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考考试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上世纪末进行的日本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以司法改革审议会提出《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的报告为标志。报告中对此次司法改革的任务列出了三条，其中第二条即扩充法曹（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为法曹三者）规模是本次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是扩大法曹规模的中心环节，也是选拔精英法律人才的关键，决定了国家法律人才整体素质的高低。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渊源

日本当代的司法考试制度发端于明治维新以来的法制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二战前制度草创形成期、二战以后司法制度的确立期，经逐步发展最后形成了当代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基本模式。

二战前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形成。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实现了法制近代化。在近代司法制度形成过程中，日本首先将分散的司法权收归中央，并改变了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制定司法程序法，培养了专业的司法人员，在此制度背景之下，日本近代司法考试制度逐渐形成。

1872年，日本司法省制定了近代第一部统一规定法院制度的《司法职务定法》，形成了近代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职业的雏形。wWW.133229.cOM1876年司法省公布《代言人规则》，由于限定了代言人的资格条件和考核标准，日本建立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法律职业考核制度。1893年又制定了《律师法》，将律师资格限定为通过律师考试的男子。从此，日本律师职业考试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①可见，二战前的司法考试制度是为二元法律职业制度服务，是在法律职业内部分层的结构中建立起来的。

1886年，日本制定《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法官和检察官统称为司法官，属于文官一种，原则上担任高等文官要在文官考试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实习方可任职。至此，日本近代历史上开始正式确立了法官、检察官的考试录用制度。

二战后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二战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强化了司法权的独立地位。根据新宪法的精神，有关司法组织的一系列法律相继公布，在这些法律的规定下，法院不再是日本天皇绝对权力的工具，完全从行政权力中独立出来，检察厅也从过去法院中分离出来。经过民主化改造的司法制度要求建立独立的法律职业家队伍，建立完善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1949年5月，日本国会批准了法务省提出的法律案，公布实施了《司法考试法》。1956年在第二次考试中的笔试中除了论文式考题以外，又增加了短答式试题。1958年国会对司法考试法进行修改，除了增加短答式考试阶段外，还扩大了选择科目范围。二战后日本司法考试制度通过上述改革，改变了过去法曹选拔培训双重标准，建立了经过改造后的、统一的一元司法考试制度和法律职业共同体。

二战以前日本政府一直重视对法官、检察官的培养，在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二元司法考试结构下，律师资格考试比较容易，律师职业又一直被置于司法大臣和检察官的监督之下。②二战前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构筑动因不是为了形成共同体的意识，而是为了实现国家近代化政策。二战后日本建立了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和对司法考试合格者进行统一国家培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消除了二元的结构，确保了司法的一体性。

日本旧司法考试制度的特点

二战后建立的司法考试制度经历了数次修改，到了60年代才基本稳定下来。80年代末，司法考试制度基本达到选任高素质法曹标准的目的。就其实施现状而言，具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司法考试由专门的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实施。该委员会由法务省的法务次官、最高法院事务总长以及由律师联合会推荐并得到法务大臣任命的三名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代表法曹三方对司法考试进行宏观管理，决定有关司法考试的重大决策，制定司法考试规则。

其次，考试覆盖科目多、难度大、周期长。司法考试包括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是对考生基本教育水平的检验，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考生可以免除第一次的考试。第二次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法律科目，这是司法考试的重点所在。最后一关是口试，由司法考试考查委员主持，内容主要围绕论文式考试中涉及的7个科目展开。考试的周期比较长，通常第一次考试的报名时间从考试年度的前一年末就开始。经过一年的考试，只有在最后的口试中过关的人才最终取得进入司法研修所研修的资格，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层层筛选，司法考试制度选择出一个经得住考验的预备法律职业家队伍。③

再次，日本司法考试报名人数多，通过率却极低。1970年以后到90年代，每年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达到了2万人以上，但是录取人数限制在500人左右，那么最终的合格率一般都在2%左右。

最后，考题的形式多、涉及的内容全面。从考题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口试和笔试。笔试又分为侧重于考察考生基本知识和反应能力的短答式考试和侧重于考察考生逻辑思维能力及对案例熟悉程度的论文式考试。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在选拔精英法曹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对司法具有统一的理解、具有相同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队伍。但是，由于司法考试过度限制合格人数，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考试过度偏重于“法律技术者”的选拔；录取数量少，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考试使法学教育偏离正常的轨道。随着司法考试的发展，技能化倾向日渐突出。与之相应，出现了许多针对司法考试面向考生开设的补习学校。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

