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一后一起弄范文第1篇

关键词：搞 弄 话语标记 言语交际 语用 话轮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很多用法广泛、语义内容虚化的词，如“搞”“弄”等。在语言学界，有学者将这类词称为“虚义动词”“泛义动词”。熙（1979）认为泛义动词中的“打”“来”“搞”等具有虚义动词的用法，但它们与虚义动词又有所不同，虚义动词只能加动词作宾语，“打”“来”“搞”等除了能加动词作宾语以外，还能加名词作宾语，这时它们在句法上不能省略，语义上具有明显的泛义性。“搞”和“弄”都是动词，但它们不表示某一个具体的动作，也不是大家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多义词，而是随着宾语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搞”和“弄”作为在泛义动词当中的两个词，无论在口语中还是书面语中，都被广泛使用。下文将从词义演变和共时比较两方面，对这两个词的历时用法进行分析探讨。

一、“搞”和“弄”词义演变

学者一般认为“搞”来源于西南官话，本字是“搅”；现代音义的“搞”在清光绪乙亥（1899年）年刻印的短篇小说《跻春台》中已有使用。《说文解字》对“搅”的注解是“搅，乱也”。“搞”和“搅”都有“搅动”义，只是在读音上有洪细之分。然而“搅”的词义没有变化，“搞”则除表“搅”义外由带有贬义的“乱弄”义引申演变为具有多种结合能力的万能动词。如果说“弄”是由于高频转化成泛义，那么“搞”从诞生起就继承了“搅”的泛义特点。现代汉语动词“搞”与古汉语动词“搅”两者在意义上有着内在联系，“搞”的原型义源于“搅”，即有“用手乱搅使之混乱”之义。因此，“搞”是以“搅”的“乱弄”义为基础，继而引申演变为具有组合多变、意义丰富的泛义动词。

“弄”早在周代就出现过，《说文解字》：“弄，玩也。”在《常用汉字形音义》中“弄”作为会意字，小篆从玉，从“廾”。廾是双手对举的形象，“弄”是双手举玉，表示欣赏玩耍之意。后因“弄”自身的音律和语义意象等特点，在唐宋时期很受诗人的宠爱。在李白的诗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中，“弄”以新的表义“驾驭”来出现。“弄”作为一个泛义动词广泛使用，大约是在北宋时期。随着元朝话本、杂剧及小说的蓬勃发展，“弄”出现在口语色彩浓厚的小说里的频率更高了。到了清朝，“弄”的用法要远远多于以前任何时期的相关语料，而且“弄”的用法已经接近现代汉语用法，如《红楼梦》中“安龙媒这番乡试，这等有兴，从此就弄得功成名就。”等等。发展至今，已演变为泛义动词。

二、“搞”与“弄”的共时比较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搞”排在第413位，使用度为338，使用度级次为325；“弄”排在第319位，使用度为253，使用度级次为392。由于“搞”和“弄”在使用范围、出现频率以及词义数目上，都呈现一定的共性，因此，下文将从句法特征和语义演变两方面，对这两个词进行分析。

（一）“搞”与“弄”的句法比较

我们先从句法形式入手，比较“弄”与“搞”的语法结构，主要从与名词、动词（及物、不及物／补语）和形容词结合这三个层面去观察。

1.与名词的组合

“搞”和“弄”都可以加名词。例如：

（1）马林生踩着一地狼藉掩面而过，还是给弄了一头一脸灰。（王朔《我是你爸爸》）

（2）你也别八个长篇了，你先弄个微型小说——真写出来给我看看。（王朔《顽主》）

（3）自己忙里忙外弄孩子，还看着他的脸色说话。（刘震云《一地鸡毛》）

（4）爱情本来是诗，可是一弄这些，哪里还有诗？（邓友梅《在悬崖上》）

（5）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了很多小说。（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6）我提出来搞民主的意思可不是为了个人争权。（王蒙《坚硬的稀粥》）

（7）你呢，你是搞什么的？（王朔《浮出海面》）

（8）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汪曾祺《日规》）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弄”和“搞”后面都可以加名词，偶尔也加代词，二者在这一方面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搞”和“弄”都可以与名词组合，一般单、双音节皆可。“弄”的名词宾语一般比较直观，如“弄车票、弄包裹、弄家具”等。“搞”则相反，既带一些具体直观的名词，也带抽象名词如“搞关系、搞艺术、搞精神文明、搞自由主义、搞现代化”等。另外，“弄”的宾语主要是名词性的，且主要是名词性词组，单个名词极少；相反，“搞”的宾语主要是单个名词，名词性词组较少。

