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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涡阳人都知道。老子的故事,涡阳人耳熟能详。老子在涡阳,可谓家喻户晓。那么这个“论道德”即为“论涡阳”,而非老子也。
老子故里,道德之乡——涡阳。我出生在涡阳,也是在涡阳长大的。对涡阳之事、人,自然是了如指掌。
涡阳好哇,以前经济落后,但现在在涡阳管理者的英明领导下,进步了。以前的矮土楼没了,基本上都变为了高楼,乃至大厦。涡阳人对此热情澎湃啊。
涡阳管理者可真谓辛苦至极,前段时间他们为了能让涡阳评上“优秀县城”,借此摇身一变成为“市级”城市,硬是竭尽全力、煞费脑筋,“看家护院之能”都迸发出来了。怎么个“迸能”法?砸罢,打罢。省里的领导要来涡阳督察,涡阳管理团队就命令似的,所有非“星级”部门不准开门(开业工作)。有一玻璃店,由于家里没人,玻璃放在街道,又影响市容,怎办?砸!能运走的运走,太大而不能运走的,竟被砸碎。从第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到第二天清晨,这些所谓的涡阳领导都在工作,真实辛苦极了。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之时,各地皆有监控,即所谓天网。涡阳领导者为了掩人耳目,在行动之前,作案地点周围的所有监控都捣毁。“聪明绝世”啊,也只有他们才能想到吧。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英吉利、法兰西强盗当年对待东方圆明园的方式,先是洗劫一空,再放火烧园以毁灭证据。大可同英法联军相媲美。
高楼大厦,也是这么干出来的。把普通老百姓的房屋拆了,再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场地支持,建高楼。倘若你不愿意,就只有挨打的份。有人想躲进房屋里,就硬是不出来,想试试涡阳管理管理团队的勇气,自不量力的老百姓。也有人想拍照,以此取证,那更是没门!谁敢惹他们谁就一起挨打。幸好在此拆迁期间,国家政策有所调整,才不至于所有的无辜百姓都丧尽家产。
就只是“统治者”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已有一股恶风在道德之地蔓延开来。
涡阳人说话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语言是庸俗的、大逆不道的。不想在世俗之地逗留,到涡阳的教学圣地去看一看,如何呢?进入学校,正好赶上学生们在上课,我竟亲眼目睹老师打学生,亲听身为人师者出言不逊,打学生、骂学生,如此乃为师风、教风,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学生们自然也不甘示弱,嘴里小声地嘟囔几句,好像在向老师示威。下课了学生们互相追逐打闹,边跑着边骂着对方,以此自娱。
放学时,更有颇为“壮观”一面,几十个学生聚在一起,手里拿着或刀或棍,眼神中流露出凶神恶煞之气,大有灭人之风,接下来的场面更是惨不忍睹。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涡阳人有了喜事,是要请唢呐团(演艺公司)的。哪个唢呐团骂得带劲,就请谁来表演。何处此言?涡阳人喜欢听骂笑话,成年人更是喜欢一些下流之事(当然,不仅仅是涡阳有这种现象),谁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不择手段地让观众愉悦,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这语言文化之风呵,吹的我满脸恶臭。
走在涡阳的路上,随处可见涡阳三轮车的身影。一次,和朋友过马路,可巧,遇上红灯,等吧。后面有一个三轮车夫大骂,意思是说我们在斑马线的前面等红灯(路口旁,不是中间),挡到她的去道了。亏得这涡阳的车夫,开着三轮车,车子的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曰:老子故里,道德之乡。却不懂得这等红灯的交通规则,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三轮车早已绕开我们而行,朝红灯闯去了,呜呼——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驾三轮车者不但闯红灯的功夫上等厉害,更重要的绝技是“拾金不昧”。一老者生坐三轮车,到家时下车,却忘记自己的物品落在车上了,就朝三轮车喊去,三轮车夫显然是知道那是贵重的物品,老者越大声地喊,车夫蹬车越是快,老者就追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瘫坐在地上,泪从目中流。雨中老者的身影依稀可见,眼睛模糊了我的视觉,而车夫早已消失,在那人群中,不见了。可憎老者一生在此度,悲哉!
