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菅原道真 日本 平安朝文学 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加之平安朝时期，朗咏诗文是贵族们的风雅，白居易的诗文曾一度受到他们的顶礼膜拜。“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了26名唐朝诗人的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5首之多。”平易的世风，易于理解；从底层上升的生涯；具有百科事典性质的《白氏文集》；白诗中雪月花的题材较多，和日本的诗歌主题基本一致；白居易诗中充满着一种佛教的无常观，符合日本“もののあわれ”的审美观点等因素导致白诗在平安朝的一度流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菅原道真，其汉诗文也就深深打上白诗风格的烙印。

白居易的前期作品以体验民间疾苦的题材为主，如《卖炭翁》中的“心忧炭贱愿天寒”，《路遇白头翁》中的“无妻无子独身穷三间茅屋南山下”等。而菅原道真在讚岐府任职期间，写下《寒早》十首，分别是咏“走环人”(因困难生活而逃亡他乡，却在他乡也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的人)、“浪来人”(从他乡流浪到讚岐来的人)、“老鳏人”、“夙孤人”、“药圃人”、“驿亭入”“赁船人”、“钓鱼人”、“卖盐人”、“采樵人”的，反映了道真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间疾苦的创作风格。《行春词》一诗中写到：“过雨经营修府库，临烟刻缕辨沟塍。遍开草褥冤囚录，轻举蒲鞭宿恶惩。尊长思教卑幼顺，卑贫恐被富强凌。安存耄迈飧非肉，账恤孤茕饿曲肱。楼家门留门主，耦耕田畔立寻朋。”进一步深入了解民情，诗中处理政务的情形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道真还模仿白居易的《路遇白头翁》，“贞观末年元庆始，政无慈爱法多偏。虽有旱实不言上，虽有疫死不哀怜。四万余户生荆棘，十有一县无炊烟。”反映了讚岐民生凋敝的状况。

菅原道真除在诗风上具备白诗风格之外，在人生经历上与白居易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815年，白居易因首上书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而受到谗毁，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既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捩点，也是白居易诗风的转折点。之前白居易的诗多是取材于社会现实的讽喻诗，之后的诗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通过写琵琶女的沦落身世，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琵琶女的形象和诗人的遭遇都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菅原道真在仕途上也有同样的被诬陷被贬的经历，被贬到太宰府后的心境反映在《秋夜》诗中，“黄萎颜色白霜头，况复千余里外投。昔被荣花组缚，今为贬谪草莱囚。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诗中将自己比作萧瑟的秋天，诗人的苍白、愁苦、郁闷无助尽在其中。在收到平安京传来的家信时，写有《读家书》一诗：“消息寂寥三月余，便风吹著一封书。西门树被人移去，北地园教客寄居。纸裹生姜称药种，竹笼昆布记斋储。不言妻子饥寒苦，为是还愁懊恼余。”隐约说出了家中被剥削，生活艰难的凄惨困境。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真和白氏两人在此方面可谓如出一辙。

以上主要从菅原道真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汉文学的主题，内容特色方面探讨了唐文学（以白居易为例）对日本平安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日本平安朝时期如何在接受唐文学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民族文学风格的特征。在探讨唐文学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关联时，往往容易走入单方面看待或者过分夸大中对日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平安文化是如何摆脱唐文化的影响这一误区。平安前期，汉文学十分盛行，但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的出现使得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物语等，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日本平安朝从接触唐文化、学习理解唐文化到形成自己的文化过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今后在国际化的世界中，如何吸收异民族文化与发展本国特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2003，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唐朝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渤海国；唐王朝；关系分析

唐朝初年，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高句丽、室韦、契丹等族。其中高句丽最为强大并不断扩充地盘。唐王朝继隋朝之后继续对高句丽用兵，最终于公元668年灭亡高句丽，消除了隐患。唐王朝对东北各族采取招抚和怀柔政策，在靺鞨族居住区主要设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在室韦族居住区设室韦都督府，在靺鞨族契丹人居住区设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以世袭”，把东北地区各族纳入唐的有效管辖之下。唐王朝为了达到使东北各族和睦相处、和平发展的目的，一方面调节和消除各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给经常想控制东北各族的突厥人以沉重的打击，使其难以侵扰东北和内地。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并采取了开放政策，所以日本、新罗等都和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一、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的建立

