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气污染的建议范文第1篇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珠江三角洲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等。

（二）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市政府成立大气污染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指挥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工作。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按职能密切配合、分工协作，确保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2．分级分区、注重成效。根据大气污染情况建立不同级别的污染等级及相应的应急措施，划分不同的预警与应急响应分区，确保应急措施的有效性，优化应急预警与响应流程，提高时效性。

3．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预报预警应急体系，对潜在污染做到早预报、早报告、早处置，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工作。

（四）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分级。

按照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的分级方法，结合深圳市空气质量状况，将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分为三级，具体分级为：

Ⅲ级预警：当出现大气污染且预测未来24小时一个或多个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在101-200范围，即空气质量达到轻度污染或中度污染时，启动Ⅲ级预警。

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当出现大气污染且预测未来24小时一个或多个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在201-300范围，即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时，启动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

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当出现大气污染且预测未来24小时一个或多个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时，启动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

（五）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分区。

1．预警与应急响应分区。

根据本市各区空气质量状况及污染源分布情况，将本市划分为2个预警与应急响应分区，按照不同分区的空气质量预报情况，启动不同的应急措施。具体分区为：

西部区：包括南山区、宝安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等4个区（新区）；

中东部区：包括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龙岗区、坪山新区、大鹏新区等6个区（新区）。

2．分区执行要求。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机动车限行强制性措施全市执行；其他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按分区执行原则，依据预警与应急响应等级分区实施。

二、组织机构和职责

（一）领导机构。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担任，执行总指挥由市人居环境委主任担任。成员由市经贸信息委、财政委、规划国土委、人居环境委、交通运输委、卫生计生委、教育局、监察局、住房建设局、市场监管局、水务局、城管局、气象局、建筑工务署、公安交警局、新闻办和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组成。

（二）工作机构。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人居环境委，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确定预警与应急响应等级，督查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对预警与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内设监测预警工作组、专家会商工作组、新闻宣传工作组、检查督导工作组、后勤保障工作组，各工作组由市人居环境委负责组建。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制定本部门、本辖区的应急措施实施方案，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并在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时组织实施。

（三）应急专家组。

为了保证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决策的科学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建和管理大气污染应急专家库，组成大气污染应急专家组，建立专家会商机制。专家会商采取现场会商与视频会商结合的方式进行。依据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的分级，专家会商划分为三个层次：当需启动或解除大气污染Ⅲ级预警时，由会商工作组内专业人员会商形成结论；当需启动或解除大气污染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时，至少需3位本地专家参加会商；当需启动或解除大气污染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时，至少需3位本地专家和2位外地专家参加会商。

三、运行机制

（一）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1．预警应急信息分析及专家会商。

监测预警工作组根据实时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结合市气象局对未来24小时天气形势研判，预测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可能达到100以上，由专家会商工作组组织专家会商，分析是否启动预警与应急响应，并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程序向应急指挥部报送会商结论和应急启动建议。

本市未达到相应级别，但由于珠三角区域应急联动需要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程序报送应急启动建议。

2．应急启动决策。

大气污染Ⅲ级预警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启动，并及时健康提示和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大气污染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审议并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并在12小时内将污染情况上报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气污染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审议并将相关文件报送市长决定启动，并在12小时内将污染情况上报珠江三角洲区域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3．预警应急信息。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预警与应急响应等级，通过深圳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系统及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等手段，预警应急信息。

市人居环境委牵头，市交通运输委、公安交警局配合，联合机动车限行公告，并且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加强宣传。

市经贸信息委负责为预警应急措施提供短信等通信保障。

4．应急措施实施。

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在应急指挥部应急响应通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各自职责落实本预案规定的各项应急措施，并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落实情况。检查督导工作组应及时组织对各单位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5．预警与应急响应解除。

