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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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范文第1篇

我省经济受到的冲击虽然不如广东、浙江等经济外向依存度较高地区那般强烈，但是负面影响同样日益显现，出现了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现象，长期健旺的市场需求也有所阻滞。虽然说，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我省上半年经济工作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遇到一系列特殊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比较好等可贵成绩，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任何对国际国内经济风云的轻视和忽略，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面对风险和危机，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这一场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格局调整尤其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对类似贵州这样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来说，蕴藏着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机遇，较为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我省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资金短缺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问题，目前显得更为突出。今年上半年，受国家宏观调控以及我省项目前期工作不到位等问题的影响，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建设，我省投资增速出现了大的回落，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增幅回落较快。当前国务院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幅度提高投资规模以扩大内需，这对贵州突破资金瓶颈具有特殊意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以此为契机，抓好一些筹谋已久的事关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项目。

二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途径的我省科学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个冬天对企业和地区生存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检验。市场释放一个强烈信号：只有那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努力寻求自主创新的地区和企业，才能不惧逆境、迎难而上，而这正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我们实行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途径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我们应该积极利用这种“倒逼机制”，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化和实践，推进产业结构、技术、体制的进步，促进科学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范文第2篇

根本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

贵州要在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总书记200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贵州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跨越，就没有贵州的跨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有人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等等。但从“三农”内部看，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好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数据显示，2009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4.2%、37.9%、47.9%，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依次为70.03%、9.85%、20.12%。这说明，占全省劳动力70.03%的农村劳动力仅仅创造了14.2%的GDP，农业产业增加值构成与从业人员构成严重背离。这里面固然有农业生产率低、规模效益不够等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结果，是数量很大的农民瓜分份额较小的农村资源，而农民又不得不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看作必须紧紧攥在手心的命根子。这就禁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整合，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推进，最终也束缚了农民自身的发展，造成大家一起受穷、守穷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我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成绩很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2009年全省贫困人口仍然高达555.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5.4%，贵州仍然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可见，“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问题。要提升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必须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根本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呢？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都是2％左右，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与其创造的经济值基本一致。如果把农业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省2322.46万就业人员中只要有46.45万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就够了。考虑到我省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计算，最多232.25万人也就足够了。而2009年，我省农业就业人数为1626.40万人，这就意味着我省农业要均衡发展，必须从农村至少转移出1394.15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人要转移到哪里去？很明显，只能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我们勾勒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说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呢？原因有三：第一，城镇化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加快城镇化，鼓励部分农民进城寻找就业门路，通过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谋取收入，可以让他们获取较理想的经济收益；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高，其劳动力的产值也相应提高，收入相应增长。此外，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居住，有利于传播城镇文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第二，城镇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一直以来，农村特别是后发展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脱离农业和农村，这就使有限的土地集中到少数能人大户手中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大，对品质的要求将会提高，从而促使农业生产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城镇的信息、技术、服务体系，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第三，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对乡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也不断增大，这就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的现代文明将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推进文明水平不断提升，这就为农村加快变革、加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城镇化过程既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布局、优化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拓展了三次产业加快提速、协调发展的空间，也扩大了就业、拓宽了市场、提高了人均收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根本上破解了农民发展的局限、农业发展的瓶颈和农村发展的难题，让“三农”问题迎刃而解。

根本手段――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2009年，我省城镇化率为29.9%，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抓城镇，又要抓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特别要发挥好“市长”和“市场”两个作用，坚持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让这“两只手”协同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走有特色、集约型、多样化的山区绿色城镇化道路。

科学规划城镇布局。一般来说，大中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强，聚集效益高，但居民生活成本、公共管理和服务成本也高，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和聚集效益低于大中城市，但劳动力、资金进入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成本较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凝聚力。20世纪初，英国推出“母城――卫星城”模式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目前英国城镇化水平已达95%以上，很多地方城市与乡村已经融为一体。受自然、地理等条件所限，推进我省城镇化，不能只注重大城市，必须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适度规模的城镇，按照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县级市、县城和重点建制镇等层次，科学规划城镇发展方向，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梯次推进。既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布局，又要充分考虑农民就地安置的便利，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和生活。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把产业发展、产业支撑放到城镇化的突出位置，把推进城镇化与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二、三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人口和要素向城镇集聚。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卫生、福利、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完善城市功能，使其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聚的重要节点，为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居住和创业创造条件。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镇化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最终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应通盘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努力消除户籍、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玻璃门”，让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发展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逐步形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范文第3篇

