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局外范文第1篇

关键字：“局内人”；“局外人”；教学活动；科研实践；通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30-02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研究者的研究立场与角色身份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激进信条：激进的局内人信条认为，要理解一个人，你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激进的局外人信条则采取了恰好相反的思想进路。这一信条断言：要理解恺撒，你就决不能成为恺撒。[1]无论是激进的局内人信条还是激进的局外人信条，其实都仅具有学理上的可能性。“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用来表明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和采取的角色，因为立场的差异，相应地，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2]在现实发生的研究活动中，二者之间的边界常常被打破。培根套用《理想国》的洞穴寓言提出“洞穴幻象说”：我们生活的社会严重限制了我们要了解的东西以及怎样了解它们，只有当我们从洞穴中逃出，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才有可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只有随着社会变迁和多群体的归属变化，打破偶像，才能消灭洞穴幻象，抛弃自己群体的虚妄信条，才有希望接近真理。西美尔等人提出：“陌生人由于不受对群体承诺的束缚，很容易扮演相对客观的调查者角色。”“陌生人的客观性包括不主动参与和处事超然，这种客观性是疏远和接近，中立和卷入构成的特殊结构。”[3]打破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生存边界，融局内人与局外人为一身，才能正确、辩证、完备地看待问题。本人在高校工作多年，受刘教授“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课题启发，分别从高校教学的多个环节：教学活动、科研实践、通才教育等方面浅谈个人的认识。

一、教学活动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有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勇气打破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生存边界，既要做教学的局内人，也要做教学的局外人。因为激进的局内人信条和局外人信条均无法保证教学方案的合理性。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往往要穿梭于两种角色之间。教师介入学生生活内部，体验他们的思想和需求，是破解“局内人”和“局外人”困境的可行探索。我现在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某高校的一名教师，又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停地在转换角色，不停地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切换。切换中的感受与体验，对于我来说，收益很大。当我切入学生角色时，学生的“局内人”，教师的“局外人”，我更能明白学生希望从老师哪里获取什么。我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与模式更适合学生？我会以更加宽容的胸怀对待我的学生们。面对他们的迟到、不认真听课、抄袭，我更多地开始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不仅仅是抱怨“孺子不可教也”。当我切入教师角色时，学生的“局外人”，教师的“局内人”，我更懂得作为学生应如何把握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精髓。我如何更能明白教师的教学意图？我如何能默契地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我的研究工作？我更能清晰合理规划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生涯。教师必须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纯粹的“局内人”会使教师“陷入”得太深，而丧失了教师的秉性；纯粹的“局外人”又会使教师割裂了教学研究现实，使研究对象“真空化”，否定了普遍联系的存在。教师由“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的方式有很多：参与学生活动；担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工作；参与学习过程。

二、科研实践

教师积极地参加项目实践，将教学理论与应用实践相结合也是打破“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生存边界的一个很好案例。我曾经在给审计系统的人员进行计算机审计的培训，我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若是单独进行数据库的教学本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如何更好地和学员需求结合是我面临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利用了半年的时间参与一线的审计项目，作为“局内人”了解审计实务，了解数据库技术在计算机审计中的应用。当我切换出来的时候，我的课堂生动了，培训效果更加显著。相对于局外人，参与项目实践会让教师表现出与学员相一致的对于教学目标和需求的关切和责任，对改革教学模式的期待，因而更有可能获得学员的信任。当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不能仅从审计人员的“局内人”的角度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那样的教学效果不具有持续性、可移植性。参与实践工作的教师不等于“完全当事人”，他是来自于教学实践的另一种力量。除了研究的目的之外，他参加项目实践的主要职能是与学员一起形成实践的合力。帮助审计人员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技术实施路线和行动路径。因此，我还要从教师（审计人员的“局外人”）的角度出发，这样教学内容才能更加科学，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可拓展性。如果，一味地从学员需求出发，培训实时效果会比较好，但会太技术化，不具有延续性和可拓展性，不利于以后的知识扩展。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局内人”和“局外人”，既不能成为激进的“局内人”，也不能成为激进的“局外人”。“局内人”与“局外人”不再是彼此分离、相互割裂的两种活动。要不断地切换角色，切换立场，这样教学方案更充分、更科学、更严谨。介入实践是教师通过与另一种主体的对话实现自我理解的扩展和更新的过程，是教师在“理论生活”之外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3]