监测预警工作组根据实时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结合市气象局对未来24小时天气形势研判，预测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AQI）回落至100以下且环境空气质量将明显好转时，由专家会商工作组组织专家会商，形成终止应急措施的建议，并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按程序报应急指挥部。

大气污染Ⅲ级预警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解除。大气污染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审议并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决定解除。大气污染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审议并报经市长同意后解除。

（二）大气污染应急措施。

根据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响应级别分3个级别采取相应的污染应急措施，包括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原则上由低到高逐级启动，在特殊时期及突发情况下，按相应程序可越级启动应急措施。

1．大气污染Ⅲ级预警措施。

（1）健康提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减少户外运动（市新闻办负责）。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建议性减排措施包括：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市交通运输委、新闻办负责）。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市规划国土委、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市新闻办配合）。加大道路洒水降尘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2．大气污染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提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建议中小学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市教育局、新闻办负责）。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市交通运输委、新闻办负责）。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市新闻办负责）。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市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市新闻办配合）。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市新闻办配合）。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大气污染达到Ⅱ级预警时，采取以下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的锅炉未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的，责令停用（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全天24小时在全市范围对柴油车实行单双号限行，对其他机动车（电动车除外）采取按当天日期对应的车牌尾号（车牌号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限行。但以下车辆不受本限行措施限制：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环卫车、应急指挥车和解放军、武警部队车辆；按规定线路行驶的城市公共汽车和疏港物流车辆；20座（含20座）以上的大型载客汽车；行经本市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且不行经本市行政区域其他道路的过境车辆（市人居环境委、交通运输委、公安交警局负责）。

除重大工程项目外，所有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房屋拆除、余泥渣土建筑垃圾清运等施工作业（市规划国土委、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每日对工地周边及扬尘污染严重道路增加洒水降尘作业2次（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加强巡查执法力度，禁止露天烧烤等无油烟净化设施的污染行为（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使用油性涂料、胶合剂、有机溶剂等进行生产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企业，未规范有机废气排污口或无后处理设施的，停产或停业（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3．大气污染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提示。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停止露天体育比赛活动（市教育局、新闻办负责）。

（2）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市交通运输委、新闻办负责）。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市新闻办负责）。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市新闻办负责）。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市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市新闻办配合）。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市市场监督局负责，市新闻办配合）。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排放（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市新闻办配合）。

（3）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在大气污染达到I级预警时，实施更加严格的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责令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柴油等污染燃料的锅炉停用（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全天24小时在全市范围对柴油车实施禁行，对其他机动车（电动车除外）采取单双号限行。但以下车辆不受本限行措施限制：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应急指挥车和解放军、武警部队车辆；按规定线路行驶的城市公共汽车和疏港物流车辆；20座（含20座）以上的大型载客汽车（市人居环境委、交通运输委、公安交警局负责）。

全市建筑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房屋拆除、余泥渣土建筑垃圾清运等施工作业（市规划国土委、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每日增加洒水降尘作业2次以上（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加强巡查执法力度，禁止露天烧烤等无油烟净化设施的污染行为（市城管局、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使用油性涂料、胶合剂、有机溶剂等进行生产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企业，停产或停业（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全市施工工地停止油漆喷涂和粉刷作业（市交通运输委、住房建设局、水务局、建筑工务署、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预警应急体系建设。

完善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建设，提高预报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确保满足预警应急的要求。加强大气污染预警应急基础平台建设，实现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及天气形势预报信息资源共享，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资料。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依托新闻媒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大气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市民对降低大气污染、促进空气质量改善的认识，引导社会各界自觉采取污染减排措施，共同承担防治大气污染的社会责任。同时，确保大气污染预警应急信息有效传达，提醒市民采取适当的健康防护措施。

（三）加强执法监督。

市人居环境委、城管局、公安交警局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违法排污的执法力度，切实落实应急预案的减排措施。

市公安交警局加强冒黑烟车执法，在启动Ⅱ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时，机动车尾气路检组数量增加到10个；启动I级预警与应急响应时，机动车尾气路检组数量增加到20个。

