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第1篇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年均8%速度增长，和中国 GDP 增速处在统一水平上。其中，北京市2009年日产生生活垃圾 1.83万吨，投入垃圾处理资金高达百亿元，而全市垃圾日处理能力仅为1.27万吨，且其中80%至90%依靠填埋处理。目前，垃圾填埋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且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垃圾处理厂建设已经是箭在弦上，全面建设正在悄然提速。

高安屯居民面色灰暗

3月份即将上马的苏家坨垃圾焚烧厂，前身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海淀区政府早在2006 年底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由于垃圾焚烧会产生高致癌物“二英 ”――一种无色无味其毒性据称是氰化钾的 130 倍、砒霜的 900 倍的化学合成物，该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各种形式的反对，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2007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向外通报，建议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随后了关于该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之后，关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的各种传闻时见报端。直到2011年1月，海淀区政府最终明确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废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苏家坨垃圾焚烧厂。

据业内专家统计，从2007年6月北京由于居民反对叫停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后，到 2011年1月全国共发生了十次因为垃圾焚烧选址引发的，其中北京三次。

2011年11月9日，西二旗大街聚集了附近多个小区的数百名业主，有人高举“坚决反对在西二旗地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条幅，抗议和围观的人群阻塞了马路，“那天晚上的抗议活动抓走了四个人，现在我们居民跟海淀区市政市容委不存在妥协的可能。”附近居民陈永莉（化名）律师在家里对《投资者报》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

他们此举的目的是对将要筹建的“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简称西二旗垃圾站）表示反对。

根据“十一五”规划，北京市将建成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等大型垃圾焚烧综合处理中心。由于选址困难，加上周边群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目前只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场建成投入使用。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北京市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面临空前的压力。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目前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落户在朝阳区金盏乡高安屯村，具置是东五环外机场二高速转角处以东，小坝河与温榆河交汇处以西。

从马各庄东站下车，走过约一公里长的灰蒙蒙的马路，来到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会有穿过沙漠找到绿洲的感觉，现代化设施、整洁的园区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垃圾焚烧厂外最近的两个村里，地面和空气都令人皱眉。记者现场发现，附近的居民大都面容灰暗。

五公里年油耗百万元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

垃圾处理经济账

“垃圾填埋场全部是政府投资，而垃圾焚烧发电厂则一般采用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建设，建设成本由市场上具备相关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承担。”李建军对投资者报说，“垃圾焚烧厂虽然每吨处理量固定投资高达30万元到40万元，但特许经营具有现金流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依然受到市场的追捧。”

李建军为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0吨/日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固定投资大致是3至4亿元，焚烧发电作为循环经济项目上网电价高达0.75元/度，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再加上从政府获得 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炉渣、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此外，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通常“垃圾焚烧厂的成本回收期在10～15年，而特许经营期一般在20～25年”。

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每年发电2.2亿千瓦，光供电收入就有1.65亿元。“BOT 协议由政府和企业具体商定，牵涉土地使用、废物排放、电网接入等方方面面，但一句话，企业一方肯定不会亏。”李建军表示。

赵由才对垃圾焚烧的BOT模式颇有微词，“政府既想快速处理垃圾，又不愿多花钱，采用这种非常功利的模式，难免出现问题。”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的公益性更强。

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投入资金高达百亿元，然而95%是用于末端治理，也就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监管成最大难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引进的焚烧设备和技术已达先进水平，管理上还是要落后不少。”徐海云坦言，“以二英检测为例，二英无法实时监测，国外有的是每年检测一次，有的是两年检测一次，国内的新标准倾向于半年检测一次，但中国目前还做不到随机抽检，检测数据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二英排放中国环保部目前采用的标准和欧盟有所不同，前者为1.0，后者为0.1，单位是（ng-TEQ/Nm－3），标示垃圾焚烧烟气中二英排放浓度。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中国的新标准可能向欧盟靠拢。

标准可以制定得很高，但监管跟不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政府连完全市场化的食品企业都监管不好，对于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垃圾焚烧厂，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

徐海云也向记者指出“对于超标排放的处罚措施还没有出来”。2009年，中科院研究团队曾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英排放，结果发现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有16%的厂家甚至达不到中国标准。

