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的历史文化渊源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游览胜地;新概念养身游园;桃文化历史;生态自然景观

Abstract:Through the“gray soup Taohua Gu,”Design of eco-clusters, in how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display of modern art, explained the history and urban planning peach cultur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bine to create a new concept, Best of ecological tourist destin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attractions;new concept-cultivation garden;peach culture and history;ecological landscape

中图分类号:TU98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9-0128-03

1项目概况及项目背景

灰汤桃花谷地块位于灰汤镇东鹜山景区,地理优势极佳,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地块地形以自然林地与农田为主。本区域内整体朝向为南北向,地形成山谷状。本地块水资源丰富,大小不一水潭与农田、溪流瀑布分割整个地块。桃花谷秉承灰汤核心理念:宁静、温馨、生态、自然,采用现代公共空间的设计手法,在展示灰汤历史基础上结合桃文化营造生态自然的桃园仙境。

东鹜山,西东走向,巍然耸立,向为宁乡古邑的一道南面屏障。东鹜山麓,怪石嶙峋,有一条自西南流向东北的大河,它就是宁乡境内沩、乌、靳、楚四水之一的乌江。乌江岸边,有一个美丽的乡村小镇,名叫灰汤。灰汤区位良好,交通便利。与故居韶山、刘少奇故居花明楼成“品”字形排列,各相距30-40km。东距长沙火车站90km,黄花国际机场110km,石长铁路、洛湛铁路交错其旁,交通便利。从长沙出发,沿长常高速公路、宁灰公路到灰汤共77km。目前正在修建长花灰韶等高级公路,将著名旅游景点韶山,花明楼,灰汤连成一体,从长沙出发只需要40分钟。

灰汤历史的神话色彩,传说王母娘娘派玉女给南岳的圣帝和南海的观音赠送蟠桃尝鲜,玉女得王母紫龙紫龙金簪受命前行,途经宁乡东鹜山一带,但见乌江两岸光山秃岭,百姓饥苦,路有冻死骨。玉女不由悲天悯人,取出金簪化作紫龙钻进乌江西岸地下,紫龙滚滚龙涎变成炙烫温泉,竟使天地回暖,草木复苏,当地变成山清水秀、田园丰裕的世外桃源。当地百姓为了感谢玉女施救和紫龙化泉的恩德,在乌江西岸建了一座寺庙,取名紫龙寺,寺内塑玉女雕像,世代供奉,灰汤从神话中款款走来,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蕴。灰汤历史由来已体现和桃的联系。采用在历史长河中搜索与桃文化相关的故事的设计手法,营造一个自然生态的世外桃园。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万花之园。其中之一的桃文化便是这万花丛中的一朵奇葩。对于桃树,桃花,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情有独钟,以致于通过喻人、叙事、言情、状物、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种种手法将桃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多彩绚烂。桃,属于蔷薇科,是我国最古老的果树品种之一。据载,中国原产的桃,早在4000年前就为我们的祖先所驯化。汉代上林苑已有栽培品种桃出现;大约在2000年前它开始传播到国外,现已遍布全球,雄踞核果类果树之首。

设计思路:

设计一条自山顶至山底的景观水系,讲地块自然水景资源相连通,考虑桃花谷与灰汤文化内涵相结合,在沿上山游道水系不同地点设计与桃花有关的历史典故,诸如桃花扇,桃园三结义、桃李满天下等景观节点,寓意山体水系为中华名族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同时充分发掘灰汤的历史人文融入到历史长河中。将灰汤桃花谷设计成一个极具灰汤历史特色,可游、可往的世外桃园。

2桃花谷景观设计整体理念

在灰汤历史基础上结合桃文化跟从历史发展顺序,融入历史长河,景观设计每一个重要景观节点营造一个景观组团氛围,组团景观阐述历史长河源远流长。

依据桃花谷现有的地理条件结合现场的景观资源设计相应的景点组成景观节点,形成景观轴线。景观环境以自然山水为基础,天然森林为主体,体现乡村田园的景色,打造幽雅宁静的环境,保持清新怡人的空气,展示淳朴浓厚的风情,让人体会到回归自然、融于自然的感觉,使灰汤成为怡静养生的福地、休闲娱乐的胜地、享受自然地宝地。为繁忙与喧嚣都市的人们提供亲友聚会、健康养生、放松心情的绿色田园生活领地。

