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茶文化范文第1篇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绲摹恫爻碳吐浴芳牵骸凹岜????蜇鸪绺冢?缫?庖黄?8┦紫率樱?窕栊募拢??倾と唬?钊擞?馈??浅嫌猩?蠢??常?闯⒅?嘁病！保?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汉族的茶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茶山徭役；茶山瑶；迁徙；继承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120-008

一、壮族先民百越及茶山徭先民

（一）百越与壮族

茶山瑶在瑶族支系中属于人口最少、居住范围最小、被了解最少的一支，其来源及迁徙至今未有定论。据资料记载，过去居住在立山县、永安州（今蒙山，包括金秀瑶族自治县茶山瑶地区）的茶山瑶先民，与壮族的先民百越有密切关系。

蒙山古为百越地。商周时期，南方百越兴起，居住在今蒙山一带的原始居民成为百越中的苍梧部落，留下20多个以百越语“毋”字所取的村庄地名并沿用至今。如文圩镇毋卵（夥）、毋磴；夏宜瑶族乡毋陈、毋因；西河镇毋塄（伦）；蒙山镇毋仑；新圩镇毋粱、毋上垌等。

“毋”，在百越语中为“广”、“大”之意，“广大，百越语称羞绎纷毋，言既广又大也”。例如“毋卵”意为村前有圆土堆形如巨卵；“毋磴”意为村旁有大石级；“毋梁”意为地处大土梁等。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岭南属汉，百越族称逐渐消失。今蒙山一带原百越族人部分融入汉族，成为汉族先民，部分转为壮族先民，以壮语取名沿用至今带“拿（那）、蕾（屯）、六、板”等字的自然村名如拿（那）喇、蕾门、六桂、板寨等，共有200多个。壮语“六”即“山或山坡”，“拿（那）”意为田，蕾即塘或坑，“板”意为村。

瑶族聚居地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金秀、三角、罗香、长垌等乡镇，也有一批沿用至今的壮语地名，如忠良乡六业、蕾（屯）旺、拿金、板显；金秀镇六仁、六坪、六茶；三角乡六定、六坪、拿（那）坳；罗香乡六竹、拿（那）历、六对；长垌乡六架、拿办等。

明清时期，永安州（今蒙山县）西南疆界是“西至修仁东岸村九十里，至州治三十里；西南至浔州府平南县龙山脚二百里，至县治一百三十里（省志共计三百十里）”。包括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罗香乡、金秀镇东部，平南县马练乡等地。

民国后，罗香、金秀镇东部、马练乡等地先后划出，1952年5月，岭祖瑶民自治区划属大瑶山瑶族自治区（今金秀瑶族自治县）。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版《广西通志》记载：“岭表诸夷，种落不一，皆古百蛮之种也。”“诸夷”，即对当时岭南少数民族先民的称呼，而“百蛮”，则是对汉代前居住在当地的百越和其他民族的泛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

以上记载说明，古代岭表“诸夷”，虽然“种落”不同，但“皆古百蛮之种”，即百越族后裔的种族，与后来的“莫徭”有密切关系。

（二）壮族与茶山徭先民

从百越语和壮语地名分布情况看，今蒙山新圩镇双垌村毋梁、坝头村毋上垌汉代前为百越居住地，位于忠良口，距今忠良乡驻地不到20里。金秀瑶族自治县茶山瑶居住地没有带“毋”字地名，一是说明汉代前尚未有百越人在此居住，二是可能已经有百越人居住，但以百越语所取的地名没有流传下来。

在壮语地名中，忠良乡六龙（今立龙）、蕾（屯）打、板显，金秀镇六拉、六段、六茶，罗香乡六竹、六对，三角乡六定等村，既是壮族先民百越在此居住时以壮语所取的地名，又是后来茶山瑶居住地。从这些沿用至今的地名中，至少可以肯定，汉代百越族称消失后，后来成为壮族先民的部分百越族人已经迁居这里。

另外，从百越语和壮语地名的分布中还可以发现，汉代百越族发展成为壮族先民后，原居住地逐渐被汉族人挤占而迁居山区。一支由今蒙山新圩镇双垌、坝头向西迁人今忠良乡，再向西迁到金秀镇东部和北部六仁、六坪、六茶、六段等深山；一支由今蒙山文圩镇及夏宜瑶族乡向西迁到忠良乡南部六干及罗香乡北部；其他由平南县向北迁到罗香乡南部，也有的由象州向东迁到长垌一带。

特别是金秀镇共和村的六茶和罗香乡的山茶，前者在壮语中意为山茶，壮语属倒装句，即茶山；后者亦属壮语倒装句式，即茶山，显然是壮族先民汉代百越部分人迁来后，已经在这里种植茶山，以壮语取名为六茶、山茶。这充分说明，汉代在这一带居住的壮族人已经种植茶山，后来以种植茶山为官府服茶山徭役，成为最早的茶山徭先民。

另外，从“茶山瑶整个民族不像盘瑶信《评王券牒》，茶山瑶民对此知之甚少，不认为自己来自千家垌，也无漂洋过海的传说”等情况可以看出，茶山瑶的来源与其他瑶族，特别是盘瑶不同。而“茶山瑶的香哩歌、师公舞，与其说是瑶族的舞蹈，不如说是更接近壮族的舞蹈”，都说明茶山徭先民与壮族先民百越有着密切关系。

二、荼山徭役与茶山徭先民

在瑶族历史上，瑶族族称中的“瑶”，最早是由服徭役的“徭”演变而来。《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张缵梁武帝大同九年（534年）出任湘州刺史时撰《南征赋》记载的“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被认为是有关瑶族族称中“徭”的最早记载。“莫徭蛮”，即不服徭役的瑶族先民。

徭役，始征于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版《永安州志·卷之六-田赋部》记载：“成周，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秦，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晋制，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六十一至六十五，十五至十三为次丁。”张缵任湘州刺史时所作《南征赋》只记载当时不服徭役的“莫徭蛮者”，而服徭役的“徭蛮者”不记，因而被忽略了。

《永安州志·猺猹》记载：“本州东平里猺峒八村，龙定里猺峒十六村，群峰里猺四十六村。旧志云，百姓居三，猺猹居七。有梗猺，居深洞之中，不完粮，不当役，妇人椎髻，衣斑斓衣，居室缉茅，横板上以楱息，下畜牛羊，又手为礼，不识拜跪。其良猺但知畏田主，不知畏官长。不应差役，终身不入城市。良猖与猹略同，猺则与民相近。猺有剃头、长发、过山三种。剃头猺赋而不役，长发猛不赋不役，过山猛迁徙无定。”

《永安州志》记载的，“旧志”，即唐宋时期的立山县、蒙州志书，以及明万历二年（1574年）永安州知州廖宪上任后主修的《永安州志》，清康熙十七年（1878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版《永安州志》皆沿录其中资料。“自前明成化始，屡经兵燹，其志遂湮没无传”，今仅存嘉庆十七年（1812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两版。

其中“良猺”又称为“粮瑶”，即向官府纳粮服徭役的“徭人”，而“居深洞之中，不完粮，不当役”部分，即当时不服徭役的“莫徭蛮者”。说明今蒙山、金秀忠良一带的瑶族，清康熙年间尚有“徭人”与“莫徭”之分。

