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表演艺术概论范文第1篇

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是一门关于表演艺术的科学，有着自己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跨越时间空间的广泛适用性。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开放的而且仍在演进中的科学体系。现实中我们时常会走两个极端――不是把它封为一个巅峰性的、不可超越的表演艺术神话，就是认为它已经陈旧过时、没有意义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客观。

斯氏表演体系当年的出现，其根本动力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表演艺术的革新。他对当时欧洲的表演艺术现状与理论的流派纷争有着广泛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他的继承根基是从一些欧洲体验派表演大师那里来的，而它的批评对象则是那些在欧洲舞台上随处可见的“艺匠的”、“僵化的”和追求剧场性的表演。斯氏批评的东西有一些的确是表演陋习，还有一些其实是戏剧传统本身随带的固有特性，比如说“剧场性”，比如说“假定性”。斯氏的学生梅耶荷德后来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剧场性和假定性的不可完全否定，才与自己的老师分道扬镳的。但是，欧洲戏剧艺术在19世纪末的发展阶段中，现实主义的确渐成主流，剧作上有肖伯纳、易卜生，俄罗斯更是出现了以契诃夫、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剧作家，演出实践上则相应地出现了“箱式布景”和“第四堵墙”的舞台美术概念，而表演艺术也必然地需要有同步发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表演艺术的革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斯氏体系是欧洲现实主义戏剧发展潮流催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希望将表演艺术从过去开放性的、剧场性的状态转变成一种封闭在“第四堵墙”之内的写实性表演艺术，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摒弃一些他认为的“表演陋习”，建立一种以真实体验为心理基础的表演方法和理论阐释。但凡革新必定带有实验的性质，所以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发展之初，在当时就是一种具有实验性质的戏剧进步，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种实验本身因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也就有了很普遍的适用性，所以它迅速成为主流中的主流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尽管如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只是一门基于现实主义戏剧演出的表演科学，而现实主义戏剧无论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某个阶段曾经如何主流或者现在在我国依然主流，它都只是戏剧艺术诸多风格流派中的一种，所以不能说斯氏体系放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更不能说是唯一正确的表演方法。至于前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将现实主义戏剧以及斯氏体系推到绝对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则有许多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

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有个过程的。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关于“内心体验”、“从自我出发”、“当众孤独”、“有魔力的假使”等等论说，并不是体系的全部，斯氏《全集》的第二、三、四卷分别是《体验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这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而且三部分加在一起才算全面地表达了演员面对角色进行艺术创造的完整过程。我甚至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发展并非只是凝结了他一个人的心血，其发展也没有因为他的逝世戛然而止，他的最默契的合作者丹钦科给过他很多启发，他的诸多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在继承、研究、实践、传播体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发展，这其中有瓦赫坦戈夫、波波夫、查哈瓦、托甫斯托诺格夫等等很多艺术大师，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形成的那个比较完整的、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后来读到的《导演学概论》、《论演出艺术的完整性》，特别是瓦赫坦戈夫的学生查哈瓦的《舞台动作》一书，给我们的印象和影响实际上并不亚于斯氏《全集》本身。我们现在熟知的“人物行动的动机和目的”、“舞台行动三要素”、“行动分析法”、“行动是情感的捕获器”等观点，都是在这样的传播和发展中建立起来的。而“从自我出发到达角色”这个说法，前两年与来京演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交流时听他们这么说，让我们感到非常新鲜并深受启发，据张奇虹老师介绍，其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波波夫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明确表述过这个观点了，这个说法可以说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的“从自我出发还是从角色出发”的争论。另外，我们现在最认同的徐晓钟老师关于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核心是“在体验基础上再体现”的权威说法，也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形成和传播的长期过程中最终形成并深入人心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表演教学的主流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带过去的，但是在美国不叫“斯氏体系”而叫“方法派”，那也是有变化有发展的。我自己排戏时也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个词，但是我说的最多的词诸如“规定情境”、“人物行动”和“交流”，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如“规定情境尖锐化”和“挖掘心理行动、组织外部行动”，这些都是斯氏体系的或者是从中发展出来的。总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一门关于戏剧表演的充满实践性的艺术科学，它的价值体现主要不在于书面研究和学术讨论，它在创作实践中体现价值的同时也必然会被再体会、再认识、再发展，于是实践体认也给它带来了新内涵、新生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是一个开放的而且仍在发展着的科学体系。

