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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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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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动实施方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心得体会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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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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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心得体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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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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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普法依法治县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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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普法依法治县工作总结

公证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演讲稿

XX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四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总结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第2篇

一、多媒体教室资源现状分析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目前供教务处调配的多媒体教室有89间，其中60座的小教室64间，120座的中阶梯教室18间，255座的大阶梯教室7间，所有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基本能满足平时教学的要求，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问题。

二、多媒体教室使用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1.多媒体教室供不应求。

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使用多媒体设备。一般教务处在排课之初，都会考虑到老师这方面的需求，尽可能满足。但是由于多媒体教室数量有限，并且有些教室的设备建造时间已超过设备的使用年限，在使用过程中效果不佳，而且经常容易出问题。这样，89间的数量缩水，导致教室供不应求。

2.教学使用者对设备不熟悉。

教师对于多媒体教室设备的操作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有些老师是理工科出身，对于设备的使用应用自如，略有故障也能轻松排除。一些老师没有熟练掌握流程，遇到一些小问题就束手无策，比如不会开投影，不会放下幕布；功放电源没开而没有声音；乱调功放旋钮，使得扩音器产生刺耳的声音，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自己可以解决，但是很多老师都依赖管理员，上课的前5分钟，管理员往往都几个楼层上下跑，为解决此类小问题而应接不暇，无疑大大加重了管理员的负担。

3.由于使用不当，导致中高档设备损坏，对学校教学工作有严重影响。

部分老师存在违规操作的现象，如不关闭投影仪或者关闭后不待投影仪冷却就直接拉电源总闸，容易导致投影机主板、灯泡烧坏。

这些设备都属于中高端设备，需要专业人员才能维修，而且维修时间普遍较长，这样不仅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而且严重影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

三、我院多媒体教室管理社会化的尝试

如何解决多媒体教室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往总是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完整规范的多媒体设备操作流程，在讲台醒目处张贴简单操作步骤，规范教师的操作。在制度的约束下，大部分教师能够按照流程操作，但是部分人胡乱操作，这就要求提高多媒体教室的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强队伍建设。我院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专任管理多媒体教室的只有1人，纵然有三头六臂，十八般武艺也忙不过来；加强对教师的多媒体教室设备操作的培训。其实在这方面，真正开培训班时，总有部分人不参加，实际使用中出问题的正是这部分人。

针对这些问题，我院提出一个多媒体教室服务社会化的方案，邀请一些拥有专业技术的服务公司对学校的多媒体教室进行专业的维护服务，并与学校各相关部门建立合同监督的体系，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多媒体教室的维护管理问题。服务社会化的优势在于花低于学校自身管理的费用，就可享受到超越品牌的专业多媒体设备维护服务，服务社会化，其运作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1.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工作。

多媒体教室核心设备投影机，涉及专业知识非常多，这些知识目前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开设课程专业教学，所以投影机的芯片级维修及专业维护知识都是通过长期工作积累经验的。多媒体教室涉及的设备比较多，每一种设备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进修维护，学校往往是一个人负责维护，无法对每一种设备进行专业的故障判断及设备维护。

2.节省资源，减少投入。

通过社会化服务，不必组织学校内部资源实现维修服务目标，不必为每一种设备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直接通过维护维修服务社会化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只需投入不多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专业服务公司提供了全套服务，包括学校所有多媒体教室设备的专业维护、故障排除、设备定期保养、系统升级，等等。低廉的价格完全可以替学校省去额外成立的部门或聘用维护人员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因设备维护而造成的相关费用，节约学校费用预算。

3.节约时间。

社会化服务不仅减轻了我院在管理及费用预算上的负担，让我院各部门专注于自身的教学及科研业务，还通过合同约束服务方为我院带来了一种可靠的服务保障。

4.运维稳定。

社会化服务为我院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维修维护服务，包括建立系统设备档案、系统维护记录、系统维护记录分析等服务项目。多媒体教室对日常教学越来越重要，专业的社会化服务能为我院整体多媒体教室系统提供稳定的运行维护，保证正常教学计划的展开。

5.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通过专业的社会化服务，日常对多媒体设备的精心呵护，定期为设备检修和投影机设备除尘保养，能够有效杜绝一些设备的性能隐患，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四、多媒体教室服务社会化方案