“徭人者，言其执徭役于中国也”。所服徭役，以从事职业、主要种植作物及居住地名为徭役名。“徭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诸古邑，皆近山徭。最强者日罗曼徭、麻园徭，其余曰黄沙、曰甲石、曰岭屯……徭”。

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所记罗曼徭、麻园徭、黄沙徭等，即以种植名及地名为官府所服徭役。

《永安州志·堡猺》亦记载本州以住地得名的瑶族：冷水猺、长滩猺、三妹猖、棉峝猺、六海猺、花程猖、六直猺、双平猺、古皂猖、国镇猺、龙表猺、更九猺、岭祖猺、卜全猺（今卜泉）、滴水猖、晚莫猺、晚轩猺、狗达猺、图院猺（今土县）、把勒猺（今巴勒）、明广猺、览上猺、中观猺、中（忠）良猺、六坭猖、狗甲猺（今九甲）、狗蒋猺、三山猺、古寻猺、六龙猺（今立龙）、廷符猺、狗瓮猺、北恒猺、六怒猺、金段猺。

以上《永安州志》记载的瑶族，自国镇瑶以下都是居住在今金秀忠良乡境内自然村的瑶族，当时皆属在永安州署登记户口，向官府服徭役的徭民。

与《桂海虞衡志》同一朝代的《宋会要·食货志》记载：“宋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广南西路产茶叶九万零六百八十一斤，其中计昭州立山县（今蒙山县）七千五百斤。”

《永安州志·田赋部》亦记载：“宋，租税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物产之品六：六畜也，齿革翎毛也，茶盐也，竹木麻草刍菜也，果药油纸薪炭漆蜡杂物也。”

记载表明，宋代立山县不但盛产茶叶，而且官府还要征收茶山山租、茶叶赋税，以及服茶山徭役。

宋代以前，立山县得名“茶山”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蒙州（治今蒙山镇新联村）北部的茶山，包括今蒙山镇茶山、长坪瑶族乡平垌南部、白竹、三妹、南峒一带的“州北茶山”。

其中茶山、长坪瑶族乡平垌南部、白竹一带以种植茶叶得名茶山，至今山上尚有不少古老茶树，村民年年还到山上采摘茶叶。三妹、南峒一带则以种植油茶（当地称为茶子）而得名茶山。据《蒙山县志·油茶》记载，至民国30年（1941年），三妹、南峒一带尚有油茶林1.8万亩，年产茶油25万公斤，其中三妹村黄十一，一户年产茶油2500公斤，其他户一般年产茶油都在500公斤至1000公斤以上。

另一处是蒙州西部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金秀镇东部等地的“州西茶山”，以种植茶叶而得名，至今，茶叶仍是金秀瑶族自治县及忠良乡的支柱产业之一，2012年，有茶林3.08万亩，年产干茶叶480吨。

《永安州志·卷之二·舆地部》记载：“茶山，在州西四十里，绵亘深远，林箐丛郁（方舆纪要）。迄西皆猺人盘踞，西江水源出此（一统志）。”

《永安州志》记载的“茶山”，即地处蒙州治地西面四十里的今忠良乡及其“迄西”种植茶叶地区，“皆猺人盘踞”，即居住在此种植茶叶的茶山瑶及其他瑶族。

从茶山瑶道公全胜银保存的同治六年（1867年）《还愿洪门太疏意者牌榜》中，有“大明国广西道桂林府修仁县西乡淳化里茶山洞上秀（今金秀）村新安社下”的记载，说明明代“茶山洞”即茶山瑶主要居住地，包括忠良乡、金秀镇东北部、三角乡、长垌乡北部及罗香乡等地，以及忠良乡及金秀镇东部一带为中心的“州西茶山”。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永福县义军首领韦扶仲到永安州“州西茶山”发动瑶民起义。知州车鸣时采取剿抚兼施策略，派莫村人莫战进瑶寨招抚瑶民归顺，官府将茶山改名为忠良，即忠臣良民之意。

莫战招抚瑶民，使瑶山避免一场大劫难。“而当时瑶人乐业，感公生全大德，岁以土产茶靛姜芋每三斤为报，公却焉，传至子孙犹然”。说明茶山瑶明清时期还是以种植茶叶、蓝靛、生姜、山芋等为业，而且还把它们作为送礼佳品，在这些礼品中，茶叶名列首位，可见它在当时瑶族生产经济中地位的重要。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得知，今金秀县忠良、三角、长垌、罗香乡及金秀镇东部等地“茶山洞”种植茶叶的茶山人，以茶山名向官府服徭役，称为“茶山徭人”。这些“茶山徭人”，正是茶山徭先民百越，“长相奇特，风俗相异，性情凶悍的吃茶人”。并成为“宋代时，大瑶山地区已经有瑶族先民生息”的证据来源。

与“茶山洞”同样以种植茶叶得名的“州北茶山”，有一个茶山瑶先民在此居住时，以瑶语取名的村名“茶囊”（今长坪瑶族乡东护村茶挪），意即“茶饭”。茶山瑶语为倒装句，原意为“饭茶”。

饭茶中的“饭”，在古代语言中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即“吃茶”，如“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在茶囊居住的“吃茶人”与“茶山洞”的“吃茶人”一样，同属源自百越的当地茶山徭的先民。

三、服茶山徭役的时间

明代前，今蒙山及金秀“茶山洞”的茶山徭先民，是由百越族人转化为壮族先民后，以种植茶叶为官府服茶山徭役而得名。但茶山徭先民在何时以服“茶山徭役”被称为“茶山徭人”，这是一个研究这一带茶山瑶历史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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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历史建置沿革，秦属桂林郡、汉属荔浦县，但是否已经为官府服徭役，因资料缺乏无考。梁天监元年（502年），今蒙山境始置金安、常安、蒙县，其中常安县治今新圩镇双垌荷村，辖境为今蒙山县新圩镇、西河镇北楼西马以北，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及金秀镇东部，荔浦县杜莫、三河镇等地。隋开皇十年（590年）常安县归隋化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在常安县治置纯义县，永贞元年（805年）避唐宪宗李纯名讳，改纯义县为正义县，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改为蒙山县，熙宁五年（1072年）并入立山县，辖境不变。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永安州在今忠良乡土县村东立“永安州西至界碑”。

朝廷在一地置县，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居民。梁天监元年（502年）置常安县时，除秦曾从中原“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其余尚未有外籍人迁入，常安县居民多是源自百越族人的汉族、壮族先民，可见人口已有相当数量。直至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版《永安州志·夷民部》还记载：永安州“百姓（汉族）居三，猛猹居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西督学使李质素所作《重修永安州志序》亦说：“粤西古为荒服，唐宋以来虽久隶职方，而蛮獠杂处，叛服靡常，谣（徭）俗袭器渐摩。”说明唐宋时立山“蛮獠”已为官府服徭役。