三

1993年我随中央戏剧学院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我们的老师向一位权威的俄罗斯戏剧理论家询问关于斯氏体系的问题，那位专家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现在有了很多发展，比如“贯穿行动线”这个概念，现在我们觉得应该说是“贯穿行动的走廊”，这就是说人物的贯穿行动有可能不只是一条狭窄的、单指向的“线”，而“走廊”就可以有一些停顿、折返、徘徊、迂回，其用意就是尽量增加人物表演的丰富性、复杂性、微妙性。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在俄罗斯本土至今仍然在发展。

今年我们国家话剧院的第五届国际戏剧季，从以色列请来了盖舍尔剧院演出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盖舍尔剧院是二十多年前由一群从俄罗斯移民来到以色列的演员与导演共同创建的，他们的表演艺术有着非常明显的俄罗斯戏剧的背景和风格。有人看过《敌人，一个爱情故事》后感慨地说“他们演得真自然”，但我认为不能只用“自然”来评价他们的表演。如果他们只追求“自然”就绝不会演出现在这样的震撼效果，他们的表演有着非常充实的人物内心体验，所以他们演得非常强烈、非常鲜明的同时又让人觉得很“自然”，其中的要害在于那是在深厚的人物内部生活的基础上又有着准确的外部表达，这绝非只是生活层面的“自然”所能达到的效果。两年前北京人艺请来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白卫军》也同样说明这个问题，那些表演艺术家也是在让观众看到他们非常鲜明地表达的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人物的精神生活扎扎实实地长在他们的内心，让人觉得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是那样“鲜明”又那样“自然”。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从自我出发到达角色”，这绝不只是解决一个概念问题，到底如何“从自我出发”又如何“到达角色”，斯氏表演体系的全部奥秘都蕴藏在这两者之间的过程中。所以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表演科学，是要在表演实践中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意义的，而这种价值意义的体现极大地仰仗演员的深厚修养和长期追求，仰仗演员坚持不懈地在表演创作中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努力践行。

四

我从这一点想转个话题，讲讲今天我们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今天讨论斯氏体系的现实意义。我上午听发言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像蓝天野老师、朱旭老师、郑榕老师这样的老艺术家讨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讨论演员创造角色是“从自我出发”还是从哪儿出发，我觉得他们的讨论是有扎实根基的，他们是用自己几十年的学习、研究、实践和体会在进行验证和总结。在整个中国的话剧界，除了这些老艺术家再加上为数极少的优秀演员，除了像北京人艺这块难得保留着一点学术气氛的地方，还有谁、还有哪里能进行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探讨？以中国话剧目前的状态，我们的演员们特别是我们的中青年演员，有多少人有相应的能力和修养来讨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特别是有多少人能有这份“雅兴”？我在很多地方排过戏，也在戏剧学院教过学，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话剧表演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影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说的不是简单的、狭义的影响，是说一个完整的艺术科学体系对我们目前的表演实践缺少真正有深刻意义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排练场里真正关注表演的本质问题、规律问题的演员少之又少，真正觉得这些问题是个“问题”、值得研究思考的演员少之又少。我有时甚至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对表演艺术真正的文化价值的“重新启蒙”。因为在我们的表演现状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创建体系初期就极力批评过的“一般化”、“概念化”、“僵化”、“艺匠”的表演弊病随处可见。我们有很多演员都只是匆匆看了看剧本、背了背台词就走上排练场了，从内部到外部都没有做好“规定情境”和“舞台行动”的前期准备，这样的表演当然就无从谈起人物性格形象的创造和人物精神内涵的挖掘。我们有多少表演是基本上没有人物内心生活的、概念化、表面化的表演，我们有多少表演是连“艺匠”都算不上的、低水平的外部设计的表演，我们有多少表演是过度地追求剧场性、过度在意观众效果的浮夸的表演……这些是从表演艺术创作的角度说的，而从表演艺术道德的角度讲，斯氏体系也同样可以用来针砭时弊，比如说“不爱心中的艺术只爱艺术中的自己”的现象，比如说“没有大角色只有大演员”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倡导的那些近乎的演员道德、艺术伦理，今天仍然非常有针对性意义。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重新提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这个话题，其现实意义不止是往回追究它的历史，不止是重复几十年前就谈过的话题，不只是讨论几十年前就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话剧舞台上的表演现状，这种“重提”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对表演艺术的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甚至是“重新启蒙”。我们的表演艺术需要认真地重温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在进行表演创作时多大程度上能有自己的生命投入参与其中，多大程度上能真正从自己的内心体验出发而最终完成丰富、深刻、独特的人物形象创造。这时的“从自我出发到达人物”绝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艰难而又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有着根本性艺术价值的演员创作方法。