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垃圾学院陈立雯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难以掩饰对现状的担忧，“目前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北京在内，管理和监督相当糟糕。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就直接焚烧，导致气体排放不稳定，炉渣的危害性很高，而在国内炉渣只是被当做普通垃圾进行填埋或者烧砖。”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第2篇

各类生活垃圾堆积成山、不堪入目，小巷子里到处可见废旧家电被“开膛破肚”。这是几年前美国一家电视台在广东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画面中的城中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脏的村庄”。垃圾，正困扰着“美丽中国”的梦想。

“垃圾围城”日益严峻，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地较大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不够用。此前曾引起争议的垃圾焚烧发电，重新受到各界关注。

8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肯定垃圾焚烧发电，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要达到每日87万吨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受政策春风的刺激，今年以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全国各地密集上马。业界测算，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

“旱涝保收”争补贴

目前，中国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正明显加快。但与过去不同，这一轮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地区已不仅限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许多二三线城市也在加大垃圾焚烧项目的审批和建设。

南宁市投资10.8亿余元建设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公开招标工作顺利完成；总投资8.13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广东四大垃圾焚烧电厂的环评、建设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室主任俞海对媒体表示，出现垃圾焚烧项目集中上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从长远看，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另一个原因则是垃圾焚烧属于环保产业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想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大小城镇面临“垃圾围城”困境；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对城市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武汉城管部门最新统计，仅武汉中心城区每天生活垃圾量约为7000吨，预测每年递增4%。未来数年间，随着武汉城市人口向城乡接合部扩张，生活垃圾量也将急剧增长。

业内有关专家还指出，垃圾焚烧项目上马快，是因为可以从国家拿到补贴，而且企业投资垃圾焚烧项目的利润稳定。

2012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上网电价。”

除了享受电价补贴之外，垃圾焚烧发电厂还能享受到垃圾处理费、优惠信贷等多重政策。据悉，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难以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政策补贴还是会按合同发放到位。可以说，垃圾焚烧厂的盈利模式就是靠这些补贴，“旱涝保收”。

然而，巨大的投资冲动面前，垃圾焚烧产业的突破口关键在于技术提升。

《意见》提出，在垃圾处理方面，要大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重点发展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统、循环流化床预处理工艺技术、焚烧烟气净化技术和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等，重点推广每日300吨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及烟气净化成套装备。

配套法规有局限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作用，中国的垃圾焚烧工程正提速扩展。

9月3日，武汉市陈家冲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在新洲阳逻开发区内投产，意味着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即将迈入“全焚烧”时代。“这个项目的投产让武汉的生活垃圾处理水平迈入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武汉市城管委建设处负责人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武汉，在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

广州是一座被“垃圾围城”困扰的城市，番禺垃圾焚烧厂却曾遭遇争议。2009年，由附近居民发起的反垃圾焚烧运动持续了近3个月之久，项目因此一度搁置。

不过，广州并没有放弃对垃圾焚烧的研究。争议渐渐归于平静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日前，广州市城管委组织专家、媒体赴台湾考察垃圾焚烧项目。在考察报告中，广州市城建委认为：广州建7座焚烧厂不会过量。

报告还分析认为，以台北市为例，全市12个区456里9545邻，人口约262万，建有3个垃圾焚化厂，日处理能力4200吨；推行垃圾分类10多年，成效显著，但每天仍有约1800吨垃圾需无害化焚化处理，也就是说每天人均约有0.7公斤垃圾需要焚化处理。

广州市城管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支点》记者，报告是根据广州目前约1800万人口进行推算，认为广州在若干年后若和台北一样，能实现人均每天只产生0.7公斤的生活垃圾，至少需要建设日处理能力为12600吨的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广州规划至2015年建设7座资源热力电厂，处理能力为15000吨，完全符合城市发展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需要”。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台北市实施垃圾费按袋计量政策，为政策能执行，设立了多项重罚措施，比如：伪造专用袋可判7年以下徒刑，往街头行人专用垃圾桶排放家庭垃圾罚款6000元新台币的措施，等等。

目前，广州虽然制定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因各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人口结构不相同等客观原因，以及区、街的推广力度、措施方法等主观原因，虽然98%的人支持垃圾分类，但自觉参与垃圾分类、且相对投放准确的不到30%。