三、通才教育

由“局内人”与“局外人”话题引发的另一个主题就是“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向学生提供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才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翻开人类教育的史册，人们可以发现：古代是靠通才教育取胜的，近代是靠专才教育取胜的，而能取胜于现代的则是靠专才教育基础上的通才教育――这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的迫切需要。[4]通才教育，作为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与其说是一种确定的教育制度，不如说首先是一种教育思想，并非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特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如扩大专业口径，加强基础理论，重视文科教育等，都和通才教育的思想相通。近些年，我所就职的高校在通才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1.大力发展以计算机审计专业为代表的交叉性学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会计电算化的日益普及，审计手段已由传统的手工审计逐渐向计算机审计过渡，开展计算机审计已成为审计人员面临的紧迫任务。计算机审计是指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审计和利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广义的计算机审计，还包括计算机在审计领域中的其他应用。我校顺应时代需求，同时迎合了金审工程的工作重点，大力发展以计算机审计专业为代表的交叉性学科。基于我校的优势学科和本专业特点，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会计学等交叉融合，形成了鲜明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扎实的会计、审计理论基础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计算机会计、计算机审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软件公司、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从事会计、审计以及计算机会计和计算机审计实务、教学、科研和系统开发等方面的工作。另外，信息学院又与审计署合作开办计算机审计中级培训以进一步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使参加培训的审计人员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成为计算机审计骨干和能手。

2.开办数理实验班。数理实验班培养数理基础厚、专业面向宽、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采用“2+2”的培养模式，即学生在低年级（一二年级）接受以数理课为主体的基础教育，学习数理基础课程和部分通识课程，高年级（三四年级）时进入学科专业领域，学习专业课程。数理实验班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强调基础与专业合理衔接，培养学生跨学科的创造性能力。在课程设置中吸收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其他高校数理实验班的成功经验，注重数理基础知识的培养，并强调英语、计算机能力的培养以及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数理实验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大学物理、物理实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C语言程序设计及数学实验与数学软件应用等。数理实验班学生视野开阔、适应能力强、逻辑思维缜密，可在科技、教育、信息产业、经济金融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在相关领域中从事更深入、更专业的研究。

以上就是从自己高校教学的实际工作经验出发，结合“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话题浅谈个人认识。最后，引用默顿的观点作为总结：“局内人”和“局外人”是一身二任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是融为一体的，失去偏执的主张将获得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R.K.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马岚.“局内人”与“局外人”[J].青海民族研究，2009，（2）.

[3]王日美，等.教育学者介入实践的方法论思考[J].教育学报，2009，5（4）.

[4]张伯瑜.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三层定位[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2）.

局内局外范文第2篇

一、制定基本原则，确保外管内审转型可操作

（一）必须制定有利于推动基层外管“五个转变”的原则。“五个转变”目的是促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最大程度地便利市场主体对外贸易投资活动。在坚持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逐渐转变管理方式，改善外汇管理服务水平。开展履职审计，是在对外汇管理部门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建议，为完善体制和制度创新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参考，促进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环境，这与“五个转变”要求一致。

（二）必须制定有利于提升审计效果和效率的原则。虽然目前外汇管理应用系统电子化程度很高，各个业务系统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但各类信息统计口径和标准不一，统计时间存在差异，数据之间归并处理难度大，难以形成一套涵盖外汇部门各业务系统的审计监督软件，审计人员不能借助软件开展审计。单纯凭借纸质资料和相对割裂的业务数据，审计人员既无法高效完成审计工作，又不能做出准确的审计判断，影响审计工作的前瞻性和公信力。因此，发挥信息化手段在审计工作中的作用十分关键。

（三）必须制定有利于推出阶段性工作成果的原则。审计工作转型涉及部门广，人员多，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宜耗时过长。应当细致研究、合理规划，分重点、分阶段推出工作成果，合理制定外汇管理内部审计转型三年规划，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内部审计转型工作。通过设定具体进程时间表，分阶段完成既定工作项目，确保审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

二、确定审计主要内容，厘清思路，提高外管转型效率

（一）由事后审计转变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审计。传统内部审计中，审计人员强调对结果的监督，对于业务办理过程和后续跟踪情况较为忽视。在当前外汇管理工作重心从事前转向事后的大环境下，审计工作应尽快实现由对结果的监督转向对过程和结果的持续监督，强化事前和事中介入。在事前审计中，应参照目前的合规性审计方法，检查审批材料的留存是否合规、审批程序是否规范等;在事中审计中，应运用外汇业务监测系统查看经办人员操作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先办理、后审批的情况，以及对业务的适时追踪情况等;在事后审计中，应查看业务记录情况、资料归档情况，并根据事前、事中审计情况，对外汇局工作人员业务办理全过程进行总体评价。

