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xx~xx年特别的寒假里，在学院领导的号召下，我决定于寒假期间开展主题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奉献青春促和谐”大学生志愿者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准备调查我镇的经济发展状况。

我于xx年1月17号返回家乡，但很不幸，我一回到家乡就下了连续10几天的雨，并且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在2月3号那天还下了很大的雪，随后就连续性断电，一直到正月初五。由于天气的影响，把我原来的计划全盘打掉而不能更具体的调查。以下是我的几方面的调查结果：

一地理位置

我的家乡位于粤北的阳山县黎埠镇，小北江中游，位于国道107线和清线一级公路互通处，距县城25公里，到广州约185公里，离小北江河不足10公里，可直通清远、广州珠三角工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丰富的非金属和金属矿产资源，尤其是石灰石、白石资源和选矿储量更大，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属亚热带雨林气候，风景优美，人口多且密集。

二主要经济来源

当地农民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初级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类主要有：水稻，蔬菜，桔子，李子，马蹄等；养殖业主要有：猪，鱼，牛，鸡等。

另外，近年新兴起了一些小型企业，有：黎埠重质碳酸钙工业园区﹑阳山县黎埠镇粉体加工基地﹑深装总公司精细粉体加工厂﹑中矿实业有限公司﹑盈达矿业有限公司﹑11万伏变电站﹑机砖砖厂等。

三所见所闻

在寒假期间，从家人（本人是出自农民家庭）和本村一些农民口中得知种一亩水稻所需成本数据：

项目

碳氨

尿素

农药

谷种

犁田费

成本

200斤约60元

30斤约50元

50元

10元

100元

总计

60+50+50+10+100=270元

平均每亩水稻产量：800斤

现在市面水稻价格：100元∕百斤

每亩水稻收入：8*100-270=530元∕亩·造

每户家庭基本上有两亩水田，如此算得每户家庭的年收入为530元∕亩·造*2亩*2造=2140元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如果单纯靠耕田种水稻为收入，根本上无法维持现在的基本生活，也因为如此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出外打工，他们每年每人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

通过过年拜年时，从亲戚朋友口中得知，现在年轻人不会留在家里耕田了，宁愿出外找500元一个月的工都好过在家耕田种地（因为搞养殖业一没技术二没有本钱且很辛苦）现在都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在家了，偏僻点的地方都没人耕作了，老人带着小孩在家养些家禽罢了。

不过我看见很多人把田租给别人耕做，有些被别人承包统一耕作；有些就起了很多猪舍养起了数十到数百条猪，在镇的集市上政府还用广告做各方面的宣传，近年来国家免学杂费，免税收对很多家庭的贫穷状况有很大帮助且镇上新兴起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些家庭的收入。

总体上来说，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我们镇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这是很多村民一至同意的）现在普遍家庭都盖了洋楼了，且交通通讯设备都跟上来了。但与此同时我也深深的认识到，我们镇的发展空间还有很大，也就是说我们镇还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是我在寒假里发现的一点问题：

a全民总体素质底，特别是农民；

b收入微薄且单一，农产品种类少且粗，收成底；

c人口多，劳动力少；

d交通算不上方便；

e没有自身特色产业，自身资源没利用好。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些见解：

a提到全民在农业上的技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对专业农户进行辅导，使用机械生产；

b政府应该提供市场养殖信息，对各地区自然环境理性的分析，提供意见，改造有利环境；

c开办一些初级农产品加工厂辅助农业，创新特色民族风味小吃，开发旅游景点，做好宣传，提高知名度；

d全面落实道路，电网，通讯等基本设施，如能开通铁路、组建信息流通驿站，提供相关的网络设备等将会带动我县各地经济发展；

近年来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题

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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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院经济所编的中国近代、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

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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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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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五四运动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然而，应该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五四运动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三、标

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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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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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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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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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改革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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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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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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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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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

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运输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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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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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五四运动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毛主席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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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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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毛泽东：《井岗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蒋介石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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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结构；经济增长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 历史 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人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①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 分析 和动态分析 方法 ，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 规律 ，辨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总需求的贡献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 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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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30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井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插．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串的曼著提高，外来 工业 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才促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表1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 单位：％

说明：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渭贯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

一般说来，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04％增至1936年的5．3％，但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 政治 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4]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份额和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二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综上所见，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二者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同步，这表明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 理论 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 现代 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表4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人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

