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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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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艺术范文第1篇

我最开始的爱好,是绘画。那时,我可以算是热锅上的蚂蚁,学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描线,也描得歪歪扭扭的,我有时都会为自己的成果感到羞耻。

当我开始画第一只动物---小猪时,我一笔一划得,像写字一样得,认真的画。

失败便是成功之母,我成功得将这幅画交给老师,老师细心得给我点评,说我进步了许多,我心里感动了欣慰。

慢慢的,我开始喜欢上了绘画,只要是有课余时间,我都会拿起笔和纸,认真细致得画起画来,可以话白云,可以画小草,可以画各种物品,也可以画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在学校评选的绘画奖时。我成功得获得了二等奖。着让我的心灵更加高兴。原来,努力是可以换回回报的!

我最开始的爱好,是绘画。那时,我可以算是热锅上的蚂蚁,学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描线,也描得歪歪扭扭的,我有时都会为自己的成果感到羞耻。

当我开始画第一只动物---小猪时,我一笔一划得,像写字一样得,认真的画。

失败便是成功之母,我成功得将这幅画交给老师,老师细心得给我点评,说我进步了许多,我心里感动了欣慰。

慢慢的,我开始喜欢上了绘画,只要是有课余时间,我都会拿起笔和纸,认真细致得画起画来,可以话白云,可以画小草,可以画各种物品,也可以画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在学校评选的绘画奖时。我成功

我最开始的爱好,是绘画。那时,我可以算是热锅上的蚂蚁,学什么都不会,连最基本的描线,也描得歪歪扭扭的,我有时都会为自己的成果感到羞耻。

当我开始画第一只动物---小猪时,我一笔一划得,像写字一样得,认真的画。

失败便是成功之母,我成功得将这幅画交给老师,老师细心得给我点评,说我进步了许多,我心里感动了欣慰。

慢慢的,我开始喜欢上了绘画,只要是有课余时间,我都会拿起笔和纸,认真细致得画起画来,可以话白云,可以画小草,可以画各种物品,也可以画自己。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在学校评选的绘画奖时我获得了成功。

身边的艺术范文第2篇

其一是片名寓意深长。《雨中的树》,顾名思义,是在狂风暴雨中挺立的大树。四川达州万源市,是一个雨雪灾害频繁的地区。此种境况,对主政一方的领导者来说,不单是体力和意志力的考验,更是对责任心和群众观的检验。影片扣人心弦的场面,是在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时候,李林森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只见他身穿雨衣,声嘶力竭地喊着:“救人要紧,不要拉下一个群众!”他把鞋子脱给逃命的灾民,甚至冒着被洪水冲走或被倒塌的房屋砸倒的危险,背起80岁的老人脱离险境。多少次了,他一手打着吊针,一手拿着手机询问灾情,几次因劳累过度昏倒在泥水里……李林森作为“雨”中“大树”的鲜明形象被突出,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其二是故事情节真实可信。《雨中的树》之所以能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就在于它既取材于现实生活,还典型人物于本来面貌,又注重艺术上的加工制作,平淡之中有韵味,平凡之处见精神。比如,李林森买鞋、打摩的时跟人家砍价,经常在路边小饭店吃饭等,这些反映先进典型真实生活的情节,丝毫不损害一位基层干部的形象,恰好相反,在观众眼里,他是个廉洁、有经济头脑、时间观念很强的人。李林森的不平凡是在他保持党员干部先进性和纯洁性中体现出来的。到乡里去任职,他一头扎进群众堆里,凉了乡干部们的接风酒;调回城里担任领导职务时,他乘坐客车到市里去报到上班。特别是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他更加注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创造性地开展组织工作。同时,影片也展示出李林森对待干部的另一面。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每个干部都完美无缺,不需要教育和帮助,那还要我们组织部门干什么呢?”资料显示,李林森在担任万源组织部部长的近5年中,全市先后有18名优秀乡党委书记受到提拔重用,11名长期坚守边远高寒山乡的党委书记被交流回市级部门。

