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范文第1篇
(一)小说创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连作家达理夫妇短篇小说《失去了的爱情》，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心、情感和命运，曾在辽宁省内外引起过讨论。他198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卖海蛎子的女人》刻画一位卖海蛎子的农村大嫂形象，极具通俗性。继而达理《路障》《除夕夜》、宋学武《敬礼，妈妈》、庞泽云《夫妻粉》等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而后邓刚发表了《八级工匠》《刘关张》《阵痛》《迷人的海》《瘦龙岛》《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沉重的签字》等，引起轰动。《阵痛》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题材独特、引起了文坛极大兴趣，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程德培较早提出邓刚小说两个世界问题，认为其特色是“铁味”和“海味”，即工业题材和海洋题材。1993年著名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叶纪彬教授在此基础上生发增加了“心理场景世界”，即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邓刚曾把《迷人的海》成功归因“新鲜的题材”，小说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老小两代海碰子从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寻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改善生活的自强不息精神，带有鲜明的通俗文学因子。孙惠芬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文化悟性和质朴的乡村体验深刻表现新时期农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系列小说《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伤痛城市》等展示乡村骤变伴随而来的“城市的伤痛”，呈现着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时代的密切联系。《伤痛城市》中作为作家的“我”，从庄河来到了时尚之都大连。乡村和城市的落差，让“我”和乡村人的人生理念颠覆了。《伤痛城市》中她发出感叹:“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远滞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们!因为职业，因为经济状况，因为传统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领略夜的内在气质和风韵，……”孙惠芬小说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张祖立认为主要体现在“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读者自娱、自赏与自我渲泄情感体验，成为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化生活的剂，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色。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说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津子围的小说因通俗的现实生活，独特的视角，变幻的叙事，悲悯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常常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震撼。王晓峰评:“津子围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状态的思考和表现”。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可信的记忆，使他能描摹出风云变幻社会中的人生百相。《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铁道》《我的朋友老胡》《马凯的钥匙》等，孟繁华指出认为这些小说的“类型化”，“处于精英化和大众化写作之间”。张鲁镭《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对“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说，关注小人物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围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小人物’，写出了‘小人物’的体温、气味、质地与纤维，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王晓峰评价:“小说极为生活化，甚至口语化，极为平易的语言，像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冒着生活的热气，鲜活而生动。”宋巍认为张鲁镭小说“真诚而俗气”，“寻找平凡人的俗气之美。”新世纪头十年，陈昌平《汉奸》《英雄》《小流氓》《大闸蟹》《国家机密》等通过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来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王晓峰说:“陈昌平小说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故事’，更看重叙述的艺术，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说的本体艺术，以此来完成人性的书写，来完成历史的叙事，并在其中隐含着一个作家对历史、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忧虑和思考。”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作品写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实质上共同点乃是小说题材的平民性和传奇性，体现了新时期大连作家对小说题材选取、通俗性叙事、传奇性强调和娱乐性追求的重视和自觉追求。
