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1篇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精神活动的结果，是因为人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断更新与发展。武术也是如此，它跟随着人的需要而不断更新与发展。如太极拳，它从乡村走进城市，从田埂走向宫廷，从技击走向健身，正是人类的需求，太极拳不断突破来更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社会的主体是群众，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武术要在社会上发展，人民群众永远是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传统武术经过几千年发展，其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技术简单，汇聚健身、技击、娱乐于一体的民族传统运动项目。无疑是人们的需求发展的结果，为了人的健身、为了人的自卫、为了人的精神愉悦等等。人的需要是文化创新的动力，而文化的原创力藏匿在人的各种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之中。人的需要为武术文化创新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根基，只有那些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而进行的武术文化活动才能达到武术文化创新的境界，而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简单的文化模仿和文化复制的表层。只有从群众需要出发，才能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中真正做到顺势而为，激发出武术文化创新在社会变革中的推动力。从群众出发，就是不能脱离群众，关注群众的现实生活，了解群众的精神需求，在深入与群众亲密接触，探索出文化创新的路径。否则只是“凭空想象”、“闭门造车”，不能使所创新的文化符合群众需求。文化往往是与人们的精神如影相随的，人的精神世界复杂多变，关注群众实际生活，了解群众精神需求，就是深邃群众精神需求上差异性与复杂性，文化创新更是追求和谐精神文化生态的文化消费者的事情。武术文化创新从群众出发，并不是一味地迎合群众，只给群众视觉上的震撼。现实中的影视文化更多的是注重娱乐，它偏重于感性文化，强调身体的，声色犬马的成分、感官的成分比较重。在某种程度上，武术影视是无深度的、拼贴的、缺少文化内涵。当然，影视文化的确是从群众精神需要来对武术文化的一种创新。但有些武术资源适合影视的开发，有些武术资源适合公益性文化的建设，有些武术资源只能进行部分或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有些武术资源不具备开发条件，只能严格的保存起来。从群众需求来创新武术文化要抓住武术文化根基，提升群众的审美情趣，让群众在快乐的过程中，感受中国武术所带来的文化魅力和伦理教化。当一种新型的武术文化被群众接受，与之相对应的人们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一旦人的另一种需求又开始产生时，其他更新的武术文化就又会适时地被创造出来。因此，从群众需求出发，使“以武载道”的中国武术，不仅满足群众精神过程的需求，也是激发人民群众向“求善、求真、求美”的目标挺进。

2中国武术创新的原则

2．1创造性原则

中国武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行为，因为文化的创新首先要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成果的继承和突破，对创造新型的文化发展路径及方向的摸索和构建，以此展开的文化活动当然是创造。在创造性原则中，要有新思想、新方法、新举措。武术文化的创新贵在稳定、重在积累，在稳定中求继承，在积累中求突破。传统武术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改造和更新，赋予新的内涵和活力。因此对武术文化创新要有新思维，在当下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不断更新和改变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还用落后的思想，固步自封必然会落后与时代。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新思想紧随时代需求，以立足当代，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才能使中国武术文化走进现代化，才能使中国武术文化永葆生机，川流不息。在传统武术中有许多沉浮流弊，例如封建迷信、陈规陋习、流派分立、门户之见、传男不传女等等，这些为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必须破除这些陈旧陋习，加强武术科学化进程。对于落后的、伪科学的都要采取摈弃的态度。社区体育是全民健身的一种新形势，加大培养武术社会指导员，使武术走进社区，这无疑是对中国武术生存空间的另一种路径。最后，要有新的举措。根据群众不同的需求，对传统武术进行分化、提炼、创新，以满足不同群众的需求。有人需要技击技术，我们就注重技击的传授，有人需要健身，我们就突出健身的价值。总之，群众对武术的需求各有不同，通过“投其所好”，激发练习者的兴趣，从而扩大群众基础。

2．2个性化原则

众所周知，“一种文化的创新必然会牵制到文化的继承，因为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相互依存的关系”［3］。中国武术有129种拳种，每个拳种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产生。这个特定的区域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风俗、宗族意识、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或多多少的对这个区域内的拳种特点和传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拳种是该地域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该地区的特色，他的生存土壤与该地域息息相关，离开了该地域，便失去了其生命延续的土壤和条件，武术创新也将会失去本土地域文化的支撑。继承是武术文化创新基础，只有将这些拳种资源中所蕴含的风俗习惯、等“文化内核”保留下了，体现其本土性、群众性等特质，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认可。传统武术中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民间原生态，这些存在于民俗活动或仪式之中。随着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些原生态文明可能被冷落，因此，坚持以本土性为基本准绳，减少西化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武术文化内核的亵渎。传统武术创新要真正体现出当地历史、地域、人文等特色，以维持和增强它的生命力，这样的武术文化创新才符合群众需求的特异性。

2．3艺术性原则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下，文化创造活动必然会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大量的文化产品难免会成为以赚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商品。文化产品的根本属性是文化，是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这就意味着文化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的结果，其中必然包含了美的规律，由此展开的文化活动才是一种文化创新。在消费社会中，文化产品是被人们消费的，对美的追求已经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武术追求美的规律，“其一招一式、一张一弛，优雅而和谐;拳起如流星闪电，脚落似扑地旋风”［4］，正是符合群众对美的需求。再通过武术美的肢体运动和美的场景布置，配上美的音律，这无疑使人们获得武术求审美的精神感化，更能激发人们群众内心美的情操，从而对人的精神世界起到逐渐升华的作用。