公元707年，渤海高王大祚荣十年（唐中宗李显神龙三年）武则天病危， 其子李显复位， 是为中宗。唐中宗复位后看到， 以往对待边疆各地方民族势力的反叛， 过分强调使用武力， 结果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理想。于是， 他决定调整政策， 改一味征剿为剿抚并用， 试图以和平的手段求得边疆的安定。为了缓和唐与东北其他部族的关系， 他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往震国招慰与安抚大祚荣。大祚荣建立震国刚刚十年， 虽说也有了一些基础， 但是， 为了使自己的政权稳固发展下去， 他欣然接受唐朝的招慰，“自是每岁遣使朝贡”，为了表示对唐朝的友好和忠顺， 大祚荣派遣自己的儿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到长安入侍， 唐朝将其留为宿卫。至此，震国这个“非法”建立的政权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唐朝也成功地化敌为友，巩固了对东北边疆的控制。

唐朝和渤海如此顺利的建立起关系是因为双方建立关系对渤海和唐朝都有好处。对唐朝来说：第一，可以不动用武力与渤海建立领属关系，化敌为藩。唐可以依据渤海的地理位置防范契丹的扰乱。解决了东北边疆的动荡局势；第二，唐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范围，可在渤海屯兵抵御契丹，也将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先进文化制度传到了东北境内。使我国东北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大大提高。也将“车本书一家”的民族制度发展的更好。唐得到了一个忠诚稳固的藩属。来自渤海国朝贡的方物，满足了皇室的奢侈需求；第三，册封渤海，成为了唐出色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典范，封渤海为忽汗州，设忽汗都督，是政策的成功应用，使渤海既不用唐朝过多费心管理，也让渤海成为了唐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民族自治；第四，渤海与唐建立贡赐关系，客观的成为了唐朝联系日本的纽带。虽然这个好处并没有在最初体现出来，也不是唐的主观愿望。

对渤海来说：第一，大祚荣建立国家，从中原的角度来讲属于非法政权，并没有被靺鞨其他各部及东北其他民族的承认，接受唐朝册封以后震国得到了唐朝的承认，变得名正言顺，提高了大祚荣在靺鞨诸部中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巩固了政权。之后，渤海不断的接受唐朝的册封，其政治地位也不断的提高。留唐宿卫的渤海人也得到了唐的重用；第二，从经济上而言，政权的稳固给人民带来的是安定的环境，从而渤海政权的农业也有了稳定的发展，虽然渤海政权的东北区域仍然以畜牧业和狩猎为主，但是西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固定的农业区，这离不开唐朝的帮助，由此渤海的经济主体变成了农业和畜牧业及其他产业的复合式经济，使渤海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公元713年，大祚荣的政权正式改名为渤海国后，便遣使朝贡并请开互市，目的是加强与唐的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朝贡得到丰富的回赐。虽然朝贡与回赐的经济意义并不高于其政治意义。但渤海也得到了代表唐朝先进手工业的物品，如丝绸，帛等。满足了宫廷需求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文化；第三，渤海和唐朝建立关系，使渤海逐步的成为了享负盛名的“海东盛国”。渤海不断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仿效唐朝。可以说是一种毫无保留式的模仿。

二、大祚荣时期与唐朝关系的巩固

渤海国建国后便与唐朝保持密切的联系，接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实行全面的唐化政策。粟末靺鞨过去曾是尚武善战的民族。建立渤海国后，由于其上层统治者逐渐接受了唐朝奉行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化，从二世王大武艺后期开始实偃武修文的政策，注意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唐王朝对于属于自己管辖下的渤海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扶植和开明的开放政策，从高王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并确立隶属关系开始，以后渤海国每个王的更替，都要向唐朝求封。唐朝也都派使前往进行册封新王。同时，唐王朝对渤海目的使臣及学生热情款待，并将本朝的典章制度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使得渤海国能够顺利地实施全旧唐化政策。渤海国对唐王朝也尽忠臣之礼，不断派使臣到唐朝朝贡，派王亲到唐朝宿卫。“考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二十二次，朝于梁者儿五次．朝于后盾者凡六次，共一百四十三次”。唐王朝在政治上对渤海国的影响，确保了渤海国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