2.与动词组合

“弄”与动词组合时，“弄”在词组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它的意义取决于另一动词词素的意义。大多数泛义动词一般在另一动词之前，而“弄”可在前，可在后。如：“你弄明白没？”中的“弄”只起陪衬作用，没有实际意义，它同“明白”结合同样表达明白的意思。再如：“他不断摆弄着他的钢笔”中，“摆弄”的主要意思是“摆”，“弄”仅仅起陪衬作用。

一前一后一起弄范文第2篇

老弄堂称百乐新,位于静安寺附近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交叉口上,属新式里弄,有五条依次排列的短弄堂组成,我们住的那一条弄堂里连着五栋楼,“”前住着五户人家,都是三层半的独门独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咿呀学语时就住进了那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房子的外墙是米色的,各家钢窗的玻璃一般都擦得很明亮,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把关,白天开一扇小门,晚上就关上了。可惜,到了“”、“大炼钢铁”的年代,铁门不见了,被拆下来送去炼钢了。弄堂整洁而安静,管理弄堂的清扫工会在清晨和傍晚很勤快地把弄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每逢居委会组织大扫除,各家也会自觉地派一名代表参与清扫冲洗弄堂的劳动,有的用橡皮水管接水冲洗,有的负责疏通阴沟下水道,每次都干得热火朝天,绝不马虎。

弄堂里各家邻里之间的交往不算多,但进进出出遇见时,彼此都会友善地打个招呼,有时也会站住问候几句,说上一会儿话。平日里,哪家做饭烧菜起油锅时,忽然发现油盐酱醋没了,一时又来不及出去买,就会到邻居家去要一点应应急;过春节了,孩子们随父母到邻居家去拜个年,聊聊天也是常事;而平时各家之间倒是很少串门的,即使是孩子之间也一样。五六十年代,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基本都在上小学或念中学,由于各家的孩子年龄十分接近,因此,弄堂便成为我们这伙人碰头玩耍的好地方。虽说家家户户管教孩子都很严,到弄堂里玩耍的时间实在也算不上多,但有时完成回家作业,或是星期天,或是暑假夕阳西下后,我们还是会互相约好一起到弄堂里放松一阵子。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课余培训班,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没有那么诱人的电脑游戏,但弄堂里的闲谈交流、游戏玩乐照样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欢乐时光。女孩子常玩的是跳绳、跳橡皮筋、“造房子”、踢毽子,都是很健身的游戏,大家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男孩子则喜欢下军棋、打扑克,什么司令、军长、师长、工兵、地雷,每盘棋都精心地排兵布阵,然后是小心翼翼地斗智出棋,下棋的俨然是战场上的指挥者,围观的总忍不住要出谋划策;有时,大家也会玩“斗鸡”,用手抱住一条腿,用另一条腿跳来跳去地将别人斗败。弄堂里的游戏经常让我们乐此不疲,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往往要到天色转暗、落日的余辉已被厚重的云层遮掩,大人们在家门口喊我们回家吃饭时,大家才依恋不舍,却又很有些无奈地互道再见各自回家。

我们这群孩子的性格不一,爱好有别。有的安静,有的活跃,有的善思索,有的动手能力强。这些人中有少先队的“三道杠”、“两道杠”,显然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但在弄堂里却不一定唱主角;也有多才多艺者,总会几手别人不会或不知道的玩艺儿,弟弟可以算上一个,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似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还能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消息灵通人士,从他嘴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不管是真是假是国家大事还是学校趣谈,凡经他嘴里说出,就形象生动、就真像有那么回事,总能引起大家的辩论和笑声。一个共同点是:大家在课余时间里都喜爱阅读各式各样的课外读物,有时凑到一起,不知不觉中就会将话题转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中去。有一阵子,大家似乎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浓浓,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传》、《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炫耀各自阅读水平的一杆尺子,至于究竟看懂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自另当别论了。我们尤其喜欢玩互相接对口的游戏,比如甲说“及时雨宋江”,乙接“花和尚鲁智深”,丙马上就得报出“黑旋风李逵”等等,自然也常常接成语,连诗词句子,依次轮流接口,直到有谁卡住了,就得出局,算是输了。这类与阅读相关的游戏,既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也满足了大家的求胜欲,是弄堂游戏里的一个保留节目。

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弟弟与隔壁邻居家的男孩都迷上了做矿石、晶体管收音机,两人碰到一起就有滋有味地谈论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的两极管、三极管、电阻和喇叭之类的东西。邻居家的男孩手特别巧,总是能做出很好看的机外壳,让弟弟好生羡慕。但弟弟也不甘示弱,省下平时的零用钱,买来有关的书籍兴趣浓浓地钻研,再生式的、来复式的,总想能不断地提高收听质量。我被这样好玩的事情吸引了,也参与到男孩的队伍中去了,居然自己动手也做成了一个。当一个个细小的零部件被我焊接到线路板上,第一次接收到自己做的晶体管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时,那份高兴、那份得意、那份自豪真是发自内心。