3结论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武术文化;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7)05-0592-03

中国武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挥了自身的价值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 民族的气质和心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正急速迅猛的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中 华武术文化对世界现代文明和我国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它将会与 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互为共存,永不失传｡

1文化与武术文化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 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为“大文化”｡[1]学术界将 广义文化 分成四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 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 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1]｡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 他的名 著《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 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1]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积与反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色彩｡因此,武术文化在理论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导,在行为方式上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制约,在中国传统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中发展,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 独特特性｡武术文化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它处处体现东方人的哲学､宗教和审美观念,是人 与自然和谐完美结合的典范｡

武术文化由武技与武理技术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武术心态文化层三个层次｡[2 ]武 技与武理技术文化层是由有技击内涵的身体动作及其动作的基本原理组成,由于武技外现于 表,武理则依托武技,因而易于理解和把握｡武术行为文化层｡“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尤 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构成行为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主要是通过武德 具体体现出来｡武术的心态文化层则是中华民族在从事武术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 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这是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我们在研究 人类的精神创造时,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 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总之不能 将“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武术文化研究也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武术的 武技与武理技术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和武术心态文化层是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关系｡综上 所言,武术文化是人类所创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投稿日期:2006-05-08作者简介:陈超(1972-),男,山东人,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 化｡是一个多维结构概念, 是人类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和谐发展所创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成果的总和｡中国武术文化的涵盖面既深且广,包括武 术行为的指导思想､哲学意识､理学原理行为美感､意念体系套路经略､服饰器械武艺门派 等等,它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反映得既集中又深刻,既本质又表象,不仅具有传统文化 的共性反映,又具有武术运动本身特有的文化内涵｡中国武术文化的模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2武术文化的先进性

2.1武术文化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 由于宗族和宗法关系的长期存在,在中国文华中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家国同构 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梁启超曾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 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 神尤存也｡”[5]习武者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本身就是指向社会的,即“保 家卫国” ｡“在中国社会中,家――家乡――国家是直接贯通的,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成为祖国 ,它是爱亲爱家情感的升华｡”[1]习武的本意首先就在于保家,而当宗族､民族 遇到危 难之时,这种保家的动机就会升华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国家意识｡这也可以解 释在中国历代出现的英雄人物许多都出自习武群体｡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精忠保国,其光辉业 绩为世人传颂｡文天祥面对元兵的威逼利诱,浩然正气,留下了爱国诗篇｡明朝抗倭英雄戚 继光以及少林寺僧抗抵倭寇的侵略,刻苦研习武艺,严惩了倭寇,使民族精神大振｡近百年 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我国的关键时刻,许多武林豪杰纷纷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 生存洒热血,如冯三保父女､一代剑侠秋瑾､武术名师霍元甲｡由此,武术也形成了爱祖国 ､爱民族､重大节的优良传统,各武术流派也都有“爱国主义”的文化自觉｡万籁声在《武 术汇宗》中云:“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6]“大命治国安邦,小命护体防 身”[7]清末“少林戒约”中要求“肆习少林武技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陈 公哲在《精武 会五十年•序》中云:“精武会之设,盖所以振兴国民尚武之精神,以为保身卫国之计”｡ 《中国精武会歌》歌词:“厉行三达德,其民疲!培国脉!……卫黄魂!尽天职!”[ 8]习武者精忠报国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集中体现,也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 巨大 精神力量｡

2.2武术文化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 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 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 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 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 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造民族性格上 痛下功夫｡

通过武术的学练,不仅能防病健身,塑造强健体魄,更重要能形成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精神 信念｡人们对武术具有塑造人自强不息的意志和奋发有为的积极向上精神的作用早有认识｡ 1925年,罗廷光在《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一文中写道“增加武术之内容,以养成尚武 的精神和奋斗的气概”｡时任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提出“强国之本,在于强种,强种之本, 在于强身,而强身之本,要以国术为唯一方针”｡[9]尤其是1935年范振兴在《我 对于国术 的所见》一文中说“现代战事利器日进千里,战事日渐趋于科学化,于是好多人便说国术是 没有用的东西了,其实他们未免太浅视,他们忘记了国术足以养成国民英雄振作之气,而那 亦实是战事胜利上必要的一条件,众志成城,尚武之风实为国防的利器”[10]｡ 孙中山认识到武术关系到国力强弱和民族盛衰,是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1 1]他指出“处 竞 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11]并认为,欲求“自卫之 道”就应提 倡“尚武精神”｡这些革命先驱充分意识到,正如精武会诗词中所倡导的“人人自强,国家 自强”的道理｡诚信作为公民道德规范,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骗､遵守诺言｡它是人的一种最重要的品 德之一,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要求｡曾几何“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近些年来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俊 问题｡

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武术自身的特殊性,武术人始终将“见义勇为”,“重交尚气､轻生赈急 ”,“重然许,喜侠节”,“行侠仗义”和“筐扶正义”作为自己人格理想的基本准则｡[2]也正是在对这一理想不断践履与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中,形成了武术极其厚重而灿 烂的人 文 景观｡“一诺千金”的诚信价值和“知行合一”的实践要求,使武术形成了至下而上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完备德育体系｡