一日,我的一位上海的朋友来到涡阳,她正巧遇上了涡阳最热闹的时候——逢庙会之时。遂带她到处看一看,走一走。天空吹来一阵风,漫天飞舞纸张。朋友惊叹:人之初,未曾见!牵着她的手,走在垃圾制成的道路上,毫无浪漫之感,地上的垃圾比人群还要多,这样的白色垃圾、那样的视频包装,可谓废弃物成海、成山。有目共睹,涡阳人把垃圾仍在地上,竟不害臊。
庙会当然有各种好玩的。亲眼见到这样一幕:有一赌场(变换方式赌博),人山人海,人头攒动,都在喊着:“大大、小小……”,蓦地,一巨声响起:“开奖了,……”,声音高低起伏,音色略为稚嫩童音,但显得特别沉重、成熟。走进一看,我和朋友目瞪口呆,没想到声音的发出者竟是一不满十岁的少年,如此年纪轻轻,就外出随父母做生意。父母这样做,完全是只考虑到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孩子的未来。是伤害了孩子纯洁无瑕的心灵和美好的人生时光啊。
朋友说:“老子庙会太让人心寒了,所谓的道德就是车站的小卖部卖着过期的饮料,必须争辩一番再喊上今天三一五打假才给换,也是公交车来时人群一拥而上,老人、年轻人毫不顾形象地插队,硬拉着你不让你上车,到车上,已经很礼让了,他们还挤人,为老不尊!更多的是满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破坏文物的行为。这就是道德之乡,‘道德’二字何在?涡阳人简直愧对“涡阳”二字、‘老子’二字、‘道德’二字,我爱涡阳,但涡阳实在是太让人心生寒意了。”
无言以对,朋友说的话的确是正确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言行不雅、践踏草坪、破坏文物等事件时有发生,走在路上,使人处处心中都想着一句话:小心你的钱。
与老子同生,我幸;于涡阳而生,我命。
【关键词】道德资本投资;道德市场;声誉机制
【作者简介】杨晓锋,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2-0010-04
在匿名性与流动性渐长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不仅拥有社会网络和关联群体的特征,也拥有匿名关系的特征。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地下活动”产生的“无知之幕”,社会监督的缺陷进一步显露,人们常常面临拥有违背规范、拒绝付出及进行搭便车的“黄金机会”,道德市场日益高涨的需求使得道德投资显得尤为迫切。道德的形成离不开持续地学习、实践和锻炼,即不断地进行人格修养,必有一定的耗费。面对道德与金钱、等的多轮取舍,舍己为人倘若得不得回报或者回报过少甚至没有回报,那么又有多少人会择善而从?即便他们德性高、人格高尚。试问又有多少人能承担起这高昂的道德费用与机会成本呢?将道德回归为一种资本,既是弥补伦理学“道德说教”之不足,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学科融合发展的使然。“道德资本”(moralcapital)问题缘起于转型时期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与伦理这一基本社会范畴的思考,其中最为注目的是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论,成功将道德与资本融合,开辟道德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但遗憾的是,在其后学界关于“道德资本”的思考中。囿于字面上理解等方面的原因,对“道德资本”的研究框架以及蕴含在概念中的两个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均被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文在论证道德功能之道德力的基础上,将道德资本置于人力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内涵、结构与特性,提出道德资本投资的途径,为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道德建设提供思路性的建议。
一、道德功能之道德力
道德是价值内含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作为特殊的生产性资源在创造价值与使用价值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作为特殊的精神性资源在价值观导向与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型塑社会与经济体系功能。从道德功能范畴看。道德之功能主要体现为道德力,也即道德生产力、道德消费力、道德塑造力、道德规范力四个方面功能效力。
道德的生产力特性内生于人力资本,通过生产制度的人性化设计以及对潜在人力资本的激发,充分发挥劳动者能动性与创造性,使其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将创新思维、设计理念等物化于产品使用价值中,提高生产效率。道德准则缔结于生产组织内外,引导并规范劳动者生产劳动行为以提升整体绩效,搭建稳定、高效的生产劳动关系,推进劳动者间的竞争与合作,优化组织人力资本资源配置效率。道德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同情是社会结构的黏合剂,能大大减少对辛劳工作的厌恶和产业中的摩擦。道德的“应然”价值能塑造理性的生产劳动方式,让劳动者认知与实践中与物质资本保持协调,减少发生虐待物质资本的可能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道德消费力是指有道德的消费观念的感染力。是人们审美观念和消费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表现为理性的消费态度、高尚的消费需求。道德具有一定根植性与价值观念导向,且这种根植性越强、高尚的价值观念导向性越明显,消费观念越能在“潮流引领消费”中保持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中选择高尚的消费偏好,同时通过有道德的消费重塑消费潮流,改善国民消费结构。合宜性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偏好,必然要求发展高层次的物质品、精神文化产品与人性化服务,刺激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力度,加大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频度,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是非之心是建立在某种有节制的理性之上,亦或建立在某种被称作道德观念的天性之上。人具备“道德情操”——克制私利的能力,具有利己主义的个人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克服“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以防市场的奇迹变成市场暴君。但这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蓝图与乌托邦,道德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其维系也遵循合作激励相容机理。