（二）从业务决策、执行、监督以及各方评价等角度进行内部审计。在对决策程序进行审计时，要看决策过程是否合规、是否有分级明确的内部审批权限，关键决策是否通过集体审议等;在对执行程序进行审计时，主要关注外汇局是否按要求执行相关规定、执行效果如何、在执行中是否能对存在的问题予以发现和解决等;在对监督程序进行审计时，查看被审计外汇局内部是否定期进行内控检查，检查的内容、深度、频次等是否符合外汇局内控管理要求，自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进行整改并留存相关档案等;在对评价程序进行审计时，应关注内、外部机构对被查外汇局工作表现的评价。内部机构包括被查单位的上、下级局，外部机构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

（三）从制度建立、人员配备、经费管理等方面开展内部审计。在制度建立上，应关注被查外汇局在不突破总局内控指引的前提下，是否结合本级局实际情况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外汇制度，或符合新常态下外汇管理内审工作要求的机制制度;在人员配备上，应对外汇局人员数量、素质进行评估，同时对岗位设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同时要结合被查外汇局实际情况，判断该机构岗位设置是否与人员配备情况相匹配。在经费管理方面，主要查看外汇局经费管理是否到位，包括经费保管、审批、使用是否合规、账目是否明晰等。

（四）对业务系统运用效率进行审计评估。目前外汇管理工作重点是运用业务系统进行非现场监测，因此内部审计也应加强对外汇局业务系统运用效率的评估。目前外汇局存在多个业务操作系统，内审工作应充分利用各个系统功能，通过后台业务统计数据、工作量统计数据、操作日志数据等监测业务人员对系统的使用频次、重点使用的模块和功能以及对跨系统联合运用情况等，判断外汇局工作人员对业务系统的熟悉程度和使用效率。抓住内审监督中的薄弱环节，有利于深层次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

三、制定可执行的实施方法和步骤，提高转型效果

（一）建立健全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制度。根据内审要求，结合外汇管理工作特点，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内审内控监督检查操作指引》为导向，以提高信息化监督水平为抓手，建立符合辖内实际的外汇管理内部审计制度。将履职审计贯穿于外汇审计全过程，对业务人员在履职期间工作的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监督，对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干部履职能力、工作业绩进行指标量化审计，促进外汇管理部门依法、公正、高效履职，使外汇局内部审计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二）积极开发和引进信息化监督系统。强化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整合外汇业务系统基础数据，建立外汇业务管理系统信息共享平台，开发与外汇管理业务处理系统实时连接的内控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审计监督，增强动态监控，把传统审计中在某一时段集中力量开展审计的方法转化为将任务分解到日常监督工作中，为非现场审计做好技术支持，通过内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非现场审计，提高审计效率。

（三）确立内部审计总体评价框架。广泛征集意见，确立内部审计总体评价框架，以及总体框架下各大类考核中应纳入的具体指标和风险点，同时，按照重要程度确定各项指标权重。根据外汇业务工作属性将各项被查工作进行分类并确定可量化的各项指标，可分为：基础类指标，主要是对被查外汇局基础性工作进行评价，如制度建设、内控管理、岗位设置等;业务操作类指标，主要是对日常工作中外汇局各类操作性业务进行评价，反映外汇局日常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财务类指标，主要针对外汇局经费支出是否合理，管理是否到位;履职绩效类指标，主要围绕外汇局对外履职和内部管理的综合评价，包括内、外部机构多方位评定。每类工作还需要制定更细致的检查项目和对应指标，并明确具体核查方法。

（四）明确内部审计各项指标权重。外汇管理审计指标应按照重要度进行权重分解，将待分解的指标层次化，根据考核的性质、目标等将考核细项赋予不同比例的权重。例如，决策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和评价程序分别应占多少比例，各项程序中基础类指标、业务操作类指标、财务类指标、履职绩效类指标各占多少比例，各项指标下的小指标应占比多少等。通过细化指标权重，明确内部审计评价标准，但由于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的确定主观性较大，且各地涉外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因此需要进行广泛探讨和研究，在内部审计总体框架下开展对辖内外汇局的现场审计并听取反馈意见。

（五）建立外汇管理内部审计人才队伍。外汇管理部门业务人员大部分没有专业的审计知识和技能，影响了审计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人员配备、岗位设置、业务培训等方面入手，抽调业务骨干进行外汇知识、国际结算知识、审计知识和计算机知识培训，建立内审人才库，建立一支既具备专业外汇业务知识，又有审计知识和技能的外汇审计专业人才队伍。

局内局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晚唐；宦官；共治天下

中图分类号：K242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唐长孺、杜文玉、马良怀、王寿南、王守栋等一批学者皆有专门探讨，兹不赘举。已有研究往往只涉及宦官专权的某些方面，对宦官的程度，学界罕有人系统论及。事实上，宦官擅政是一个逐步扩大发展的过程，仅仅笼统地用“宦官专权”或“宦官擅政”并不足以准确概括唐代宦官政治的特点。在中唐和晚唐，宦官专权还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中唐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内廷宦官权势日益扩大，不断侵夺外朝官僚权利。大约在宣宗大中年间，最终形成了“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国历史虽然以皇权政治为主流，但在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亦可以以某种 “共治天下”的形式出现，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共治天下”。那么，晚唐时期的“内外大臣共治天下”有什么具体表现？又有什么特点？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学者指正。