2.3武术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武术伴随华夏五千 年文明,曾在中华民族史上起到非常之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 性也”｡[5]“四时讲武,三年大习”,尚武风俗极为浓烈｡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 人,死 后要“投诸茔外以罚之”｡[12]到了春秋时期,“士”的阶层开始分化和蜕变｡ 一部分“ 士”人专门从文,这便是“儒士”的雏形;另一部分未分化出去的“武士”仍保持着尚武传 统和强悍的民族特质,这为“侠”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文者为儒,武者为侠”｡陈山､董 跃忠等认为“儒” 与“侠”､文与武分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二大文 化传统之基本格局,即儒家文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抗衡､相互影响的基本模式,预示着 秦汉之后儒家文明的兴起后中国社会人格转化的文化模型｡[13]

中国的大众文化往往是平民人格意志的一种延伸｡闻一多曾引用英人威尔斯所著《人类的命 运》中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士｡一个土匪｡闻一 多解释,威尔斯所指“土匪”,包含有中国武侠的意思｡[14]而道家,不过是对 儒家 的一个补充｡因此,在上､下层文化中,儒与侠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主要载体｡

武侠精神是中国民间社会传统文化精神主要载体之一,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它折 射出中国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态｡武侠文学的兴盛期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这种建立在 大众俗文化基础上的武侠文化极具生命力,它所倡导的“忠､义､信､刚､毅､勇､诚”的精神理念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体现｡

3结论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3篇

作者：郭发明 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

在经过国家几次调整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由于其自身定位和目标选择等关系，武术在高校中的发展越来越偏离文化之正道，已经跳入竞技体育的泥沼，难以自拔。在此理念下，学校把武术课只当成一项竞技体育项目或者单纯的健身活动来开展，无论是课程内容的选取、方法的选用还是最后的成绩评判都在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教育过程模式和评价体系。在大部分高校，武术教学仅仅剩下单纯的套路传授，考试则是以能否完整规范熟练完成一个套路为唯一标准。武术所内涵的丰厚文化在这种传承模式下消失殆尽，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武术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武术教学中对技击对抗等内容鲜有涉及对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等18所普通高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普通学生的公共体育课程中的武术教学，无一例外地进行套路中技术动作的传授，没有深入阐释动作的技击内涵，更没有专门的选取技击项目（如散打、擒拿等）进行教学。无对抗性的武术套路课程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大大降低，部分学生在上了武术课后发现并不涉及对抗内容而懊悔不已，课堂学习和课外锻炼的积极性丧失殆尽。学生在选择武术类选项课时，纷纷投向了同类技击对抗项目的跆拳道、空手道的怀抱，使得武术在高校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无对抗的项目观赏性大大降低，也极大地削减了运动过程的快乐体验。武术之所以区别于其它运动项目，是因为它有攻防格斗的本质特征，武术教学内容的改革理应在弘扬“武德精神”的前提下体现中华武术内涵的恢弘。摒弃技击本质的武术只是具有技击意象的体操动作，称之为搏击健身操也未必见得有任何不妥。

在教学目标上，将竞技武术和学校武术教育区分开，学校武术教育的在培养理念上要注重武术文化传承，注重对学生武术价值观的引导，注重对学生武术能力的培养，突出强调武术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课程的评价，摒弃套路考核的单一考评方式，突出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效果的二元评价。在实践中切实强调“谈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运用”学校武术发展新思路。调整武术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以攻防技击技术为主，适当加入功力练习内容，强调武术锻炼方法的习得和形成，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武术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由技能型武术教学向休闲武术观念逐渐转变。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武术项目，本身就是民族化的生活方式，它极具健身和娱乐性，并且强调心灵的体悟和个人身心修为的构建，充分体现了武术的人文关怀。因此，武术教学要使学生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人文教育的塑造；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方式的武术教育过程，更应当注意实用性和教育性的统一，充分凸显普通高校武术教育“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2]深入发掘武术文化内涵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分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对武术的概念予以重新界定：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概念修订最明显之处莫过于对武术文化内涵的强调。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内孕育、成长和发展，汲取了诸多社会领域中的营养，有着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以儒、道、墨、法、兵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医学、宗教、兵学、文学、艺术美学、医学、法学和宗教学等文化为主核心，以高、难、精、美等形态特征为外沿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3]它的存在形态已远远超出普通体育运动所涵盖之范围。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一个以武术为载体的、其内容具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国武术文化体系对当代大学生现代精神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应该充分认识到武术文化的当代价值。在课程教学中，发掘武术中蕴含的辩证哲学思想，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深厚思想内涵，重视辩证思考问题的必要性，树立“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的辩证观和和谐统一的自然理念；文以治国、武以安邦，武术的习练还可以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武术教学，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信念，注重个人对社会、民族和国家奉献和牺牲精神。[4]同时，还可以培养大学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速武术课程内容体系改革当前，学校武术教育课程内容因缺乏技击而丧失了学生选择和习练的积极性，失去最应当发扬和传承技击文化的群众基础。武术文化的发展遭受严重影响和制约。目前的状况完全应该归因于对教育教学理念———“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严重误读以及对武术技击内涵的错误理解，造成教育部门领导对武术技击内容的有意漠视，也同样引发基层体育部门领导对技击内容实施的恐惧，武术教师也只能按照教学大纲进行着当代大学生父母辈都会的三路长拳和24式太极拳的教学，除却赛场上竞技武术的繁荣，学校武术教育逐渐沉沦。作为传统运动项目，武术应该保留动作的技击涵义，因为它是中华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现实社会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便是人们心目中的武术，并非赛场上蹿蹦跳跃、花拳绣腿般的竞技武术套路，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具有攻防技击内涵的传统武术。所以，普通高校武术教育中，只有学生“防身自卫”的主体需求得到满足，才可能培养学生选修武术课程、从事武术练习的兴趣，才可能实现强身健体的生理目标，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更好地履行武术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5]学校武术教育教学要注重武术技击属性的彰显，挖掘简单实用且能够防身自卫的技术动作。攻防技击内容可以是传统武术套路中单个技击动作，也可以选择散打运动项目中的技术，抑或是擒拿格斗或者是军警武术中的搏击格斗术等等。教学方法可以选择拆分的攻防技击性练习，也可以通过专门编组以提高身体某一运动素质或锻炼某一特殊技能的功法练习增强技击本领。另外，还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擂台搏斗等形式来改变以表演为主的竞技单练套路的片面之不足。让学生在习练中感受到武术以巧胜力的民族特色。高校武术课程的教学中充分展现武术的本质和优势，满足学生选修武术课程的原初动机，修正当代大学生对武术的错误认知，让学生在学习防身自卫本领的同时，体验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培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武术，它在高校的传承和发展对国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高校武术教育应当充分把握“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机遇，在“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理念的指导下，深入挖掘武术文化中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加速武术课程内容体系改革和重构，在武术文化遗产的继承、繁荣和拓展中，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为中国武术教育的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突出贡献。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4篇