以后,在弄堂里一起玩、一起长大的伙伴们都陆续到了上初中、升高中的年龄。离家不远的市重点学校市西中学便成了各家家长和孩子们升学考试的一致目标。逢升学考试发榜的日子,邮递员的车铃声就成了敲击大家神经最敏感的声音。弄堂里各家之间有着默默的关注、暗暗的攀比,还有着丝丝的羡慕和失意。家里有孩子考进重点学校的决不张扬,互通消息时,若彼此的孩子都进的是好学校,自然是互相由衷地祝贺一番;但若对方的孩子进的是一般的普通学校,那一定是会十分顾及到对方的情绪,并发自内心地将邻居间的关怀和情谊传递过去,连孩子间也是这样,也许这与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分不开,要谦虚、要礼貌,这是从小就熟记在心的。事实上,考进重点学校的实在也没什么可了不起的,弄堂里在重点学校就读的人有得是。

倒是上中学以后,课余见面的时间似乎少了起来,常常好些天也难得在弄堂里聚一聚。也许学校布置的回家作业量在增加;也许家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也许弄堂里的孩子之间本身就在有意无意地暗暗较劲,未考上重点中学的可不想在以后的升学考上再失“面子”。但那时我们的学习肯定没有今天学生的负担重、压力大,也肯定没有那么多的课余作业或者家教辅导,只有功课跟不上课程进度的差生,才需要请课外辅导老师呢。如今独生子女多了,家长对孩子的前途和期望值都大幅提升,往往都把希望和梦想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使他们面临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等等,比我们那时要激烈得多。不过,课内课外的学习负担过重,是否会从一个侧面限制住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的空间拓展呢?是否会剥夺掉孩子应享有的生活乐趣和个好的张扬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背景和生活形态,反映在教育上,由于理想追求、学习内容、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种种不同,自然也会面对不同的矛盾,引出不同的思考,产生不同的体验的。

1966年初夏开始的那场“”,使中国陷入了十年的浩劫,也彻底颠覆了我们这条弄堂的平静和秩序。弄堂里居住的各家基本上都是祖上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和知识阶层家庭,运动初期的扫“四旧”,先是使各家伯伯、姆妈的穿着和发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日常可见的布旗袍、烫发、带跟的皮鞋等一概不再露面,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格式化”了,基本是蓝、灰、白的统一服装;常在弄堂里时隐时现的钢琴声也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人心慌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进出弄堂基本都是脚步匆匆,到了家门口人一闪就进去了,似乎是怕招惹麻烦,又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学校里的各派红卫兵异常活跃,可我们弄堂里能当上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的实在是屈指可数,毕竟不是“红五类”的子女,想风光也缺少资格。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抄家风刮了起来,只要听见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进弄堂,听见狂热造反的歌曲声和口号声在弄堂里的哪家门口响起,那准是这户人家被抄家了。每逢这时候,其他各家总是将大门紧闭,生怕招惹是非。我相信家长们早已警告过自家的孩子千万别添乱,大家的境遇基本是半斤八两,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了你家。隔壁的邻居家、对面的邻居家都不止一次地遭遇了“革命行动”,我和姐姐、弟弟一边心里恐惧着,一边忍不住地躲在窗帘后面,小心翼翼地从窗口往邻居家窥视几眼。不断传来的喊叫声、打骂声、翻箱倒柜声、摔东西碎裂声,让我们心惊肉跳,手脚冰凉。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之间邻居家就变成了坏人,被戴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们也极其害怕这恐怖的场景会忽然之间降临到我们家来。那一时期,一批又一批来抄家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一车又一车被查抄的家具物资从弄堂里搬运出去。弄堂里有批斗的场面,有贴上墙面和门上的大字报,有烧毁书籍的灰烬,还有一双双充满戒备和惊恐的眼睛。但即使在那样的氛围下,老邻居之间也未曾发生过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事情,只是尽量避免见面打招呼,既不想因所戴的“帽子”影响别人,也不想让彼此之间难堪,以维持住一份起码的自尊。孩子之间有在同校甚至于同班的,自然免不了要碰头,但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也许是因为人性深处的良知和同情,发生在弄堂里的倒霉事情,是不会通过我们的嘴巴传到学校里去的。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想起当年的那一段段往事,真是恍若隔世,感慨万千。我想,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真理被扭曲、人性遭践踏的年代,存在于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朴素的人情、人性和善良是格外值得珍惜。

