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水共治手抄报范文第1篇

1.本学期初，我社团积极准备筹备，壮大了社团队伍，社团讨论建立社团规章制度，计划社团活动活动，合理布置任务，进一步规范社团组织，使社团更好更快的发展。

2、心理咨询室在韩老师的带领下继续设立值班制度，定期向学生开放，以诚心、爱心、热心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并开通心理电话和网络咨询，在个案咨询的基础上，利用电话和网络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给予及时地劝慰、指导和帮助。本学期共接待个别心理咨询学生30人次。

2、通过悄悄话信箱，对个别存在心理问题或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认真、耐心、科学的心理辅导，帮助学生解除心理障碍，建立好心理档案20多页。

3、心理健康教育小组成员定期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认真撰写活动记录。撰写活动记录60多页。

4、定期选部分学生进行团体辅导。每周五定期开设心理社团活动，进行校园心理剧选材、编排；悄悄话信箱共性问题解答，手指健脑操编排，练习。并指导学生创办心理手抄报二十多幅、心理漫画十几幅。

手指健脑操：

五月份韩老师自制编排了手指健脑操，并给这些动作配上好听的名字和优美的音乐将其教授给学生。通过手指的一些动作：搅、调、点、抹等动作，锻炼学生对称动作练习、协调动作练习，从而起到健脑的作用。

校园心理剧：

通过我们四位老师共同商量，老师帮助孩子打印一些心理剧资料，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先初选剧本，鼓励学生自编自演，自主创作，通过老师和孩子的不懈努力：我们共同创做出了《力气找回来了》、《三封信》、《评奖》、《做学习的主人》等孩子们较为喜欢的心理剧本。

心理手抄报：

配合郑州市教研室评选活动，我们积极组织学生创办心理手抄报，我们让学生根据内容进行规划：感恩、心灵小语、怪脾气、与压力共舞、心理健康、我自信、直面困难、勇敢等题材的手抄报，让学生先自己动手积累经验，寻找正确的解决办法，师生再共同规划设计编排、打稿、定稿、涂色，共完成作品25幅。

心理漫画：

配合郑州市教研室评选活动，积极组织学生创办心理漫画，我们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烦恼的心情、举动以及最后解决的方法来选材、设计绘画主题，再设计绘画内容，定出基本的草稿，然后一一单独辅导，定稿、上色，共完成作品12幅。

6、在学校领导支持下，心理咨询室添置了一个团体治疗沙盘和一个个人治疗沙盘，老师带领学生充沙、摆置沙具；另外咨询室老师又自制沙袋，供学生发泄情绪，减少压力使用。

五水共治手抄报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用电营业普查；内容；营销管理

0 引言

目前用电营业普查工作现状供电企业在进行营业普查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目前技术手段落后，效率低下，难以取得满意的普查效果，也难以行之有效地打击违法窃电行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客户对普查工作的不配合心理，甚至是直接暴力阻挠也给普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同时，普查人员在现场基本靠传统的手工操作，使用万用表、钳型电流表、验电器（笔）、用电筒等简陋工具，发现异常情况完全凭个人经验判断。在普查过程中效率不高，还存在着误判的可能，引发客户投诉，影响企业形象。如果能够及时从后台系统的数据库中查询到客户的历史数据并进行综合分析，与现场检查到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异常情况，确定重点普查对象。

1 营业普查的内容

1）查处用户违章用电、窃电行为。

2）核对供电企业内部各种用电营业基础资料；主要核查营业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核对客户资料、计量和电费帐卡、计算机计费产生等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检查业扩、营业等各项收费的正确性。

3）检查《供用电合同》执行情况，检查客户用电性质是否与合同相符；检查是否将冷备用变压器私自为热备用。

4）检查电价执行情况是否正确，约定的光、力、水比例是否发生变化。

5）检查客户是否有私自转供电或引入电源情况。

6）检查计量装置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客户计量装置用电流互感器变化、表计倍率是否与客户档案相符，配置是否合理。

7）了解客户上年同期用电量、上月用电流及客户用电变化规律，核实客户按期累计用电量、核查电能表指示数。

2 强化用电营业普查，提高营销工作质量

2.1 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普查扎实推进

用电营业大普查分动员阶段、普查阶段、线损规范阶段和“回头看”四个阶段，对辖区用电客户，采取全面、逐户、地毯式的普查方式，对各供电所、站营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检查。一是，普查提出“查改分离、边查边改”、“贵在真实，重在整改”、“销号重改”等工作原则，为普查定好位。二是，定期召开普查专题调度会。三是，实行普查周报制，适时通报普查和整改结果，提高普查透明度。四是，实行普查整改闭环管理，切实将公司经营成果转化为经济经济效益。通过普查工作联系单、整改工作单和整改完成情况表等实现闭环管理。共下发整改通知201张。五是，实行普查督查制，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六是，举办用电营业大普查业务培训班。举办了一期用电营业大普查业务培训班，讲解了电力法、电力供应使用条例、供电营业规则、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用电业务管理、电力稽查及反矿泉水等物品发放到各普查小组。

2.2 突出特色工作，确保普查扎实有效

此次用电营业大普查主要以电力营销工作情况为重点，突出“八查、三完善、五对应”，即查设备、查电价、查违章用电与窃电、查抄核收管理、查电力营销信息管理系统、查供用电合同、查业扩装管理、差线损管理。完善用电客户档案、完善抄表地图、完善台区负荷分布图。做到客户档案、抄表卡片、业务工作单、营销系统与现场实际的用户资料“五对应”。通过“八查”、三完善、五对应“，确保用电营业大普查扎实有效。

2.3 开展用电营业普查，加强执行力度

开展电价专项普查，进行零度户专项普查、农灌电价执行普查、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执行情况普查、定比定量执行情况普查。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提出整改措施、跟踪复查。对电价执行错误，及时予以纠正。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要求各单位进行专项普查，并对检查、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开展电费抄、核质量监督、普查零度户管理和抄表质量、进行电费资金时效监督，实现电费抄核收全过程的监管和控制。加大对抄、核、收环节的差错处理力度，维护电价执行的钢性和营销纪律的严肃性。

2.4 加强计量监督，使计量合理公正

结合计量普查，对配网中的高、低压动力用户的计量装置进行了100%核查，查有无计量装置误接线，错计互感器倍率等各种计量差错。核清计量装置的产权，更换电能表的各种参数尤其是表底数要准确，形成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核对准确的机制。对电能表、互感器、周期轮换、计量异常月检查、月通报，其中检查出100多起计量异常填写不规范和处理不符合要求，对发生的每一起计量异常故障类型逐一进行梳理、核对，针对故障类型填写进行规范，并对计量故障处理不符合要求的进行了考核。

2.5 完善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

加强营业窗口建设，亮化窗口。营业窗口是展现服务细节的前沿，是体现细节服务的平台。加强95598闭环管理。加大95598宣传力度，取消其它对外联系电话，提高社会认知度。完善内控机制，开展95598工单互查，95598投诉举报事件处理不过夜，加快急、报修等各项服务响应速度，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充分发挥95598的调度指挥职能，树立大服务理念。