1武打影视中的武术技击思想

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属性，武打影视以武术动作为素材，自然脱离不开武术技击的呈现，从而折射出特有的中华人文思想。这也恰恰正是中国的武打影视不同于英国的侠盗片、美国的西部片等关键所在。

打、踢、拿、靠、摔等武术技击元素构成了武打影视所必需的动作素材。众所周知，武术博大精深，门派林立，拳种迥异，因而即使是同样的技法要素在不同类拳种中呈现方式也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武打影视片，传递着不同思想主旨的人文精神。比如，《少林寺》、《精武门》中的武打场景体现了勇猛迅捷、硬攻直取的武术技击风格，一展“外家拳”的阳刚风范，彰显了中国文化豪迈豁达、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太极张三丰》、《太极宗师》等以武术的重要拳种“太极拳”为主线，通过武技上的引化拿发、顺势借力等巧劲运用体现了“内家拳”的阴柔之韵，彰显了中国文化含蓄、内敛、尚巧、重柔的人文思想。

武打影视中的武术技击动作经影视艺术加工，既体现了攻防技击的武术本质，又消解了暴力色彩，呈现出一种人文精神美韵。打斗双方的动作设计也基本按照武术技法中的攻防、进退、刚柔、虚实、屈伸、含展、开合、吞吐等运动规律而展示，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平衡的辩证思想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传统文化精髓。武术技击中的“引进落空”、“随曲就伸”、“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等技法原则彰显了“以弱胜强”、“以巧胜拙”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华人文思想。

2武打影视中武术伦理道德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是礼仪之邦，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同样，武术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称为武术道德，简称“武德”。武打影视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以仁义刚健、德艺双馨令人尊崇，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品质修养的人文精神。

1武术道德与武术技击的二律背反

武术滥觞于先民们的生存需要，催发于冷兵器时期的古代战争，因而决定了“攻防技击”的本质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武力”的强势，尤其在先民初期，对“武力”的崇拜甚至成为时人的风尚。然而，当“武力”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客观存在时，提升习武之人的思想境界以规范武术技击的滥用，维护群体乃至社会的和谐成为武术发展之必须。于是，武术界的一些门规戒约等成为择徒的标准、武术比武较技时的禁击部位和禁用技法等都成为了武德的规范举措，竭力在弱化、规避、消解“武力”。因而，武德一方面规范技击的运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武力。可以说，正是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又在一种阴阳合体与对立统一的二律背反的态势下维系着武术的和谐发展。这种二律背反的思想恰恰体现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武术”所具有的阴阳对立统一的一致性。“武德”的思想根底源于中华文化的伦理思想，它既脱离不开公民大众的思想道德框架，又有自身特殊的精神内涵。武打影视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文化选择，揭示了武术文化深层的伦理价值，透视出中华民族文明仁义的人文精神。

2.2“侠义精神”是武术道德最深层的人文积淀

“侠义精神”是武术深层的人文内涵，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从武打影视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思想主旨大都体现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较量，而最终正义必胜，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义”的精神内核，体现了武术特有的“侠义精神”。

武打影视中透视出习武之人重“义”的人文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民族内部。面对邪恶不法之徒，习武之人见义勇为、惩恶扬善，为维护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侠义”行径。民族之间。表现出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并随时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的民族“大义”精神。当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受到侵犯时，武术界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思想。那种“舍生取义”的大丈夫行径，是中华民族英雄气节和正义精神的体现。《霍元甲》、《黄飞鸿》等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题，将霍元甲、陈真、黄飞鸿等一个个侠肝义胆、忠义仁勇的爱国英雄刻画得淋漓尽致，彰显了习武之人精忠报国的拳拳爱国之情，给人带来一种武打影视中特有的审美体验。屈原《九歌·国殇》所发出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正谱写了一曲“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侠者悲歌。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武林中人侠肝义胆的写照，武打影视所折射的武林人物形象往往体现出武者“勇猛”的胆略心志，体现了武术道德中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知死不辟，勇也。”《史记·太史公本纪》：“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这些都是对“勇”的思想诠释。当正义受到污熏，民族尊严受到践踏，武林豪杰敢于挺身而出，并采取坚决、果断、勇敢的侠者行径，勇往直前，不怕艰难险阻，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 正义行径，捍卫民族尊严，甚至流血牺牲也毫不畏惧。如《霍元甲》中对“津门大侠”霍元甲的精神刻画，表现出了对外国大力士嚣张气焰的临危不惧，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彰显，折射出中国人威武不屈的“勇”的人格品质。这种“勇”反映在武打影视中又与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小人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自强不息的“勇者”精神。“见义勇为”体现了武术道德中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