“”还在继续,不用上学的学生们在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和“大串联”以后,面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弄堂里的孩子不少都是“老三届”的,要走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当时我们中有积极要求上进的自告奋勇报名去了黑龙江,而更多的则是已当了好一阵子“逍遥派”、对去农村边疆处于迷茫和好奇的伙伴们。事实上,在学校管不了、家长顾不到的那段“逍遥”日子里,弄堂里的伙伴们已习惯了不去学校上课的放任状态,大家不知从哪儿总能找到、借到一些被划入“封、资、修”的文学名著,各家的孩子在私底下都偷偷地互相借阅、传阅着。记得正是在那一时期,我阅读了《牛虻》、《居里夫人》、《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一大批经典作品,知道了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斯汤达等一大批伟大作家。由于是借阅、传阅,这些书在每人手里可逗留的时间都极有限,大家拿到书后都是分秒必争地躲到屋里埋头阅读,我们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为书中的人物动情,从书中发现不同的世界,在书中得到思想的滋润。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尽管在那个年龄大家对作品的理解很可能是一知半解,或者仅仅只是领略了其中一些最肤浅的表层,但正是这些书开启了我们心中的另一扇窗户,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夺目灿烂。

随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到来,弥漫在弄堂伙伴们之间的那种求知、散漫的气息很快就无影无踪地飘飞了。我们中有的人要奔赴北大荒边陲,有的人要去皖南山村,有的人将落脚兵团农场,有的人会到农村插队,留在上海的已属个别。弄堂里又响起了敲锣打鼓声,和着贴在门上的大红喜报,真不知是让人喜还是让人忧?轮到我们一个个地离开老弄堂,迈向社会了,前面的路在各人的想象中,却是真真切切地要面对的现实。那一天,望着老弄堂里一栋栋已显得暗淡斑驳的房子外墙,望着说不清何时在对面天井里乱搭建出来的建筑和已出现裂缝凹凸的水泥板地面,忽然之间,我的心就震颤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熟悉的弄堂留下了岁月的印痕,现在,要告别这条陪伴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老弄堂了,要告别上海这座城市了。

改革开放以后,弄堂里的我们这代人,不少又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返回了上海,其中有些人上了大学,有些人走出了国门。这些年,城市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成片成片的旧区在改造、在开发,成片成片的老房子被推倒、被拆除,许多旧有的痕迹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然后,就有了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就有了绵延穿越城区空间的高架立体桥,就有了令世人瞩目的无数个奇迹和创举。但老弄堂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弄堂第一排的房子因北京西路的拓宽工程而推倒了,我们住的那排房子成了临街的房子。再后来,老弄堂里的几家老邻居都随着城市的大动迁、大建设而先后搬走了,各栋楼的底层也陆续被出租破墙开店,成了厂家的门市部、酒吧、画廊、美容店等等,店面开开关关,招牌经常在更换。到世纪之交时,居住在这条弄堂已整整50年的我家也搬离了。当年弄堂里的老邻居已换了新面孔,当年弄堂里的旧风景也早已消逝,如今曾经熟悉的邻居已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散落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再难轻易见面了。虽说老弄堂已没了过去的人脉,没了过去的韵味,但它确确实实地见证了时代的巨变。

一前一后一起弄范文第3篇

从扰民到亲民

后来，开画廊的、开服饰店的、开时尚饰品店的，老板大多是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美眉。很快，田子坊欢天喜地起来，人气旺旺。在上海的小资，或者来上海游玩的美眉，若是没有到田子坊买过衣服，喝过咖啡，极有可能被朋友视作老土，想谈论上海都没有资格。

再后来，田子坊这条短短的弄堂容纳不下这么多店和人了，有人动起了隔壁弄堂的脑筋。在248弄试探性地开了几家时尚饰品店，再后来就引进了酒吧和饭店。这样一来，市面打开，248弄就形成了餐饮集聚区。

现在，210弄左右的弄堂都叫田子坊了，成了一个与新天地相呼应的时尚小区。

210弄大多是工厂的车间，几百平方米大屋顶的房子容易分割，而248弄是典型的石库门，七十二家房客的格局，怎么做生意呢？老板自有办法，带了好酒好烟登门拜访，张家前客堂，李家后厢房，刘家亭子间，王家灶披间，一间间地谈判，总算签下三五年的协议。房东在外头租房住，从老板那里收来的租金付掉新房租还能贴补小菜钱，居住空间也比以前大了，何乐而不为。卢湾区政府对这条弄堂的转型也很支持，前不久还将弄堂里的地皮铲，去重新铺了平整的小石板。