1.服务内容。

多媒体教室墙上网络接口和220V插座与多媒体教学系统相关的所有设备和设施，包括多媒体讲台及讲台上和内部的设备（计算机、中控、扩音机等）、线路，安装在建筑物上投影机、银幕、音响及线路等。

保证多媒体教学系统状态完好，教师正常操作多媒体设备时运行稳定，系统技术指标满足教学需要；及时排除设备的所有硬件故障；及时排除所有设备的软件故障。如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满足教学需要的各类应用软件，中控、IC卡控制器的底层程序与控制码，投影机系统设置，定期升级系统补丁、病毒库、新版本软件、插件等。

2.服务形式。

全包方式：采取整体承包，承包方负责维护范畴内的所有技术维修，维修需要的全部配件（包括投影机灯泡和液晶片等）和材料，以及达不到教学要求的多媒体设备的更新。

维修及更新标准：首先，在目前已有的多媒体教室中选定一个教室作为标准教室，对该教室中投影机的亮度、周边设备的技术指标标准、教学电脑的运行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做出明确测定，以此为标准约束服务方，服务方必须保证所有多媒体教室均能达到这个标准，否则，必须进行维修或者更新设备。

备品备件：服务方必须按照每50个教室准备一套备用设备的比例，准备多媒体教室的全部设备作为备用机，及时替代故障设备，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

专人负责：我院为服务方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服务方安排具备三年以上多媒体教室服务经验的专人驻守我院，确保维修人员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定期检修：服务方在协议期内每年必须对我院多媒体教室进行全面检修，检修所有设备的性能及运行状况，对投影机进行解体清洗保养及专业的性能检测，对电脑进行系统重装，对相关线路进行指标值测定，最终形成《多媒体教室检修报告》，提交我院主管部门。每月必须进行一次巡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维修，确保正常教学。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第3篇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首先，坚持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行动的指南。一个人，特别是作为执法机关的干警，执法理念是指导工作的基石。不可否认，在我们中间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理想信念动摇，思想灰颓，道德水准低下，工作不思进取，因此面对现阶段政法机关的工作形势和任务，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是到了必须该认真解决、统一法治理念的时候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解决人的头脑问题，开展这项活动很有必要性，那么我们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围绕中心，心系全局，正确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要做到真正学、真正懂，严格要求自己，明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立党为公、执法为民。

其次坚持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用五个方面内容指导工作实际。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正确处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坚持执法为民就是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不耍特权，不推诿逃避，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以最好的态度回答当事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使他们满意。坚持公平正义就是在执法活动中坚持依法、合法、合理，保证在工作中及时高效、程序公正，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证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办人情案、关系案。坚持服务大局就是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不断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

第三坚持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指导工作，提高效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必须明确思想认识，必须提高自身本领，丰富工作手段，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做为树立正确执法理念、提高思想意识、加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条件，并将其落实在工作上。要更加勤奋地工作，兢兢业业创一流的工作业绩，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会以踏实的努力提升执法意识，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完成各项工作目标。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第4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民营经济也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因此，我国尤其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但中国民营企业在迎接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本和结构调整的压力，特别是资本社会化问题始终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资本社会化是资本聚合过程，将分散化、多元化的不同资本集合成统一的社会资本，进而实行资本的社会化运作。资本社会化是打破资本壁垒的重要手段，是现代企业运动的产物，也是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显示出来的历史发展趋势。资本社会化极大地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为我国的现代化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资本市场发展的角度，以资本社会化的相关概念为基础，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的具体实际探讨我国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存在主要问题，结合企业内部还外部双重考虑，从制度层面提出制度改善建议，为我国民营企业资本化发展指出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资本社会化概述