我们今天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并再次研讨他的表演体系，还应该有一层内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曾说，他的体系是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戏剧艺术的，是有助于各个国家的表演艺术的发展，我们今天也认为他的体系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性、广泛适用性和开放性的体系。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宏大的、艰巨的艺术工程需要在这个科学体系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完成，这就是建立“中国导、表演艺术学派”。以焦菊隐先生和北京人艺老演员为代表的老一代导、表演艺术家开创的这个事业现在还远没有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应该由今天的中青年导演、中青年演员们承接过来，继续下去。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开放性的前提下，把它当作表演艺术领域的一门基础科学，在这个高度上去努力建立多少前辈艺术家不懈追求的“中国导、表演学派”，我想这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斯氏表演体系的“最高任务”。

话剧表演艺术概论范文第2篇

张献认为，艺术只是混合社会形态的一种，不可单说。而他的头衔给人的“怪异混合感”，也只是因为它们代表的新生文化不适合现有的旧尺度而已。当代艺术里视觉艺术的成熟，反衬出了另一分支――戏剧艺术的发育不良。而在特定的环境里，由于语言的直观性，诉诸语言也比诉诸形象更加危险，这种种原因决定了先锋戏剧扬弃语言、遁入形式的逃生道路，也给视觉艺术和戏剧艺术互相渗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绘画里反画布，在戏剧里反语言，先锋艺术既然把能反的传统都反了，艺术的旧边界自然也就负荷不起新内容，于是艺术渐渐“溢”了出来。

行为艺术的出现，彻底擦去了当代艺术里各分支的边界，也给艺术带来了一种犀利可贵的“行动性”。然而这种局限在艺术领域里的短促表演，在介入社会的程度上却仍然显得避重就轻、投机取巧。早期行为艺术极端的表达方法由于夺人眼球，很容易“一战成名”，所以后来甚至被扭曲地发展成为“艺术家促销手段”，使先锋精神胎死腹中。人们倒是认可这种“艺术的社会行动性”，但对那种简单粗暴戛然而止的形式却又摸不着头脑。号称介入社会却长期无法与社会共鸣的艺术，其实际意义让人唏嘘。这种情况下，隐藏在行为艺术背后的“社会表演”母体，慢慢开始展露端倪。

什么是社会表演？且不妨简述为“传统剧场形态与日常生活形态的中间状态”。这种“临界性”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宏大农耕文明下的审美启蒙，本就与生活没有界限，而在观演两分之前，古希腊戏剧也是“公众无分别”――神即众人。分类是社会从蒙昧走向成熟的产物，但是往往分类完成，社会也随之沉疴遍体。这个时候，“先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修复”了。

概念艺术与社会表演

张献及其同伴创建了一个“概念艺术节”。概念艺术节收到过一个“党服”方案。方案提出：给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党员配备“党服”，让他们全天候着党服出入所有场合，替代警察、城管的岗位。共产党是素质好觉悟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人数众多，有这么一群人民公仆充盈街头，带头为善，救民于水火，老百姓就放心了。这就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剧场概念。

表演穿插于日常生活之中，互文互表。甚至，张献觉得日常社会就是表演，除了关心它的人转述记载时需要稍作解释，社会表演与社会生活并不需要有意区分。这种“无意识中的有意识”有点像《坛经》中那句“非风动，非帆动，仁者心动。”但就是这种潜伏在生活中的表演，确实会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杜尚的小便壶意义便在于：干扰人群的昏迷，告诉他们‘我有话说’。然后才能把问题一一说到。”人总是习惯性昏迷，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根本无法有效对话。