每个人只有在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前提下,在自由的经济市场中对自利的理性追逐将产生一种合作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合作维持环环相扣、无穷无尽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不仅隐含一种无偿的经济协调机制,而且通过道德温和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成为理性的公民。罗伯特·萨格登指出:惯例凝聚了道德的力量,当一个团体中所有人都遵从惯例时,惯例就凝聚了道德的力量,若个人遵从惯例并且与其交往的其他人都遵从惯例时,情形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合作的道德”便演化出来了。团体所有人行为在合作中契合,节省契约维护成本、行为履约成本、摩擦及违约费用,增进团体经济与社会福利。事实上,经济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善意和集体精神,将运作得非常糟糕,名誉、诚实、可信性重新被视作确保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非结果。
二、道德资本的特性
王小锡教授的“道德资本”论对推进道德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提出“道德资本渗透在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中,并通过其他资本形态而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于人力资本之外的资本的观点有待商榷。道德成为资本需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二是必须参与生产劳动。若将劳动能力内涵扩展为各类资源的配置处置能力,生产劳动扩展为能满足人各类效用的物质、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一言以蔽之。道德资本的内涵集中体现为:个体能动参与生产劳动后能获得增量价值的各种劳动能力的价值集合。道德资本作为精神资源的道德具有规范性和目的性双重价值,是一种具有增殖功能的资本,从其本质看,道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仍然是人参与社会劳动过程殊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现,属于人力资本范畴。
从道德资本的构成要素看。道德资本主要包括声誉、品性、价值取向、文化修养和理性五大方面,五个方面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声誉是道德资本的外在表现,也是个体社会关系影响力重要源泉。声誉的维系主要依赖于个体品性、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和理性水平,良好的声誉机制是道德资本市场良性运作的重要保证;品性和价值取向是道德资本的内核,决定道德资本的存续,品性包括情感认知、性格偏向、心理状况,价值取向包括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良好的品性和高尚的价值取向是道德资本保值增殖的关键;文化素养是道德资本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基础,文化素养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性是道德资本配置资源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个人理性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集体理性则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道德资本具有经济学意义资本的增殖性、运动性特征外,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征主要有人身依附性、能动性、异质性、不稳定性、价值难以计量、生产消费二重性。
人身依附性。人身依附性也称为私有性,道德资本这种依附性意在表明道德资本不能独立存在于人身(也称自然人或个体)之外,是个体拥有的、获取生存发展的资本品。人身是人力资本的直接载体,道德资本投资客体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人身。人身拥有的道德资本并非与生俱来、永久保持,而是受人身自然特点(每个人通常都会经历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五个生命时期)有一个形成过程与消亡过程,道德资本的发挥作用时间要显著短于个体生命周期。
能动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而劳动的创造性则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这种主观能动性也源于人身上的道德资本。道德资本能动性特征是区别于体力资本、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的关键特征。道德资本包括声誉、价值取向、文化素养、理性、信仰等价值难以精确测量、直接影响生产劳动的内在的劳动能力,是一组具有较强能动性的生产要素集合,保证道德资本各构成要素参与生产劳动的整体效率性。促进道德资本收益倍增。激励是调动道德资本能动性的关键,也是道德管理的核心与难点。
异质性。道德资本异质性特性不完全源于道德资本投资差异。不宜轻易沿袭西方经济学家将道德资本差异简单转化为教育投资等同质因素差异的做法,而应综合考虑先天禀赋、后天道德资本投资以及所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道德资本结构是衡量道德资本异质性重要维度。道德资本异质性与专用性在很多情形相伴而生,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异质性作为高度专业化信息载体及其处理主体的道德资本特征,它能进一步解释道德资本的差异性、非流动性、决策非完全理性、在分工同时的集中合作性及其对企业剩余支配权的合理要求。
不稳定性。道德资本不像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确定性的价格信号显示机制,道德资本实际价值的大小会受到其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其实际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道德资本价值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从资本流通过程看,物质资本定价明确且多采用货币形式交易实现,容易流通,而道德资本难于定价计量采用契约交易方式,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道德资本流通之初是建立在平等的买卖双方相互尊重等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之上,交易风险较大,较难流通。二是从资本价值取得程度看,购买物质资本,便获得物质资本的全部价值,购买道德资本并不能保证获得其全部价值。道德资本受自身能动性、道德资本载体的直接影响,还受既定环境的制约,当道德资本所有者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受到道德资本购买主体制约或限制时,出于自利通常会选择偏离道德资本购买主体价值取向、,减少、封闭自己或是阻碍他人道德资本价值的发挥,也即发生“败德行为”,导致购买主体不能获得足额道德资本价值;反之,购买主体将获得足额甚至超额人力资本价值。