（四）落实经费保障。

市、区财政对大气污染应急工作所需资金予以保障。

（五）开展应急演练。

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结合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本预案应急演练，以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应急演练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方案，经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组织实施。

（六）加强应急培训。

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定期组织开展大气污染应急队伍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推广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大气污染应急预报、监测、处置等专门人才。应急培训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

（七）加强监督考核。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监督考核各相关单位对本预案规定职责的落实情况。在应急行动期间加大对各类应急行动措施执行力度的巡查，确保措施有效落实，对未落实措施要求或措施执行不力的，由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追究问责。

（八）强化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职责。

各区政府和新区管委会应建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负责落实本预案启动时辖区内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并配合做好辖区内扬尘污染控制及机动车停驶工作。

（九）落实区域预警与应急响应措施。

按照《珠江三角洲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深莞惠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合作协议》等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发生区域重污染天气时的预警与应急响应措施。

对空气污染的建议范文第2篇

1

尊敬的居民们：

你们好!

最近连续一个月没下雨，空气污染指数一直很高。走在街上，风里都带着一阵阵灰尘。听别人说，这就叫做空气污染。所谓空气污染，一般是指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大气污染。我很讨厌空气污染，它不仅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还会带来很多疾病。(1.写明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存在的不良现象)

我发现，空气污染指数这么高，主要来自于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人类无节制地向空气中排放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工业企业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大气卫生防护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

近几十年来，由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城市行驶的汽车日益增多，火车、轮船、飞机等客货运输频繁，这些又给城市增加了新的大气污染源。其中最严重的是汽车排出的废气。(2.写明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

由上可知，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人们要想尽终其天年，必须保持和创造一个干净的空气环境，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采取以下必要的措施：(3.写出解决问题的若干建议，至少3-5条，每条略带解释)

1. 植树造林，美化环境。

人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在闷热的夏季来到凉爽的海滨或喷水池边时，会感到心旷神治。雷雨之后，到屋外走一走，也会感到空气清新，呼吸舒畅。因此，植树造林，可以有效治理污染的空气，美化环境。

2. 发展新能源，减少或防止污染物的排放。

新能源在自然界大量存在，我们熟知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等，都是干净的新能源。目前，发展这些新能源，能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3. 尽量环保出行，少开车。

汽车尾气的污染是主要空气污染的原因。如果能提倡市民少开车，尽量环保出行，使用公交、自行车或者步行，应该会对治理空气污染有好处。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选择低碳生活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为此， 让我们为保护环境贡献力量，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吧!

建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碧水蓝天、健康宜居的生态环境，既是城市科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指标，也是建设一区一城新房山、实现房山梦的重要任务。然而，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正影响着你我身心健康，更与我们的生态宜居梦想背道而驰。

为了有效优化城市环境，让广大市民呼吸上更新鲜的空气，房山区率先行动，全民动员，集全区之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我们大家既是现在的行动者，更是未来的受益者。为此，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

1、做低碳生活的引导者。为了城市更加宜居、生活更加健康，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改变饮食习惯，减少烹饪用油，拒绝露天烧烤。倡导绿色家居，多用节能家电、环保产品。树立绿色生活方式，随手关灯、少用空调、节约用电。

2、做绿色出行的践行者。大气质量事关群众身心健康，也事关房山投资环境和整体形象。为尽早驱散漫天阴霾，出行时少开私家车，多采用公交地铁、骑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给房山的交通减轻一些负担，让房山的空气减少一些污染。

3、做环境保护的宣传者。蓝天你我共有，美丽要靠大家。大气治理从小事做起，绿色生活从身边开始。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宣传绿色生活知识，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为建设生态宜居新房山汇聚正能量!