生态湖泊拓“塘”为“湖”,环湖植景,形成林中有湖、绿水相依、林荫苍翠、山水媲美的境况。湖水澈蓝,光影可鉴、湖山呼应,楚楚生情,令人返璞归真,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森林氧吧 东雾山四山耸翠,风景宜人,无数奇岩怪石掩映在密林巨树之中,构成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山体古木繁茂,空气清新,处处感受到大自然幽静古野的原始情调。

3灰汤桃花谷生态景园景观设计内容

景观组团:

花果山、桃源瀑布、桃花岛、桃园三结义、人面桃花、桃花夫人、桃李满天下、桃花扇等景观组团。景观细部处理,景观小品,地面铺装雕花、桃文化景墙,历史牌楼,围绕桃文化一个主题营造生态休闲的桃花谷。桃花谷地形主要为丘陵梯田和山体,谷顶梦幻湖生态水潭,水面清澈干净。

花果山 :

花果山景点采用地块天然景石,抽象雕塑小品,寓意花果山美猴子王破石而出,美猴王与桃有着一定的联系。此景点展示桃文化的趣味性。

桃源瀑布:

桃源瀑布设计在桃花谷花果山之上一个景观组团,地块现状为石头瀑布,作为瀑布的源头。此源头引寓陶渊明的桃花源,陶渊明为他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桃花源,背景因桃花而灿烂至极,那里的人间是“小国寡民”,鸡犬桑麻有序,没有王税催科,唯有一片桃花流水。道家的 “天人合一”,庄子的美感哲学,中国的乐感文化的心理,都在“桃花源”得到了具体的演绎和显现。桃源瀑布景点只是一个开阔的景观水源瀑布,寓意通过瀑布所流经的桃花园则是陶渊明所描述的世外桃园。

桃花岛景点:

原地块地形为独立小个山体,在桃花谷景点位置可以俯视桃花岛全貌。桃花岛两层跌水将水景与整体水系相连通,桃花岛作为桃花谷的一个独立的岛屿,桃树群植,水生植物配植、构成一定的软质景观色块。

桃李满天下景点:

《诗经》中有关桃的记载有5处。从出现的地域看,“何彼稿矣,华如桃、李”(见于《召南》,为周公姬爽的驻地镐京,今西安以南的地域);“园有桃,其实之殷”(见于《魏风》,为今山西西南部商城等地);“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见于《上风》,为今河南北部漠县、滑县、复县、濮阳、汤阴、新乡及河北南部临漳等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桃之天天,有苍其实”(见于《大雅》,为周王室统治中心王韶所在地,指今陕西中部、西安、户县、武功、歧山等地)。总的看来,《诗经》中桃的出现是在黄河流域中上游,与汝水以南、武汉以北的江汉合流地域。从记载“园中有桃”,“有蔷(指果大小)其实”,可知当时开始已有人工栽植,且结实繁多。

唐朝时期,武则天夺权执政,她为了巩固政权,对外招贤纳士,网络人才。宰相狄仁杰,为人正直,心地无私,深受武则天的信任,他推荐几十名人才都受重用,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桃李:指培养的后辈或所教的学生。比喻学生很多,各地都有。'桃李满门'或'桃李满下'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

桃花夫人景点:

中国的桃花文化,又是中国女性、中国文人的文化。一、中国的“桃花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的《诗经・周南》中,就有一首关于桃花的诗。“桃之夭夭”,描写茂盛、火红的桃花,并用桃花来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春秋时代,息国的国君夫人息妫容貌美丽,被人称作“桃花夫人”。

桃园三结义景点:

桃园三结义这一历史事迹,三国时期刘关张三人在桃园歃血为盟,结拜为结义兄弟,从此他们的精神流传千古。景观设计亲水平台,自然生态的茅草亭返璞归真。亭内设计三景观石柱,刘关张三人浮雕。体现三结义主题。提供现代的游人可以效仿结拜的场所。

桃花扇:

