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第1篇

1.近现代科学影响与天主教自身变化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现在约有15亿到21亿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中，天主教又被称为公教会、罗马正教，在基督教中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其他两大教派都是从其中分离出的。在基督教历史发展形成了诸多派别，它们与科学的关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具体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专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且将时间定位于20世纪两者关系的演变，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天主教在整个现代西方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与东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与现实基础之上，这与古希腊罗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质疑精神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关。同时即使在中世纪发展过程中，神学也走过了从粗陋的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阶段。理性论证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仅具有超验的特性，而且有可能为人的智识和内心体验所感受，这将能够更好的搭建基督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仅具有神的属性，亦潜含人的属性，这为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能够不断发展，展现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天主教具有现代转向的内在潜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无法具备的时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对天主教的发展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影响。就作为思想意识形式的神学来说，文艺复兴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思想基础和理性基础，作为现实表现形式的教会实体，天主教还具有政治、经济基础，神学及其在这一历史基础上表现出一种极其稳定的秩序。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文艺复兴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动摇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这些历史基础，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会处在某种秩序失衡所带来的社会与人内心世界的"动荡"之中，如果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与政教分离的国策，意大利的统一，教皇国的覆灭动摇与瓦解的是教会实体建制化政治、经济统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天主教传统文化思想秩序的冲击与动摇，新教与清教是对文艺复兴新兴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适应，而与之相对性的同时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试图对旧秩序的坚持与维护。中世纪建立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新斯多葛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并经教父神学、经院哲学发展完善的理性基础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所导致的最为猛烈的冲击。自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到现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教会还是天主教神学都处于一种传统理性秩序备受冲击而新秩序不断形成的现代嬗变过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既是对天主教，对科学的现展进行较为清晰的定位与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方现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较为准确分析。

20世纪以来，教会世俗权力丧失与教俗分离，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天主教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础与渊源之上，天主教现代转向的思想渊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别表现为：自然神论的护教思想、克尔凯戈尔信仰主义新正统神学的先声、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科学的宗教解释尝试等等，这些思想的发展为20世纪天主教的现代转向做好了铺垫。在某种意义上，天主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经历了现代派神学主观主义宗教观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回归传统的基要主义合一梦想的破灭以及新正统神学的出现，天主教必须结束自我囚禁的“罗马囚徒”，走出城堡思维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与科学的关系上，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冲突模式基本结束，传统体制冲突模式基本被现代积极主动、参与建设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对科学与天主教关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天主教从产生开始就与科学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科学定义，科学则与人类的产生同步，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比天主教的产生要早得多。同时，天主教的教义与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由于哲学与科学的在其后历史中各自的发展，使得这一基础不可避免存在着与后世现实无法适应的问题。在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两者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两者关系史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之前的相互独立与平行发展时期，中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的冲突时期，20世纪以来的对话时期。当然对上述不同时期的两者关系的概括对应每个时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种模式，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存在，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主色调而已。

首先对于基督教产生后到文艺复兴之前这一段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变化与动荡是极其剧烈的，从古罗马下层被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经过几百年的动荡与冲突逐步成为为统治阶级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加上当时自然科学进展的相对缓慢，与此同时，宗教思想还处于弱小的萌芽发展时期，基督教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理论知识还在不断吸收运用，所以这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平行发展和缺少冲突的。对于中世纪，传统观点一般称之为"千年黑夜"时期，对于黑夜的定义，似乎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科学沦为宗教的婢女 ，科学为论证基督教服务，从而导致中世纪科学发展的缓慢。的确在中世纪，天主教或者说整个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思想与社会统治力量，对科学起到了限制、约束和阻碍的作用，但是这一时期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稳固与平静，天主教对科学的压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体来说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机制所导致科学发展缓慢，整个社会文明演进、社会经济进展对科学的需求缺乏。与此同时，教会在对科学制约的同时，教会或者整个社会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对科学发展促进的一面。如从天主教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发展也锤炼了人的理性思维与思辨能力，锻炼了人的心智，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中世纪将阿拉伯科学著作翻译成西欧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并在欧洲流传也对当时和未来的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有中世纪西欧大学的产生、兴起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科学发展进行了思维训练与人才的储备。另一方面，在中世纪对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自由的空间，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这通常是在大学内，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尽管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哲学家（所以对基督教的价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视为是进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种资源，这样也就能够更多的理解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尼古拉斯·奥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们全都是活跃的神学家，但并不认为自己的信仰与对自然秩序的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1]

3.天主教与科学关系的冲突与缓和

从文艺复兴后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到20世纪之前，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进入了冲突时期，冲突模式作为天主教与科学的时代主色调与关系模式并非伴随两者关系的始终，而只是阶段性的表现，这一时期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改变了过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学带有极强的dylw.net机械性与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学无论是研究基础还是结论都体现为对天主教传统理性与现实基础的一种颠覆，因此必然会导致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如16、17世纪的天文学进展，17、18世纪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建立，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都曾带给天主教以轩然大波，使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上升到世纪论战烈度。之所以双方冲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内在逻辑冲突外，还在于双方外在的社会性建制冲突，近代社会科学的日渐强大并不仅在于科学知识与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长，还在于科学被整个社会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权、工厂企业、航海运输以及军事战争所需要，科学可以带来革新与进步，因此科学获得了超越国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体制力量与建制化也在发展中羽翼渐丰，这使得天主教在冲突中充满焦虑，而科学体制在充当坚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时不断前进，在冲突中似乎节节胜利的同时也逐渐远离了迫害。