宪宗元和以后，官僚集团同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在长期相争的过程中，双方的群体意识逐渐强化。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族灭王涯等四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田全操等宦官巡边回，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1]。会昌初，仇士良欲杀不服已的杨嗣复、李珏、裴夷直等牛党要员，李德裕坚请武宗开延英论救。尽管官僚集团及宦官集团，各自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南衙北司问题上，双方各自归属十分鲜明。

《通鉴》卷245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亥条载：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尝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京兆尹薛元赏将“宰相之人”、“中尉之人”对举，朝官属宰相之人，神策军将则为“中尉之人”，实际上承认中尉是与宰相地位相当的内大臣。仇士良最后没有怪罪薛元赏，说明薛元赏关于中尉与国同体的说法也被仇士良所接受。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但也忌其专横，政事专委宰相李德裕。会昌时期基本上政令出自中书，文宗朝被严重破坏的外朝权力得到恢复，这一时期，尚未称得上内外大臣共治天下。但是会昌六年，武宗崩，继立的宣宗本为武宗皇叔，通过勾结宦官等阴谋手段夺得皇位，在他统治期间，虽然也运用权术，采取一些遏止宦官的措施，但是整体上看改革派官员被贬斥一空，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并最终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中唐以后宦官擅政的根源在于宦官控制左右神策军。与官僚集团党争类似，宦官亦非铁板一块。宪宗元和以后，宦官内部分裂为以梁守谦、王守澄为核心的右军势力和以吐突承璀、马存亮、仇士良为核心的左军势力。穆、敬、文诸朝，左右军势力潜相敌对，并且每次皇位更迭都会引起宦官内部的相互残杀。甘露之变后，左军重新恢复至位在右军之上的状态，而甘露之变进一步激起宦官的群体意识，宦官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宣宗篡立，宦官家族多预其事。仇氏、马氏宦官定策迎立宣宗，仇氏、马氏宦官家族飞黄腾达，成为新贵。与此前仇士良杀薛季棱、刘弘逸不同，武宗朝旧宦官杨钦义、刘行深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杨钦义二子杨玄略、杨玄价在宣宗朝颇受重用，大中初杨玄略两任总监使之职。[2]P1049刘行深第五子刘遵礼宣宗即位后拜为宣徽北院使。[3]P2398这证明宦官集团趋向于合为一体。这一趋势在宣宗统治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八年（854）十月条载：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在！”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

甘露之变后，文宗深为宦官所怨，即便如此，尚能从宦官中择薛季棱、刘弘逸等为用。至宣宗时，这种以宦制宦的做法已行不通，宦官集团合为一体。与之相应的是，外朝官僚也以牛党官僚的全胜而结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得以缓和，进入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新局面。

内外大臣共治天下，首先是在经济上的。唐后期财政不同于前期的突出特点就是宦官理财。安史之乱后，第五琦、刘晏掌财赋时曾将财赋悉移内库，杨炎两税法改革时将财赋归隶左藏库。但是宦官执掌的内库依然存在，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向财赋渗透。宦官所掌财赋多非国家两税正赋所入，除了皇帝的宣索外，主要就是地方藩镇各种名目的助寿钱、助军钱、羡余等私人进献。进奉本为方镇两税外的非法聚敛，但是国家财力有限，德宗、宪宗有意识地收纳进奉，储于内库，作为应付跋扈藩镇的不时之需。德宗以纵容宦官聚敛而知名，贞元末杨志廉为左军中尉，“悉心委积，式瞻资储。府有青凫廿万缗，廪有红粟卅万庾。”[4]P800元和初宪宗屡次动用神策军出讨，遂得以屡次从内库支用绢帛。这一政治传统武宗朝依然如此。会昌中平昭义刘稹之乱时仍然多由内库支用。[5]P303宣宗大中初有党项之乱，大中末东南诸镇军乱相继，大中中又从吐蕃手中接收河湟三州七关之地，但是，所用多为户部钱物，罕有从内库补给的记载，内库丧失其补充国用的功能。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宣宗朝政治清明，而是宣宗朝宦官更专注攫取经济权力所造成的。会昌三年仇士良被迫致仕时曾面授得宠机密，“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6]，宣宗朝当权宦官马元贽等皆仇士良旧党，深谙此道。大中时期，宦官集团不仅在京畿肆意攫取经济利益，还将势力延及富庶的江淮地区。《新唐书》卷182《李珏传》载：“及[李珏]疾亟，官属见卧内，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方论奏，未见报为恨，一不及家事。”通过攫取江淮富庶地区州县的榷酤之利，宦官集团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宣宗朝内库不再支济国用，固然与天下太平有关，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宦官集团权势进一步膨胀，对内库的控制更为严密。宣宗崩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用不支，但是懿、僖二宗却极度荒淫豪奢，滥赏无度，根源即在于其支用的非是朝廷正赋，而主要是宦官把持的内库财物。