三、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 中国 市场供给的变化

表8 近代中国进口货物结构变动(1873—1936) 单位：％

随着近代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总需求和消费需求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结果是，使产品价值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量逐步显示出来。同时，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虽然近代中国物价的迅速上涨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价格革命有相似之处，但其波动的幅度和涨落的速率明显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对近代中国工业化是有利的。较之西方国家，它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小，而在周期的繁荣时期，慢性的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和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

四、消费需求的上升与投资需求的变动

消费与投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会发生相互作用。西方 经济 学中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或加速作用表明，收入或消费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剧烈变动。当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上升时，会带动投资以更大的幅度增加。这是因为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缓解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就必然增加消费品生产，这就要求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又要求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也得增加投资。这说明，消费需求的膨胀会引致投资需求的膨胀；反之，收入减少。消费需求下降时，会带动投资需求以更大的幅度减少。因此，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同向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西方 工业 化国家经济 发展 的 历史 表明，在存在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出靠需求来引导，靠投入来维持是一种必然现象。就近代 中国 而言，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运行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主选择虽然受到强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但与传统 社会 相比，的确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特别是消费者主权具有的实际经济意义明显加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需求上升要求产出上升，进而诱发投资需求上升的连锁反应日益显著。

因此说，无论从 理论 上还是实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持续增长条件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所产生的投资需求相应增长的经济现象在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也是存在的。

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 现代 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重视供给方面的因素，扩展到结构转变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引致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一新的思路和 方法 已经深深地 影响 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转换

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和不断增长，近代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时期。虽然这种结构转换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是很缓慢，但它确实是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换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表9 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单位：％

资料来源：据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中数字 计算 。

(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出现上升趋势

“霍夫曼定理”是以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名字命名的关于工业化发展 规律 的理论．他通过对近20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 分析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大体要经历“霍夫曼比例”从高到低四个阶段，而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第四阶段，“霍夫曼比例”将降到1．0以下。[18](P59—60)

表10 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的变动

资料来源：①—③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甲表2、3计算；④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 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⑤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3页。

(三)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

一般认为，资本品工业比重及其增长速度的相对增加是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亦有学者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提出工业化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为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阶段；第二阶段为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阶段；第三阶段为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均衡增长，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阶段。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亦出现了上述第一、二阶段的状况，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和消费增长诱发投资需求的牵动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更快增长的依赖程度也不断上升，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即总供给得以较快增长的产出效应客观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同时，生产资料较抉增长又是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供给结构变动和供给增长效应的又一具体反映和体现。

[ 参考 文献 ]

[3]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4] 张东刚．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变迁[J]．南开经济研究，1994，(5)．

[5] 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杜．1997．

[6] 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7]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0．

[8] 臭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 交通 运输业产值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內市场[M]。北京：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85．

[1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2] [英]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煤矿业[M]．北京：东方出版杜．1991．

[13]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工业 发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杜．1984．

[14]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15]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0．

[16] 张仲札．十九世紀八十半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J]．南开经济研究所事刊．1987半增刊第1集．

[18] 插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05。

[19]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0]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z]．北京：三联书店，1957．

[2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费料：第4辑[Z]．北京：三联书店．1961．

[24] 朱大经．十粤来之电力事业[A]．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C]．北京：中华书局．1948.

Changes of Consumptiv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odern China

近年来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一、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特点

1、2007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趋缓

2004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经济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增势良好。但200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由于房地产市场降温、私人消费增长转弱而明显放缓。欧洲经济增长虽可望持续，但增速也将有所减弱。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已处于一体化状态，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连动影响十分明显，进而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根据野村证券的有关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减少1%，日本GDP要下降0.6%，欧元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也是如此。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增长，但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2006年水平。联合国预测报告认为，2007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3.2%，比2006年减少0.4个百分点。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均适度放缓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将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的减缓，全球需求上升势头也会减弱，世界贸易增长也将相应放慢。据联合国预测，2007年全球贸易增长7.8%，比2006年减少2.3个百分点。