“过去有些机构采访我们的时候，对社会表演的不可控制表示焦虑，甚至横加干涉。后来每当这种采访来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一个场域，在他们的摄像机对面也架起摄像机对着他们。这是在告诉他们：此一时间，并非被谁单独征用了，此一时间是有两个程序在同时进行，一个是你们的采访程序，一个是我们的表演程序。”世界只有一个，但时空不只一个，历史也不会只有一个。

从国家表演到社会表演

在社会剧场之前，张献有一个“国家剧场”的概念：国家设置了各种部委组织机构礼仪，经常性地举办国家庆典，而领导人以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参与，这就是一场“国家剧场”的演出。时代的“国家社会”中，国家的文化就是人民的文化，中国没有“民间社会”。国家剧场中的“人民”，和艺术剧场中的“演员”一样，其实并不真正在场。在艺术剧场里，真正在场的是编剧、导演，而在国家剧场里，在场的是被转译和提炼了很多次的“人民代表”，也就是国家领导。对于人民来说，这样的“在场”其实毫无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真正的“民间社会”出现了。公民权在民间商业权力的膨胀下以经济权力的形式抬头了。日久年深，人们开始要求政治权利。于是国家戏剧变成了社会戏剧，国家戏剧中真正在场的人物，逐渐从人民代表转化成了真正的人民。但是在这场戏剧中人民仍旧无法直接获取一切，人民于是需要艺术和艺术家的整体行动，艺术的社会必然性就这么来了。当人民开始思索，不再昏迷，艺术就从昏暗的画廊回到了公众的问题和谈论当中。

话剧表演艺术概论范文第3篇

主要核心课程有现代汉语、新闻学、传播学概论、播音学概论、艺术学概论、戏剧艺术概论电视艺术概论、普通话语音学、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广播节目播音主持、电视节目播音主持、文艺作品演播及配音、即兴口语表达、录音技术与艺术、影像拍摄艺术、电视编辑艺术、非线性编辑技术、新闻采访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认识实习、专业实习、主持人大赛、参赛作品创作、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主要专业实验有普通话语音及普通话水平测试实验、播音发声实验、语言表达实验、播音创作基础训练、广播节目播音主持实验、电视节目播音主持实验、出镜现场报道实验、文艺作品演播及影视剧配音实验、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实验。

（来源：文章屋网 ）

话剧表演艺术概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戏剧艺术；张庚；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戏剧学；发展；贡献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张庚(1911―2003)，湖南长沙人。1927年开始参加戏剧活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运动，主要从事戏剧理论批评工作，于1936年出版了《戏剧概论》。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2年出版了在“鲁艺”讲课用的教材《戏剧艺术引论》(198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并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1949年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并任《戏剧报》主编。“”后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出版的理论著作有：《新歌剧论文集》(1951)、《扩大上演剧目的几个问题》(1956年，通俗文艺出版社)、《的人民性》(同上)、《论新歌剧》(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同上)、《戏曲艺术论》(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49―1958)》(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59―1965)》(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戏曲艺术概论》等书的编写工作。

作为一个资深的戏剧理论家，张庚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反对戏曲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戏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他先后写了《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0等文章，不赞成唯成分论，认为“衡量一个剧目中有无人民性，决不能单单抓住其中的肯定或否定人物的阶级成分来予以强调”，反对“把阶级斗争的复杂图景简单化为一边是坏人――统治阶级。一边是好人――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者。”在普遍认为传统戏是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的年代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在忠孝、节义的评价问题上，也表现了张庚的卓识。他认为：“忠、孝、节、义这类的思想，固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人民性的一面”。并举《杨家将》等戏曲为例说，《杨家将》、《精忠记》的人民性，“正是表现在那与‘奸’尖锐对比起来的‘忠’”。“《三上轿》所以感人，也还是那有人民性的‘节’”。对鬼戏，他也不全盘否定。他认为以鬼魂形象宣扬恐怖、迷信，为封建统治服务，就是坏鬼戏；鬼魂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就是好鬼戏。在庸俗社会学流行的年代，讲出这一真话要付出巨大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初的《戏剧报》为此发表了10多篇文章，整整批了他一年，同时挨批判的还有赵寻、岳野。不管别人如何厉声质问，他就是不轻易妥协，还写了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他回到《戏剧报》后，仍坚持原来的观点。