扇形平台小广场上雕刻桃花浮雕,设计树池种植桃花,述说桃花扇的故事。 饮马泉广场景点:史传曾出任三国蜀相,继承诸葛亮事业,掌管蜀汉证券的蒋琬为湘乡人。三国时尚置宁乡县,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始析益阳、长沙、湘乡等地置宁乡。蒋琬故宅在灰汤泉湾,灰汤划入宁乡地界,故蒋琬实为宁乡县人。蒋琬灰汤故居在泉湾,地处灰汤河北岸。屋后的竹林,屋前的小桥曾是他少时读书和游憩的地方。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后,又曾在乌江河畔饮马濯缨,据传历史上会汤温泉还曾有过“饮马泉”之称。为畅叙灰汤历史文化,纪念灰汤著名历史人物蒋琬,在桃花谷景区设计饮马泉广场一景点,结合桃文化。充分展示灰汤的文化底蕴。

养身森林景点:

养身森林设计在山顶休憩集会会所附近,全新的养身理念,植物的香味不仅可以起到一定的药用还会给人体带来一定的调养生息、舒缓精神等功效。其美妙构思在景观角度上来讲,药草花卉自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园林植物素材。它的造园功效远不亚于一般园艺植物。高大的乔木做为森林的顶层植物配植,整体营造一个森林的意境。底层花坛内科学的适当种植药草花卉。花坛边沿为休憩坐凳,构成一个能够给人舒适休闲的空间同时带来一定的养身功效。此景点可以做为全园的一个重要亮点。给游客一种向往,亲临其境的欲望。通过自然的条件达到养身的效果也是灰汤温泉的宗旨。

景观分区

天然湖泊景区:

山顶梦幻湖部分为自然生态的湖泊景观

灰汤历史文化鉴赏区

放心桥景点,相传梅四保曾在灰汤围栅立寨,招军买马,改螺旋山为寨。梅四保凭个人的威猛与神功及部属的忠义与勇敢而闯荡江湖。传说梅四保每次出战,只要把自己的心取出来寄藏在放心桥下,只要心完好,即使他成了肉泥也能活着从沙场回来。“放心桥下夜行灯,照君千里夜行军。若是有人灭灯焰,乌程黑道路难行。”放心桥则来自于此。

灰汤历史景点还有螺旋寨、乌龟桥、断仑岗、骊龙窟、八石头、沉鼓塘、涌清庵等景点

桃花岛景区

世外桃园,节点景观整体营造一个人间仙境桃花岛。让游人流连忘返。

入口景观区

桃花园整体强调一个生态自然的景观游园。入口采用天然生态的景石,题名桃花谷, 景石周边桃花围绕,烘托一个世外桃园的入口,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到达世外桃园的园区 内部。

景观轴线分为正轴线与侧轴线

正轴线根据桃文化的历史流向发展,挖掘桃文化典故构成桃园景观节点。

侧轴线为灰汤汤泉沸玉的景观节点逐一畅叙灰汤历史文化底蕴。

两个轴线景观蒋灰汤文化与桃文化紧密结合。

4结语

城市的喧嚣,空气标准质量下降,城市里上班族生活与工作的压力急剧加大。生态自然观赏、度假、养身、游玩于一体的世外桃源也成为了人们心里和生活的需求。城市寻求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更为生态自然的旅游胜地将是城市发展的趋势。灰汤天然温泉本身以天然养身而闻名。桃花谷遵从灰汤宗旨以生态自然观念营造景观,尊重自然,运用自然。展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宣传历史人文。

参考文献:

[1]长沙市旅游局编著.长沙自助游手册长沙市旅游局湖南地图出版社 2010.4.

和田玉的历史文化渊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风景园林；园博会；景观设计；稻；道

Abstract:The design develop the culture of rice,by"Road of the rice" for subject, using the metaphoricaldesign technique and fusing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times. Divides the Changsha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6thofInternationalgarden ＆flowers exposition into the traditional rice cultural district of Huxiang , Yuan Longping hybrid r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a ,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rn infiltration area .It hasdesigned the attraction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oflandscape.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hture; ChinaInternational garden ＆flowersexposition; Landscape of design; rice; Road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10-0114-03

1引言

稻，水稻，禾本科植物，人类主要粮食作物；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稻作文化。道，道路和发展历程；道理道德，一种文化学术思想体系，一种精神与情操。稻之道，以水稻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历程与情操。

[1]湖南及长沙自古至今稻作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发展做出的重要的贡献。2005年湖南道县玉蟾岩（稻种）遗址的发现，证明湖南是世界最早的稻作起源地之一；在中国（封建）农业社会时期，湖南素有“湖广熟，天下足”、“鱼米之乡”的美称，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是中国传统稻作文明的核心区。始于北宋晚期，繁荣至民国的长沙米市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是湖湘地区发达稻作文明的表现；[2]当代长沙人袁隆平――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第二次绿色革命”发起者，成功解决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危机问题。