伴随着“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呼声，作为千百年来积淀的武术“侠义精神”，在历史的国难当头之际都充当了凝聚中国大众民心的“强心剂”。当这种精神通过武打影视这一特殊的载体的历史再现呈现给大众之际，那种对侠者的赞叹、对民族力量的震撼、对侠义精神的敬仰都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尊、自强精神的自觉提升，显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教育价值。

2.3“守信承诺”是武术道德中的立身之本

著名武术家佟忠义在《武士须知》中说：“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徳之源，昔季布一诺，楚人许以千金；关公三约，匹马终于归汉。可见古人于守信赴义之道，虽利诱势胁，不能变其志也。”武打影视展示了侠者“言必行，行必果”“一诺千金”的铮铮铁骨，体现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铿锵行径，透视出中华文化“守信承诺”的传统美德和人文思想。较技双方不管输赢，都会做到“言而有信”，遵守承诺，否则将难以立身江湖。“活跃在风云多变的江湖世界，侠者正是以‘诚信’这一道义精神进行着自我行为的约束和肝胆相照的交往。”这也是我们立身于世的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原则。《荀子·富国》“已诺不信则兵弱”及《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等等，都体现了“信”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诚信”关切到人际交往中的人格信誉，是彼此坦诚交往的心理基础，是置身社会的立身之本。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诚信”危机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武打影视中塑造的武术人物守信承诺、一诺千金的仗义豪举无疑会给大众带来深深的启示。

2.4“追求和谐”是武术道德的人文精神旨归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始终恪守着“和为贵”的人生信条，以“和”为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体现了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汉代硕儒董仲舒认为“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武打影视所折射的文化内涵之一就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如《英雄》中，一个大大的“和”字升华了人物形象，提升了电影的深度。

武术道德透视出中华民族自古以“和”为贵、以整体性的民族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是当今“和谐社会”理念的影射，对当代人无疑具有思想启迪与教育价值。

3武打影视中武术艺术教育思想

武术是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给人带来诗情画意的审美愉悦。诚如当代著名武术家蔡龙云所说：“武术运动创始以来，始终是从‘技击’、‘舞蹈’这两个方面在发展，因此我们看武术，必须从它的技术与艺术两个方面来看。”由此，武术的艺术性潜质，再加上影视本身的艺术色彩，武打影视展示的武术艺术风采不言而喻。

3.1不同风格的武打影视折射出不同的武术艺术风采

影视是生活的视窗，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武打影视的历史生成同样紧扣时代脉搏。1928年由香港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开创了中国武侠片之先河，中国武术与影视的首度联姻，引起业界的强烈反响。如果说武打影视在形成初期还仅处于一种新的影视艺术模式的尝试阶段，那么随后的发展则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武打影视艺术。

20世纪60年代末，李小龙以其精湛的武术技艺将武术的技击本色通过影视荧屏诠释得淋漓尽致。《唐山大兄》、《猛龙过江》、《死亡游戏》等力作通过李小龙精干强健的身姿、无与伦比的技击展示了人体健力之美、武术技击之美、武术精神之美，充分体现了“技击武术”的魅力风采，给人带来撼人心魄的艺术享受。

随后崛起的香港武打影星成龙以幽默诙谐的武术动作，彰显了“灵、巧、活、变”的武术技法特色和“趣味武术”的艺术格调。《醉拳》、《我是谁》等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欢快愉悦、刺激新异、巧夺天工的武打影视艺术风格，展示了武术的趣味性、娱乐性风采。

随之，作为5届全国全能冠军的李连杰以其标准规范、俊逸潇洒的武术动作，彰显了形神兼备、内外合一、高难美新的武术艺术风范。《黄飞鸿》、《霍元甲》等同时贯注了爱国主义情结，以“现代武术”的艺术风采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21世纪初，在高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一部部武打商业大片充分利用影视“蒙太奇”影像，将武术艺术升华，充满了“科幻武术”的憧憬。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将中国艺术的写意手法贯注其中，给人们带来玄虚、刺激、炫目的视觉盛餐和时空交叉的审美意象，从较深层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张力和武术艺术的深化。

3.2高科技成为新时期提升武术艺术的催化剂

现代高科技推进了武打影视的艺术化发展，一方面使观众获得身体上的放松，精神上的松弛，心情上的愉悦；另一方面，从较深层面反衬中华文化和武术人文精神。如《英雄》壮观宏伟的场景、妍丽的色彩搭配、含蓄的写意手法把武术与艺术结合得令观者大饱眼福。纵观中国武打影视的发展历程，从一招一式的拳打脚踢到充满神秘色彩的嬗变，武术艺术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直板叙事手法，进入了一种精神意识的境界提升。