（ 一 ）资本社会化概念演进 随着社会生产和管理方式逐渐走社会化道路，股份资本、股价资本等社会资本形式的资本也日益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社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的趋势就是资本社会化过程。然而，资本社会化概念的理论渊源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资本社会化这一名词，但是马克思对股份制经济和社会资本的阐述是资本社会化理念的最早预期。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社会化为前提产生的资本”。马克思提出的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构成一个相对概念，是个人资本的直接集中，这种股份资本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社会化过程。资本社会化思想提出以及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学者相继从不同角度看待资本社会化，也没有形成唯一的明确定义。国外学者多从股权分配等角度进行研究。我国由于资本市场相对起步较晚，我国学者对资本社会化的内涵界定也没有达成统一观点。目前，国内学者田广研的对资本社会化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他指出，资本社会化产生于发展中的社会。以往的资本以分散、独立的方式存在，多以个人所有和经营，随着社会化发展资本逐渐向集中、联合方式发挥作用，资本所有权也从个人占有向共同占有和使用转变。因此，资本社会化是资本形式和所有权的转变过程，是资本从私人属性向社会属性的转变。

（ 二 ）资本社会化实现条件 资本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蓬勃发展，资本的发展模式也日渐多元化和国际化。资本社会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资本社会化的实现生产社会化、股份经济、信用保障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生产社会化是资本社会化实现的基本前提。狭义上，生产社会化是通过将社会生产资源集中到社会生产中，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成为一种多人共同参与，资源共同使用的社会化过程。生产社会化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资本发展也向社会化转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体制下发展企业来的私人资本难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具体表现在私人资本的获取途径和积累规模有限。因此，生产社会化是资本社会化实现的基础前提。（2）股份制经济是资本社会化实现的基本形式。股份制的出现丰富了资本组织形式，也推进了资本社会化的实现进程。根据马克思对股份制经济的论述，资本社会化过程就是创造并运营股份资本的过程，同时股份资本又是资本社会化的基本实现途径。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股份资本来源于集中发行的股票和不断发展的股票市场，通过股份资本的积累，私人资本实现了规模上的联合和性质上的社会属性。同时，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衍生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租赁市场、基金市场等多种金融市场和多元化资本形态，大为扩展了资本社会化的模式。由此可见，股份制经济的形成是资本社会化的基本推动力，股份制和股份资本的出现为资本多元化创造了条件。（3）信用保障制是资本社会化实现的制度保障。资本社会化的实现还必须依赖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私人资本的独立运营向社会资本的集中运作这一过程对资本所有者、运营者、参与机构的信用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随着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张，企业的社会融资与其信用资质密切相关，企业自身的资本信用程度是融资过程中的重要评价标准，另一方面，社会的信用保障制度机制的完备性是社会资本实现集中化的制度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中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股份制公司的重要基础，资本市场的信用制度、信用水平已经成为了资本社会化实现的必备保障。

三、资本市场发展与企业资本社会化的关系

（ 一 ）资本市场发展加快企业资本社会化进程 企业发展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中小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是个体的资金力量不足，阻碍了股权多元化发展的长期要求。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汇集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还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手段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企业的资金风险。同时，机构投资者还能够凭借自身的规模效益帮助企业拓展业务范围，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资本市场为资本社会化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资本市场作为资本运作舞台，为多元化的资本提供了交易平台，促进差异化的资本实现不同水平和程度的市场交易，创造了多样的融资途径，比如债券融资、股权募资等，实现市场交易的多元股权。同时，资本市场带来了广泛的产权融合，通过企业重组、兼并并购等方式搭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组合桥梁。另外，资本市场为多元的投资者提供了进入门槛，鼓励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多种投资方式，分享企业经营成果。大量的资金加入到企业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企业资本组合的多元化，进而推动企业资本社会化的进程。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提高企业资本社会化质量。资本社会化是企业实体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互动行为，是基于市场规律的资源配置行为。投资活动伴随着相应的项目风险，需要参与者对投资行为保持相当的理性。有效的资本市场存在总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具有 专业的投资人员，通过良好的职业判断来识别市场中存在的投资结汇，机构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能够给个人投资者以指引，有利于整个资本社会化活动的稳步开展。