渊远的湖湘稻作文明彰显出优秀的湖湘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济民”是湖湘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世代湖湘人刻守的座右铭。湖湘地区无论作为古代稻作起源地、传统稻作文明核心区，还是当今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工作地，这种开拓、发展、创新、奉献的行为就是湖湘精神。特别是当代袁隆平院士，从杂交水稻到超级稻的研究，历经40余年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懈探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年逾古稀的袁隆平仍壮心不已，坚持“科学没有止境，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稻谷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3] 袁隆平是新时期闪耀世界舞台的湖湘新星，袁隆平精神是湖湘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2景观规划设计

采用“隐喻”的设计手法，以最具鱼米之乡特色的水稻作为第六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长沙展园景观设计的切入点，讲叙湖湘水稻和稻作文化的发展历程，即水稻起源――传统稻作文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以道县玉蟾岩（稻种）遗址、长沙米市、袁隆平杂交水稻等为题材，采用传统融揉现代的园林艺术手法，营造乡土特色鲜明的园博会长沙展园。

2.1 基址概况

长沙展园位于厦门中国国际园艺博览园江南园，江南园占地积约8.8ha，水网纵横，水街相依，水巷和街巷形成整个空间系统的骨架，风格各异的石桥飞跨溪上，水街两侧传统建筑鳞次栉比，再现江南水乡特色和古镇风韵。长沙展园地处江南园中部J-05地块，面积约4000m2，四面环水，地势平坦，具有较好的造园条件。

2.2 总体构思

文化造园是在小范围场地展示多场景内容的基本方法。文化即观念形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认知能力，以及从形式上看是物质的东西，但透过物质形式能反映人们观念上的差异和变化的一切精神的物化产品[4]。因此，应将当地的文化通过浓缩、提炼和升华运用“摹写”的方式再现于场地之中。

长沙展园应秉承“和谐共存、传承发展”的园博会主题，宏扬渊远先进的湖湘人文历史，与时俱进，力求造园理念与手法的创新，彰显长沙乡土特色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2.3 景观设计原则

2.3.1 整体性原则

江南园通过江南水街将江南各省市展园有机串联，长沙展园应做到与之很好的协调。首先，园林立意选题、布局形式等与江南园相切合，选取江南――湖湘地区的乡土题材，采用自然山水园林形式；局部区域的通过框景、漏景等园林艺术手法成功实现空间的相互渗透和形式的协调统一[5]。长沙园入口为两主两次。即东南部现代区两园门与江南水街相连，为传统的青瓦白墙圆形园门；两次为西北和东北的两次入口，将长沙园传统区与外部相连，西北入口与稻种起源景点相对，开门见山点出主题。

2.2.2 文化性原则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孕育了不同的伟大历史和杰出人物，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长沙展园作为展示湖湘的文化窗口，应结合造园需要选取其中精华代表片段作为题材。

2.2.3 创新性原则

在有限的场地空间内，要成功展示丰富的景观及文化意境，就要求在选材、立意、手法等方面有创新。首先选材应避免大而全，可选取某一方面或片段以作深入的挖掘和展示；在理念立意方面，应继承古人的优秀传统，同时与时俱进体现人文历史的新发展；在手法方面，在成熟运用古典园林手法的同时，结合现代园林手法，以满足现代游览对园林空间要求。

2.2.4 乡土化原则

二十一世纪人类步入了“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及节能社会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重要执政理念之一。园林是健康生态人居环境的主要建设行业，而园博会作为园林科技成就的展示就更应体现和谐生态原则。首先应有生态理念，尊重自然，效法自然；其次要求造园材料乡土环保，以乡土树种群落、乡土建筑材料等为主，体现乡土特色的同时，节约造园成本。

2.4 景观分区

根据景观立意将园区划分为:湖湘传统稻作文化区、袁隆平杂交水稻科技区和传统――现代渗透区。根据景观分区特色确立各区景点设计（见图1、图2）。

2.4.1湖湘传统稻作文化区

位于场地西北部，地形地貌为该处挖河堆山而成的山地丘陵，以稻种起源、传统稻作、长沙米市三大内容体现渊远的湖湘传统稻作文化。设计采用自然布局，主要景点有：稻种起源景点――道县玉蟾岩稻种遗址（见图4）、图腾石；传统稻作景点――山地梯田（见图6）、鱼塘、稻草垛、水车；长沙米市景点――草潮米码头、潮宗街木牌坊、湖湘稻作文化展示馆（传统民居）、米斛桶。