其三是亲情感人至深。《雨中的树》充分展示出李林森与父亲、妻子、儿子之间真挚情感的场面,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李林森也是一名爱家爱妻爱子爱父母的普通人!当家庭利益与公众事业发生矛盾、亲情与党性发生碰撞的时候,李林森总是义无反顾地舍小家为大家。他的妻子能歌善舞、儿子好学上进,可他却很少有时闻陪妻子娱乐或辅导一下儿子的学习。作为组织部部长,他提拔过很多干部,但当他的亲妹妹因单位发不了工资要求调动工作时,他不答应,说他没有这个权力。影片中,更让人感到敬佩不已的是,在他得知自己身惠肝癌和肺癌两种大病的情况下,依然坦然面对,坚持“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父母增痛苦,让工作成为走向死亡的最后冲刺”。这种舍生忘死、革命加拼命的工作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身边的艺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边缘化艺术创作常态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边缘化”是文艺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这一词汇背后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是“话语权力”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学作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话语”之一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却不再具有这种生存状况,感到自己被“权力”冷落和边缘化。一类是“断奶”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艺创作体制的团体化和组织化,新时期文学却以“自我张扬”,疏离团体和组织为基本创作状态。而这一状态使一些作家失去了对“组织”的依赖感,从而产生一种被“组织”冷落和“边缘化”的感觉。另一类是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化,图像文化的主流化,使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市场迅速缩小,部分文学刊物的生存难以为继,因而一种被挤压,乃至被排斥的边缘化感觉油然而生。还有一类是主体失落型。即由于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各领一两年。乃至几个月的权威效应的弱化,以及对物质化、娱乐化趋势的迎合与抵抗等等,造成创作主体的迷茫化,孤独感等等边缘化的感受。尽管上述造“边缘化”感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边缘化”一词在上述感受中呈现的贬义色彩却是相同的论文。换言之,不管上述“边缘化”感受的客观意义如何,对感受主体而言,都是一种不愿接受的存在状态与心理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边缘化”被引入了一种认识误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了。因为“边缘化”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不是一种异态状态,而是常态,是创作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与品质,因而它是极其正面的,意义重大的。

首先,好的作品是作家被权力边缘化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司马迁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人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流放文学”占很大是在遭到权力中心放逐,被权力中心边缘化,远离京城时,才出现了创作的“井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些作家,虽然梦寐以求的想要挤进权力中心,但始终被权力边缘化,而这恰恰成就了他们创作天才的自由挥洒。“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其实,这光焰弥漫着他们不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失意、失落和寂寞。还有一些作家,自甘边缘,以边缘为满足,以边缘为乐,而正是这种心态,成就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作品。陶渊明诗歌的个性和独特性,就受益于此。其次,“边缘化”是文学创作的空间要求。文学创作需要一个远离尘俗纷扰的安静空间,这里既有物质空间的静,又有精神空间的静。也就必须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同其它艺术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文学创作,是个人劳动。只有当作家自甘寂寞孤独,潜心于艺术之中时,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不可能在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方式中,以轰轰烈烈的运动去进行创造,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在个人孤独寂寞的“边缘化”的心理中才能很好完成,即必须“宁静致远”,排除种种世俗的干扰,才能品出艺术真味。从上述意义上可以说,“边缘化”是艺术创造的本质所在。文学并非治国之学,也非实用之学,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因而它不可能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相反,它必须与轰轰烈烈的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再次,“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特征。这不仅如上述所言,“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创作的空间需求,更重要的,它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特质。首先它是真正作家不容于世俗的个性特征,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英国的自然主义时,提到拜伦不容于他的时代,当时的报刊给拜伦起了无数绰号,如说他是古罗马因贪口腹之欲耗尽家产后自杀的“阿皮修斯”;是以残暴著称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是以残暴、好色、和反自然淫行著称的古罗马皇帝“海利奥加巴努斯”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