（ 二 ）企业资本社会化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资本社会化发展为企业资本组成形式的变迁提供推动力量。股份公司作为企业资本组成的主要形式，使企业能够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向社会公众募集发展所需的资金，实现了资本的集中。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一投资活动的参与者雨来越多，从而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而产生的。资本社会化是实现企业独立化的重要途径，意味着企业确立了经济主体地位的独立性。首先，现代资本市场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无论是投资主体还是具体的资本结构、证券产品类型都呈现出多元特征，资本市场扩展为社会资本和经营资本的综合载体，个人储蓄和机构投资以基金、股票、证券等形式进行，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投资工具及其组合。其次，资本市场的现代化特征越加明显，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中，传统的证券交易被信息化方式取代，信息的快捷性和便利性为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公司带来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化机会。最后，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为资本市场提供了畅通的资本转化渠道，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参与投资的机会。这样，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多远渠道吸纳社会资本来扩大资本规模，增加了融资活动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的资本社会化行为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完善。

四、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现状分析及实现路径

（ 一 ）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国有企业开始进入股份制改造，许多经过股份制改革的民营企业，不仅解决了资金紧缺的问题，有的还稳步迈入国内外证券市场，依托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作，涌现出一批资金实力雄厚、经营理念先进、机制灵活、管理科学的优秀企业，成为我国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的急先锋。尽管民营企业在持续朝着资本社会化方向发展，我国股份制的体制问题始终阻碍着社会化的进程。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资本社会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使得资本社会化进程有所滞后。（1）资本市场不完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金将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首先显示出的是以融资为目的的特征，但我国融资体制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信誉不高、产权不清、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很大部分的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对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很高，使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在不得己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只有选择地下金融或非正常渠道进行融资，这种融资方式的风险相对较大。而且，行业垄断也是民营企业遇到的重要阻碍。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放宽了社会投资的范围，试图保证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待遇，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的进入壁垒，进入壁垒仍然存在，这是民营企业融资道路上的硬性障碍。（2）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低。除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固有限制外，民营企业内部的治理水平存在的问题也是组在资本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属于根本性的内因。很多民营企业未能全面的认识资本社会化概念，难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本社会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坚持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念和运作模式，而资本社会强调的是融资来获得资本支持，两者在概念和实践操作上都存在差别。资本社会化应当是一种革命性的融资方式转变，而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仅仅资本社会化当成简单的资本扩展来为IPO开辟道路或者只是单纯的吸收资本，未能充分发挥资本社会化的全面效应。甚至有些企业不当的运用资本社会化，毫无原则的“圈钱”，对投资者和企业信用都带来了严重损害。（3）家族企业经营不合理。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存在历史性的制度缺陷。家族经营制带在治理上的最为关键的就是产权问题：一方面，产权分配不清晰。一般来说，大多数家族企业只重视家族整体占有股权，导致企业决策的责、权、利分配含混不清，管理决策效率及质量很难保证，难以对家族成员的带来激励效果。另一方面，产权分配不合理，“一股独大”司空见惯，家族领导对企业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为了保障家族的利益，家族成员既不欢迎外部资本的进入，又不愿意放弃绝对的控制权，家族的封闭性和独断性阻隔了外部资本的融入。此外，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其结果是企业决策实际是非民主的个人决策，人治色彩浓厚，优秀管理人员选聘范围有限，其他外部优秀管理人员对企业失去信心，对企业有缺陷的决策听之任之，最终形成了畸形的公司治理架构。（4）诚信制度和法律不完善。我国从1995年颁布担保法以来，连续出台各种信用规范和法律，但是资本市场上由于诚信问题带来的各类纠纷和事件屡见不鲜，可见制度体系始终未能发挥明显的作用。对民营企业而言，我国目前的现在企业制度尚未成型和成熟，民营企业自身的制度存在许多缺陷，经验不稳定，资产流动性差，资产质量不高，信用评级水平不高等问题大大降低了自身的信用程度。 另一方面，由于信用担保机构以政府预算、民间筹资为生存来源，在信用管理方面难以实现独立性，难以为民营企业的资本社会保驾护航。因此，资本市场和资本社会化迫切需要完备、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