宦官集团大肆攫取经济权益的同时，户部等财政诸司失职掌，在外朝宰相也强化了对财政的直接控制。开元末裴耀卿、杨国忠等以宰相掌钱谷后，宰相兼判国计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德、宪时期，朝廷以裴延龄、皇甫镈等聚敛之臣为相，遭到官僚集团的抵制。文、武二朝虽然路隋、裴度等上言宰相不宜兼判钱谷，但是杨嗣复、崔铉、杜悰等人皆以宰相判三司使。至宣宗大中时期，由计臣入相最终普遍化。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14）“用计臣为相”条云：

唐自正（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谨（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7]132

宣宗朝新除宰相共18人，而由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高达13人，占到总数的72.1%。武宗时期政归中书，李德裕大权独揽，由三司入相的崔铉、杜悰、李回等相仅陪位而已。宣宗朝由三司入相者不掌实权，且相位极不稳定，时常因一言一行不合旨意而遭到罢黜。例如，卢商因误判死狱、周墀因言收河湟之事，马植因宦官赠玉带之事，裴休、崔慎由因立储之事而遽遭罢免。又会昌时期李德裕的改革举措多遭废黜，但是其为筹集西北用兵经费所置备边库被沿袭下去，发展成为晚唐由首辅宰相兼判的延资库。[8]大中四年（850），因收复河湟三州七关之地，军费大增，遂将备边库更名延资库，并改由宰相直接收管。延资库属于二次分配，最初收入完全仰仗三司率送。从性质上看，延资库同户部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延资库由首辅宰相直接任使，而户部时常由他司长官充使。

宣宗以后懿、僖、昭诸朝，曹确、路岩、崔彦昭、刘邺、张濬、杜让能、崔胤等当权宰相几乎都兼判三司，这与宣宗朝计相仅作陪位又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同国运艰难有直接关系。懿宗以后，战乱频仍，国家财力不赡，宰相不知钱谷，是无法统筹军国大事的。特别是懿、僖二朝战争频仍，粮赋筹措转输是朝廷燃眉之急，盐铁转运使直接关涉资粮馈运，地位最为关键，由兵部侍郎判盐铁入相者甚众，《中朝故事》卷上称：“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僖宗以后，朝廷权威不振，财赋多为地方擅自截用，三司定额多阙，为筹集国赋，宰相往往同时兼判度支、盐铁二使。僖宗乱丧以后，度支、盐铁两司应征税额常被方镇截留，户部和延资库钱物仰仗节余和率送，也时常阙额，昭宗时宰相崔胤等判三司，仅指度支、盐铁，不及户部、延资二使，即缘于此。

唐末以宰相、中尉为核心，各自主掌一套财赋系统。外朝三司所入为国家正赋，较为稳定，而内廷宦官所掌，很大部分来自宣索、方镇进奉等，所入起伏较大。黄巢起义后，僖宗两度播迁，长安府库劫掠一空，其后藩镇正赋不入，此前数额甚巨的进奉近乎衰竭，直接导致内库财赋匮乏，甚至影响神策军的支供。僖宗乾符二年，田令孜居中用权，游说僖宗籍两市商旅宝货输于内库，有陈诉者，送京兆杖杀。昭宗《改元天复赦》云“令盐铁司及两神策军，先有两市杂税，并令停罢。”[9]P33直到此时，这一暴政方得废除。又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置神策十军，军旅既众，三司支给不充。河中旧有两池盐，因黄巢之乱，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供盐三千车。田令孜举广明前旧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而自兼两池榷盐使。王重荣不服，向河东李克用求援，双方发生战争，导致僖宗二次播迁，最后以朝廷的妥协而结束。昭宗时神策中尉杨复恭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赡两军，自此不肯归还。昭宗末中尉韩全诲挞李继筠诉军中匮甚，请求割三司隶神策。相对于外朝宰相而言，宦官集团在军事、政治上更具有强势地位，神策军直接攸关朝廷存亡，故得以屡次侵夺外朝三司财赋。