置县后，辖境内居民开始为官府服徭役，成为“徭人”，这与《梁书》记载“莫徭蛮者”的时代相一致。“徭人”即服徭役部分，“莫徭蛮者”属于不服徭役的瑶族先民。

州西“茶山洞”与“州北茶山”地处河谷，环境较好，距离县治不远。“茶山洞”的今忠良乡驻地，梁至宋距常安县、纯义县（皆治今新圩镇荷村）治仅20里，唐至明清距蒙州、永安州治约四十里，“州北茶山”核心区域距隋唐至明清的州县治约10里。不但要向官府缴纳茶税，而且还要种植茶山服茶山徭役，属于服徭役的“茶山徭人”。

州西“茶山洞”中的今金秀镇东部长滩河流域一带，“州北茶山”中的今长坪瑶族乡平垌以北一带因居于深山中，距离州县治较远，属于《永安州志》中记载的“有梗猺，居深洞之中，不完粮，不当役”的“莫徭蛮者”。

因此可以认为，今蒙山县长坪瑶族乡平垌以南、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一带茶山徭先民，最迟在南北朝梁天监年间（502—515年），就已经以种植茶山为官府服“茶山徭役”，成为“茶山徭人”。而今金秀镇东北部，蒙山长坪瑶乡平垌以北等地的瑶族先民，尚属于“莫徭”。

四、茶山徭人的迁移

（一）州西茶山徭人的迁移

种植茶山的茶山徭先民居住地，已知的有两处，一处是州西“茶山洞”，另一处是“州北茶山”，包括蒙山县原西河公社茶山大队（1975年建茶山水库搬迁），长坪瑶族乡平垌以南、白竹、三妹一带。

“藤峡、府江之间为力（立）山，力（立）山之险倍于藤峡。中产瑶人，蓝、胡、侯、盘四姓为渠魁”。

《明史》中所记载的力山为立山之误，即唐武德四年至明成化十三年（621—1477年）前的立山县（今蒙山），包括今荔浦县的杜莫、三河镇，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忠良乡、金秀镇东北部，昭平县的仙回乡等地。

立山瑶人蓝、胡、侯、盘四姓，蓝姓为明代前已迁今文圩镇道义村陶蓝、西河镇大塘村古带、长坪瑶族乡南垌等地居住。弘治七年（1494年）陶蓝村蓝公玉号称“过海王”起义失败后，蓝姓迁走，下落不明。今蓝姓为清康熙至嘉庆年间从广东迁来，不属瑶族。

瑶族盘姓为明万历年间经南京十宝殿、千家垌等地迁伏峒（今福垌）、三妹等瑶族居住地至今。瑶族胡、侯二姓今蒙山境内无分布，是否属于“茶山洞”瑶族先民，还有待考证。

明洪武至万历年间，“茶山洞”属大藤峡地区，茶山徭先民多次参加大藤峡起义，或在起义中战死或被杀戮，或失败后逃避他乡而先后消失。明清时期逐渐有人迁来，成为新的茶山徭民。

《金秀瑶族县志·民族篇》记载，今忠良乡、金秀镇等地茶山瑶中的苏、莫、陶、钟、罗、兰、全、刘等姓，是明朝洪武年间以后陆续从湖南、广东猪儿巷（珠玑巷）、浔州等地迁入，成为“茶山瑶民进入大瑶山至少也在距今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的依据。

在茶山瑶他称中，坳瑶称茶山瑶为“钳兜”，“钳”意为“山”，“兜”即“头”，也属倒装句。意即“头山”，带有“先来占头（第一）山”，属于“主人、头人”之意，也说明茶山徭先民是瑶族中最早迁来的居民。

在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茶山瑶中，除有族谱资料或老辈人传说、能说明迁徙情况的姓氏外，还有金、苏、刘、甘、陶、麦、贵等姓茶山瑶民，由于历史久远失去记忆，已经无从得知祖宗的来源和迁来地。

明代以前，立山县属壮瑶聚居地，“百姓居三，猺猹居七”。其中今长坪瑶族乡三妹村唐代已有甘何二姓居住，今西河镇大塘古苏村明代前有古苏二姓居住，古麦村有古麦二姓居住，今文圩镇陶蓝村有陶姓和蓝姓居住。明洪武至隆庆年间，壮瑶人民响应大藤峡起义，失败后迁走或避进深山，下落不明。

上述甘、何、古、苏、麦、陶等姓，至今未能查清来源，是否与本地居民祖先百越有关，尚未找到证据。而金秀茶山瑶中，无从得知祖宗来源的金、苏、刘、甘、陶、麦、贵等姓中的苏、甘、陶、麦等姓，是否也与明代永安州消失的姓氏有关，，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根据姓氏资料记载，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金秀、罗乡、三角等地的苏、莫、陶、钟、罗、兰、全、刘、麦、贵等姓茶山瑶，迁来前都不是茶山瑶，大部分甚至还不是瑶族。

据有关姓氏资料记载，宋朝开禧元年（1205年）正月，从珠玑巷外迁的三十四姓九十七户中，苏姓为苏汝卿，原为中原汉族，从珠玑巷迁到珠江三角洲后再分迁各地。

广西莫姓来源有两支，一支为汉代元帅莫少奇从钜鹿出兵平定岭南，子孙四大支系落籍交州，分支广西南丹等地，融入壮族与瑶族。一支于宋淳熙元年（1174年）莫纯从凤阳府濠梁屯迁平乐沙江，淳熙四年（1177年）再从沙江迁立山，后分支金秀、平南、藤县、荔浦、平乐等县。这两支莫姓都属汉族，后有人迁金秀、忠良，继承茶山徭役成为茶山瑶。

三国时全姓始祖全柔任桂阳（治今湖南郴州桂阳）太守，其后人居衡阳，后分支各地，一支迁今蒙山，属汉族；一支迁金秀，融入茶山瑶。

广西兰姓出于蓝姓，始祖蓝明德南迁江西，一支迁福建，因躲避官司逃到南海改为兰姓。一支迁广西昭平、平乐，明朝末年迁永安州菰芦（今大兰古芦）；一支迁入忠良，成为茶山瑶人。

麦姓隋将麦铁杖为岭南始兴人，任刺史、大将军，其后裔发展成为岭南望族。一支迁永安居铜盆（今龙蟠），因任坝长误下水闸淹死村中学馆十二名学童，举族迁伏峒、石鼓、忠良等地，融入当地瑶族。其他陶、钟、罗、刘、贵等姓先祖亦属中原汉族，南迁后分支蒙山、金秀，部分融入瑶族。

（二）州北茶山瑶迁移

明代前，“州北茶山”的茶山徭先民居住地，有原茶山至今长坪瑶族乡平峒、白竹、三妹一带。

明成化初年，茶山徭民响应大藤峡举行起义。成化十一年（1475年），朝廷命荔波县（当时属广西）南丹土州总管、瑶族人李恭著带领3000多土州兵征剿茶山、平峒瑶民，事平后封为平峒世袭土司，在今营上建土司堡。至第二代土司李扶宝兼领永安州吏目，迁茶山建土司衙门。

“州北茶山”的茶山徭先民起义失败后，大部分在战争中被杀戮，幸存者逃进深山躲避，下落不明，只有少数仍留居当地。

战事过后，李恭著带来的土州兵，部分返回原籍，部分在当地官府注册人籍，缴纳钱粮服徭役，成为民瑶。

如长坪瑶族乡三妹村邓姓，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邓功理、功运、功英兄弟三人跟随李恭著征剿平峒瑶民起义，邓功英获六品军功，邓功理获从九品军功，官府颁给执照在三妹村落籍，成为民瑶。