针对上述司法考试的弊端，改革司法考试制度被提到议事日程。1991年4月，根据法曹三者达成的合意，国会通过了《部分修改司法考试法的法律》，并于1992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原来论文式考试中非法律选择科目，将七个考试科目减少为六个。特别是附带决议中提到：为了便于国民获得法律服务，要确保适当的法曹人数和保证其质量；应该由“法曹养成制度改革协议会”进行改善司法考试、法曹培训制度的协商；对于法曹选拔培训制度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及司法研修所的应有状态等问题，要在大学有关人员和法曹三者的协作下进行探讨。1995年改革协议会中设置了“法曹人数问题研究小组”和“司法考试制度研究小委员会”两个专门的委员会，并提出了中期报告。1997年法曹三者协议会在接受中期报告的基础上，对司法考试制度与法曹培养的根本性改革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关于司法考试制度与法曹养成制度的合意”。根据这一合意，法务省于1998年向国会提交了“关于部分修改司法考试法以及法院构成法的法案”，并获得了通过。同时，《法院法》也作了修改，将研修的期间缩短为一年半。

为了实现法曹人数扩大的目标，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优势，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为此，法科大学院的构想成为应运而生的法学教育制度。为适应法科大学院的设立及教育体制的转换，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作相应调整。考试的内容要立足于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不受原有科目的限制，通过报考者对多种多样复杂案例的解决方法、预防纠纷的方式、制定解决问题计划等的论述，判断其是否具备了开展法曹业务活动所需的知识、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后面临的课题

如前所述，由于仅仅依靠现行司法考试制度无法选拔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法律职业者，经改革后的法曹培养将以法科大学院为核心，由“点”的选拔转变为“面”的各方面有机结合的体系，这是改革以来司法改革审议会所坚持的一贯方针。但目前的相关资料显示，有近60%的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如何解决他们的出路至今没有专家学者提出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与司法研修体制接轨也存在问题。有必要探讨司法研修所自身的改革政策，以适应司法考试人数增加的趋势。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一套制度就是为了培养法律人才，通过一次司法考试是否能成功筛选出精英法律人才还值得商榷，这种理想的制度成效如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检验编辑

注释

①房村精一：“司法試験制度の沿革”，《法律のひろば》，1987年第40巻第5号。

法考考试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考试；法律职业共同体

一、问题的导入

目前，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渠道。自2002年司法部开始推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初任法官、检察官和执业律师、公证员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司法职业资格。制度的设计使司法考试成为一种职业准入门槛，为建立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搭建平台。司法考试制度施行十年以来，催生了不少司法培训机构，很多人指责司法考试冲击了正常的法学教育秩序，对“博士生考不过硕士生，硕士生考不过本科生，法学本科考不过非法学本科”的现象更是嗤之以鼻。当然，我们会正视这些现象，通过司法考试体制的完善，解决现存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做出探讨。

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必要性

（一）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通常意义上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院四类构成，当然还包括企业法务、政府法务及其他从事与法律事务有关的职业。“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是以类似的司法考试作为司法官遴选的基本依据的。”同质性的法律人才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键因素，正如学者吴汉东曾指出，“法律人才应当有三个相同的规格要求：第一，共同的法律精神、法律信仰、法治理念、法律职业伦理；第二，相同的法律知识结构；第三，相通的法律技能。”。

（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提高法律职业准入门槛的必要准备

自司考设立以来，参考人数井喷式增加，到2012年超40万人报名，近三年的录用率在20%到27%之间。这种高淘汰率，能过滤掉部分不适格的人。同时，由于近年来，司法考试中减少了单纯记忆的客观题比重，增加了对法律时务、案例分析等更能体现法律思维能力的考察，那些不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人便很难通过考试，而经历了正规法律教育的学生平时所积累和内化了的法律知识、技术乃至信仰往往能帮助他们通过考试。现实生活中，很多法学院校并不具备相应的师资能力，却招收了很多学生，不仅浪费了国家教育资源，还增加了法学专业的就业压力。将司法考试录用率作为一项考核标准，通过良性竞争，淘汰不具备法学教育能力的院校，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精英法律人才，避免形成“法律硕士是法学本科‘压缩版’的尴尬局面”。

（三）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促进法律职业群体合理流动的必经阶段

司法考试历来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为目标，而这些“法律人”因为种种原因，常会出现职业间的逆向流动。“以法官为例，不像其他国家已是通例的‘法官少、律师多’现象，中国独一无二地出现了‘律师少、法官多’的法律人才结构”。常出现的情况是，法官因为资历、薪酬等原因，转向了律师行业或者其他职业。这种职业流动模式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呈现出“有经验无地位、有地位无经验”的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反观其他国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职业流动模式与我国相反。例如美国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法律时务工作者都是从律师之中选出来的，律师是迈入其他法律职业的前提。