市民朋友们：你出力、我出力，蓝天更美丽;你添彩、我添彩，房山更精彩。我们是房山的主人，我们工作在房山，住在房山，热爱房山、建设房山、美化房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万众一心，迎难而上，为把房山建设成为一个竞争力更强、知名度更广、文明程度更高、人居环境更佳的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和现代生态休闲新城而努力!

建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3

尊敬的市长：

您好!

我是**市的一名小学生。济*是历史名城，山美水秀，72名泉享誉中外，被称为泉城。但是，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谨去信向您指出济南市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供您参考。

济*南部是秀丽的山区，北部是黄河的滩区，地势的特点造成了济南空气流通不畅，再加上济南最近几年空气污染严重，因此，济南的空气质量在全国47个重点城市中一直排在倒数第一!您还记得9月26日的那场狼烟吗?那天泉城弥漫着烟雾，能见度极差，人连10米内都看不清，引起道路堵塞和多起车祸，飞机更是没法起飞，民航山东空管分局局长说：因为跑道能见度低于350米的起飞标准，有12架飞机延误起飞半个小时，另外到港的14个航班，因为跑道视程不到150米，只能在空中等待降落，其中一个航班在空中待了一小时。

您看，市长，空气污染的危害有多大啊!它不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给市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刺鼻的烟雾，使许多老人呼吸困难，有的还发生气管炎。

这起狼烟事件的原因是烧秸秆和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1.把秸秆回收，做成工艺品。

2.倡议大家外出如果目的地不远的话步行或骑车去，这样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环境。

3.严禁烧秸秆。

4.秸秆可以加工成肥料入土。

5.秸秆还可以加工成为一些动物的饲料。

6.多植树，让树来净化空气。

7.把秸秆绞成碎末，涂抹在广告牌上。

8.改进公交车排气气管，减少公交车的尾气排放。

9.增加公交车。

希望以上意见您能慎重考虑。

对空气污染的建议范文第3篇

2013年以来，上海雾霾污染日益严重。2013年12月6日，上海遭受史上最严重雾霾侵袭，平均PM2.5指数超过600，气象台了霾红色预警。如何治理雾霾污染成为市民关心的热点话题。厉明代表到杨浦区五角场街道邯郸居委会倾听社区居民意见时，居民们将治理雾霾问题与解决出行难、看病难、养老难等提到同样的高度。再度当选市人大代表后，厉明代表将履职聚焦到环保问题，如何战胜雾霾污染成为他的履职重点。

市人代会上提交议案 推动空气治污法制化

厉明代表通过走访专家、实地调研等形式，对雾霾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就如何解决雾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结合各地治理雾霾的实践，他认识到，治理雾霾问题一定要采用法制化的手段，严格执法，力求实效。为此，在2013年的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厉明作为领衔代表联合其他15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空气治污应法制化，建议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细则》的议案。

在这份议案中，厉明代表直言当前治理空气污染存在的几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对策是制定地方立法，使临时措施常态化、法制化。当上海空气质量出现重度污染时，他提出要建立应急防护措施：首先要建立提醒特殊人群机制，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市内，停止户外运动；督促中小学减少户外运动；建议一般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建立督导特殊对象机制：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对于治理大气污染，他建议要针对各个污染源进行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如对于工业废气排放，要制定法律规定控制废气排放，更新制定相关废气排放标准；针对扬尘污染，应当重点规定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减少过度施工和重复施工；对于车辆尾气控制，应当通过立法进行调控，降低汽车尾气排放；还要明确各个部门的相关监管职责；明确相关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

议案提出后，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交付市人大城建保护委会后审议。城建保护委审议后认为，2001年制定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对本市大气污染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PM2.5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确有必要在法规中增加相关规定，强化对PM2.5污染的防控。2013年11月20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实施办法（修订草案）》，重点聚焦了PM2.5污染防治。并将法规草案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上海法治报》、东方网、上海人大公众网上全文公布，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