价值难以计量。知识、技术、物质资本等资本价值计量可直接转化为凝聚在该要素上的已完成的劳动力价值与相关资源价值的衡量,而道德资本价值的形成不仅取决于道德资本获取成本的耗费,还包括价值增量测算。个体因投资获得的学历、经验资质等劳动力价值测算,马克思将其还原为相等量的生产资料商品、劳动力商品等耗费的价值总和,加上资本的利息成本、减去因技术进步导致的原有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贬值价值,粗略测算出投资产生的劳动力价值。但是道德资本能动性提升激发道德资本自增殖机制发挥作用,带来的价值增殖量则是动态的、隐蔽的,难以计量。道德资本这种自增殖机制是个体自利性、超功利性动机等在特定激励机制作用下,个体克服“偷懒”、“逃避责任”等消极因素,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创新形成全新的劳动能力,或是个体面临复杂局面借助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对象物对外部环境做出“抄近路”反应,㈣这种全新的劳动能力或者反应往往不为个体所事先熟知,是在特殊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潜在能力。如恪守孝道带来的精神满足是难以用价值衡量的。
生产、消费二重性。马克思认为整个生产的终结是消费,消费和生产具有统一性。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再决定生产。弗里德曼将人拥有的资本划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循此逻辑,道德资本必兼备生产性能力和消费性能力,也即道德资本中品性、价值取向、文化素养、理性等既是活劳动之重要本源,也是人类获得全面发展、享受高品质生活必备的物质基础和意识条件,二者关系密切。
三、道德资本投资之路径
超越国家法律的天然的道德准则体系与公共价值机制的存在是法治国家得以顺利运转的前提与关键,但道德不是永恒的免费品,道德资本市场的良性运作既依赖于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等社会主体对道德资本的投资,也需各个社区群体、组织、国家等建立健全的道德市场机制,保证道德资本投资合法收益。
(一)“以文化之”:变迁中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
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涵盖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在短期限定个人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变革,传统的文化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在现代社会逐渐丧失了其有效性,以致于道德范式在道德规范、道德信念、道德价值等的转换中陷入困境,一种包容传统与现代道德文化的新型道德范式响应时代呼唤后将破茧而出。“以文化之”意在以文化作为道德破立的载体,以正规教育与社会教化双驱动,适应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生活,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如对小学生来说,最主要的道德教育就是诚实。当然,这种诚实是以目的与激励相结合的道德教育制度安排实现道德投资,既要注重诚实的输入,也要注重输入诚实后给予必要激励的正反馈回路建设。
(二)“干中学”:道德资本供给的重要动力
道德的维系既依靠人们所在社会网络和关联群体内的规范契合,更依赖于人们源源不断地对道德资本投资。根植于制度框架内的激励带动了“千中学”的过程以及默会知识的发展,从而引领个人在决策过程中逐渐演化出一个与他们起先所面对的不一样的系统。“干中学”是道德自我维系、自我强化的重要保证。包括家庭道德教育、企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化等形式多样的道德学习路径。科技的迅猛发展增强了人们获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放大了人们享乐主义的攀比效应。现代人要摆脱“享乐主义的怪圈”并且恰恰由于能够放弃在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停歇地追逐其个人好处而维护自身利益,须在“干中学”中不断强化人们遵循道德和美德的人文素养,培养道德自觉、利他主义等超越自利经济人假设的现代道德理性。
关键词:道德教育;重组;整体功能
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在整体中追求个别,在个别中追求整体;在同化中追求个别,在差别中追求共性;在合作协力中追求自我优化,在竞争冲突中力求沟通共赢;在主体中追求客体,在客体中实现主体。”我们必然要用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建构“在差异中以求重组,在重组中以求创新”的理念,掌握事物整体观念的分解性与差别性,在对偶性与互补性的掌握中再求整体的一致与关联,最终实现整体的和谐与持续创新。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我们要问:道德教育,特别是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可以或可能有如何的发展。
一、分解与重组道德教育的发展道路
道德教育的分解和“分裂”有着本质的区别。分解是学科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分裂”则是发展的障碍或阻力。道德教育的分解与道德教育的分支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解是不同学科领域的道德教育的发展,也是道德教育不同视野的共存。现实的情况是,各种学科的道德教育都认为自己的研究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在各自的主张和相互的争端中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大家都在谈道德教育。而这种统一的见解,就是道德教育重组的潜在基础和条件。这种重组,也就是道德教育发展的主题,是道德教育新的发展中的一次重新创造。
二、重组的基本内涵
德育教育中“重组”的词义通常是表示“整体、综合、渗透、重组、互补、凝聚”的意思,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整体协调,即将道德教育的各学科视野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忠、孝、勤、俭”等个要素组成有结构的整体,协调运转,产生最大化的功能;渗透融合,从内容到形式密切联系,形成不可分割的道德教育整体;过渡衔接,促使个阶段的道德教育形成有机的整体,合理衔接,连续过渡,减少断层;互补互促,道德教育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各要素要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德育对象的整体素质和谐发展,促进其道德素质的可持续发展。