武打影视经过高科技手段和影视“蒙太奇”影像运用，将武术动作的造型美和表意性融合一起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减少了血腥，弱化了暴力，让观众在更深层次理解角色形象的同时，也欣赏到一种所谓&ldqu o;暴力美学”的壮美。轻松和谐的氛围淡化了打斗的杀气；原本凶残的搏杀得到唯美化处理；肝胆热血、柔情侠骨的英雄人物的刻画等都给人们带来一种浪漫主义英雄情怀和人文精神。

武打影视中对技击水平高低的评价往往并不直接表现为身体接触的血腥厮杀，而是通过穿山越涧、翻屋登高来体现武术轻功的高低；通过动作的动迅静定体现“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武术艺术风采；通过动作瞬间的迅捷完成已决胜负，避免了血腥搏杀，体现了“高手不带形，带形必不赢”的拳理；通过模拟动物的神态体现武术艺术的审美意象等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现代人构筑了精神匮乏、信仰缺失、思想困惑的家园。武打影视通过荧屏展示了武术艺术化风采，给观众带来一个全新的武术形象，富有一定的文化艺术色彩。对于培育大众的武术审美情趣、武术艺术修养、武术人文素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较大的教育价值。

4结论

武打影视是以武术为载体，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一扇窗口。它通过影视影像，带给观众一个扣人心弦、风云多变、奇诈怪异、柔情侠骨的“江湖”意象，从武术技击、武术道德、武术艺术的不同层面透视出隽永深长的中国武术人文精神，其基本的人文思想彰显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刻画和民族情结的体现。通过武打影视这一特殊的平台，对于提高人们对武术文化内涵的认识、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都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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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业志.关于北京奥运会期间武术的宣传策略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08，30（3）：16-18.

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5篇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宗教；儒家思想；军事训练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64-05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无情践踏，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如今，法西斯主义已然远去60多年，军国主义的身影也随时间远去。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军国主义的灵魂仍然在渗透，这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发端于奈良时代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阶层的一种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是以家臣对主上的忠义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武士道精神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提倡忠诚至上、以勇武为本、重名轻死。这些品质的养成不依赖于读书，而依赖宗教、家庭、特别是战场上的经验。

日本的武士起源于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4年）庄园开始发达之际，为了维护庄园的安全和入侵其他庄园，培养习武的兵士，称为家子、郎党等，这些人逐渐脱离生产，专事守卫征战。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是在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随武士团的形成而逐渐产生，到武家开始执政的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兴盛、发展起来。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而理论化、精致化。镰仓时代，武士教育发展成熟，达到鼎盛。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武士阶层逐渐消失，武士道精神却保留下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畸形发展的武士道成为日本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武士道精神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一）尚武之习气

武士生存的环境是刀光剑影的暴力世界，必须具备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下来。在武士道鼎盛时期，武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生下来就是武士。武士是靠武力得到一切的，个人生死、家庭贫富也统统来源于武士手中的刀。在武士道的魔鬼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术、射击、柔道、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例如柔道就是把解剖学的知识应用在攻击和防守上。柔道与相扑不同，靠的不是腕力。此外，它和其他的攻击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用任何武器。柔道的目的不是致人于死地，而是让对方暂时不能行动。

武士从小就要经历非人的训练，比如要以后能在任何情况下不拘姿势地睡觉，就必须在小孩时代把四肢绑在背上，用这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这种训练帮助小武士学会主动，即使在别人背上，也能获得最佳姿势，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当小武士刚刚会说话、会走路时，原本的慈父们就会用血、刀、鬼故事等等来作为小武士魔鬼训练的准备。当小武士五六岁，已具备知性能力时，武士道的全面魔鬼训练才真正开始。《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令人发指。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使得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为了培养杰出的武士，甚至进行近乎残酷的实际训练。武士木曾昌义六岁就学会了杀人，其父用刀威胁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幼小的木曾昌义在树林里受了三天的残酷训练。小武士从小就被放在艰苦的环境里历练，甚至不给食物和御寒的衣物，用这样的方法逼迫武士迅速成长。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1]7”武士就是通过从小接受这样的魔鬼训练，磨练心性，塑造坚韧的意志。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远行，勿急，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并以自己的一生来论证。此外一些游戏和童话也被用来当做教导的手段，16世纪末17世纪初出现的《猿蟹合战》和《桃太郎》，都是武家少年常听的故事，活动方面也在游戏中增加冒险性的项目，如狩猎、流镝马、笠悬、犬追物等[2]148。

（二）宗教意识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江户时代以前的10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兼之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融混合，特别在镰仓时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更成为武士阶级的信仰。日本民族在将其吸收过程中结合自身传统宗教――神道教，创造出“本地垂迹说”和“神佛习和论”。“本地垂迹”即日本原设的诸神如天照大神是佛教中的如来在日本本地的化身，“习和”意为“调和”。这样，佛教与当地神道教融为一体，此番改造更加速了佛教各宗派在日本民间的传播。作为日本本土根本信仰的神道教，主要在自然现象上建基，其本然就是对于山河大地、国土的最原始崇拜。神道教宣扬“敬神、爱民、尚武、殉道”，将对祖先的原始尊敬演化为彻头彻尾的忠君爱国精神、尚武传统。神道与佛道的融合，将这种规范性的思想上升到守护国家效忠皇室的教义。信佛、坐禅的第一要务演化为“兴禅护国”，其次才是个人的超度。对武士阶层影响较大的当属禅宗、净土宗（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故名）。一流的剑术宗师柳生宗矩，觉得弟子已经学会自己所有的剑术技巧，便对那弟子说：“我能教你的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你该去学禅了。”佛教在武士阶层中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禅宗的教义和修炼方式较为简单易行。

