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现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与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一致,并综合考虑环境外部性及环境政策等因素。Huang & Cai(1994),Ligthart & van der Ploeg(1994),Schou(2002)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以刻画清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Gradus & Smulders(1993),Smulders & Gradus(1996),Mankiw, N. G., (2000)分别比较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秉持同一个观点:只要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适宜的环境政策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这些观点,Bovenberg & Smulders(1995)和Bovenberg & de Mooij(1997)进一步提出,环境政策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双重红利,只要环境的生产外部性足够大。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政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孙刚(2004)将环境保护引入Stokey-Aghion可持续发展模型讨论可持续增长条件,结论表明,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构建含自然资源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讨论了稳态增长率与各经济变量以及环境政策参数的关系,并据此给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彭水军、包群(2006)纳入环境质量构建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建议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投资、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彭水军(2007)以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从FBA和CDE的模型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的关系,讨论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均衡解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揭示环境政策规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Gupta. M. R.等(2009)假定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两者的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刘凤良等(2009)通过建立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存在最优环境税率及其配套政策,使得环境与经济能够达成双赢;袁富华(2010)则认为,低碳约束与人口转型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政策造成的冲击,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7)式还可以看出,以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6)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生产的清洁技术程度。借鉴Gradus & Smulders(1993),本文清洁技术程度取决于环境清洁技术投资和污染投入要素的强弱对比-,即环境质量随P的上升或A的下降而下降;二是末端治理的政策力度,本文以末端环境治理支出I的环境贡献R(I)代表环境政策力度,R(I)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参照Jhy-hwa Chen(2008),假定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为η,即在环境的自我调节系统没被破坏的情况下,以η为速度污染存量逐年递减、环境质量逐年上升。类似于Aghion & Howitt(1998),我们定义环境质量E为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而上限值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时才能达到,从而E恒为负值。因此,环境质量运动方程为: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 & Tournemaine, 200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分散竞争均衡达成时,要求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生产部门最大化自己利润,即满足(1)′、(3a)~(3d);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终身效用,即满足(11a)~(11e),(12);政府实现预算约束平衡,即满足(7)和(7)′;环境质 量遵循运动方程,即满足(8)。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数字模拟进行比较,以直观显示CDE模型与FBA模型的区别。参数设定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为增加可比性,CDE模型与FBA模型下相同参数赋值相同。已有实证文献表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取值在0.2(Kortum, 1993)~0.70(Mankiw, 2000)之间,本文设定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分为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 R. P.(20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实行“动态累进”的污染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数理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税率稳态增长。“动态累进”指随着经济稳态增长,环境税率也以某一固定常数稳态增长。BGP上,产出按固定常数稳态增长,必然要以资源投入增长为条件,以污染排放增加为代价,仅仅实施固定的污染税率,不足以阻止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步伐。“动态累进”的污染税率激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清洁投资等“清洁型”要素以大于经济的速率加速增长,以抵消自然资源、“污染型”投入要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发挥“动态累进”税在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激励作用。

(2)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使之落到实处。居民环保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努力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级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加大企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且,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积极性,增强大众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3)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永恒而又关键的主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大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和,超额部分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向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以激发更深层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等“污染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经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线。

(4)贯彻落实“市场+行政”与“源头+末端”混合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配套的组合功效。由前面分析知,源头型清洁技术投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其投资额直接影响污染税基,投资越大税基越小,属市场型环境政策,关注生产前的投资激励,降低污染总量规模,减轻末端减排支出的压力。与此相对,末端减排支出借助行政职能部门的权威,关注生产后的污染减排问题,在排放之前进行污染处理,以弥补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的不足。最终发挥环境政策配套在经济与环境双赢中的组合功效。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一、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表现

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国际主导能力和责任能力下降,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力攀升明显……。在这些标志实力结构重大变迁要素的指引和推动下,中美两国间的互动进一步频繁,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一种论调坚持把中国看作“战略竞争对手”。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防范和遏制为主要特征,包括炒作中国、坚持对售、支持反华分裂势力和中国的外部政治对手、阻挠和破坏中国的海外合作等。这一政策倾向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其“优点”在于可以操纵和利用盟友的恐惧心理,以保持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团结和维系美国在本地区的支配地位。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把中国类比为19世纪的德国,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路线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中国威胁,美国不应该太没有自信,因为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会限制中国国力的进一步激增,中国至多能成为多极化的亚洲中的一极,而不会变成一个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单极霸权。