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事实上还意味着社会主流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思辨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对宗教取得胜利的同时，科学本身或者与科学相关的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使得现代社会陷入了理性的危机，科学或许并不是和宗教完全绝缘与对立，科学在现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和宗教面临着同样需要自我辩护的现状，在发展过程中，科学虽仍坚持其经验归纳的基础，但新物理学、现代天文学等等方面的进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思辨的方法，研究领域也在一定范围内与神学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方面或许科学在走向神学。另一方面，19世纪末到20世纪天主教与科学的冲突表现暂时还算平静的时候，天主教也需要重新整理与思考如何走向现代社会，只有接受现实社会才能融入现代社会，才能重新争夺社会影响力与话语权，保持其地位，恢复影响力与发挥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于天主教还是科学，双方关系迎来了对话与整合的时代机遇。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现代社会，天主教与科学关系从冲突走向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精选天津史料 创设试题情境

按照现代考试测量理论，“任何试题要求考生完成的思维任务或操作活动，都是置于一定的背景材料之中的”[1]。注重科学地选用各类史料创设试题情境，是天津卷历史试题的基本特征之一。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试题，注重精选天津地方史或与天津地方相关的历史材料创设背景。除去一部分考纲、教材直接包含的天津历史内容之外，大多数地方史试题不直接考查与天津历史相关的知识，而是以考纲规定的主干和重点为发展线索，考查历史阶段特征，或对相关历史概念、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这类试题在天津卷地方史试题中占较大比例。

例1：2004年高考第19题：

民国初年，我国民族工业进入了进一步发展阶段。以天津为例，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我国民族工业在这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内因是

A.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办厂

B.欧洲列强在一战期间暂时放松经济侵略

C.各种实业团体广泛建立

D.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例2：2009年高考第6题：

下图所示的民族企业创建后，仅用三年时间，商即遍布全国大中城市，产品远销东南亚。其迅速发展的背景是

A.地处沿海的天津水陆交通便利

B.辛亥革命为其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

C.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发展提供了客观条

件

D.南京国民政府推出了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

上述两题都以天津地方民族工业发展的材料创设试题情境，考查考纲和教材涉及的相关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内容。例1题干中给出民国初年天津民族工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数字及居全国领先地位的行业，要求考生从天津这个“点”反观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共性内因。考查落实的点是辛亥革命对民国初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整体影响，属于考纲和教材的基本内容。例2题干提供1932年诞生于天津的民族企业“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产品“抵羊牌”商标图片，辅之以该企业迅速发展的文字介绍，以个别企业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史实为情境，考查考生对“30年代”我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背景”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即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相关经济政策及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例3：2005年高考第21，22题：

21.1861年，进入天津口岸的各类洋布折银3250582两，占当年天津口岸进口总值的64.8%；鸦片折银948480两，占进口总值的18.9%。材料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进口货物中洋布占主要份额

B.中国近代商业贸易落后

C.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

D.鸦片贸易合法化

22.图2信息反映的是

A.天津工商业调整完成

B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C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大都市

D天津港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天津港是近代以来我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对京津、华北乃至东北等地的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考查近代相关历史内容的理想切入点，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多次提及。第21题选用1861年天津口岸进口货物之数量及比例数字设置试题情境，考查考生对1861年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天津开埠通商及其影响的理解和把握。第22题以“1952年天津新港建成”的图片创设情境，考查对“天津新港建成”这一成就之于全国背景下社会发展的归属的理解与判断。1952年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属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范畴，与工商业企业的“内部调整”以及1953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相关。考查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考纲和教材要求把握的识记和理解认识的点。

例4：2011年高考第4题：

下图为1878年天津首发的中国第一套邮票中的一枚。与该邮票设计理念无关的是：

A.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B.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C.“师夷长技”的思想

D.兴民权、倡新学思想

本题设计从多方面体现地方史特点。选材和情境创设，天津地方色彩浓郁；既考查考生获取信息、理解分析、知识迁移等能力素养，也包含情感渗透，使其感悟家乡在近代历史发展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等。

题干选取近代首发于天津的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票”）图样作为背景材料，考查考生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及特点的理解和认识（本题兼而体现多方面的考查目标）。大龙票人所共知，耳熟能详，又源自天津，故而材料给人亲切的感觉，营造了很好的试题情境。以邮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并非考纲和教材规定的内容。本题意在考查学生对首发于天津的“邮票”这个历史情境蕴含的若干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邮票画面中心的龙图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近代邮政源自西方，1878年（洋务运动期间）传入中国，所以它包含了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借鉴。而邮票信息仅限于文化技术层面，并未包含“民权”等政治思想的内容。

另外，天津卷历史试题地方性还体现在“史料出处”的地方性上。如，近年多道试题的情境材料均引自近代创办于天津、闻名国内外的《大公报》等。

二、关联考纲内容 考查天津知识

这类试题有别于前面试题的是，既以天津地方史的史料创设背景，又考查考纲、教材包含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并以此突出“地方性”。

