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范文第1篇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汉文化范文第2篇

2017年初夏，汉中市新规划的兴汉新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之中，很多建设项目已经初现端倪。与此同时，部分产业也开始在此落地，位于东京区汉服产业便是其中之一。

在兴汉新区管委会为来客展现新区规划设计的展台和3D音像展示室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欲建成全国最大的汉服基地，通过汉服产业来带动汉中市苎麻与桑蚕种植、养殖业的发展。

汉服产业作为汉中市复兴汉文化的重大工程，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情 怀

在汉中市汉台区的太白路上，路人经过汉未央汉文化体验馆时（以下简称“汉未央”），都不免要慢下脚步来仔细打量橱窗里展示的模特穿着的各式汉服。这座汉文化体验馆外观造型与周围其他商户迥然不同，门头上小篆体书写的“汉未央”三个字，已经透露出这里不同的文化底蕴。

推门而入，从一楼到三楼，是丝、竹、木质的各类中式家具，还有摆放的植物和字画，含有朱q、熊猫造型以及植入油菜花等的文创产品，将汉中文化从细节中一点点渗透出来。

汉未央是汉中汉服文化协会的所在地，而在2016年11月汉服文化协会成立之前，这里已经开展过很多次汉服体验活动。2016年暑假，汉未央在青木川举办了“着汉服游古镇”的摄影体验活动；2016年8月，汉未央汉服团队随汉中市旅游推荐活动一起走进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汉服走秀，展示了汉中深厚的汉文化色彩；而同月举办的汉中赤土岭文化交流会成立活动上所用的汉服礼装，也都由汉未央提供。

这几年的开学季，汉未央都举行“启蒙・入学礼”为主题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让学龄期孩子着汉服体验“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在今年的端午节，汉未央又举办了一场着汉服用传统礼仪过传统节日的活动。

“‘弘汉之美，传汉之粹’，是我办汉未央的宗旨。”一书卷味的王华说。王华是汉未央创办人，她最早是做文化创意礼品的，但把汉文化传承下去的念头，却已生了许久。“最初的想法，是如何能将文化与产业嫁接起来，并能创新性地传承下去，我们一直尝试摸索。”

王华的团队有高校的教授，也有民间研究汉文化的学者。刚开始，团队有一种 “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的感觉，并不知道该如何做，惟一确定的思路，就是开发的项目一定要和汉中当地的产业接轨。王华说：“最早我们想到汉中生态食品好，那么能不能和生态食品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载体或者一个产业来嫁接。后来，我们就想到了汉中茶，这样一来除了茶叶，还能输出一些与汉茶有关的活动，譬如做一些汉礼的教育培训，如何礼茶、如何着礼茶服、如何品茶等等项目。”

有了汉茶做为切入点，2011年，汉未央汉文化体验馆开始出现在汉中的文化界。这座对外宣称集汉文化、生态文化、人文风情于一体，融汉仪汉服体验、汉食汉茶品享、汉乐汉舞蹈展演于一堂，定期举办国学讲座、摄影、书画、佛儒道文化宣讲、汉文物鉴赏等活动的汉文化体验馆，成了汉中市民间复兴汉文化最大的互动平台。

从去年开始，汉未央开始尝试做汉服的高级定制。王华说：“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进入大众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个有难度，如果一开始就做大众汉服，竞争太强了。这些年全球汉服热，江浙到两广地区，各种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汉服工厂多到数不清。而大部分改良过的汉服都相差不了多少。”按她的设想，把自己品牌特色做起来，由高品质定制做起，然后延伸到大众日常的汉服，产品成熟后再投放市场。

目前汉未央的团队一直都在搞研发，王华的团队曾参加过APEC会议服装设计。“汉中太小了，我们本土没有成熟的服装设计、加工产业链，所以我们只能是参与汉服的研发和设计。制作这方面都委托到南方代加工，但‘汉未央’这个品牌是我们的。”王华说。

当然，王华不是没想过培养自己的汉服设计、制作、研究的技术梯队。由汉中研究汉文化和汉服方面的学者、专家、以及其他各界的爱好者成立汉服协会，宗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目前我们的市场没有打开，养一个团队是需要很大的投入。”王华说：“汉中太小，汉服基本没有什么市场，这是由本地的消费能力决定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先做探索，等成熟再落地的原因。” 王华的设想，是把汉中汉文化与汉服衍生出来的文化资源整合起来，然后推向全国市场。

“很多朋友觉得我做这个项目商业价值不高，完全是在烧钱。”王华说。

王华的朋友刘先生非常喜欢在汉未央给自己定制的一套汉服，但他并不认同王华目前所做的汉未央项目。“她做这些更多是为了一种情怀。这个体验馆是她的自主物业，如果不做这个，租出去，都比她现在的收益高得多。”在他看来：“汉文化项目的市场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期，需要普及很多文化，因而当一个商业来做还不成熟。”