张庚常常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既反对全盘继承及不赞成戏曲改革的错误主张，也极力反对抛弃传统、用话剧的方法改造戏曲的做法。“”后不久，戏剧界刮起了一股彻底否定传统、否定艺术规律、否定戏曲的冷风后，张庚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模糊了自己的方向，而是一反戏曲衰亡论、戏曲夕阳论，提出戏曲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期的鲜明论断。这自然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他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认为：当前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单独发展，也不可能是东方文化一花独放，而必然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这个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会进一步发掘自己的价值，做出超越本体的跃进。这个预测是有科学根据的。的确，对现代戏曲艺术来说，它在影视的冲击下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新旧交替的蜕变中获得新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庚称它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时期，并不言过其实。

张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论戏曲改革的论文，虽然有许多地方对庸俗社会学作了认真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摒弃了事，而是带有鲜明的建设性。他在《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一文中，写了段小注：“戏曲改革”是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那时提出“改戏、改人、改制”，完全必要，但“戏改”七年后，“三改”基本任务已完成，“戏改”就没有了具体内容。如果把“戏改”这个名词搬用到戏曲艺术的发展提高上来，必然导致什么都“改”，而艺术的发展是不能用“戏改”的方法去做的。“因此，我提议取消‘戏改’或‘戏曲改革’这个名词而代之以戏曲工作、戏曲创作、戏曲整理、戏曲艺术等名词。”他这段小注，提出了应注重学术建设，不要动辄提出“大破大立”的大问题。这对缓和紧张的文化气氛，形成正常的戏曲理论批评的文化环境是非常有益的。正是从注重建设出发，张庚在1962年、1963年，接二连三地论述了关于“剧诗”――戏曲应称为“戏剧体诗”或“诗化戏剧”的主张。

张庚学贯中西，有深厚的外国文艺理论功力。“剧诗”说便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系提出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并无“剧诗”的概念，而据西方的传统看法，“剧作也是一种诗，和抒情诗、叙事诗一样，在诗的范围内也是一种诗体”。这和我国古代美学家，把戏曲看作诗(非案头阅读的狭义的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庚的“剧诗”说，自然不是简单地袭用前人的传统观念，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和戏曲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外传统美学思想，体现了整体性的观点，与过去某些戏曲研究家机械地罗列艺术现象的做法明显不同。它抓住了戏曲有别于其他戏剧艺术最本质的特点，是立足于我国戏剧实践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见解。从他对“剧诗”的内涵、“剧诗”的传统、“剧诗”的言志、“剧诗”的构成、“剧诗”的意境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剧诗”与抒情诗、叙事诗并列，不仅是把戏曲提高到诗的境界看，而且是为了改变戏曲与文学日益分离的局面。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去掉戏曲的综合性，而是要求戏曲既要有文学性，又要有戏剧性，有行动，有严整的结构，即用诗的形式写有戏剧性的、行动中的人物性格。

张庚对“剧诗”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在1943年写的《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剧的一些经验》和1948年写的《秧歌剧与新歌剧》中讲的“剧诗”，主要局限于秧歌剧、新歌剧和话剧，研究的范围多半指剧本语言形象精炼、感情浓烈、节奏鲜明的诗化，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戏曲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整体诗化上。在《戏曲艺术论》中，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的来论述“剧诗”问题。他认为，戏曲与诗歌关系源远流长，口头的诗歌发展走了一条民歌――说唱――戏曲的道路。戏曲不论从编剧、表演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舞台艺术上看，它都是舞台演出的诗，属诗的艺术范畴。戏曲的审美特性可以举出千条万条，归纳成一条就是诗性，这便是张庚“剧诗”说的核心所在。由于张庚比较科学地把握了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特殊规律，因而它不仅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美学学派。