（ 二 ）民营企业资本社会化实现路径 （1）积极促进民营企业上市。IPO是企业资本社会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也是成熟发展企业的目标之一，因此民营企业在实力雄厚的基础上可以依靠上市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保障融资。从上市时机来看，上市一般发生在企业资本社会化的初期，来自于企业的融资需求；从上市流程来看，民营企业需要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实现产权明晰化，这是上市的基本条件；而后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来吸引多元化的资金，并选择性的引入未来潜力广阔的优质股东；完成对资本吸引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集中化的股权进行分散流通，吸引包括机个人投资者、企业法人和机构投资者等多元化的投资者来购买股权，将股权变现或者置换；最后，初步融资后，配股、增股或者可转换债券等方式也是可供考虑的融资方式。民营企业上市对企 业来说，不仅仅增加流通资本，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知名度，促进长期的投资吸引力。（2）加大私募股权融资方式。很多中小民营企业由于未能发展规模的限制，还没有达到上市的的要求，难以通过上述分析的多元化渠道来融资，对这些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来说，私募股权融资是重要的选择。私募融资采用的是非公开方式，融资活动并不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投资者也不是多元化的，多局限在资金富足的机构投资着和个人投资者。尽管私募融资没有上市带来的融资效果强大，它仍然是我国民营企业极为重要的融资方式。我国数不胜数的中小民营企业需要依靠私募融资来获取资金支持，为企业战略实现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还能促进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完善。可以说，私募融资是中下民营企业走向强大的垫脚石。（3）大力推行内部职工控股制。前面分析的是外部融资环境的完善，从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来看，职工控股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企业规模扩张的要求，也是实现股权多远化、优化治理结构的诉求。当外部融资障碍难以克服时，内部员工持股方式成为另一条有效途径。通过内部员工持股，将公司的股份分散到员工中，避免了股权过于集中和单一，借力内部员工来开拓融资渠道，可靠性更强。而且，依靠内部成员融资能够减少委托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员工来说也更具有激励性，企业和员工的目标一致性将加大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4）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第一，民营企业要高度重视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强调独立董事的地位。一方面，股东大会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应当对董事、监视和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加大对大股东的管理，避免大股东垄断，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切实利益；另一方面，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保证其在重大决策中的决定作用。第二，构建企业内部科学的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依靠激励制度来实现，而激励方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紧密结合，将绩效管理和奖惩联系起来。多样的激励途径还表现在薪酬体系上，常规的年薪为主体的报酬体系还不够，应当适当引入期权和股权，将企业的发展和经营者的自身利益相结合，增大经营者的积极性。最后，适当引入外部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董事会监督的局限性，可以一定程度的使用外部监督机制。一般来讲，外部监管主体由政府、投资者、股东等。其中，政府是各项监管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如信息披露制度等，而投资者和股东也可以通过监管监督机制来对企业来进行实时监管。（5）加大政府政策支持。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明确指出要积极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2010年，国务院出台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鼓励民营企业的民间投资。近几年，政府持续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投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毫无疑问，我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大大加快了民营企业的资本社会进程，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之一。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政府应该继续发挥作用。首先，要保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具有法律法规上的平等性，为其提供坚实的法律产权保护；其次，通过建立合理合法的融资制度来减少民营企业融资的限制条件，减低门槛，帮助民营企业扩宽融资渠道。

五、结语

资本社会化带来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多元产权主体取代了单一的产权主体。在资本社会化进程中股权相对变得分散的情况下，董事会能否真正反映股东意愿、维护公众利益，监事会能否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经理能否满足企业效益最大化追求，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资本社会化来说，依赖于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内部治理机制的综合发展。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在资本社会化发展道路上的关键在于自身治理结构问题。大到企业的组织形式改革、组织产权分配完善，小到董事会管理、员工激励制度都是治理的重要任务。企业的诚信管理也是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不容忽视。政府和市场两个外部主题也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和推动资本市场的社会进程，为民营企业的现代化发展开路，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海山：《资本社会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李亚、刘磊：《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3]田广研：《对资本社会化作用的再认识》，《商业研究》2005年第14期。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060.07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环境问题，人类需要的是系统的视角与多维的合作，其中公众参与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而建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从而促进公众在环境治理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由是一种由政府积极制定、推行政策，组织教育群众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1992年中国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后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对公众参与做出规划。在获得这个政治保障后[1]，社会实践领域的环境公众参与才逐步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国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政府主导的特殊性。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方面成效如何？具体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导下，中国公众是否已经具备了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2）中国环境领域的社会化过程有什么特殊性？（3）这种特殊性又对公众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为了探讨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跨度十年的两次全国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运用量化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是因为“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体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制度的绩效。通过考察这一偏好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获得对环境参与主体意识普遍意义上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为评价制度绩效及其转变方向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描述