客观看，现行课标和教科书直接涉及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并不丰富（逊色于大纲下的通史），用于直接考查的知识内容相对有限，又由于必修、选修模块的设置，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间相互孤立、缺乏联系，因而可直接用于命题的知识内容选择余地不大。基于这个实际，天津卷考查地方史具体知识点的试题通常选择在中国近现代史与天津地方史的某些关联处，或一个明确的点，或一个横截面，或一条发展纵线，或宏观，或微观，等等。

例5：2007年高考天津文综第39题历史部分与天津地方史相关的内容为：

材料二：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要求开放天津、宁波等地通商。乾隆皇帝严词拒绝，并表示如果“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定当立时驱逐出洋”。

（4）材料二反映了当时中、英两国怎样的历史状况？

材料三：18世纪中期以后，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商业中心由城东南的“南市”逐渐转移到城北沿苏州河新闸一带的租界地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由广州转移到上海。1861年天津开埠后，城市经济中心由城东北沿河一带逐渐转移到城东南的租界地区，天津逐渐成为北方外贸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天津发展成近代大城市。

（5）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概括材料三反映的通商口岸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

（6）依据图13～15，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说明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

材料二中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涉及开放天津的要求，属于营造天津地方史的情境氛围，设问和解答的思路方向是材料反映的当时中英两个国家的不同发展状态，与天津地方史不直接相关。材料三所给史料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广州、上海、天津先后开埠及其影响的史实，设问中“广州、上海、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各依据什么条约？”涉及考纲和教材包含的天津地方史的内容，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通商，并因此导致天津租界地的出现和“城市商业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这基本属于对基础知识识记能力的考查，相对简单明确。

试题提供了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规划）的图片和文字材料，要求结合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答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这是对全国对外开放格局基础知识的考查，包含天津，但不特指天津；随后，试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开发在经济环境方面的优势，考查联系比较、分析判断和知识迁移运用等能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环境属于地方史的情境，“优势”的内涵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不特指天津，但在这里又主要指天津。

例6：2012年高考天津卷第13题：

13.（19分）阅读材料，参看地图，回答问题。

材料一：从金朝开始，随着北京成为都城，地处海河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的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北京调运漕粮等生活物资的中转枢纽和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舟车攸会，聚落始繁。”

材料二：开埠前的天津是一个封建性城市。开埠通商后，天津很快发展为我国最早建立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的城市之一；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

材料三：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后，建立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建立市政工程局，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站。打击银钱投机，建立官银号、银元局，鼓励开办近代工商企业。1903年，政府开始部署建设以大经路为轴心的新城区，仅20年，新城区就成为天津新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用一例近代史实说明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

（2）分别举例说明材料二中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

本试题属于纵横辐射较大的综合题，以考查若干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为主（下文另论）。但试题仍然比较集中地考查了考纲、教材中涉及天津地方史的若干具体知识点，考生只要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头脑比较清醒，依据材料中提供的有效信息，大多数问题是有话可答的，并不像有些师生反应的那么“偏”。如第一问中B区形成的时间和成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北京条约》签订）后，开埠通商”；天津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的事例，可答出若干相关基本史实，除“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威胁北京，清政府妥协”之外，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西方侵略军攻占天津、进犯北京等等；第二问中举例说明天津的“新式工业、新式采掘业和新式交通”，考查考纲、教材中有关洋务运动的基本史实，即“天津机器制造局、开平煤矿、有轨电车”等；第三问中“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02年清政府接管天津的背景”，也属于对天津地方史基础知识的考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退出天津”，依据历史事件因果关联，不难得出合理的史实背景。本题考查考纲、教材明确规定的、涉及天津地方史的知识点多达10个，赋分也几乎占到总分的一半，是历年天津地方史试题考查具体知识点最集中的一题。

三、突出能力要求 考查学科素养

如前所述，在现行课标、考纲、教材中，外显的天津地方史知识内容数量有限，因而单纯从具体知识内容入手设计地方史的试题，空间不大，这也不是天津卷地方史命题追求的方向，但通过选择使用与课标、考纲、教材相关联的天津地方史资源，以天津历史为切入点，考查时代特点及历史背景，进而突出考查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要求，特别是新课程理念下的若干学科能力素养，则大有用武之地，也是完全可能、可行的。这些能力素养包括：阅读史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提炼归纳观点依据史实得出结论的能力，依据历史时序空间概念理解认识事物的能力，调动运用知识思考理解问题，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综合分析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例7：2006年高考第33题（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由城市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主题，政、史、地三科综合的“串题”之一）：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漕运发达，天津“粮艘商舶，鱼贯而进，迨无虚日”。清朝一度解除海禁，有天津文人描绘说：“百宝都从海舶来……怪怪奇奇洋货街。”能够涵盖材料信息并反映天津历史发展的表述是

A.明、清时期天津经济持续发展

B.运河漕运使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C.海上运输兴起促成了天津商贸持续繁荣

D.水运通道便捷保证了天津商贸不断发展

例8：2010年高考第7题：

“盖天津（城）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沿铁道线，自由电气实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这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是