我是看着田子坊慢慢“大起来”的，对248弄也一直关注，在此探过路，拍过照，在“毛伊咖啡馆”喝过咖啡，在“淡水老镇”尝过台湾冰品，在“藏珑泰极”品过泰国菜，还在那里吃过日本料理和美国风味的简餐。与躲在包房里相比，我更喜欢在弄堂里闲坐的感觉，挑一个露天座位，三五知己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有一个法国朋友跟我说，与新天地相比，这里更加原生态，更加亲民，更加放松。那当然，一边喝酒，一边也不耽误他打量走来走去的潮男潮女。其实他不知道，一年前，客人坐在弄堂里喝酒喝到晚上，常常会有老太太拎着马桶、端着痰盂出门，故意从餐桌中间“穿插跑位”，客人掩鼻，店家皱眉，却也奈何她不得。晚上十点钟一到，还会有老太太扑出窗口当当当敲脸盆：“阿拉（我）要困（睡）觉啦，奈（你们）好跑来（走了）！”实事求是地说，弄堂里的喧闹声也确实影响居民的生活。后来经过一次次协调，现在情况好多了。

如今，田子坊已经集聚了50多家西餐馆、酒吧和时尚饰品店。餐饮以美式简餐为主，比较符合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的消费主张。比较有特色的是东南亚、印度和日韩风味，欧美的老外最爱尝鲜。

不过据我所知，这里的竞争相当激烈，有些美眉老板外语很好，骚劲也足，生意却一直火不起来，朋友捧场来过几回，发现特色不明显就转别处去了，一两年后就撑不下去了，只得跑路。背后有大佬支撑的，撑个三五年也许没问题。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细品地中海风味菜

前不久田子坊又有一家西餐馆开张了，自我标榜地中海风味。老板租下了一至三层的全部住房，经过一番改造，以前的灶披间成了很有腔调的吧台，从吱吱作响的木楼梯爬上去，得当心脑袋撞到墙角。窗门推开，可以看到邻家酒店阳台，一拨小青年在那里海吃海喝，气氛相当热闹。

地中海风格的菜点体现了最大的包容性，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就像意大利南部的男子，奔放而天真，当然也不失希腊女子的浪漫细腻和葡萄牙老男人的优雅与慵懒。

老板是个小帅哥，在几家宾馆里做过，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还在某次鸡尾酒大赛中得了大奖。那天，我与朋友在那里吃到了几样比较有意思的美食。

希腊色拉是一道全素的开胃菜，沙司是成功的关键，由青柠汁、极品橄榄油、黑胡椒粒、红酒醋、黄芥末等按一定比例调配而成，原料以芝麻菜等有机蔬菜为主，味道相当不错。烟熏三文鱼黑鱼子配面包、甜虾黑橄榄配芝士、金枪鱼蛋挞等味道也是到位的。如果怕前菜的热量过高，那就点一份油醋鲜樱桃番茄配芝士，味道不同凡响。

主菜可选择的也很多，比如烤牛柳配鹅肝红酒汁，用上等牛柳和法国鹅肝为原料，牛柳用旺火封煎至六七成熟，鹅肝则小火煎至八成熟，拼盘后浇上红酒汁上桌，用刀轻轻一划，有隐隐血丝渗出，味道很正。红酒汁兑得也到位，冲淡了可能留存的一丝肉腥味，保存了特有的鲜香味。

中国人对鸭胸似乎并不特别欣赏，但在地中海菜系中用得比较多。煎鸭胸肉配鲜橙汁，鸭胸取最厚实的一部分，先腌半小时，然后搁黄油煎熟后即可，浇上鲜橙汁后，使滋味变得丰富起来。

香煎银鳕鱼配奶油红花汁和小番茄蔬菜，这道菜的名字很长，其中的红花汁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问后才知道，红花就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名贵藏红花，浸汁后入菜，倒是第一次领教，它的作用倒不仅在于滋补，而是上色，增加特殊的香气。果然，此菜上桌后，红花的茎须隐约可见，但色泽非常悦目。而且渗透了红花汁后，银鳕鱼的肉质更加鲜嫩了。

上海人吃西菜，一般人对羊排是敬而远之的，因为西菜馆里一般煎成带血的，有膻味，老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根据这个国情吧，这里的羊排就煎得比较熟，没有膻味，刀一拉，粉红色的肉质表现出美丽的纹理，吃口鲜香嫩滑，蒜香多少也掩盖了令上海食客畏惧的膻味。

