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表1 皇甫川流域不同时期水保措施面积统计表
Area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uangfuchuan atershed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1] 席承藩，徐琪，马毅杰，等。长江流域土壤与生态环境建设。 科学出版社，1994.
[2] 张胜利，李倬，赵文林，等。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沙变化原因及发展趋势。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3] 赵业安，周文浩，费祥俊，胡春宏，等。黄河下游河道演变基本规律。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4] Yao Wenyi, Zhang Suiye. Management in Transportation of Suspended Load in Heavy Sediment Laden Rivers. In: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rehensive Watershed Management(ISWM-’98). Parent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998, 205～212.
[5] 唐克丽，熊贵枢，梁季阳，等。 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径流泥沙变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95～209.
[6] 熊贵枢。黄河上中游水利水土保持措施对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人民黄河，1986，(4).
[7] 曹素滨，贾汉彭，刘潇。山西省汾河水库流域水土保持治理泥沙与径流变化初探。泥沙研究， 1998,(4):1～7.
[8] 姚文艺，张胜利。黄河中游秃尾河流域治理对河道冲淤演变影响。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报。1999，5(2)：7～22.
[9] 内蒙古伊克昭盟水土保持办公室。皇甫川流域水沙变化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1998.
[10] L. Yilmaz. Effects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on Soil Erosion and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In: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erhensive Wateshed Management (ISWM-’98). Parent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8, PP:194～203.
[11] T. Stott and S.Matks. Bank Erosion and Suspended Sediment Dynamics:Responses to Timber Harvesting in Mid-Wales, uk. In: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rehensive Watershed Management(ISWM-'98), Parent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213～220.
[12] 张仁，程秀文，熊贵枢，倪晋仁，等。拦减粗泥沙对黄河河道冲淤变化影响。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沙漠—黄土边界带 古气候 环境演变
* * *
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接壤的沙漠—黄土边界带,兼有生态脆弱性和气候敏感性的双重特点,是开展古全球变化研究(pages )的理想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受第四纪地质时期气候振荡的影响,沙漠边界曾发生多次往复摆动,相应的在地层中留下了黄土、古土壤与古风成砂的迭覆沉积。这些沉积是恢复毛乌素沙漠的演变历史、探讨东亚季风环流演变特点的地质基础。此外,虽然国外已对非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环境变迁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7],但上述地区沙漠的风成沉积,无论是地层连续性、还是时间跨度,均不能与中国东部沙漠的风沙沉积相提并论,由此更突出了中国的沙漠—黄土边界带在古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毛乌素沙漠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大量研究,如候仁之[8]、朱震达[9—10]等对历史时期的沙漠化作了精辟的论述,董光荣[11—13]、史培军[14]、孙继敏等[15—16]从第四纪地质角度对鄂尔多斯高原的古风成砂及沙漠演化进行了探讨。本文将重点讨论毛乌素沙漠的形成时间、演化次数以及地层的空间对比问题。