（一）研究假设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系统传播政治文化、公民个体学习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诞生于政府主导的模式并历经20多年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统传播其理念，公民个体学习并接受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从政治社会化的外部条件来看，家庭、学校、同龄群体、工作单位以及大众媒介是政治社会化的介质[2]（P506-601）。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中，宣传教育是实现社会动员的最主要方式。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们重视环境宣传工作，这是由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历史短，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这项事业还缺乏认识；我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又比较落后，使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自发地增长环境意识、提高环境道德还有困难”[3]。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环境教育开始进入高校专业教育和广大中小学普及教育领域，并迅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这就意味着，学校教育是中国公民环境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介质。

从政治社会化的生命历程理论考察，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是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态度和倾向的最关键时期[4]（P16）。这就意味着，集中接受了政府环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当青少年时期正好处在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环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阶段的公民，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会明显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设：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将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为验证这一核心假设，估计出生年代对这一选择偏好的净影响，还要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从环境意识理论考察，作为一种环境意识，“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环境感知和环境污染经历的影响。而从治理理论考察，公众参与基层环境事务的逻辑起点是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缺陷的弥补，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高低影响着公众是否参与基层环境事务，即是否愿意从管理对象变成治理主体。综合以上两点，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就包括：社会经济基础变量、环境污染感知变量、环境污染经历变量以及政府绩效评价变量。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首先来描述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状况。数据显示，有61.30%的受访者选择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环境治理主体。可以看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认为公众应该承担治理责任的公民比例为17.09%。接下来依次为内资企业、中央政府、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仅有1.70%的公众认为社会团体应该负主要的治理本地环境污染的责任。这一比例说明绝大部分中国公众对ENGOS还很陌生，对其在环境治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甚了解（如表1所示）。

本文认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环境系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最主要的三个参与主体，公众对这三方主体的偏好将是本文所要解释的因变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会团体，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从研究的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是基层环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体环境治理的参与主体；二是从统计分析的有效性考虑，选择社会团体的受访者比例太低，将其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将导致分析结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两类企业，并且直接删除了因变量上无回答的个案。最终本研究的样本是2 161个明确表示了选择态度的受访者，样本分布如图1所示。

2.自变量：出生年代。按照社会化理论，影响社会化变迁的因素一般包括“变化的成年经历，如失业、婚变；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经济大萧条；长期的社会变迁，如社会转型；领导层的变革；社会化介体的瓦解或变迁”[5]（P174）。本研究认为，人们在环境参与意识上的代际差异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化的变迁。因此我们在划分出生年代时，考虑了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以及特殊事件的影响，将人群分为四个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国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变量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转化为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1）社会经济基础变量描述。控制变量中纳入的社会经济基础变量包括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业类型。这四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纳入模型时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如表2所示）。

（2）环境污染感知变量描述。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公众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有三种，污染驱动型、世界观模式和后物质主义模式[6]（P57-59）。假定公众是否选择自身直接参与环境治理是与其实际感受到的污染严重程度相关的，于是本研究选取了公众对对本地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作为控制变量之一。这是一个0~10分的连续变量，分数越高代表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数据结果显示，公众打分的平均分为5.77分②，总体来看还是倾向于认为本地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③（如表3所示）。

3.环境污染经历变量描述。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事物时存在着“近因效应”，因此本文将公众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环境污染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数据结果显示，有32.35%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环境污染事件④。

4.政府绩效评价变量描述。由于基层环境治理既具有区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统相依性，因此社区层面和县/市层面都被考虑在内。本研究选取公众对本市/县政府工作的评价和对本村/居委会/社区工作的评价两个变量，共同反应公众对本地政府绩效的评价状况。这两组变量的可靠性检验以及因子分析显示，其信度系数α =0.62，因子负载率是0.707 1，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处于同一个维度。所以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加总，建立当前公众对于本地政府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加总后该变量是一个取值范围为0-20的连续变量，样本均值为14.14⑤。