（四）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连接起来的必然结果

司法考试是法学教育走向法律职业的独木桥，如何通过司法考试帮助学生更顺利地过渡到法律职业阶段必然涉及三者的关系问题。

1、司法考试促使法学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社会格局的急剧转型，疑难冲突此起彼伏，高端法律人才缺位。单纯的理论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司法考试中愈加注重对法律运用能力的考察。较之以往，司考更加强调法学教育的实践性，一方面要求更新法学教育观念，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参与法律实践。

2、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准入的最低要求

司法考试除了是法律职业准入的门槛外，还应发挥增强法律职业认同感的作用。法律职业的认同感，是构建同质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相互尊重，才能渐渐消除“部分律师遭受法官和检察官刁难和敌视”的现象。目前我国法律职业者之间知识背景较为多元化，很难达成同质性的认识，司法考试的考试资格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

三、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路径

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就难免会出现应试的现象，这也正是遭人诟病的地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完善这项制度，降低通过司考的偶然性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作用。因此，本部分将结合国内外司法考试制度，试对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提出几点改革意见。

（一）分段考试――法的确定性要求法律人的确定性

针对司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大家普遍认为一次考试偶然性过大，不足以测试学生的能力，发挥失常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有学生希望能分段考试，降低失误的风险。那么，是否应该增加考试次数？以何种方式增加？增加考试次数究竟能否解决一次考试的弊端呢？

比较中外司法考试制度，我们会发现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分次或分阶段考试。以德国为例，德国采取了欧陆法系比较常见的“两段式”司法考试模式，中间还夹有一个预备期研修培训，一般只有极少的法科生能最终获取法官资格。德国《法官法》第5条规定：只有在大学完成法学专业学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完成见习服务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德国的分阶段考试能够实现选拔优秀法官的目标，但是这种高淘汰率不符合当代中国国情。首先，中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建设阶段，急需大量的法律人才，只有一个合理的淘汰比率才能实现集约化教育资源利用。其次，德国的培养模式要求投入大量资源在见习服务阶段，这在中国职前培训不系统、不完善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国有学者主张另一种类型的分段考试方式，即把现在的一次性考试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法律分析论述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采用客观题，合格率约为三分之一，合格后取得第二次考试资格；第二次采用案例分析、写作等主观题型，以法律实务中涉及到的实体法、程序法为主，合格率仍为三分之一。将客观题和主观题分开，采用两次考试的方式，与现在的考试方式有2个明显的不同：①淘汰体制。形式上虽然是两次考试，分次淘汰，但通过客观题来衡量，真能起到甄别是否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的目的吗？②考察内容。此种分次考试方式给人拼盘花样翻新的印象，仅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将主观和客观换了一种组合方式。所以，将客观题与主观题截然分开的方式，笔者无法认同。

笔者认为分段和分次是有结合的余地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采纳德国二次分段的方式，通过第一次考试者方能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的定位是单科目考核，第二次考试的定位是综合性考核。考过规定门数的单学科就算是通过第一次考试，之后参与一定年限的法律实践，再进行第二次综合性的司法考试，第二次更多的以主观题为主，考察法律思维能力。

（二）报名资格――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要求法律人的专业性

试想，若任何人都能参与司法考试，如何能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因此，对于报名资格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怎样完善报名资格，无外乎扩大和缩小两种选择。

有学者认为，设计分阶段考试后，应该在报考政策上，放宽报名资格要求，放开对包括党校文凭报考资格的限制，并向法学高学历人才倾斜。放开资格要求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推进法律人才多元化。但是，结合我国实际会发现，不管从法学教育渠道，还是从教育层次来说，学习法律的人都很多，却没有形成实际上的法律秩序，反而导致法学教育十分混乱，例如我国既有正规的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又有夜大、自考等非正规的法学教育。

有学者主张，不管考试次数是多少，报名资格上“必须强调参考人员的法学教育背景”，其意即在保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教育背景的同质性。这不仅是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也与我国现状相符。大陆法系国家都将法律专业学历文凭当作司法考试的必要条件，原来不要求专业学历文凭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也转而提出要求，如日本和韩国。面对法科学生被各种司考培训学校所掳获以及资格考试阶段的“弃大学而去”的现象，日本和韩国先后都在吸纳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法科大学院改革”。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将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限制为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这不仅是为了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性，也是为了社会的人才结构更优化，毕竟“统一司法考试所赋予的只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些不具有正规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可以将精力放在其他方面，构建多元化的社会人才结构。法学院校也可以集中利用法学教育资源，逐步向精英化教学模式前行，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三）区域分配――考用制度衔接