渤海国虽然是唐管辖下的忽汗州，但唐王朝并不要求渤海国定期缴纳赋税；双方只是采取通贡等形式进行经济交往。渤海国使臣每次朝唐，都要将其当地的虎皮、豹皮、貂皮、熊皮、海东青、马、人参、牛黄、麝香、紫瓷盆、玳瑁杯及玛瑙器等土物特产贡献给唐朝。而唐朝也将渤海国所少有的帛、绢、绵、金银器、粟等赐给渤海国。为了方便渤海国使臣和学生等来往和商业贸易，唐代宗以后还在青州（今山东）设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和交易船舶。在频繁的经济交往的同时，唐朝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不断地传入渤海国，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交往的同时，唐朝的封建文化也强烈而深刻地影响了渤海社会。渤海国建立之初就开始派官员和学生到唐朝京城学习中原先进文化。渤海国入唐通使先后达130余次。这些使臣和学生来到唐朝，除照例朝贡往来之外，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古今制度及封建文化，以教化渤海的民俗民风。唐朝也有意识地将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传给渤海人。

唐朝一方面对其使臣和学生热情接待，经典古籍，任其带回；另一方面，唐朝派往渤海国的使臣如张行岌、崔沂、张建章等，也是传播中原汉文化的重要使者。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渤海国仿唐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育子监。在全国建立了以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主体，以私学和家学为补充的教育体制，开创了黑龙江地区学校教育的先河。由于全面“宪象”唐朝，大兴教育，广泛使用汉字，流行汉文，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渤海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家的纲、常、礼、教已成为渤海人的思想行为准则，涌现出一批汉文化素质较高的饱学之士，如高元出、乌昭度、乌光赞等到唐朝参加宾贡试，竞考中了进士，可见其文化水平已与汉人无异。另如李居正、裴颋、裴璆、王龟蒙等都是渤海国的饱学之士，其中李居正位列公卿，为渤海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渤海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为黑龙江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教育的发展使渤海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诗人，仅史书记载的就有杨泰师、高景秀、王孝廉、周元伯、王文炬、杨成规、李居正、释贞素、释仁贞、高元固、裴颋、裴璆等。他们不仅在渤海文坛上名气很大，而且在唐朝及日本也小有名气；与此同时，渤海国的书法、绘画以及雕刻艺术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主要是受教于中原地区，同时也保持有渤海的民族特色。如贞惠、贞孝公主墓碑，其中尤其以贞孝公主墓碑最为典型。其墓碑正面携刻墓志，汉字阴刻，楷书真字。碑文的用笔是集大家而成的，既有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的笔法，又融合了魏碑的某些笔法、碑文既集大成又自成一体。贞孝公主墓志是典型的骈体文，与唐初中原地区所流行的骈体文十分相似，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渤海国的文学艺术不仅在唐代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渤海国虽然灭亡了，但渤海遗族依然保持其文化传统和习惯，直到辽金时期，渤海的文学艺术仍然流传不衰。

参考文献：

唐朝文学范文第3篇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唐朝文学范文第4篇

一、渤海国与唐王朝关系的建立

公元707年，渤海高王大祚荣十年（唐中宗李显神龙三年） 武则天病危, 其子李显复位, 是为中宗。唐中宗复位后看到, 以往对待边疆各地方民族势力的反叛, 过分强调使用武力, 结果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却并不理想。于是, 他决定调整政策, 改一味征剿为剿抚并用, 试图以和平的手段求 得边疆的安定。为了缓和唐与东北其他部族的关系, 他派侍御 使张行岌前往震国招慰与安抚大祚荣。大祚荣建立震国刚刚十年, 虽说也有了一些基础, 但是, 为了使 自己的政权稳固发展下去, 他欣然接受唐朝的招慰，“自是每岁遣使朝贡”1为了表示对唐朝的友好和忠顺, 大祚荣派遣自己的儿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到长安入侍, 唐朝将其留为宿卫。至此,震国这个“非法”建立的政权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认, 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唐朝也成功地化敌为藩, 巩固了对东北边疆的控制。

渤海国渤海与唐朝建立贡赐关系后，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了唐王朝寻求边疆安定的态度，积极与唐王朝交往，渤海王大祚荣之子大门艺，于公元707年遣唐做宿卫，公元713 年回国，也将唐王朝的先进文化带回国。于是渤海国开始了向唐朝学习，并主动向唐王朝“求互市”，入唐交易买卖和参加宗教活动2。以强大自己的国力。这种积极的态度，是渤海国成为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里出类拔萃的“海东盛国”的主要原因。