2.6 做好普查工作，加强反窃电工作

全面实施反窃电整治工作。从强化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逐级落实人员责任入手，以营业普查为主线，定期开展营业普查和反窃电工作。以计量改造为着力点，紧紧依托营销信息支持系统，充分发挥电能量采集终端告警功能，不断加大反窃电的技术投入，全面实施反窃电工作的事前预控，实现了反窃电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配网线损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合理范围，有效堵塞了营销管理漏洞，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结合窃电用户主要集中在配电公网的中、小用户的实际，在积极推行线变台区承包的基础上，不断细化分线、分台区管理机制，落实人员，加强营销分析和用电检查，确保了线损逐年稳中有降。

2.7 充分利用营销信息系统，开展用电普查

借助现代化手段，扩大普查的力度和深度，实施电力营销业务全过程监督，确保用电普查工作可控、能控、在控。结合普查现场开展内外查工作，在进行分类电能量比例测算的过程中，对各供电所的电力客户总户数、执行电价类别以及电量分类比例情况彻底摸清、做好统计。在电价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电力营销监管系统业务检查功能，实现了电力营销环节过程控制，提高了营销电价管理水平。

2.8 提高用电检查队伍素质，强化业务知识学习

加强普查业务培训，拓展普查人员业务技能。在日常培训方面，实行技术问题和现场考问相结合的原则，遵循“用什么、学什么、考什么”的原则，学以致用提高学习效率。加强反窃电技术培训和法制教育。结合反窃电动态，不定期开展反窃电技术培训和业务短训班，从窃电手法、防治措施、电能计量误接线判断及近期出现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提高了营销员工反窃电技能水平。

3 结论

通过开展用电营业普查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营销基础管理，防范各类经营风险，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规范供用电营业秩序，营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及时查找营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降损堵漏，提高用电营销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五水共治手抄报范文第3篇

(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重点课题“昆曲学”（项目编号：98BGA06）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作者为“昆曲学”子课题“中国昆剧志”人物传记条目编写人。

作者简介：桑毓喜（1938－ ），男，汉，江苏苏州人，中国昆曲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昆曲理论研究。)

摘 要：抢救、挖掘昆剧遗产，是开展昆剧研究工作之本。作为“昆曲家”组成的“昆剧资料学”，内容广泛，涉及史料、剧本文学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昆剧遗产；昆曲学；昆剧资料学；戏曲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2.6

文献标识码：A

Excavating Treasure and Rescuing Heritage

-My Work on the Kunqu Opera Materials in Retrospect

SANG Yu-xi

抢救、挖掘昆剧遗产，是开展昆剧研究工作之本。它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史料、剧本文学、曲牌音乐、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方面面，现被列为“昆曲学”组成部分的“昆剧资料学”，实际上与昆剧的其它学科也是息息相关、无法完全分割的。今天，我主要联系自己数十年工作实践作一些历史性的回顾。

我于1960年4月调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工作后，长期从事昆剧等戏曲资料的抢救、挖掘事项。其工作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寻找昆剧等历史遗存，主要搜集相关文字、图片、抄本、唱片等文物、文献资料；二、访问老艺人、老曲家、记录相关历史、艺术资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我更偏重于后者，因为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在我曾经访问过的百余位老艺人、老曲家，现尚健在者已廖廖无几，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数十年来，我不辞艰辛，尽心尽责，在昆剧等戏曲资料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现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的大批昆剧文物资料，其中大部分是本人亲手或参与征集来的。即使退休后，仍退而不休，乐此不疲，协助中国昆曲博物馆挖掘、征集到一大批昆剧文物资料，其中包括沈传芷、刘传蘅、方传芸、郑传鉴、张传芳、薛传钢、周传沧等已故“传”字辈艺术家及他们业师，原姑苏全福班名小生沈月泉的一批昆剧遗物；尤其令我终生难忘的是：2003年5月，我曾致函好友、著名昆剧史学家陆萼庭先生动员其为昆博捐赠事，很快即得到他的积极回应，于同年6月、8月他先后两次亲自挑选，将其成名作《昆剧演出史稿》（1980年1月初版本）的全部手稿，及其长期精心收藏的极具有价值的昆剧文物、研究资料三十余件（其中有晚清苏州人物画家胡三桥于清光绪五年所绘昆戏画四帧底片，清末民初曲学大师吴梅、江南曲圣俞粟庐的墨迹、手稿，著名昆旦周凤文的老唱片，赵景深教授早年用毛笔书写的信札等），无偿捐赠给正在筹建的中国昆曲博物馆。同年9月21日他突然取出名曲家樊伯炎先生生前用中国出水画笔墨为其精心绘制的一幅“康平居”（陆萼庭的书斋名）立轴，悬挂在书房中，并对其夫人郑傅霖女士说：“这幅画我准备先挂几天，也捐赠给中国昆曲博物馆。”岂料仅挂了十余个小时，翌日凌晨六时十分即因突发心脏病在家猝然逝世。事后，郑女士按其遗愿将这幅“康平居”立轴，连同庭先生所藏获奖证书、自撰论文等手稿，名人文稿、信札、墨迹及有关昆曲剧照、唱片、曲谱、书籍等各种昆剧文物、研究资料共达四百二十余件，已全部捐赠给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现可以这样说今后如有学者要专题研究陆庭先生，那就得前往该馆查阅相关资料。