司法考试的统一实行，出现了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区无人考过的窘境。而合格的司法人才，又不愿到偏远地区参与司法工作。为此，有人建议进一步降低司法考试在部分地区的通过分数线，甚至出现“大司考、小司考”的做法，完全打破了来之不易的司法考试统一性。这样做是否真的能解决难题？对此，笔者持反对态度。

大家之所以相信司法考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全国统一性。统一参考至少从形式上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大家可以平等参与。我们并不反对司考分数线在一定范围内不同，但大幅减低，甚至新设小司考是不符合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名存实亡。建立考用平衡制度，除了将司法考试分段化外，笔者主张采用类似注会考核的科目进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入大学考试成绩的比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将第一、二次司法考试中间的法律实践灵活处理，比如规定参与偏远地区建设的可缩短法律实践的时间、去基层参与固定年限的司法实践可以获得第一次的免考资格等。但是，寻找考用平衡点时，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司法考试本身，还应该从经济待遇、社会保障等角度入手，吸引法律人才向偏远地区流动。

四、结语

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建立起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最低入门标准，使我们的法律职业人员在较高的起点上从事专业化的司法职业。本文以司法考试制度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作用为切入点，结合完善司考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一步对比各方观点后，对司法考试存在的弊端加以回应，从分段考试、报名资格、区域分配三方面做出努力。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司法考试制度加以研究，使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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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显明.法学教育大家谈[J].中国大学教学，2008，（2）：19

[3]杨力，杨珍.当下中国法律职业准入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2（7）

[4]季卫东.法学教育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CIDEG研讨会”发言稿，2008年11月23日

[5]张吉喜.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之反思[J].社会科学家，2012（9）

[6]王健.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2）

[7]季卫东.日本“法科大学院”改革的成败[J].法学家茶座第2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法考考试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司法考试  司法改革意见   阶段累进   公务员考试

一、国家司法考试的渊源及现状

本世纪初之前，我国法律职业化呈多元化发展，法检系统及律师行业各有独立的职业资格考试，且互不认同，若要从事跨行业法律职业必须“从头再来”，此种状况不利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统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经人大常委会修订颁行，最重要一条修订即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司法考试，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拔。2002年初《国家司法考试施行办法（试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举行首届统一司法考试。从此标志我国司法系统人才准入制度的规范化和选拔标准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国法律职业思维和理念的形成和升华，对司法机关及律师行业的人员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平台。

（一）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及教师职业的影响

   1、我国政法院校及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是从建国初废除国民政法《六法全书》，摒弃民国法统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法学教育几乎照搬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专政，形态色彩浓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较性，法学毕业生毕业直接分派到法检系统从事实务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为政策的执行者而职业的法律人。文革期间，司法机关权威遭到践踏，使本来步履维艰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文革后，部分法学院校开始恢复，但因为前期发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环境的严峻，导致法学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出现浮躁的趋向，甚至出现很多速成型的培养模式，功利色彩浓厚，这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起到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20多年，法学高等教育不断规范，法检系统准入制度也不断提高并逐渐注重较高的法学素养，逐渐形成了西政、中政几个大的法学阵营格局。但21世纪初实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却使高等法学教育逐渐偏离主线，，因为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若要在法律职业舞台上有所作为，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因此很多院校开始注重功利性和应试性，而忽略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法律人格的培养，使得大学法学教育成为应试工具，特别是2008年考试政策规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阶段即可参加司法考试，这无疑导致大学阶段就是为了司考教材而学习，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无意义。其因缺乏独立的法理思维，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似乎只为司法考试，从而造就很多会考试而不会学习的“高素质人才”，这对今后司法精英化的发展是一个桎枯，也和司法考试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2、教师行业因其职业特点，交际面狭窄，个人的独立面不容易表现，所以教师职业虽然是个稳定的职业，但教师心态并不稳，又因现在司法考试及公务员考试条件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年轻的老师多数抱着“跳跃”的心态在工作，因此很多老师相当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学生身上和教学、课题研究上，而是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司法考试上和公务员考试上，导致教师队伍不稳，阶层脱节，难以培养骨干力量。教师出身的占了每年公考和司考相当大的比例，在国家机关越来越要求社会在职经历的情况下这个现状不失为一个丰厚的资源备选。但是实践中一些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尤其在司法机关，这种缺陷比较明显。因为教师行业的特殊性，在应试上要比应届毕业生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试“状元”几乎全是教师出身，动辄430分、430分。然后再从事律师行业或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司法机关，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些高分状元们却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司法考试的单纯应试性让他们掌握了答对题的规律，但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哪怕一个理工科出身背了三个月辅导资料竟也高分通过，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司法考试注重应试性和表现出工具性的一个弊端。