热线连接环保局长 共同努力改善上海空气质量

2013年市人代会期间，厉明代表提出空气治污法制化议案后，在新闻媒体的牵线搭桥下，与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这次交流中，厉代表将议案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了空气污染治理难的重要症结：“污染一出，由环保部门一家推动，其他部门被动接受，全社会主动配合度不高，治理效果可想而知”。他还向张全建议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公交出行以降低汽车尾气污染。张全则向厉代表详细介绍了上海市PM2.5的来源。会谈结束后，厉明和张全还互留了联系方式，建立起连接市人大代表和环保局局长的“环保热线”。

有了这次交流，厉明代表在2013年4月份专门给张全局长发了一封函。在这份函中，他提出“建议上海市公安消防部门停止现行的通过燃烧方式销毁非法烟花爆竹的做法，避免污染空气”。在他看来，改变现有的非法烟花爆竹销毁方法是改善空气质量的一条捷径。通过烧毁的方式处理非法烟花爆竹对大气的污染较为突出。他通过大量地调研论证提出，对烟花爆竹的处理手段，除烧毁外，还有其他办法：水溶化法和深埋法。厉代表建议考虑建设或利用现有的焚烧车间，通过少量多次对烟花爆竹予以烧毁的办法，将由此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直接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将非法烟花爆竹予以拆解，并对残骸作无害化处置。公安消防等部门应该做出表率，积极改进现行“粗放式”的非法烟花爆竹销毁方法，为大气污染的治理做出贡献。厉明代表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公安消防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就此与厉明代表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并力求改进方式以避免产生环境污染。

在2014年的市两会期间，厉明代表与张全再次交流起雾霾治理问题。由于2013年上海遭遇了严重的雾霾污染，如何治理雾霾在2014年的两会上，成为包括厉明在内的大多数人大代表们极为关心的议题。在这次交流中，厉明代表建议上海市环保局应坚持打好治污这一仗，不能松懈。他还直言“上海做好了自己的环保工作，还会受到周边地区影响。上海要加强长三角联动，共同治理雾霾污染”。他建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全局长，在全国两会期间为推动长三角环保区域合作和联防联治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厉明代表还再次提出要重视采用科学方法处理非法烟花爆竹，争取快速改善当前空气质量。

关注禁放烟花爆竹 推动全体市民提高环保意识

随着对雾霾污染的研究不断深入，厉明代表发现要真正解决环保难题，不仅仅是职能部门的事情，更需要提高全体市民的环保意识，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一起治理。为了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他瞄准了烟花爆竹问题。

2013年2月份，厉明代表向市人大提出了《建议上海全面禁止销售烟花爆竹》的书面意见。在这份书面意见中，他指出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烟尘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损害市民健康。烟花爆竹容易引发火灾，导致人身财产损害。厉明代表认为，广州已经禁放21年，在上海完全有可能同步实施。他以上海曾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甲型病毒性肝炎爆发为例（一次是1983年，另一次是波及30万人口的1988年），说明禁止销售烟花爆竹的可行性。上海市政府曾紧急下令，禁止生产、运输、销售、食用毛蚶。2002年市政府再次对毛蚶发出禁令，《上海市生食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一切蚶类产品都遭到严格禁止。从1988年到现在，上海再没有发生过这种瘟疫般的公共卫生事件，“禁售毛蚶”的政令功不可没。在本市禁售毛蚶等产品是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同样，禁售烟花爆竹是出于防治燃放烟花爆竹对大气污染和火灾事故给公众带来人身健康和财产损害的需要。厉代表建议市政府颁布政令，采取当年全面禁止毛蚶的方法，全面禁止在本市范围内销售烟花爆竹（继而在合适的时间禁止在本市燃放烟花爆竹）。市消防局对该书面意见答复透露，上海拟大幅度缩减烟花爆竹批发单位数量，将原16家至少减少一半；拟逐年减少临时销售点，特别是临时搭建的零售点。

