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狂；狂者精神；儒释道；人格范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63-005

中国历代有狂士，其中诗人最多，在中国诗歌顶峰时期的唐代尤为如此。目前，对于唐朝诗人的诗狂形象，如李白、杜甫等诗人，从单个诗人角度已有较多的研究和论述，综合性的论述少见。本文根据《全唐诗》及其补编、《唐才子传》、《唐诗纪事》、《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记载，从三个方面，对唐代诗人的诗狂现象进行阐述。

一、唐代诗歌及诗人眼中“狂”字内涵

唐朝诗人中个性之狂的诗人较多，诗中写“狂”字（主要在诗歌中，极少在诗题和诗序中）的亦不少，据笔者统计，唐朝共有174位诗人在诗中用“狂”字862个。从用“狂”的词语来看，用得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狂词：狂歌或狂吟、狂风、癫狂、楚狂、猖狂、醉狂、狂酒或酒狂。从词义来说，唐诗中的“狂”字所指称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指吟咏之狂（狂歌、狂吟等）

豪放如李白（“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岑参（“酩酊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自不必说，守儒持重的杜甫也是“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甚至如好友任华所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杨巨源也说“杜甫狂处遗天地”。小诗人、小人物们如徐凝（“长爱谢家能咏雪，今朝见雪亦狂歌”）、司马扎（“时向邻家去，狂歌夜醉归”）、翁承赞（“一尊如有地，放意且狂歌”）、张义方（“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也爱狂歌，刘禹锡（“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元稹（“沽酒过此生，狂歌眼前乐”）、白居易（“唯馀耽酒狂歌客，只有乐时无苦时”、“赖有销忧治闷药，君家浓酎我狂歌”）更是狂歌不已，甚至连参禅隐逸的诗人孟浩然（“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皎然（“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归仁 （“一著谗书未快心，几抽胸臆纵狂吟”）、贯休（“有时狂吟入僧宅，锦囊鸟啼荔枝红”）也不甘寂寞，引吭高歌。

2.指性情之狂（楚狂、接舆狂、狂生、狂客等）

李白、韩愈、顾况、杜甫、白居易、杨虞卿、周贺、吴融、修雅等诗人都毫不讳言，以狂士自称。李白公开宣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还说“如寻楚狂子，琼树有芳枝”，“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杜甫也称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韩愈不甘落后，自呼“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顾况则以“狂生”自诩：“天下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故人穷越徼，狂生起悲愁。”杜甫饥寒交迫、垂垂老矣，却说“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笑对少年人问“回头却问诸年少，作个狂夫得了无”，对朋友也戏称：“狂夫与我两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杨虞卿、周贺、吴融自比“楚狂”，杨虞卿称：“兰质蕙心何所在，焉知过者是狂夫。”周贺称：“还知谢客名先重，肯为诗篇问楚狂。”吴融则“高歌一曲垂鞭去，尽日无人识楚狂”。僧人修雅都不讳言自狂：“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犹自问弥勒。”

韦庄、王维、韩、戴叔伦、权德舆、陈子昂等诗人效仿、赞赏乃至向往楚狂接舆等狂士形象。韦庄“世随渔父醉，身效接舆狂”；王维“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戴叔伦“偷归瓮间卧，逢个楚狂来”；权德舆“更置盈尊酒，时时醉楚狂”；韩“淋漓满襟袖，更发楚狂歌”；陈子昂“念与楚狂子，悠悠白云期”。

3.指饮酒之狂（狂醉、醉狂、狂酒、酒狂等）

王维、白居易、司空图等近80位写过“狂”字的诗人都写到酒狂状态，或狂颠如张籍“闻客语声知贵贱，持花歌咏似狂颠”，或颠狂如杜甫“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或狂醉如元稹“岘亭今日颠狂醉，舞引红娘乱打人”，或狂酒如白居易“谁料平生狂酒客，如今变作酒悲人”，或如温庭筠“越溪渔客贺知章，任达怜才爱酒狂”。此外，贺知章、张旭、李适之、苏晋、拾得等诗人，现存诗作中虽未写过“狂”字，但描写过他们酒狂状态的诗歌亦不少，贺知章等人还被杜甫称为“饮中八仙”，而前所述的狂歌和狂吟，也大多在酒狂状态。