1 区域地理概况
本文的沙漠—黄土边界带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带上(图1)。就地貌类型而言, 其北部为地形相对比较平坦的波状沙丘地,在景观上呈现流动沙丘与固定、半固定沙丘共存的特点;南部为地表切割破碎,沟壑众多,且地表局部覆沙的黄土梁峁地形。就气候而言,沙漠—黄土边界带地处半干旱向半湿润的过渡带上,年降水量在400~450左右,但降水变率大,主要集中分布于7、8、9三个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17]。此外,该带大风频繁,年平均风速多在2.5m/s以上,冬春季节盛行西北风,夏秋季节盛行东南风,因而处在干冷、暖湿的季风气候控制之下。
图1 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地理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近年我们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红石峡、石峁、蔡家沟等剖面进行了考察,这几个剖面均为榆溪或无定河两岸高阶地上的风成沉积剖面,其中尤以石峁剖面露头最为清晰、地层连续性最好,成为该区约50 万a以来颇具代表性的剖面。因此石峁剖面也就成了本文的研究重点。石峁剖面位于榆林城南约50km的横山县党岔乡,地貌类型属地表局部覆沙的黄土残梁,剖面厚76.7m,底部出露砂砾石层, 其下与中生代紫红色砂岩为不整合接触(图2)。
图2 石峁剖面古风成砂、黄土、古土壤沉积序列
fig.2 the eolian sand-loess-palaeosol sequence of shimao profile
1.风成砂 2.古土壤 3.黄土 4.弱发育土壤
5.砂砾石 6.中生代基岩
2 地层特征
与黄土高原内部的典型剖面不同,石峁剖面是以出现古风成砂—黄土—古土壤沉积系列为特点的,三种不同的沉积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气候条件:地层中的埋藏古风成砂是在冬季风极为强大时堆积的;古土壤是在冬季风萎缩、夏季风强盛时发育的;而黄土则是在上述两种极端气候的过渡状态下沉积的。因而,认识这一地区的地层特征将有助于探讨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环境演变特点及东亚古季风环流的演变历史。
2.1 剖面的底界年龄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石峁剖面的底界年龄应大致为0.5mab.p.。证据如下:
2.1.1 土壤地层证据 中国黄土地层中夹有十数层古土壤,这些古土壤的发育程度是不一致的。其中尤以第五层古土壤(s[,5])发育最好、颜色最红、层位也最稳定,并通常由三层古土壤迭覆而成,俗称“红三条”。刘东生等于60年代初就将这层古土壤作为划分和对比地层的标志层[18],至今s[,5]仍是黄土地层空间对比的显着标志层之一。野外观察表明石峁剖面的底部出露第五层古土壤(s[,5])。其特点是:土壤发育程度是全剖面最好的,并由三层古土壤和夹于其间的两层黄土组成,将其划归s[,5]应不存在疑问。根据丁仲礼等所建的时间标尺[19],其底界年龄应大致为0.5mab.p.。
2.1.2 古地磁证据 古地磁方法日益被应用于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对比及相对定年研究[20]。笔者在石峁剖面从顶至底共采集了40块古地磁定向标本,并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超导磁力仪对样品进行了剩磁测定。结果表明所有样品显示正极性,应为布容期的沉积,底界年龄不可能超过0.73mab.p.。
2.1.3 阶地年龄证据 石峁剖面地处无定河右岸,剖面底部有一层厚1.6m的砂砾石层,砾石最大直径为10cm左右,并不整合于中生代紫红色砂岩之上,为无定河流域的高阶地剖面。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黄河及其主要支流在第四纪时期普遍发育有ⅰ~ⅵ级河流阶地(t[,1]~t[,6]),其中t[,3]的阶地面上发育s[,1]以来的风成沉积,t[,4]的阶地面上发育s[,5]以来的沉积,t[,5]的阶地面上发育s[,15]以来的沉积,t[,6]的阶地面上发育s[,22]以来的沉积[21]。由于t[,1]、t[,2]、t[,3]的阶地年龄均小于0.15ma,t[,5]及t[,6]的阶地年龄均大于0.73ma,因此石峁剖面只可能与t[,4]相当,发育s[,5]以来的沉积。
2.2. 石峁剖面与黄土高原地区典型剖面的对比
为了了解不同地域的地层配置特点,我们将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石峁剖面与黄土高原的洛川剖面[20]、会宁白草塬剖面〔3 〕作了对比(图3)。
图3 石峁剖面与黄土高原典型剖面的对比 fig.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himao profile and the other profiles of loess plateau
1.风成砂 2.古土壤 3.黄土 4.弱发育土壤 5.砂砾石 6.钙结核