在政治上，元和后中枢决策上也分别以枢密和宰相形成两套行政机构。《北梦琐言》（卷6）载安史乱后朝廷“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10]P141。元和以后，枢密使权重，梁守谦等号为“内相”[11]P2103，虽然陆贽等个别学士也被称为“内相”，但其权势显然不足以同枢密使相匹敌。延英议政本为中晚唐宰相议政的重要形式，宦官侵夺宰相之权，宪宗后两军中尉、枢密使逐渐参与延英议政。特别是文宗甘露之变后，南衙宰相不敢触犯宦官，多曲从其意。李德裕努力做到“政出中书”，涉及宦官的问题，则奏开延英，同仇士良等当面对质。因此，武宗时宦官虽然参与延英，并没有出现文宗时宦官凭陵朝臣的情况。宣宗即位后进一步对延英议事进行改革。《通鉴》（卷262）昭宗天复元年（901）正月条：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通鉴》本条下胡注云：“大中故事，凡宰相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枢密使案前受事。”另据《通鉴》，是年十月癸卯中尉韩全诲等迫使昭宗追寝正月丙午敕，“悉如咸通以来近例”，宦官不得预延英议政仅在宣宗及昭宗末曾短暂实行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大中时期，也仅是在延英议政上，在其他场合，宦官仍然未受限制。宣宗舅郑光除河中节度使，宣宗询问此前镇凤翔时判官为谁，郑光答称“冯三”，枢密使从旁奏云“冯兖，臣曾充使至彼，知之”[12]，此是宣宗朝枢密使仍得以侍侧议政的一个事例。宣宗非常重视对相权的控制，延英议政令宦官殿西候旨，目的是为了保障政令畅通。但是在朝官或节帅、刺史授官中谢等其他政治场合，则是宰相回避，宦官仍侍左右参议政事。

宣宗以后，宦官不预延英之制被废，枢密使不仅继续参与中书决策，至于咸通年间枢密使如何参与决策，在唐人墓志里曾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续集》咸通〇三二《何弘敬墓志》：

圣人再三赏异，犹重言故卫州姓名。枢密使亦以知名为对。此时测知圣旨不日降旄节，宠异大魏，使万方知公身殁道存，由令嗣昭焯懿行也。告再拜贺谢讫，退至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上台仆射杨公因称公始授大魏，欲以四事归朝廷。惜哉，当其时以无人听受其谋，使夺于所习。

此墓志由何弘敬册使卢告所撰。咸通六年（865），魏博何弘敬薨，懿宗以谏议大夫卢告册赠太师，同时窥查魏博军情，以便决定授予何人节度使。据卢告所记，卢告归朝述职时在场者仅卢告、枢密使二人。在魏博置帅问题上，宰相杨收实际上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当内廷已议定以何弘敬长子何全皥为魏博节度使后，宰相杨收只得接受这个决策，又试图以何全皥深受儒家教育熏染，试图将何全皥培植成第二个田弘正，提出魏博申官吏、供赋税、输铜盐之利等条件，这一主张也因得不到枢密的响应而最终作罢。

从《何弘敬墓志》来看，懿宗朝枢密使之权已渐在宰相之上。僖、昭二朝，相权遭到宦官的进一步蚕食。大权阉杨复恭创堂状后贴黄之制，在宰相处理四方之务的堂状上，贴上小黄纸条， 上附对宰相处理意见的批示，以此来“指挥公事”[13]。《通鉴》（卷253）僖宗乾符四年（877）十月条：“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当时军国大事宰相须同“内大臣”商议后才能施行。僖宗幸蜀，宰相百官皆不知之，宦官田令孜奉僖宗幸蜀。僖宗在蜀，“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14]，僖宗末，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时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于复恭”[15]。昭宗朝，中尉刘季述幽禁昭宗，宰相崔胤等不敢违，率百官署状。

除枢密使分宰相之权外，宦官集团陆续以使职差遣的方式侵夺外朝官署的职权。閤门使侵中书通事舍人之权，礼宾使侵礼部之权，如京使侵司农之权，军器使侵军器监之权，内作使侵匠作监之权等。内诸司使置官印、有固定的署衙、僚属，职掌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一套与南衙诸官署相对应的行政系统，唐人泛称为“二十四内司”。

唐代宦官集团具有高度官僚化的特点，在品、阶、勋、爵上与普通士人官僚并无重大差别，甚至也享有休沐、丁忧、致仕、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等方面的待遇及其特权。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窦文场、霍仙鸣出任神策中尉，窦文场讽宰相除拜中尉时用白麻降制，遭到草制人郑絪的拒绝。僖宗广明元年（880），任命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唐昭宗谒郊庙，中尉、枢密等“四贵”皆朝服助祭，在礼法上也与宰相基本等同。唐代宦官的上述特征与其“内大臣”的身份相吻合，在中晚唐时期，与其说宦官是皇权的附庸，倒不如称其为“特殊”的官僚。余华青先生在《中国宦官制度史》中对唐代宦官这一性质上的转变也有专门论述，认为“虽然隋唐时期的宦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君主家奴的身份，但就整体而言，宦官队伍已经成为整个官僚集团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16]P294，唐代宦官的官僚化是在政治上摆脱了皇权束缚而相对独立的一种典型表现。