(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儿童文学是辽宁作家有着传统源头的创作领域，在全国享有极高知名度和话语地位。大连作家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以鲜明时代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据统计近10年来大连先后有27篇小说摘取了除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蒲公英奖外全部奖项。车培晶将笔触更多伸向那些最能体现生活本相的凡人琐事，如《神秘的猎人》《同桌哆来咪》等。刘东作品极具时尚性、先锋性，《情感操场》《超级蚂蚁》等关注青少年真实的精神世界，“沉甸甸”，中国作协给《轰然作响的记忆》的获奖评语:“刘东善于通过制造悬念等手段来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即点出其通俗文学要素。谭旭东认为:“于立极少儿小说作品中的‘苦难’不是儿童文学作品通常的寻找母亲、寻找财宝、寻找智慧的过程中打败妖魔鬼怪的象征性苦难，也不是善恶模式中恶魔势力的阴谋诡计，而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贫穷落后、愚昧偏见、疾病灾祸、命运遭遇、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少儿生存的困境与苦难的心灵体验。”比喻、通感的运用新颖别致，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听冲击力。
(三)戏剧戏曲研究
观众是戏剧艺术的主宰者。大连文艺评论对戏剧戏曲活动有高度热情，主要源于大连传统戏曲和新型戏剧的广泛受众面，反映出评论界对大众趣味的迎合。“”时期日据大连，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特殊地理位置，戏剧活跃，京剧兼收了海派、京派、关东派艺术特点。大连研究者李珠总结，殖民地大连的戏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河北、山东等地传入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蹦蹦、皮影等)和剧种(梆子、莲花落、茂腔、京剧、评剧等);二是从上海传入的文明新戏(话剧);三是日本戏剧和西方戏剧传入大连。研究者指出，大连《泰东日报》1918年8月先后发表《本埠一年来伶人小志》《新旧剧之比较论》《永善茶园时下之角色》等，评述了汪笑侬、贵俊卿、杨瑞高等30余位艺人演出。1919年12月20日至25日，大连《泰东日报》刊出文明剧《第一夜文明》剧情梗概，揭开了辽宁也是东北现代戏剧文学创作序幕。1932年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有情节、对白等较完整的剧本，展现了新的戏剧观:一是注重人生社会问题;二是注意艺术的民众化、通俗化。此时大连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国剧的票房性质的民间社团，如1932年公余国剧研究社和1935年黎明国剧研究社。这些社团在热衷提倡国粹，寓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心和认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影视、外来文化及多种娱乐形式冲击，戏剧遂陷入低谷。二人转作为东北民间底层文化土壤里孕育的民间艺术。1934年4月27日《泰东日报》载:“本城三道街某茶馆，迩来未识由某乡邀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即乡间蹦蹦，每日装扮各种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底在辽宁省举办的民间艺术会演上，其被命名为“二人转”，以其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娱乐性，适合东北走屯串户演出的需求，内容有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直接反叛，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大众通俗直露的“狂欢化”审美需求。
(四)电视剧创作研究
电视剧促进了通俗文学形式变化，强化了通俗文艺的商品化、技术化、共享化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学已成为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电视剧，且愈加趋向文艺化。文学艺术为了自身的发展繁荣，与大众媒介结合，变成影视作品的“脚本”，最大可能地调动当代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兴趣。1991年后大连电视台创作《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等，获全国电视剧创作最高奖“飞天奖”。评论者指出其两类作品最为擅长:一类是反映社会性矛盾的问题剧，一类是表现人性复杂矛盾的情感剧。这反映出大连电视剧创作贴近现实生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通俗性创新，时刻关注时展所给予人的影响，和人的发展所给予社会的推动。编剧高满堂的剧作极具通俗性，扎根生活，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认知，二十多年间创作40余部580多集电视剧剧本。代表作《午夜有轨电车》《错爱》《家有九凤》《闯关东》《钢铁年代》《北风那个吹》《我的娜塔莎》等。他将叙述视角放在社会底层，即使创作重大题材上他也“小中见大”，选择以小人物生活经历为主要叙述对象来表现宏大历史事件。《闯关东》中他选择了以朱开山代表的“草根”迁徙历程，将“闯关东”这一顺治年间后持续大规模人口迁移事件表现得气势磅礴，血肉丰满，使读者情绪能随着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而获取宣泄爆发。高满堂自己曾回忆:“驱车七千多公里，在辽、吉、黑、鲁西南、胶东等地，采访了上百人，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觉得小时候我父母给我讲的‘闯关东’的那些故事，那些在我心里潜藏了很久很久的往事一下子被点燃了。”作者自述，本身也介入通俗文艺研究中。大连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戏曲、影视剧作等艺术形式，关注生活，题材新颖，带给读者新奇的审美享受，虽不能说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至少反映了通俗文艺的发展趋势。
二、评论者们对大连市通俗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
(一)海洋性的形象体现
研究者们的总结虽往往较之作家体验滞后，却每多将作家的体验明晰化与延伸强化。主要据本土研究者的观照总结，大连通俗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海洋相依相连，海洋以其包容性向人类提供了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无往不在地影响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海洋”题材成为大连文学一道独特风景。海洋对大连作家和读者来说，一方面是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熟人，但另一面随着先进造船技术发展，海洋又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海洋这种双面性体现文学中就是故事的通俗化和传奇性，邓刚、达理、徐铎、安端等大连作家基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创作出一批有的以海洋、渔业为题材对象的文学作品。辽宁师大叶纪彬教授认为邓刚小说三个世界中，“海味小说”最富特色。受包容豁达的大海滋养，邓刚笔下的海一方面粗犷狂暴，有危险的风暴、底流、暗礁，而大海还能给人物以陶冶和启迪，让其克服了犹豫和胆怯。评论家纷纷指出，“海味小说”对海的感知与表达，从一种自然景观出发，成为一种生命景观，是人们对自然崇拜与征服心理情感的光辉折射。