从对比结果看,代表暖期的古土壤沉积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点:在洛川剖面,从s[,0]到s[,5],各层古土壤中均不见黄土夹层,尽管s[,2]、s[,5]为复合土壤,但这些复合土壤是由钙结核而非黄土层所隔;向西到西峰剖面,也只在s[,2]中出现黄土夹层,但其余各土壤层情况与洛川相近;再向西到白草塬剖面,s[,2]、s[,5]中均已出现黄土夹层,其中s[,2]中夹有一层厚2.9m的黄土,s[,5]中夹有两层厚度分别为1.8m和1m的黄土层;而在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石峁剖面,古土壤更显着地表现为组合土壤,除s[,0]以外,s[,1]~s[,5]的各层古土壤中均夹有黄土或古风成砂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s[,2]、s[,5]中已经有古风成砂夹层。上述古土壤的空间配置特点,至少能给我们两点启示。
其一,古土壤发育时的暖期并非以持续温暖为特点,而是有明显波动的,石峁剖面反映最好。在黄土高原主体部位的洛川、西峰剖面,受沉积速率小及成土作用强的影响,暖期时的气候波动往往得不到很好地反映,古土壤中的黄土夹层极易被接下来的成壤作用所改造。所以,尽管古土壤的成壤强度较高,但却不能很直观地记录暖期中的寒冷气候信息。在沙漠—黄土边界带,不仅沉积速率较大、成土作用弱,而且又处于气候敏感带上,暖期时的气候格局可得到很好反映。其特点是:几乎每期古土壤中都夹有代表寒冷气候的沉积,而且根据古土壤中的古风成砂或黄土夹层,还可进一步将这些次一级的冷期划分为干冷及极端干冷气候。
其二,石峁剖面与黄土高原典型剖面之间具有很好的空间可对比性。首先,[s,0]在上述剖面中是可以相互对比的。其特点是尚处于成壤初期的有机质积累阶段,均具暗腐殖质诊断表层,碳酸盐的淋溶程度不高;剖面有碳酸盐反应,一般无成形的ca层,是一种处在发育初期的古土壤。其次,从洛川、西峰、白草塬等地s[,5]以来的沉积来看,暖期中气候波动幅度最大的是s[,2]、s[,5]两个成壤期,表现为只有s[,2]、s[,5]为复合土壤。在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石峁剖面,尽管从s[,1]~s[,5]均为组合土壤,但只有s[,2]、s[,5]中夹有古风成砂层,显示了s[,2]、s[,5]是气候振荡幅度最大的两个成壤期,这与典型黄土剖面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代表冷期的沉积总体上是可以对比的,但在不同空间的地层配置上又各具特点。在黄土高原的洛川、西峰、白草塬等地,冷期沉积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黄土层;但在沙漠—黄土边界带,冷期的沉积可进一步划分为黄土和古风成砂层。
3 气候替代性指标反映的约50万a以来的环境演变
中国学者已经比较早的注意到黄土与古土壤的磁化率差异[23],即古土壤的磁化率通常都大于黄土。heller和刘东生最早将黄土剖面的磁化率曲线与深海沉积物的氧同位素记录进行了对比[24],此后,磁化率作为一种气候替代性指标(proxy data),在中国黄土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25~32]。
本文也引入了磁化率指标,并由此建立了50万a 以来的气候曲线(图4)。该曲线是以10cm为间距,用英国bartington公司生产的ms—2型磁化率仪在室内测定的。需要指出的是,截止目前为止,虽然对磁化率反映古气候的机制尚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多都承认磁化率与成土作用强度有重要联系,而粉尘物质在其堆积之后所经受的成土强度与夏季风盛衰密切相关,因此,磁化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冬、夏季风的强弱变化,对这一点已基本形成共识。
图4 石峁剖面的磁化率曲线
fig.4 th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curve of shimao profile
1.古风成砂 2.黄土 3.弱发育土壤 4.古土壤
图4表明石峁剖面的磁化率曲线呈现出极显着的“峰、谷”变化。其中,波峰与古土壤对应,磁化率值基本上都大于40×10[-5]si,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沙漠—黄土边界带成土作用与夏季风显着增强的时段;波谷与古风成砂对应,其磁化率均小于20×10[-5]si,是冬季风环境效应突出、沙漠南侵的时期;黄土的磁化率则介于古土壤与古风成砂之间,指示了一种过渡类型气候条件。因此,磁化率曲线可以大致反映沙漠—黄土边界带50万a以来的环境变迁历史。
4 对沙漠—黄土边界带环境变迁的讨论
4.1 毛乌素沙漠的演化历史
第四纪地质时期,毛乌素沙漠历经出现、扩大与缩小、固定的多次转变。本文磁性地层、土壤地层等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石峁剖面最老的古风成砂据今50万a左右。也就是说,毛乌素沙漠至少在50万a前就已经存在。而且石峁剖面夹有13层古风成砂,由此揭示了在过去的50万a 里,至少有13次沙漠明显扩大的时期。石峁剖面顶部的那层现代流沙是在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过度影响下产生的,而非沙漠演变的自然过程。
4.2 冷期与暖期的气候特征