2.4.2袁隆平杂交水稻科技区

位于场地东南部，为寓意洞庭平原的田园广场式布局，以现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研究的杂交水稻科技及其对世界的贡献为内容，展示现代水稻科技。设计采用现代广场式布局，主要景点有：现代田园广场、超级稻景观试验田（见图5）、耕耘――袁隆平抽象式主题小品、功勋玺（以石印章的形式含蓄的反映“世界粮食危机―湖湘精神―袁隆平――新时期湖湘精神”）等。此外，广场式布局既与该区现代格调相吻合，又作为长沙园主入口区便于人流集散。场地东南边界的青瓦白墙式的传统景墙形成的框景，使长沙园主题在江南园中得到有效的强化，形式也做到很好的统一。

2.4.3传统――现代渗透区

指位于场地东北-西南水系和东南-西北的木栈道,河流水系将传统与现代两区进行了空间的软分割，木曲栈道则使两区有机相联系。位于木曲栈道上的二十四节气景观柱，内容均为二十四节气农事活动，区别在于传统区景观柱为古朴的天然开凿面方麻石柱，现代区景观柱则为现代建筑材料所做。空间总体上做到了隔而不断、联而有分、虚实相接，形散而神不散。

2.5游览组织

长沙园游览组织为环状线路，即主园门――现代田园广场（景观超级稻试验田、耕耘――袁隆平抽象式主题小品、功勋玺）――木曲栈道（传统山地梯田、二十四节气景观柱）――道县玉蟾岩稻种遗址――长沙米市景点（草潮米码头、潮宗街木牌坊、协丰粮栈、米斛桶、稻草垛等）――现代田园广场；或，次园门――道县玉蟾岩稻种遗址――长沙米市景点（草潮米码头、潮宗街木牌坊、协丰粮栈、米斛桶、稻草垛等）――现代田园广场（景观超级稻试验田、耕耘――袁隆平抽象式主题小品、功勋玺）――主园门。

2.6 竖向设计

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及长沙园主题意境，将长沙园竖向设计成“丘陵-水系-平原”式的园林地貌，颇具湖南地貌印象。整个场地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台地，两级地貌以水系梯田自然过度衔接，园内青山逶迤、碧水缠绕、屋舍俨然、香稻无垠。具体设计为：

平原地貌指的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科技区，地形基本保持不变。场地以现代广场式布局，方格铺地结合方形景观杂交水稻试验田，平原广场体现入口区的现代大方的气质。山地丘陵地貌为湖湘传统稻作文化区，以该处挖河堆成山地丘陵地貌，三座高度不一的土堆形成起伏连绵的气势，景点则布置与两山之间的山涧台地上，形成幽静丰富的山地丘陵地貌园林景观，切合该区园林主题氛围。

2.7植物景观设计

切合长沙园设计主题，选取树型优美情意深长的长沙地区乡土树种（同时适宜厦门地区栽培），根据各园林景观区的文化性及立地条件配置不同的植物群落。在营造长沙园特色鲜明植物景观的同时，进一步渲染和深化园林主题氛围。

传统稻作文化区植物景观：以长沙经典的植物景观――麓山红叶为参照蓝本，营造颇具“层林尽染”意境的典型植物景观，渲染湖湘文化意境。主要配置树种有：枫香、三角枫、栾树、杨梅、杜英、山矾、罗汉松、红枫、鸡爪槭、南天竺、杜鹃、红桎木等。此外，山地梯田景观为四季轮作的传统水稻。

袁隆平杂交水稻科技区植物景观：以现代树林广场式布局为主调，树种采用银杏，树干通直，枝叶稀疏，秋叶金黄，丰富广场景观及空间。在青瓦白墙的园门处传统式种植芭蕉、青皮竹，景观实验田则四季轮作现代杂交水稻（轮作周期与传统梯田错开，形成对比的植物景观）。