另一种论调希望把中国看作“伙伴”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在此支撑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要特征,主张建设性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以结构性的安排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用国际框架来规制中国发展,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甚至呼吁美中“同舟共济”。新世纪以来,这一政策倾向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话语权重增加,但仍缺乏稳定和持久的影响力。批评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众多内部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中国政府有意愿担当全球责任,也会力不从心。同时,由于在价值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美中在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集体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缺乏牢固的合作基础,彼此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外交决策等方面的认知更是经常南辕北辙。

总体上,美国国内关于这两种政策倾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并直接造就了“中国”和“中国责任论”轮番登场的矛盾性对华政策模式,不仅有害双边关系的稳定,也为世界格局的和平发展增加了变数。

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

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两面性的原因复杂,但传统支配性大国对新兴强国“利用+防阻”的投机心理是导致这一政策模式的主因。一方面,考虑美中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分担责任、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规模和重要地位也给美国带来了竞争与对抗的风险,结果又可能阻挠相互合作。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几乎贯穿于其对华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

1. 美国对华安全目标及需求。

(1)通过防范中国维系亚太力量结构的既有平衡。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格局内以经济和军事为核心的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单就经济规模而言,199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25.99%,中国仅占1.83%;2001年美国上升到了一个峰值达31.80%,中国占4.16%;2008年美国降到了23.44%,中国则上升至7.23%。与经济格局重构同步进行的还有令美国担心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尽管中国军费增长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背景是全球富国和新兴国家都在朝此方向努力,而且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一直定期国防白皮书以表明战略意图和突出军事政策的防御性,但受惯有思维模式指引的美国还是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对之进行妖魔化的夸大。

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地缘政治整合的每一步都使美国感到如芒刺在背。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以军事强权主导亚洲,不但会把美国挤出亚洲,而且对其亚洲盟友的生存空间构成实质性威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由此,它希望中国稳定中美军事对话机制,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祈曼丽:《美国正在失去太平洋?趋势对美国不利》,《华尔街日报》2009年9月21日)反对中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过宽”的权利,反对中国“过多”地对外获取资源,反对任何会削弱美国对外软实力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战略层面,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已经知道如何使用新技术装备和以“不对称”的思维逻辑对付美国,这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战术层面,中国在战略核武器和太空领域的一些军事进步是最受美国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反舰弹道导弹与反导武器的研发和未来以此为基础的全球精确打击能力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太空领域,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合作的成本要大于收益,因为合作中最本质的问题是政治而非技术问题,互惠性合作会削弱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而且,太空领域的任何一项与中国的合作都会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更为广泛的对华政策做出了一次政治表态,因而必须征求和协调盟国及伙伴的意见。(成斌:《美中太空合作:成本高于收益》,传统基金会发言稿第2670号, 2009年10月30日)

(2)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有益的地区参与力量。

除了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因全球反恐和穷兵黩武而苦不堪言的美国也希望把中国拉入到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且,美中在中国周边地区共有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也促使双方产生了合作的动机。例如,美中都不希望朝鲜发生社会动荡,都不希望巴基斯坦变成失败国家,等等。由此,美国希望中国与现有国际机制良性互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加大支持国际不扩散体制,加强相关出口管制。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确保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西部边界的安全,并为美国的政策作“贡献”。2009年以来,美英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态,希望中国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甚至出兵阿富汗。

总体而言,美国在安全问题上要求中国多担责任的同时并未谋求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在战略定位方面,美国依然将旧有的同盟关系当作稳定亚太局势的基石。例如,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仍主要仰仗日本,不会因中美关系牺牲与日本的合作,这一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会改变。在敌友认知方面,美国依然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体制作为合作的前提,“分裂和西化中国”依然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目标选择之一。由此,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相比,加强对中国国内分裂势力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渗透、将对华友好国家视为不友好政权等政策选项往往更经常地出现在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议程之中。

2. 美国对华经济目标及需求。

(1)通过与中国合作维系自身经济繁荣。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不断增加,工业竞争力变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顺利渡过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已经代替经济霸权成为短期内美国的首要战略需求。同时,美中双边贸易额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中国持有大额的美国国债,许多美国企业都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中获益,这些基本事实都使美国无法不把中国看作经济合作对象。危机发生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凸显,更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双边共同经济利益和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国经济决策层也很快就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需要减少赤字、鼓励居民合理消费并对中国开放投资市场、中国需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和大力促进国内需求。尽管部分美国学者坚持把引发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过度消费并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表示欢迎,生存的必然要求使他们放低了身段。