因宦官权势已在宰相之上，唐末不少士人开始直接投谒宦官，借宦官庇护谋求功名。开成二年（837），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被署为状元[17]，咸通十年（869），刘允章知举，“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18]P214广明初，广德公主为夫婿驸马于琮从侄于棁求进士，竟不可得，于棁遂投靠田令孜，广明中于蜀中及第，遂佐十军。又秦韬玉出于单素，受宰相路严牵连，屡为有司所斥，出入田令孜之门，被特赐及第。[19]P678黄郁、李端，亦游于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唐末吴行鲁“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温溲溺器，以奉之”[20]P56，后赖西门思恭之力，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度使。

宦官集团在政治上属于既得利益的保守集团，与苟且姑息的牛党官僚在政治上很容易达成妥协。宣宗以后，官僚之间结党朋比及个人争权夺利之事仍时有发生。这一时期官僚贬黜主要是个人权势之争，与中唐历次政治斗争性质不同。宦官集团内部田令孜与杨复恭、杨复光兄弟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宦官集团内部斗争比官僚集团温和，没有出现路岩、杨收那样动辄赐死的情况。原因在于宦官形成若个累世联姻的宦官世家，各个宦官皆收养大量养子，宦官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和内耗不如文人官僚那样激烈。

总之，晚唐时期逐步成形的内外大臣同为一体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宦官独掌军事，宦官、朝官分掌经济、朝政，形成内廷和外朝两套行政系统。外朝以宰相为首，下置三省六部诸省司；内廷以中尉、枢密使等“四贵”为首，下置二十四内诸使司。在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下，改革派遭到彻底排斥，再也没有能够发起有影响的政治革新运动。这种格局在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的打击下又延续了数十年。在风雨飘摇中，李唐王朝得以延续，客观地说，宦官的作用远大于朝臣。若无田令孜等创建神策十军，及杨复光等在强藩镇斡旋，李唐统治早已难以为继。昭宗初立，以为废黜宦官可致太平，一度与翰林学士等谋去宦官。但是几经播迁后，不从崔胤之请，仍将神策军权交给宦官。宦官政治是唐朝维护统治的最后保障，宦官政治终结后，唐朝旋即为朱全忠所篡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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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谠.唐语林校证：卷7《补遗》[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局内局外范文第4篇

2008年1月20日，上证指数大幅度下跌了266点，跌幅为5.14%，为2007年12月18日收于4836.17点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同时也创下了2007年7月5日下挫5.3%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深证综合指数跌4.6%，至1448.18点。

欧洲股市周一也遭遇猛烈抛售，银行和保险股大幅回落。由于经济前景日趋暗淡，越来越多投资者担心未来还将出现更多有关资产减值的消息。法国CAC-40指数下跌4.3%，至4.867.20点，这是该指数自2006年8月份以来首次跌破5000点大关。

虽然市场短期调整，但中海基金人士认为并不改变中长期的牛市格局。依然看好2008年全年市场的A股表现，在中国经济从复苏周期进入过热周期的背景下，股票资产收益相比其他资产依然具有吸引力。

市场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将缓解

1月21日上证指数大幅下跌，跌幅超过了5%，绝大多数个股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

近期市场持续调整的原因主要两方面原因:首先，美国次级债事件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香港股市的下跌直接推动了A股的下跌。其次，短期供求关系的失衡，中煤能源即将发行，中国平安推出了大规模的融资计划，而股票型新基金的发行依然处于暂停状态。

随着美国政府减税计划的推出、美联储的大幅降息及其今后仍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美国经济将能够避免陷入衰退。而即使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从历史经验看，美国股市短期也已经调整到位，这意味着短期内外部因素对国内市场的负面影响已经基本消除。

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前景的担忧以及美股下跌对国内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是造成近期市场快速下跌的重要因素。不过，随着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刺激经济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出台，这些外部的负面影响因素短期内将明显缓解。

东方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冯玉明分析，首先，美国政府继1 月18 日宣布了金额达1450 美元的减税计划后，1 月22 日，美联储又将联邦政府基金利率大幅下调75 个基点，至3.5% ，以阻止美国经济继续低迷。这两项重大措施的出台，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经济已经在明显放缓，经济增长前景确实不容乐观；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美国政府阻止经济陷入衰退的决心。我们认为，随着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以及今后仍会采取的一些措施，美国经济虽然增速会明显回落，但可能会避免衰退。从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看，至少会在短期内降低市场对美国经济及中国出口增长前景的担忧。