(二)东北“黑土地”的本土性
大连通俗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作家灵魂和生命当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作家对黑土的依赖和对家乡人的深情眷恋赋予了小说以本土性特征。本土性，某种意义上即通俗性，它生于民间活于大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重要的是它把故事性视为自己的命根子，老少咸宜，寄托了人民大众的感情愿望。本土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大连的地域文化。大连位于辽宁最南端，依附于辽北平原的地理位置，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渔业生产方式和自强自立、淳朴豪爽的传统精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大连人，可以出海打渔、耕种、种植水果、养蚕种粮。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着大连人的精神气质、生活习俗，让大连通俗文学与“农耕”“乡土”题材有了扯不开的情结。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觉的乡土追求。他们作品中反复演绎黑地和黑地上的人，为创作之源泉。孙惠芬出生在大连庄河青堆镇，踩高跷、跳大神、狗皮袖筒、奔跑的马车、赶集妇女欢声笑语等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杨晓莉强调:“孙惠芬的小说创作是源自于她内心对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感动与体悟的审美再创造，充分展示了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深厚内涵和世俗语言的独特风情，突现着辽南地域浓郁的世俗文化特质和艺术魅力。”她把辽南乡村世俗生活场景描写作为小说一个重要形态，《歇马山庄》描绘辽南乡村婚礼场面，大碗喝酒，放在犄角旮旯的压柜钱、面鱼儿、坐喜床，看似繁冗的习俗把乡村人的热情、纯朴渲染得栩栩如生。《上塘书》九章，章章是村里的平常事，孙惠芬自道:“不知为什么，我对日子、岁月在乡村土地上运行的情境、情态、神韵情有独钟，那是我多年因漂泊而感孤独的心灵最感安慰的寓所，也是最容易点燃我创作激情的物质，是我在创作中最想快乐的部分。”频繁出现的大连带有鲜明地域标记的地名、风俗习惯，深深刻上了地域风格，使她的作品带有浓郁的通俗文学特色。大连作家“海味小说”中蓝天白云、沙滩渔船、鱼虾贝壳、礁石险浪等滨海风光随处可见，弥漫着浓郁的地域性、通俗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包括一批高校的学位论文，如指出于立极的小说是“故事和知识的结合”，他的“少年武侠历险小说”《淬鱼王》《蹈海龙蛇》《龙金》都带有民间传说影子，表现了北方青少年在自然风浪中的成长经历。此外《庄园穴》的风水旧俗现、《草鞋底的爱情》《生死沙滩》还展现了颇具诗意的海边美景、大海特产、赶海的知识等。
(三)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识
大连作家作品主人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小人物，努力以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少年时邓刚做过钳工、焊工，业余时间潜入海底捕捉海货贴补生活，成为出色的“海碰子”。他曾说:“曾为生存潜进海底暗礁里捕捉海珍，无意中积累小说材料，竟得以发表，获奖，颇有经济效益。然而内心真实至今未写透或未能写透，所以自以为日后还有潜力。”津子围1985年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编辑和管理人员、经商。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深厚积累与广阔视野，也都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并时常引起创作、评论的互动，构成了对于创作的正反馈效应。孙惠芬、张福麟、林丹、沙仁昌等一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作家，熟悉乡土风情，也是由于相关研究的推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被誉为“新世纪现实主义最初一抹亮色”，2004年入围茅盾文学奖，因其为入围作品中唯一撰写农村现实的作品而备受关注。对于大连的通俗文学创作，本市学有所长的研究者，也有不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圈圈年轮，持久地镌刻在辽东名城的文化史长廊之中，如宋延平在大文化视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就带有浸染其中又跳出来由外反观的深刻。还有王晓峰等人，既创作又兼评论，亦多有创获。这些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留待来日。
三、通俗性特点形成的基本原因
创作与评论中体现的大连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特征的形成，紧密结合，具有主客观多重成因。
(一)地域环境“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调，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研究者指出，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属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特点。大连文学植根于丰厚广袤的海文化背景中，海洋文化的人文因子如敢于探索精神、宽容粗犷的胸襟、豁达开放的思想，皆融入人们生活与精神中。北连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地，近代东北的自然环境原始而粗犷，社会文化环境封闭落后而简单。生活在这片北方濒海土地上的人们勤劳淳朴、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家族伦理意识。
(二)东亚战争与大连特定的多重殖民文化背景