第四纪冷期与暖期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深海氧同位素曲线的变化,人为地将氧同位素曲线划分为若干阶段,而且其影响因素甚多,除受冰量变化控制外,至少还受海水表面温度(sst)的影响, 但在目前的水平上还无法将这两种因素很好地区分。与深海沉积不同,风成沉积序列其沉积实体受控于气候变化,沉积相的差异直接地记录了当时的气候状况。以黄土剖面为例,依据野外所见的黄土—古土壤序列,即可获得有关气候变化的明确认识,如黄土层代表干冷气候,古土壤层代表温湿气候,但典型的黄土地层剖面虽能直观地反映第四纪时期大的气候冷、暖振荡,但对每个冷期或暖期中的次一级波动反映不甚理想。而这一问题,在沙漠—黄土边界带可得以很好解决。
4.2.1 冷期的气候特征 在沙漠—黄土边界带,每个冷期的沉积都是由黄土和古风成砂层组成的,古风成砂是在比黄土更为干冷的气候条件下沉积的。籍此我们可以了解每个冷期发生时其细节上的变化。与洛川剖面l[,1]~l[,5]相当的各冷期,在沙漠—黄土边界带有如下特点:与l[,1]相当的冷期其早、中、晚各出现一次极端干冷气候,在沙漠—黄土边界带相应地出现三层古风成砂沉积;与l[,2]、l[,3]相当的冷期其晚期的气候比早期更为干冷;与l[,4]相当的冷期在中期与晚期各出现一次极端干冷事件,而且中期的干冷程度更甚;l[,5]整体上以出现古风成砂沉积为主体,是l[,1]~l[,5]中极端干气候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由此我们认识到每个冷期发生时,气候是有明显波动的,并非以持续不变的干冷为特点,而是在干冷为主的背景上叠加了次一级的较为温暖或更为干冷的气候事件。
4.2.2 暖期的气候特征 与冷期的情况类似, 暖期的气候也并非以持续的温暖为特点。具体表现为暖期的古土壤往往被分隔成2~3层,其间夹有干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黄土或古风成砂沉积。s[,1]在沙漠—黄土边界带普遍由三层古土壤和夹于其间的两层黄土组成,其中顶部和中部的土壤均为灰钙土,底部的土壤为碳酸盐褐土。由此揭示了s[,1]所代表的暖期(即末次间冰期)是由三个次一级的暖期和夹于其间的两个冷期组成的,其中又以最早出现的那次暖期气候更为湿润。s[,2]由两层古土壤和一层古风成砂组成。揭示了这次暖期发生时,曾一度出现气候极为干冷的时期。这次暖期也就由两个次一级的暖期和夹于其间的一个冷期构成。s[,3]由三层古土壤和夹于其间的两层黄土组成,与s[,3]对应的暖期是由三个次一级的暖期和夹于其间的两个冷期组成的。s[,4]由两层古土壤和一层黄土组成。反映了这次暖期也就由两个次一级的暖期和夹于其间的一个冷期构成。s[,5]由三层古土壤和两层古风成砂组成,当这次暖期中的冷期发生时,沙漠范围也曾一度扩大。这次暖期由三个次一级的暖期和夹于其间的两个冷期构成。
4.3 沙漠—黄土边界带环境演变的动力机制
在对古环境变迁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其演变的动力机制问题。目前,对东亚地区季风变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大陆冰盖驱动模式[33],太阳辐射驱动模式[34]及最近刚刚提出的“双中心”驱动模式[35]。沙漠—黄土边界带地处东南季风边缘,笔者倾向其环境演变是受大陆冰盖控制的。
大陆冰盖是通过对西伯利亚—蒙古高压的控制作用来影响东亚季风环流的。冰期鼎盛时,西件利亚—蒙古高压加强,来自高纬度的寒潮和反气旋频频南下,冬季风的环境效应突出,而夏季风相对萎缩、甚至已不能深入沙漠—黄土边界带。在大风与干旱气候的耦合作用下,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地表风沙活动加剧,沙丘活化,沙漠—黄土边界带位置南移,古风成砂的分布范围扩大;间冰期鼎盛时,情况正好相反,西件利亚—蒙古高压减弱,夏季风充分深入沙漠—黄土边界带,其强度及停留时间增长,温湿的气候使植被覆盖度提高,地表的风沙活动得以控制,沙漠—黄土边界带位置北移,在先前的沙丘或黄土母质上发育古土壤沉积;在上述两种极端气候的过渡情况时,冬季风的强度及持续时间已较冰期鼎盛时有所减弱及缩短,同时,夏季风仍能深入沙漠—黄土边界带,并能带来有限的降水,黄土也正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沉积的。
因此,沙漠—黄土边界带古风成砂与黄土、古土壤迭覆出现的特点,是东亚季风环流变迁的体现,并最终直接受控于北极冰盖的变化。
5 结论
(1)沙漠—黄土边界带石峁剖面的地层记录表明最老的古风成砂约形成于50万a前,换言之,毛乌素沙漠至少在50万a前就已经出现。
(2 )历史时期的沙漠化与第四纪地质时期的沙漠变迁是两个不同时间尺度上的问题。第四纪地质时期的沙漠变迁明显受气候振荡控制,毛乌素沙漠在气候的自然调节下,历经“沙漠—非沙漠”的多次演变。在过去的50万a里,有明显记录的沙漠扩大次数至少有13次。
(3)在空间上, 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地层可以与黄土高原不同地域的黄土剖面很好对比,在对气候的敏感程度上,却是后者所不能比拟的:冷期沉积中古风成砂层的存在及暖期形成的古土壤中黄土夹层的出现,均说明第四纪地质时期不仅有冰期—间冰期旋回,而且每个冰期或间冰期的气候也是有明显波动的,无论是冰期还是间冰期都夹有次一级的冷暖旋回。*
参考文献
[1] sarnthein m. sand deserts during the glacial maximumand climatic optimum. nature, 1978,272; 43—46.