二、狂者精神演进与儒、释、道

唐朝思想开放，儒、释、道并取，诗人们思想也是如此，很难用一种思想概括某一位诗人。对于“狂”也是如此，我们把个性之狂的诗人分为“儒狂”、“道狂”和“狂禅”三类，也即在某个诗人思想总体来说，呈现以某种思想为主的“狂”态。唐代诗人狂者精神的演进背后与唐代社会密切相关，与儒、释、道思想亦有一定的关联。

1.初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王绩、郑世翼、崔信明、卢照邻、杨炯、王勃、杜审言、骆宾王、刘希夷、张若虚等10人。初唐诗人之狂，以恃才狂傲为主要特征。初唐王绩“箕踞散发，玄谈虚论，兀然而醉，悠然便归”。郑世翼“性倨傲，数以言辞忤物，因有轻薄之称”。崔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自以为高于李百药，文章独步当代”。自小都是神童的“初唐四杰”：“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杨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曾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称王勃因其恃才傲物，故为同僚所嫉。刘希夷、张若虚如郑处诲《明皇杂录》中所说：“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遇，恃才浮诞而然也。”杜审言更是“恃高才，傲世见疾”，为官为文都是恃才疏狂。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初唐诗人之狂以儒狂为主，除了王绩是道狂外，其他9人都是儒狂。他们自恃才高，文章盛名，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们忠于朝廷，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并不为时世所用，反为同僚所忌，这种流落不遇反映在诗歌和行为上便是放旷诗酒，或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或表现为为言行上的傲物自矜。当然，这种儒狂是少年式的儒狂，缺少盛唐时儒狂的那种慷慨气势和悲壮之情。

2.盛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盛唐时期，个性之狂的诗人主要有李适之、苏晋、贺知章、张旭、王维、祖咏、王昌龄、常建、刘长卿、萧颖士、孟浩然、李白、杜甫、严武等14人。

盛唐诗人之狂以诗之酒狂为主要特征，是唐代诗狂的最典型代表。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八仙个个都是酒狂。《唐书・宗室宰相传》记载说，（李）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而苏晋长斋信佛，却嗜酒。贺知章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之誉，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自号“四明狂客”。张旭因常喝得大醉，并呼叫狂走，再落笔成书，有时以头发蘸墨书写。当然酒狂之代表李白更是“自称臣是酒中仙”。甚至诗人孟浩然也如此，采访使韩朝宗曾想把他推荐给朝廷，没想到孟浩然“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一生渴望仕途有为的孟浩然因酒而放弃入仕的机会，终为“布衣诗人”。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盛唐诗人之狂以道狂和儒狂为主，并且将这两种狂的形态发展到极致。诗仙李白将道狂演绎到极致。白诗中有“狂”字26个，自喻带“狂”的就有“楚狂”、“狂客”、“狂夫”、“清狂”、“佯狂”、“狂痴”等，自唐时，杜甫（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孟郊（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人朱长文、苏轼等更是直呼“李太白，狂士也”。无论当时后世，李白可谓公认的天下第一号“狂人”。

诗人张旭则在书法上将道狂演绎到极致。李颀《赠张旭》对此有着最为生动的描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张旭的草书被人称为“狂草”，但是其创作的心态是安闲自适，与世无争，如一位得道的仙人。

诗圣杜甫则将儒狂演绎到极致。杜甫并非一般人眼中仅是一个守儒持重的文士，实际上也是一位极为狂放的儒士。杜甫诗中有“狂”字31个，“狂歌”、“清狂”、“颠狂”、“狂走”、“狂顾”、“狂客”等都是杜诗中的自况，从中可见其早年的“清狂”、中年的“狂走”和晚年的“狂歌”。杜甫具有“三狂”精神――即“狂顾”、“狂走”和“狂歌”。这种精神使杜甫从诗人的心路历程出发，向华夏的榛莽大地走去，最终达到了古典诗歌的巅峰。[1]

3.中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中唐时期，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顾况、崔膺、韩愈、柳宗元、马异、孟郊、卢仝、李贺、刘叉、元稹、白居易、李涉、沈亚之、姚合、寒山、拾得、怀素、皎然等18人。