(2)质疑和否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各个侧面。

令人遗憾的是,危机中的合作未能从本质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美国依然从根本上怀疑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的学者片面夸大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特点是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经济资源的主要分配者,但有时会产生极其腐败或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普拉纳布・巴丹:《建国六十周年:中国面临的挑战》,《耶鲁全球化》2009年9月25日)有些美国人还担心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会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同时,一些美国人认为,由于美中经济模式的根本不同,过多强调双边共同经济利益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因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由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西方期待的政治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因此,为了遏制中国的野心,美国不能过多地强调双方的合作双赢。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过于重视中国风险巨大,因为中国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远非实力的标志,而是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副作用。世界金融危机并未体现出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优越性,而只是美中两国发现自己陷于相互妥协的合作之中。([英]戴维・皮林:《华盛顿面临过于重视中国的危险》,《金融时报》2009年7月29日)

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把美中贸易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作为对华设置贸易壁垒的借口。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卡洛琳・巴塞洛缪认为,中国政府把美国旨在保护国内就业岗位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任何行动都描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非常荒唐,因为前者本身就是一台“贸易保护主义机器”。中国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和建设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巨型跨国公司;中国的“五年计划”确定了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钢铁、信息技术、航空和电信等关键产业,并利用各种各样的补贴、税收优惠、对外国股权的限制、市场壁垒以及人为压低货币币值等方式加以扶持和保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进行产业整合、确保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的努力发起攻击。有学者称,由于认识到了获得低价原材料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捍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中国当前正在以出口征服全球、以胁迫的方式控制世界自然资源(包括中国国内的稀缺资源)。对于这两种危及政治的全球化方式,亚洲国家应该联手“抵制中国为了自身目的而各个击破并篡改既定规则的努力”。(安德鲁・希勒:《中国悖论》,《华尔街日报》2009年8月18日)

3. 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动因及目标。

在力量格局发生变革时,意识形态差异往往更容易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因为此时原本处于弱势一方的政治偏好及理念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原本处于强势的一方虽然不再那么强大或具有说服力,却仍希望继续把对方形容为非法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的政治话语冲撞进入了高强度状态。尽管中国在冷战后一直在谋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对美政治关系,但美国仍然把人权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判断别国的基本指标,美国的国会、媒体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直没有减轻。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虽然曾声称追求“既不冲动也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灵活外交政策,但多数美国人深信美国还不至于因为金融危机而影响自身意识形态的安全性。美国驻蒙古大使马克・明顿称,扩大民主国家的数量是美国最大的外交目标。(大卫・琼斯:《端坐于金矿上的蒙古》,《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2日)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深深的战略不信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不相容是其关键。(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美中垄断是白日做梦》,《耶鲁全球化》2009年8月6日)

尽管西方一些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党内形成了乐于改革的风气和力量,([德]安德烈亚斯・霍夫鲍尔:《表面巨人》,《商报》2009年6月16日)但更多美国精英却在强调和夸大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各种问题,指责中国未能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演进。例如,许多美国人把新疆“7・5事件”看作中国民主制度缺失的结果,而不去关注一些分裂势力披着宗教自由和人权外衣实施恐怖行动的事实。美中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人在不断提醒奥巴马政府,有关中美经济关系可持续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便存在双边共同经济利益这一巧合,也将最终被政治分歧和大国间的敌对所掩盖,美国不能为了谋求美中经济合作而刻意弱化政治和社会分歧,直至忽略两国的传统地缘政治冲突而让中国从中得利。(威廉・霍金斯:《奥巴马与中国的虚假伙伴关系》,《华盛顿时报》2009年8月3日)

4. 多元化的国内政治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以国会和总统分享外交权、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等为特征的分散性权力体制,使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富有投机性。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和共和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略有不同。更多代表大企业和军工集团利益的共和党往往更倾向于贸易自由和军事力量平衡,因而布什在任期间曾积极支持开启WTO多哈回合谈判,几次否决主导的国会提出的对华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议案,并迫于军工集团的压力在任期结束前同意对台大额军售。更多代表蓝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会利益的则倾向于贸易保护和鼓吹人权,克林顿时期虽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同时要求在协定上添加有争议的劳动力和环保附加协议,奥巴马政府则无所顾忌地对中国搞起了贸易制裁。同时,每一届政府都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争取更多利益群体的支持,因为利益集团政治的推动,美国行政当局的外交决策往往都是集团之间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多元化政治思潮对美国对华外交决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精英往往被归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等多个思想阵营,这些人不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而且与美国外交决策圈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对美国国内、国际环境的不同认知,加剧了美国对外决策过程及结果的不稳定性。例如,有人把现任总统奥巴马的高级幕僚分为“实用派”和“战略派”。“实用派”更关注经济问题和美中经济关系。他们认为,由于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中应该成为战略上的伙伴,合作双赢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两国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只要处理好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阻碍双方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许多因素就会烟消云散。“战略派”则强调美中之间无法逆转的对抗特征。他们认为,尽管双方应该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摩擦,但是这样的合作都是战术性的,没有更深的意义。在一切双边交流活动的表象之下,是利益与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可控,但无法化解,除非其中一方发生改变,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约翰・李:《华盛顿对华外交战的内部指导手册》,《外交政策》2009年7月28日)