奸淫”而“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真正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鲁迅对“庸众”的深恶痛绝,既是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也是作家自身超越世俗的个性特征。鲁迅也几乎有着和拜伦相似的遭遇。世俗生活用多疑、阴沉、偏激等等来批评鲁迅。其实这些批评的审美意义,恰恰在于凸现了鲁迅超越世俗而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精神生活的丰富与细腻,同时强烈的孤独感受,是构成这些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特征,精神的丰富是他们想象的土壤,而精神的孤独则是激发他们想象激情的力量。山田敬三曾指出“孤独”一词是鲁迅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词汇之一。最后,创作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创作作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说创作的审美成果不表现功利,即不表现政治和价值倾向,而是说政治和价值倾向并非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为了政治利益,物质利益而去创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的17年中,作家们渴望摆脱文学创作作为政治附庸的状态,而在消费时代,作家们又对文学依附于物质利益深感优虑的原因所在。创作是超越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创作就是创作的目的,正如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一样,只是生命作为生命的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被各种其它目标所异化,才使人们误认为生命有生命之外的目的。创作不可能在计较成败得失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审美创造,而只能在不计成败得失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审美创造。总之,艺术创作的边缘状态,是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艺术家审美领悟的独特状态,而决非是外在文化版图的方位坐标。

当艺术创作在人类史前时期,作为宗教、巫术、劳动号子中的一种组成元素而出现时,就暗示了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边缘化的特征,即它作为一种宗教体验的附属产品,巫术仪式的局部形式的鲜明特征,是处于宗教和巫术的边缘地带。在中国,艺术创作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是以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的形式出现的,即艺术创作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哲学议论的形式而出现的,是处在历史和哲学的核心视野之外的边缘性的工具。即便是在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创造时,它的最富成就的作家,也大多是处于社会中心之外,或被这一中心所放逐的自由散漫的边缘地带的个人。边缘化从来不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艺术创作之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是社会地位问题,而不是艺术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当艺术处于政治和物质中心时,恰恰是艺术创作丧失自我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因而,当前一些人对文学创作所谓滑入边缘化的忧虑和批判,恰恰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学创作之外的名和利的问题。真正追求艺术的作家,不会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甚至会为被边缘化而庆幸感动,而无须不平焦虑和躁动!

参考文献:

[1]白烨.文坛纪事[M].漓江出版社,2001,1.

身边的艺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学边界哲学艺术学伦理学

回首现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我们不得不坦诚地面对的是:现当代中国美学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没有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美学,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这些最为根基性的课题开展。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则是没有明确研究对象的边界。质而言之,我们应该首先明白研究对象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对于美学,我们应该明确美学研究什么或者美学不研究什么。

边界,从日常的意义表达来看,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分界线;而从思想的意义表达来看,是思想差异的结构。思想是思想家的独特的生命体验的表述,是唯一的,无法复制的。思想自身,无论是显在的,还是隐在的,必定有一定的结构性,正式由于此,思想之间是差异的,一种复杂的差异。因此,思想的边界,不仅仅是一种差异的区分,更是这种差异的结构的区分。对于思想,对边界的区分、划定——主要是通过辨明差异、展开差异、描述结构来实现的——是思维有效展开,避免论证模糊、混乱,确保论域范围明晰,正确选择、运用合适的论证方法的基础。划定边界,确定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是展开理论研究之前的意识清理和纯粹的理性批判,只有当这种批判活动获得了切实的根基,即研究对象的“合法性”通过边界的划定而得到有效确认,于此出发的理论研究才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地基之上且获得了属真的理论前提而可以有效地展开。对于美学,亦如是也。