对空气污染的建议范文第4篇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对空气污染的建议范文第5篇

摘要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方强烈呼吁下，《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相比于现行法律，此次修订草案对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作出了全面修改，在立法理念、重点法律制度、法律治理方式、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亮点。本文在对其简要评析的基础上，从进—步强化法律责任、细化主要制度、加强公众参与、充实防治手段、加大处罚力度等方面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大气污染治理；法律治理；法律监管

2014年12月，倍受关注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已经由国务院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了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8章100条，虽然比现行法仅增加了一章，但对结构、顺序和实质内容的改动较大。本文将从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的必要性、内容、亮点等方面对修订草案进行简要评析，同时针对目前修订草案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以期能为修订草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本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的必要性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直接关乎公众的生命健康，关乎国家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各地频发的大气污染事件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因之受损严重，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诉求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显著特征。2013年11月，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修改工作进程因我国大气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紧迫以及《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而不断提速。具体而言，此次修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我国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迫切需求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节能减排措施，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然难以改变，煤炭消费量持续提升。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以臭氧、细颗粒物( PM2.。)和酸雨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区域内空气重污染现象大范围同时出现的频次日益增多。通过尽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以适应我国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严峻形势尤为必要和紧迫。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诸多问题

虽然已经经历过两次修改，特别是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体现了环境管理思想的变革，即：大气污染防治范围从全面防治变为重点防治、大气污染控制方式从浓度控制变为总量控制、大气污染超标规定从超标不违法变为超标即违法，但是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明显，主要是：立法理念陈旧，未以环境质量改善和达标为核心；制度设计缺乏系统化，重要制度缺失或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政府排污者和公众法律责任及义务不明确且不平衡，特别缺乏对公民受污染损害的法律援助；对违法排污和造成环境重大损害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致使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需要

此次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20 14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新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理念、基本制度、监管模式、政府责任、环境执法、环境责任等诸多方面都做了许多改进与革新。

本次《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亮点评析

此次修订草案由现行法律的7章66条修改为8章100条，不仅新增了大量条文规定，同时对现有条文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呈现出以下几个亮点。

立法理念的进步

首先，修订草案反映出源头治理、协同控制的新理念。具体体现为：草案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先行，对市场准入的要求更加严格，强调污染排放物的协同控制与总量控制相互配合；在污染物防治对象上，从过去对单一污染物的控制转变为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氟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新增的第五章从原来对大气污染治理属地管理的理念转变为区域联合防治。其次，修订草案立法理念的进步还体现在其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上。结合当前我国大气环境污染状况，草案新增的第6章既着重解决以灰霾为典型代表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同时也从未来长远发展着眼，通过系列规定来引导和促使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主要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是大气污染预防制度的完善。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了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并且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原来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扩展到全国，明确了分配总量指标、发放排污许可证的原则和程序，以及排污许可证应当载明的内容等；草案还对建设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完善，明确政府责任，确立规划环评制度，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的“三同时制度”，从而与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新《环境保护法》更好地衔接。二是大气污染重点领域防治制度的完善。修订草案在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燃煤、机动车船和粉尘等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原则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关于工业污染和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污染防治的规定，同时对原有规定进行了补充和细化。例如在燃煤、工业方面，明确国家采取措施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在机动车方面，强化对新生产机动车、在用机动车、油品质量环保达标的监督管理等。三是大气污染区域治理制度的完善。为应对近年来雾霾问题日益恶化的现实之需，同时结合我国多年来开展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的经验，草案第5章专章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同时明确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有关部门在重点区域内开展联合执法等。四是大气环境监测制度的完善。修订草案对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新增监测信息共享制度，实现了全国监测网络的统一；草案针对重污染天气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同时注重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监测，鼓励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大气污染有关的疾病。五是大气环境风险预警机制的完善。修订草案第6章针对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和应对所建立的大气环境风险预警机制也成为此次修订的亮点。草案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需要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规定了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时有关地方政府的预警和应对责任，以及可以采取的相关应急措施等。