三、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对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实行“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国无法深入合作,“稳定――震荡――稳定”的中美关系周期性规律将长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硬冲撞”也无法排除发生的可能。对于世界政治而言,既合作又对抗、既重要又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不利于和平与发展。当前,中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能力正在逐步走强,但由于“一超多强”、中西有隙的政治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能力。就现阶段而言,谋求相对稳定和向好的中美关系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1. 确保双边交流机制和渠道的畅通。

2009年,刚刚“升级”而成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成果,美国学术界随即提出G2模式并引发了热烈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未接受这一提法,但它毕竟说明一些美国人开始尝试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相信中国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崛起。为了确保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发展,维持、拓宽和利用多年来形成的此类双边对话、磋商和合作机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减少战略误判。二是有利于双方探讨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保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核心的多层级、多轨道、专业化、长期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助于双方在危机管理方面形成一些“工作惯例”,以便及时化解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矛盾,预防和控制一些潜在矛盾的凸显、升级和扩大。三是有利于化解他国的猜忌和不安。包容、开放、中性的中美互动合作方式可以缓解他国的战略忧虑。

2. 维护核心利益和适度承担国际责任。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相互需求将越来越多,但仍不足以替代彼此在利益偏好方面的差异而成为双边关系主流,消除双边互不信任的根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较长时期内,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止任何一方在信息失序、混乱的情况下做出片面的政策决断,直至扼杀有限的合作成果。当前,中美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无一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基本制度、国家安全、国家、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美在很多问题上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中美在美国对售和谷歌退出中国两个事件上的激烈争执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情势下,战略清晰比战略模糊更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更加细致、明确和坚定地展示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战略意图,并对美国侵害这些利益的行为进行有力、有节的抵制和反击,促使美国认识并尊重中国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促进双边制度化合作、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培育共同利益,有助于积极、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形成。其间,防止美国做出目光短浅、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对华政治决策将是中国外交和两国政治家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3. 以国内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支撑和平外交政策。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委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一、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指由于参与经济活动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少的参与者会将经济活动中的某些经营权利委托给掌握信息多的那一方，以图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就产生了。但是由于委托人对人的行为不能全部观测到，只能看到相关的变量，人的努力程度都是不可观测的，由此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来迫使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只能通过选择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的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二、经济适用房中的双重委托――关系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中的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证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

经济适用房在开发过程和销售中存在着双重的委托关系：

从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出，政府划拨土地给房地产开发商，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免交土地出让金），开发商按照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规格要求建设经济适用房，建成之后再按照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对象的要求进行要求，出售经济适用房。这一制度设计表面上是不存在“制度真空”的，但是实际经济活动中制度的执行者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且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和作为人的开发商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

首先政府在将土地交给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房产时，并不能观察到房地产开发商的努力程度，如工期是否认真执行，建设中的材料是否货真价实，建成的房产是否符合经济适用房的规格。其次，即使房地产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败德行为”，房产在销售过程中同样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能确切地观察到购房者是否总能符合“中低收入层”，如果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谋求经济利润，就会将经济适用房以市场上正常商品房的价格卖给“不是中低收入层”的房屋投机者。由于经济适用房本身已经在开发过程中得到政府给出的政策优惠，低成本的经济适用房以商品房价格买给购房者，市场上的高额商品房价格带给房产商的是高额的利润空间。

三、委托理论的危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一）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理论上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对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由于委托――双方信息不对称，作为契约人的开发商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采取政府所无法观测和监督的隐藏性行动或不行动，从而导致政府政策效果的损失。