唐朝和渤海如此顺利的建立起羁縻关系是因为双方建立关系对渤海和唐朝都有好处。对唐朝来说：

第一，可以不动用武力与渤海建立领属关系，化敌为藩。唐可以依据渤海的地理位置防范契丹的扰乱。解决了东北边疆的动荡局势。

第二，唐扩大了自己的政治也军事范围，可在渤海屯兵抵御契丹，也将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先进文化制度传到了东北境内。使我过东北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大大提高。也将“车本书一家”的民族制度发展的更好。唐得到了一个忠诚稳固的藩属。来自渤海国朝贡的方物，满足了皇室的奢侈需求。

第三，册封渤海，成为了唐出色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典范，封渤海为忽汗州，设忽汗都督，是羁縻政策的成功应用，使渤海既不用唐朝过多费心管理，也让渤海成为了唐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民族自治。

第四，渤海与唐建立贡赐关系，客观的成为了唐朝联系日本的纽带。虽然这个好处并没有在最初体现出来，也不是唐的主观愿望。但是，渤海始访日本，便以平等的身份交往，这也客观提高了唐的地位。而渤海也成了唐与日本交流的中介，并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了极大的贡献。

对渤海来说：

第一，大祚荣建立国家，从中原的角度来讲属于非法政权，并没有被其他各部及东北其他民族的承认，接受唐朝册封以后振国得到了唐朝的承认，变得名正言顺，提高了大祚荣在诸部中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巩固了政权。之后，渤海不断的接受唐朝的册封，其政治地位也不断的提高。留唐宿卫的渤海人也得到了唐的重用。

第二，从经济上而言，政权的稳固给人民带来的是安定的环境，从而渤海政权的农业也有了稳定的发展，虽然渤海政权的东北区域仍然以畜牧业和狩猎为主，但是西南地区已经是非常固定的农业区，这离不开唐朝的帮助，由此渤海的经济主体变成了农业和畜牧业及其他产业的复合式经济，使渤海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公元713年，大祚荣的政权正式改名为渤海国后，便遣使朝贡并请开互市，目的是加强与唐的经济联系。并且通过朝贡得到丰富的回赐。虽然朝贡与回赐的经济意义并不高于其政治意义。但渤海也得到了代表唐朝先进手工业的物品，如丝绸，帛等。满足了宫廷需求也学习到了先进的文化。

第三，渤海和唐朝建立关系，使渤海逐步的成为了享负盛名的“海东盛国”。渤海不断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制度，仿效唐朝。可以说是一种毫无保留式的模仿。

二、大祚荣时期与唐朝关系的巩固

大祚荣为渤海国第一任王于公元698年建立自己的政权。共在位22年。在大祚荣建立“振国”之初，中原王朝与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并不稳定，粟末摆脱高丽的统治，又刚刚摆脱唐帝武则天的讨伐，为了站稳脚跟，巩固政权，与契丹示好，求得联盟，得到了第一份外界的支持。直到公元707年，平庸的唐中宗即位的第三年，急于改变武则天留下的东北边疆情势的烂摊子，于是遣派使者张行岌前往振国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欣然接受。

公元711年，大祚荣首次向唐朝贡贡品。3公元713年，唐玄宗即位，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 以其所统为忽汗州, 加授忽汗州都督。大祚荣建立的政权, 至此“始去振国号, 专称渤海”。4同年冬，大祚荣遣子往唐朝，请求开互市以就是交易，并参拜内地佛寺，请求在佛教交往活动。

唐朝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唐代 新罗 对外交往 诗歌创作

唐代是我国古代史上最开明、开放和繁荣的时代之一，与对待民族关系“华夷一家”的态度相同，在对待中外关系上，唐朝统治者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开放政策。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绘了大明宫早朝的恢弘气象和皇帝的威仪。万国来朝的景象，反映了唐王朝的强盛与繁荣，也反映了唐朝活跃的国际交往。