各区、街推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法规制定、推行方法、保障措施等方面，广州相对于台北还有很大差距。“创新精神不够强，没有很好地探索适应本街道、本社区的垃圾分类模式”。

对于台北垃圾费按袋计量所辅助的重罚，上述广州市城管委人士指出，广州市立法上限只能是行政处罚、罚款，没有刑事立法权，难以照搬。

根据《广东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对公民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的罚款不得超过100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5万元。因违规成本低，广州制定的规章最高罚款难以发挥台北相应法规的效应。

自主技术待推广

生活垃圾、餐饮垃圾及各种金属垃圾等互相混杂，给垃圾处理带来了难题。

日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 在日本，聚居区每一个门栋前，都摆放着多个垃圾桶，分别贴着可燃、不可燃、可回收、不可回收等标识，周一和周四是倒“可燃垃圾”的日子，周二倒“不可燃垃圾”，周五则倒旧报纸、瓶瓶罐罐等“可回收垃圾”。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然而，全球各个城市的垃圾量都与日俱增，仅仅依靠企业来完成垃圾分类的难度明显加大。

一位在湖北荆门长期从事环保事业的企业家呼吁，政府要加大对垃圾处理企业的补贴，吸引更多有资质的企业投身其中。他认为，做垃圾处理需要有门槛，一定要做到无害化。

“无害化、资源化和减容化是垃圾处理的三大目标。”华电武汉天和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宏对本刊记者说，垃圾焚烧要做到无害化，才能全面推广，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等离子体气化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不仅能“吃掉”生活垃圾，还能变废为宝。

在天和技术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工作中的大功率等离子体火炬装置。“火炬是等离子体气化技术的核心。”张志宏介绍，若将火炬运用到垃圾处理环节，通过电弧产生高达55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能迅速使垃圾中的有机成分裂解气化，经过急冷、提纯等环节后，气体中的二恶英等有害成分会被彻底脱除，最终成为洁净的富含一氧化碳和氢气的合成气。

“合成气可用于发电、供暖、制油或制造化工产品；无机成分形成玻璃体态，无重金属渗出，可以回收再利用，加工成建筑材料等。”张志宏说。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盛宏至告诉本刊记者，等离子体气化技术不是传统的焚烧技术。该技术处于国际前沿，其二次污染排放几乎为零，适用于热解生物质、城市固体废弃物、医疗垃圾、有机高分子聚合物等；熔融飞灰、石棉、电子产品、核废料等各类高危废弃物。

如今，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约10余家垃圾处理厂运用了该技术。中科院及国内一些企业均在加紧研发，旨在打破技术封锁。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项目只有经济考量，没有环保考量。”张志宏告诉记者，等离子气化技术的产业化投入比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要高，但对环境的损害却可以降到最低，这也是他苦于公司拥有技术却常常拿不到垃圾处理权的一个原因。

据悉，天和技术研发的“一种等离子发生装置及方法”等已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舱室点火装置”等已获得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系列相关专利正在申请中。

张志宏表示，公司正与其他企业合作破解垃圾难题，致力将这一全新的自主技术推向产业化。天河技术除了在荆门、黄石等地建有垃圾处置项目外，现阶段已开始在广东等地开拓市场。

争相上市引资金

国内投入运营及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众多技术优势企业争相筹划上市。

“集团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上市。”该公司的董秘告诉记者，在等离子点火的细分市场上，天和技术的实力和规模排在全国前列。记者看到，在公司今年的业绩表上，正在执行的等离子改造项目有30多个。

记者还了解到，二级市场上，专业从事垃圾焚烧的企业非常少。而在IPO迟迟未能开闸的情况下，一些环保企业迫不及待地赶赴香港市场准备上市。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动力”）就是其中一家。今年以来，这家企业赴港上市的步伐明显加快。该公司一位项目负责人对外表示，一方面，上市环保核查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拟在A股上市的公司排队太长，绿色动力经过考虑认为在H股上市可能较快。

今年1月，绿色动力提交上市环保核查申请，当时其将上市地点选定在A股。5月，绿色动力向环保部提交首次环保核查申请报告。时隔3个月，8月26日，环保部宣布，绿色动力上市环保核查进入公示期。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支持力度大，产业政策也较明确，整个行业发展很快，绿色动力一年可以签约几个项目，因此资金需求较大。

