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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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血浆置换；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C反应蛋白
Clinical objection on ARDS treated with plasma exchange and continuous venous-venous hemofiltration
JIANHong-yun,ZHOUZai-sheng,OU Xiu-yan,et al.The People’s Hospital Zhongshan City 5284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lasma exchange(PE)and continuous venous-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Methods 20 patients with ARDS were treated with PE and CVVH except general management,MAP,HR,CVP,PaO2，PaCO2，PaO2/FiO2，dynamic lung compliance(Gdyn)airway resistance(Raw)and C-reactive protein(CRP)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PE.CVVH treatment.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tolerated the treatment of PE and CVVH.The data showed that MAP,HR,CVP,PaO2，PaCO2，PaO2/FiO2，dynamic lung compliance(Gdyn)airway resistance(Raw)C-reactive protein(CRP)were significant chang following PE(P
【Key words】Plasma exchange; Continuous venous-venous hemofiltratio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yndromr;C-reactive protein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yndromr,ARDS)是指 由心源性以外的各种肺内、外致病因素导致的急性、进行性呼吸衰竭。是一组连续变化的临床综合征。往往是多器管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中最早出现的器管功能障碍，是机体对感染性或非感染性致病因素的过度炎症反应状态，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征[1]。以单纯中和或阻断某些炎性介质为目标的临床试验均未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2]。连续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是一种体外血液净化的治疗方式，但是连续性血液净化主要以对流作用清除溶质分子，可通过一定孔径的滤膜选择性地清除血浆中小于滤膜孔径的分子如TNF-as、TNF-R1 s TNF-RIl 、IL-1而对于IL-10,sTNF-R和分子量高达54KD的TNF-a三聚体清除效果较差，这也是考虑CBP对细胞因子清除作用研究的不足之处。基于血浆置换与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对不同分子量炎症因子的清除机制，本文研究了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治疗及其临床意义。其中检测指标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是一种非糖基化聚合蛋自，是炎症的急性时相蛋白中最敏感的指标，是临床上最有效的炎症标志物是早期评价ARDS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有效血清学参数，监测CRP的动态变化对于预测ARDS的炎症反应及病情变化意义尤为重大。选择本院自2005年5月至2006年4月对重症监护病房(ICU)中ARDS患者20例，应用血浆置换联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进行治疗，观察其对ARDS患者血液动力学、呼吸功能、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ARDS患者20例，男14例，女6例，年龄35~75岁，20例患者均符合中华危重病医学会1995年制定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诊断标准[3,8]。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但在24 h内死亡的患者被排除。疾病种类:巨细胞病毒感染4例，急性胰腺炎6例，多发性创伤4例，肺部细菌感染6例。患者收人本院ICU后均持续监测心率，经桡动脉穿刺置管持续监测直接动脉压(ABP)并抽取动脉进行血气分析，经右颈内静脉穿刺后置管监测中心静脉压(CVP)。
1．2 除内科常规治疗、对症支持治疗外，所有患者均给予PE联合CVVH治疗，行PE和CVVH治疗患者均采用股静脉双腔导管作为建立临时血管通路。
1．2．1 CVVH及PE方法 使用BM25型床旁血滤系统(美国Bater公司生产)，先行血浆置换，采用Fresenius公司生产的PlasmafluxP2S型血浆分离器，血液量150 ml/min，置换时间1．5~2 h，置换新鲜冰冻血浆总量1 500~2 000 ml/d。接着行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血滤器采用Fresenius聚矾膜血滤器AV600(膜面积1．4 m2，超滤系数400 ml/（mm Hg•h)，每6~8 h更换1次。置换液采用总医院配方，根据患者血钾情况决定是否加人氯化钾，置换液以前稀释的方式输人。每日治疗时间8~12 h,置换液总量不少于30 L，置换液3~5 L/h,血流量200~250 ml/h，超滤50~250 ml/h。每位患者根据病情治疗1~4次。采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有出血倾向时停用。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1．3．1 临床观察指标PE及CVVH治疗前后，连续测定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pH、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氧合指数(PaO2 /FiO2)、肺动态顺应性(Cdyn)、气道阻力(Raw)，同时抽取静脉血2 ml测定血液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的浓度。并进行动态APACHEII评分，SIRS积分按SIRS诊断标准体温、心率和白细胞计数每一项达标算1分而不考虑呼吸频率。判断患者整体病情的变化。
1．3．2 CRP及细胞因子TNF-a的检测在PE治疗前、治疗后及CVVH治疗，分别在动脉端取血标木，CRP由BECKMAN COULTER 1 mMAGE免疫化学检测仪测定，正常值小于3 mg/ L。TNF-a采用ELISA法测定(试剂盒购自Delclone公司)。
1．4 统计学方法 结果以均数士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临床转归 20例患者ICU住院治疗时间8~20 d，接受PE联合CVVH平均治疗次数2~3次。 14例治愈，6例死亡，死亡率30%。死亡原因为感染未能控制。14例存活者在PE联合CVVH治疗过程中体温逐渐降低，均顺利脱离呼吸机，在第1次PE联合CVVH治疗前均使用升压药，治疗后升压药逐渐减量，并停用;3例存活者在治疗前存在少尿(
2．2 指标 血浆置换后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CVP),pH、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氧合指数(PaO2 /FiO2)、肺动态顺应性(Cdyn)、明显升高，气道阻力(Raw)，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的浓度明显下降(P