（三）数据来源

本文有两个主要数据来源，一个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 年组织实施的“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的环境问题部分。该调查在全国范围的25个省、市、自治区的73个县级单位进行,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共完成有效样本3 989个。为了满足覆盖流动人口的需要，该调查采用“GIS/GPS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按照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样本。

为比较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分析政府主导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的绩效，本文还使用了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立项，委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设计实施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有关数据。该调查在全国共抽出139个县级样本单位，成功完成9 202户访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调查设计了针对青少年的问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样本数是9 919，合格的少年样本数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样本社会调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见。本文选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仅克服了规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观性上的两难处境，还可以通过统计控制，有效地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同时，本文还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纵向比较跨度十年的两个全国规模的调查数据，从方法论来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根据2008年的调查数据结构特征，本文选择了多分类的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建立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模型多元回归模型：

y=logit p(yit=1，2，3)=b0+bx+bixi+bjxj+bkxk+bmxm

y因变量：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的选择偏好；

x自变量：出生年代；

xi控制变量组1：社会经济基础变量；

xj控制变量组2：环境污染感知变量；

xk控制变量组3：环境污染经历变量；

xm控制变量组4：政府绩效评价变量。

三、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

代际差异描述在构建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Stata 10.0软件对公众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污染感知、环境污染经历和政府绩效评价四类变量的基础上，出生年代对公众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⑦可以用来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相对作用大小。通过对其考察进一步发现：代际差异是影响公众对区域环境治理主体偏好的相对作用最大的因素。换言之，在诸多影响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

纵向观察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选择“政府”还是“公众”时，呈现出逐级递增的显著性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选择“本地政府”的发生比远高于选择“公众”的发生比，而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选择“公众”的发生比则是选择“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

四、解释公众对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的代际差异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观解释

1.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历程回顾。中国政府的环保社会动员始于1972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强调了环境保护领域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7]（P140）。

1973—1979年是政府环保工作的单纯治理阶段。此阶段环境教育以促进环境污染防治为主要目标，面向全社会的环境教育和环保动员未见起色。

1979—1992年，中国政府的环保工作进入到环境管理阶段，同时环境教育初步发展。在这个阶段，促进环境管理成为重要的环境教育目标。

1993年以来，中国当代环境教育快速发展。在这个阶段，环境教育开始重新定向，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等环境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基础环境教育不断增强，各中小学都开设了环境教育专题课；宣传部门广泛开展以“中华环保世纪行”为主题的环境宣传教育；“自然之友”为代表的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环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环境人文学科开始融入教学内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环境意识社会化。按照早期经典社会化理论，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即成人之前的这段时间，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岁。按照生命历程视角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这段时期是个人形成对国家和对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识的启蒙阶段[8]（P17）。

通过对中国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环保动员和环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只是在政府层面提出了环保目标，但实质的环境教育和公众参与处于零水平状态。1966年到197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时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间，这段时期正是环境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不过其主要对象还是高校学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学校。也就是说，这一人群中的环境意识差异较大，这一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会更多地接受到环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环境教育多为专业性教育而非参与式的环境意识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这段时期正是公众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环保教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也开始有ENGOs积极介入，并与政府一起共同推动公众环境教育。

将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中国政府环境教育的不同阶段绘制在一个时间坐标轴上，可以直观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时期与环境教育各阶段近似重合的情况（如图2所示）。

从上图看到还可以，作为环境意识社会化结果的偏好选择的变化与环境教育的发展阶段呈现一致的变化规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尚未开展环境教育的阶段，而其在2008年调查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低，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会化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处在中国环境教育迅速发展的阶段，在2008年调查时其在区域环境治理主体选择中偏好“公众”的百分比最高，为24.22%。

这一比较结果说明，青少年时期的环境教育，实际上是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即对“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的偏好。

（二）基于两年度数据比较的微观解释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环境治理主体选择偏好。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目标之一即是培育公众的参与主体意识。本文认为，相较于“企业”和“本地政府”，具有“公众”治理主体偏好的人群，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也相对较高。而这类人群将成为中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模式变迁的推动力量。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这样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众”这一环境治理主体，高于全体人群近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最强的参与倾向。