张庚在戏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他的专集、论文集和他主编的书籍，到80年代中期已有16种，论文约200多篇。其中《戏曲艺术论》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戏曲学的奠基之作。他与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托体宏富，立论精深，史料翔实，把中国戏曲发展的全部历史囊括在结构通显、风格独具的框架之内，驾驭在前后久远、上下广袤的时空之中，是一部可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相媲美的杰作。在戏曲方志学方面，他是领导者和带头人。在声腔剧种史方面，他同样有开创性的贡献。总观他的戏曲研究，不论是写“论”，写“史”，写“志”，他都把包括戏曲在内的戏剧艺术看作是一个高度的综合整体，把戏曲文学与舞台艺术、音乐艺术和表演艺术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戏曲既是时空艺术的综合体，也是语言艺术、音响艺术、造型艺术的综合体，因而从事戏曲研究，不但不能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将其视为案头作业，而且也不能孤立地将其拆零研究，而必须紧紧抓住戏曲作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进行探讨。张庚自己研究戏曲，不但把综合性看作戏曲的一种本质属性，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出发点。为此，他较早较快地进入戏曲本体论的领域。如《中国戏曲通史》一书，注意加强艺术部分的论述，辟专章论析音乐、表演、舞台美术。这种案头文学与舞台艺术紧密结合的结构方式，充分地体现了戏曲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特征。在《戏曲艺术论》中谈到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时，他也设了“戏曲艺术的统一性”专节，专门论述戏曲为什么叫综合艺术，并对各种有个性的艺术，如何在综合中发挥为故事本身服务，以及如何让各种不同的艺术，在一个戏里发挥其所长的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前言中，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戏曲“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词曲、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把戏曲看成是综合艺术，前人早就有这种看法，但把综合的概念用来研究戏曲艺术，则是张庚的独到之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总结戏曲的经验教训，为指导当代戏曲的发展服务。

张庚不仅是戏曲理论家，而且在戏剧史领域也卓有建树。他研究戏剧史，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在1932年，他就从事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在武汉的《煤坑》上发表了《与新文艺之开展》的论文。1938年，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授《戏剧概论》的同时开设了中国话剧史课程。在史料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整理油印了《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后来发表在1949年东北出版的《人民戏剧》上。1959年，他又在《戏剧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二章，其笔墨始终集中在话剧本身，尤其努力突出话剧历史演变的轨迹。由于他没按当时的流行观点着重分析早期话剧的政治思想内容，而更多地从艺术规律上分析总结，再加上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胡适派的戏剧理论和戏剧活动没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这便招来抨击，致使“初稿”无法再写下去。

张庚的戏剧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那些从书斋里培养出来的理论家不同，张庚是从戏剧艺术实践走向研究工作岗位的。他研究戏剧，时刻不忘总结舞台实践经验，又反过来指导戏剧创作实践。他总结的实践经验，除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戏剧运动的实践外，还有他本人30年代探索话剧、40年代探讨秧歌剧、50年代后由歌剧转到戏曲的一系列艺术实践。

话剧表演艺术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让子弹飞； 戏剧性；戏剧化叙事；暴力叙事； 暴力美学

影片《让子弹飞》上映后获得了既“叫座”又“叫好”的社会评价，不仅以七亿元的票房刷新国产片历史记录，而且导演姜文也赫然进入国内“最牛”导演的行列。不过惊奇的是，观众对影片的评价却是七零八落：有的说它很M A N、很过瘾，有的说它很荒诞、后现代，其中也有人在赞赏的同时暗示它商业化、有点俗……那么，本片何以成就其好评如潮、大红大紫的传播接受效应的呢？我个人认为，是否有好的电影叙事模式往往关乎一部电影的成败，好的故事需要有好的叙事，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故事里各种戏剧元素，演绎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下将从影片的戏剧化和暴力叙事的角度，具体地探讨《让子弹飞》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

一、戏剧性叙事模式

作为后起之秀，电影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文学、音乐、戏剧等古老艺术的特性。在诸多艺术门类中，电影与戏剧渊源最深，相似性也最多，如它们都是语言的艺术、场面的艺术、表演的艺术、悬念的艺术、叙事的艺术等等。正因如此，电影诞生之初，很多电影导演、演员都从戏剧领域而来，戏剧的大量艺术手法（如场面调度、夸张化表演等）也被电影所借鉴，形成了电影史上的“影戏”、“戏剧电影”作品及其美学主张。而从叙事的能力和手段上来说，电影（一般指故事片）可以说是戏剧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从戏剧叙事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的叙事。