[2] haynes cv. great sand sea and selima sand sheet,easter africa: geochronology of desertification. sci., 1982, 217:629—633.
[3] rognon p.late quaternary climatic construction for the magherb (north africa). palaeogeog. palaeoclimat. palaeoecol., 1987, 58:11—34.
[4] lancaster n. relations between dune generations in the gran desierto of mexico. sediment., 1992, 39: 631—634.
[5] petit—maire n, page n.remote sensing and past climatic changes in tropical deserts: example of the sahara. episodes,1992, 15: 113—117.
[6] pokras em, alan cm. eolian evidence for spatial variability of late quaternary climates in tropical africa. quat. res., 1985, 24: 137—149.
[7] lezine a. correlated oceanic and continental recordademonstrate past climate and hydrology of north africa (0—140ka). geol., 1991, 19:307—310.
[8] 候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1):35—41。
[9] 朱震达,等,中国沙漠概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10] 朱震达,刘恕历史时期的沙漠变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49—260。
[11] 董光荣,等.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砂.地理学报,1983,38 (4):341—346。
[12] 董光荣,等.晚更新世以来我国陆生生态系统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成因.黄土、第四纪地质、全球变化,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90—101。
[13]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沙漠地区第四纪研究进展. 地球科学进展,1991,(2):29—32。
[14] 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5] 孙继敏,等.末次间冰期以来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环境演变.第四纪研究,1995,(2):117—122。
[16] 孙继敏,等.2000ab.p.来毛乌素地区的沙漠演化问题.干旱区地理,1995,(1):36—41。
[17]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黄土高原北部风沙区土地沙漠化综合治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3—6。
[18] 刘东生,等.中国的黄土堆积.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19] 丁仲礼,余志伟,刘东生.中国黄土研究新进展(三)时间标尺. 第四纪研究,1991(4):336—347。
[20] 刘东生,等.黄土与环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21] 李吉钧,康建成.中国第四纪冰期、地文期和黄土记录. 第四纪研究,1989(3):269—277。
[22] liu xiuming et al. a study on magnetostratigraphy of a loess profile in xifeng area. in. lin ts et al (eds.), aspects of loess research.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1987,164—174.
[23] 安芷生,等.洛川黄土剖面的古地磁研究,地球化学,1977,(4):239—249。
[24] heller f, liu ts. magnetostraitigraphic dating of loess deposit in china, nature,1982, 300:431—433.
[25] heller f, liu ts. mangnetism of chinese loess deposits, geophys. j. r.astr. soc., 1984, 77: 125—141.
[26] kukla gj. loess stratigraphy in central china, quat.sci. rev., 1987, 6: 191—219.
[27] kukla gj, et al. pleistocene cilmates in china dated by magnetic susceptibiliy. geology, 1988, 16: 811—814.
[28] kukla gj, an zhisheng. loess stratigraphy in centralchina. palaeogeog. palaeoclimat. palaeoecol., 1989,72: 203—225.
[29] zhou lp, et al. partly pedogenic origin of magneticvariations in chinese loess. naturc, 1990,346: 737—739.
[30] maher ba, thompson, r. mineral magnetic record of the chinese loess and palaeosols. geology, 1991,19: 3—6.