“宁波昆剧”史料的发掘，及是我人生历程中干了件为昆史“填补空白”而引以为豪之事。宁波昆剧，简称“宁昆”或“甬昆”，宁波本地人又称为“本昆”或“本班”，属昆剧的重要支派之一。但历史上鲜有文字记载，为了弄清它与苏州昆剧的历史渊源关系，1961年冬起，在我室副主任、昆剧专家顾笃璜先生的委派下，我先后六次深入浙江省宁波、慈溪等地查访，几经周折，终于陆续找到了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的“宁昆”名老生陈云发、高小华、五旦周来贤、四旦林根兰、王长寿（兼编剧），小面严德才、主笛徐新章、鼓师张顺金等八位老艺人，利用他们应聘莅苏为江苏省苏昆剧团青年演员授戏之暇，我与徐渊先生合作，在逐个访谈的基础上，记录、整理成《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书稿（约十五万字），它较详尽地介绍了“宁昆”兴衰演变历史，戏班组织体制，班规习俗，脚色行当，常演剧目，表演艺术特色，名艺人小传，掌故轶事等等，1963年1月由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列入“戏曲研究资料丛书”内部印行后，在昆剧史学界影响较大。陆萼庭先生于1988年4月6日对该书作出书面评价称：“我一向推重这本书。抢救工作是多方面的，记录表演艺术之外，史料的记录重要。这本书记录忠实，涉及的面也较广，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有这样三点：一、‘宁昆’的活动，几乎完全不见于文字记载，此书填补了空白。对了解昆剧走入民间，提供了具体次料。二、‘宁昆’的活动，足以代表江南江湖（水路）班的特点，目前对昆武班，以及文班下乡演出的情况，多语焉不详，借助此书，可以概知。三、其中有关演出习俗的记载，尤具价值，不仅对研究戏曲史有用，研习民俗学的也应注目，《三跳》、《十二出不同的赐福》等。我认为此书如作一些修改补充，是值得公开出版的。”当今某些专家、学者撰写昆剧发展史，凡是涉及“宁昆”这一支派的，无不引用该《回忆录》提供的丰富翔实史料，本人应邀为海峡两岸分别出版的“昆剧（曲）辞典”撰写的有关“宁昆”许多辞目释文，也均得益于此。从该《回忆录》问世，迄今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物是人非，当年参与口述的陈云发（生于1883年）、高小华（生于1891年）等八位“宁昆”老前辈，以及与我合作记录、整理者徐渊先生均早已一一仙逝，本人已成为完成这一书稿的惟一幸存者。现深感遗憾的是：该《回忆录》虽极具昆史研究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仅作为内部资料印行，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也有友人建议，可将此书写成《宁波昆剧发展史》，予以公开出版。有这么多丰富史料，再加以力所能及的补充，考订，写成一部“宁昆史”专著确非难事，但我再三考虑，还是保持老艺人口述的原貌较好，因为这八位口述者，属于“宁昆”最后一代演员、乐师，但辈份高，比“苏昆”的传字辈演员高一辈，留下这份全国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的“宁波昆”历史资料，更显得珍贵，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其研究价值必将愈益彰显。最近，本人已与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洪惟助教授商定，对该书作了较详细的修订，并增补了《序言》、《宁波昆剧概述》、《寻觅“宁波昆”踪迹》等文稿后，列入洪教授主编的《昆曲丛书》第三辑，将于2009年在台湾公开出版。今后如果条件许可，再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本。这样，也就了却了本人的一大心愿。

李翥冈手抄曲谱等遗物的发掘，这是我抢救昆剧遗产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李翥冈（1873―1945）字季、号馥荪，别号蓉镜，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上海。早年与人合资开设洋行，后长期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等机构任职。年青时即酷爱昆曲，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参加上海霓裳集曲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始，由其发起创建赓春曲社，主持社务长达数十年，是清末民初上海曲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工旦角（主五旦），擅唱曲目颇多，又能“彩串”，资历又深，被曲友们尊称为“老郎菩萨”。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平生嗜爱传抄、收藏昆曲手抄本，成为其公务之暇的一大乐事。四十年来，不管严寒、酷暑，常利用空闲伏案撰写，从不间断，积累了大量昆曲手抄本，属上海著名的曲本收藏家，为昆曲的传布、保存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仙霓社于上海小世界游乐场首演的前、后本《一棒雪》，即是由李翥冈先生提供的全套曲谱。由于李氏早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即逝世，他的后裔现居住在何地？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这批手抄曲本能否幸免于难？因毫无线索，我们也并未将其列为调查、征集目标。事有凑巧，那是1984年9月，有位五十余岁的上海人王某某，来苏找到顾笃璜先生，他自称是李翥冈的外孙，随身带来的二册保存完好的手抄曲谱，令我们的眼睛一亮，经过你仔细鉴别，这确属李翥冈先生手书的昆曲精抄本。王某某一再打听这些手抄本的价值，对我们询问的手抄本共有册数及现收藏者的姓名、住址，却违莫如深、不肯透露任何细节。但通过此事，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李翥冈的昆曲手抄本有可能还完好地保存在上海。当时我M怀信心地决定绕过王某某，亲自赴沪查访，首选登门拜访了上海的一些知名老曲家，终于摸到了已故世多年的李翥冈长子原居住的大体住址，随即马不停蹄地连续走访了十余个居民委员会，终于有幸找到了时年八十余高龄的李氏长媳。她说，其公公李冈翥的所有遗物均由小儿子李冰掌保管，并提供了他家住在上海成都北路××弄××号的具体住址，使我喜出望外地顺利找到了年逾古稀、体弱多病的李冰掌老先生，我讲明来意后，他二话不说，将长期精心保存的乃父昆曲手抄本等多种遗物全部捧出，表示愿意捐赠给国家收藏。这一大批昆曲文物资料，后经清点、核对、计有：

一、李翥冈抄录的有关昆曲、传奇等手抄本共一百六十册。这些手抄本均保存完好，其中昆曲曲谱精抄本一百二十六册，载戏七百五十七折，均属宾白、由词、工尺谱三者俱全的舞台演出本，都用毛笔书写，字迹刚劲有力，工整清晰，宫谱精密周全，并分别题签、盖章、线装成册，其中不乏罕见本。例如：《南楼传》曲谱，仅《昆曲大全》刊印过四折，而李氏抄本有十六折；《渔家乐》曲谱，原传奇本已佚，《六也曲谱》等共载戏十四折，李氏抄本有二十七折；《十五贯》曲谱，《昆曲大全》等共载戏八折，李氏抄本有二十五折；《邯郸梦》曲谱，《集成曲谱》等共刊印过十四折，李氏抄本有三十二折；《梅花簪》曲谱，也仅《昆曲大全》刊印过四折，而李氏抄本有全谱，共达四十折之多；等等。此外，另有一册《昆曲全目》，也极珍贵。其原本来自清嘉庆年间内庭供奉陈金雀（原名荫，字煦棠，号金觉，工小生，以演《金雀记》成名，嘉庆帝乃赐名金雀）的祖传抄本。该《全目》内载昆曲传统折子戏目录一千二百九十八折，大多是清代中叶仍在舞台上演出的戏目，从中可窥见历史上昆曲演出剧目的概况，是一本极为重要的昆曲剧目文献资料。民国初年，李翥冈从陈氏孙辈处发现该抄本，借来抄录装订成册。现陈氏原藏本下落不明，因此，李翥冈手书的这一传抄本，已成为目前惟一能见到的孤本。

二、《安天会》等油印曲谱二册。这是民国十六年（1927）初，昆剧传习所学生在沪实习演出期间的排演本，属该所遗存在世极少的实物之一。

三、《昆曲粹存》一套（六册）系民国八年（1919）石印本；《六也曲谱》一套（二十四册），系民国十一年（1922）石印本。两种石印曲谱每册封页上均盖有赓春曲社方形篆体印章，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物收藏价值。

四、昆曲老唱片九张，均属20世纪20年代高亭公司发行的上海著名业余昆曲家的唱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李冰掌老先生未提任何要求，即同意本人临时写一张清单将物件全部带回了苏州。临别时他一再叮嘱“要保密”，因为前几年俞振飞先生曾去他家要过这批昆曲手抄本，他未同意。后本人向领导汇报后，感到这批昆曲文物资料价值极高，遂由苏州市文化局名义颁发了一张奖状，并发给奖金人民币三百五十元。