（二）司法考试对法检系统的影响

自新的《法官法》及《检察官法》颁行，法检独立的资格考试被取消，法官、检察官资格晋级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中国法治建设是个质的飞跃。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即改革之前已在法检系统工作尚未任命的干警不得不面对和新进干警同一起点的问题，有些工作多年的干警，实务经验非常丰富，但因精力和应试能力较弱，始终跨不过司法考试的门槛，给很多法检机关造成“能用的人不合格”的尴尬局面，而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又缺乏实务经验，造成“业务断层”。这是特殊阶段的局部特写，但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在实务中即可感觉到，年轻检察官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敏锐的逻辑思维，但缺乏实务经验，在实务中难免会现一些失误，但很多没有法律资格的老干警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务经验，如果有老干警的帮教，送上一段路，会少走一些弯路。对年轻干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二、对大学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关系的初步探讨

司法考试主要是从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中选拔应用型法律人才，而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法学本科教育来完成。因此，司法考试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法学本科教育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加快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步伐，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正效应。

1、更新法学本科教育的观念法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观念的更新，由于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提供的准入标准，我国的法学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法律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主要对应法律应用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理念，着力塑造“高级专门人才”，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导致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普遍存在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脱离，法学专业本科生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法学教育应当采用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理念，在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培养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应对司法考试的需要，要实现师生原有角色的转变，并革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师角色应从知识的权威向知识的组织者转换、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习的促进者转变；学生角色从知识的被动学习者向知识的主动探索者转变。据此，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知识交往的主体性的伙伴关系。知识教学从“知识传授”转换为“知识对话”，既可激活教师的教育智慧，又可催声学生的学习热情。必须注重启发式、探讨式等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方式，采用“问题研讨”、“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和评价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熟悉法律条文的内容，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掌握适用法律的技巧，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对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2、 因法律职业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生，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联系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因此，还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高校教师队伍较为封闭，与系统外部交流过少的状况，在学校和法律实务部门之间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使法学教师定期有机会参加司法实务工作，并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努力造就一支既有高超的法学理论水平，又深谙法律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以为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提供师资队伍保障。

司法考试影响着法学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要应对司法考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不是要把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应试教育”，而是要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推动法学本科教育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使学生具备法律从业者所应有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从事法律职业所必备的智识和能力。

三、司法考试与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的关系

司法考试从一定层面上为大家公平竞争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其体现兼容并包的准入门槛也为我国法律职业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在目前毕业生就业环境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应当有意识的倾斜于此。社会在职人员的在工作上首先是有保障的，他们参加司考和公考为了是更有所作为，而在此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与其竞争并不占优势，在公务员考试中此种情况表现的比较突出。从近几年司考报名统计来看，全国近六百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在逐年增加，就业也日益困难。限定考试主体资格，要求报名者须具有法学本科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学教育备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限定行业稳定，避免行业间频繁“迁徙”，比如教师队伍可以要求其工作满三年才可参加司法考试，五年才可参加公务员考试。针对招考进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非法本专业人员司法实务层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要求非法本专业通过司法考试后，须到律师事务所见习满两年才有资格报考法检系统。针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律法职业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中央也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中西部地区报考条件降为法律专科学历，同时分数上也有所降低。但根据中央2008年底的《司法改革意见》精神：适当放宽西部司考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线，在新疆、西藏等地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考试试点，完善司考通过制度，完善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合并进行。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司法改革意见》，针对中西部的法检断层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立法上细化，改变西部法检系统僵化的人事布局，提高整体执法素养。

四、完善司法考试改革的探索

1、目前司法考试是有最高法、最高检及司法部共同组织的，以司法部为主。不同部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每年的试题及答案也都引发了大量争议，诟病颇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考的权威性。因此司法考试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不能只有“一家之言”，应当成立专门的司考组织机构，吸纳学理性研究人士及司法实务人士参与其中，应当尽量选用通说，避免争议问题的出现，并完善答案复议程序的透明化，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鉴于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相脱节，原则上法官、检察官应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中选任，而实践中若要成为法检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而律师行业却只需“一卷永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否定司法考试的权威性，而更多带有工具性。因此应当改善这种状况， 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可以从法规角度细化，针对法检系统，可以分类别招考。对业务类司法人员，比如法官、检察官可以通过合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择优选拔，作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员，并经过两年审判或检察工作以后，通过竞争考核任命为法官、检察官。而非业务类人才招录应当并入统一公务员考试中，按行政机关标准录用。