赛迪投资顾问业务总监黄武俊表示，对主营业务为垃圾焚烧发电的公司来说，政府资源尤为重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期间利润率一般在20%到30%左右，因而，政府补贴和垃圾焚烧发电营收对公司收入的影响至关重要。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第3篇

根据广州市城管委主任李廷贵之前的承诺,该委将于11月23日针对广州垃圾处理方式和番禺拟建垃圾焚烧厂广泛征集民意。

当日8时,数名番禺区会江村的村民赶至市城管委门口。9时30分,陆续赶来的上访居民逾千人。接访中,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表示:“垃圾焚烧厂铁定要建,不但要建,而且要多建。”如此强硬的表态激怒了等候已久的民众,在高呼“领导下来”无果后,众人转移至百米外的广州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队伍与防暴警察无过激行为。

当日15时,在警方干预下,上访民众全部离开市政府门口路面,进入相邻的人民公园。参与群访的一位市民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秩序井然,一点垃圾、纸屑都没有留下。”

位于广州“南大门”的番禺,在由番禺县变更为番禺区后,逐渐发展为广州新兴的大型社区。因与广州大学城仅一江之隔,知识分子大都栖居于此。

据了解,番禺区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十年前即已启动规划,2002年由区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2006年8月初步确定选址――项目单位是“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场”,选址“番禺区大石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规划占地365亩。

广州市城管委称,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背景,是番禺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面对每日2000多吨的生活垃圾,现有的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疲于应对,预计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

当地政府认为,由于番禺区土地资源短缺,山体少,已无法找到可以建设大型卫生填埋场的地方,所以只能选择焚烧发电处理方式。因此将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升级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目前最优之选。而年初番禺区政府工作报告亦指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管理水平,争取垃圾焚烧厂上半年动工。”

然而,垃圾焚烧厂新址周边,坐落着祈福新、华南碧桂园、丽江花园等十余个超大型居民社区,常住人口突破30万。在这些社区的内部论坛上,业主们纷纷发帖列举因焚烧垃圾可能导致污染的大量证据,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可能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Dioxin)。

10月25日下午,番禺数百名业主发起一轮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抗议活动。11月5日,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对垃圾焚烧厂八公里内的12个小区展开调研,在回收的155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厂。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研究员赵章元表示,垃圾焚烧会产生数百种有毒物质,即使最先进的焚烧技术也会产生几十种污染物,其中广为人知的“二恶英”目前尚无技术可以处理。

66岁的赵章元现已退休,但一直是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人物。他表示,国内现有五六十座垃圾焚烧炉,没有一座能够正常运行,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焚烧成本过高,焚烧不划算,二是出于成本考虑,焚烧程序往往被简化,“这样比正常运行污染排放更高。”

据介绍,国家“十一五”规划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垃圾焚烧项目。因规划明年到期,不排除地方政府抢时间套取财政补贴的冲动,此乃广州甚至全国垃圾焚烧厂大量上马的根本原因所在。

11月23日群访当天,近百名业主代表受邀与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对话,楼承诺:“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我再补充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应强烈也绝不开工。”次日,番禺区官方网站消息称,“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第4篇

一、欧盟委员会垃圾管理政策

欧盟垃圾处理政策已发展近三十年，并通过一系列的环保行动规划出立法框架，旨在减少垃圾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并创建一个节能减排的经济体系。欧盟环保行动方案明确了垃圾的预防和管理，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垃圾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多。这些措施已取得成效，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与荷兰的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欧盟的目标是通过新的垃圾预防措施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而更好地使用资源，鼓励向可持续性消耗的模式转变。垃圾管理方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一）垃圾预防

在任何垃圾管理战略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把减少垃圾产生量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减少产品中的危险物质来减少垃圾的危害性，这样垃圾的处理将会变得更简单。垃圾预防与改善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影响消费者购买需求（如简易包装或无包装的绿色产品）紧密相连。

（二）循环和再利用

如果垃圾的产生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尽可能地回收大量的材料，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循环再利用。欧盟已经明确重点关注几种具体的“垃圾物”，包括包装废弃物、报废的车辆、电池、电器和电子垃圾，目的是降低其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关于这些垃圾回收、再利用和处置的法律。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使回收的包装垃圾量达到包装垃圾总量的50%以上。