五、后来者的继承

（一）徭役、赋税名继承

南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今蒙山境内开始置县，瑶族先民包括汉族百姓为官府服徭役和缴获赋税，官府造册登记徭役名称和赋税户名后要逐级上报，甚至朝廷户部也要备案。登记后，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有的改换朝代后仍继承沿用。

长坪瑶族乡三妹村邓姓，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邓功理兄弟三人跟随李恭著征剿平峒瑶民起义，事平后落籍。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邓功理子孙与三妹村李莫氏买下三妹荒山开垦田地，仍报邓公理户纳粮四斗六升五合，山场以下雨水流出老黄冲口以内为界，后代一直继承沿用到1952年结束。

蒙山县陈塘镇鹰叫村黄姓，始祖黄公客于清康熙初年从广东顺德迁来落籍，继承并沿用明万历年间编制的鱼鳞图册关永贤户（明朝末年已经迁走）纳粮，直到民国末年不变。

今长坪瑶族乡三妹村赵姓先祖系宋朝皇室支系，宋亡后迁居广东南雄珠玑巷，明朝初年迁立山县。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十五，黄县令给照批给滋水（今范水）、白浊（今白竹）、古修六篮冲等处山场种植，并登记在册。至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赵家批种的山场被别姓贿赂霸耕，打官司时赵姓出示明洪武三年黄县令颁给的执照，官府沿用明代旧册，仍判赵姓的执照有效，赵姓胜诉，山场仍归赵姓种植，执照一直沿用到民国末年。

州西“茶山洞”及“州北茶山”的茶山徭先民，早在梁天监元年（502年）今蒙山境内开始置县时，以“茶山徭”的徭役名为官府服徭役和缴纳赋税，官府登记在册。后迁来者加入当地户籍，继承沿用“茶山徭”徭役名为官府服役，融为茶山徭人。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州北茶山”的茶山徭先民起义被李恭著征剿失败后逃进深山或迁到外地，李恭著之子李扶宝在茶山建土司衙门，“州北茶山”茶山徭民大部分消失。

州西“茶山洞”的茶山徭民于明万历年间起义，接受莫战招抚，茶山洞改为忠良，茶山徭民得以继续在原地居住，与后来迁入者共同生活，仍以茶山徭役名服“茶山徭役”及缴获茶山和茶叶赋税，成为茶山徭人。

（二）语言继承

茶山瑶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水语支瑶族人口1万余人，居住在金秀大瑶山，自称‘拉珈’”，在瑶语四大支中属于人口最少、居住范围最小的一支。

茶山瑶的侗水语支与壮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茶山瑶自称“拉珈”，意为“人山”，即“山人”的倒装句，与壮语的倒装句式十分相似。

壮族由百越转化而来，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壮族来源于我国南方的古代越人”。

百越语中大多是词序倒置，如“越骆之菌”中的“越骆”，即“骆越”的倒写。“韦庆隐同志将《越人歌》同现代壮语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古越语和现代壮语之间很少有差别”。

至今，壮语地名大多还是词序倒置，如蒙山至今仍沿用的壮语地名“那蕾”即塘田，“板寨”即寨村，忠良乡的六业即业山，金秀镇的六茶即茶山等。同时，茶山瑶语中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壮语倒装语序，如称庙岭为岭庙、新庙为庙新、雷庙为庙雷等。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岭南百越族称逐渐消失。今蒙山一带原百越族人部分转为壮族先民，原百越语演变成为壮语，茶山瑶先民亦属于转为壮族先民部分，百越语演变成茶山瑶语后，仍与壮语保持着“亲缘”关系。后来，茶山瑶先民以服茶山徭役称为“茶山徭”，即“长相奇特，风俗相异，性情凶悍的吃茶人”。

另外，茶山瑶称花蓝瑶为“挖蓝”，这是典型的壮语音。壮语发音的声母没有汉语拼音的“k”与“h”，至今壮族人仍说开花为“该挖”，说开会为“该谓”，说看花为“干挖”，这也是茶山瑶先民与壮族先民同源于百越民族的证据。

《永安州志·猺猹》记载：“旧志云，百姓居三，猺猹居七。”可见明清以前今蒙山境内，包括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忠良乡及金秀镇东部一带的居民中，壮族和瑶族占七成，属于多数。

明代以后，由百越族转来的茶山瑶先民在战乱、自然灾害或由于其他原因逐渐消失，，新的居民也逐渐迁入茶山瑶地区。

但茶山瑶先民不是同时一起消失的，新的居民也不是同时一起迁来的。新的居民开始迁来时，原茶山瑶先民还是多数，迁来后便入乡随俗，少数服从多数，服“茶山徭役”纳茶叶赋税，说茶山瑶语，成为新的“茶山徭人”。

例如，今蒙山人说的“蒙山话”，属于粤语系桂南语族勾漏语片蒙山话语支，形成于秦汉时期，原百越语受中原汉语影响后演变而成。

两千多年来，今蒙山境内原由百越族人转为汉族说“蒙山话”的先民早已消失，宋至明清时期逐渐迁来的居民都是中原人，他们迁来后“人乡随俗”，放弃原来的语言，跟着本地居民说蒙山话。至今，蒙山话还是原来的语音和语法，并没有因新居民不断迁来而改变。

另据调查，今南宁市古代最早迁来说平话的原“南宁人”，目前数量已经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后来迁入的“新居民”。这些新居民迁来后，也是“入乡随俗”，跟着说“南宁话”，入南宁籍，交南宁市民应交的各项费用，成为“新南宁人”。

（三）文化、风俗、服饰继承

汉代百越族人部分转为茶山徭先民后，还长期保留百越族的部分文化、风俗与服饰。其中最有代表的是服饰风俗文化中的“椎髻”。

椎髻，即把长发在头顶上结成椎形发髻，成为百越族人的典型服饰。“楚南及西为椎髻之民，即南越、西瓯和骆越皆为椎髻之族”。百越族人部分转为茶山徭先民后，蓄长发结发髻的服饰风俗文化一直保留下来，故又称为“长毛瑶”。

明洪武至万历年间，茶山徭先民因多次起义而逐渐消失。明清时期迁来的新居民一方面继承原来茶山徭先民的徭役赋税及语言，另一方面也继承茶山徭先民的文化、风俗和服饰，其中蓄长发结发髻的风俗一直保留至今。即《永安州志·猺猹》记载“猛有剃头、长发、过山三种”中的“长发”，盘瑶则属于“剃头”瑶。

瑶族椎髻风俗不但在茶山瑶地区传承，而且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208年，秦南海尉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时，亦继承百越族的椎髻风俗。“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

赵佗是北方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带领平定岭南的将士也多是北方人，建立南越国后，也还要“人乡随俗”服从和继承百越族人的椎髻风俗。赵佗虽然是南越国主，但他与带来的将士和当地百越族人比起来，毕竟属于少数，若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继承百越族人的椎髻风俗，与当地人同化，他建立的南越国就会难以安定。