2、改革司法考试模式，分阶段累进通过

近年来，关于司考取消一次性考试的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官方证实，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目前“一卷定终身”的考试模式确实存在很多弊端，考试次数越少，结果的偶然性越大，一次性考试增大了非法律出身者侥幸过关的可能性。而在实务中这种弊端也较突出，有些所谓高分通过的非法律出身者竟然不会写起诉状，问其原因，答曰，我只知道按答案去套，别的就什么不知道了，在法检业务中这种不足也有表现。有学者建议引用日韩等国的累进考试制度，避免一次通过的侥幸心理。因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套用，但日韩等国多年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践和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司法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主要是针对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者，采用单一选择和论文的方法进行。第二次考试是针对通过第一次考试和可以免除参加第一次考试者。第二次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和刑法三个科目，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以论文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三阶段考试,第三阶段以口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五个科目。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成绩未合格的,其第二次考试前两个阶段的成绩不予保留。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考试(其称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分为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为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二试;第二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的录取资格均不予保留。第一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实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参加第二试。第二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参加第二试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确定具体人数时还应当考虑法院、检察院当年需要增加的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参加第三试。第三试为口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考试的总成绩以第二试和第三试的成绩计算,其中第二试成绩占百分之九十,第三试成绩占百分之十,依总成绩之高低,择优录取。但第三试成绩未满六十分者,仍不予录取。

鉴于我国大陆具体国情组织三次以上累进考试不符合实际，但经过7年的司考实践探索，在我国逐步建立起两次累进考试制度。第一次为笔试，以基本法为主，注重“通说”，回避争议问题，主要考察基础法学理论，适当减少政论性试题，并适当设置每卷及格线；第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为笔试加面试，笔试内容以非基本法及实务案例为主；考试合格者有资格进入面试，面试主要考察法律思维能力及个人素养。面试合格者，按比例折合笔试总分和面试总分，然后从高到底划出及格分数线。针对我国通过司法考试并不能直接从事司法工作的情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法检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可以放在第二次司法考试之后，将司考成绩（合格线以上）与公务员成绩按比例折合，从高到低择优录用。这样要成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选就比从事律师行业多了一次法检公务员招录考试，但其又不同于现行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互不交叉的状况。

五、结语

纵观我国法治道路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就道路曲折，但总体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法治氛围也愈加浓厚。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人权概念，这是宪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因此对政法机关的执法理念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通过合理的制度和规范保证司法机关理性执法、文明执法。  

参考文献：

[1] 石勇 冒朋举.对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思考[j] .当代学术论坛.2009.(5):82

[2] 两会特别报道.司法考试如何‘慧眼识英才’[n].检察日报.2008-3-11.(1)

法考考试制度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2002年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和实施以来，逐渐出现基层司法官断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选拔“法制精英”。在考试模式上，区分为甲、乙类考试，甲类考试由中央组织，乙类考试为各省自主组织。在报名条件上和考试范围上，两类考试应各有侧重。

司法考试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大多数具有良好法治秩序国家培养和选拔职业法律人员通行的一项重要制度。2002年我国举行的首次司法考试标志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毫无疑问，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规范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的任职资格、提高我国以法官和检察官为代表的司法官以及律师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和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的法律职业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从目前司法考试的实际效果看，也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司法部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2002年至2004年三次司法考试中，全国累计近66万人次参加司法考试，66400多人考试合格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平均通过率（通过人数与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之比，以下同）在10％左右。[1] 从通过人员的情况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职业分布上，司法考试通过人员中司法机关所占的比例较低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需要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方能执业或任命的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Www.133229.coM据此，在理想状态下，通过的66400人中，如果有三分之一进入法官队伍，三分之一进入检察官队伍，其他三分之一从事律师职业，这样基本上能满足三个职业的人才需求。这也是有关专家学者一直认为现有法律专业人才够用的基本前提。然而，空洞的假设并不能掩盖现实问题的存在。“以法院、检察院通过率最高的2004年计算，法院通过3200人，检察院通过2400人，总计5600人”。[2] 依此推算，三年来，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总人数约有16000人。也就是说，全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司法机关人员只占24％左右。

（二）在地域分布上，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

2002年首届司法考试中，全国平均通过率7％。云南全省共通过440人，通过率为4％；贵州共通过128人；青海共通过23人，通过率仅为0.15％；西藏共通过7人。而北京通过2137人，通过率达到12.2％；上海通过1127人，通过率为11％。[3] 这一点在司法机关内部也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如检察系统2002至2004的三次司法考试通过的近5600人中，北京、上海、山东等东部11省（市）共通过3300多人，约占检察系统通过总人数的近60％。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等西部12省（区、市）共通过约900人，也就是说，三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通过人数仅占通过总人数的16％左右。