2、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增强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额与全球GDP之比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印和东亚等表现尤为突出。我国的进出口额已占GDP的70%。世界贸易从1988—1997年的13.2%上升到2005年的16.7%，使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以及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既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给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使全球贸易自2002年二季度开始走出衰退，并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达到10.9%，是自200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伴随着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照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率将为9.4%和7.8%，分别比春季预测调高了1.4和0.3个百分点，增速均高于2005年7.5%的增长水平。受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带动，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也高于预期。从进口需求来看，2006年，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美国进口增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至三季度进口分别同比增长13.4%、13.2%和13.9%，基本保持2005年全年增长13.7%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加快，自2005年开始，日本和欧元区进口需求明显提高，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以来，日本进口增长继续提高，一、二季度，日本进口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7.5%和19.1%，三季度又增长16.8%，均高于2005年全年15.6%的增长速度。从出口来看，由于外部需求强劲增长。继2003—2005年出口持续快速扩张之后，2006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了出口的较快增长。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都达到20%以上，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台湾地区等的出口增长率都在10%以上。预计2007年这些经济体仍然是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但世界贸易发展失衡加剧、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迅速上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有增无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将国内就业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归因于贸易问题，并在重要贸易领域设置壁垒，使美欧、美中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不利于世界贸易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持续近五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被迫中止，使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给世界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3、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扩大

2007年，受美国经济增长减弱的影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将有所放缓。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望保持强劲增势，将成为拉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显著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后，私人消费上升势头趋弱，由于目前尚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幅度将明显减缓。2006年以来，欧元区内需明显复苏，尤其是企业投资增势良好，呈现出新一轮增长的迹象。2007年，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个别国家政策调整(如德国提高税收等)影响，增幅略为放缓，但总体增势依然强劲。日本经济则将继续维持缓慢回升态势。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拉美地区多个国家政府换届后，有望推出新的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显著扩大。受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2.6%。根据IMF的预测，2006年和200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1%和2.7%。2006年二、三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分别仅为2.6%和1.6%，增速明显低于一季度的5.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油价上涨、利率上升以及住房市场降温，国内消费受到影响等。但是总体上看，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放慢，但是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较大，不至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住房市场放缓将使200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减少1个百分点，并将继续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抑制消费者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近期原油价格下跌将会给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带来正面影响，有助于美国经济稳定。在经历了二季度的较快增长后，欧元区三季度表现依然强劲，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2006年和2007年预计分别增长2.4%和2.0%，其中2006年的增长率将是过去六年来的最高纪录。至2006年10月，日本从2002年4月开始的本轮经济景气周期已经持续了57个月，平了二战后景气周期的最长纪录。受国内需求扩大的支撑，日本经济仍将保持乎稳增长的势头。但是日本经济总体上看是处于恢复状态，如果世界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或是国内政策应对不当，日本经济仍有再度陷入通缩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自2002年世界经济开始重新加速增长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较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IMF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3%和8.2%。其中印度经济将分别增长8.3%和7.3%；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东盟4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4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9%和4.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正在经历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2%，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6.3%。该地区的石油出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虽然该地区经济发展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的地区，预计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速度将分别为4.8%和4.2%。

除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政策所作的相应调整。如贸易自由化和灵活的汇率体制、财政及赤字的减少、投资和外贸环境的改善，私有化和鼓励私营发展措施完善等。但是，持续高油价、多哈回合谈判中止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禽流感疫情以及美国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影响。

4、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继续上升

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转旺，使得初级产品供需关系紧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2002年开始从谷底回升，2004年二季度开始，增势曾出现减缓，但是2006年继续大幅度回升。与2005年同期相比，2006年一至三季度国际市场非能源初级产品价格分别上升16.8%、26.2%和29.1%。其中以金属和矿产品的价格增长幅度最大，2006年一至三季度，金属和矿产品价格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8.4%、57.7%和62.4%。相对比较，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升缓慢，但也接近了1995和1996年的前期高点。

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一些主要商品的供应趋紧而需求大幅增长。例如，由于金属矿石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储量、资金、设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开发建设周期较长，因此金属矿石的供应大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而亚洲，特别是中国2003年以来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钢材和一些石化产品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政治形势、局部动乱、罢工、生产事故等一些临时性突发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对市场供应心理预期等，减少或中断的担心，更加剧了市场炒作气氛。

近年来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3-0036-11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人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①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总需求的贡献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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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30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井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插．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串的曼著提高，外来工业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才促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表1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 单位：％