重组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道德教育的多元重组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重组指多学科视野的重组,包括道德教育的思想、理论、目的、结构、学科和模式的重组,特别是在道德教育促进人的现代化上认识和中华传统美德认识的重组。中观层面的重组主要指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各种教育力量、教育影响的重组,形成道德教育的整体合力。微观层面的重组主要是道德教育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要素的重组,包括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和形式的重组。
三、重组论道德教育中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范式的重构与转型
重组论道德教育实际上还包含着三个内在的要素,即结构、
关系和系统,对这三种要素的理解,或者说对于包含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整体结构系统性的理解,注意到实际操作方式的重新构建和形式转型,是真正理解重组论道德教育思想的关键。
1.有序的结构是重组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
当我们的德育系统处于有序状态时,整体作用明显大于部分之和;而当系统处于无序或紊乱状态时,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在这种情形下,整体功能趋于瘫痪。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如果能重组学校、家庭和社会,甚至更多教育力量的参与,我们的教育效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必将与现代道德教育相渗透和结合,其中的“忠、孝”与我们大力提倡的“爱校、爱家”、“勤、俭”和“艰苦朴素”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2.有机的联系是重组论道德教育的本质体现
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只存在于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各要素的孤立活动的特征不能反映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特征。同样,道德教育不是凝固不变、孤立存在的,总是在同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中调整自己的要素和结构。老师们经常采取“联系家长”,学校“开办家长学校”等等方式,就是因为认识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可分割,即便遇到再多困难、阻力和不理解,也要坚持两者的统一性。
3.“情境教育”系统是重组论道德教育的意义存在
我们的受教育对象总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教育环境之中。这种情景场是某一时刻的情景的总和。他们的行为完全是由当时的情景所决定的,是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形象地称它为“道德教育场”。一个道德教育场就是一种富有动力的整
体,或者说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动力系统,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1.道德评价的定义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做的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从道德评价中可看出:①道德评价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动物不存在道德,这是由人与动物的主体性差别所决定的,动物因不能够自觉约束自身行为而难以形成道德标准和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因而道德评价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只有人才能够做出道德评价。②道德评价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来支撑,它并不是无标准、无依据的。③它具有阶级性、社会性。不同的阶级,道德评价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以此来进行的道德评价行为也是不同的。同样,在不同的社会中,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有所差异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会是永恒不变的,也不会是没有共性的,因而,人们的道德评价行为也会随着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④道德评价的对象不仅限于他人,还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省一直是中国人德行修养的方法之一,是将自身放在与他者一样的位置上,将“自我”视作“他者”,用相同的道德标准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道德评价在当代的特征
(1)道德评价能力的变化性大。道德评价水平的差异性与隐蔽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个体不可能有相同的道德评价水平起点,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层次水平上。而且,试图去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评价能力处于何种水平,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不像道德行为一样外显,它具有隐蔽性的特征。但在当代,道德评价能力除了具有以上特征,其能力的变化范围也越来越大。现今人们之间有了越来越紧密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生活范围越来越大,人们的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之相关的道德评价行为所面临的社会情况、道德评价主体思想的多元化,使得道德评价主体的思想会随着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况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道德评价表达媒介的多样化。到近代社会,新兴媒体开始从小众走向大众,人们开始普遍接触具有道德评价性质的报纸、广播等。现代社会计算机、手机的普及化,让人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升,网络表达渠道的逐渐畅通,使道德评价表达媒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3)道德评价主体的类聚性。类聚是指同类事物汇聚到一起。不同道德评价水平的主体会在交往中表达自身的道德观点,而具有相同道德观点的人更容易再次对其他道德行为进行判断,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因此,道德评价主体往往呈现类聚性特点。例如,一个家庭往往对同一道德事件的观点是相同或相似的;你的同伴与你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往往是相同的。