此外，在这次征集过程中，我不失时机地向李冰掌老先生了解、记录了乃父的简历与生平事迹，为我后来撰写李翥冈先生传记提供了资料基础。

后经了解，我上述提到的这位王某某，确是李翥冈的外孙。当时，他向舅父李冰掌要了二册昆曲手抄本，抵达苏州摸底，获知这批手抄本价值其甚高，还未来得及与舅父会面，却不意被我们捷足先得征集而去。为此，他十分恼怒，特地赶到苏州，指着我鼻子在光其火：“侬这个人……”。面对这样的指责，我非常坦然，因为我这样做毫无任何个人私利，只是为国家抢救，保存昆剧遗产悉心操劳而已。

如今，这批凝着李翥冈先生毕生心血的昆曲遗物，已发挥了积极作用。原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的《传统昆剧演唱珍本汇编》，已陆续问世的有全本《浣纱记》、《一捧雪》、《风筝误》三种，均是以翥冈先生的昆曲手抄本为蓝本梓印的；前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的多期昆剧培训班的学戏教材，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批昆曲手抄本。随着中国昆曲博物馆在苏建立，现李翥冈先生的昆曲遗物，已全部转入该博物馆珍藏；尤其是其中李氏手书的一百二十六册昆曲谱精抄本，更成为馆藏艺术珍品与瑰宝。

在长期从事抢救、挖掘昆剧等戏曲遗产实践中，也是自己逐渐熟悉业务、不断提高昆研水平的过程。自1986年起，我先后应聘参与了《中国戏曲志・江苏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苏州戏曲志》等九部志书、集成的编纂、撰稿工作。其中尤其是为《中国戏曲志・江苏卷》撰写的《昆剧剧目一览表》（约二万余字）、《昆剧“传”字辈演员一览表》（约一万余字），在《中国戏曲志》总编辑部专家审稿时即引起重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当时担任《江苏卷》编辑部副主任王永敬先生来信告知的）。

《昆剧剧目一览表》收集元、明、清杂剧、传奇等一百六十七种中六百余折（出）近代常演的昆剧折目，按剧目产生的年代次序排列，并将作者姓名、原剧出（折）目数、版本出处、演出概况等，一一加以考证、注明。此外，还着重将属于晚清姑苏四大昆班（全福、大章、大雅、鸿福）的常演剧目，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字辈演员常演剧目进行对照、排比，并用符号标明。这样与原计划仅一般性排列演出剧目的表式相较，大大增强了史料性与学术性，但这样的构思、无疑是“自找麻烦”。本人除翻阅了大量各种版本的原著、舞台演出本与手抄本外，又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先后在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翻遍了自20年代至40年代初的《苏州明报》、《申报》等报纸，从大量演出广告中，录下“传”字辈演出剧目四千八百四十七台，经过认真筛选，剔除重复，综合统计出“传”字辈演出剧目实为近七百折（出）从而纠正了某些著作中均将“传”字辈演出剧目列为四百余折（出）的记述。这一新的考证结论，为写好《昆剧剧目一览表》提供了坚实的资料依据。

20世纪20年代，苏州昆剧传习所陆续培养出多少“传”字辈演员？众说纷纭，连尚健在的“传”字辈艺术家本身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本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确定了划分“传”字辈的界线为二：一、属于昆剧传习所的学员；二、在昆剧传习所阶段取得“传”字艺名者。从而将新乐府、仙霓社阶段十余名虽用过“传”字艺名，但并非传习所学员，不应列入“传”字辈行列者排除后，首次作出了“传”字辈演员实为四十四名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按艺名、本名、籍贯、生卒年、师从、应工行当、擅演剧目、备注等栏目，列表一一加以注明。由于《昆剧“传”字辈演员一览表》，不仅所列演员全，各项次料翔实，且具有首创性而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于1991年10月12日，曾亲笔致函赞扬我“工作勤奋，治学严肃，为中国戏曲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与郭老并不相识，他的信札，对我激励、鼓舞很大。这封信，我至今珍藏着。

此外，我还应邀为海峡两岸两部“昆剧（曲）辞典”撰写辞目四百余条，计27万余字，以及在《20世纪江苏文化名人》、《苏州当代文化名人》、《中国昆曲论坛》、《戏剧论丛》、《戏曲艺术》、《艺术百家》、《苏州杂志》、《戏剧电影报》等专书、杂志、报刊陆续发表的文稿，连同出版的《昆剧传字辈》专著等共达一百余万字。在这些文稿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主要还是属于昆剧等戏曲史料稿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主要还是属于昆剧等戏曲史料范畴，如近现代的昆班、曲社、演出剧目、人物传记等等。由于内容丰富翔实，尤注重挖掘第一手资料，受到专家及有关人士的好评。例如：我于1987年11月4日访问俞振飞大师后，为《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很快写出了质量较高的《俞粟庐》条目释文。尔后，还完稿《曲圣俞粟庐》一文，发表于《苏州杂志》1992年第1期；并由香港《大成》杂志222期（易名为《俞振飞的父亲“曲圣”俞粟庐》全文转载，陆萼庭先生阅读后，曾于1992年3月3日致函称：“《俞粟庐》一文写得甚好，叙述翔实，如从师韩华卿的年份，学于滕乔醋、王鹤鸣的细节，当是经过多方求，始克有此。读后很感兴趣。据海上曲家刘D万回忆，顾公可所藏老手书《哭像》曲摺后有粟老长篇题跋，其中提到同治壬申年遇晤甫里韩华卿‘授以叶氏之学’。所忆年份正与大作相合。”我为《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撰写的另一重点条目释文《王季烈》，乃是我亲自拜访王守泰先生，并与他多次通信、切磋后写就的。该条目释文曾获王守泰先生首肯，他于1990年1月12日复信称：“先严传记，我认为内容翔实，另无修改意见；”又说：“《集成》人物传由你执笔，深庆得人。”顾传d是“传”字辈中最具号召力的著名小生演员，但由于他很早即弃伶、求学、转业，并于1949年5即举家移居台湾，因此，在大陆能查获他的资料很有限，更从未发现过他的照片留影。为了写好《顾传d》条目释文，我先后八次与传d的遗孀、已年逾八旬高龄、定居美国的业余昆曲家张元和女士通信，承她提供了不少有关顾传d的文字和照片资料，使我顺利地完成了撰稿任务，也获得了张元和女士的赞许，她于1991年8月2日曾函复称：“大函及外子传记初稿均已收到，所撰文字精炼详实，非常感佩。”此后，我还完成了《“传”字辈中第一人――记昆坛名小生顾传d》文稿，刊载于《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张元和女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陆续从美国邮寄给我的有关顾传d等剧照、便装照等十余幅，现均已转入中国昆曲博物馆珍藏。其中有昆剧传习所全体学员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于上海徐园拍摄的“种牛痘”照，乃是该所学员存世的惟一集体照；另有剧照多幅，均拍摄于“新乐府”初期，即民国十七年（1928）。其中有《割发代首・刺婶》（由顾传d饰张绣，朱传茗饰邹氏）、《狮吼记・跪池》（有不同场景的二幅，由顾传d饰陈季常，朱传茗饰柳氏，倪传铖饰坡）、《贩马记・团圆》（由顾传d饰赵宠，朱传茗饰李桂枝，倪传铖饰李奇，周传瑛饰李保童）；便装照有顾传d个人照多幅，顾传d与张元和的结婚照，顾传d与朱佳茗的合影照等，均很珍贵。现由《中国昆剧大辞典》、《中国昆曲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苏州戏曲志》及拙著《昆剧传字辈》等刊载的部分照处，皆来源于此。