（三）改善最终处理方法和监控措施

如果有不能被回收或再利用的垃圾，应该将其安全地焚烧，垃圾填埋只作为最后的处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密切监控，因为两者都具有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潜在危险。欧盟近期批准了一项指令，规定了严格的垃圾填埋场管理指导方针。它禁止某些类型的垃圾如废旧轮胎进入填埋场，并设定目标，减少可生物降解垃圾的数量。而另一项指令规定了强制性限制焚化炉的排放级别。欧盟还希望减少二f英和酸性气体的排放，如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和氢氯化物（HCL），它们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欧盟首先通过对垃圾产生量的控制和循环利用来减少最终必须要处理的垃圾量，因为减量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欧美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实例参考

垃圾分类是垃圾收集和再利用中最重要的环节。世界各发达国家都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及大量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并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来促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展开。

（一）美国的包装处理

美国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对包装容器的处置有严格的界定及处罚制度。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有义务参加垃圾分类和循环再造。在企业延伸责任制下，生产商支付产品包装的处理费用。

近几十年来，美国垃圾减量方法之一就是最小化包装：企业生产更环保、更节俭的包装，消费者协助政府回收废弃的包装。目前，美国有几个州在试运行包装垃圾抵押金制度，居民交付废弃包装时再返还抵押金。

（二）德国的精细分类

德国设有独立的垃圾收集系统。在每个住宅附近都设多个专用垃圾桶（按颜色分类），而且为方便工作人员收集，垃圾桶距行车道不能超过15米。不同颜色垃圾桶收集不同种类垃圾。在德国每个超市都可以回收旧电池，大型家电则需要与专门机构预约处理。

（三）瑞典对化学品的收集

在瑞典，有特殊规定的危险废弃物应丢弃在指定地点的特殊生态站中。生态站是为收集电池、化学品、油漆残余、气雾罐、旧机油、溶剂和荧光灯等有害化学品而专门设置的。

从欧美国家对垃圾收集处理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国对可回收废弃物和特殊废弃物的收集处理相对比较细致，体系也比较完善，且都在垃圾源头进行分类和预处理，以大大提高垃圾的再利用效率，把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三、欧美城市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

（一）垃圾填埋和焚烧简述

除了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前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烧。

填埋：垃圾填埋后，有机垃圾在自然分解过程中产生气体，主要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是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焚烧：有机垃圾和其他物质焚烧后，转化为底灰、烟气、粉尘微粒及用于产生电力和热能的蒸汽，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

在北美，填埋和焚烧基本持平，而欧洲以焚烧为主，其中丹麦和瑞典在利用焚烧能源方面走在世界前沿。2005年，丹麦4.8%的电力和13.5%的热能都来自焚烧。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对焚烧的依赖较强。

（二）北美、欧洲垃圾填埋和焚烧现状

1.美国的垃圾焚烧

1975年10月，美国第一家商业化垃圾焚烧厂建成于马萨诸塞州，并成功运营至今。1990年，美国有186个垃圾焚烧设施，后来慢慢减少至不到90个在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焚烧技术无法满足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填埋的方式成本更低。但是现在，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焚烧这种方式的优势逐渐显现，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处理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焚烧会逐渐代替填埋成为美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

2.欧洲的垃圾焚烧

2001年之前，垃圾管理未引起各国政府重视。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加，许多国家逐渐意识到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垃圾问题，从而促进了欧洲垃圾管理法规取得新的进展，垃圾开始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而逐渐得到利用。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危险垃圾填埋处理，加上私人经营的垃圾焚烧炉可以享受税收抵免，过去十年间，欧洲有很多垃圾焚烧设施建成并运营。

较一般意义的焚烧和填埋而言，焚烧发电显示出独特优势，受到了北欧许多国家的青睐，他们通常将垃圾处理与废热发电结合起来。此外，由于没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填埋垃圾，一些国家也倾向于焚烧处理。

3.加拿大的垃圾填埋与焚烧

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加拿大安大略省2008年针对垃圾填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新标准，涉及内容包括水文地质和地表水、设计报告、保护地下水的选址设计、现场管理与监督、填埋场关闭及关闭后的管理，以及填埋场管理人员对应事故和其他问题的财政保障等。