禅宗认为，主观力量大于一切，只有人的内心是最真实可靠的。成佛的唯一途径是去除心中的妄念，领悟言语所不能及之思想，挖掘内在于本心的佛性。宣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17，其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冥思默想、自我反省。日本有一幅著名的画，左边文字写着“以此为食、并饮一杯茶”，右边画着一个圆圈，含义是说，透过沉思冥想给精神自我提供营养，乃可掌握存在真谛[4]82。禅宗严格的坐禅方式有利于武士锻炼其坚强意志，刚勇气魄。禅宗祖师还常用“棒喝”的办法，在参拜者身边猛作一喝，或干脆对他来上当头一棒，使之在心颤神摇下立刻开悟。日本敬拜神社仪式实际上参拜所需的道具极少，最主要的参拜对象仅是一面高悬的素镜。这面镜子代表人的内心，人们默想到心思一片澄明之时，抬头看到镜子里便出现神的形象，实际上镜子里反映的是自己的形象，这也是禅宗直指本心的意蕴所在。然而，最初用来反省自身的神社发展到后来变成祭祀战争亡灵的主要场所。明治四年，为了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天皇下令建立靖国神社。1932年 5月，在靖国神社举行合祀满蒙、上海事变阵亡士兵的临时大祭，为培养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了神社，有的还依照靖国神社创立建国神灵庙，供人参拜。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为国际爱好和平人士所愤慨。

第二，佛教之于武士，犹如鸦片之于烟民。

佛教所宣扬的生命短暂无常、现世充满悲苦、寻求彼岸乐土的人生观迎合了当时武士征战，生死未卜所需要的精神麻痹。宗教的力量在动荡的岁月，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最易立足。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戎马倥偬中的武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仅仅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即可了悟成佛的修炼方式自然盛行起来。“武士好禅”，武士修禅来凝聚精神，积累能量，坐禅修行对武士而言修炼的是一种心境，一种因宿命论的影响带来的无条件的服从感；一种类似禁欲主义者那般面对杀戮灾难的极致沉着。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3]40的程度。织田信长逼迫德川家康处死他的亲生儿子，走投无路之下，家康用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家康根本未掉一滴泪。三天后，与人见面，又和往常一模一样了。在经历了智慧、意志的最后一次修炼后，家康成了得道高人，此后的他更加深藏心机，喜怒不形于色，成为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5]111。

第三，佛教对武士道的影响并不止于其教义本身。

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茶道、音律、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以久盛不衰的茶道为例，茶道规定了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一整套固定方式，将饮茶提高到一种仪式。“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6]38。说的就是通过修炼正确的礼法，完善自身，以达养性之效。这种思想修养的实践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汇入“坐禅冥思”的洪流之中，进而达到明净思维和安详情感的最澄明境界。此外，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与战场上刚劲恣肆的血雨腥风气氛不符的是，武士们所受的音乐教育被附上了一层柔美忧伤的面纱。武士们还被鼓励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也与现实相去甚远，充满了伤感苍凉之气。格调优美，遣词简练，韵律和谐。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插花、茶道、音乐、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

（三）儒学的理念

江户时代之前，宗教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学问也只是附属品，但是到江户时代以后，宗教满足不了人们关于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儒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就是论语突显世俗性，它关注的是活人的事，孔子生活在此岸而非彼岸。德川家康就积极复兴儒学，奖励办学，到14世纪中期，儒学进入研究的鼎盛时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成为维护幕藩体制的官学。究其根源，儒家学派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能够为日本当时的封建家长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例如，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之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7]160”当然，从客观而言，儒学的修身方法“立志、克己、理性、中庸、内省、改过”对于当时武士道中所包含的忠义勇猛、礼仪廉耻训练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源泉[6]20。

第一，武士道精神之“忠”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忠诚不仅仅是束缚于主君和臣下的主从关系，更有一层情感的意识渗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源氏七代清康（家康祖，家康是九代）曾以自己的酒杯敬诸家臣酒，家臣们都不敢伸手接杯，清康说武士是不分等级的，使众家臣感激涕零，表示愿报主恩，战死马前。一方面，武士将神道教所宣扬的为主君牺牲奉献死后归入神列当做最神圣信仰，另一方面，儒家三纲五常中关于忠义的训条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忠孝的伦理观为纲常的首要条目，在中国，孝字当先，而在日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孝要给忠让路。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这样的法令规范巩固了封建等级关系，究其实质，也就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精髓。引用儒家典籍最多的莫过于著名武将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又称《异见九十九条》）。条目繁多，每一条目不过一二句，先述心得，后引经典。如他的侍主之说：“侍奉主上，永不可生逆心。论语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事君能致其身。[8]265”但是，这种融入于日本人血脉的忠诚之心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法西斯分子所利用，发展成对天皇的愚忠。战争中日本人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杀戮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为天皇效忠的帽子，军人沦为一具具麻木不仁、盲目服从的傀儡。