最后，次级债问题对中国的银行业的影响也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短期内不会有更多负面影响。

中海基金人士分析，首先，美国次级债事件引发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冲击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出口，而目前中国出口中美国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0%附近，负面影响显著下降。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负面影响随着次级债事件影响进入尾声，预计将在一季度告一段落。

其次，奥运效应将在中国内需增长上显著体现。中国经济外需减弱，而内需强劲，投资和消费将取代出口成为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尤其是消费，在奥运效应的带动下，将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最亮点。消费升级将在城市,农村等不同地区明显体现,并给相关公司带来业绩的增长。

最后,供求关系有望逐步改善。物价上涨所导致的负利率趋势依然存在,对于居民而言,如何进行资产配置来应对通胀是重要课题,基金将继续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来分享股市的牛市。预计市场调整后新基金的发行将重新步入正轨,供求关系将逐步得到改善。

市场短期将有望反弹

“在外部负面影响短期内消失的同时，从国内市场自身的情形看，一方面，目前的调整短期内也已经比较充分；另一方面，市场估值水平已经回落至合理区间，这决定了市场短期将有望出现反弹”。东方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冯玉明分析。

2008年1月15日花旗集团公布其第四财政季度出现98.3亿美元的亏损开始，美林公司、Ambac Finan0063ial问题以及贝南克的讲话再次让市场意识到美国经济形势和次债危机的威胁正在逐步逼近。尽管市场猜测美国次债对我国银行的影响加大，但是光大证券分析师认为，这将更大概率的是心理方面的冲击。在目前高估值情况下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使得市场表现出巨大的波动。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人们对美国消费数据和花旗集团的业绩表现等均有较强的担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在降息和通胀背景下出现了负利率。并且按照联储的讲话市场认为将在本月政策会议上再次大幅度降息。

在美国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降息，这使得中国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这种情况也约束了央行大幅度加息。

中海基金人士认为，牛市的三大推动力包括人口红利,人民币升值,上市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并未发生改变。在经济周期由复苏进入过热后,股票资产的收益将有所回落,但相比其他资产依然具有优势。

我们将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市场的调整将是增加配置优质公司的机会,通过自下而上的实地调研等方法,我们将挖掘最能分享中国经济的优质公司来提升基金业绩,回报持有人。

冯玉明分析，从市场的估值水平看，截至1 月22 日，A 股前推12 月的静态P/E 估值水平仅为31.9 倍，而我们预计2008 年A 股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将达到30％以上，目前对应2008 年的PEG 为1.06 倍，基本属于合理范围，这为市场短期的反弹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

尽管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市场会有比较强的反弹，但是从稍长一点的时间看，市场仍面临相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主要来源于3 月份出台的主要经济数据实际值与市场预期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市场对这些数据的解读。

局内局外范文第5篇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几年前对全国34 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三十多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在这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似乎在逐渐陷入停顿。

想当年，我在山东某贫困县一中读书。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高考那年，我们班60 多个学生，不管如何拼命学习，还是只有5 个人进入本科线。整个县城，一年难得出一个北大清华的学生，若有一个考上了，那简直是全县的荣耀。

大学扩招的背景之下，我的同学绝大多数进入了全国各地的专科学校，毕业后，少部分升本科或考研，大部分进入社会，正是他们，构成了前些年普遍流行的“蚁族”群体。

而进入大学后才发现，我用了复读一年的代价，才考入的这所省属重点大学，竟然有不少同学完全不费力气。他们分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情况，有“高考移民”，通过关系迁徙户口，以分数线几乎比我们低一百分的成绩考进来；有名目繁多的特长生，一个体格羸弱的学生竟然也是体育特长生；还有分数不够的三批本科，不少农村子弟家里咬牙一年多花一万块钱供他上学，也有不少所谓的富二代，昂贵的学费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

然而，当我们回到故乡，见到自己的同学，却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混得最好的那一个，一般都早早辍学，初中毕业即开始打工。学习好的人中，几乎没有暴富的，所谓富有者，即使读了大学，也是学习较差者。

也就是说，按照传统的轨迹，“书中自有黄金屋”，已不现实。读书致仕的道路已封闭，知识不再是前进的阶梯，读书者被社会抛弃，反而是那些不读书者能够在社会的夹缝中寻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进而绝地反击。

其实，新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被迫的无奈，农村青年普遍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平性已经不如以前；二是高昂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感到大山一样的沉重；三是花费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能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