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实践美学曾经在中国美学界拥有着主流话语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美学界的学人力图突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困境,反思、批评实践美学几乎成为一种大众之狂欢,众声喧哗,而反叛与坚持,对抗与维护依然并存。用力最甚且影响广泛当属“后实践美学”,其核心术语如“生命”、“生存”、“存在”则来源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而且其思维模式不得不受其相关的影响,诚然,“后实践美学”在基本论题、关键概念、思维进路方面依然陷入了它所批评的实践美学所陷入的窠臼,即“后实践美学”质疑和批评实践美学的理路,反过来,对质疑和批评“后实践美学”依然有同等的效果。当代中国美学界之所以会陷入如此之困难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美学即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在哪里这一最为根基的课题没有得到有效的理论研究。

边界是一门学科是其所是且如其所是的最为根本的规定。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在哪里?

一、划定美学的边界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哲学中诞生的。美学的边界有形而上的规定性。形而上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对边界的一种质的规定,具体表现在美学同哲学的边界上。美学有自己特有的形而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美学的边界有形而下的规定性,具体表现在美学与艺术学、伦理学的边界上。

(一)美学与哲学的边界

美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哲学是很古老的,而美学是很年轻的,而且从关系上看,美学是诞生于哲学的,有哲学的思维之源。但是,从学科意识来反思美学和哲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在学理上对先前关于美学与哲学的学科混淆或截然分离的研究进行知识学的清理,之后,为美学与哲学的学科边界的划定做一次基础性的理论探索。对于美学与哲学的边界问题,主要从学科的基本情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学理分析。

具而言之,就学科自身而言,哲学,在历史上,是其它一切学科或科学的基础,即为其它学科或科学的研究奠定基础、提供规则、规定方向或确立范式。在西方古典时代(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决定其它学科或科学的发展;哲学家就是科学家或百科全书似的学者(如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综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有开拓性的哲学体系的建构所引发的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对其它学科和科学的影响是广泛的、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如现象学哲学对人类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文学理论、艺术学等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从研究范式层面看,哲学,字源学的本义是爱智慧,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具体的、特定的甚至是局限的,其研究范式是实验性的、形而下的;智慧是抽象的、超越的甚至是大全的,其研究范式是思辩性的、形而上的。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由此,哲学的研究范式较之具有实践效用性质的知识的研究范式更具有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意义与价值。从研究对象层面看,在对智慧的爱的基础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展开了对存在和非存在的研究。而把哲学视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则是近代的事情。当然,西方的现代哲学是非爱智慧的,后现代哲学是反爱智慧的。然而,这或许从思维或思想的另一面说明了哲学本身是爱智慧的。关于人的思考及其成果——思想是哲学的最为根基的主题和具体的展现形态。如果,诚如后现代哲学所言,不仅作为主体的人死了,而且人本身也死了,那么,哲学和哲学研究所展示的智慧和思想还有何意义,我们陷入了纯粹的虚无的境地。而对于美学,就学科自身而言,在西方的古典时代,没有美学,只有诗学。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是近代的事情。美学的初始意义是感性学的。感性学(Ästhetik)是被誉为美学之父的德国美学家——鲍姆嘉滕(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1714-1762,有人译为:鲍姆嘉通、鲍姆嘉登、鲍姆嘉敦)在全面清理人的心意机能与知识学对应的时候发现:与人的知性即认识相对应的是逻辑学,与人的理性即欲望相对应的是伦理学,而与人的判断即悦与不悦的感觉却没有相对应的知识学来研究。人的心意机能结构是:知-意-情,即对对应的真-善-美认识的能力,其成果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而在彼时代,只有逻辑学和伦理学,于此,鲍姆嘉滕意在建立一门专门研究人的情感能力的学科,不仅可以在认识领域里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对人作新的认识,还可以完善人的知识研究领域的知识学结构。感性学应运而生。从研究范式层面看,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哲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由于,美学诞生于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知识学部门。美学在根本上是哲学的,即美学的思维、气质、架构具有哲学的属性。由此,美学研究是抽象的、思辩的,而不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与智慧相关联的,形而上的,而不是与知识相关联的,形而下的。诚然,并非与所有的哲学的研究范式相对应的美学的研究范式是真正属于美学的,西方现代美学研究是非美学的,后现代美学研究是反美学的。从研究对象层面看,美学研究的不是关于各艺术门类的具体的知识或基本的理论命题,而是与智慧、美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主题。随着人类思维的完善、实践的发展,美学越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而且美学应该且能够拥有真正的自我,尽管无法也不可能切断它与哲学的血脉之缘,这是美学的内在秉性。而美学的内在的秉性只有在具体的美学的基本的问题域里体现出来方才具有质的规定的理论有效性。因此必须重视美学自己的基本的问题序列,因为否定美学自己的基本的问题序列就是否定美学的内在秉性,也就否定甚至取消了美学自身。