中唐诗人以狂的意态怪怪奇奇为主要特征。顾况自号“狂生”。崔膺性“狂诞”。马异、卢仝为人为诗都是赋性高疏，词调怪涩，可谓“狂怪”至极。刘叉“恃故时所负，自顾俯仰不能与世合，常破履穿结，环堵而居休焉”，可谓狂谲。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可谓“狂直”。李涉为人极端阴险，可谓“狂险”。沈亚之以文辞得名，然狂躁贪冒，辅耆为恶，颇凭陵晚达，故及于谪，可谓“狂躁”。寒山，以疯癫闻名于世，可谓“风狂”。拾得僧人，好为诗作碣，言行“狂放”。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唐诗人之狂，袁行霈先生对韩愈之诗文所评――怪怪奇奇意态狂，既可看作对韩愈之狂的概括，也可说是对中唐诗人之狂的最恰当概括。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中唐诗人之狂以狂禅为特色，并和儒狂、道狂相交融。中唐狂禅以怀素和白居易为代表，怀素的狂禅主要体现在书法上，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描述其得意的狂态：“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他的狂态普遍的“谦卑”，作为一个僧人本应恪守戒酒等诸多清规戒律，但是怀素在表演书法时，“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怀素在笔墨线条中闪动着个性自由的灵光，体现出心灵豁畅的狂禅精神，怀素在书法和言行上的“狂禅”已达到极致，以致时人称其为“狂僧”，其草书则被称为“狂草”，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

白居易如何界定“狂言”，其在《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说：“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归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之缘也，十方三世诸佛应知。”从白居易的诗文来看，他以佛道的准则，把“不拘礼法、放肆妄言”归于“狂言”。实际上，晚年白居易，一边热心习佛，一边过着放旷乐天的生活，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说：“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劝君虽老大，逢酒莫回避。不然即学禅，两途同一致。”这里以马祖道一为首的洪州禅完成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的转变，将本来只属于佛教的生活态度变成如白居易一样文人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实际上，炽盛于中唐元和之际的洪州禅，为中唐文人们广泛接受和学习，除了怀素、寒山、拾得等僧人出现狂禅习气之外，甚至一些文人儒士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卢仝、李贺等都有狂禅心态。

4.晚唐诗人之狂及其思想特征

晚唐时期，诗人个性之狂的主要有杜牧、李商隐、薛逢、薛能、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李山甫、方干、罗隐、唐彦谦、郑谷、杜荀鹤、僧鸾、贯休等15人。

晚唐诗人之狂以狂放不拘为主要特征。如《唐才子传》言皮日休曰：“性嗜酒，且傲诞，以文章自负。”记陆龟蒙曰：“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亦罕纳。”再如罗隐：“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晚唐这些文士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身不逢时而产生的“玩世不恭”态度，特别是越出传统礼教的狂放，与初、盛、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生活状态表现出很大差别。

从诗人思想特征看，晚唐诗人之狂以道狂和狂禅为主。晚唐时期，由于唐朝国运腐朽衰颓，藩镇强横，当朝者无能，文人志士仕进无路、报国无门，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李山甫、方干、罗隐、唐彦谦、杜荀鹤等文人越出礼教，心中忿忿不平，讥讽朝政，有的隐逸，有的放浪形骸，过着狂放不拘的生活。

综而论之，唐朝的诗狂以李白的道狂，杜甫的儒狂，白居易的狂禅为代表；而在书法等艺术上则以颜真卿的楷书所体现的儒狂，张旭草书所体现的道狂和怀素狂草所体现的狂禅来表现，当然这在狂者精神意义上来说是对唐诗诗狂（因为书法创作时“狂”的状态和精神，唐诗中的描绘亦能体现）的印证。

三、唐代狂者精神的文化意蕴

其实，“狂”在唐代之前也有大量的出现，诗人之狂并非唐代所独有，而唐代的狂者精神更非空穴来风。在此之前的一些狂狷者，如接舆、庄周、屈原、祢衡、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早已著称于世，并对唐代的狂者产生重要影响。唐代之后也有“狂”的出现，相较唐代之前及之后的“狂”，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体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蕴。