说明：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渭贯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根据上表数字可知，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呈较弱的下降趋势，其比重由1887年的95．5％降至1936年的90．2％。49年间仅下降了5．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11％。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走势，但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特征，并且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具有较强的关联，二者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基本相同，这表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牵动作用。我们看到，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1887—1936年间年平均增长为1．5％(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平均增长为0．9％，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日本(1889—1938)为1．5％，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0—1940)为0．5％，挪威(1865—1930)为0．9％。[1](P274)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同于或略低于同期世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平均水平。

一般说来，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以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887—1936年的49年间，如上所述，以1933年不变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平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0．9％．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5]

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2]，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占29．5％。[3][P171]这说明，在中国总体的经济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却得以超前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人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人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换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低下，从而限制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04％增至1936年的5．3％，但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4]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份额和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二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综上所见，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二者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同步，这表明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近代化已经起步并有所发展，但远未实现经济的起飞，则决定了社会存在闲置资源和未饱和的生产能力。这样，总需求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就对近代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方向和强度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波动的态势，二者相关性较强。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呈现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起点，则1930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931年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为上升期，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5](P5)而另据刘佛丁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近代经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中长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周期，其上转折点为190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从1914年开始，在1931年达到顶点转入衰退，至1935年降到低点，从1936年起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6]由上可知，上述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趋势与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周期波动状况基本一致。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内在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这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衰退时期。而同期国民消费需求的名义总额，受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牵动，虽然呈激烈上升趋势，但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却大幅度下跌，亦与经济增长状况显示大体同步的波动态势。

表4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说明：国民收入蚤朋为1887、1914、1936、1952年。

资料来源：①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中数据计算；②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人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资料来源：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

、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市场供给的变化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使消费品供求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促进了商品量和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据统计，1840年时国内市场几种主要商品总值为38，762万两．折合5．7亿元，至1894年时增至141，225万元，即半个世纪增长1．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到1920年时为69．4亿元。即26年间增长4倍，年率约6．4％。[7](P996)以上所言为埠际贸易，．而非全部商品流通量。另据吴承明先生估算，1920—1936年中，国内市场商品总值由924，433万元增至1，680，694万元[8]，16年间增加82．1％．年均增加值达47，266．3万元，年递增率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54％，增长率为2．7％。滴品总值和商品流量的增加是消费品市场扩大的反映，在19世纪70—80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缓慢的，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进入20世纪以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20—30．年代更为显著。[9](P266)仅就消费品市场而言，迄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规模已经形成了由楔人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在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所组成的三重消费品流通格局[10]，它们彼此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消费社会面貌的形成和发展，并进而对资源流动格局的变化起了加速作用。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市场的扩大。迄至1936年时，中国全部交通运输业中。新式生产的部分已占到30％以上．铁路里程从1895／1911年的9618．1公里增至1932／1937年时的2l，036．14公里。[11]([P180]铁路货运量则由1920年的8．9亿吨公里，增加为1936年的17．8亿吨公里。[12](P59)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1913年中国实际上尚无公路可言，1921年公路里程也只有736英里，到1935年已竣工的公路里程达59，900英里，15年间增加80余倍。[13](P39)轮船1900年为19，749吨，1920年为158，150吨，到1936年时猛增加为576，875吨[11](P227、P234)．36年间增加28倍。民用航空业始于1929年，到1935年时已有三家航空公司设立了十条通达全国的航线，通航里程超过1，680，000英里。[13](P39)商品流通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表明国?壬???芰Φ脑銮浚??币彩窍?研枨罄蟮木咛宸从场?o:p>

表8 近代中国进口货物结构变动(1873—1936) 单位：％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73页。

其次，促进了消费品进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进口是本国对国外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进口规模取决于本国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受汇率的影响。进口增加。扩大了国内市场供给，也表明国内对国外商品及劳务需求的扩大。从本质关系上看，进口是由出口来支付的，因此，进口需求越大，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越大。我们仅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从表8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消费资料的进口值远远大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而用于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消费品的进口总额又较消费品原料的进口为巨。二者之和在19世纪末期所占进口货物总值比重高达90％以上。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生产资料进口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消费品进口的绝对值仍在迅速增加，迄至30年代，进口的直接消费品比重仍达50％左右。就是生产资料中进口增长最快的建筑用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富有阶层修建住宅所用。20世纪30年代汽车和汽油的进口骤增，除用于军事目的外，也有相当比例用于私人消费和政府经常性消费支出。