昆曲堂名班，属坐唱昆曲，兼能自行乐器伴奏的职业班社。历史上许多红极一时的昆班名角，如周凤林、沈月泉、丁兰荪、尤彩云等等，以及著名曲师，如吴秀松、许纪s、高步云、李荣生（阿荣）、陆巧生等等，皆出身于昆曲堂名班。因此，堂名班在城、乡普及昆曲艺术、培养昆曲人才方面贡献颇多，但这一群体，在旧社会地位低下，很少有文字记载存世。1994年前后，我在《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吴新雷教授的嘱托下，曾多次在苏州、吴县、常熟、昆山等地调查，访问了周祖福、徐伯钧、蔡y荣、薛剑峰、包元儒、吴锦亚、高慰伯等十九位昆堂老艺人，完稿并在《辞典》上发表了苏州《洪翠堂》、《允德堂》、《添福堂》，吴县《合和堂》、《北万和堂》、《南厅和堂》，常熟《春和堂》、《鸿福堂》，昆山《永和堂》等二十余个昆曲堂名班的释文，留下了一份较重要的昆堂历史资料。

五水共治手抄报范文第4篇

新安县供电公司新城供电所根据管辖区域范围线路设备相对薄弱等客观实际，从基础管理抓起，从节能降损增效入手，坚持技术进步，在“软件”上创新发展，扎实开展台区综合治理，规范管理，提高效益，稳步推动农电整体素质提升。主要工作思路是：深入开展低压台区达标治理工作，坚持以农电整体素质三年提升工程为契机，以供电台区工程建设、运维管理、线损管理、量价费管理、客户服务为重点，坚持技术引领和规范管控原则，开展专项综合治理，努力消除台区管理“散、弱、差”的现象，夯实农电管理基础，提高企业规范运作水平。

二、主要做法与经过

1.深入开展低压台区达标治理

按照省公司台区综合治理管理办法要求，成立台区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人员深入开展配电台区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台区现有基本情况，从配电运行基础资料、标识管理、设备管理、线路管理等方面，对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统计汇总，对辖区低压配电台区进行拉网式排查，编制整改计划和治理方案，并按照方案逐步实施，逐步提高台区安全和经济运行水平。

2.加大农网电气化改造力度，开展农网标准化台区建设

为进一步加大农网改造力度，规范台区标准化建设，新安公司统一编制了农网标准化台区规范，从台区规划、设备选型、安装工艺等方面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台区容量的配置按“小容量、密布点、短半径”的原则，做到供用电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灵活、管理方便，并适当留有余度，供电半径和线径满足标准和用户侧电压质量要求。在台区建设和改造中，对配变、线路进行增容、改造老旧高低压线路、敷设架空绝缘线、绝缘下户线、安装新型透明表箱、完善设备标识和客户信息等，为新建和改造的台区树立标杆。2015年改造下户线918条，安装智能电能表1225块。

3、示范先行，开展智能化台区建设与改造

根据国网公司推行智能化台区建设要求，遵循“标准设计、因地制宜、试点先行”的基本原则，选择后峪里沟2号具有代表性的台区开展示范工程建设，开展智能台区试点建设，建成后峪里沟小区2号智能化台区，通过运用TH5000一体化信息采集与集中监控平台，使该台区具备具备配电变压器监测、配变计量总表及保护，剩余电流保护监测、电能质量以及环境监测等高级应用功能，加上该台区更换新型载波表计和集中器，使该小区具备了集抄功能，减轻了农电工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4.《计量自动化系统及小区集抄》在基层供电所的应用

按照公司统一部署，新城供电所对所管辖的共230台配变全部安装了多功能智能网络表计，通过计量自动化系统，实现了配变总表远程抄表与实时监控功能。以前抄完所有专变及公用变客户表计需两天时间，现在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即可轻松抄录，极大地减轻了供电所人员人力、物力；还可及时发现公用变三相负荷不平衡，电压出现波动等问题，有利于提高农电工管理台区水平，及时调整不平衡的台区、线路；如果用户的变压器、电表、供电线路等出现故障，通过远抄系统就能在电脑上进行分析，从而快速准确地排查故障点，恢复用户供电；为线路安全运行，降低线损，增加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迎峰度夏度冬工作中，新城供电所充分利用计量自动化系统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功能，对配变负荷进行了实时监控，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及时发出重载配变预警信息，合理调整负荷，避免了设备烧毁事故。在《小区集抄》试点应用方面，目前新城供电所72个台区已实现了小区集抄，通过更换新型低压智能载波表计和集中器，能及时抄录台区每一用户表计，并对用户异常表计进行数据分析，极大地减轻了农电工抄表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农电工能腾出更多时间搞好服务工作。

5、《农网综合降损辅助决策系统》在基层供电所的应用

通过安装《农网综合降损辅助决策系统》软件，在录入准确的线路和表计及用户的基础信息和绘制图纸后，可实现10千伏线路及低压台区的理论线损计算，该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算结果精确，实现了对理论线损的精确计算和指标动态调整；；二是对负荷实测数据分级管理和平均负荷曲线推导计算；三是创新设计分时分相算法，为“五分”（分级、分区、分线、分台区、大农网改造力度，规建设，新安公农网标准从台区、面济、理方有余度，径满足标准和要求。时间，现在足不出户可轻松抄录，了供电所物力；发现衡台及衡的路；如压器、电表路等出现故障，统就能在电脑上进行分分相）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提供多种降损优化方案，系统可计算出10千伏线路每段线路损耗情况，还能给出调整低压用户相别和新增用户接入相别的建议；五是该系统实现了和《营销MIS系统》相互对接，可实时从系统中采集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为降损节能和线路管理提供依据。

6.推行“缴费卡”缴费

新城供电所引进客户自助缴费终端系统，推出了缴费一卡通，该系统能提供自助缴纳电费、历史记录查询、打印等功能，客户可以随时查看掌握自己的一切用电信息，主要包含每月表底、电量、电费、累计余额等。通过缴费卡可以在任何网点实时缴费，也可以预存电费，实现自动月结冲账，满足客户实时、预存、异地缴费的需求，打破了过去客户必须在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缴费的传统方法，消除了过去单张电费发票不便存放、不便查询的弊端，取消了电工代收、经手现金的收费方式，规避了电费回收风险，确保了电费资金安全。

7、深入供电作业组织专业化，实现抄核收三分离

按照农电整体素质三年提升工程要求，新安公司新城供电所在实施营配分离的基础上，按专业设立班组，即“一长三员三班”模式，供电所下设营业厅和抄表班、收费班、服务班，一改过去农电员工对辖区内的生产、营销和服务承包式的传统做法，实行抄核收三分离，在制度上杜绝了估抄电量、调整用电性质、隐瞒用户等漏洞。在业务上实现抄表人员、核算人员、电费回收人员的独立工作，互不隶属，提高了农电管理水平。