第二，武士道精神之“仁”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仁，作为孔孟学说的根本思想，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主张宽容、友爱、怜悯。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武士道颂扬的“武士之情”正是吸纳了孔子对于仁爱的释义。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正义的仁爱。公元1184年，在原氏和平氏争夺天下的大战中，猛将熊谷真实擒获了一个敌人，拉开其头盔一看是一位稚嫩的少年，熊谷的仁慈情怀促使他对这个年轻的武士说：“你这位美丽的公子，逃到你母亲那去吧。”但年轻的武士拒绝苟且偷生，为了荣誉请求熊谷当场砍下他的头[6]33。这样的例子在战争中还有很多。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御家训》中也流露出“恻隐之心”的仁义观，如在第一条中说道：“待人接物，要令人亲近，与众人逐一问候，无一遗漏，于贫者常怀怜悯，至其妻子眷属，皆要恒以笑颜相接，不可令见怒色。”第四条中说：“任凭如何愤怒难耐，不可于彼时杀人。若怒气大异平时，可将罪人暂置他处，待心情平复，再深思熟虑，妥当处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处处曲解利用这种“仁义观”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美其名曰“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对外侵略战争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的，而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虚假的人道外衣，被日本帝国主义广泛利用，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三，武士道精神之“勇”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说的是勇士要摒弃匹夫蛮夷的“勇”，修仁大勇的“勇”。武士道全盘接收了儒家提出的“大仁大勇”，认为“勇”不等于轻视生命，相反，为不值得的事情去死被认为是犬死。勇，是一种敢作敢为，坚韧不拔的精神。武士以武勇为本，但是要摒弃匹夫之勇，不是一味地牺牲，一味地向前就是勇。“武士若不重视自己的生命而任意牺牲生命，这种血气之勇，与盗贼有何区别？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他知道战死沙场以成全忠节，应死时绝不偷生，应活时绝不轻生”[6]26。

《论语・为政》记载：“见义不为，无勇也”，说的是勇是做正义的事情。“勇”不是滥杀无辜、刀出必流血。勇气的另一面是沉着，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沉着是勇气的静态表现。在11世纪末的战争中，大将源义家在逼近败将安倍贞任时大声喊道：“你竟是个背向敌人逃跑的丑恶东西，转过身子来！”接着大声吟道：“战袍经线已经绽开！”他的话音刚落，败将便从容接了下句：“经年线乱奈我何。[7]28”这是何等的一种沉着气度！一个武士的沉着冷静还体现在其用刀之时，刀是武士的灵魂，武士对于刀有一种原始的拜物教的崇拜，源于尚武精神。武士喜欢用刀，但不滥用，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物知道什么时候用刀才是最佳。1882年和 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中，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 ，《军人敕谕》甚至宣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

本臣民。

第四，武士道精神之“礼”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外表的形式，真正的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而到了武士道这里，将儒学中的“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发展成为禁欲之风。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表露在外，不是男子汉的作风，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言多必失。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武士即使被人踩到脚，痛到极致也不会表露出分毫。或者因为极度悲伤，泪流满面的脸上仍然挂着礼节性的微笑。

“礼”是指“礼貌”“礼节”，孔子教人彬彬有礼，武士进而发展成完备的社交礼节常识。一个不懂礼的武士，会惹人不快、遭人厌恶。礼仪的培养让武士从武夫进化为谦谦君子，周密的礼仪不仅是当时统治阶级为训练秩序严谨的武士队伍的需要，更是武士这一贵族阶级内化于心的需求。外在的礼仪重要在于锻炼内心，锻炼正确思维和情感。茶道是礼，甚至吃饭也是礼。礼仪来自仁爱和谦逊的动机，与哭泣者同哭泣，与喜悦者同喜悦，在心理学上可以找到专业名词：共情。但是在武士道中，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可见在写着“仁义”的字缝中，全是“杀人”二字[7]161。

第五，武士道精神之“名誉观”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羞耻心被上升到与人格尊严等同的地位，认为有没有羞耻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点。子曰：“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认为当道德主体背离了道德原则时，主体因为“知耻”，就会进行自我谴责，这种谴责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武士具有极其强烈的羞耻心，荣誉感，其最高表现莫过于切腹的自杀方式，武士道认为切腹而死是武士保全名誉最高洁的死法。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即是说一个人到死还没有相称的名声，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了，儒家将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当下、当世，在世俗社会中达到不朽，区别于宗教的来世幸福、超验幸福，基本途径就是通过获得荣誉而留名千古。山鹿素行的学生大道寺友山（1639年―1730年）著有《武道初心集》，“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其主张的是并非不论是非只为情谊的主从关系去死，而是为了取义成仁、获得身后名誉[1]7。这与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一脉相承，又是对山鹿的重仁义的生死观的强调，影响甚大。战败后，日本军人切腹自杀，这种为天皇效死的行为就是武士为主君效死传统的现实表现。这也为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行为找到辩解――为天皇效命，把为天皇而死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

结 语

武士道精神在发挥其精神辐射作用的时候也不是孤立的，它借助了佛教唯心主义说教力量的同时，将儒家的条目作为行为守则；利用神道教的原始崇拜，又将佛教的旨趣作为其理论依托；运用近似疯狂的武艺训练磨练其坚韧勇猛的品质，又在腥风血雨里练就仁爱温文的气魄。“禅学的哲学观念、修养方法与儒学的忠信节义相结合，成为武士道精神道德的指南”[9]38。

然而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昔日武士之魂的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之后被用来作为煽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经过法西斯主义的恶性渲染，武士道逐渐发展成为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推崇的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为其对外扩张服务。虽然战后日本国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劣根性，但是对于作为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武士道，似乎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定位。实际上，只有剔除武士道思想糟粕、摆脱法西斯主义的桎梏，才能让这份文化遗产放射出它原有的光芒，照耀日本与别国友好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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