[31] 韩家懋,马兰黄土和离石黄土的磁学性质.第四纪研究,1991,(4):310—324。
[32] 刘秀铭,等.中国黄土磁性矿物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 第四纪研究,1993,(3): 281—287。
[33] 刘东生,丁仲礼.二百五十万年来季风环流与大陆冰量变化的阶段性耦合过程.第四纪研究,1992,(1):12—23。
[34] 安芷生,等.季风与最近13万黄土高原的气候历史.黄土、 第四纪地质、全球变化(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108—114。
[35] 丁仲礼,余志伟.第四纪时期东亚季风变化的动力机制. 第四纪研究,1995,(1):63—74。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over the last 0.5ma
abstract
besed of studying the sand—loess—palaeosol series of shimao profile,which is located in the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of north china, the mu us desert evolution and the climatic flunctuations over the last 0.5ma have been discussed. our result indicated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sedimental records of shimao profile,the oldest aeolian sand of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formed at 0.5ma b. p., so this probably means the earliest occuring time of mu us desert.
2. the evolution of mu us desert is controlled by the quaternary climatic oscillation, and underwent changes from desert to non—desert or non—desert to desert. during the past 0.5ma, at least 13 times of desert extension occurred, which are inferred by the 13 palaeoeolian sand layers of shimao profile.
3.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the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can be correlated with that of the loess plateau, but shows more sensitive to the past climatic changes: the sand layers sandwiched in glacial loess sediments and the loess or sand layers interbedded in interglacial palaeosols,all suggest that the sedimental successions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have a high resolution potential for recognozing not only the glacial—interglacial stages but also the within—stage climaticfluctuations.
key words: desert—loess transitional zone; palaeoclimate; environment change
注释: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第3篇
关键词：Rb/Sr比值 古气候 古环境 反演
中图分类号：P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3-132-021 引言
第四纪以来，全球经历了多次重要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对现代气候的形成及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古气候及古环境的研究无论在地质学还是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关于古气候古环境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其中地球化学参数是研究气候和环境演变的重要指标之一，Rb和Sr元素因其在表生环境下独特的地球化学性质而被广泛应用于古环境变迁的研究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Rb/Sr比值可以反映母岩的风化程度，此后许多学者又将Rb、Sr元素应用于黄土古气候及湖泊沉积物的研究中，目前Rb/Sr比值已成为区域气候环境演变研究中较理想的替代指标。
2 Rb、Sr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
Rb是典型的分散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分布于各类造岩矿物中，很少形成独立矿物。从Rb +的地球化学特征看，离子半径较大(147 pm) ，和K+(123 pm)比较接近，因此在各类岩石中Rb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分散于含K的矿物中，如黑云母、白云母，钾长石等；在表生风化过程中这些矿物被分解并释放出Rb，被释放的Rb很容易被富含K的粘土所吸附，只有一小部分被迁移或淋溶，这就决定了在风化成壤过程中Rb不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淋溶迁移。
Sr也是典型的分散元素，Sr2 +的离子半径( 112 pm) 介于Ca2 +( 99 pm)和K +( 123pm) 之间，在自然界中常以微量元素形式赋存于方解石、斜长石、钾长石，云母等矿物中。由于Sr2 +在表生环境中的地球化学行为更类似于Ca2 +，较易以游离Sr的形式(主要以碳酸盐形式)随土壤溶液或地表水进行迁移，结果导致地层中大量的Sr被淋溶。
Rb和Sr的上述地球化学性质决定了其表生地球化学行为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也体现了二者表生地球化学行为的差异性即，一定气候环境条件下二者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淋溶迁移规律，但Sr的淋溶迁移性却比Rb高很多。
3 Rb/Sr比值在黄土—古土壤及湖泊沉积物中的应用
基于表生环境中Sr相对于Rb的迁移活性差异这一原理，前人系统分析了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下Rb/Sr比值与古气候、古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对黄土—古土壤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Rb/Sr比值的变化能较好地揭示中国黄土层古季风气候的变化规律：在夏季风强的年份，风化成壤作用增强，Rb一般分布在颗粒较小的粘粒中，在风化成壤作用中，Rb和含K 的矿物相似，稳定性相对较高，因此Rb在风化成壤过程中是不活动的元素，而Sr则容易在成壤过程中淋失。由于Rb的相对富集和Sr的淋失，造成在夏季风驱动下Rb /Sr比值的增高，而在冬季风的驱使下Rb /Sr比值正好相反，因此，黄土-古土壤中Rb /Sr比值的高低反映了冬季风和夏季风的循环交替，这对研究黄土高原古季风气候有着重要意义。
利用湖泊沉积物Rb/Sr比值的变化序列反演古气候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湖泊沉积物记录的Rb/Sr比值反演流域古环境变迁比利用海洋沉积物、黄土一古土壤更为直接，减少了不确定性，优势明显。由于湖泊沉积物记录的 Rb/Sr比值所反演的古气候的时间分辨率可达101-102a级，因此还可以和Rb/Sr比值所反映的黄土古气候做对比研究。此外，开展湖泊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 Rb /Sr比值的研究，也进一步提高了运用湖泊沉积物Rb /Sr比值反演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科学性。