在委托关系中，当委托人不能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约束人的行动时，如果政府又缺乏对开发商的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人的趋利性将导致委托关系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制度设计存在“制度危险”。例如在经济适用房的第二个环节中，由于经济适用房的销售环节掌握在开发商的手中，经济适用房开发商可以通过提前留号等暗想操作来攫取灰色利润，从而变相提高房价，降低了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尤其是在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以公益性保障性为目标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中，“制度危险”必然会存在道德风险，危害深远。

（二）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的定义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下，由于市场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被扭曲的现象。逆向选择的结果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机会主义”有关，其最终导致产品的价格下降，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

在经济适用房的委托关系中，开发商作为“经济人”为了谋取利润最大化，会用尽一切办法降低开发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成本价格，甚至不惜使用低质量的建筑材料。而他们的这行动很多时候并不会被政府所察觉，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发现这一牟利的巨大空间，建设出的房产整体质量下降，最终导致整个经济适用房市场质量下降，而那些质量符合标准的适用房会因为价格稍高的劣势不被生活不富裕的中低收入者看好，逆向选择的现象就产生了。

四、针对经济适用房中的委托――现象的改革措施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产生都是经济适用房中的双重委托模式的制度安排产生的，那么要想改变这种制度安排的不良影响就要从委托的不合理关系上改革。

（一）改变开发建设环节直接划拨土地给开发商的做法，采取“公开招标”的市场化模式

政府直接划拨土地给开放商，在划拨过程中巨额的利润空间很容易导致政府的寻租行为，容易产生政治腐败贿赂等社会问题，如果改用“公开招标”的市场化模式，增加土地出让过程中的透明度，既可以防止开发商和政府腐败官员的地下操作，减少灰色收入，又有利于保障国家土地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的原则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改变销售环节由开发商掌握的现象，改由政府设立专门的经济适用房销售机构管理

委托――的销售环节，给开发商牟取利润，暗箱操作提供了很大的机会空间，为了实现经济适用房真正能够解决保障中低收入层的住房问题，政府必须亲自掌握经济适用房的销售环节。设立专门的适用房销售机构，查清每一户适用房申请者的经济收入情况和信用情况，真正做到保障性住房的目的。

（三）完善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监管

政府和开发商的委托关系中，两者的目标的不一致决定了两者之间总是存在博弈，博弈双方总是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而在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上，政府和开发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只要有利可图，开发商的机会主义就存在，要减少道德风险的存在，就要加强监督监管，完善经济适用房的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旦发现违规操作，就要严惩不贷，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配置资源，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颜哲,陈振榕.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委托问题分析[J].中国房地产,2006(3).

[2]南灵,崔亮.经济适用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模式探讨[J].商业时代,2006(16).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陈国富.委托―与机制设计[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主题词：经济现状建议

一、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2005/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2006/曹建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双重性质的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供需错配；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制度保障；创新驱动；隐性滞胀；需求侧“三驾马车”；供给侧“三大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22-08

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新常态。从表面看，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是有效需求不足，是速度问题，但实则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支撑力的不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即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是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供需错配才是深层次症结所在。所以，既要特别注意经济增长的质量，又要主次分明，把改善供给、实现高水平供需平衡作为主攻方向。藉此，中央政府正确估计中国经济新常态，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决策部署。我们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简单地将管理重心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也“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2]，而是针对我国供需双侧皆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尤其是供需错配的现实，实施的供需双侧不可偏废、双管齐下、协同发力，使供需双方由不相匹配走向重新适应，共筑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战略之举。

一、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

从2015年11月开始，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成为理论热点和实践核心，而且成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决胜“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大逻辑。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进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目前的国内外形势和政府初衷，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内外形势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主要根源在于错综复杂、不确定的国内外形势。

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云谲波诡，异常复杂。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新兴经济体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经济增长放缓。传统美欧借贷消费，东亚输出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已经被打破。贸易保护抬头，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贸易增速已连续4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多方面综合作用，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出口竞争加剧，急切需要我们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一个非一两年能过去的“L型”阶段，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速度、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发展动力全方位的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中国正在遭遇的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矛盾和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问题；其次，目前的结构问题不单单是供给过剩，而是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再次，多年的需求管理使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要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供需双侧的招数都要用，必须把加强供给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3]。供需双侧共同发力，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二）政府初衷

从2015年11月10日首次提出到2016年5月16日的“坚定不移推进”，中央政府在多种重要场合不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提法有差异，但其中的政策逻辑一脉相承，即中央政府自始至终都强调“供需双侧”（见表1）。