8.深入开展营业普查工作

根据上级用电营业普查工作要求，新城供电所我所紧紧围绕“量、价、费、损”四个核心内容，重点清理整治高低压客户台账、配变、计量、电价、电费、违约用电等问题，以严、勤、细、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有效地开展好用电营业普查工作。具体做法是：明确人员分工、明确职责范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所包片职工依据高压用户台账资料、发票存根，负责对各自管辖线路专变用户进行排查，各责任电工依据低压台区电费公布单，对所有低压用户进行排查，特别是针对电量大且为低电价的用户进行重点排查，通过现场登记核实配变、计量等信息，对查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改，确保营业普查工作落到实处。

9、加强农电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技能

结合公司三年素质提升要求，新城供电所一是合理安排人员到南阳电校参加技能鉴定培训；二是坚持供电所月度培训，定期对农电工进行安全、技能、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安排人员参加公司组织的农电业务技能大赛，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氛围；四是鼓励员工进行自学成材，让有特长的农电工登台授课，共同提高，不断提升员工业务技能水平。

三、取得的成效

五水共治手抄报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邑；写经；敦煌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87-07

社邑本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1]，秦汉之际，民众出于经济互助、共同兴趣、等目的，自发结成社团，这便是在官方体系滋生出的社邑的新形式：民间私社。佛教东传后，借用中土民间私社组织形式，实践诸如造像、开窟、诵经、行斋等种种活动。至于佛教社邑内部组织情况、规模等问题，魏晋南北朝石刻造像题记有一定反映，但相对于历史久远、活动频繁的佛教社邑而言，造像题记还不足以体现其全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全面、深入了解佛教社邑提供了宝贵材料，中外学者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敦煌地区的佛教社邑种类非常多，可见者有行像社（P.2049V、P.3234V）、修佛堂社（P.496）、燃灯社（S.5828）、造窟社（S.3540）、写经社等。

其中，写经社邑是由一群为积累功德、获取福报的信徒组成的抄写佛经的团体。笔者共搜集到有关11个社邑的16条资料（见表1），本文拟围绕这几件材料，就写经社邑的规模、邑子成分、内部组成、运行情况等问题试做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如表1所示，有关写经社邑的材料年代最早者为5—6世纪，最晚者为太平兴国三年，时间跨度近4个世纪。相对历史长河而言，相关材料较为稀少。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写经社邑若隐若现不绝于史，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材料反映的地域而言，涉及敦煌、吐鲁番及中原地区，具有广泛性。可以想象得到，隋唐宋初，写经社邑比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更为普遍。

一 写经社邑的规模及其类型

现有材料表明，写经社邑规模大小不一，多者三十几人，小者四五人。写经社邑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Ch.5509，该写卷残缺不全，高22.9cm，长89.2cm[4]。兹录文如下：

1.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2. 盖闻一乘妙理，法界传通，十二部经，金口所演。况复■

3. 岭真空之教，王灭罪之文，火宅方便之言，险■

4. 善权之说，莫不受持顶戴，即福利无边，书■

5. 弘宣，还生万善。今有佛弟子比丘惠德、齐■

6. 欢德、赵永伯、范守、赵众洛、范阿隆、赵愿洛、宋客■ ■

7. 洛、赵延洛、张君信、索绪子、张憧信、范历德、赵隆轨、王儁■

8. 刘常洛、范慈隆、赵武隆、张丰洛、张定绪、张君德、范■

9. 范进住、赵隆子、竹根至、刘明伯、赵恶仁、范黑眼等，敬人■

10. 往劫，重正法于此生，弃形命而不难，舍珍财而转■

11. 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其经■

12. 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用斯■

13. 愿合舍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见在尊长■

14. 灭（？）儿，自身福备，家口善兹，小果悟大，真常■

15. 倍加福佑。外道归正，龙鬼兴慈，有识

16. 含灵，俱沾圣道。

本件文书，池田温先生推测约为7世纪前半期[5]。陈国灿先生通过对比记录有赵延洛（第7行）、张定绪（第8行）、赵恶仁（第9行）等人信息的其他吐鲁番文献年代，认为Ch.5509《妙法莲华经》完成于“咸亨三年（672）前不久”[6]。文欣先生在探讨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95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时，也曾利用Ch.5509做过比对研究，指出Ch.5509中的范历德（第7行）、范慈隆（第8行）、张定绪（第8行）、赵隆子（第9行）四人又出现在阿斯塔那墓出土的2004TAM395《名籍》及61号墓十二件差科簿底稿中，得出与陈国灿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认为Ch.5509年代大致在670年前后{1}。

此件文书，可识别的邑子共30人，从文书残损情况看，该社成员应在35人左右。与此规模相当的是P.2086，共有邑人32人，S.1415和BD145兴善寺写经邑的规模紧接其后，共31人，这三个写经社邑是规模最大者。中型规模的写经邑则在十几人左右，如Дх.1362志忍写经社邑共12人。最小者为P.3315开宝十一年王会长等四人组成的写经社邑。

至于写经邑人的成分，就所见材料看，一类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优婆夷社邑。BD00985《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优婆夷邑敬造”。此件写本没有明确纪年，池田温先生定为6世纪后期[5]157，《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认为属5—6世纪南北朝时期，笔者查阅该件文书图片，此卷隶书书写，南北朝书风浓厚[7]，故笔者以为年代定为5—6世纪较为合适。此外，藤井有邻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7，是“开皇三年十月八日，优婆夷邑敬造”，此件文书是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优婆夷邑写经，也是“敦煌地区最早出现的由女性组成的佛教团体的记载”[8]。又津艺262《金刚般若经》是“天宝十二载五月廿三日优婆夷社写”[9]。这三条题记仅寥寥数语，我们无从考察优婆夷写经邑的规模、写经具体缘由、内部运作情况以及成员的社会背景等问题。

孟宪实先生曾指出，女人社中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地位[10]。郝春文先生也认为女人社成员是由寡妇或单身女这几类在家中地位较高的女性组成[11]。如果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话，优婆夷写经邑的成员在家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并且有一定的经济支配能力。那么，由优婆夷组成的写经社邑与其他类写经社邑在社约、内部组织、选写的佛经等方面是否有不同之处，因材料有限，还不能做出具体回答。

第二类全部由男性组成，如Ch.5509，但无法确认该社邑子是否受过三皈五戒。第三类则邑子性别及身份不限，僧俗男女均可加入，如Дх.1362和上图088V。

社邑中一般有僧人参加，Ch.5509写经社邑中有比丘惠德，P.2086写经社邑中俗人有31人，僧人1人。如宁可先生所言：“（佛教社邑）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是寺院和僧团的组织，僧人参加或领导的也不在少数。”[1]僧人在写经社邑中很有可能扮演指导和教化邑子的角色。