3 讨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是由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激发的“瀑布效应”，可引起细胞的变性、坏死和凋亡，如果损伤或感染严重，存在时间长，则“瀑布效应”的最终结果为MODS[4],检测了急性期ARDS患者血清中IL-Ia,IL-2、.IL-10、TNF-a等细胞因子的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有明显的升高，进一步从分子水平证实ARDS患者存在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其产生的炎症介质和各种细胞因子进入血液循环后将激活体内其他炎性细胞，释放更多的炎症介质，导致全身反应不断加剧，致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水、电解质平衡失调，多系统器官功能障碍。近几年发展了一些其他辅助的治疗措施。包括俯卧位通气[5]、抗氧化治疗[6]、表而活性剂替代治疗等[7]。最近Evans等[8]调查发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ARDS的病死率仍高达34%~58%。因此，迫切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治疗措施来降低ARDS的病死率。其理想的治疗措施是预防、早期干预SIKS的发展，目前多以应用连续性血液净化(CBP)治疗，就是通过消除炎症介质，达到阻断其链式反应，从而使ARDS患者症状缓解，已取得为后续治疗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连续性血液净化主要以对流作用清除溶质分子，可通过一定孔径的滤膜选择性地清除血浆中小于滤膜孔径的分子如TNF-as、TNF-R1 、sTNF-Ril、 IL-1，促炎细胞因子TNF-a,IL-1R,IL-6,IL 8和抗炎细胞因子IL-1Ra的分子量都小于30 KD理论上都可透过孔径为30 KD以上的滤膜而被清除促炎因子被清除有利于下调全身炎症反应，恢复促抗炎平衡在以往脓毒症的研究中也证实血滤能滤出细胞因子，有效降低血浆细胞因子水平，而对于IL-10,sTNF-R和分子量高达54 KD的TNF三聚体清除效果较差，这也是考虑CBP对细胞因子清除作用研究的不足之处,余晨等[9]的临床研究也证实血浆中TNF-a均以具有生物活性的三倍体的形式存在，因此，它不能通过滤膜被清除。而PE膜上的孔径为0．2~0．4 μm，血液的中、小分子及血浆蛋白结合大分子量的毒物质均可滤过，能清除内毒素、胆红素、胆酸、TNF-a,IL-6等物质[8，10]。PE时新鲜冰冻血浆中因应用构椽酸钠抗凝稀释，胶体渗透压下降，易诱发脑水肿，大量构椽酸钠的输入易发生高钠血症、代谢性碱中毒。应用PE联合血液滤过治疗，可降低血浆置换并发症，本文的数据显示:用PE和CVVH联合治疗后，使炎性介质TNF-a呈进行性下降,CRP呈进行性下降阻断炎症级联反应，ARDS患者氧分压和氧合指数均明显升高，肺动态顺应性升高，气道阻力降低，提示PE和CVVH联合对ARDS有治疗作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①通过PE和CVVH有效清除血液循环中的炎性介质，改善机体尤其是肺部的炎性反应，改善毛细血管通透性，肺间质水肿减轻，使肺换气功能改善;②周围组织水肿减轻，外周组织及重要脏器的摄氧能力提高;③持续、稳定地调控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控制SIRS和MODS发展，促进衰竭脏器的恢复，有效改善ARDS的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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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第3篇
摘 要：民族学是我国高等民族院校一门必修课，它是根据我国统一团结和谐的多民族以及各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研究分析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新兴学科。本文将从民族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来探讨民族学这门课的归属，从而可以确立民族学也是经济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
关键词：民族学;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
民族学是根据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环境以及各种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和睦的关系，又结合当地的民族特色而兴起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也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方面。本文在分析探讨民族学与政治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后，有进行划分并且归类民族学的归属问题。根据文中的分析我们目前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所学的少数民经济学也是属于民族学的。
一、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
民族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依据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特点又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人情等各方面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少数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学科，它更多地关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现象、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虽然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门课程，但也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这两科都是新兴学科，它们之间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们在研究问题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二者的研究内容和目的等等是不同的。相似之处都是共同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公共富裕。少数民族经济学是民族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学科和篇章，它是民族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二、民族学与政治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对基本矛盾，不但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政治学里面的主要内容。政治学是一门主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学科，在人类社会史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分配关系不但是民族学里面的重要的方面，而且也是政治学里面要关心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民族学里面所讲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大融合的互助合作关系，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学所说明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也算是民族学里面的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民族学与经济学
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学二者之间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许是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研究对象，两个不同的学科形成共同之处，也可以合并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民族学更多的研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文化等问题，少数民族经济侧重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严格一点按我国的学科划分请情况，民族学这门课可以划分到民族类，而少数民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可以划分到经济类的。