一般来说，湿热气候条件下，降水丰富，化学风化作用强烈，Sr的淋溶丢失程度大，Rb/Sr比值高，指示夏季风占优势的温暖湿润期；反之，气候干冷，Sr 的淋溶丢失程度小，Rb/ Sr比值低，指示冬季风占优势的寒冷干旱期。上述Rb/Sr比值的环境指示意义反映的是以黄土—古土壤为代表的陆相沉积物，这与湖沼相沉积物的环境指示意义恰好相反。湖沼沉积物中，在湿热气候环境条件下，由于化学风化作用的增强会使更多的Sr进入沉积盆地，从而使湖沼沉积物的Rb/Sr比值变小；当气候干燥寒冷时，由于降水量小使得化学风化作用减弱，湖沼沉积物中Rb/Sr比值也相应变大。因此，在进行Rb/Sr比值和古气候反演的研究中，要注意不同来源的Rb、Sr在沉积物中的赋存形态不同，其反映的古环境信息也显著不同。
4 Rb/Sr比值在环境考古学中的应用
旧石器考古证据表明，在早更新世时期可能的人类迁徙事件与转型时期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全新世以来多次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对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古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Rb和Sr的上述明显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反映古气候变化的时间分辨率高的优点，Rb/Sr比值方法目前也逐渐成为环境考古中研究区域环境演变中较为理想的替代指标。
前人曾对长江三峡中坝遗址地层中Rb、Sr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所研究的剖面地层中Rb含量偏低，而Sr含量偏高，Rb/Sr比值变化较大。研究人员结合遗址考古断代定年及遗址剖面地层Rb、Sr含量与Rb/Sr比值分布情况，认为所研究区域气候环境演化共经历了6个阶段，其中有4个明显的温暖期（图1中对应的Ⅰ、Ⅱ、Ⅲ、Ⅳ期），这4个温暖期总体上对应了该遗址文化发展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些时期对应地层中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是其佐证之一。其中有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人类正是利用了第Ⅱ阶段的温暖期开始了该地区的制盐生产活动。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空间分析模型；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46-04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1.3%，随着中国城市化比率的不断提高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土地利用空间演变的主要特征。长春市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的逐步落实，长春市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随着未来长春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因此，研究长春城市空间扩张历史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对指导城市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利用GIS技术，集成改革开放以后长春市不同时期、多尺度、多来源的城市地图信息绘制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演变示意图，结合空间分析模型考察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幅度与形态等特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长春市城市扩张的内在驱动因素，为长春市今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概况、数据选择及处理
（一）研究区概况
长春位于中国东北中部，为吉林省省会，是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市内共辖六区。城市中心地处东经125°19′ 北纬43°43′，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其纬度影响，冬季气温较低，夏季日照时间较长。长春市位于松辽平原的腹地，地势以台地、平原为主，地形平坦，交通方便，为长春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长春素有“汽车城”美誉，坐落在长春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科研生产基地，目前长春已形成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体系。截至2011年，长春市人口868.72万，全市生产总值4 003亿元。
（二）数据选择及处理
收集整理长春市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图、城市现状图、历史地图等城市空间数据，主要选择1983年、1995年、2005年共三个时期的长春城市市区地图，并利用arcGIS软件对地图数据进行定位及配准，绘制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演变示意图。在1990—2010年的长春市统计年鉴中查找能反映长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数据，包括各时期的社会经济、人口、生活水平和工业发展等指标，并选择历年长春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反映城市空间扩张方面的主要指标。
二、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模型分析
（一）空间分析模型
1.土地利用空间扩张速度模型。其表达式为：Vi=，其中Vi表示了在整个时期内城市土地面积的扩展速度Ub，Ua表示不同时期的城市土地面积，T表示研究的时间跨度。
2.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其表达式为：K=**100%，其中K表示了在整个时期内城市土地面积平均变化速率，Ub，Ua表示不同时期的城市土地面积，T表示研究的时间长度，如果以年为单位，则K表示城市土地面积的年均变化速率。
（二）模型分析结果
1.土地利用空间扩张总量。由表1和图1来看，1990—2010年二十年间长春市建成区面积总体上呈不断上升态势，1990年长春市建成区面积仅为114km2，截至2010年长春市市区面积达395 km2，二十年增长近3.46倍，建成区面积扩张达281 km2，从相对前期扩张面积上看，1990—1995年建成区面积扩张最小，仅为10 km2，2005—2010年五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最大，达164km2。
2.土地利用空间扩张速度。从表1上看，长春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1990—2000年这十年间，长春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年扩张速度一直维持在年均10km2以下。2000年后，长春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其中2005—2010年这五年间建成区扩张速度最为迅猛，达到了年均32.8km2。
3.土地利用动态度。1990—2010年这二十年间长春市土地利用动态度一直保持加强态势，其中2005—2010年强度最大，平均每年14.2%，1990—1995年强度最小，仅为每年1.7%，逐渐加强的土地利用动态度表明了长春市土地利用的强度持续加大。
4.土地利用空间形态特征。图2可以较为清楚地体现长春市近二十年时间的土地利用空间扩张情况。
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长春市城区土地利用空间扩张主要以圈层结构为主，古典的“同心圆”理论在这一时期的长春城市空间扩张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随着长春市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城市发展空间不足，从而导致了中心城区用地功能开始向外蔓延，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
2000年以后，长春市城市空间又得到了新一轮的扩张，城市在西南、东南方向有较大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主要沿交通线向外蔓延，逐渐将原有长春近郊城镇纳入到长春城市空间体系中来。这一时期的长春城市空间扩张以开发区建设为主要形式，通过对长春市四大开发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净月潭开发区）的集中建设，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向“多中心”形态发展。
2006年长春市政府正式迁往南部新城区，也从相当程度上加速了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上向南部扩张的步伐。