（三）在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层级分布上，基层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

据统计，全国检察系统3000多个基层院三年参加考试通过3700人，平均每个基层院每年通过仅为约0.4人。事实上，有1600多个基层院三年来无一人通过司法考试，超过基层院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西部十二省区有基层院1100多个，770多个院三年来无一人通过司法考试，将近占到西部基层院总数的70％。

以上问题的存在，已经使得基层司法机关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机关司法官缺额严重，并逐渐显露出司法官断档问题。

二、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司法考试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将社会上（主要是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产品”）的法制精英选拔到法律职业家队伍中来。[4] 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符合现代司法官管理的规律要求，顺应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需要，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官管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司法统一考试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司法改革方面真的是有非常重要价值的改革”，[5]“是我国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6] 也被学界和社会公众赋予了太多的期望。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司法考试的设计目标是实现司法“精英化”，保证国家司法的权威、公正和高效，同时，在法律从业人员中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理念、思维、知识和技能，加快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从积极角度看，司法考试对司法队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司法考试促进了司法官队伍素质的提升和司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其次，司法考试促进了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司法考试为面向社会选拔司法官和面向社会录用司法人员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录用制度，堵住了司法人员选任上的漏洞，从而提高司法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三，司法考试有利于促进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法律职业的认同感及对相互工作的更多理解，减少职业偏见和隔阂。同时，由于是统一的选拔平台，也使得法律职业间的相互调任或流动成为可能。[7] 但是，在现阶段，司法考试也给司法官队伍建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通过率低，造成了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司法官紧缺、面临断档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统一了法律职业资格，促使了司法官与律师间的逆向流动。特别是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得可怜，但通常的情况都是，考生一通过考试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大城市或立即辞职做律师。

从目前情况看，造成基层司法官断档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现有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其数字远远少于每年司法机关因退休、调出、辞职等原因退出司法官队伍的人数。据湖北省某中级法院对全市11个基层法院法官队伍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全市法院法官退休63人，离岗退养69人，调离或辞职23人，这些法官90％以上是直接从事审判工作的，而这三年来全市法院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仅有24人。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现有司法人员为什么很难通过司法考试呢？对此，可以从实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社会现实背景进行考察：

（一）司法队伍整体的专业素质比较低

我国的司法官队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司法官队伍的整体学历层次、文化水平、专业化程度都比较低，而且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的学历是通过自学高考、函授、法律夜大、电教、党校学习等成人教育途径取得，其知识的局限性和素质的结构性缺陷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2002年10月，国家法官学院书记杨永波和四川法官学院专职副院长周忆在北京大学、全国法院系统法学远程（网络）专升本学历教育工作研讨会的发言中就曾提到过这个问题。[8] 据了解，检察机关的情况也与之相仿。此外，我国对司法官的法律专业素质要求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在建国后的40多年时间里，我国对待法官、检察官与国家行政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同属国家干部，都按照党政干部的模式进行管理和选任，考察任用时既没有学历、专业、法律工作经历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也不用经过统一的专业考试，而往往更看重的是政治素质和资历级别。如《人民法院组织法》直到1983年9月修改时才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但仍然没有要求通过统一的专业考试。检察人员更是到1995年《检察官法》颁布实施后才明确规定检察官任职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工作经历等要求。近些年虽然司法机关招录人员都要求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并要“凡进必考”。但所谓积重难返，这种长期以来历史沉淀形成的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专业素质较低的现实，很难一下适应司法统一考试这个现代意义的法律职业选拔考试制度。所以，司法机关现有人员司法考试通过人数少的状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不同层级司法人员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

我国的现有司法机关主要分为四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县。一般来讲，如果抛开地区差异等其他非正常因素，一个法学院毕业生在分配工作上，无论是从收入、日后发展机遇还是充分发挥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其选择去司法机关工作的意愿都是随司法机关的层级而逐渐降低的，即他会首选去中央层次的司法机关（如最高法院），其次才是省、地级市、县。从另一方面来说，司法机关选择法学毕业生的范围是随层级而减少的。比如说，对最高法院，假设有10个职位可以招人，可能会有上千人报名竞争，而对于省高级法院来讲，可能就只有几百个人来报名了，中级法院和县级法院就更少人报名了，所以他们选择毕业生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另外，根据现行检、法系统“凡进必考”制度，而“考试的功能从来都是将一些一般说来更聪明的因此更能通过考试的人从社会中筛选出来，因为一般说来，聪明人总是要比一般人更会应对考试。”[9] 那么相应地，上一级司法机关招到的法学毕业生素质总体上要比下级法院要好。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上一级司法机关的人员素质整体上都应比下一级要强一些。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现行司法考试并没有照顾到这一点，而用一个标准统一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四级司法机关的人员，很明显，结果肯定是越到基层考试合格率就越低。