A.以老城区为中心不断扩展

B.伴随交通方式的变化而发展

C.由城市周边的不断开发而发展

D.伴随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

上述两题，突出考查阅读理解史料、提炼归纳信息并得出结论的基础能力。例7要求考生从材料中提炼概括明清时期天津作为京畿之地运输枢纽的特征及状态，即漕运、海运齐头并进并带动了天津商贸的繁荣发展，故D项涵盖了情境材料的信息；例8的立意及考查目标与例7接近。情景材料简明地揭示了古代、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区）发展特征，即天津城区在最初“围绕旧城”发展之后，主要是伴随着漕船河运、铁路运输线路、电车车轨走向等而扩展，故B项概括了材料中反映的“天津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在上文不少例题中也有体现。例4大龙票一题，考查了考生捕捉信息、知识迁移和运用、联系想象等思维能力，意图使其借助这些能力对邮票的设计理念作出判断，并得出正确选项。

例5涉及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在古代、近现代丰富适切的历史材料和关联的设问中，除了考查学生阅读理解、获取信息、提炼概括、知识再现、知识迁移等基础能力之外，还突出考查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对时空概念的界定。例如试题情境给出的1980年诞生第一个特区——深圳，1990年启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浦东的开发，新世纪以来启动的北方经济增长的引擎——天津滨海新区，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我国对外开放、开发的整个历程，空间上纵跨珠江流域、长江口岸和海河之滨，时空跨度非常大。考生只有依据清晰的时空意识，对试题涉及的历史事物进行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分析，并灵活调动相关知识，才能作出准确的解答。尤其是最后一问中“指出图15所示地区与前两地开发相比，在经济运行环境方面的最大优势”，只有准确理清空间概念、时序变化，才能比较和判别不同时空背景下，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的“经济运行环境（指社会环境条件）”，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例6除对天津地方史相关知识点进行考查之外，更主要的是从多方面集中考查了若干学科能力。包括综合或整体阅读、把握材料信息的能力、读图识图能力（含空间方位概念）、图文信息整合运用能力、知识再现迁移运用能力、运用适当的史观综合分析阐释问题的能力，等等。据阅卷教师反映，第一小题中“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图中A、B、C三区开始形成的时间和原因”一问，相当一部分考生丢分严重，除了基础不扎实之外，主要反映了考生“整体阅读、提炼归纳”能力的欠缺，即只读材料一、二，忽略材料三，导致答题信息的丢失。第二小题中的“依据材料二，分析开埠通商对天津发展的意义”，第三小题中“依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初期天津发生的主要变化”两问，除了考查阅读概括等基础能力外，则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对具体史实材料进行理性提升，用有历史学科色彩的语言规范表述的能力。

四、渗透天津乡情 感受爱乡爱国

分省自主命题测试地方史内容，最具积极意义的考试目标之一就在于通过鲜活生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试题，渗透正面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考生在亲切、熟悉的地方史“情化信息”①下，认识了解家乡历史，感悟家乡历史，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的、世界的整体的历史，从考试的环节，实现历史学科深厚的教育功能。这既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与要求，也是历史新课程理念之一。天津卷地方史试题大多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和意图。

例1、2两题，均涉及天津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及其在国内的地位与影响，例1民国初年天津“在工商部注册资产达万元以上的企业有数十家，其中面粉、纺织、化工业生产水平居全国前列”和例2“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抵羊牌”产品在国内首屈一指、名冠东亚，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天津民族工业的辉煌历史，考查的点虽是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但可令考生直观感受在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中，家乡天津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并体验到爱家乡的朴素情感。

例4中，作为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天津在中国邮政史上写下了包括第一套邮票在内的众多的第一。考生从识读诞生于天津的第一套邮票——大龙票的情境之中，在审题、解题的思考过程中，于一枚小小邮票的“方寸之间”，可直观品悟到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脚步，理解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更能感受家乡天津在近代开放过程中、于洋务运动期间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从而感悟到浓浓的乡情。

例5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一题，从近代天津被迫开埠，到新时期在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格局中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规划，在鲜明的时代对比中，使考生感悟新旧中国的历史变迁，更深切感受到就在当前、就在天津的对外开放格局及其发展的时代脉动，从而引领考生关注天津发展的状况，体验爱家乡、爱祖国的自豪感。

例9：2008高考天津卷第18题：

1900年以后在天津老城南门外（南市一带）出现了租界与天津地方当局均不实施管理并一度畸形繁荣的地区，俗称“三不管”。这本质上反映出近代天津城市的

A.封建落后性

B.治安管理的不合理性

C.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D.建设的散乱随意性

本题考查考生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解。试题没有按一般意义设置题干和选项，就概念考概念，而是将其放在天津地方史上人所共知的“三不管”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来考查，除了体现能力立意、考查理解之外，包含着引领考生感悟与体验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天津近代历史和社会具体状态的目标，这是情感方面的渗透。曾有教师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上有“负面”之嫌（因为“三不管”曾是旧天津最下层社会的聚居区及黑社会势力猖獗之地），笔者认为该题在选材和考点的结合上很巧妙，看似“负面”的情境，恰恰可以引领考生感悟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曲折与艰辛，从而渗透了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试题揭示的内涵和本质是正面的、积极的。