二 写经社邑内部组成

那么，写经社邑的内部组织如何？在诸多写经社邑题记中，S.1415和BD14519提到了写经社邑中职务设置情况：

大兴善寺邑长孙略。

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认为，邑长是“邑中助缘者”，叙述较为笼统。按敦煌资料记载，社长通常为社的首领，是“三官”之一，由社人推举产生[1]，负责社邑内部运作。而唐五代宋初，社又可称为社邑、邑、义邑等{1}，所以邑长的职责如同社长。

S.1415和BD14519题记极为简略，仅书邑长之名。按常理，题记书写供养者姓名时，是遵循尊卑长幼顺序排列的，即先写地位显赫或在社邑中承担主要职责者，一般邑子胪列其后。若无足够的书写空间，出资少、地位低的邑子的姓名常略而不书。在S.1415和BD14519题记中，仅有邑长孙略之名，其余邑子则一概不提，表明在这个写经社邑中，邑长孙略是主要负责人，也是级别最高的邑子，而被省略姓名的诸位邑子，其身份应当较为普通。因此可以推断，组织书写S.1415和BD14519的社邑，其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只有邑长和诸邑子组成，而没有诸如三官之类的职务。

此外，依据题记，该写经社邑隶属于大兴善寺，故邑长称为“大兴善寺邑长”，这也表明，隋唐一些社邑依寺而设。大兴善寺为隋唐著名寺院，位于长安城内朱雀街东之靖善坊[12]，是隋代的国寺和国立译经馆，对隋唐的佛教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诸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13]。敦煌地区的寺院亦存在写经社邑。Дх.1362《大宝积经》题记：

1. 当寺僧上伴、志忍一人新戒，释门法律法寿、法律戒慈、

2. 法律戒昌、法律庆因、法律义勋、法律戒忍、法律戒论、

3. 法师戒护、律师保戒、[沙]弥道行、造食女人阿阴氏

4. 壹拾贰人等，同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壹部，施

5. 入永安寺者，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佛日重明，

6. 常转。己躬清吉，保百载之延长，合寺康强，

7. 契迁年之快乐。永安塞表，八方伏叹，四野钦风

8. 而仰化。复愿先亡远代、七世灵魂，承斯功德之

9. 因，速遇龙华之会。然后十类四生之辈，含灵

10. 无蠢动之徒，赖此胜缘，咸登觉道。太平兴国

11. 三年（978）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

12. 十五日毕功断手题记。[14]

上图088《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纸背为Дх.1362的底稿，内容不完整，无Дх.1362第5行“国愿（愿国）安人泰”至第10行“咸登觉道”之间的发愿部分。此外，后又有杂写“清信弟子某乙发无上胜心敬写《大宝积经》一部施入永安寺”，僧法崇“又写《大悲经》三卷、《最胜王经》一部、《八阳经》一卷”施入“当界佛堂”，祈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

永安寺（第5行）于吐蕃统治初期辰年（788）初见其名（S.2729），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15]。Дх.1362中共有7位法律，那么这些法律是否全部来自永安寺？这涉及Дх.1362诸邑子来源问题。事实上，唐末宋初，敦煌僧职伪滥，十羊九牧。P.4981是某寺召集当寺徒众回寺修葺被“水漂破坏”寺舍的转帖，兹移录如下：

1. 当寺 转帖

2. 都僧录和尚 索僧正 解僧正 氾僧正 大刘法律 大

3. 罗法律 张法律 法律 祥刘法律 马法律 平法律 曹法律

4. 法律 法律 小吴法律 武法师 张法师 吴法师

5. 藏 法证 道宽 定 慈方 治力 大力 法胜

6. 福常 愿安 应林 宏志 承定 会集 弥保集 愿保

7. 真 理详 理 教兴 保达 子 定兴 儿

8. 黑子 丑儿 理乘 再富 不勿 安通 臾儿 愿遂

9. 顺清 保兴 丑胡 苟奴 富盈

10. 右件徒众，今缘裴寺水漂破坏，切要众

11. 力修助。僧官各锕镢壹个，散众锹镢一事，又

12. 二人落辇一枚。帖至，限今月十四日卯时，

13. 依寺头取齐。捉二人后到，决丈（杖）七下，全不来

14. 罚酒一瓮，的无容舍（赦）。其帖速分付。帖周切

15. 付本司，用凭告罚。

16. 闰三月十三日蓝官僧正帖。

此件文书，山本达郎先生等定为961年前后{1}，即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执政时期。该寺全部僧人和依附人口共计55人，僧人约38人左右，法律11人，法律约占僧人总数的29%。此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后唐同光年间（923—926）P.2250《诸寺僧名录》显示，龙兴寺共有法律4人、金光明寺法律5人，均所见法律之职伪滥。

与S.5406相比，永安寺可谓小巫见大巫。所以，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7位法律应当皆为当寺僧职无疑。此外，题记言“当寺僧”、“合寺”等，是以本寺僧人口吻叙述的。因此，永安寺写经社邑中的12位邑子，也全部来自永安寺。与上述诸写经社邑不同的是，该社邑除造食女人（第3行）之外，全部为僧人。

那么这12位邑子是否就是当寺全部人口？从吐蕃时期到宋初，该寺僧人和依附人口数一直处于变化中。如辰年有僧11人（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戌年（818）“主客僧总卅六人”（S.545《永安寺僧慧照上永安寺应管主客僧名牒》），寺户六户（S.542《吐蕃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后唐同光年间有僧（含沙弥）38人（P.2250《诸寺僧名录》）[13]630。那么50年后，亦即太平兴国时期，永安寺寺内人口数又有怎样的变化，由于缺乏材料，无从考证。

但笔者以为，Дх.1362《大宝积经》邑子并非永安寺全部人口。上图088V作为Дх.1362的底稿，多有修改，行间亦有杂写。在这份底稿中，写经社邑成员“计壹拾肆人”，较Дх.1362“壹拾贰人”多两人，仔细比对人名，可知多出“秀守”等二人，此二人为“当寺僧”。说明永安寺除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12人外，必定还有其他僧人或依附人口存在。

所以，一寺写经社邑并不涵盖寺内全部人口，只是寺内一部分人自愿组成的祈福团体，在邑子入社方面也没有严格的身份规定，无论是大德法律，还是新戒沙弥及地位卑微的依附人口均可以加入。邑子来自同一寺院，方便社邑事项的通知、邑子集合及各类活动的展开，显示了地域因素在社邑组织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寺院社邑中，文欣先生指出，Ch.5509题记中所见人名，“其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在一个乡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主要为武城乡人{2}，同样体现了地域因素的影响。

三 写经社邑的运行

写经社邑的费用一般来自社邑成员的捐赠，如Ch.5509：

舍珍财而转■，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5]194

P.3351表述的更为清楚：

（前略）

1. 《多心经》一卷，开宝柒年戊寅正月廿八日，金光明寺僧

2. 王会长、张僧奴、令狐富通、阎延定四人等，舍《观音》、《多心经》一卷。

3. 后有人见莫怪者，及是人来莫怪者，及怪者亡性，莫见佛面。

4. 舍经师兄张僧奴记耳者（押）。王会长、巳延定麦一斗。

（后略）

延定在第2行中书写为“阎延定”，但在第4行中为“巳延定”，其中一处必为书写错误。如上所记，王会长和延定输入麦一斗作为写经的开销。

邑人是否直接参加书写佛经视情况而定。有的社邑成员不参与写经，而是雇人书写，如同造像社邑一样，邑人不直接雕刻佛像而是出资雇佣专门的匠人。如P.2056和书博藏《阿毗昙毗婆沙》写经邑中，佛经由雇佣来的经生沈弘书写，邑子道爽承担校对职责。除此之外，其他邑人好像并没有参加到写经队伍中。