新迁入茶山徭地区的人，与原来的茶山徭先民相比也是少数，若不“入乡随俗”继承茶山徭先民的文化风俗服饰，特别是椎髻风俗，也会难以在当地立足。

不但茶山瑶地区如此，其他瑶族地区也一样。如蒙山长坪瑶族乡、金秀等地黄姓，原住广东珠玑巷，为汉族。清嘉庆初年黄朝隆等三支人从广东迁广西永安州，其中一支住金秀，一支住群峰里忠良，黄朝隆落籍湴水（今长坪瑶族乡范水），皆转为当地瑶族，说瑶语，有的还穿瑶服。

汉族的茶文化范文第3篇

（一）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国的茶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是由茶叶本身与祖国内地直接的渊源关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及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共同构成的。 据民间传说，茶叶未传入藏区以前（大约公元3－4世纪），藏族的先民已开始饮用加汁的水，这种汁是用一种树木的皮所熬制的。输入茶叶的最早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但在具体时间上，则又众说纷坛。 第一种看法是主《政教史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之说，认为茶叶自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开始传入；第二种看法认为始于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李肇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时与吐蕃赞普著名的对话说明，茶叶当时传入吐蕃的品种不少。 除此而外，这里将藏文文献中有关茶叶来源的一些记载例引如下： “芒松芒赞的儿子都松莽布支龙南木神变之王，生于阴水鸡年，二十九岁去世。他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并有七名武艺高强的人出世。” “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收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末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笔者认为，仅就而言，上述记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杨雄《方言》则说：‘蜀西南人谓茶为?J（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部‘山出好茶’；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E?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菜市。”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木、唐??（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相邻。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k（b6）、?！Ⅶ郑ê呐＃?，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等部少数民族，由于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茗、?F（chuаn）、?J、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尔雅》中说：“??，古茶”；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藏族从古到今。均称茶若“甲”，不少学者认为，此系汉语“??”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⒃?那扎都。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温庭箔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这显然是沿袭了汉地古老的饮茶方法。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随着人们长期饮茶，不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正如《滴露漫录》所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许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经千余年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末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v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部分以四川茶叶作易。“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增设易马市场。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b（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荼马贸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由于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叶在充斥的状况，遭到了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抵制印茶入藏。（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竞争能力。（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印度调查茶务。（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抵制印茶诸举搁浅。民间初，云南商人在拉萨十分活跃，滇茶在与印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川茶在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压制了印茶在的影响。“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拉萨设分号，并与‘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拉萨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侵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故尔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不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贸易的实质和主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经济上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以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干万斤以上。民间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字、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在川西北地区，集市首数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烟火万家，俯视即见城镇；到了清代县城扩大，偏街小巷约四十道，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揍。松潘所辖地域辽阔，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辛亥革命后商业发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边境藏汉商人与内地物资交流中心，藏汉贸易最大的交易市场”。明嘉靖年间，四川茶引年例为五万道，其中派往松潘茶引为二千引。隆庆年间，川茶引额调整后，松潘一直维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庆年间，行销于松潘等地引额达到一万八干余张，清末为三万六干张。民国时期，随着漳腊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松潘的贸易又得到发展。 “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地区历次发生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均派兵进驻，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因中旬‘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于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入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从明代到民国的数百年间，藏区兴起的贸易集市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增多。这些集市，是由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携手共同创造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参与经营的民族不断增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旅店、饮食、金银器制品和皮革等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川、滇、藏茶马古道的拓展。 民族间经济的交往，交通既是条件，又是保证。唐宋时期，汉藏茶马互市市场主要在西北一带，故唐蕃古道为主要贸易孔道。“内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宁越当拉岭沿乌苏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条为松茂大道，又称西山道、西路，从灌县溯岷江而上，经汉川、茂汉、松潘、南坪，然后辐射甘肃、青海部分藏区。该道前身为湔氐道，秦汉时已通，“唐宋时期，这条西山道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其时，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军等为茶马市场。“宋元时代，曾着力于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间，为确保川西北道路畅通，曾经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从灌县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卫指挥同知余胜组织修治松驿铺桥道，‘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据现在可考，明代松茂驿站共有十个驿站”。自明代茶马贸易中心南移，并实行引岸制度以来，“西山道便是边茶运销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县为中心制造的边茶行销松、理、茂一带，称为‘西路边引’。”除西山道外，另外两条茶道，一条即历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称小路，“从灌县经卧龙翻越巴射小山、牛头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称为小路”；另一条“从威州经理番（今理县）越鹧鸪山到刚金寺再进入牧区，也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从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经名山、雅安、荣经、汶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的江达、昌都至拉萨。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历来以滇藏和滇康为主要干线。滇藏线，一是经普洱、景东、丽江、昌都至拉萨。另一条是从澜沧、双江、临沧、丽江、昌都到拉萨。此外，滇康线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汉区运往藏区集市口岸的茶叶，基本靠人力背运，俗称“脚夫”，均系汉地贫苦农民，有的农闲时才从事茶叶背运，有的是祖祖辈辈操此业，长期在茶马古道上辗转，十分艰辛。西路边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称“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边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条形。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三） 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谓“西番茶”、“乌茶”、“马茶”等，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故颇适藏区市场需要”。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则与腹茶类似，以绿叶制成，价格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边茶少，且耐熬煮，亦为藏族人民所喜爱。“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以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以下七种“（1）芽茶：雅安产，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行销拉萨，非贵族、大喇嘛不购也。（2）砖茶：雅安、荥经均产，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行销康藏各地。（3）金尖：各县均产，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行销康藏各地。（4）金玉：各县均产，每包十八斤，价二元左右，粗细掺合，行销关外各县。（5）小路茶：天全产，纯以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牛厂牧民多饮此。（6）红茶：荥经产，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亦销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无一定标准，零整均售，行销各地”。 