例5、例8，均涉及天津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特点，特别是2012年天津城市化进程的综合题，测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即定位于情感的渗透。试题将天津历史自然地融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考查涉及天津的相关知识和有关学科素养的同时，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天津所处重要地理位置及影响、近代较早开埠通商、较早开启城市化进程及其作用影响的理解和认识，使考生在解题过程中感受天津城市化、近代化的历程和特点，感受近代以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历史及其时代变迁，从而很好地渗透了爱家乡、爱祖国的积极情感和态度。

综上，历史试题强调学科素养，目前教材中涉及地方史的显性知识点不多，因而地方史的命题，更加强调考查基本学科能力及素养。地方史试题考查特点的明晰，对教学无疑具有指引作用，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需举一反三，明确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陈光裕，男，1955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论、课程论等教学和研究。

郑晓峰，男，1968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和平区教研室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多志静，女，1966年生，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东丽区四合庄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第3篇

近年来，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传入中国，引起学界关注，并有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1]笔者在此提出若干粗浅的认识，请方家指正。

一

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和关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研究，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世界的商品、机器工业、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思想、宗教、教育制度等等渐次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国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由思想到实践，缓慢地逐渐展开。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举措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五十多年前即有论者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2]这些资本主义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长江的城市中，在这些城市中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发展。同时，受洋务运动的驱动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开始出现以西方教育为摹本的“新式教育”及留学教育，以教师、报刊记者、编辑及律师等群体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时至20世纪初，沿海沿江某些都市民间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以天津为例，清末10年间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02～1911年间，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增加了31家。其中官办12家；官商合办7家；官督商办3家；中外合办3家。①在此期间，私人资本企业迅速增长，发展到107家，涉及的门类有矿业、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火柴、皮革、玻璃、制碱、烟草等。[3]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也在快速发展。[4]同时，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到1911年，天津的新式学堂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等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各类女子学堂23所，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所办学堂6所。[4]（481-487）到1911年，已办有各种报刊数十种，如《大公报》、《北洋官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方日报》等。其中《大公报》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推动社会生活改良，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与这些近代企业、教育事业及新闻媒体为主的各行业紧密相关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并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主要组织者，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概念和理论不断传入中国。“civil society”理论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文中称：“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市民社会作为近现代国家的对立物，具有普遍的特性，中国亦不例外。”此文认为，市民社会的“共同特性”，包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性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等等。”[5]这些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

虽亦有论者认为，市民社会“始终只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而从来没有发源于东方”，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市民社会，[6]但相反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如朱英根据其对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肯定近代中国存在过市民社会，认为，“清末民初的新型工商社团在组织特点上，已初步具备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其诞生“是近代中国新型民间社会雏形开始出现的重要反映。”[7]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初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认为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有学者将清末广州地区的集庙议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例个案加以考察，探索了广州市民社会的一些特点；还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上海的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后的情况，认为其集花园与茶馆、戏园、会堂等功能于一处，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活动场所，反映了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都市生活内容的丰富；另有学者考察了晚清时期创办的数百种报刊，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意义和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报刊的信息内容体现了非官方的色彩，属于民间与官方的对话场所，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等等。[1]

关于西方学界的“civil society”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章开沅教授提出，不妨把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以改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沉闷格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 高潮’、‘事件’等空泛化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8]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对待和运用“civil society”理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可以将“civil society”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但并非生吞活剥，而是吸取其中的某些适合中国情况的要素并加以适当的改造。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诸多现象和事物，诸如工业生产设备与技术、经济运行模式、教育制度，以及各种思想、主义、学术范式――包括“civil society”理论，等等，均自西方世界引入，并在中国演变、发展。如前所述，为许多学者所肯定的近代中国所出现的民间社会，亦是中国在西方世界冲击下社会演变的结果。这其实是“civil society”理论可以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或根本之所在。当然，这个理论也与其他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思想或理论一样，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而应汲取其中的要素，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此观之，将西方“civil society”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此作为观察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角度，或许是可行的，有实际的积极意义的。这正如用西方的交响乐也可以很好地表现中国的故事和情感一样。

二

再来谈谈关于“civil society”一词的涵义和中文译名的选择。

根据邓正来的研究，“civil society”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谓“civil society”（即koinonia politike）一词，系指一种城邦。西塞罗于公元1世纪将其转译为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其意不仅指单一国家，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洛克、潘恩等思想家也有各自的 认识。“第一个真正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更准确地说，它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9]

如此，在西方，“civil society”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而且西方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具体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所谓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模式，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也难以完全套用”。[10]中国学界在引进、运用这一理论的时候，不妨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我们的认识。

实际上，关于民间社会理论，近年来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一些学者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做了新的阐发和解释，而且多位主要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成果。如朱英根据其对清末“新型民间工商团体”的研究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初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民间社会的雏形已初显端倪”，这一新型民间社会“一般都是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社会自治领域，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组织内部“主要依靠的是契约规则，而不是靠传统的血缘、乡缘等亲情关系维持”，实行“自愿和民主的原则”，清末新型工商社团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了这些特征。[7]闵杰认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作为历史实体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运动，三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1]上述研究均对笔者有重要启发。