法律治理机制的创新

修订草案的治理机制创新之处体现在以大气环境保护规划为基础，突破以往由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包大揽承担治理责任的方式，强调大气污染防治要规划先行，积极推进多元治理模式和综合治理手段，同时重视相关的政策引导作用，从而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的机制创新。

首先，“规划先行”是本次草案修订理念的一大亮点，也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机制创新的起点。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在现行法律规定的“限期达标规划”基础上，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强调按期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规定了此类规划的评估、修订所应依据的法律规范，同时对于已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城市政府提出更高的规划要求，对持续改善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其次，“多元治理”的模式在修订草案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参与主体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负责”；新法增加了国家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出行，国家鼓励和引导文明、绿色祭祀等规定。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参与到大气污染治理中，特别是在各个领域倡导公民树立“绿色”的生活理念，积极参与到日常生活与大气环境息息相关的领域中来，强调各方主体的义务，使其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治理新机制。再次，修订草案还综合采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治大气污染，呈现出治理手段多样化。

法律监管的健全

一是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责范围。修订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重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使本行政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并逐步改善。

二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职权。修订草案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输、渔业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职权。

三是进一步健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监管。与现行法律相比，修订草案新增了排污许可证中应当载明监测方案、防治技术要求、应急措施等内容，另外还新增了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重点排污单位安装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等强制性规定。

四是进一步强化大气环境行政监管部门相关人员的行政问责。修订草案新增了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定期进行考核评价并向社会公开。

法律责任的强化

此次修订草案对法律责任部分也进一步加以强化。首先是强化了政府的法律责任，第74条规定了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大气环境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将根据新《环境保护法》和《公务员法》予以追责。其次，修订草案进一步加大了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有关违法行为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等行政处罚。对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实行按日计罚，并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细化了不同违法主体和情节的处罚数额。再次，修订草案对个人的追责也较现行法律更为严格，如第76条规定因拒不执行停止排污、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第87条新增了对机动车驾驶人的处罚规定；第92条规定的对个人的罚款等。

完善修订草案的几点建议

修订草案在呈现出上述诸多亮点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人手对草案做出修改完善：

一是建议进一步加强和细化法律责任，特别是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责任追究机制。例如，修订草案第74条只是规定了对于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按照新《环境保护法》、 《公务员法》等法律进行处分，但是这并不能涵盖本法所有由政府或其相关工作部门应当采取而未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处罚，建议进一步加强政府及相关负责人对大气经济环境质量所应担负的责任。

二是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重点法律制度，增强可操作性。例如重点区域联合防治制度，不仅仅是环保部门，其他部门如地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能源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等都需要共同参与才能形成合力，建议在第5章中增加上述有关部门参与联防联治的规定；对于跨行政区域的联防联治，建议考虑建立国务院相关部门与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沟通协调的联席会议制度。

三是建议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定。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全局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目前的草案中规定了公民参与大气环境保护的义务，以及大气环境标准、规划等的应当征求公众意见，但其规定仍然十分原则性，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建议予以补充。同时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外，还建议增加有关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等对污染防治进行服务、监督等的规定，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治大气污染。

四是建议进一步充实大气污染防治的方式和手段。如前所述，大气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决定了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大气环境质量，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管控，更要重视市场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和公众减少污染物排放；要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以创新驱动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五是建议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修订草案中的法律责任虽然比现行法律有大幅度提高，但相对于当前大气环境质量的严峻形势，处罚力度总体仍然偏低，不足以有效震慑违法排污行为。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于企业偷排、机动车船不达标排放、秸秆露天焚烧、建筑扬尘、餐饮油烟等违法行为的处罚数额，切实提高违法成本。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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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宏，王金南，杨金田．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环境管理思想的变革[J].环境保护，2000 (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