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本省藏区和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销往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边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边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于饮食结构特殊，所处自然环境也特殊，故饮茶习俗十分浓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饮食文化和其它习俗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人们早炊的首要任务便是熬茶。藏区泛称早餐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为糌粑；牧区除糌耙外，还有干奶渣，都是与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团吃，边吃边喝茶；或是先在碗内先放糌粑，然后倒上茶，直至舔尽喝足，这种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则先在碗里放上一些干奶渣后，再倒入茶泡奶渣，食尽奶渣。早茶中，茶为主，食为辅，故管早餐称“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无论是吃饭还是平时饮茶，无论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个习惯，可谓不成文的规矩：饮茶时，不能一次饮尽，喝一点，掺一点，再喝再掺，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饮而尽，不然被视为不懂规矩，不礼貌。凡外出，除了带干粮外，茶叶、盐巴和熬茶的饮具必须齐备。 藏区饮茶的花样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清茶：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在锅内掺入适量的冷水后，即放入茶叶，待开锅时，用铜瓢在锅中舀起茶水，高高扬入锅中，反复几次后，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再沸，再扬，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转浓，茶香溢出即可。然后用藤制的圆锥形漏斗将茶叶滤尽，再加盐即成。也有在熬制过程中先加盐的。已熬过的茶叶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时还可继续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尽。 清茶的另一种熬制方法是，熬制茶卤。是在锅中或壶中放入过量三至四倍的茶叶，加长熬制时间，有的为了追尽茶色，加入土制的灰碱或白碱，将茶汁浓缩为卤汁，存放起来，需要时，只需在开水中放入适量卤汁即可。这种方法节省燃料又省事，比较方便。清茶色鲜、可口、清醇，是农牧区家庭常饮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风格突出、营养丰富的饮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浆桶”内，掺入小半“浆捅”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藏语称“甲洛”）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并发出阵阵铿锵有力的“咕都、咕都”声，一般大约提按五六十下，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之后再加清茶，直到“浆桶”装满，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农。现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酱等，如此酥油茶既浓、又香，更为诱人。 （3）奶茶：夏秋季节，在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奶茶最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用藏式茶瓢搅匀后即成，喝时连茶带沫一道饮。另一种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即可饮用。 （4）面茶：这种茶在农区比较普遍。先在锅中放入少许面粉，进行干炒，炒熟后，边掺清茶边用锅铲搅拌，并放上盐，待搅拌均匀、浓度适宜后即可饮用。 （5）油茶：主要在农区流行。将牛油（或肥牛肉）、猪油（肥猪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后放入锅中炸炒，待油熟后，放入少许面粉或糌粑，再掺入清茶并加盐，边掺茶边用锅铲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即成。 （6）甜菜：甜茶在拉萨一带比较流行。其茶叶系较为高级的红茶，加奶和糖熬制。本为西方饮料，传入时间不长，最早在上层贵族中饮用。现已在民众中盛行，并已进入市场，拉萨城内有专门的甜茶馆接待顾客。 藏族无论喝哪种茶，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藏族对茶具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关于碗的种类和来历，《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的记叙，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但是制作工匠和技术来自内地。书中记载：“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回，并向藏王奏闻出使经过。藏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藏王说：‘如此，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藏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该是以前汉地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应绘鹿在草山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按原料的优劣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据以上资料分析，当时吐蕃请来的汉族工匠极少，故制造出来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贵族使用。 其时，民间的制陶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民间广泛使用的应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头制作的木碗。藏区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艺也简单。木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无盖木碗，这种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种为扣合木碗，是由两个大小相同，形同钵状，一碗口有内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构成。多为外出时使用，打开后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饮茶，携带方便。第三种是将无盖木碗内壁和碗座用银皮镶嵌，既珍贵又精美，有的还配以银质宝盖，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来时以待客用。木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使用。 当今藏族最喜爱的磁碗是内地制作的绘有龙图案的白磁龙碗和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白磁八宝碗。关于藏族喜爱绘有上述图案的碗的历史，《汉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见由来已久。 酥油茶捅是藏族用来打酥油茶的专门用具，是由一个口小腹深的圆柱形小捅和一个带柄的木活塞构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质的，所取木材质地较松软，纤维伸直．直径一般在15＆＃0；25cm之间的小圆木。制作时先对剖，并将中部挖空，然后对合，对合时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类木条作箍，约四至五道。另一种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质桶的直径和高度都比木质桶小，小巧易携带。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铜制，甚至外表全用铜、银包裹。 盛装各类茶的茶罐最古朴的是产于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别致高雅，形似内地古代鼓腰高颈酒壶，罐表雕有简单线条图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后内地工厂仿藏族陶罐式样，生产糖瓷、铝合金茶罐销往藏区，极受欢迎。 藏族十分重视礼节，茶叶在民间礼仪中，常有与哈达相配的用场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哈达和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狡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适，便将茶叶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烟熏之，认为可以驱邪；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茶叶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自然会反映到作为文化的一个视角的文艺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以及作家诗中得到体现。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与茶有关的代表性作品，一个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个则是妇孺皆知的《盐和茶的故事》。盐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之间爱情的悲惨遭遇。他们死后；灵魂相商，“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盐和茶相会吧”。“后来文登巴到羌塘变成了盐湖里的盐，而麦美措却到内地变成了茶树上的茶叶，尽管他们二人灵魂相距很远，但最终相会到人们的茶碗里，每当人们饮茶时，就会想起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 在藏族民间歌谣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举几首，以见端倪：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将茶放在锅力熬／好像空中黑鹫飞／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金黄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喇嘛带黄帽／头道茶香敬贵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后共饮如意茶。 多么清新、朴实的歌：读了这首歌，关天茶叶的来历、茶的熬制、饮茶待客习俗等就一目了然。 还有描绘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铜丝边边／阵阵香茶浓郁扑鼻／茶灌闪光荷花彩绘／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间谚语中，有关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说话意思明。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越熬越酽，书越读越精。 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 近人贺觉非，民国时期曾任理塘县长，他对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写丁关于康藏民族风情的一些旧体诗，其中有关于茶的诗句。如《南路边茶之消长》中这样写道： 绿叶丛中笑语哗／山头园户一家家／提笼相顾遥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道路络绎负茶过／西出炉关今若何／七碗卢同风雨夜／此行惟见浆桶多／／ 诗中，上阕写川西农户茶园小景，下阕描述了藏区有关茶的所见所闻。 最后，有必要叙及藏区茶叶的种植问题。在历史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印茶还未侵销藏区以前，历代统治者不仅严禁茶叶走私藏区，而且“素禁茶种入藏”，是为有效地发挥边茶的羁縻功能。故藏区无种茶历史。前已叙及，清光绪年间，张荫棠在藏期间，因印茶侵销，严重冲击边茶市场，力主抵制印茶，在其一系列抵制措施中，在藏区试种茶叶为其一举。他在《电陈治藏当议》中提出：“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着手在拉萨地区试种各类树木，且育苗植茶；并“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川督赵巽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后因政局鼎革，亦再无人间津。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藏区种茶变为现实。新晨 “（1956年）当时驻守在察隅县的部队，用云南的大叶种和小叶种菜籽在下察隅区日马乡播种，最后竟成活2000多株，这2000多株茶树不仅生长发育良好，而且所结茶籽还繁育了后代。1964年有关部门用这些所采的茶叶制成了红茶、绿茶等7个花色，经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评茶专家审定，认为‘嫩度良好，外形紧结肥壮，香气纯正，滋味浓’，符合优质红绿茶品质标准，从而开创了本土生产茶叶的新纪元……从1971年开始，自治区农牧厅，军区生产部队先后从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等省。调进茶籽10多万公斤，分别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个县试种，虽有一些地区因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脱、波密等县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区”。新茶区的出现，结束了藏区不能种茶、藏族饮茶而不种茶的历史，为藏族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篇章。