与政府初衷一致，学界也达成了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共识。2016年3月1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进行改革。”[4]刘世锦（2015）也多次指出：供给侧改革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而是不再完全依赖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动力应当逐渐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拉动。[2]屈宏斌（2016）也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我们需要的最佳选择就是，供需两侧的政策要双管齐下，不可偏废。”[5]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从短期和长期阐述需求能刺激增长、供给能创造需求的辩证关系，形象地将供给和需求比喻为一辆汽车的发动机和油门。刘涛雄（2015）[6]、林卫斌（2016）[7]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可见，供需双侧协同发力，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双侧动力。

（三）内在动力

供需错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路障，也是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动力。我国经济严重的产能过剩并非简单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而是供需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需求侧变化和升级明显，中高消费阶层正在崛起，需求结构日益丰富多元，并开始向服务化、高端化和个性化升级转型；而供给侧不变和滞后明显，结构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品质安全性差。加之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换为有效需求。不变、滞后、低水平的供给与变化、升级、高品质的需求不匹配，导致大量需求外溢、消费外流。

1. 有供给无需求。没有需求的供给必然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或者产品库存积压的产能过剩[7]。按照凯恩斯需求理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可以通过释放消费、投资和出口潜力的方式来扩大需求。但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波动大且减缓明显，除2010年由于出口补贴政策刺激，出口拉动（0.42%）和贡献（4%）有所回暖外，2008―2014其余年份均处于负值状态。2011―2014年，出口贡献率分别仅为-4.2%、-2.1%、-4.4%、-2.9%，所以，扩大出口既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投资看，2008年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带来的饱和效应尚未缓解，此后，多次采用投资刺激政策已经见效甚微。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双双下降，前者1984―2014年年均值为0.38，1990年为0.37，2007年为0.26，2014年降至0.135，投资贡献率则由2010年的65.2%大幅下降至2014年的46.7%。长期来看，刺激投资需求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行业的产能过剩。从消费看，尽管我国整体消费率偏低，但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已处于饱和期，2013年煤炭消费达到42.44亿峰值后，2014、2015两年及2016年前4个月持续下降，分别下降了2.9%、3.7%、4.3%，降为41.21、39.69、12亿吨。根据2020年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计划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的预期目标，未来煤炭消费的空间只能趋紧不可能放松。所以，对于有供给而无需求的行业，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刺激消费来化解产能。

2. 有需求无供给。有需求无供给的行业是我国供给体系的短板。目前在消费领域，我国消费品以中低端质量供应体系为主，不能满足国民对于个性化、多样化、服务消费、绿色消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导致国内产品无人问津，国外商品和服务消费激增迅速，供需错配导致一部分消费潜力无法释放。在投资领域，高端制造、高科技产品和精细化高效发展的配套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短缺[8]。核心技术仍需要进口，迫切需要从供给侧弥补产业短板，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综上，我国供需现状表现为“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需求下降与需求外溢”、有供给无需求、有需求而无供给同时并存，错配问题比较复杂，因此，未来的经济政策导向必须是改革供给和刺激需求齐头并进[9]。

（四）实施契机

隐形滞胀成为我国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契机。持续的需求管理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所以，滞胀是需求管理的终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起点[10]。隐形滞胀是指经济表面上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态势，但实际上却存在隐性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现象。

对我国经济增长深入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正面临隐性滞胀现象。表面上我国2015年6.9%、2016年一季度6.7%的GDP增速仍维持在世界领先地位，但与“十三五”规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6.5%相比仅高出0.4个百分点，“实际”GDP几乎就是经济停滞状态下的增速；从CPI来看，2013―2016年一季度，我国CPI同比增长分别为2.6%、2%、1.4%和2.1%，呈现低通胀态势。但结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来看（见图1），从2014年9月份开始，相对稳定的指数间距由4个单位扩大至2015年的6个单位、2016年的7个单位。这说明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价格传导已经出现阻塞，相对于生产者价格而言，消费需求价格更为高涨，相对过剩的需求维持了3个单位的指数“超涨”。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隐性的温和通货膨胀。

从“实际”GDP增速和相对高涨的CPI看，我国经济存在隐性滞胀。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具政策必要性和超前性，正是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过渡的时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目前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不应舍弃需求管理，而是兼具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化解供需结构矛盾，从供需双侧入手化解中国经济隐性滞胀格局。