三、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驱动力研究
（一）指标选取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对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在长春市统计年鉴中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商业等方面选取与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密切相关的八个统计指标，即长春市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海关进出口总额、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春市城市人口。
（二）主成分分析
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9次正交旋转后选出特征值大于1的2个主成分，命名为主成分F1和F2（如表2所示）。
主成分F1和F2累计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95.05%，即保留了原有指标95.05%的信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对与第一主成分F1，其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海关进出口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这五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负载，故将F1命名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因子。
对于第二主成分F2，正负载较大的是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与第二主成分F2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因此第二主成分F2与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密切相关，故将F2命名为产业结构调整因子。
（三）主成分分析结果解释
1.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直接动力。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所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是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直接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长春市的经济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 329亿元，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空间格局，迫使城市通过扩张和重组使其空间格局更符合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也给居民生活水平、交通条件、城市公共事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又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春市先后建立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净月潭开发区共四大开发区，对开发区的建设不但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口，也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的综合发展，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长春市各大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对近年来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产业结构调整是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直接造成了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从而间接的改变了土地利用的空间形态。改革开放以后，长春市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截至2010年长春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7.59%∶51.66%∶40.74%。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持续转移使得改革开放初期长春市的工业用地增加较为迅速，增加的工业用地是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近年来，“退二进三”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实施使长春市内工业向城市边缘扩散，第三产业进一步向市中心聚集，从而加强了长春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向外扩散的工业也促进了各类产业园区的发展，使得长春市原有的“紧密团状”城市空间形态向“指状蔓延”发展，形成了长春市“多中心”城市空间雏形。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调整是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重要原因，也是土地利用结构转变的直接促进因素。
结论
本文基于GIS技术，绘制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演变示意图，结合土地利用扩张速度模型和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考察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幅度与形态等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990—2010年的二十年间，长春市土地利用总量上呈现出持续的扩张态势，2000年以后土地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土地利用扩张强度显著增强。从空间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结构以圈层结构为主，呈组团型向外扩张。2000年以后，长春市城市空间沿交通线向周边“指状蔓延”发展，在西南、东南方扩张较为明显，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向“多中心”形态发展。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对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是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直接动力，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对近年来长春市土地利用的空间扩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是土地利用空间扩张的重要原因，也是土地利用结构转变的直接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1] 吕云峰.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12）.
[2] 孙雁，刘志强，王秋兵，刘洪彬.百年沈阳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J].资源科学，2011，（11）.
[3] 匡文慧，张树文，张养贞，李颖.长春百变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9，（7）.
[4] 孙雁，刘志强，王秋兵，刘洪彬.1910—2010年沈阳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2，（9）.
[5] 刘艳君，李诚固，徐一伟.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空间结构形态演变研究——以长春为例[J].人文地理，2007，（4）.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