通俗文学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到抗战前期，现代通俗小说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叙事模式、创作技巧、语言运用都已成熟，主题关注现实和社会，审美标准也趋向新文学倡导的西方艺术思想，并且产生了一批实力强劲的作家，他们拥有广阔的市场，有着一定的文学地位。这些为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虽然通俗小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国家的通俗小说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美国30年代的《飘》在国内被视为通俗小说，而在中国则被认为是高雅文学。
战前通俗小说艺术观念还比较陈旧，依旧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能令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震。张恨水、刘云若等通俗小说大师也不免于此。《啼笑因缘》等发表后，读者关心的是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下落，而不是人物的命运本身。相比之下，老舍的《骆驼样子》更能启发人们思考自己的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创作模式虽然经过改良，也还是传统章回体格局，需要新的变革。
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革命速度快、烈度强，不断向新文学汲取营养。张恨水的《真假宝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每一部都有创新，一部比一部更接近新文学小说，使通俗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文学史告诉我们死守传统、故步自封的文学是无法生存的，没有市场的。现代通俗小说要积极向西方文学和新文学吸取先进的艺术手段，与时俱进。
二、战争的催化作用
(一)新文学需要通俗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成为全民族关注的主旋律，民族意识空前统一，文学普遍“通俗化”1938年文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前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这时也冰释前嫌，一致举起抗战大旗。战争要依靠大众的力量，这就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新文学小说意识到要降低姿态，重视读者，深人民问，走向大众化。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间形式得到普遍运用，丁玲、孙犁、老舍、沙汀等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作家都在通俗化方面有所突破。
(二)战争不允许通俗小说一味消闲娱乐，召唤它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抗敌御侮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大批通俗作家转变了写作观念，抗战小说、国难小说应时而生。张恨水曾指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他的《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等一批作品，热情歌颂了浴血献身、毁家纾难的英雄，表达了当时人民共同的悲愤与愿望，为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武汉失陷后，张恨水又写出了《偶像》、《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大批“谴责”小说，对那些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元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抱钱的贪官污吏以及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丑类作了比较集中典型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广大人民极度贫困的根源。这些作品人民性强，俗中融雅，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打上了光辉的烙印。
(三)通俗小说能适应战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得以迅速发展。严肃文学受到政治势力管制，一些敏感的作品在战时不易流传甚至被扼杀。通俗小说则受管制相对较松，在轻松地融合政治同时又可以回避政治，通俗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
总之，战争的爆发促使文学雅俗互动，现代通俗小说发生了巨大转折，为通俗小说质的飞跃提供了契机。
三、市场的需要
范伯群先生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定义是：“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市民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市场需求无疑是决定通俗文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自然经济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众化、民族化的讨论在战前就已广泛展开，到30年代末4O年代初引起了两场意义深远的讨论。解放区1939年后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调早已确定文学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周扬、茅盾、何其芳、沙汀等纷纷在《中国文化》、《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上发表文章探讨对待1日形式的问题，要求一种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即所谓的既富有艺术性又能通俗，同时又是有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一种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要求文艺要为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和提高。讲话直接促成了解放区一批划时代的新文学通俗小说产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将明晰的思想浅显的内容和民族化形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时问实践讲话精神的范本。
同时沦陷区也展开了关于通俗化大众化的讨论。1942年通俗期刊《万象》在主编陈蝶衣的倡导下连续推出两期“通俗文化运动”专号。陈蝶衣、丁谛、危月燕、胡山源、予且等通俗作家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内容浅显有趣、意识前进、易于为大众接受、艺术单纯、写作技巧经济而周详、对大众有提高和指导作用。