二、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与中高速增长的作用机理

（一）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辩证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中一对辩证统一的基本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二者是宏观调控或管理的两个基本手段，二者不可偏废。正如强调：“我们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11]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倚，但二者在时效性、要素组合、管理重点、改革指向、推动增长的方式上各不相同（见表2）。需求侧管理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供需双侧在联系与区别、对立与统一的良性互动中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量上已达到了世界前列，说明前一阶段的需求调控实现了积极的拉动效应，但在结构上，仍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新常态经济的“常”已初步实现，而“新”还需要“创造性的破坏”，以实现“破旧立新”。因此，未来发展中，必须将需求侧短期措施和供给侧长期改革结合，形成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需求侧改革为支撑的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核心导向。

（二）供需双侧共促中高速增长的作用机理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相应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经济政策虽依各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同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上有侧重，但任何国家都不能片面或单一通过一侧管理实现均衡增长，而必须在供需双侧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中实现中高速增长。综合来看，供给侧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供给和持续拉力，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短期需求和长期动力，两者相辅相成，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和需求侧“三驾马车”相互作用，供给侧改革为扩大需求提供动力，需求侧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供需双侧共同发力，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体现出“供给为扩大需求提供持续动力，需求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的内在逻辑”（见图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产业和要素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12]。在制度层面，通过构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缩小贫富差距”所必须的现代财税、收入、金融等制度体系，从源头上破除体制机制约束，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和管理经济彻底转向市场主导和调节经济；在产业层面，改革的关注点必须以产业创新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在要素层面，通过优化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要素资源配置，打破要素瓶颈，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造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制度、产业和要素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的蕴意，被称为供给侧“三大发动机”。三大发动机共同发力，助推供给侧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力。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延续扩大内需的指导思想，以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为要点，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方面合理分配资源，优化需求结构。从动力源角度看，出口是外需动力，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而消费和投资属内需动力，具有主动性，能在经济疲软时自主拉动经济增长[13]，消费、投资、出口对GDP增长分别发挥基础作用、关键作用、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得益于海量投资拉动和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依靠高投资刺激、快出口外推，我国取得GDP年均9.8%的高速增长和总量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在国内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国外黄金增长期结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出口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既不能靠短期投资刺激，也不能过分倚重出口带动，必须找准消费、投资、出口的“黄金平衡点”，走向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均衡拉动的战略转型[14]。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保障需求侧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动力。新常态经济下，三驾马车不可或缺，消费是主引擎，投资和出口是重要关注点。投资方面，主要是调整投资方向，改善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作用；出口方面，主要是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贸易结构升级。消费方面，主要以释放消费潜力，挖掘新消费为主要着力点，开创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源。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实践证明，长期单纯依靠刺激内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金融危机冲击，稳定了经济增长，但却不能阻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问题，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也不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型增长动力。因此，必须把握改善供给结构的主攻方向，从供需双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保障经济运行在中高速合理区间。

三、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

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并行不悖，能够合理化解宏观经济中的供给约束，释放需求潜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总需求和总供给是充分的，但在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15]即供给与需求结构上的错配。首先表现在需求侧，从出口需求看，呈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红利优势消退，产品竞争优势消逝；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失衡，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来看，消费潜力抑制、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其次从供给侧来看，市场机制不健全、制度缺失是市场经济运行缺乏保障的主要原因；产业体系低端化、创新产业短板，导致“供给老化”；资源限制、要素配置缺乏效率，难以顺利转向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桎梏。因此，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可从五大结构改善与再平衡、制度设计与保障实施。

（一）结构升级与再平衡

1. 产业结构。根据国际经验，第一、二产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提升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趋势[16]。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明显，1978―2015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降低了19.1、7.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大幅度上升了26.8个百分点。新常态以来的2013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2015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50%，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和拉动也超过第二产业，中国正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的“服务化”时代，再平衡趋势明显。但相较于世界平均的60%、美国80%、日本68.1%、韩国55.1%、法国72.4%等，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相距甚远，说明我国产业升级改善空间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短期去库存、中期去产能、长期技术创新，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未来升级转型的方向是传统产业做减法，新兴产业做加法，整个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一是积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分工专业化，着力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中的比重；二是加大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疗、养老服务业、高技术产业、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强力推进及其智能转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的形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将再上新水平。