以笔者之见，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所谓民间社会，可以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传统专制政治的逐渐弱化，在官方机构直接管理、控制之外，由民间人士主导的那部分社会生活内容。其具体表现为，民间人士对国家或公共事务、社会问题表达意见，组织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如办学、办报、赈济、改良风俗、维护自身权益等，以及为这些活动的进行而组建各种社会团体等。以清末天津为例，《大公报》自1902年创办后即成为北方舆论的领袖，其“论说”栏连续不断地刊发民间对于国家政治、各项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言论；②为劝导广大民众改掉迷信、等传统观念和社会陋习，《大公报》还特别设立白话文专栏“附件”，专门刊载批评各种迷信落后的观念行为、劝导摒弃各种社会陋习的文字，阐发现代观念，启迪民智。③同时，天津各界人士陆续建立了商会、天足会、阅报社、体育社等多个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社团，并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对于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良、社会生活的进步以及陈旧落后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故笔者以为，所谓近代中国民间社会，或可包含发表言论、组建社团、从事活动等这样互有区别又紧密相联的三个方面，这些社会现象均可视为“民间社会”的内容，而“社会阶层”则是这些言论、活动的背景与基础。

诸多研究者在将“civil society ”理论运用于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时，“civil society ”一词往往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等不同的译法。笔者认为，或以译为“民间社会”较为妥当。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即有民间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有一些以血缘、地域关系维系的互助性团体、帮会以及慈善救济性质的组织。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民”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民间社会的活动内容和方式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其理念、宗旨和组织原则及运作方式，均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出现了重要区别，这是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二者既存在着前后的关联，亦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新的因素而产生重要区别。研究近代中国，不妨继续使用“民间社会”这一概念，而指出其内容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再者，近代中国，由于专制政治传统的深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欠发达，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或市民阶层并未真正形成，其中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清末民间社团尚未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达到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天津为例，各民间社团的建立和开展活动多与官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天津商会的建立并非完全是商人群体的自主行为。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章程》（也作《商会简明章程》）。此后，天津绸缎洋布、钱粮等30余行的61家行董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要求速立商会，获得清政府商部批准后方得建立，而商会的总理、协理均为具有花翎二、三品顶戴的候补官员。此后，清末历届商会的负责人，包括总理、协理、坐班、会董等，也都有各种官衔或功名。[11]清末天津商会进行的各种活动，或是有官方的号召、支持，或是要禀告官方获得承认，并非是完全自主独立地开展活动。再如，天津县天足会的领导人在建会之始，正副会长即协同拜谒巡警道宪，请巡警协助天足会散发宣传材料，巡警道宪并认捐20元。天足会中有人提议在各交通要道设木架，“上悬奉旨不缠足斜匾”。[12]推进天足活动，要借助朝廷的势力。

这些状况表明，清末的民间社会尚在成长的初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若称之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名实之间难免有不符之嫌。而采用内涵较为宽泛的“民间社会”一词，既显示了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亦可较恰当地表达近代中国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尚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注释：

①《清末天津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工业统计表（1902年―1911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2―1267页。其中6家企业性质不明。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传统天下观;反思

自秦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以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按照一个固有的模式发展――以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种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在封建时期为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宣扬中华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而隐藏在封建集权统治下的核心就是具有中华传统的天下观。但随着近代历史的开始，传统天下观已经失去了它在封建时期巨大的凝聚作用，开始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阻力。

在传统天下观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人长期处于信息闭塞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惰性，同时，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统治难以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为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羁绊，如果一直延续传统天下观的国家思想，中国将会长期滞留于封建时代，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将不会结束。

对传统天下观的反思经历一个漫长的思想改革历程，近代以来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意识到天下观对国人思想的麻痹作用，他们开始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依据，对传统天下观进行反思，并对新的国家意识进行探索。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思想建立在天圆地方的地理认知上，但在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将西方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天下观的异域观念。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新思想让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仍旧处于封建势力极度膨胀时期，利玛窦的地理新思想并没有在中国收获较大的反响。

与此事具有相似意义的还有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访问中国，试图打开中国市场，但由于他拒绝对乾隆皇帝三跪九叩，导致无功而返。而半个世纪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条约几乎一致。有学者认为，英国发起鸦片战争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这次访华事件事件失败，“在和平外交无助于打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它干脆以武力进入了中国”。[1]乾隆皇帝对叩头礼仪的强制要求是为了维护儒家文化的合法性，维护以传统天下观为中心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

鸦片战争以后，失败的教训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思想会导致中国的落后局面，这些思想开明之人开始正视西方文化，也开始正视华夷关系，而非仅以夷狄、禽兽视之。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意识到了解西方的必要，他们广泛地收集国外的各种资料，开阔着国人的视野。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书籍从地理学的知识入手，介绍外国的风土人情，使近代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入传统的地理方位之外，建立在天圆地方基础上的传统天下观开始崩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开阔了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对传统天下观造成冲击，严密的天下观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

如果说鸦片战争仅仅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美梦中惊醒，那么甲午战争就使中国人仅存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甲午战败打破了中国人自认为的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政治神话，由传统天下观为核心构成的民族骄傲意识，和狭隘的世界观念在现实中被彻底击碎。再加上严复引入的竞争进化说，在当时建构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图式，“适者生存”的竞争思想在理论深层把国家危机意识推到了极致。中国人开始正视这种事实，并对传统天下观进行积极反思。