杜润生先生在20多年前就是我的领导和导师。拜读了他以89岁高龄亲笔写就的这篇讲稿，真令人感叹杜老确是宝刀不老。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错综复杂：农产品供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而农民的收入增长却陷入了改革以来最为严峻的困境；农村的发展正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却又迎面刮来了加入WTO的旋风。如何在这扑朔迷离之中把握住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方向，深思杜老提出的这四个问题，确有使人醒脑明目之效。

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大国，显然不是短时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关键是必须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不可能逐步改善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也不可能有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现代化。研究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显然不能离开这个前提和背景。粮食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虽然粮食供过于求，但我国人增、地减、水缺以及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乃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必然趋势，故仍不可掉以轻心。而我国粮食问题的特殊性，不仅在于需求总量大，更关系到亿万农民谋生和生态环境保护这样的复杂矛盾。基于此，杜老提出对粮食“不应拒绝进口，但也不可存过度依赖进口的心理”，提出以努力增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思路，是完全符合国情的真知灼见。

杜老在本文开宗明义就提出：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而在文中他又进一步论及当前的农民问题，实质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杜老提出，不仅要有农业自身的结构调整，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来转移农村人口，更要以科学知识武装农民，培育人力资本，使农业朝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8亿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飞跃性的提高，增收的途径也必然是多样化的。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的跨越式发展，这就不仅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这样的发展道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经营体制？杜老毫不含糊地认为“家庭经营制必须保持稳定”。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这是农村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因此，想扩大耕地的经营规模，与其说要“动地”，不如说必须先“动人”。只有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了，耕地使用权的流动和集中才能水到渠成，否则就必然出乱子。

杜老主张用法律来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这决不是他偏爱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而是主张充分尊重农民在承包期内对土地的各项合法权利，让农民依法自己作主来决定对土地的使用方式。有人以为是家庭承包经营妨碍了规模经营的发展，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没有真正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没有真正保障农民在承包期内对土地应有的各项合法权利，才导致了没能发育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机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是社会最基本的财产制度。从未见过有哪个国家能在社会财产制度的频繁变动中实现财富积累、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

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范文第4篇

本文从农村经济的研究现状出发，着重分析了农村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以期对解决农村经济和生态问题提供理论的探讨，也试图通过在低碳路径的框架下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态经济的稳态发展。

关键词：

农村低碳经济碳排放系数外部性

一、引言

当下,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雾霾问题严重等诸多危机，“低碳经济”这一全新议题被提上议程。作为减缓和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农村地区，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化肥的大量使用、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和草原的沙化等现象，结果是这个区域的总碳排放量甚为庞大，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向来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根据低碳经济的原理，经济较好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排放量基数和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因此，由于农村地区碳排放量很低与农民的收入很低，故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应该进行革新，生态、环境应该被加入到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径思路当中，因为农村也出现了很大生态、环境以及影响全球变暖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是指通过低碳经济方式来使农村区域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可接受的一种模式。

二、农村低碳经济低径的探索

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政府途径、市场途径和自发组织。

1.政府路径。

在空气中碳排放量市场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当中个人消费碳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农村经济当中的个人为生产、消费碳产品所支付的成本决定的竞争均衡是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有效分配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这个定理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成的，从现实与短期角度来看，对于农村经济的实行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一般思路是市场均衡需要从竞争均衡点移动到效率均衡点。通用的做法是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农村CO2碳排放市场上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即MC=MR，政府应该设定一定的标准改变农村居民行为结构、经济结构等，采取这样的结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既减少CO2排放量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政府设定的标准是广泛意义上的标准，由于政府不是效率驱动的与准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是较为困难的，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虽然如此，为了这个目标，设定一定的标准和路径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还具有很强评价与监督作用，调查中发现针对农村地区的类似低碳的路径较少涉及，如科技支持、提供信息和执行监管等途径。下面提到的因素又会使政府实施上述路径受到影响。政府制定的经济环境标准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如：立法限制，信息不充分，地区差异。所以政府途径所设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低碳经济路径的现状是政府路径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和具有长期性，效果不明显且不具有长期性，市场路径几乎较少出现。市场方法由于目前农民的短期效应和收入压力，很多农民的支付意愿较为低。