在与唐朝交往的东亚诸国中，新罗与唐的交往极为频繁。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又叫鸡林。《旧唐书》载：“新罗国，本弁韩之苗裔也。其国在汉时乐浪之地，东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济，北邻高丽。”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高丽、百济、新罗。反对臣服唐朝的高丽曾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请求唐朝援助。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唐派大将苏定方率军与新罗联合，攻下了南部的百济。史书载：“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八年之后又灭高丽：“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馀人，遂拔扶馀城。扶馀川中四十馀城皆望风请服。”并设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统一后，和唐朝保持着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新罗商人来唐朝贸易的很多，唐朝在这些地方设有新罗馆、新罗坊，专门接待新罗商人。新罗商人带来了牛、马匹、人参、折扇等特产，从唐朝换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太宗时的“高丽乐”就是朝鲜音乐，高丽乐深受唐人的喜爱。唐对新罗的影响，上自中央的官职设置，科举制度、都城的建筑，下到唐人的服装，包含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数最多。840年，一次回国的就有百人之多。不少新罗留学生、僧人和唐朝诗人结下了深情厚谊，迎来送往中留下了许多优美诗篇。

一、唐人与新罗学子的交往诗

新罗留唐学生中与唐代文人交游最广的是崔致远，他十二岁来中国，考中了进士并在唐朝做官，曾为侍御使、内供奉等职，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集》二十卷，用汉文写成，其中存有不少有关中国的史料，史学家范文澜评价此书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史事”。顾云说崔致远“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侧”。崔致远在中韩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熟悉汉语是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人交流的基础，新罗人在唐朝学习语言的情况载入了唐诗：“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学得中华语，将归谁与同”（顾非熊《送朴处士归新罗》）；“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张籍《赠海东僧》）。这些诗歌都说明新罗留学生和求法僧经过学习都具备了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增加了他们与唐代文人展开文学交流的机会。

刘得仁《送新罗人归本国》诗曰：“鸡林隔巨浸，一住一年行。日近国先曙，风吹海不平。眼穿乡井树，头白渺}程。到彼星霜换，唐家语却生。”诗写新罗与唐隔海相望，归途漫长，新罗学子思念家乡。诗人推想新罗学子回国后，因无法与唐人交流，所以他熟悉的汉语也会慢慢生疏起来。在这归国的漫漫长路上，一种沉重的孤独感常常伴随着旅人：“少年离本国，今去已成翁。客梦孤舟里，乡山积水东。”（《送朴处士归新罗》）诗中可见，这些留学生少年时便来到中国求学，直至“成翁”时才回国。

即便来唐求学的路途漫长而艰险，但并未阻断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人员往来，新罗积极学习先进的唐文化的努力始终未见衰歇，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诗人许棠写有《送金吾侍御奉使日东》：“还乡兼作使，到日倍荣亲。向化虽多国，如公有几人。孤山无返照，积水合苍F。膝下知难住，金章已系身。”这是为一位即将回国的新罗留学生所作，他回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唐朝的赴新罗使者。他又多了一份不同于他人的荣耀，因此说“到日倍荣亲”。诗人对这位新罗友人非常欣赏，认为他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只可惜他身负重任，必须远行。

许多新罗人回国时得到唐朝诗人的送别诗。

杜荀鹤的《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诗说：“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可见，这位留学生是年少时入唐求学，荣登进士第后回国，可谓青年得志。

不少僧人和唐人交往密切，如新罗僧无著和汉僧法照，无著回国之日法照赋诗送别，《送无著禅师归新罗》：“万里归乡路，随缘不算程。寻山百钠弊，过海一杯轻。夜宿依山色，晨斋就水声。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诗人想象无著在海上的生活情景，还未离别，就已询问何时无著才能带着用贝叶刻写的经书再来中国，表达诗人对即将行别的友人真挚的依恋之情。据说，用贝叶刻写的贝叶经书具有防潮、防蛀、防腐等特点，可保存百年而不烂。

贯休《送新罗僧归本国》诗：“忘身求至教，求得却东归。离岸乘空去，终年无所依。月冲阴火出，帆拶大鹏飞。想得还乡后，多应著紫衣。”这些僧人回国后光大释门，成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大法师。同时，他们也可得到君主的赏赐。这些僧人的法号虽然没能留下来，但唐诗会成为他们与唐人情谊的永恒见证。