湿（水）生植物景观：包括西北面边界的滨水界面及传统――现代渗透区水系两处滨水植物景观。西北滨水界面码头、水车处种植稀疏的树林，其余以较密实的水杉林形成相对封闭的长沙园界面，树种还有杨梅、榔榆等；传统-现代渗透区以较稀疏的垂柳、碧桃、含笑等树种形成“桃红柳绿”传统植物景观，同时达到空间虚分隔效果。此外，滨水区内局部自然种植丰富的草本湿生、水生植物，如荷花、菖蒲、鸳尾、千屈菜、蓼草、水灯芯、水竽、水葱、香蒲、睡莲等。

3结语

稻之道主题景观园在方案形成之初，以理念新颖，手法特色而颇受同行赞许，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被采纲,不能付诸实施。本文中心意义在于对“园博会”表现形式的探讨。笔者认为园林博览会作为行业成就的最高展示，就应该对解决中国当前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人地危机”[6]等紧迫社会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稻之道主题园就是以富有乡野情趣的水稻作为多种景观形态，源于平凡却演绎着背后伟大的故事，这便是目前中国园林所要关注的“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人和普通人的文化，赞美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和被忽视的美。”[7]

参考文献：

[1] 玄松南.水稻田承载中华文明的人工湿地.森林与人类.2006(2):10-21.

[2] 邓永飞.米谷贸易、水稻生产与清代湖南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2006(2):45-54.

[3] 辛业芸,魏科袁.隆平实现梦想的背后.成功之路.2006(10):22-23.

[4] 石奕龙.文化、文明、传统与现代杂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6(2):17-21.

[5] 丁山. 古典园林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关系.江苏建筑.2006(6):10-12.

和田玉的历史文化渊源范文第3篇

假如让我们推荐历史名人，应该是哪三位获选？结论一般跳不出几个圈子：帝王将相，如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类；文化名人，如孔子、屈原类；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但美国人不这样看，他们的选择有点出乎我们意料。

第一个被选中的人物是陶渊明。

上榜理由：过上流生活，出污泥而不染。

《世界社会的历史》中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不是一般的中国农民，他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保持着紧密联系。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对简单的田园生活很满足，甚至把这种生活美化成世外桃源。”作者希望学生从中领略到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气息，即注重的不是学识，而是出身和门第。绝不与门不当、户不对的人通婚。他们自命为社会精英，在自己庞大的庄园里，聚会、喝酒、行乐、吟诗……“陶渊明就是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寻求超脱与自然”。

第二个人物是杨玉环。

上榜理由：浪漫。

《世界文明》这部教科书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讲述杨玉环的故事，还配了一幅“贵人行乐图”。这部教科书讲述完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浪漫史”后指出，他们的感情属于是“最著名的，也是最不幸的”。选择这个人物，纯粹是考虑到青年学子的口味。作者对爱情故事的渲染，除了体现美国人对爱情的重视之外，不乏迎合、媚俗的考虑在里头。但浓浓的生活气息颇让人感动，显现出教科书的温馨和人情味。

第三个人物是李自成。

上榜理由：暴力夺权改变不了旧的为政方式，要引以为戒。

和田玉的历史文化渊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陶渊明 休闲思想 背景 体现 内涵

一、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背景

（1）魏晋南北长动乱环境催生了文人士大夫们对田园自然休闲生活的渴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战乱，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开始返归山林。他们一方面希望游览山水，排遣自己仕途和生活的不得意，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在山水之间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同时，魏晋时期老庄思想活跃，又产生了一种新思潮，即融合儒道的玄学，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儒教、道教和佛教三足鼎立又互相融合的局面。

（2）在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回归自然”思想的感染下，文人士大夫们希望在大自然中找到依托。在活跃的思想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们开始推崇老庄的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的战乱和动荡的社会环境让人们苦不堪言，文人士大夫们也深受其害，他们希望可以过简单无忧无虑的生活。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追求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应该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即个人的精神修养的提高。庄子的哲学思想提倡人应摆脱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这种“无求无欲”的思想使得文人士大夫开始希望纵情于山水之间，他们希望不被世俗的功力、名利打扰，希望可以在游山玩水间实现自我的超脱。同时，庄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也让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倾心于山水田园，希望在大自然中找寻自己的精神依托。

（3）东晋末年，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的新境界，其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追求使得我国古代诗歌中的休闲思想达到高潮。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然而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他的理想遭遇了现实的重创，二十九岁出仕为官，却始终碌碌无为，满怀壮志却终壮志难酬，这也使得陶渊明对现世的生活充满失望，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最终，他终于将官场名利世俗抛置于身后，开始了自己向往已久的隐逸生活，同时，也为我们开创了田园诗的一个新时代。这一时期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在其无数田园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陶渊明作品中休闲思想的内涵