2.市场途径。

尽管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农村解决生态问题可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市场途径主要运用价格或其他经济变量激励碳排放产生者削减碳排放。市场方法的目的是将CO2排放所引起的外部成本内在于农民、厂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能够根据市场中的变化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构，从而具有成本收益的原则。本文在此期冀探讨出市场途径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途径控制碳排放。主要的三种途径为碳交易、碳税、生态补偿。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采取更多的预防手段，也就是将上述三种途径更加具有预防性。如碳交易倾向于保证金/还款制度。农村CO2排放市场值得开发，同时又必须进行严格保护，可以交易，并同时增强其碳汇能力。但是必须在农村可承受的规模之下。

3.农村结构路径——农村结构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的地理特征、房屋高度、人口密度等，决定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村镇、农业、自然子系统结构，那么低碳农村的空间性路径从自身角度来看便需要在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上改变。

3.1从村镇子系统来看，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性结构途径，目标是使农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秸秆、煤和汽油为主，具有低碳型的能源较少，因此，低碳能源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型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能、太阳能等，在政府的带头作用于扶持下，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最初更换能源结构的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宣讲活动等使农民明白改变能源结构的成本收益特征。

3.2农业子系统中的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一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二是农田基本制度，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灌溉、秸秆。目前农民在行使这些农田基本制度时并未考虑低碳、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农村低碳经济要求改变农田基本制度结构。这样的结构维持了几十年，违背了低碳经济的很多原则，市场自发的破坏这里的结构，但是这里依然没有政府组织、自发组织去改变已受到破坏的农业市场。

3.3是自然生态子系统：从地面角度来分析，具有草地植被稀疏、土地结构单一、土壤面积很大、地形此起彼伏的特点。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的途径需要采用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综合应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经济要始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贯穿始终的目标和线索，综合上述所有低碳行动途径，而其根本途径是改变农村结构，甚至是改变农村聚居区的密度，乃至人口迁移。同时需要结合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来共同改变农村结构。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决定了农村结构，那么如果改变农村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消费行为趋于自然化。这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农村的布局、乃至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我们需要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层面上寻求其转变的路径。目标和途径已经基本清楚，接下来就需要定量评估每一项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通过发展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来改变农村经济路径。根据外部性分析，以前的路径和现有的结构不具有效率均衡，比如家电下乡、种粮补贴，增加这些供给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似乎并没有显现，农村低碳经济路径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整。同时，对这些地区而言，碳排放具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与面临紧迫的压力，也许潜力更加巨大。确立了目标与路径，接下里所需要做的就是实施时间表、成本收益分析，最后要做跟踪报告和相应的评价，可以科学研究、试验推广相结合，建立一些长期的农村低碳经济、低碳农村试验项目。

作者：孙思萌 单位：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唐红侠，韩丹，赵由才.农林业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2009：42-45.

[2](美)ScottJ.Callan,JanetM.Thomas.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理论、政策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80-118、297-304.

[3]张宪英.我国低碳农业解读及其发展路径初探[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3）.

[4]张景云.基于低碳经济角度的新农村建设思考[J].经济研究，2011(24):35-37.

[5]陈蔚镇，卢源.低碳城市发展的框架、路径与愿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81-206.

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节约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5-02

一、对循环经济的科学认识

循环经济是针对工业化以来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而提出的。环境问题根本上讲也是资源问题，是资源利用不当的结果。传统经济中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二是资源利用强度过大，争抢和浪费严重；三是资源的物质单向流动普遍，没有形成循环利用，环境压力巨大。以上问题，一方面是技术问题，一方面是观念和认识问题。资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可能主要在于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式使用和对环境价值的漠视则主要是观念和认识问题，也是当前资源环境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传统经济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而循环经济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体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必须实现生态伦理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冯之浚先生提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冯之浚，2005)。对自然的崇拜反映了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及对其赐予的感激，体现了古人自发的朴素的自然中心伦理观。而工业化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指导下，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生产和消费中把自然界看成是原料箱和垃圾箱。结果是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自身，在把自然推向绝境的同时也把人类自身推向绝境，在消灭自然的同时也将消灭人类自身。在价值观上，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对科学主义的颂扬和对人本主义的蔑视，传统工业化的资源利用方式折射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知的颠倒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误求。循环经济把经济系统看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彻底扭转人与环境的对立，实现的是生态伦理观的否定之否定。