对传统天下观进行最深刻批判的要数梁启超，他认为国家和朝廷不分是导致近代落后局面的重要原因。“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悲耶！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2]长期处于华夏中心国家观念之中的中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分不清国家和朝廷的观念。这种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使国家成为一家一人的私产，扼杀和摧残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没有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归属感。

有学者统计了清代外交史料中的“天朝”和“中国”两词的使用频率，发现在“整个嘉庆朝，‘中国’的使用频度在微弱的增加”，“鸦片战争前后，‘天朝’使用的次数减少，‘中国’使用的频度相对增加”;“‘天朝’减少后，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中国’”。[3]从“天朝”到“中国”称谓的变化，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宇宙观和对国家认知形式的转变，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观思想，形成一种近代国家意识。

对传统天下观的批判反思加速其崩溃过程――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下，传统的天下观已经失去它延续已久的生命力，旧的观念走向终结，新的观念即将产生。

与天下观的崩溃相对应的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意识的产生，建立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破灭基础之上。“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只有一个民族认识到自己只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相互竞争的，这种意识才能真正产生。”[4]经历战争的洗礼和国内斗争的中国，已经从天下中心的历史观念中走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与中国一样平等独立的国家。1895年后，“世界”一词的使用次数急剧增加，在1898年超过“万国”，1903年后超过“天下”;与此同时，“国家” 和“民族”这两个关键词的使用也超过“天下”。这意味着当时视物竞天择为公理的普遍观念对国家的肯定，这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

传统天下观的崩溃，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民族主义的诞生，使近代中国人也在不断探索近代国家发展的政治模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和实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 110 年间，“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实现了由君主专制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到人民民主三种国家制度的历史跨越。”[5]

从对传统天下观的内省到民族意识的觉醒;从介绍外国地理信息到西方政治制度;从“不知朝廷与国家之界限”到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诞生;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政治设想到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近代中国在对传统天下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实践探索，努力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4]徐立望.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 [J]. 求索. 2001.5 26-30

[2]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 [A].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M] . 中华书局. 1996年. 15-16

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范文第5篇

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匆忙走入近代的。因为本土的近代经济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近代思想和观念的自我生成尚未成熟,所以,近代学者接受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新观念作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批判和代替传统伦理道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近代道德是对西方近代道德的简单移植,不等于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存在自我转型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是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和爆发,西方文化在其中起了催化剂和思想养料的作用。这一内在矛盾的展开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前奏。中国传统道德在理学中定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传统的“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演化为天理对人的绝对规定,道德蜕变为僵死的强制。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企图重新启迪主体的道德自觉,但他把道德的标准由外在的天理改易为主体的良知,又导致了相对主义,并衍生出传统道德的叛逆。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戴震等学者在明朝覆亡的惨痛刺激下,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文化,他们既不满于朱学的僵化,又不赞同王学的任意,而力图客观地确定天与人的合理关系,从而对传统道德的天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下述几方面的内容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在肯定天道本体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王夫之指出,天作为本体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有了人,天才有了全新的意义。所以,他把天分为“人之天”和“天之天”:“人之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清,然之虚,沦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虽然,果且有异乎哉?昔之为天之天者,今之为人之天也。他日为人之天者,今尚为天之天也。”(《诗广传》卷四)所谓“天之天”乃指本体自然之天,而“人之天”则指属人之自然,或者说是人所创造的自然。人的主体能动性就在于他能够把天道之自然转化为人道之自然。人并非绝对的被规定者,他还能够规定自然和自身。人循理宪天,但不盲从自然。“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续春秋左氏传搏议》下)人道属于天道的范畴,而天道则不完全等同于人道。他把人之道概括为“相天造命”,“作对于天而有功”(《诗广传》卷四)即通过对自然天道的认识,掌握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积极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作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二,在肯定德性本质的前提下,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明清之际的学者基本上坚持传统性善论的立场,承认人的本性为天赋之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反对在天理的名义下扼杀人的感望,不同意“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而主张以天理对人欲进行积极的引导。所以,从王夫之到戴震,都把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改造为“理欲合性”,坚持“理在欲中”,离欲即无所谓理,以理制欲并非要消灭人欲,而是使人欲的满足合乎理的要求。王夫之高唱“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下愚不能灭理,上智也不能废欲,“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正德、厚生、利用(尽物之利而为人所用)乃三达德,仁也者,厚人之生也。正德是为了厚生,而厚生则必须利用。因此人的完善并不仅仅是德性的完善,而是“成身”“成性”(《张子正蒙注》卷三)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否定:“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尚书引义》卷六)戴震则把理规定为“情之不爽失”,欲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基础,理则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有欲斯有为,有为斯有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欲不可穷,非不可有。他甚至认为道德的理想就是“达情遂欲”(《孟子字义疏证》下),使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得到彻底的、合理的满足。这些观点虽然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然人性论有所不同,但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比较,却显然包含着不少近代的色彩。第三,对纲常名教的绝对性表示了大胆的怀疑。