（三）司法考试难度较大

相比以前检、法两家单独组织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考试，现行司法考试的难度提升很多。比如，在考试内容上，现行司法考试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基本上涵盖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学科，而以前的法官考试比司法考试的科目要少，主要结合审判业务，不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以前的检察官考试的涉及面更窄，主要结合检察业务，以刑事法律为主，对民事法律等考核相对较少。在考试形式上，司法考试是四张试卷，试题主要是选择题和案例分析；以前的法官考试和检察官考试是三张卷，试题形式既包括选择、判断、改错形式的客观题，也包括简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书写作等主观题。比较而言，后两者主观题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更注重对应试者实践运用法律能力的考察。而且，司法考试是通过考试合格率来控制考试难度的，这三年的考试合格率基本控制在10％以内。[10] 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素质整体上多么优秀，每年最多也只能通过10％。在这种情况下，检、法机关现有人员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复习考试，他们在年龄、时间、精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根本无法与全身心投入考试的在校大学生、待业人员等竞争，造成了检法现有人员通过率低。

（四）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

中国是一个地域极为广阔的大国，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是：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尽管这一判断已成为老生常谈，在许多言说者那儿已失去了思考的意蕴，但……仍然是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法治等问题时绕不过去的因此必须铭记的关于中国国情的两个最基本的判断”[11] 之一。因此，分析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考虑这种地区差异。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也注意到这种地区差异对司法考试产生的影响，他以北京和青海两个区域为例，就两地的高校法学院毕业生人数、人口比例、案件数量、法官数量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比较。最后的结论是：在未来北京地区的通过司法考试人员将大量过剩，而青海省参加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将严重不足。[12] 事实上，这种状况在东西部地区广泛存在。如果在司法考试政策上不进行适当调整，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地区司法专门人才过剩，造成人才积压和人才浪费；而另一些经济不发达西部地区司法专门人才短缺，人才不足，人才断档。这种后果将不利于我国司法制度在全国均衡的发展。

可以看出，现行司法考试制度设计至少忽视两个问题，一是在强调法律职业者（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统一考试的同时，忽略了法律职业内部的层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对所有法律职业者通用一个标准，就好比要求某一基层县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专业技术水平一致，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现实肯定是行不通的。二是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忽略了（至少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司法队伍的现状及各个地区间的差异。虽然现行司法考试对西部地区也有降分等政策倾斜，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就出现了法律职业专门人才分布不平衡，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官严重不足并断档等问题。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基层司法官断档的众多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有司法人员通过率低，在现行司法考试模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受地区间差异、现有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等影响，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影响基层司法官断档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已经通过考试的人员不愿进入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机关，司法考试这个“法律人才的蓄水池”并未起到蓄水解旱的作用。对于司法考试合格人员来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在各个方面都要比去基层司法机关收益更多，而且收益的差距相当巨大。在现有司法官的收入、预期收益、职业地位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之前，这种巨大的收益差别将促使这些人员向收入相对较高、职业前途相对说来更为广阔的大中城市、地区和行业流动。同时，基层司法机关现有的司法考试合格人员也很难留住。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趋势单靠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提高基层司法官的收入、职业荣誉感等涉及诸多体制问题，又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影响司法考试的这些因素都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因此说，如果不对调整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基层司法官断档问题不仅不是短期的阵痛，而且将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调整司法考试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使司法考试制度对应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司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以及司法体制等社会大背景。

注释：

[1]http： //www. legalinfo. gov. cn/sfks/2005-05/30/content_145407. htm.

[2]http： //www. legaldaily. com. cn/bm/2005-06/01/content_147233. htm.

[3]何凯：《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4]丁相顺博士在“司法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制度”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司法改革报告——司法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制度》[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5]贺卫方、魏甫华：《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a]，《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

[6]信春鹰：《国家司法考试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j]，《中国律师》2002年第4期。

[7]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8]http： //edu. chinalawinfo. com/news/tongxun_tf. asp#3.

[9]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j]，《法学》2004年第3期。

[10]http： //www. legalinfo. gov. cn/sfks/2005-05/30/content_145407. htm.

法考考试制度范文第5篇

    【摘 要 题】海外来风

    【关 键 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 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 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 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 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 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 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 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 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 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 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 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 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 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 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 mind)为此 ,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着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 考 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 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 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 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 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着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 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 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 上不起作用。”(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着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 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 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 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 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 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 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 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