通俗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情感通俗趣说
历史应该怎么学？在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常常要完成教学目标，走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之中。这样的课堂，对于知识的要点来说，教师们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对于学生来，他们真正的把握了历史知识的蕴涵了吗？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了历史的真谛——去掌握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了吗？如何让学生不为“掌握”而学习，而是通过学习去了解，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对通俗的语言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教条的知识教学一般来说容易对学生们产生厌倦的感觉，而富有激情的通俗讲法更引人入胜。易中天老师凭借他丰富的知识，极富激情的通俗讲法，使众多的人对三国充满了兴趣。如若我们在教学中也能通俗化，那么学生对历史的情趣就浓厚了。
一、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落脚点，由浅入深的调动起学生兴趣和积极性
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落脚点，既是历史学科展示育人魅力的重要表现，也是新课程标准下的学科要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它是传统的渗透思想教育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引导新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讲述的突破口，既是推进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发挥历史教育价值功能的渠道。在基于这样的基点上，运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所需要讲授的历史知识与学生自己的实际学习生活最为紧密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寻找到与每个学生息息相关的情感突破点，是一节好的历史课的重要之处。
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二的专题四为例来说，这一专题讲述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如果单纯的课标内容来授课，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繁杂的感觉。从服饰、餐饮到居住、风俗习尚、交通等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内容众多，而且也很容易产生时间和空间上错误的理念，再加上平时有的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公文式的语言、严肃的表情，让学生感到一种难以接近的威严。这样下来，很难真正达到让学生了解历史的真实目的。如果转换一种方式，在讲述本专题之前，以一种和谐轻松的方式来询问学生“你们最近感觉到社会上面流行的服饰和发型等有什么变化吗？”这样非常贴切学生生活和热点的问题，看似很普通，却很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在情感和态度上有一种追求本课继续下去的渴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简单而又明了的切入到实际中，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探究本专题即将讲述的内容。也使学生更想了解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通俗的讲，就是来了解最近以来各个时期流行了什么。二、采用最为简单通俗的方法来讲述历史，从严谨的“正说”到简单的“趣说”转变
易中天老师认为讲历史有三种讲法：其一为“正说”，也就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不编造事实。其二为“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为此要会加进去一些无厘头的搞笑语言。有时无厘头是必要的，能调动观众的听讲兴趣。其三为“妙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观众以启迪，这是最高的境界。这就要有一点哲学修养和社会阅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在长久的正说下，已经使很多学生开始感觉到历史的“迂腐”。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但是中学的教学又不需要我们一定达到“妙说”的境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趣说”。
事前精心的准备，出口秀的才华，把文本浸泡于现实生活，反复校验与考证，融入自己研究所得，这是达到趣说的前提条件。趣说并不容易。首先老师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历史或者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三、趣说不是胡说，历史教学千万不能成为演义野史
历史原本是非常精彩有趣的，只是我们原来的史学观念和表达方法有些呆板教条，倒了学生的胃口。现在如果我们找到了一种比较合乎大众学生口味的形式，再配合上近几年，影视等通俗文化产品的增长，会使学生的兴趣不断提高。但是当今很多的影片片面的为了追逐利益，开始对历史胡编乱造，渐渐的人们迷失了正确的史实方向。这样在学校的教学中急需要出现正确的答案。
通俗文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通俗文化 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 广告 流行音乐 影视剧
随着时代进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通俗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甚至大有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之势。通俗文化给予大众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使大众受到极大诱惑，得到了满足。青少年正是通俗文化受众中最庞大的群体，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在直观、生动、形式多样的传媒手段下接受文化的熏陶。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语文课堂仍排斥通俗文化，固守传统文化，就难免会使学生兴味索然，从而难免会疏远语文课堂。
