者的主观愿望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似乎理解就是理解者的主观行为，仿佛人们要怎样的马克思出场，马克思就以怎样的形式出场。这是对人类理解活动的严重误解。提倡者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进行理解时，不仅会受到文本的制约，而且更会受到我们所具有的“前理解”因素的制约，我们永远都不会随心所欲地进行理解活动。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先，我们就以理解的方式存在着。正是这种存在方式决定我们理解什么和怎样去理解。因此，“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如果说得更清楚，那么，“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很显然，如果没有我们自身和理解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就不能理解，而这种联系不是在心理层次上或思想中进行的，而是先在的。也就是说，只有我们与对象存在一种先在的实践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而所谓真正理解，就是我们和对象一同被理解。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我们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现实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而是中国的现实和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决定马克思能否或在何种程度上走入当代。

其次，如果“让马克思走入当代”这一命题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含义是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如何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抽象地现成地作为原则、信条、公理存在于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还是与他们所论述的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回答显然只能是后者。纵观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我们很少发现有专门论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著作。经典作家们也没有写一本试图建立一个体系的哲学文本。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部都与他们所讨论的各种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既然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因此，关于永恒存在的原则也是没有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除了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之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倡任何不随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永恒原则，当然也就没有提出一套真正离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让马克思走人当代”的论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时认为它们是通过“回到马克思”而理解和把握到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他们论述的具体问题相分离、得到一些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方法之后，然后再将它们运用到当代现实生活中来。这里实际上把理解和应用分解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做法可能迫使我们承认存在所谓一般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东西是可以运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中去的。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教条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的当代视域和马克思分析解决他们自己时代所产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东西，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也非完全是我们自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种新视域才既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能够解决我们自身面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论者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

再次，“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未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基于用抽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令人感到困惑的情形或悖论。要么我们永远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抽象的东西进行不断的证实，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新的发展；要么，我们要发展，就得否定这些东西，其结果就要遭遇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责。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仍然是：不是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当代现实生活问题。而是我们捕捉到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之后，去阅读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解决他们时代的各种问题中获得启发，得到借鉴。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视域融合之后的新视域来解决新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列宁、、邓小平这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伟大实践活动以及理论创新中获得这一认识。只有他们这种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向前进。又绝不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甚至也绝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当作教条的做法，才能说是真正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在理论上采取非教条的做法，采取让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适应变化着的实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态度，才能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或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会用来解决我们今天的实际问题并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是在反对“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同时提出来的。在提倡者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本身就是有着当代意义的，我们根本用不着“回到马克思”，只要我们立足当代视野，我们就完全可以发掘出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倡导者还给出了如下推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具有当代意义，原因在于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马克思哲学提出的改变世界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立足当代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包含着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社会的现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视角看，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是有意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却不是我们“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如果这样说，那就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自在的意义”或“固有的原意”，似乎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某处的。过去，我们没有发现它，或者它被遮蔽了；现在，只要我们用心思考或用力“发掘”，我们就可以得到它。这样认识的后果就是论者把自己反对的东西又偷偷地从后面放了进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只能是在当代人对它进行理解时重新生成的。这个重新生成的意义既非单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非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随心所欲的主观成见之类，它只能是两者交融的产物。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大小――按我们的理解来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大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了，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了。

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一命题除了有“原意说”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值得斟酌的地方。首先，倡导者在提出这一命题时的底气不足，可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信心不足，其错误推论甚至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信任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他提出的任务也远未完成，世界历史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难说是遵循着马克思的设想和按照马克思设计的道路在发展。这难道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缺乏效力吗?这难道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空想”性质吗?之所以会导致人们这样去推断，原因在于倡导者自身的推论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没有对“问题”作出界定，混淆了“一般”问题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就问题而言，既有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始终的所谓“一般”问题，也有特殊时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问题。这两类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所说的“一般”问题。就是只能在思维中对其进行抽象、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问题。我们在现实中能够找到的只是表现“一般”的个别的特殊问题。无论是谁，他都无力解决人类社会的一般问题，这些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而永恒。人们着力解决的只能是自己所处时代产生的各种特殊的问题。但对特殊问题的解决及其所运用的方式和手段往往能够为其他的时代的人们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一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特殊表现――提供借鉴和参考。马克思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只能提出和解决他所处时代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无可挑剔，是做得最好的。他指出的人类历史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说马克思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也未完成他提出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苛求，是试图让马克思做一个能解决一切时代的“一般”问题的“超人”或“神”。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靠的是不同时代人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试图让某人代替一切时代的人们去思考和行动，这是荒谬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同样愚蠢的。”

其次，提出“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并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所谓“理解遗忘”问题，并促使人们直接将马克思的理论拿来运用于对我们今天各种问题的解决。之所以会产生“理解遗忘”，是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认定“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与马克思之间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时间距离”，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就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理解遗忘”的结果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照搬照抄，只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依赖。最后是我们都成了懒汉，马克思则成了最忙碌的人，成为代替我们思想的思想家，被赋予太多太大的责任。这样一种结果肯定为倡导这一命题的论者所不愿见到。但提出这一命题却很可能导致这样一个不愿见到的结果。因此，我们还是取消它为好。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

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化”，是西方学术思想界的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只是儒家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如汉学家列文森就认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指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一些国外学者则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

国内虽鲜有人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但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概念、范畴上的相似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可相互结合却不乏其人。当然，也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原因不是指它们在概念、范畴上有什么相似相通或渊源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则无疑属于前近代哲学。在现代和前近代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近代文化形态，从存在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处在与近代哲学对立的态势上。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相似而不是什么概念、范畴方面的相似，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相互结合。也有资深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至于两者有机融合，则不可能。

以上所举各家观点相互矛盾且充满争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这个问题完全梳理清楚，但至少可阐明我们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首先。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或儒化的观点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传统哲学所同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同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只能是视域融合。只有视域融合才能产生新的境界和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视域融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一种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丰富和完善。只有在两者通过实践分别改造提升自己的基础上实现的结合，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如果只是同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同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化，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果实产生。这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述精神如何从它自身中走出，如何在他物，即在异质的事物中达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些话的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要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它就必须从自身走出，去主动接受许多异质的东西，而对异质东西的接受就意味着必须对自身作出某种否定，不经过这种否定，不去冒任何风险，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不能成就自身。这正如黑格尔所言：“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结合”意味着结合双方都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只有自我否定，才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富有成果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