3.道德评价的作用
道德评价行为的作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具有积极性的,如裁判作用和激励作用,即通过对同一种道德行为的评判,对该行为进行褒奖或谴责,促使人们更加自觉、积极、主动地根据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调节自己的行为。当然,道德评价基于社会现实,指向未来生活,具有引领人前进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道德评价方式的运用不当,对品德发展还起着阻碍作用。在当代,道德评价方式运用不当时会产生以下消极影响:①混淆视听。当今社会日趋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并存,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尤其我国还处在旧的传统道德观崩塌、新的道德观仍在塑造的现状中,不和谐、不稳定的道德评价声音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会诱导、混淆民众的看法。②道德暴力。从个人角度来讲,道德评价的主体是个人,它的执行者也是个人,个人对道德行为的判断就是其道德评价的实施,这就易形成道德权威的假想。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想法摆在道德判断的制高点上时,那么这种想法必然是错误的、片面的。这也就形成了道德暴力,即人们的所谓“正当的道德谴责”会对评价对象造成一定的伤害。③加深错误观念。在社会中,我们必须正视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处在不同层次的,而道德评价是人们观念形态的道德对已行动的道德现实做出的判断,这属于道德认知环节。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道德水平的人,对道德行为的判断也很难准确、完整,而由于道德评价的特性,这种错误观念更容易在团体影响下得到巩固、深化。
二、道德评价的标准
关于道德评价的标准仍有一些分歧――唯动机决定论者认为应以动机作为主要依据,唯效果决定论者则主张以行为结果为主要依据,而唯手段决定论者则认为手段的不道德最终会损害动机和结果的道德性。但关于道德评价标准的争论,伦理学已经就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做出了科学解释――动机与效果应该是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对任何人进行道德评价,既要看动机,又要看效果,两者要兼顾。
伦理学虽然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但是在实践中, 我们仍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遇到“‘好心办坏事’算是道德吗”“效果是好的,动机就不重要了吧”“是否应该在动机不良和效果不佳里面找到一定的平衡点”等。关于此,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1)动机不良,效果好,并不算是道德行为。正如叔本华所说:“不管我们为某一行为提出什么样的最终动机,但如果经过一番拐弯抹角,我们发现做出这一行为的最终真正推动力就是做出行为者的苦或乐,那这一类的行为就是利己的,因此也就是没有道德价值的。”
(2)动机好,效果不好,则需要考虑很多客观因素,诸如实施手段,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量(如他人的规劝、事情的突变、过程阶段的发展等),动机是否恒一,不良效果是否可以避免等。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动机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人只要有善的踊,就不应该认为是恶的行为,只需要加以规避即可。列宁曾指出,应有区别地(在“个人意义上”)评价“由于轻率”和“出于预谋”而发生的不好的行为。也认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点精神”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因此出现了“完全道德”与“缺陷道德”。完全道德用来表示道德行为无论从动机、效果、手段来讲都是道德的,在对完全道德进行评价时,人们应该赞同并效仿;而缺陷道德用来表示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出现,使好的动机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种行为不能说是不道德的;人们不应该去批判它,而应该试图去改变它,盲目地批判只会让人误入歧途。
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个过程性的因素――倘若仅因为主体的主观因素而导致不良后果无法避免,我认为也并不是道德的。例如,“善意的谎言”就一定是道德的吗?并不一定是。因为“善意”是从个人主观方面提出的,而个人认为的“善意”是否是事实中的“善意”,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向病人隐瞒病情,经常被认为是善意的谎言,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其积极的作用,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管用。对一个疑虑心颇重的人而言,减缓他的疑虑,反而对他的治疗更有效果。当一开始去隐瞒时,行为可以算是道德的;但从主观或其他客观因素中已经发现这个事情开始有所偏差却仍坚持时,这个行为已经不是道德的了。人们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应该肯定其动机,批判其行为。
(3)就手段而讲,我认同“唯手段论”中的一个观点:手段的不道德最终会损害动机和结果的道德性。
一个人动机好、结果好,然而手段不好时,也不应该是道德行为;同样,动机、结果都不好,手段正当时,也不应该是道德行为。从该角度看,都应该受到批判。
三、道德评价的对象
道德评价的对象不应该仅限于对他人的评价,还应该包括对自我的评价。自我评价是自我调节机制的主要成分。一个人如果不自省,眼中尽是他人的缺点,把自己放在一个完美的道德地位上,会对自我行为的改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青少年由于知识经验的匮乏,智力水平不高,在自我评价中还缺乏统一、系统的评价标准,因此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都可能依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评价。这种不适当、不稳定的自我评价,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做出正确的道德行为都是不利的。