1.狂者精神促进了唐诗的创新与超越

狂者进取，他们敢于反抗社会的压迫，揭露社会的黑暗，打破社会的沉闷气氛，甚至导致思想界的争论和革命。[2]他们的这种精神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就是富有创造性，敢于创新与超越。

具体到唐诗来说，一方面如孔子所谓“狂者进取”，狂者的积极进取精神植入文人人心，赋予唐诗积极进取的思想内容。儒者之狂，如初唐四杰、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自不必说，连道者之狂如李白，甚至狂禅如怀素也是如此。李白的一生都是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而奋斗。虽然时作消极出世之语，但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来说，李白和杜甫是相通的。怀素虽然是个“僧者”，但是正如苏涣《怀素上人草书歌》所说：“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连本应超然出世的僧者都有一个强烈的人生理想――“求大名”。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特别指出：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如此空前绝后的地位，其原因何在呢？首先还是内容，而内容卓越的基础，存在于其思想性之中。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他们都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积极进取者，可以说，甚至连李白也是如此。[3]

另一方面就诗歌风格而言：儒家思想占主导，关注现实、忧国忧民，诗歌风格容易走向现实主义。儒者之狂让现实主义诗歌中呈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气质。如杜甫，“狂者”精神增强了他忧患意识的力量，增添了浪漫理想的色彩，使他的诗歌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狂”是杜甫文学创新、文化创造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动力之一。[4]而道者之狂的创作大都追求浪漫风格，其对王绩、李贺、李商隐，特别是李白大胆的想象、奇特的夸张以及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浪漫主义诗学推向新的境界。狂禅则因突破传统的规范约束，坚持发挥主体的自主性，使诗歌走向世俗和通俗。如狂禅的“平常心是道”思想对白居易影响广远，其突出表现就是“写诗行文皆一任自然，娓娓道来，素朴如叙家常，不尚雕饰，不务奇险”[5]。

此外，在诗歌题材、语言等而言：韩愈“以文为诗”，白居易的狂禅诗歌开拓了诗的题材疆域；狂禅把宗教生活变为日常生活，把宗教性的语言当作艺术性的语言来体现，把包含深刻哲理的语句转化为诗歌[6]；甚至所谓的“盛唐气象”正是“狂”与儒释道相结合，这种创造精神发挥到极致的结果，“狂”为唐诗走向成熟和独具特色作出突出的贡献。

2.狂者精神塑造了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

人格范型，即一种人格类别。仅以人格最为典型的杜甫、李白、白居易三人为例。自宋始，杜甫开始被“圣化”，其为人为诗已然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这已是学人皆知，无需赘言。实际上，杜甫人格上也有缺点，杜甫为诗也曾有过世俗的打算，甚至逢迎权贵与小人，但是贯穿其一生的始终是积极入世，狂者的积极进取精神使得他逐渐完善人格，终至“狂狷入圣”。正如现代学者牟宗三所说：“经过狂狷两精神才达到中庸，这个中庸才是大成化境，这才是圣人境界。……所以，你想要做圣人，先要狂狷。”[7]这充分说明狂者精神对塑造杜甫圣贤人格的作用。杜甫的人格精神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后人给杜甫献上“诗圣”的桂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的人格精神在古代诗歌史上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名族的文化性格，杜甫为陶铸中华名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8]

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也就是说，李白从思想上把屈原的进取和庄子的退隐选择融合，并化而为“心”，使得古代文人一直将进取与退隐无法统一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康震指出：“儒道矛盾的生命价值观在李白对艺术精神境界的追求中获得了对立的统一。[9]”李白的理想人生是先“进取”实现“功成”，“功成”之后再“身退”。李白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士人群体，如李白这种把执著入世与淡然出世从对立转向相融，实开后代文人心态之先河。