一前一后一起弄范文第4篇

皇帝唤来丞相，要求他想方设法为小公主弄来月亮。丞相说：“陛（bì）下有旨，微臣应该尽力去办，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万死不辞。可是，微臣实在没有办法弄来月亮。据微臣所知，月亮很大，甚至比公主的寝宫还大一点，而且离地球有6万公里之遥，其表面为铜，温度甚高，如火烧般炙（zhì）烫，无人能够触摸。”

皇帝又叫来大臣中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并提出同样的问题。科学家说：“陛下有旨，微臣应该尽力去办，就算是不吃饭不睡觉，也义不容辞。可是，微臣实在没有办法弄来月亮。据微臣所知，月亮很大，甚至比陛下的国家还大一点，而且离地球有50万公里之遥，是一个由石棉构成的球体，它被固定在空中，无人能够撼（hàn）动。”

皇帝把能想到的有本事的人都问了个遍，但没有一人能摘下月亮。皇帝甚为苦恼，叫来弄臣，消烦解闷。弄臣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说：“不知圣上有无注意到，天下谋臣智士口中所说的月亮各不相同，所以为什么不去问问公主，她所说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呢？”

获得皇帝的同意后，弄臣走进公主的寝宫。小公主用虚弱的声音问弄臣是不是给她带来了月亮，弄臣答道，月亮会弄到的，但首先需要知道公主所说的月亮有多大。

小公主说：“大概和我的指甲盖一般大小吧，因为我只要用一根手指伸到月亮前面，就能把它挡住了。”弄臣又问小公主，月亮离她有多远。小公主说，月亮离她大概和窗前那棵树的树梢一样远，因为月亮总挂在树梢上。

弄臣最后问道：“月亮是由什么做成的？”小公主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银子做的了。”

弄臣找到一个工匠，请他做了一条项链，项链上有一个指甲盖一般大小的圆“月亮”。他把项链挂在小公主的脖子上，小公主立即开心起来，病也好了一大半，第二天就下了床，蹦蹦跳跳地去花园玩了。

皇帝大悦，不过他很快又犯愁了。他知道，到了晚上，月亮还会出现，到时公主看到了，就知道她项链上的“月亮”不是真正的月亮了。

皇帝唤来丞相，要求他想方设法让小公主晚上看不到月亮。丞相说，如果蒙上公主的眼睛，公主就看不到月亮了。皇帝白了他一眼，说，如果蒙上公主的眼睛，她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岂不难过死了！

皇帝又叫来大臣中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并提出同样的问题。科学家说，如果到了晚上就在公主住处附近放烟火，把天空照亮得如同白昼，公主就看不到月亮了。皇帝闻言怒道：“整夜放烟火，还让不让公主睡觉！”

皇帝把能想到的有本事的人都问了个遍，但没有人能想到一个既不伤害公主又让公主看不到月亮的办法。眼看天快要黑了，皇帝甚为苦恼，叫来弄臣，消烦解闷。弄臣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说：“月亮既然挂在公主的脖子上，怎么还会出现在天上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为何不再去问一问公主，看她有什么解释？”皇帝没有来得及拦住弄臣，弄臣走进了公主的寝宫。小公主正趴在窗口看天上的月亮。弄臣问她：“月亮既然挂在公主的脖子上，怎么还会出现在天上呢？”

公主看了他一眼，笑道：“这是一个多蠢的问题呀！难道你不知道，我掉了一颗牙，还会在原来的地方长出一颗新牙？”

一前一后一起弄范文第5篇

尚堂弄是一条直尺型的小弄堂，不过二百余步，十来个门牌，前半弄东西向，后半弄南北向。西通一初中围墙，北通悬桥巷。弄堂内主要有三座洋房，3号黄家，4号何家和10号徐家，是里弄大户，我家所住8号，是何家的下房。

正巧刚遇到当年住尚堂弄2号的王祺祥。祺祥与我同岁，是八初中的68届，1969年3月13日，八初中与一初中68届近千名同学，搭乘一溜船队，去了苏北新洋农场。蹉跎十年，各自回苏。他起先是在市政工程队最漆匠，现在不知是何单位退休。

尚堂弄4号住户最多，让我仰慕的是史家，父亲史贤林敦敦实实，谈吐不凡，是个银行职员，母亲周老师温文尔雅，是市十中教师，他家子女在我看来都是神童，大姐安丽、大哥达民，是文革前老高中，成绩拔尖。如今史达民儿子在美国读博，成为精英。史达雄史达农是我一初中校友，活动时我们还能见面。