为考察这个特殊人群的环境意识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理论。“个人的行为举止通常都被分析为历史的与同时代的影响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意图是探讨历史对成年人政治态度和行为举止的影响。”[9]（P2-3）这就给了一个考察视角，即追溯到这代人的少年时代，即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的数据做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环境意识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对制度模式变迁的影响。

2.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少年部分数据描述。1998年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少年（10~15岁）的环保意识水平明显高于成人。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少年的环保意识在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自然观、环保行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个百分点。（2）少年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高于成人近20个百分点。（3）少年环保知识主要来源于学校课堂，学校课堂是少年环保知识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来源途径，说明中小学教育对提高少年环保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少年的环境意识社会化与环境参与的主体意识。对比2008年和1998年两项调查的相关数据发现，1998年调查中的少年（当时为10~15岁）恰是2008年调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时代高水平的环境意识对成年后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为接受环境宣传教育最为集中和系统的群体，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的高低集中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环境参与制度的成效。这是因为学校教育作为少年社会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对于少年环境意识的养成，以及这种个体层面的环境意识群体化并成为一代人所共有的价值理念具有关键的作用。两年数据比较为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论据支持，对前文的两个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和解释：（1）中小学校作为社会化介体，在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公众环境意识社会化的结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环境参与倾向。

同时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启示：虽然是政府主导了自上而下的环境参与模式，可却通过环境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使得这个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内化为一种特定的环境治理主体偏好，而这种偏好正体现了一种积极参与的倾向。于是，在基层民众中产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区环境参与的动力机制。因此可以说，环境意识借由“80后”这个新生代的社会化过程，逐渐从个体意识汇集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进而影响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状态向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转变。而这个转变过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标——培育参与主体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从而体现出正向的制度绩效。

五、讨 论

通过比较相隔十年的数据，本研究最主要的发现是：十年前的少年群体具有显著高于成人群体的环境意识；十年后的这些少年已经成长为本研究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群体，其环境参与主体意识高于其他年代出生人群。其原因可以通过环境意识的社会化来进行解释，即环境意识借由“80后”这个新生代的社会化过程，逐渐从个体意识汇集成为一种群体意识，进而内化为一种偏好，影响着他们的环境参与主体意识。

从狭义角度审视青少年环境意识的社会化，可以发现，社会变迁以及特殊事件成为社会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是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逐渐凸显出来的，体现了社会转型问题的特征。而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化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会中断已有的社会化进程，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显著的代际差异。而特殊事件的影响机制也类似。可以看到，在政府主导的环境参与制度下，环境教育在中小学校的普及成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代人所共同经历的特殊事件。这一代人所共同经历的特殊事件对于环境意识从个人意识凝聚为群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个人与系统互动的角度考察，在政府主导的环境公众参与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经过政府的环境教育，在其自身的社会过程中，也将环境参与理念逐渐内化为一种在群体间更具一致性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看到社会化所具有的文化传送功能，又可以看到其社会引导和变革功能。

再从代际互动的角度考察环境意识的社会化，可以发现青少年在扮演社会化主体角色的同时，也扮演着社会化介体的角色。

当依据制度绩效的视角考察这种参与主体意识时，发现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目标：培育公众环境参与主体意识，促进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变迁。在体现了正向度的制度绩效的同时，也影响着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状态向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转变。

正是基于以上结论，可以预期，环境公众参与领域将生长出一股稳健增长的力量，推动着区域环境治理单极模式的变迁和自上而下参与制度的逆向发展。而这股力量将成为一种社会内在的制约经济盲目发展的因素，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副主任严洁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学院郇庆治教授的帮助，对以上机构和老师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 潘岳.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在科学发展观世界环境名人报告会上的演讲[EB/OL].mep.省略/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0.htm,200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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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issberg，R.Political Learning,Political Choice,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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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戴维.O.西尔斯.政治社会化[A].格里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注释：

① 由于本研究的N=2 161的样本是总体样本的子样本，为了避免系统偏差，在此处以及后文分析中将不采用加权命令。

② 标准误为0.16，95%置信区间为[5.46，6.08]。

③ 本地环境问题的感知程度是定序变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滤问题的设置，本研究样本不包含选择“根本不严重”的那一类。

④ 标准误为0.01，95%置信区间为[0.30，0.34]。

⑤ 标准误为0.16，95%置信区间为[14.14，1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