在我国学术界就有人提出，把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经济二者之间的相似处，单独的归纳总结概括，从中找出共同的特点然后在认真的分析总结，规划处一本书，针对书名大家提出不同的见解，好多人都建议让二者的书名结合在一起，或者结合经济趋势和民族发展特点，给这本书名一个非常意义深远的书名。例如，在外国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建议命名为新民族学等等，而在我国大家就会以民族经济学命名。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他可以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观察问题，也许会避免以前二者之中只关注一个的观点，不能从整体的角度去分析。例如根据二者的结合，我们可以把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的共同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根据这个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分析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规律，以便更好的把握民族学与少数民经济学的规律，从而更好的理解我国目前的方针政策等。
四、实践中的民族学和经济学
在上一段我们讨论了把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其中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它们的相似之处中，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贡献。其实不管是民族学还是少数民族经济学它们都是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学术界，专家学者在研究探讨少数民经济的问题时候，都会涉及到有关民族学的理论和观点，可是这些并不能全面的概括二者的综合，也不能全面的提出各个方面的观点，还有一些民族经济特色的经济体制，例如，现在流行欧盟一体、东南亚共同体、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等等。
少数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学不管是站在经济方面还是民族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分析不同的问题二者都是成立的。我们先看它们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才能更好地观察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反映的问题也会更全面更深刻。其次站在反映一个地区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侧能更好的体现出当地的民族文化特点和地理环境，它们有自己生活方式和与此相适应的民族特色，因而民族学更多地侧重研究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外界的相互交流等等。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社会关系以及人文风俗等，而实际上民族学也没有全面的研究我国整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在很多山区就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民族，由于很少与外界接触交流，我们也很少去了解它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全年的收入情况。
五、民族学的归属
在我国就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不管是民族学还是经济学都能反映各个民族的发展状况。少数民族经济又是我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有很多经济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和爱好出发，研究民族经济。而少数民族经济更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成分，现实中也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经济类的一个重要学科和组成部分。前段时候大家都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民族学的学科，其实更重要的说明下，它是民族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在我国尤其是学术界，如何划分学科以及怎样分类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问题，世界各国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专家会按照不同的分类侧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有的国家就会按照民族的研究内容划分，还有的会采用研究的对象不同来划分，安研究对象不同的，首先就会要对各个民族的人口以及他们的需求不同进行调查分析总结，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各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最后进行分类。事实上，对于干刚兴起的民族学来说，其学科归宿划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哪种划分都可以说明民族学与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各个方面都会有民族学的身影。（作者单位：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M].北京： 自治区出版社，2012（08）.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第4篇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前景理论 国家行为 国际关系理论 理性选择
现有国际政治理论的“非历史性”缺陷及其原因
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非历史性缺陷。1979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思想,通过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结构方法与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进行类比,为现实主义理论带来了高度“科学化”的倾向,初步满足了理论界希望拥有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而简洁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强烈愿望。①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理论建构的过程都发源于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补充。二者的理论逻辑在“科学化”层面上都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可以说,“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很难绕开《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已经建立好的理论框架。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较多批评认为该理论中缺乏 “历史纬度”。如,罗伯特・科尔斯认为,“沃尔兹的著作根本上讲是非历史的。人们既不能在超越历史时代的任何普遍意义上谈规律,也不能外在于历史或先于历史来谈结构。” “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而来自与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②如秦亚青所言,“所有的体系理论都坚持共时性特征,研究对象被假定为相对超时空的系统而非历史演化的产物。”③
主流国际体系理论中“非历史性”缺陷的原因。尽管早期经济学大家如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著作中,包含着历史与演化因素。20世纪三十年代,在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学界逐步选择了以抽象“经济人”为理论前提,对市场稀缺资源在价格机制下的分配进行演绎性研究的研究取向。为了获得体系化的市场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还为理性经济人提出了一系列的严格的“理性公理”,具体包括“完备性公理”、“传递性公理”、“选择性公理”等严格的限制。④
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走上了一条过分注重演绎的道路,数学模型的过度使用使之越来越将研究拘泥在经济生活的极小片段内容上。同时,静态的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无疑脱离了客观事实。受这种研究取向的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理论都坚持了静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无疑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方面存在缺陷。