由此,美学与哲学的区分得以厘定,区分就是划定边界,正是在美学与哲学的边界上,美学是形而上的,也是独立的。对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这一区分是最为根本的、内在的,惟此,才能继续获得美学的其他规定而展开有效的美学研究。

(二)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

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美学中分离出来的,从研究对象上看,美学与艺术学将会面临着特定的共同的研究对象,尽管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有别。对于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问题,主要从学科自身情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展开具体的理论分析。

具体地讲,就学科自身而言,艺术学,据研究,德国艺术学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1894)里第一次使用这一术语,而且认为美学随着形而上哲学的失势也开始了衰落,而艺术学作为一门科学将随着其它学科的方法的引入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在此之前,德国艺术理论家菲德勒就从研究的根本问题方面对美学与艺术哲学作了明确的区分,在其语境里,艺术哲学就是艺术学。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德索(MaxDessoir)。这一过程似乎类似于美学诞生的过程,而实际上,美学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知识学部门诞生的,在其后的很长的时间里还是隶属于哲学的,而艺术学从美学里分离出来后,就很快得到了独立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随着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席卷,在艺术领域,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艺术学有取代美学之势,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取消了原本意义上的美学,即美学基本上走向了形而下的维面。之所以如此,从研究对象层面看,艺术学研究围绕着艺术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艺术的发生,艺术的历史,艺术的原理,艺术的规律,艺术的效用(意义),艺术的分布,艺术的传播,以此为各部门艺术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的基本法则,而各部门艺术是具体的特定的,详细地展开研究是应该由各部门艺术学来完成的,即各部门艺术学是关于各部门艺术的知识学,是以各部门艺术为研究对象及其所属领域为研究范围的,它不能为其它的艺术部门提供有效的研究原则,也不接受其它艺术部门的研究原则。由此,艺术学是关于艺术的知识学,即所谓的一般艺术学(德索在《美学与一般艺术学》里首次提出的概念)。而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智慧、美,具体展开就必定涉及到艺术(如所谓的艺术美问题),但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运思的重点或方向理应是有所差异的,甚至是全然的差异。美学关注的是与智慧、美相关的关涉于艺术的超越性的主题,而艺术学则是关注艺术的具体的理论课题。因而,从研究方法层面看,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了的,需要运用一系列具有科学性质的可以证实或实证的方法,如人类学的,历史学的,人种学的,心理学的,地理学的,……,来探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历史,艺术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美学研究的方法则因此只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即所谓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纯粹思辩的。在当代西方,主张美学应该走向科学,彻底和哲学决裂,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美学问题。无疑,这实际上是在取消美学,用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规训美学,将美学纳入到艺术学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建设更不是在拯救美学。

由此,美学与艺术学的边界得以确立,在此边界上,美学同艺术学相区分,又相关联。这种特殊的联系决定了美学可以建立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与相关的艺术学的知识、规则对接而形成的新的各部门美学,如绘画美学、音乐美学等等。由此,美学对艺术的各门类开放即提供或制定特定的规则,而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三)美学与伦理学的边界