正如诗有“诗味”、小说有“小说味”、文学有“文学性”一样，戏剧也有“戏剧性”，这些概念都对某一种艺术的显著特性做了界定。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谁以“电影性”来概括电影的特性，仅有相似的“电影味”[1]、“上镜头性”[2]或“戏剧性”[3]与之匹配。其中，被观众和学界形容电影特性用得最多的就是“戏剧性”，例如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人的表演很戏剧化，某片的叙事很戏剧性，诸如此类。其实，究竟何为“戏剧性”？它的本质又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太好明确的理论“难题”，因为“戏剧性”本身就是一个笼统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所以我们在理解时候应持宽容、开放的态度，避其锋芒，从旁佐证这一概念蕴含的特性。

就像我们理解“文学性”必须从语言、叙事、修辞、结构等方面入手一样，谭霈生先生在讨论“戏剧性”时，也是从戏剧的动作、戏剧的冲突、戏剧的情境、戏剧的悬念和戏剧的场面等戏剧构成要素来分析的。谭先生认为，戏剧性（叙事特性）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舞台动作”（戏剧化动作）的问题，而这些“动作”就是反映生活的特殊手段，正如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等都竭力使读者、观众（听众）对他们的作品“发生兴趣”、“产生感情反应”，进而得出“小说味”、“诗味”“音乐性”等与艺术形式的本质相关的结论。从理论上说，任何叙事的艺术都要用戏剧化技巧来达到艺术的目的。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论“陌生化”时说的那样，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因此，戏剧化叙事是达成戏剧叙事乃至叙事艺术的有效手段。

作为戏剧叙事的延伸形式，电影叙事延续了戏剧化叙事，即继承了戏剧化的叙事技巧：戏剧化的语言、行动、演员、场景、情节……《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的风流才子形象被离间悬置，取而代之的是行为怪异、身份混乱不堪的杂糅形象。《威龙闯天下》中状师告官，伸张正义是轻，维护个人利益是重，虽背离了传统的正义教条，却倍受观众青睐。具体到《让子弹飞》，我们也可以从人物和语言两个方面来具体解析本片的戏剧化呈现。

（一）戏剧化的表演

毫无疑问，人物的戏剧化表演是影片的亮点。张麻子的豪情仗义、黄四郎的阴险狡诈、汤师爷的圆滑世故、县长夫人的……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个人以为，他们的戏剧化表演能收到如此完美的效果，均得益于戏剧化的处理。试问，他们之中有哪一位的言行举止可以完全用常理来推断？例如，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片中的言行举止完全戏剧化：普通话、方言、英语纵横交错；说话时面部表情异常夸张，而姜文、葛优、刘嘉玲等人的表演也莫不如此。

片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几位主角之间的明争暗斗的微妙关系。似真非真的戏剧化表演令我们不得不佩服电影叙事的魅力。如黄四郎明知假县长就是张麻子，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能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最典型的两段，其一是鸿门宴。黄四郎说张麻子就在鹅城，还化用诗句暗指眼前的张麻子：“灯火阑珊，他蓦然回首，而我却隐藏在灯影里”。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就在张麻子忐忑不安时，黄四郎却话锋一转而言其他，紧张的气氛立即又转为逢场作戏的轻松气氛。第二段是张麻子剿匪出征前的誓师大会。黄四郎说：“至宣统皇帝退位以来，鹅城共来了五十一任县长。他们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但我们这位马县长他不是王八蛋、不是禽兽、不是畜生、也不是寄生虫。他今天亲自出城剿匪。他是我们的大英雄！”结合前后语境，傻瓜都能看懂黄四郎指桑骂槐的不良用心。紧接着汤师爷又来逢场作戏，借为假县长剿匪出师造势之时，也把自己被张麻子打劫的经历陈说了一番。即便斗争如此心照不宣，他们仍旧逢场作戏，强烈的戏剧化效果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