白居易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的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壮年时他“兼济天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他遭遇挫折，“独善其身”，以释、道思想为主导。白居易经过反复探索，在积极入世与保持个性独立之间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就是他所创立的“中隐”理论，中隐是儒释道多种思想的复合体，他对现实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既享受到世俗生活的好处，又避免了世俗纷争带来的麻烦。他对后世文人的人生模式和文化人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比较三者在“狂者”精神上的不同，杜甫是儒家人格的典范，其融合积极入世的狂诞姿态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悯，是融有狂诞因素的悲悯型人格。李白是道家人格的典范，其融合“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与“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进取之狂”，是融有悲悯因素的狂诞型人格。白居易是早期儒家人格为主，后期融入狂禅和道家思想，调和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我所用”；能够以一颗狂禅的“平常心”、“非心非佛”对待人生的“进退出处”，体现三教合流的中庸人格。

参考文献：

[1]许德楠.论杜诗中的“狂顾”、“狂走”和“狂歌”[J].杜甫学刊研究，2003，（2）：21.

[2]陶新民.文人的狂狷[J].文史知识，2001，（4）：103.

[3]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吴怀东.自笑狂夫老更狂――论“狂”与杜甫的文化精神[J].固原师专学报，2004，（5）：41.

[5]胡遂.从“平常心是道”看白居易平易浅俗诗风[J].文学评论，2007，（1）：38.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牟宗三.周易演讲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最早是从周代民歌开始的，《诗经》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品。到两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大量“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像《陌上桑》、《东门行》等。产生在东汉建安时代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对话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上更是日趋成熟。尽管建安时期出现了如辛延年、曹操，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一些现实主义的文人，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传统。直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现实主义诗歌才又略见起色。

在唐代，诗人李白虽也有《丁都护歌》等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作，但他最大的成就和贡献还是在浪漫主义方面，杜甫则真正传承并发扬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一、自创新题

杜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没有沿袭乐府古题，而是“缘事而发”或“因事命题”，如《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如此，这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诗人的创作。

金开诚的《诗圣杜甫与现实主义诗歌》称：“杜甫的诗歌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很高。他的诗歌人民性很强，用大量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安史叛军的残暴。他大胆地抨击朝廷，无情地揭露当时黑暗现实，特别是对那些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他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最真切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追求的目标。”关于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非常准确的见解。

二、抒发爱国情怀

浓厚的爱国情怀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特色。青年时代，杜甫就有通过仕途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愿望以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他的喜怒哀乐更是和国家命运的盛衰相表里，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归心似箭，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除对自身情感的抒发外，杜甫还有一些诗反映并歌颂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自己通过新娘之口发出的爱国号召。这种爱国情怀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文化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诗人顾炎武都曾受到杜诗的教育和鼓舞。

三、同情劳苦大众

对底层穷苦大众的同情，是杜甫诗歌的又一个特征。他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如《又呈吴郎》中，“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描述了一位孤苦伶仃、衣食无着、贫困无助的老妇人。又如《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垂老别》中的“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征发中遭受的痛苦。《羌村》甚至有“儿童尽东征”一语。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更指出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四、揭露统治阶级

早在“困守长安时期”，杜甫就指出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这一事实。在这方面，《兵车行》最具代表性：“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正是战乱中人民痛苦生活的真实描述。杜甫还通过描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在《丽人行》中揭露了杨国忠兄妹的奢侈荒淫面目：“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短短十个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及其根本矛盾，对统治者进行了猛烈抨击。

五、热爱自然生活

杜甫能够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风雨鸟虫，在诗人笔下都充满了勃勃生机，如：《江畔独步寻花》中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让读者看到一个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的农家院景，看到一位勤劳、美丽热爱生活的农妇形象，令人心醉不已。又如《春夜喜雨》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人感受到绵绵的春雨，深夜飘然而来，默默滋润着万物。真是美妙的境界，静谧的生活。

六、通俗写实手法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等形式，大大提高了诗歌表现力，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新婚别》中新娘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新婚之日竟成生离死别之时，所以新娘态度矜持，语带羞涩，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杜甫诗歌用这种通俗写实的手法，使其诗令人读来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在古代文学史上独领，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杜甫是中国古代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 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 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范文第5篇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的高度。

由于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丽人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三别”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三吏”、“三别”分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汉乐府诗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14]，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8]是他的创作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21]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

杜甫“三列”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采用独白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

深切感人。

《春夜喜雨》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绝句四首（其一）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65年）写的。

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

《江南逢李龟年》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这不体现了他知恩图报的为人。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