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课题。从历史上看,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哲学的系统里具有逻辑学一样独立的地位,从学科发展看,美学从受伦理学的束缚到在伦理学中备受关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美学与伦理学的边界问题,现在从学科自身情况、研究对象、学术旨归展开具体的理论探索。

详而论之,就学科自身而言,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亚里斯多德在《尼克马克伦理学》(EthicaNikomachea)里首先正式使用“伦理学”这一术语,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形成。伦理学(ēthika),在字源学上的本义是场所、居住的地方(ēthos)。在中文语境里,伦即人际关系,具有人际间性,理即法则、规则,具有规定性,由此,伦理即人际关系的规则,而在西文语境里,ethos(伦理)即mores(道德),ēthik即moralis。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希腊罗马,是人的德性,在中世纪,是神的德性(神性),在近代,是人的道德(人性),在现代,是存在(人的存在及其规定),在后现代,是欲望(“后义务”时代的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对于美学,古希腊的美在世界,中世纪的美在上帝,近代的美在自由,现代的美在存在,后现代的美的无规定性是研究的主题[1]P29。从研究对象层面看,伦理学研究的,在中文语境里,是人际关系的规则,在西文语境里,则是人在其出入、居住的地方所产生的与道德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人际关系必定仅在人出入、居住的地方展开,人在其出入、居住的地方展开的关系即谓人际关系。从历史上看,在古代希腊罗马,人应当至善,怎样才能至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主要课题,在中世纪,神学德性论所规定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圣德性与义务是中心问题,在近代,人性善还是人性恶是核心主题,在现代,人的生命、存在、人格、心理、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对德性的规定是主要论题,在后现代,人的欲望、极端的个人主义、对传统理性及其规范的绝对否定和拒绝是流行话题。而美学研究的是古希腊的史诗、叙事诗、悲剧,中世纪的上帝、世界、灵魂,近代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现代的存在、人的心理、形式,后现代的生活、语言。从学术旨归层面看,伦理学的核心论题是人及其关系的规定。对人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应当怎样或不应当怎样,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什么样的行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行为的根据,对行为事件进行评价、判断的标准、结果,为什么要作评价、下结论,如何展开评价,为什么这样评价而不那样评价,如何认识人的行为事件,为什么要认识人的行为事件……一系列对于伦理学具有根基意义的问题的追问与反思,是理论伦理学的课题。而将这些基本的理论成果付诸于实际的生活世界即制定一系列的现实规定来规范人的行为,则是实践伦理学的任务。于此,理论伦理学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实践伦理学具有形而下的性质。无论如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是紧紧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对人进行形而上的省思由此对其关系进行审查和规范。因此,伦理学的研究不仅指向抽象的人,还指向具体的人。而美学研究的是与智慧、美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主题,由此,美学研究指向的是智慧即对人的规定。

由此,美学与伦理学的区分得以阐明。区分本身就是划定边界。在此边界上,美学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实践的。于此,审美教育获得了坚固的学理根基。

作为一门学科,由于其缘起的学术语境和自己的特有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结构或具有结构性则是题中之义。美学的结构应该通过对其边界的勘定来体现和保证的。美学与哲学的区分是对美学的形而上边界的勘定,美学与艺术学、伦理学的区分则是对美学的形而下边界的勘定。划定了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即确定了美学的根本性的规定,划定了美学的形而下边界即确定了美学的拓展性的界域。从形而上边界到形而下边界,从根本性的规定到拓展性的界域,美学作为一个知识学部门即美学自身具有的结构的差异性得到了确认和保证。美学的学科性真正被确证,即作为一门学科,美学的主体性得以确立。