工业化以来出现的资源环境危机实际上是资源利用方式的危机，所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而重塑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要返本求源，通过建立新的资源利用方式来实现。发展循环经济正是这样的一条转变资源利用方式，重建和谐生态的光明大道。作为一种物资闭环流动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即所谓“3R”原则。其中，减量化原则就是要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并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和物品尽可能多次、多种方式地使用，防止其过早废弃；再循环原则是指对废弃物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再生资源重新进入经济过程。

循环经济的实质并不在于循环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对物质资源进行零打碎敲地循环利用一直是我们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有效做法，但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实现对物质循环利用的社会性安排则是前所未有的，无异于一场资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循环经济要在经济发展中建立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资源利用机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把对循环经济认识的重心放在循环上，则必然出现理论上讲不清，实践上行不通的结果。首先，经济系统不是一个物质自循环系统，由于时间、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要在经济系统中建立物质的完全循环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其次，会使循环经济丧失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针对性，无法解释循环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无法说明环境治理及保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无法解释包括节约型社会在内的未来循环经济发展形态。因此，本文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定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错误的资源利用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以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为目标对资源利用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循环经济的本意正在于此。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必然性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既有各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共性需求，也有经济发展目标和现状的国情特性。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我国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是在经济发展低水平上出现的并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资源环境问题。原因有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少的因素，有经济超速发展的因素，也有技术水平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资源利用方式及环保意识差的因素。生产中粗放增长、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消费中用后即扔、盲目攀比、过度消费等加剧了资源紧缺状况，生产和消费中只排放、不控制、不治理导致愈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已经不再具备实现工业化的资源和环境优势，在寻求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不能更好地珍惜和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环境和资源问题将更加严重。当前，我国水、电及煤炭、原油、有色金属矿等重要工业资源都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噪音和垃圾等环境问题特别严重，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对立，就难以解开当前中国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困局。

尽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且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当前并不具备。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循环经济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是多层、叠加、交叉的立体、网状资源利用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国家里也存在着不同区域、不同企业差异巨大的资源利用状况，要在社会范围内构建循环型的资源利用模式，就目前来看困难是不可想象的。在当前的循环经济发展中也确实存在诸如观念滞后、技术短缺、动力不足、范围有限、制度缺乏等诸多困难，而且应当看到，我们目前只是处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循环经济的显效应当表现在资源紧张状况的总体改善和环境优化的整体效果上，显然，这个结果还没有出现。

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任务，一是消除累积的环境问题，二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央提出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正是适应我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环境现状，重在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一项务实的重大战略抉择。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既符合循环经济的实质精神，又能充分体现节约精神，切合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国情，针对性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发展的必然性。节约型社会是对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定位，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的必然指向和中国式循环经济发展的特色阶段。

三、中国式循环经济之路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西方各国如德国、日本等大都确定了循环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循环经济不是自发的经济形式，应当自觉推进。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设立目标并确定阶段，有利于深化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为不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探索切合实际的方案和路径。根据对循环经济在我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合理预测，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是从末端治理出发，经过节约型社会、循环型社会最终发展为生态型社会。当前处于末端治理向节约型社会的转变中。

末端治理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其基本理论依据包括庇古税、科斯定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贯彻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最初都来自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刺激，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的着力点首先在对环境进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积极有效的，但末端治理仅是治标之策，如果不能有效减少经济中的资源投入数量，环境问题则治不胜治。

环境问题来自于资源利用问题，解决现实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实现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就我国而言，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压力不断加强，而循环经济的深入推进又存在现实的困难，因此，缓解资源困境必须采取更直接的路径，走节约型道路。发展节约型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成为我们在循环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作出的现实选择。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将使人们更新观念，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资源节约利用的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使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得到实质性推进，为循环型社会的建设奠定基础。

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远景目标。循环型社会所强调的还是在经济系统内对资源的处理，与生态型社会相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具有狭隘性。而生态型社会实现了对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全转变，呈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随着我国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对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型社会的研究将变成现实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 王文忠.循环经济认知误区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