自我道德评价与他人道德评价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动态过程,两者不应该因对象的不同造成观念的分离。人们在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时,应该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通过自省来对他人所处的环境背景加以体谅,形成移情体验,避免过激的道德批判;在进行自我道德评价时,更不应该脱离自己对他人的判断,一方面是形成对比效应,更容易找出自身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出现自己完美道德的假想。两者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任何脱离了其中一部分的道德评价,都不能算是完整的道德评价过程,道德评价的积极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并且,两者的统一有利于为青少年自我评价提供一个稳定的标准,自我评价和对他人的评价不应该实施不同的标准。自我省察应该将自我从自身隔离开来,将自我视作他人,这样的道德评价才更不容易受到自我保护思想的束缚,才会更客观。
由此可见,在当代,道德评价呈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特点,对道德评价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
参考文献:
[1]韩进之,王宪清.德育心理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郑航.学校德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唐凯麟.试论道德价值的生成――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J].伦理学研究,2004(5): 11-15.
[摘要] 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道德耻感能有效催生人之道德良知,道德良知能唤醒人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进而产生对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内驱力,敦促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与逆向耻感文化均能有效催生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耻感则是从反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关键词] 道德焦虑;耻感;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
[中图分类号] B82-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102―04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有诸多策略:榜样示范和道德焦虑都能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焦虑则是从逆向刺激道德主体的内心世界产生道德耻感,进而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能促使道德主体产生一种见贤思齐的道德践行内驱力;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就自身的不良行为与他人的榜样行为进行比对,进而反求诸己,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并在内心世界产生逆向耻感,从而激发道德主体产生践行道德文化的内驱力。道德焦虑与逆向耻感是一对孪生兄弟,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系耻感产生的前提,道德焦虑是逆向耻感的必然结果。由此,由逆向耻感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逆向耻感是人内心世界对其行为的不合乎德性的不满而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焦虑。逆向耻感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其终极价值在于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学术界鲜有人认为耻感文化能催生道德文化的践行,笔者认为,由道德焦虑所产生的逆向耻感亦能催生道德主体对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逆向耻感催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逻辑线索为:道德焦虑逆向耻感唤醒人的道德良知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实现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以下就耻感文化的内涵、道德焦虑与道德耻感之间的关系,道德焦虑如何提升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展开。
一耻之内涵及其两个层面
研究道德耻感对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必然要先了解“耻”。“耻”在辞海中注释为“羞愧之心”, [1]即“耻”的基本涵义为耻辱、羞愧之意。从道德情感来说,“耻”是道德主体在做道德选择之时,深感自身道德素质不及一般、或者是尚未达到心目中已有的道德水准之要求,由此而产生所谓的羞愧之心、羞辱之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耻”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因之,道德耻感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属于积极的道德情感,这种积极的道德情感来自于人之内心对道德败坏的愤怒,因为“耻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2],并由此而表现出积极的道德情感。这种“内向的愤怒”虽然无言,但却是道德主体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不仅如此,耻感还是人类积极的、向上的、稳定的道德情感。耻感可分为对“耻”的认知,以及由认知而产生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亦即“羞耻感”。耻感分为两个逻辑过程:即先知其耻,而后羞耻。曾云莺教授认为:“耻感可分为知耻感和羞耻感:知耻感是指个体在了解了耻辱内涵的基础上形成的对耻辱自觉的规避和抵制;羞耻感是指个体因自己的言行或品质不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产生的一种否定的情感体验。”