以下主要从陶渊明代表作《归田园居》、《饮酒》及《桃花源记》等诗歌分析其田园思想的内涵：

（1）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其中包含了五首诗歌，每首诗歌都代表了作者不同的心境，第一首中一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表达了陶渊明对官场的厌恶和摆脱官场生活的轻松心情。而一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则表现了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无限乐趣。这一首诗将叙事、议论、抒情完美地融为了一体，让人们感受到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休闲的田园生活。第二首，“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诗人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已摆脱世俗生活，开始领略乡村的幽静和自己心境的恬静。第三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人像所有劳作于田间的农民一样，早出晚归，而其心境却和农民不同。试想在月光如水的夜色下，诗人扛着锄头走在草丛里，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呀。在诗人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他愉快的心情和对归隐由衷而发的自豪感，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悠闲和乐趣。

（2）陶渊明的《饮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我们看到其赋予田园诗的劳动生活气息。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诗人的悠然自得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正在享受的一种休闲状态，也让我们体现了田园生活的休闲本真。而在饮酒第五首中的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则给了后人理性的启示，诗人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要试着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要我们明白人生最终追求的并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本真和自然天性。陶渊明号召人们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要学会欣赏大自然的美好景色，

（3）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陶渊明代表作中的精髓，它体现了诗人对理想境界的更高追求。文章在开始部分，先以美好、静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从而引出一个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在诗人的描绘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自然，一切都让人如痴如醉，它是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最为理想的“休闲世界”。在此文中，诗人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人墨客向往的休闲居住胜地，更是其对淳朴田园生活的一种真切体验。诗人是在用美好对抗当时社会的黑暗，也是在对未来人们生活的一种至真至美的期待。此文中诗人表现得一种超凡脱俗又至情至性的田园生活。

三、结语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丰碑，它对我国近现代休闲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诗歌中的休闲文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玉勤.试论中国古代休闲的“境界”[J?].广西社会科学，2005，（10）.

和田玉的历史文化渊源范文第5篇

欲清晰准确客观地梳理出历代文学前后继承的线索，梳理者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决定着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原貌。我们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发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蕴藏的一个点。笔者认为，文学史撰述初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的表层为学习、模仿日本，而深层则仍然延续着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体、宏阔的文化视野(如政治、哲学和历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学史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影响，叙述者以一个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将纷繁复杂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的文学事件、现象一一连接，从而演绎出一部类似八股文“起承转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框架体系。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

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著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可见，生平、遭遇等(详)作品的思想内容(详)作品的艺术特色(略)文学史影响(略)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

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劳动、平易是其外在显现)，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

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袁编”)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章、骆本”)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

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袁编说:“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18］此种对田园诗写农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及甘苦的评论与之前文学史中将其田园诗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看法，无疑是相当通脱的。因为“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19］而且，袁编将陶诗的分类扩大到五类也是比较彰显阔大批评视野中的细腻性的一面。袁编将陶诗的艺术特色较为倚重中国古代诗话中的相关评论，这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联颇为密切，得出“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20］文本分析也比较细致深入，引用了《拟挽歌辞》、《拟古》等一些以前文学史中较少提及的作品。此部分还着重探讨了陶诗艺术的渊源，得出“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21］将陶与他之前的诗人作纵向比较，凸显陶诗在魏晋诗歌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此处的论述可能未作全面考虑，因为陶诗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期是出于边缘地位的。再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叙述者大大地淡化了陶诗在政治方面的意义，着重在陶的诗赋上细致地展开文本分析，尤其是通过局部词句的详析来呈现陶的诗文创作成就。首先，从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个角度来理解陶诗，其中又分两个相连而程度深浅不等的层次，一是诗人“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悠然的生活”，认为这“正是人生意义的所在”［22］这个结论是通过分析《饮酒二十首》第五首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得出的;二是陶诗中出现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焦虑忧惧。“这种焦虑的身影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曾经闪现，但在那里很快被及时行乐的吟唱所代替。而到陶渊明，则以一种新的凝聚化姿态重新凸现了这种焦虑。此时自然与人的合一被转向了另一个角度，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不可抗拒死神的降临。”［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