四号是一幢民国建筑。二楼住三户人家。史家住东厢，苏州安丽化工厂业主黄功杰住西厢，其子王敬柏王敬榆和我弟弟玩得很好。正厢傅家好婆，大概是房东。楼下两厢，正中客厅，彩色印花地坪，突显民国风格，十分讲究。西厢住俞源俞梅俞珏俞健一家，东厢住黄诚岗一家，黄家姆妈是六十年代居委会主任，如今九十出头，退休后享受公务员待遇，二个女儿很好，二个儿子一般，如今还做啃老属！

四号与八号结合部，住着傅家好婆的弟弟汪寿山先生，我们叫老娘舅，平时说话大嗓门，常爱谈天说地，高谈阔论。文革破四旧，傅家汪家搬出好多古旧物质，堆成直径二米的一个圈，放火大烧，其状像我们“六一”节野营时的篝火。老娘舅汪寿山挂牌站在火堆旁，悻悻然窘迫之状，我至今难忘。此处还住着邓家和李家 。李家阿爹现在住东环60幢，和我算街坊，如今还有联系。

尚堂弄直角处是5号，房东是伍梅昌老先生，1967年讨进儿媳奕菊霞，是平江区老教师，我在做善耕小学教导时，她是邻校校长。房客张家与我家素有交往，张先生是道士，常年不在苏州，张师母黄依云带三个女儿下放大丰，与我家同在一个大队。大女儿张秋月，二女儿张秋红，小女儿张秋圆，那时都还小。1978年返苏州后，张秋月在东吴丝织厂工作，我曾尝试去接近，见她已有男友，则作罢。九十年代，我在市人大开会时，遇到张秋红。张秋红为人老实，工作勤勉，成为劳模，做了苏州市人民代表。大儿子张力龙是我同届同学，一道去新洋农场，回苏州经商，拖欠一屁股债，口碑欠佳，如今无人知晓去向。

六号蔡家伯伯身高力大，用一副大箩筐从悬桥河船上，为迎晓里老虎灶挑砻糠，蔡家姆妈是宁波人，曾说起他家百余平方的三间住宅是解放前用七两黄金购得的。由此我想到公私合营当年叶受和折算资产七百两黄金应该是什么概念了。蔡伯伯去世早，儿子蔡祖荫因成绩较差，“文革”前一年，被十初中录取，不愿远道去读书，便在观振兴学做糕点，成为面点师傅。我们在弄堂一起练拳舞棒，着实胡闹着玩过一阵子。

七号陈茂华伯伯解放初是叶受和学徒，年齿与我父彷佛。那时父亲在叶受和主持财务，彼此成为好友。叶受和公私合营那会，陈伯伯推为公方代表，以后任苏州商业局饮服公司经理。我家住到尚堂弄，就是他介绍的。

1970年闹下放，公职人员或私方从业人员，一概受到冲击。我们两家一道下放苏北大丰。小小一条尚堂弄，竟有半数人家被赶去苏北农村，可见当时社会极其荒唐。陈师母和我母亲是好友，下乡后不幸身患重病。病重期间，曾多次示意我与其次女陈国珍轧朋友，和母亲又有临榻许亲之愿。惜国珍和我无缘，未开始即作罢。陈国珍后来嫁给尚堂弄七号原邻居青梅竹马，算是了却回归之心愿。

住在我家对门9号的起先是方宏金一家。方家搬去山塘街时，方宏金和我都才十二三岁，皮肤黑黝黝的，脑袋圆圆的，平顶头，一笑眼睛就眯。小时候弄堂的伙伴玩得好，方家搬走后不久，他就路远迢迢从山塘街步行到我家来玩。坐在石阶上，满脸流汗地和我说笑。我们正玩得高兴，不料俞源过来挑事。俞源属牛，比我们大三岁，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他却说“你搬家了还过来干什么？”话不投机，两人动手打起来。方宏金不是俞源对手，被打得大哭起来。俞源则逃进四号大院，关起黑漆大门。方宏金边哭边用脚踢门，一脸泪水，从此再没有来过。小伙伴方宏金，你在哪儿？

想起相似的事，我家曾住甫桥西街，房东顾阿婆孙子伯年仲年，与哥哥和我后来都是一初中校友。我家搬去尚堂弄后，我珍惜友谊，专程去寻访小朋友。那天，我到顾家，站在门口的水井旁，望门里喊“伯年……仲年……”，不料，里面闪出一群顽童，喊道“伯年仲年，有人叫你，要不要揍他！”见无端要挨揍，吓得我落荒而走。