[3]从曾教授对耻感的分类可知:知耻是知,羞耻则是自己在践行道德文化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前者偏向于知,后者则偏向于行,二者有一定的区分。基于此,罗国杰先生认为“知耻之心是道德自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知耻之心是道德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4]此处所言的“耻”主要是偏向为“知”,也即对道德知识的把握;而羞耻感则与之不同,所谓羞耻感主要是指在外界行为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一种对道德文化的反思,表现为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本身的良知与现实的道德践履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体现的是外界道德践履与自身道德良知的差异。诚如王建敏先生所言:“羞耻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良知惊醒的普遍意义,……具有道德自律性与道德良知性。”[5]道德主体缘何自我反省,原因就在于外界客体对其本身的刺激,从而引发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由反思而产生道德焦虑。由此,羞耻感侧重于道德耻感的动态方面,而知耻感则侧重于静态。从动态角度所谈及的羞耻感更容易引起道德焦虑,由于理想的道德人格与其本身人格的差距甚大,故此,道德主体容易产生道德焦虑,由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因为道德焦虑与道德耻感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必然的联系,促使道德耻感有效促进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二道德焦虑引发道德耻感
道德耻感是一种内在的积极的道德情感,它能有效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焦虑是耻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即是说,有了道德焦虑,然后才有耻感,有耻感催生人之道德良知,并因之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主体因道德焦虑而最终做出善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包括善的道德理念的选择,同时亦包括道德行为的抉择。可见,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中的道德焦虑与耻感是紧密相联的。那么,道德耻感与道德焦虑在何种意义上相联,他们之间的“动力因”表现何在?这必须从道德焦虑谈起。
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在面临道德自由选择的情境之时,因道德主体自己的道德水准、行为规则与外界环境比对之时存在着差距,进而在人的内心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于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有了道德耻感;道德主体因为道德耻感,于是“有了羞愧,感到内疚,才能进行道德反思” [6]。道德主体羞愧、感到内疚,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境界或者行为表现和社会上提倡的公认的道德标准存在着差距,从而引发道德主体对道德良知进行追问,导致道德主体产生道德耻感。也即“道德焦虑是指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就会产生良心谴责、内疚感和羞耻感。”[7]道德主体的道德焦虑,使道德主体内心世界产生内疚,它是道德耻感之动因;道德主体之所以出现道德焦虑,原因在于道德主体面临道德规范之时所作出的艰难抉择。由此看出,道德焦虑是原因,耻感是其结果,二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就因果层面来说,道德焦虑是道德耻感产生的必然原因。此外,道德焦虑还是道德主体在面临自由选择之时所遇到的道德抉择困境,因为“焦虑是个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现象”。[8] 道德主体有进行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选择有时候会出现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社会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由此道德主体必然产生道德焦虑。当然,人的这种自由选择与人的自我意识密切关联,因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的人才能有自我选择的意愿。“人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就会有独立的倾向和选择自己生活的意愿,焦虑也就会随之出现”[9]。人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就决定他有自由抉择的基本权利,在面临道德困境之时,道德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道德主体由此产生道德焦虑。故此,道德焦虑的产生与人的意识是紧密相联的,没有道德意识的人是不会产生道德焦虑的。比如说小孩,他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在道德意识萌发之前,他是不会产生道德焦虑的。“自我意识尚未形成的儿童,只有恐惧而无焦虑可言。”[10]离开人的意识,就没有了道德焦虑;道德焦虑不复存在,由道德焦虑所产生的道德耻感亦将不复存在,因之,由道德焦虑所催生的传统道德文化践行亦将不复存在。道德焦虑是道德主体“对其所信奉的道德信条产生疑虑,产生道德冲突而又没有能力作出道德选择时所产生的情绪状态” [11]。道德主体本来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目标与自身的选择相去甚远,基于此,道德主体就会引发道德焦虑。由此,道德焦虑是一种道德情感,这种情感与道德耻感紧密相关,道德耻感关涉到道德主体的理想、信念。“焦虑是由情感联结引起的,不是生理遗传症,也不是实验性神经症,而是与个人生存的基本价值如理想和信念等有关。”[12]道德焦虑和道德耻感一样,并非人先天就具有的属性,而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具有后天性。道德焦虑和道德耻感不仅具有后天性,而且还与人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
三道德焦虑引发耻感唤醒良知
以利道德文化的践行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道德焦虑容易引发人产生耻感,道德焦虑之人容易产生对道德文化的追悔,对道德文化的追悔容易使人发现良知,进而践行传统的道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