加拿大政府没有强制执行焚烧排放规定，而是制定了指导方针。这些方针由加拿大环境部根据2006年《加拿大清洁空气法案》制定，涉及内容包括焚烧产生的二f英、呋喃和其他有害物质。但议会没有强制各省执行，各省政府可自行决定如何将政府的指导方针融入地方法规中以进一步实施。

（三）垃圾焚烧的事实

许多环境学家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f英类物质，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而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的垃圾焚烧设施气体清洁技术不达标，排放了大量的二f英，而目前新的焚烧技术产生的二f英气体很少，其排放物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反对焚烧处理的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当前清洁排放技术的情况下所做的定性言论未免有些偏颇。一些环保组织认为焚烧是产生二f英和呋喃的罪魁祸首，即便是最新的焚烧设施也会产生污染，这些说法都没有量化根据。

在北美，填埋方式因由来已久而普遍采用，焚烧方式虽然广受争议，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具有废转能的优点，现在也逐渐成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实两种方法都会对环境产生危害，只是哪种危害小的问题。

四、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京市的垃圾基本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从1991年开始建成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才进入无害化阶段。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大批的垃圾填埋场陆续建成，填埋也成了北京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填埋量占垃圾总量的90%以上。但是，在这些填埋场之中大部分都是非正规的，截止到2006年，北京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囤积量达8000万吨以上，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污染了地下水及周边环境，还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垃圾填埋处理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北京这种飞速发展的特大城市的要求。2009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已经达到1.84万吨。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垃圾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为了填埋这些垃圾，每年要消耗掉约500亩土地。不仅如此，就垃圾处理能力而言，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也在超负荷运转，这会加大填埋场污染控制的难度。如果不采用其他更加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2009年，北京市市人大代表在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委员在政协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宜居城市，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垃圾处理工作方案。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计划三年内建成各类垃圾处理厂37座，其中大部分为垃圾焚烧厂。

但是，建造垃圾焚烧厂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被广大市民所接受。他们认为焚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会严重影响环境和身体健康。杭州市余杭区就曾因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发生过居民抗议事件。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和普及相关知识，使大家从了解到认可，再到支持。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国外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关小厂、建大厂，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在技术的改进和知识不断的更新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对二f英产生来源有了科学认识；并且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已能充分控制二f英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科学专家经过检测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并非是产生二f英的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的二f英90%来源于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如炼钢、火力发电等工业锅炉燃烧、纸浆漂白过程以及医疗垃圾的低温焚烧等。垃圾焚烧还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斯德哥尔摩耶夫勒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专家研究发现，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比堆砌和填埋同样数量垃圾的产生量要少，因此垃圾焚烧对环境更加有利。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焚烧垃圾，不但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还可以产生热能和电力。

针对北京的情况，垃圾焚烧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北京市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这样不但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减少环境污染，也能实现垃圾二次利用和转化成能源，可谓一举多得。

五、对北京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垃圾处理政策与经验的分析发现：城市垃圾处理是一套体系，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首先要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量。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垃圾产生后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上，而忽略了怎样减少垃圾产生这一源头问题，导致在垃圾产生预防上还有许多空白，例如规范生产型企业的正规化，合并同类型企业，鼓励企业使用更简易的包装等。

其次再通过回收和再利用进一步减少垃圾量。例如杭州目前正在试点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机，居民把诸如塑料瓶、旧电池和玻璃等废弃物投放到机器的指定投放口，到达一定数量后机器会反馈给居民电影票。这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让大家体会到自觉分类带来的好处。

最后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垃圾处理方法。政府相关部门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完善这一领域的管理组织体系，避免诸如垃圾分类出现先分后混的乱象。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加大相关的知识文化宣传，使大众正确认识这一领域问题的重要性，把垃圾分类回收纳入到基础素质教育，让垃圾处理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红，李纯.国际科技动态跟踪――城市垃圾处理[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杨艳梅.国外城市垃圾处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04）.

[3]向亨裕.瑞典生活垃圾的回收与处理及启示[J].节能与环保，2012（09）.

焚烧垃圾的建议范文第5篇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了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

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电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lO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太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