二、划定美学的边界的意义

(一)真正确立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

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及其形而下边界的划定从根本上标明了美学的差异性结构,美学的研究不再因为各种非美学、反美学的研究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的地位在其差异性结构被确定即知识学主体性被彰显之时被奠定。美学是美学。美学不能主导其它的研究领域,也不能为其它的研究领域所主导。美学作为一个知识学的部门是独立的、完整的,而不是附庸的或独断的。如果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和形而下边界不能被划定,美学的结构差异性就无法被保证,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变得晦暗不明,美学因此而可以主导其它的研究领域,也可以为其它的研究领域所主导。于此,美学要么是附庸的,要么是独断的,而不是自己的,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被否定、被消解了。

(二)正确划定美学的研究的范围

美学的形而上边界和形而下边界的划定则是为美学的研究的范围划定了明确的、清晰的界线,美学研究应该在这个区域里展开属于自己的研究,越出这个界限,所做的工作就不属于真正的美学的研究工作了。此时,美学不是美学。从形而上边界到形而下边界,从根本性的范围到拓展性的范围,美学的研究的范围被确切地划定了,美学的研究的论题被明确地确定了。美学仅在此范围里展开的研究是有效的即属于真正的美学的研究。

(三)有效确保美学研究的纯正性

美学的边界的划定即是确立了美学的知识学主体性和划定了美学的研究的范围。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给美学研究带来了什么,从根本上讲,这则恰恰给美学研究带来了纯正性的有效保证。具而言之,一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监守自己的本分,不越界操作即不非法地侵入其它的研究领域并为其研究提供或制定规则而使之失去自己的本性;一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被越界操作即其它的研究领域非法地入侵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之提供或制定规则而使之失去自己的本性。

综上所述,对划定边界的意义的理解,在学理上,可以避免两种研究的危险性:一是在研究之初确定的被研究的领域概念的狭窄,而后在研究中,论证关系的环节越出了被考察的领域的界限而在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一是对被研究领域的混淆,即诸多异质的领域误以为是统一的领域,这是致命的危险,将会造成最严重的恶果:一是确定错误的研究目标,一是运用与该领域的客体不一致、因而根本错误的研究方法,一是混淆逻辑层次,而使真正基础性的定律和理论被研究主体自以为是地作为次要的成份和顺带的结论徘徊于完全陌生的思想之间。[2]P3-4如此之研究,不但无益于研究本身的发展,而且实则是一种学术“污染”,其根本缘由在于对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的误解和异质的领域的混淆即缺乏先验的边界意识批判。对于研究领域的范围和界线的问题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康德(ImmanuelKant)对于逻辑学的边界的认识的一句名言——“如果人们允许各门科学的界线相互交织,那将不会使科学增多,而只会使科学畸形。”[2]P4——切中肯綮,意味深长。对于现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身边的艺术范文第5篇