2. 需求结构。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改变了过去高投资刺激、快出口推动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失衡状态。需求结构出现了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互动、三驾马车合力拉动的需求结构再平衡。2011―2014年，消费贡献率分别为56.5%、55%、50%、50.2%。投资贡献率分别为47.7%、47.1%、54.4%、48.5%，出口贡献率则分别仅为-4.2%、-2.1%、-4.4%、-2.9%。投资、消费总体表现稳定，内需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力量，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平衡。特别是消费贡献稳定上升。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已连续5年超过50%，2015年达到66.4%，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内需结构正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消费需求扩容乏力，需求释放存在结构障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风险加剧以及出口竞争优势削弱、壁垒加深。需求侧拉动的有效性正受到一系列结构的侵蚀，需要结合供给侧改革，改善需求结构，提高对供给端的匹配度，缓解供需错配矛盾。未来调整的方向是：调投资助推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消费提升消费品质，推动消费模式变革；提出口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调投资对于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改善和优化投资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意义重大。促消费对于把握经济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脉搏，顺应绿色、信息、服务、养老等新兴消费潮流，促进消费模式变革，形成新供给动力意义非凡。

3. 动力结构。过去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低廉生产要素，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逝、资源桎梏以及资本边际效益的递减，要素驱动优势不再，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十二五”以来，我国创新驱动趋势明显，科技进步对发展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50.9%增加到2015年的55.1%。创新投入强度持续加大，2015年，全社会研发支出预计达到14 300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长一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未来升级的方向。一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释放劳动力潜能；二是通过制度约束、创新金融等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三是逐渐将动力重心转移至创新驱动，促进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实现要素升级，加强高端产品供给，从数量、质量、结构等多维度实现动力结构与供给侧、消费侧改革的协调发展。

4. 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分配结构呈现出“政府与民众分享不均、城乡分配不均以及个体贫富分配不均”三个不均衡。1996―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GDP增速经历了三个阶段（见图3），以2004年中央颁布并执行1号文件为分界，之前的1997―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是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的“国富民穷”式增长；2004―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同步上升；2010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同时跑赢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民富国强以及共享、消费扩大升级、包容式增长的分配结构再平衡开始显现。但城乡、行业、部门、群体之间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据国家统计数据，中国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由人民币209.8元提高到19 773元，相对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提高到2009年最高时的3.33，近几年政策发力虽有所降低，但2015年仍达到2.73。2004―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2，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4.6倍上升至2014年的21倍。因此，供给和需求双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推动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改革。分配结构的改革，实质上是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改革。一方面，通过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手段缓解企业负担，释放产能；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劳动力的报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优化分配结构的同时促进消费能力的提升。

5. 区域结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双轨制”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形成了东中西部区域非均衡结构。随着1999年、2002年、2004年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特别是区域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区域间发展有了显著的变化。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东部腾飞、中部塌陷和西部落后的区域发展模式，使得中西部地区在生产力发展、吸引外资、引导生产要素等方面缺乏优势，区域结构不平衡现象仍然显著。因此，结合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改变现行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和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安排，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借鉴重庆、成都等地区的发展模式，建立金融、信息等中心城市，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促进资源配置合理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平衡生产力布局。

（二）制度设计与保障

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权宜之计、一日之功，需要健全和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目前需求侧“三驾马车”，供给侧三大发动机不同程度存在结构性问题，所以，当前启动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对当前需求侧调控的补充，更是对未来需求侧调控的强化，具有坚实的政策依据。[10]根据供给侧改革关注长期、需求侧改革聚焦短期特征，我们从时序安排和政策组合上架构了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保障（见图4）。

短期，相对于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发挥时间短、见效快的优势。因此，在保证供给侧改革持续进行基础上，以保障需求侧改革顺利进行为核心，通过收入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保政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释放消费潜力，扩大需求，从总量上拉动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处于中高速增长。同时，不能放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短期内，以消除市场机制供给障碍为重点，通过降息减税、优化劳动力结构推进微观主体有效供给的提高。

中期，供需双侧同时发力，推进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在政策保障体系建立中，对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应当并重。对于供给侧改革而言，中期以化解产业体系老化为重点，强调去库存、去产能的同时，提高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供给侧结构转型。因此，主要从分配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创新政策入手，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并实现创新驱动，保障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主要通过城乡统筹政策和信贷政策，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发挥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

长期，以供给侧改革顺利进行为制度保障核心，兼顾需求侧改革的稳定进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综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以体制机制制度、生态环境政策及社会整体福利制度实施和改革为切入点，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进行，打破经济结构供给桎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同时，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保障，活跃小微企业投资行为，平衡国际货币市场环境，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保障需求侧改革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推动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持久稳定、经济结构“破旧立新”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3]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需求结构自主协调发展，动力结构孕育转变，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结构逐渐平衡。但全面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建成小康社会尚待时日。所以，未来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力、提高有效供给；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挖掘新潜力、释放潜在需求，供需双侧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结构在转型升级中保持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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