二、唐人缡剐侣抻胧歌创作

《旧唐书・东夷传》载：“武德四年，（新罗国）遣使朝贡。高祖亲劳问之，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绝。”唐曾数次派使节前往新罗，进行吊祭、册封等外交活动。

史书记载：“大历二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新罗国王卒，新王继位。代宗于大历三年（公元767年）派遣御史中丞归崇敬赴新罗充任吊祭、册立使者。有关这次缡够疃的情况，在许多诗篇中都有反映。

吉中孚《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诗云：“官称汉独坐，身是鲁诸生。绝域通王制，穷天向水程。岛中分万象，日处转双旌。气积鱼龙窟，涛翻水浪声。路长经岁去，海尽向山行。复道殊方礼，人瞻汉使荣。”开篇“汉独坐”、“鲁诸生”即道出其好友归中丞出身荣显，御命使臣之骄贵。诗中“绝域通王制”、“人瞻汉使荣”，说明当时新罗王室得到唐朝的吊祭、册立是一件重大的国事，新罗人民也以一睹汉使的风采为荣。

记述归崇敬缡剐侣薜氖篇有：皇甫冉《送归中丞使新罗》、李益《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一作李端诗）》等，这些送别诗所吟咏的内容，其一是缡沟穆吠疽T叮行程漫长，如“浮天无尽处，望日计前程”、“东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时”；其二是写海上航行的艰辛，如“暂喜孤山出，长愁积水平。野风飘叠鼓，海雨湿危旌”；其三是叮嘱使者要肩负重托、不辱使命，如：“异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

据《新唐书》记载，此次前往新罗的还有监察御史陆E等人，“大历初，宪英死，子乾运立，甫O，遣金隐居入朝待命。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监察御史陆E、顾治副册授之，并母金为太妃”。诗人钱起为其作诗赠别：“衣冠周柱史，才学我乡人。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去程沧海月，归思上林春。始觉儒风远，殊方礼乐新。”（《送陆E侍御使新罗》）诗中反映出这次缡够疃很受重视。最后两句是说唐使带着先进文化到了新罗，必将使新罗受到唐文化全面、深入的影响。

《旧唐书・东夷传》载：“其年（812）七月，授彦N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充宁海军使、上柱国、新罗国王，彦N妻贞氏册为妃，仍赐其宰相金崇斌等三人戟，亦令本国准例给。兼命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持节吊祭册立，以其质子金士信副之。”诗人窦常和陶翰为使臣留诗赠别。

窦常《奉送职方崔员外摄中丞新罗册使》：“帝命海东使，人行天一涯。辨方知木德，开国有金家。册拜申恩重，留欢作限赊。顺风鲸浪热，初日锦帆斜。夜色潜然火，秋期独往槎。慰安皆喻旨，忠信自无瑕。发美童年髻，簪香子月花。便随琛赆入，正朔在中华。”诗中体现了作者对友人远赴海外旅途艰辛的担忧，同时肯定了崔廷对朝廷的忠心，更为朝廷能册封新罗而感到自豪。

《旧唐书・东夷传》载：“（贞元）十四年，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国人立敬信嫡孙俊邕为王。十六年，授俊邕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丹至郓州，闻俊邕卒，其子重兴立，诏丹还。永贞元年，诏遣兵部郎中元季方持节册重兴为王。”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罗》：“赤墀赐对使殊方，官重霜台紫绶光。玉节在船清海怪，金函开诏拜夷王。云晴渐觉山川异，风便那知道路长。谁得似君将雨露，海东万里洒扶桑”，记述了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吊祭新罗王的缡够疃。前两句是说使臣领命拜别唐朝，即将东渡大海到新罗，完成吊祭册封的使命。长路漫漫，异国他乡的景致将渐入眼帘，大唐君主的恩德雨露将洒遍海东。

唐玄宗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他的《赐新罗王》：“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风格雍容庄重，反映了天宝年间唐王朝与国外的友好往来，他不是居高临下的列举蕃夷来贡以示炫耀，而是真诚地表现了各国家间的互相尊重、赏识与体谅。

有关中外交往的诗篇反映了唐文化对异族文化敞开胸襟、兼容并包的博怀，唐与各国的往来丰富了唐诗的创作题材，使得唐诗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同时，唐诗也是唐代空前活跃的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后晋]刘d.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