再次，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推动了消费品价格水平有较大幅度上涨。中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物价总水平上涨速度加快。传统社会晚期的200年间(1640—1840年)，物价上涨了不足一倍，而1887—1936年的近50年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3倍有余。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亦表现出同样的上升态势。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白银流人和货币贬值的结果。[14](P26)但不可否认的是，供求关系的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对物价总水平上涨也起着重要的牵动作用。一般说来，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总需求是总供给的影子，总供给是总需求的结果，二者密不可分。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需求不足时，生产过剩，市场销售疲软，部分产品价值无法实现，形成积压，需求相对于生产规模严重不足，导致物价下跌；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需求膨胀时，受社会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名义总供给(Nominal total supply)总是大于实际总供给(Real total supply)，从而造成物价上涨。

随着近代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总需求和消费需求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结果是，使产品价值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量逐步显示出来。同时，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虽然近代中国物价的迅速上涨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价格革命有相似之处，但其波动的幅度和涨落的速率明显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对近代中国工业化是有利的。较之西方国家，它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小，而在周期的繁荣时期，慢性的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和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

四、消费需求的上升与投资需求的变动

消费与投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会发生相互作用。西方经济学中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或加速作用表明，收入或消费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剧烈变动。当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上升时，会带动投资以更大的幅度增加。这是因为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缓解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就必然增加消费品生产，这就要求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又要求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也得增加投资。这说明，消费需求的膨胀会引致投资需求的膨胀；反之，收入减少。消费需求下降时，会带动投资需求以更大的幅度减少。因此，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同向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存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出靠需求来引导，靠投入来维持是一种必然现象。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运行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主选择虽然受到强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但与传统社会相比，的确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特别是消费者具有的实际经济意义明显加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需求上升要求产出上升，进而诱发投资需求上升的连锁反应日益显著。

另外，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民收入总量的上升及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的增强，首先带来了个人收入水平的上升，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转换。近代中国国民收入，1887年为143．43亿元(为1936年币值，下同)，1914年为187．64亿元，1936年为354．6亿元；同期国民消费需求分别为151．90亿元、152．49亿元(1917年)、322．14亿元。[5](P5)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需求间差额的形成和发展，为投资需求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缺口的形成和扩大，必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牵动边际储蓄倾向即边际净投资比率的上升，投资需求随之扩大。

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对投资需求总量上升起着促进作用。例如，1936年与1917年相比，近代中国国民恩格尔系数由．74．34％下降到63．40％，下降了10．94个百分点；非食品类中的享受与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需求的比重由4．52％上升到15．01％，上升了10．4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食品支出绝对额的下降，它或维持原有水平或继续上升；而非食品支出比重的上升，不仅表明这类消费需求相对比重的上升，而且意味着其绝对额的不断上涨。因此，食品类消费和非食品类消费总量的保持原状在受人口驱动下导致的上升以及其自身在受收入水平牵动下的上升：都必然要求用于这些生产的投资需求不断扩大。

因此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持续增长条件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所产生的投资需求相应增长的经济现象在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也是存在的。

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重视供给方面的因素，扩展到结构转变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引致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一新的思路和方法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转换

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和不断增长，近代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时期。虽然这种结构转换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是很缓慢，但它确实是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换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大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部门虽系旧式生产。无近代方向的投资可言，但旧式农业投资是呈上升趋势的。第二、三产业投资结构中，其投资绝对量都不断增加。但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大于第三个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前者为10．4％(1894—1936)，后者为7．3％，而且第二产业投资所占第二、三产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894年的6。8％上升到1936年的19．6％；而第三产业呈下降趋势，由93．296下降至80．4％。[5]三大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动反映在相应国民收入的变动，其方向是一致的。