当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被上升到天道本体的高度之后,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基本精神的纲常名教就具有了绝对的意义。元典儒学讲的君仁臣忠,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为路人、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相对道德义务,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绝对的片面道德义务,君主一己的利益成了最高之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人都对这种蒙昧主义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当为天下而非为一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臣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人身隶属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把道德的标准划分为几个层次,以民族存亡兴衰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之义,而把君国的利益视为第二个层次,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把绝对化了的君为臣纲指斥为蒙昧主义道德:“‘天下无不是的君’,则于理一分殊者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之嚆矢。……‘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唐甄则不仅公开宣称“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而且满怀无比的义愤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言辞之激烈,与近代道德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不相上下。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道德,但他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纲常名教已出现严重危机。

虽然从总体上说,明清之际的学者的思想并未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范畴,无论在道德本原、价值本位、道德原则还是道德思维方法上都固守着传统的立场,但毕竟尖锐地暴露了传统道德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反映出传统道德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思想倾向。近代学者在批判传统伦理道德时,从明清之际的学者那里吸收了不少思想养料,就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对这一思潮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其动机和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并称赞戴震“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当代学者萧父先生也把它期许为“早期启蒙”,并在考察了这一启蒙的坎坷道路之后指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思想成果几乎被掩埋了一百多年,而到19世纪末才在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运动中重新复活,起着一种思想酵母的作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当然,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尚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尚未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明清之际学者还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类型,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近代学者的肩上。

二从根本上说,道德是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映。任何一种道德类型,都反映着由特定经济生活所引申出的利益关系,代表着某一集团特殊的利益和要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世纪血缘家庭和小农自然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不可能萌生出新的道德体系。只有当传统社会发生了激变,分崩离析,旧的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之时,传统伦理道德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道德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传统伦理道德转型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盲目尊大的清王朝在“夷狄”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丧权辱国。民族存亡的危机,一下子严重地提到全中国人的面前。传统社会显然不能再照老样子发展了,否则必将沦为他人的附庸。社会必须变革,才能在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免遭覆亡的命运;民族必须自强,才能实现中华的独立。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在社会激变的惨痛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天理再也救不了中国,要自强,需要人的奋发努力。中国落后与西方先进的差距,使中国人达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共识。社会变革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不再是理论的问题。但学什么、怎么变,在近代中国人中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成为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核心和焦点。

旧势力的代表力图维护过去的传统,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反对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惨败并未使他们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面对西方的侵略,仍然空弹“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老调,咬着牙根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上清帝书,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这批人是时代变革的阻力。而旧势力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在维护旧传统的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坚持作为根本的传统纲常名教不能变,可变的只是工艺技术,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新生势力的代表则认为天已经发生了巨变,传统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只变工艺技术之器而不变纲常名教之道,根本不可能挽救覆亡的命运。道为器之道,器变了,道必须也必然会变,若只变器而不变道,则新器与旧道不相协调,无法使器尽其利。随着社会的衰败,西方列强的入侵,作为传统社会的天已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西方资本和商品的输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近代民族工业也在这一刺激之下逐渐产生。在这方面,洋务派首开其端。他们首先筹建了一批官办军工企业。其著者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94年以后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这些军工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方式,必然促进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20多个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近代民用企业,其著者如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80年创办的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此近代生产方式兴起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民营企业约有50多个,业主多半是官僚、地主和商人。这些企业虽然实力还十分有限,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却对旧的社会生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与传统的纲常名教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秩序,重建新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它所赖以生存的不再是只须服从的天理,而是科学技术所揭示的公理;它依靠的不再是自然之天,而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因素,加速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促进了它向近代伦理道德的转型。

三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之所以未能产生一个新的道德体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出现与中世纪社会制度根本冲突的利益集团。自明代中叶渐次发达的市民阶层,虽然与农耕经济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要,但是,其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活动仍然属于封建自然经济范畴。因而,他们一方面与传统的纲常名教有冲突,另一方面又能够与之在一定范围内共存。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学者至多只能从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自我批判,而不可能进行道德形态的转换。近代机器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新的伦理道德形态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然而,如上所述,到1895年以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并不发达,远没有形成能够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而且对后者有着严重的依赖。它们的利益和要求,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因此,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产生,反映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利益,但并非本土工业生产方式自发的产物,在这方面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学说、新观念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便打开了与西方文化的交通之路。唐代时,已有“景教”(即基督教)传入。但明代以前“景教”在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自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等来华,中土文士信从者渐众。此后,便在禁弛交替中传播。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理论与学术思想。柳诒徵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开列了明清之际传教士所著书的目录,其内容除基督教教义外,还包括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以及部分社会科学。中国学者译书,明代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科学理论。清代译书,盛于同治年间。同治建元,总理衙门设同文馆,上海设广方言馆教以西文西学,并以译书为事。八年(1869年)广方言馆并于江南制造局,专事译述。《西学书目表序例》曰当时二十年间各方所译之书约三百余种,“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气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796页)译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西学所有的内容,但侧重面仍在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甲午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以严复的译著为最。他虽然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但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深感变法强国之要不在工艺,而在国人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于是,他矢志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等,把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社会学等较为全面地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思想极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其“物竞天择”的观念使中国学者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入侵,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更要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否则将被人类的进化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