汉族的茶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清代；茶；文化

茶的起源

茶最早被发现于中国，所以说中国是茶的故乡。早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茶树的记载，称之为南方之嘉木。①

关于茶的发现和利用一说，很多文献均记载了：“神农氏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②，这里的荼就是指现代的茶。而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由此可以推论出在中国茶的发现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清代民间的饮茶习俗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有的饮茶特点，发展到清朝，饮茶的特点就尤为显著了，清朝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终结，也是现代茶文化的开始。“茶”已经触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在清朝不同阶层的人对于饮茶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与要求，从平民百姓到富家大族对于茶叶的择选、泡茶用水，以及茶具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在清代民间，一般只有条件较为优越的百姓，才会有时间和条件去饮用茶水，然而他们对于茶的择选以及泡茶用水和茶具都不是很讲究，但是在他们饮茶过程中茶汤一定要是热的，如果冷了，就会将茶汤倒入壶中加热后再饮用，喝茶的时间和抽上一支烟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在北方一些地区，人们会把茶壶放置在火炉上来煮茶，但也用盖碗泡喝茶，先用铜或土壶烧水，烧得几次沸腾，然后把茶叶放在盖碗里，倒入沸水泡开饮用。茶叶泡出来后呈现黄蜡色，即是黄茶或发酵茶。烹茶的燃料多用石炭，并且把烧过的石炭磨碎后压制成炭块以备用。③在民间婚礼习俗当中，饮茶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当中女方接受了男方的聘礼称之为“小茶”，男方去女方家迎接新娘称之为“大茶”。

在清代，茶在富家大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茶叶的择选，泡茶用水以及茶具都会潜移默化的彰显着他们显赫的身份与地位，比如说，在《红楼梦》栊翠庵品茶，当妙女捧茶给贾母时，贾母初以为是“六安茶”而不吃，当被告知是“老君眉”后才方吃。体现了在封建社会里，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茶，这是尊卑有别的。富贵家庭中泡茶用水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用上好的泉水，也有用旧年雨水和梅花雪水。曹雪芹在《红楼梦》的栊翠庵品茶一章中就有对茶水有一段绝妙的描述。妙女向贾母献茶后，但是讲究烹茶的贾母觉得好茶还不太放心，又问：“泡茶用的什么水”妙女笑答“是旧年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④由此可见对于茶具的择选，不仅要求精美名贵而且要体现出相应的身份地位。

清代各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我国的茶文化包含了独特的少数民族的茶风俗，唐朝时期，饮茶的习俗已经开始向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同时也逐渐的渗入各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当中。清代时期我国疆域范围内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的饮茶习俗，但又相互牵连相互影响，清朝时期茶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离不开的饮品。

蒙古族的饮茶习俗

蒙古人：主要生活在草原的畜牧民族，后来因逐渐与中原汉文化相交融，受到了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开始了饮茶生活，唐朝时期只有统治阶级才能饮用直到明朝时期才被广泛接受，到了清朝时期则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地区，起初蒙古人喝茶也是清饮，后来因为环境因素和受到藏族地区的酥油茶影响，逐渐开始调饮，每个地区的蒙古民族调饮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是奶茶，主要是将茶和牛奶混合煮沸饮用，蒙古族对奶茶的喜爱程度可以用“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来形容，据文献中记载蒙古族同胞“饮喜砖茶……砖茶珍如货币，贫者皆饮之。二、三日不得，辄叹己福薄……”⑤。由此可以看出奶茶对于蒙古族的重要性，直到今天，蒙古族依旧喜爱饮用奶茶，并且把它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藏族的饮茶习俗

藏族：生活在西南高原的藏族居民有着一千三百多年的饮茶历史，自唐朝文成公主入藏把茶叶带入了，就开启了藏族人民饮茶生活，藏族人民有着独特的饮茶习俗，调饮出来的茶被称为酥油茶，其做法是先熬制砖茶，然后倒入酥油并放入酥油桶中用一个木棍搅拌，是油茶混合，之后加入盐放入锅中加热，香喷喷的酥油茶就制作好了，除此之外，藏人把茶看做是神圣和纯洁的象征，文献中也有记载藏民将茶当作“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到人间”，并说“诸佛菩萨全都喜爱，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⑥因此藏民往往把茶与神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在向寺庙所求的神物中茶是必不可少。不仅如此，酥油茶往往是招待贵宾，客人的重要礼仪，噶伦卜藏人有客人时会先饮油茶，次土巴汤，次奶茶、抓饭。在清朝藏族的土司与汉官相见，“先递哈达，汉官亦以哈达赉之。次送奶茶，则答以块茶及银牌、绫缎。⑦这充分的说明酥油茶影响着藏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藏人主要的饮食文化之一。

维吾尔族的饮茶习俗

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西北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是一个农牧相结合的民族，维吾尔族真正广泛饮用茶是到清朝雍正时期茶马贸易全部开放之后。他们的饮茶方式似于蒙古族，主要是奶茶，但是也会饮用清茶、油茶等，维吾尔族饮用的清茶不同于汉族，他们不是泡饮而是煮饮，就是将水煮沸加入茶叶，因为他们认为茶是生的，而且煮饮可以使茶香浓郁，有益于身体健康，油茶则和藏族的酥油茶相似，发展到现如今，维吾尔族的饮茶方式已经是多种多样，同时它也丰富了我国的茶文化。

结语

清代茶文化是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首先它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受到外来各种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茶文化，其次到清代，茶已经融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再是上等阶层的专属饮品，因此也丰富了茶文化，最后在清代，茶叶得到广泛种植，并且发现了很多新品种。但是相对来说，在这一时期品茶对于中国国民精神和性格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这一时期，茶文化的形成，深刻的反映了国民性格和国民生活，这才是饮茶习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注解：

①陆羽.《茶经》[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2

②丁以受.《当代中国茶文化略评》[A].饮食文化研究.2009

③李幸哲.《朝鲜使行录与中国茶》.浙江大学.2012年4月

④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6.39

⑤刘清荣.《我国少数民族对茶文化的贡献》[J].农业考古.1997.170

汉族的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茶马古道；沿线民族地区；发展作用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①一般而言，它可以分为川藏线和滇藏线两条大的线路。茶马古道隐藏于云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它用丰富的支线网罗滇、川、藏三省，构成连接三省的血脉，它曾是中国西南地区社会交往、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它更向外辐射到越南、老挝、泰国、尼泊尔以及印度等国，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文化和传承精神文明的载体，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现如今，茶马古道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传播的古老通道，在学术界存在着“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的研究格局。②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序推进，茶马古道必将对沿线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一、茶马古道的历史与意义

关于“茶马古道”的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一个学术命题首先由云南大学的木霁弘教授以及陈保亚等学者提出。在二战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诸多的现实因素，茶马古道一直沉寂在云藏高原的山间水畔。直到20世纪90年代，木霁弘、陈保亚等六名学者徒步考察了古道的滇藏线和川藏线，共同出版了《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在书中，他们借用古道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茶马互市”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这可以说是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开端。从此之后，形成了一波茶马古道学术研究的热潮，茶马古道的路线和历史渐渐清晰，茶马古道的知名度也在这些研究中不断上升。

茶马古道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在汉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蜀身毒道”。但由于茶马古道地处祖国的大西南，古代多为各少数民族聚居，所以一直不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唐宋期间，唐王朝同吐蕃战争不断，但民间交流反倒因为战争逐步的增加。滇川藏的各少数民族有的亲唐，有的亲吐蕃，但不管是亲唐还是亲吐蕃，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在同吐蕃的交往过程中，逐步的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兴盛。到了明清时期，统治政府在茶马古道设置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茶马古道存在两条主道，一条是滇藏线，另一条是川藏线，两条线均以“茶马互市”③为最主要的交易方式。