表9 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 单位：％

资料来源：据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中数字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缓慢的变化。50年间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887年的69．63％下降到1936年的64．50％，工矿交通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0．10％上升至15．53％，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大体保持在20％左右。仅就工农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变动而言，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1887年时农业占工农交通运输业总生产的比重为90．44％，工矿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仅为9．56％。[15](P9)1920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分别为63．46％和36．54％，而至1936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则分别为56．54％和43．46％。[8]其中，新式生产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占6．21％，到1936年增至13．04％。新式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也由1920年的18．19％增长为1936年的32．46％，同时期，它在交通运输业中的比重由50．47％上升为57．91％，表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的进步。同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呈上升趋势，由1920年的14．05％提高为1936年的21．81％，它在交通运输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由50．47％升至57．91％。[7](P740—743)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部门的拓宽以及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加速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据统计，近代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呈微弱的下降趋势,1887年为80％[16]，1932年为77．7％[17]，1936年为75．52％[6](P182)；同时期非农业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却由1887年的20％上升至1933年的22．3％，又至1936年的24：48％。其中，若将就业人口划分为近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来考察其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887年虽已萌发近代部门端倪，但我们仍可视其为全部传统生产，而到了1933年，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已达1034.3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9％，传统产业部门就业人口为16507万人。占94．1％。仅就非农业产业部门而言，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为26．4％，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占73．6％。[17]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需求牵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但受投资规模的限制和较高的土地租率和土地收益率的影响，使得中国的资源配置倾向于传统农业的局面难以改变，其向近代产业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变动和升级的作用仍然有限。

(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出现上升趋势

“霍夫曼定理”是以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名字命名的关于工业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他通过对近20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大体要经历“霍夫曼比例”从高到低四个阶段，而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第四阶段，“霍夫曼比例”将降到1．0以下。[18](P59—60)

表10 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的变动

注：①消费品工业指生产消费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行业；资本品工业指以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机器业、水泥业、水电业、矿冶业等行业；②1894年、1911—1913年，1920年、1942年为资本额；1933年为净产值。

资料来源：①—③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甲表2、3计算；④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⑤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3页。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一般是通过演进性的类型，发端于纺织、食品等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一些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则开创了工业化以资本品工业起步的发展模式，中国即为其列。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被动进行的，早期近代政权主体一一晚清政府始终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引进了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图强”为目的创办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工业撇开其他含义，仅就工业性质而言，当属资本品工业。晚清政府为‘强国’而推行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生产的“逆霍夫曼定理”发展战略，其政治目标函数是实现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治夷”之策，但客观上完成了“霍夫曼比例”的超前转换，从而有利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生产资料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到了1894年，“霍夫曼比例”为0．73，消费品工业占同时期本国全部产业资本额和产业工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2％和43．63％，而资本品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8％和56．37％。[19](P1202)

如前所言，晚清工业结构中资本品工业的核心是军事工业，该时期的机械及五金工业还只是修配业，真正的制造业等行为尚未出现。因此，整个工业部门是残缺不全的，其经济结构极不协调，这反映了近代化早期工业经济结构的畸形特征。其后随着政府参与经挤活动的衰退。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的增强，改变了中国工业发展道路及工业化类型，消费需求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日渐生效。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品工业生产比例上升屈工业产品生产进口替代步伐加快，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已基本上转为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如上表所示，1911—1913年期间，全部本国工业资本总额中，消费品工业为15，084万元，其比重达52．1％。资本品工业为13848万元，比重达47．9％，纺织、食品等行业产业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额66．24％，机械五金、冶炼、铸铁、化学等行业所占比重为33．76％[20](P55)，该时期“霍夫曼比例”上升为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工业经济仍不断增长，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这表现在，随着国内外资本竞争日益加剧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工业资本日益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工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整个工业体系中，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的资本额、工人数、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步上升．重工业部门所占比重相应减少。工业企业数增加，工业投资总额稳中有增。到1920年，仅民族资本工业企业总数达1759家，工业投资总额达50，062万元，产业工人数557，622人。[20](P56)。同期全部本国工业结构中，消费品工业资本额达33，545万元，占59．4％，资本品工业资本额达22，939万元，占40．6％，“霍夫曼比例”又上升为1．460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自发调整，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生产能力已实现较强国产化，其在工业结构中已跃居绝对优势地位，两大行业企业数达1，302家[20](P57)，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6％，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57．7％[22]，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绝对量却呈增长趋势，其资本有机构成及生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电力、钢铁、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并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地位逐步上升，工业部类增多，企业总数增加，使整个工业经济结构比以前有较大改善，工业经济结构已由原来的重型结构转变为轻型结构。这是近代中国工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年本国消费品工业产值达103，651．5万元，占72．7％，工人数占64％，工厂数占60．6％，而资本品工业产值为38，926．2万元，占27．3％，工人数占36％，工厂数占39．4％。[11][21](P105．P91)“霍夫曼比例”高达2．66。若加上外国在华投资，1933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83．2％和16．8％，其“霍夫曼比例”为4．89。[21](P91)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开始注重与军事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各种矿业生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等行业生产，使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部门生产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导致“霍夫曼比例”重新下降。如1942年资本品工业工厂数、工人数和资本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6．9％、33．7％和50．03％，消费品工业的相同指标则分别占全国的63．19b、66．3％和49．97％，动力设备分别为64．6％和35．4％。该年“霍夫曼比例”为0．99。[21](P93)