方家搬走后，尚堂弄9号搬来杨家，杨家女婿姓钱，大女儿钱爱勤竟是我卫道小学同桌。无巧不成书吧？我对这位同桌倾注了热心。钱爱勤小名叫大媛，成绩不算好，搬家又落下功课，我便主动帮她补。她姆妈常要我和大媛一起做功课。一来二去，有青梅竹马之感。我78年返城后，得悉她在娄门开了一家溜冰场兼茶馆，便去看望。她先生薛伟生送一斤新茶给我，以表心意。个子很矮的钱姆妈现在就住东环新村53幢，有时遇到，见到总说，“来白相呐”！巧得是，我得意学生杨安琪王琪前年结婚，我应约去做证婚人，喜宴上见到了钱爱勤全家老小十多口。前不久杨安琪儿子双满月，我去吃饭，也遇见九号杨家人。原来钱爱勤母亲杨金花是杨安琪父亲的姑母哦。

尚堂弄十号徐家是独门独户小洋房，民国建筑，南部小花院种着枇杷和枣树。徐老夫妻生九个孩子，大哥大姐与我们年齿相差很大，阿六头以上，我都不记得叫啥名字。阿七徐世来，阿八徐世仙，阿九徐世全与我年岁差不多，故而记忆犹新。阿九徐世全在石路自行车专卖店做经理时，我应约为该店组织过少儿书法比赛，算有往来。去岁我去徐家老宅回访，所见已是徐家第三代。因不甚熟悉，便不了了之。

我家住尚堂弄8号，这套房共住四户人家。我家住东厢，14平米，隔墙、窗棂、地板、橼柱，全是木结构。夏天，我拖地板前，总用大毛笔蘸一茶缸水，练习写柳公权的玄秘塔。“唐故左街，……”。房间地板铺得很高，“文革”时担心抄家，地板下我放了许多父亲的藏书，至今保存着，作为家传珍藏。 房间后，有一长方小天井，面宽五米，进深二米。种一棵香椿，长势很旺，孤枝一杆，挺直蹿出围墙，与隔壁徐家枇杷树遥相呼应。一段时间，徐家老是偷摘香椿嫩头。天井一角种凤仙花，养小鸡小鹅，养小兔小乌龟，结果钻到深不可测的地板底下，再也不出来了。

少年我的眼中的父亲，完全是“文青”形象，酷爱练字作画，案头常备赵之谦隶书，张黑女魏碑，星录小楷等。喜欢齐白石国画，临习牵牛花、清水虾，活灵活现。父亲爱写作，为烟糖公司编写过《苏州糖果茶食制作工艺》。在房间一堵墙上布置了“萌芽“学习园地，鼓励我弟兄写作练字，张贴上墙。我的作文曾登载数次。我家一只竹制菜橱很小，隔板放不了几碗菜。父亲亲书对联一幅——“天厨珍肴何足贵？青菜萝卜滋味香” 让南开毕业的舅舅，复旦毕业的舅妈来访时赞不绝口。要说家传，如今我留存一方清末石砚，就是父亲年轻时用的。

东邻邵家住西厢。老幼三代同居一室，阿爹一口绍兴话，爱孙如命。邵伯伯是六十年代平江区人民代表，家中镜框贴满奖状。我对于人民代表的认识，源于邵伯伯。不料我后来也担任人大代表，且为常委。大女儿邵丽萍是一初中69届，下放苏北大中农场。在苏北时，曾约陈国珍一起到我家来玩过一天，美丽大方。回苏新婚不久，竟在人行道停车时，被失控公交车撞击，死于非命。独子邵伟民在西北街开了家机械配件店，邵家姆妈詹家玉和小女儿邵丽琴也在店里帮村。我路过此店，有空也会去坐坐。

正厢是谢家，谢家阿爹是道士，吹得一管好笛，且有一手好字，文革那时，谢家阿爹奉命书写标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铁画银钩。九十年代初还在平江区政府大院做过门卫。见我进出人大机关，很是鼓励我一番。谢家阿婆属老虎，算起来今年正好100岁，精神矍铄，嗓门特大，却因甲状腺病早逝。他们有三子二女，小儿子谢荷南我们叫小娘舅，属猴，现在也有七十岁了。谢好婆带上海小女儿的两个孩子，男孩叫健哥，属狗；女孩叫玲妹，属猪，小时候我常喜欢带他们到处玩耍。现在看见属狗属猪而小我几岁的，我总会想想，现在健哥玲妹该有五十五、六岁了吧？

谢家大女儿谢玉英住四号最里一间，和我妈相处最好，她四个儿子和我们弟兄年岁彷佛。先生陈廷康是大儒巷医疗厂生产科长，络腮胡须，相貌堂堂。但丈母娘谢家好婆似乎常有事要吵吵闹闹。在我读高小时，谢玉英一家搬到卫道观前草庵弄，离学校很近，遇到忘带算盘，我就跑到她家去借。文革时，谢阿姨随丈夫支内去四川，不幸病死在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