(1)敦煌壁画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目前敦煌壁画存有4万多平方米,在早期时代,敦煌壁画的构图中不论采用何种构图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边饰纹样和藻井图案对壁画图进行装饰的。边饰纹样在壁画中的运用使得壁画的主题更加的清晰和完整,这就是边饰纹样在敦煌的壁画中所起到的塑造作用。在敦煌壁画的边饰纹样对壁画表象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边饰纹样使得壁画的内容更加的完整,起到了完整内容的作用。北魏时期,敦煌便已经形成了佛教艺术,而且还一直以活泼的艺术创作同庄严的佛经内容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在宋代第26窟的壁画中,有很多以佛和菩萨为主题的壁画,这些壁画四周都布满了由小花纹、半花纹和三角形等形成的边饰纹样,尽管这种纹样是几何式的构图。但其却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基础上,重复的出现两种花纹,尽可能的为壁画塑造了繁花似锦的感觉,使得这些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更加的富有情趣和生机。其次,边饰纹样在敦煌壁画艺术中更好的塑造了秩序感和空间感。边饰纹样在壁画的负面上的分割和主题的表达上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壁画上简单的带状连续纹饰使得壁画更加具有秩序感和空间延续感,塑造了一种明朗和善良的宗教情感。边饰纹样在壁画中合理的利用了空间,使得壁画和石窟得到了更完美的结合,起到了向导的作用。第三,为壁画建立了装饰和运动感。在敦煌壁画中的边饰纹样中有一种纹饰叫做忍冬纹,这种纹样是北朝的石窟中较为突出的纹样。这种纹样的造型十分的简洁,而且变化多姿。在西千佛洞的第7窟的北壁下部就使用了忍冬纹,这种纹样采用了单叶波状式样,同有着厚实身躯的力士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不但同力士的装饰带的排列形式统一,而且其波形的运动感也使得壁画的运动感更加的强烈,给观者以一种单纯和朴实之感[5]。最后,在敦煌壁画的艺术中,三维边饰纹样使壁画产生三维感。从天宫凭栏的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边饰纹样对于壁画三维空间的塑造。这种纹样主要出现在窟内的四壁的上部,比如隋朝的西千佛洞的第八窟的西壁上部就是以凭栏的纹饰进行装饰,使得壁画产生一种三维的效果。这种纹样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另外还从不同的维度空间突破了壁画的艺术手法。因为敦煌的壁画是绘制在墙壁上的,要沿着墙壁进行绘制这样就存在一定的建筑功能限制,但是天宫凭栏这种纹饰可以不受这种现实限制,能够在视觉上进行改造。这种边饰纹样同亭台楼阁的立体表现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手法就是人们对于创造的探索,也是对陈旧图案的创新。

(2)唐代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作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繁荣时期,各类纹样的出现也越来越丰富。在敦煌唐代的藻井图案上最受人关注的并不是井心的纹样而是在方井井心周围的边饰纹样。这周围的边饰纹样看起来十分的华丽,但却有秩序感,正是因为这些纹样的华丽也使得整个藻井图案更加的华丽和饱满。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层次繁多而且结构形式也多样。在初唐时期主要以简单的卷草纹为主,盛唐时期主要以团花纹为主,而在中晚唐时期主要以几何连续纹为主。边饰纹样在敦煌的藻井团中是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单元重复的结构进行排列的有一定的秩序感,而且层次感较强的装饰纹样还能够避免给视觉产生拥挤和混乱感。藻井团中的边饰纹样的虚实结合也给整个画面带来了层次感。诸如,迥纹可以给人以虚感。虽然说,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结构基本上以几何式和波状为主,但是这些纹样的构成变化有序而且有着较强的节奏感,点线面的结合给人以丰富的视觉感,这些边饰纹样为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带来了生命力。

(3)青花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是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中,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边饰纹样,在中国的艺术圈内展示了独特的风采。这里主要介绍边饰纹样在青花瓷中的应用。明代嘉靖时期的青花葫芦瓶。20世纪的70年代在我国的江西省南昌市出土了一种青花葫芦瓶。该瓶的盖口处有莲瓣纹样同瓶口的直线纹样相对称。而在瓶子的上下腹部出现了牡丹纹,纹样十分丰富,下腹部则是通过变形的牡丹进行装饰,在瓶子的底部边缘处绘制了变形的莲瓣纹饰。整个葫芦瓶的纹饰主题十分突出,瓶的边饰纹样也给整个葫芦瓶的纹样绘制增添了生机。使得瓶身的画面更加的雅丽,线条也更加的流畅活泼。

2西方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1)西方服饰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的传统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倾向于对自然的模仿,其艺术的重点在于产生逼真的效果。在服饰上的边饰纹样主要以是整体面的形式出现,通过造型和色彩空间的结合进行边饰纹样设计。而在中国的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主要是突出精神上的寄托,例如,在服饰上的竹菊等纹样的设计。

(2)西方家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家具艺术中,边饰纹样分为宗教神话纹样、动物人物纹样和战争题材的纹样。在西方家具艺术中,家具上的边饰纹样大多是以突出主题为主的,宗教神话纹样在家具上的应用主要是再现宗教形象,体现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