纵观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变动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历史性转折点即该比例向小于1．0转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的高级阶段，而是发生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中国“霍夫曼比例”是在消费品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尚未起步或很低的基础上实现超前转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抑制消费需求和向资本品工业部门倾斜的政府投资行为和政策来维持的。随着中国近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化发展道路逐渐纳入最先发生工业化国家“轻纺工业一一整个轻工业一下重工业”的一般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动轨迹，到了20世纪40年代，．霍夫曼比例”重新降至1．0以下，从一个偏面反映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三)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

“霍夫曼比例”的重新上升变动反映了中国近代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较快增长，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必然要求资本品工业部门即生产资料生产相应有更快的增长。实践证明，剔除早期工业化启动时期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即受政府政治目标函数牵动下资本品工业生产大于消费品工业生产，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资本品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快发展。从表10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工业结构中。1911／13—1942年期间，资本品工业生产比消费品工业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此期间所占全部本国工业生产比重由52．1％下降为49．9％，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资本品生产所占比重却由47．9％上升为50．1％，年率达6．9％。另据美国学者章长基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金属品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比以纺织品为代表的消费资料生产以较快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全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呈波动的下降趋势，1912年占21．9％，到1921年上升为44．1％，这个比重一直维持到30年代初期，以后迅速下降至1945年的5．3％。同时，金属、矿产、电力等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电力部门占总生产的比重由1921年的3．3％增加到1936年的22．1％，到1945年更增至50．4％。以1933年为基期编制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动状况表明，消费品生产指数，1912年为8．3，1937年为68．2，1942年下降为22．7；而金属品生产指数由1912年的4．7增至1937的年283．0，1943年达最高点595．3，电力工业亦尤为突出，由1912年的2．5增至1943年的251．8。[23](P312—315)1936年时中国供电事业的发电容量达到631165KW[24]，1944年为最高点53．3亿度。[11](P100、P146、P147)

即使不考虑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仅从物质消耗方面来考察亦呈上述同样趋势。如1903—1936年期间，以1933年为100，水泥消耗指数由1．9上升至133．1，钢铁消耗指数由19．5增至140．1，机械消耗指数由12．8升至132．6。[25](P245)这些物质消耗都属于中间需求，而这些中间需求又都是由原材料、机械设备以及建筑设施等构成的。因此，只要整个工业生产增长的同时物耗率上升，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会较快的增长。

一般认为，资本品工业比重及其增长速度的相对增加是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亦有学者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提出工业化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为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阶段；第二阶段为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阶段；第三阶段为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均衡增长，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阶段。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亦出现了上述第一、二阶段的状况，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和消费增长诱发投资需求的牵动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更快增长的依赖程度也不断上升，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即总供给得以较快增长的产出效应客观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同时，生产资料较抉增长又是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供给结构变动和供给增长效应的又一具体反映和体现。

[参考文献]

[1] [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2] 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J]．南开经济研究．1999，(2)．

[3]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4] 张东刚．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与变迁[J]．南开经济研究，1994，(5)．

[5] 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杜．1997．

[6] 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7]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0．

[8] 臭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仁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 沈祖炜．中国近代商业市场的三重蛄构(1895—1927)[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牟增刊．

[1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2] [英]蒂姆·赖特．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煤矿业[M]．北京：东方出版杜．1991．

[13]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杜．1984．

[14] 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15]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0．

[16] 张仲札．十九世?八十半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粗略估计[J]．南开经济研究所事刊．1987半增刊第1集．

[17] 夹承明．论二元经济[J]．历史研究，1994．(2)．

[18] 插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1905。

[19]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0]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z]．北京：三联书店，1957．

[21]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费料：第4辑[Z]．北京：三联书店．1961．

[22]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J]．社会科学杂志．1947(2)．

[23] [美]章长基．1921—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读[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杜。1987．

[24] 朱大经．十粤来之电力事业[A]．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C]．北京：中华书局．1948.

[25]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245.

Changes of Consumptive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