“对前景理论”的回顾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传统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坚持“完美”的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即,经济个体的偏好在概率上是线性的――行为体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总是具备一个基数效用函数;一组无懈可击的备选方案;一个与每一策略相联系的有关未来可能状态的联合概率分布;还有一个使期望效用极大化的策略,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者看来,行为体的心理因素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们理论的研究范围。
前景理论的修正。随着市场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低效率的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大量的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即使在结果和相对概率已知、定义明确的风险选择情境下,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并不能合理和准确地预测行为体的行为。一些学者因此从心理学层面推进自己的研究。
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一文,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主要内容包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包括对信息进行“编辑”和“评价”两个阶段,编辑方式形成了对相同决策问题的不同“框架”,从而产生了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性,即“框架效应”。框架效应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在加工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不同框架导致了不同的决策结果。例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亚洲病的例子表明,⑤面对同一个问题,当信息以积极形式表现时,个体决策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当问题以消极形式表现时,个体表现出风险偏好倾向。
在评价阶段,前景理论用值函数取代期望效用函数,值函数是决策者主观感受的价值与参照点有关,可见,人们对损失的感受比获利的感受更强烈。在对主要信息进行编辑加工的基础上,决策者按照不同的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赋予选项不同的效用值。简而言之,获得5块钱的快乐将远远小于失去5块钱所带来的痛苦。⑥可以说,在决策过程中,遇到获利的可能性时,决策者更加倾向于“见好就收”,“小富即安”。而面对损失的时候,决策者更加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减少损失”,变得比获益的时候更加激进和热爱冒险。
“前景理论”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
国家行为的制度性意义。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理性选择”研究取向的话,就不能否认,国家行为实际上必须依靠一种形式为“行为模式”的制度。这种行为模式根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家进行的理性选择,一旦这种模式被证明具有较高的绩效,则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将选择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非事事计算。可以说,国家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对已有行为模式的继承和变迁的选择。
“前景理论”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任何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制度的效用递减导致的低效率使得新制度的效用和大于旧有制度,使得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而导致变迁成为“有利可图”。在行为体无法具备完美的算计能力和完全的信息的情况下,对于制度变迁的最佳时机实际上是很难察觉的。同时,在阻碍变迁的因素中,人的心理因素不能忽视。
很明显,尽管可以假定制度变迁理论将带来较大的变迁收益,然而,在“有限信息”的情况下,这种收益由于与未来相联系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已有制度虽然“日薄西山”,然而对于其效用,在短时间内仍然可以进行较为稳定和精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前景理论”所揭示的心理规律表明,在决策的过程中,已有制度绩效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获益预期,以及新制度获益的不确定性,使得有收益风险、损失风险规避偏好的决策者倾向于保持原有的制度,而不去尝试新的、理论上收益更大但是更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行为模式。这样,决策者原有的主观模型将具有很强的惰性,而对变迁抱有消极态度。需要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客观规律左右下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时间点上,要想更加深入理解国家对外行为选择,必须考虑历史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只有重视历史,即时间顺序和制度自我强化带来的各种因果关系,才能获得对国际关系现象和国家行为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解和解释。正如当代社会学家、“依附论”倡导人弗兰克所言,“尽管历史拼图中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充分鉴赏他们。”⑦
简短的结论
受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当前的主流体系化国际政治理论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共时性”研究方法,试图用抽象的理性选择分析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一般性规律。然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过分强调抽象演绎而脱离客观实际的状况。由此,对决策心理学进行再研究的“前景理论”能够为理解国家对外选择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即在面临对已有行为模式进行继承和变迁时,决策心理中的“前景主义”规律使得已有的行为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规律,从而导致国家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已有的行为模式。因此,国家的行为选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的历史选择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只有了解国家的历史选择才能对国家的当前选择进行更加深入、圆满的解释。(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政治学院;本文系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成果,编号:XBS100014)
注释
①吴征宇:《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 4~6页。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③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④马涛:《理性的崇拜与缺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页。
⑤该例主要内容是,如果美国将爆发一种亚洲疾病,预计将有600人染病,有两种治疗方案,尽管这两种治疗方案内容上完全相同,在表达上换一种方式则引起被试者选择上的极大差异。Tyversky, A. &Kahneman, 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1981,211(4481) ,253~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