通俗文化是指适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易于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文化。通俗文化已渗入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应该让通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她的独特作用与效果。
通俗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教育工作者面对青少年学生这个庞大的通俗文化接受群体时，不能因为担忧通俗文化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就强制学生拒绝通俗文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设有“神奇武侠”单元；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被搬上哈佛大学课堂；上海市把通俗文化现象及对青少年的影响作为高考作文试题。这些变化都可以看到文化教育界对通俗文化的吸纳。那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当如何对待通俗文化呢？在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也要吸收通俗文化中的精华，并利用学生对通俗文化的喜好，让通俗文化及其传播的技术手段丰富语文课堂。因为通俗文化繁杂多样，这里主要从学生接触较多的广告、流行音乐、影视剧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发挥通俗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和效果：
（一）广告――语文进入生活最直接的通道
广告尤其是电视广告为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充分运用现代电子技术，高价聘请青少年追崇的明星担任形象代言人，设计充满创意，广告词短小新颖。
（1）广告词注重挖掘人性价值。如耐克“Just do it”，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倡导青少年摆脱世俗束缚，勇于创新，创出全新的人生之路；李宁“一切皆有可能”，让青少年敢于尝试，只要努力一切都会成功，奇迹终会出现。这些符合青少年味口的充满青春激情的优秀广告词成为了新俗语，为语文世界增添新成员。
（2）广告中大量使用修辞手法。雪碧广告词“晶晶亮，透心凉”，押“ang”韵，简洁的六个字琅琅上口，给人带来一种清风拂面的凉爽之感；丰田车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既引用谚语，又运用顶真的手法，使上下句语势连贯、逻辑严密，说明丰田车销路广，并含蓄地说明丰田车品质高性能优良的特点，贵州茅台酒广告词“空杯尚留满杯香”用夸张的手法突出茅台酒香醇浓厚的特质，给受众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优秀的广告词中总少不了修辞的影子，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有趣地学习修辞手法，并学习灵活运用修辞手法。
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广告词，评判其优劣，乃至自己动手写，而这也已成为语言表达运用中考查内容之一。
（二）流行音乐――语文衔接生活最方便的桥梁
近年来，语文教材中对诗歌的重视大大加强，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可学生对诗歌阅读、理解和欣赏能力的贫乏给诗歌教学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而流行音乐运用语言和旋律创设意境，拓宽听者的想象空间，引起共鸣。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诗歌和流行音乐的密切关系，利用流行音乐帮助、丰富诗歌教学。
1.流行音乐中的诗歌
从诗歌历史看，很长一段时间内，诗就是歌，歌就是诗。中国早期的“诗三百”都是有曲调、可以吟唱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的流行歌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府诗。如今流行歌曲中融入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受到青少年极度追捧的周杰伦的《台》“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青花瓷》“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听到这些歌词，相信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诗。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对这些歌曲的喜爱，引导他们关注、分析诗化的歌词，体会这些歌词和诗歌的异曲同工之妙，并有利于消减学生对诗歌的的畏惧心理。
2.古词新曲
还有一些古典诗歌，今人把它编作新曲，如邓丽君《独上西楼》源自李煜《相见欢》，费玉清《问君能有几多愁》来自李煜的《虞美人》，伊能静《念奴娇》编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虽说这些诗词的古韵已难得一闻，但谱上新曲借助流行曲调和明星的演唱，却更能让青少年学生接受。
不可忽视的是流行音乐中有着许多歌词语言口语化，表达简单直白，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这些歌词和诗歌作比较，从而体会出诗歌用语注重推敲，简洁凝练，内涵层次丰富等特点。通过比较，加深学生对诗歌的认识和了解。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进程中，音乐和诗歌都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用声音、诗歌用文字共同传载着中华文化中古老和现代的双重涵义。
（三）影视剧――语文透视人生最有效的窗口
1.影视剧大都进行实景拍摄，直观、具体地展示人物形象、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背景，能够让学生得到更切实的感受，拓宽视野。语文教学中如遇上学生未曾经历、难以想象的事物时，不妨与影视剧中类似的内容链接来帮助学生理解。学习《林黛玉进贾府》时，由于其中服饰和建筑摆设已鲜能得见，教师可展示电视剧《红楼梦》相关片断的图片，虽说未能完全还原，但姑且作些介绍，让学生尽可能得到一些直观、切实的认识、体会。
2.影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包括多种艺术类型，在以文学艺术为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兼容了演员表演、摄影、音乐等，把文字放置在现实情景之中作更加充实的阐释，并注重加强视觉艺术效果和情节艺术效果。观摩、欣赏影视剧对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通俗文学范文第5篇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