在敦煌地区也存在社邑雇请专门人员抄写佛经的情况。BD05467《妙法莲华经》卷4题记：“社经。王瀚。”王瀚是人于BD00244《佛名经》卷12题记中亦有出现：“佛弟子僧裴法达、樊法琳、曹寺主等，奉为十方一切众生，愿见闻觉知，写记。经生王瀚。”又BD00018《维摩诘经》卷中题记：“奉为西州僧昔道萼写记。经生王瀚。”S.3909：“王瀚，龙兴。”BD00099《无量寿宗要经》题记：“已前六卷，纸卅张。王瀚写。眼暗书，不得不放，知之。”可见，王瀚是一位以抄经为生的书手。实际上，是人为吐蕃时期抄经生，在吐蕃官府组织抄写的《无量寿宗要经》题记中屡见其名，如S.1982、S.3036、S.3891、S.5314、S.3913、BD03398（雨98）、BD01072（辰72）、BD04891（巨91）、BD07771（始71）、BD08568（推68）[5]390，等等。“社经。王瀚”的题记说明，该社邑是雇佣专门的写经生抄写佛经的。

而P.3351V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中情况却相反，写经记录言：“戊寅年三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张僧奴写《观音经》一卷（押）”、“戊寅年贰月拾柒日金光明寺僧王会长自手。”这是邑子们自己抄写佛经的情况，或许这与他们抄写的佛经部头较小有关，抑或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抄经生，所以选择了诸如《观音经》篇幅短小的经文。

在各种佛教社邑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如行像社和燃灯社，这种时节性很强的社邑虽然一年可能只有一次集会，但是每年节庆到来之际，邑人都将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汇集并交纳物品、讨论社邑活动和社条等相关事宜。此类宗教社邑，因举办的活动有很强的周期性和稳定性，可一直持续下去。持续时间更为久远的是带有经济互助色彩的社邑，可延续几代不废，其社邑成员在一定时间内也基本固定不变。如S.6537（6V—7V）是净土寺僧慧信书写的《立社条样式》，其中社条云：“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去（云）亡，便须子孙丞（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恪）例合追游，直至绝嗣无人，不许遣他枝眷。”[16]从条规看，邑人的责任子孙承袭，表明此类社邑可世代相传，不会因人而废。与上述这些社邑相比，写经邑可能是临时性的组织，当佛经抄写完毕后，写经邑也随之解散。孟宪实先生指出，敦煌结社的功能归纳为三种：一、生产互助型；二、生活互助型；三、精神方面的如宗教功德结社。“如果涉及具体的结社，这三种分类方式都不能保持纯粹，单一功能的结社是存在的，小型和限时的结社常常是单一功能的结社。而大型和长期的结社则多属于复合型功能结社。”[17]抄经结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抄写佛经获得福报，属于孟先生所言第三类，目的较为单纯，是短时性的。正因如此，写经社邑也并无如S.6537（6V—7V）那样严格的社条社规，邑子加入或退出社邑比较自由，如上图088V所示，打草稿时还有14人参加，正式书写时“秀守”等两人临时退出。

那么，写经社邑书写的佛经如何供养呢？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大部分社邑是将书写好的佛经施入寺院，流通供养。如Дх.1362和上图003V写经邑将书写的一部《大宝积经》“施入永安寺”，P.3351金光明寺王会长四人写经邑亦是如此。《太平广记》引《冥报记》载：“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18]也表明寺院经藏中藏有社户书写的佛经。

四 余 论

宗教社邑是指在共同的号召下，为达成某一事项，如雕刻佛像、开凿洞窟、行像浴佛等，但苦于经济能力所限，为实现资源和财力的集中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抄经社邑亦不例外，邑子们首先虔诚地相信，抄写佛经具有殊胜功德，如Ch.5509所言：“……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又P.2086言：“求八字灭苦幽暗，四等出彼欲海者哉。略等希玄正路，为备三佛出世，桥梁度济。”此其一。其二，抄经社邑抄写的佛经卷数一般较大，如Дх.1362永安寺社邑发愿抄写《大宝积经》一部，抄写时间从“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次三月十五日下手，比至六月十五日毕功断手”，历时三月。P.2056以尉迟宝林为首的社邑则写“一切尊经”，规模更为宏大。如此浩大的工程凭一人之力难以完成。因此，整合大家财力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社邑所抄佛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邑规模大小和社内邑子人数。如果抄写的是小部头佛经，则微型社邑即可完成，如P.3351抄写的是《心经》和《观音经》，故而社邑仅四人，或者说，因只能召集到四人，故而选择抄写了小部头的佛经。

写经社邑作为宗教团体，在相同的信仰号召下，将来自不同背景、地位和身份的人整合在一起。如Дх.1362写经社邑中的造食女人，是敦煌寺院粟麦入破历中经常出现的人物{1}。造食女属于寺院依附人口，在寺院举行的各种活动，如行像、转经以及各种节日、筵席、丧事中，负责制造饮食。造食女在寺院中地位低下，分配到的食物往往只有“粗面”、“黑面”或“粟面”等，很少能吃到其他僧人食用的白面制成的食物[19]。而Дх.1362《大宝积经》显示，经济拮据、身份卑微的造食女人，却能够加入到由法律等地位尊贵的僧人组成的写经社邑中，可见写经社邑看重的是信仰的异同，体现了“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的精神。在写经社邑这类空间内，身份卑微者或许暂时能够找到些许尊严和存在的价值，共同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冲淡平日体现在身份上的森严的等级秩序，为卑微者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

社邑虽为民间私人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社邑可以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首先，官府一直在引导民间社邑活动。其次，社邑活动威胁到国家权威时，国家完全可以用律令的形式将其取缔，如高宗咸亨五年（674）五月敕令禁断“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20]。最后，社邑本身也体现出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在社邑抄写的佛经题记发愿中，“国”、“君王”、“皇帝皇后”等屡屡成为邑子们祈愿对象，如Дх.1362《大宝积经》：“国愿（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P.2086：“君王诸邑，檀起（越）家国，含灵抱识，同归法界。”P.2056尉迟宝林社邑希冀写经功德“上资皇帝皇后”，并且在写到“皇帝皇后”时使用平抬格式。尉迟宝林身为朝廷官员，或许更能体会到朝廷对民间结社的芥蒂之心，因此在既想表达其奉佛之虔诚，同时又不愿背负“结构朋党，作排山社”（S.1344《开元户部格》）的罪名，或被指责为“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故而在以其为首的写经社邑发愿文中，处处体现出对以皇帝为象征的国家权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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