茶马古道在中国的分布主要是在滇、川、藏三省地区，向内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市，向外则直接抵达印度、尼泊尔以及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辐射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国际通道，自茶马古道出现以来，它就在推动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和文化的开发，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乃至同国外的交流与合作，维护边疆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以及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等因素，茶马古道同其他历史上存在的古道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些特点和特殊历史意义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茶马古道被学术界誉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古文明传播的国际通道”。④正因其地势最高，同时沿途气候环境又复杂多变，路途又是极为遥远，因此茶马古道又是通行难度最大的古道。

茶马古道翻越横断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跨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所经之地海拔均在三四千米以上，几乎横越整个青藏高原。而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因此，说茶马古道是海拔最高的古道是毋庸置疑的。

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天气，气温变化幅度极大。有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的情况之下而运往藏区各地的。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⑤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同时也说明了茶马古道上行路之艰辛。

茶马古道大多为山路，加之极高的海拔，以及变化无常的天气，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而其路途又遥远。如《明史・食货志》载曰：“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⑥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道，同时也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古道。

2.除两条主线外，茶马古道的支线如毛细血管，分布极为广泛，紧密联结滇、川、藏三省。

茶马古道的线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滇川藏三省的交通网络线。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些大大小小的支线，其实等同于各地区相互交流的交通线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讲，茶马古道是滇、川、藏地区的生命线，失去这些生命线，滇、川、藏三省的联系不会如此紧密，甚至于在三省内部，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也不会如此的灿烂多姿。

如果将茶马古道的两条主线路比作“大血管”的话，那么茶马古道的小支线就是“毛细血管”，而各条小支线相互联结就形成了“毛细血管网”。虽然“大血管”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毛细血管”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于这些“毛细血管”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上比“大血管”还有更现实和直接的作用。

3.茶马古道所经之地均为民族地区，在其沿途，包括汉族在内的20多个民族比邻而居，因此，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团结之路。

藏族史诗《格萨尔》说“汉地的货物运到博（即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⑦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所起作用的最透彻和最形象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茶马古道不仅促进了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而且促进了茶马古道所经之地各民族的血脉联系。茶马古道沿线，傣族、拉祜族、回族、基诺族、白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哈尼族、基诺族、布朗族、拉祜族、白族、藏族等各族村寨隐藏其间，可谓一幅山美、水美、人美的天然画图。⑧在马帮中，亦有各族人民参与其中，他们之间彼此照应，不仅加强了文化的交流，更在艰难的旅途中形成了深厚的情谊，加强了各民族的血脉联系。

几千年来藏、彝、纳西、傈僳、哈尼、基诺、羌、普米、白、怒、景颇、阿昌等民族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往来，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和发展。这就如木霁弘教授等学者提出的一样，茶马古道加强了滇、川、藏三省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大三角”，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茶马古道是汉、藏、白、纳西、傣、拉祜、哈尼等民族和谐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见证和纽带。见证了汉、藏以及西南各民族发展。融合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的历史进程。各民族的茶马贸易不仅仅体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背后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促成了汉、藏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多民族间的相互沟通和情感上的联系。

二、茶马古道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沿线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

茶马古道与沿途居民血脉相连，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滇、川、藏三省的边远地区以及深山区，川藏、滇藏公路难及之处，茶马古道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利用，还在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茶马古道之所以知道现在仍在运转，是与它毛细血管般的丰富支线分不开的。这些支线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完全的成为当地人交通，贸易的必须之路，甚至是唯一的道路。除了这些千年的古道，很难开发出新的道路。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道，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根植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它是为了方便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开辟的。现在茶马古道已经融入到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离开这些古道，当地人民无法出行、经商访友，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茶马古道还在不断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伴随着公路事业的发展，以及旅游业的长足进步，茶马古道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茶马古道对沿线民族地区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一带一路”背景下茶马古道的新发展

和平解放后，青藏线、川藏线同时建成，开辟了与内地交往的全新时代。古老的茶马贸易活动早已变成了历史，而承担茶马贸易的道路也焕发出新的青春。1957年，国家修通了滇藏、中乡公路，各种物质、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内地运往，彻底改变了茶马古道上人背畜驮的落后状况。

现在，昔日的“茶马古道”早已被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滇藏公路等现代公路所取代，如在昌都已形成“两横一纵”（两横：北线国道317，由四川德格-江达-昌都-类乌齐-了青-巴青-那曲-拉萨；南线国道318，四川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林芝-拉萨；一纵国道214，由云南的德钦-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青海的囊谦）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了“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⑨

现代“茶马古道”是茶马古道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发展，是党关心滇、川、藏各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表现，并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序推进的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茶马古道作为联结滇、川、藏三省的纽带，在加强文化交流，繁荣三省经济，促进三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把原来落后的山路改造成先进的公路，以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也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2.茶马古道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茶马古道沿线有独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尤其是滇、川、藏三省区对茶马古道的旅游联动开发，能够构建成一条世界级的黄金旅游线路，将茶马古道打造成全球著名的旅游品牌。

现在这条世界上最为艰险的，也是最为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浓厚兴趣。虽然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深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但江山依旧，古风犹存。滇藏、川藏公路便利了茶马古道的交通，同时也为茶马古道发展优质旅游带来了便利。渴望对自然的亲近，对神秘的茶马古道的向往，必然使得“茶马古道”成为世人关注的一条黄金旅游线路。

茶马古道沿线民族文化灿烂多彩，有俗语形象的表述为“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这也是茶马古道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文化资源保证。也正是如此，“茶马古道”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被写入了中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之中，纳入中国旅游“十五”计划优先开发的黄金旅游线路。

而茶马古道的开发也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不仅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地，更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是“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而丽江古城也一直在处在茶马古道的旅游业的前列。2001年11月，丽江因其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方面的卓越成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丽江模式”向全世界推广。⑩

茶马古道集中了我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全可以将其开发成世界级别的旅游品牌，并把它培育成西部经济增长的新的战略支撑点。而在茶马古道品牌的带动下，沿线地区的国际旅游发展必将得到长足的进步。

3.茶马古道可以带动滇、川、藏三省发展

茶马古道将滇、川、藏三省联结为一个紧密的“大三角”区域，茶马古道的发展会直接带动茶马古道的沿线乃至滇、川、藏三省的发展。随着对“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和旅游开发的进一步进行，将会对滇、川、藏三省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期，茶马古道的开发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由于茶马古道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具开发潜力的黄金旅游路线，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的不断深入，国家将茶马古道的开发最为旅游工作的重点来抓，正在投入巨资对“茶马古道”的线路进行整合与开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茶马古道沿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必将推动云南、四川、三省“大三角”旅游经济圈的蓬勃发展。旅游业又必将带动服务业以及周边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共同进步。

三、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重新挖掘茶马古道对沿线民族地区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在沿线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发展了的现代茶马古道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既是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又是凝聚力量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继续发挥茶马古道的作用，可以有效在当今对沿线民族地区发展所能起到的积极推动。（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注解：

① 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研究，2002，04：49-57.

② 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大学学报，2006（6）：34.

③ 杨镰.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M]，见于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丝绸之路.代序.

④ 王川.茶马古道旅游品打造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4（2），27-32.

⑤ 《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⑥ 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⑦ 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⑧ “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刊，民族茶文化.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