王华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就是“情怀”二字。“因为我是汉中人，家就住在汉王刘邦饮马的地方，从小耳濡目染汉文化，所以连做生意都绕不开汉文化。”她自嘲自己的这个情怀成本很高，“纯粹的商人绝不做这个，投入很多，商业回报并不高，现在一直是在亏本运作”。

王华说，目前汉中汉服市场还处于一个自发的初级发展时期，做汉服婚庆、表演的公司，大大小小有很多家，但真正做汉服及汉服衍生文化体验馆的只有汉未央一家。

其实，即使是汉服表演，尽管这几年看起来很热闹，但真正的演出市场也不尽如人意。据汉中市汉台区服装协会的杨岚告诉记者：“我们做汉服走秀是有一些，其中还包括旗袍走秀在内。但这样的表演除了参与政府推广汉中本地的文化旅游项目之外，很少能有单独表演的机会。”

王华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其实一直倡议市民和企业要在汉文化发源地的文化助力上做一些贡献，政府有对外推广活动，他们团队也都积极地去参加。但让王华有些难受的是，政府对他们却没有任何资金或者其它方面的支持。王华说：“政府对文化产业支持的政策，或许有一些偏离，比如：政府扶持文化产业，要求企业要有土地与基础建设，而往往我们这样的创意更多是软实力，我们并不去征地、搞基建，所以就无法申请到政府的资金扶持，这也是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上的一个漏洞。”

王华同时认为，汉服产业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制约，那就是标准。目前的汉服产业虽然很热，但整个行业并没能形成一个标准，良莠不齐导致高端定制产品很难打开市场。“到底什么是汉服？改良过的汉服让人认为不伦不类，而不改良又无法与现代日常生活接轨，只能是在表演场合穿穿，汉服的市场拓展与未来发展空间也受到限制。”她希望汉服行业的设计、生产和制作，能尽快形成一个国家标准，以有利于保护汉服高端定制与研发的发展。

标 准

记者在淘宝网以“汉服”为关键字搜索，可以找到上万家网店。在汉服爱好者的贴吧、群吧有一些流传的厂家名单，也达到了数百家之多。目前汉服的制衣产业似乎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况，其中有些店自称“被汉服同袍认可并较多购买的‘正规汉服商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汉服？百度给出的定义是：汉服，又称汉衣冠、华夏衣冠、汉装、华服，是汉族传统民族服饰。按百度的定义，客观上的汉族人的某些过渡历史阶段的穿着服饰例如汉化旗装、旗袍、马褂等绝对不可以被称作“汉服”，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汉服没有正常的演变衔接过程。汉服本身虽经改朝换代基本消失，但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部分元素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仍能看到汉服的部分元素。

但有学术界人士则持不同观点。陕西省服装服饰协会秘书长、西安工程大学艺术工程学院院长马冬就认为，当下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服装界，对汉服的概念都有一些纰漏。“汉服如果单纯指汉朝的服饰，这明显是不对的。也有人说汉服就是汉族的服饰，到明朝就消失了，清朝的服饰不能计入汉服，这也是不对的，清朝的服饰从平民到皇家其实都继承和结合了明朝的服饰。我认为汉服就是从中国古代一直沿袭下来的民族服饰。”

在马冬看来，造成汉服目前没有统一标准的原因在于“学术界懂历史的不懂服装，懂服装的不懂历史”。马冬本科和研究生学的专业都是服装设计；博士则师从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和服装史，后又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从事艺术考古方向博士后出站，是国内少有的几位既懂历史又懂服装的专家。据他介绍，目前汉服还远远没有达到产业化的标准。

资料显示，本世纪的汉服复兴始于2003年左右，2008年以后达到第一个高峰，2013年达到第二个高峰。2008年奥运期间，二十余家知名网站联合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我国传统的服饰礼仪――“深衣”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并将汉族传统服饰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在该倡议书签名的百人中，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也有来自河北明德学堂、加拿大多伦多汉服复兴会等民间机构的文化界人士。活动的第一发起者是河北明德学堂堂长傅路江，他在华夏复兴网发表了《奥运会应该有我们的声音与符号》一文，短短几个月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大家经过讨论与策划，推出这一倡议，并将该设计方案提交北京奥组委。

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倡议却在中国唐装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忠祥的一次发言后戛然而止。张忠祥说，“北京奥运承载梦想、中国唐装充满希望，近年来唐装风靡一时，将唐装作为北京奥运期间中国运动员的礼服，正可以承载品牌、走向世界。”

2010年，西安首届服饰民俗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围绕着汉服复兴宣言，引发了在座学者的激烈讨论。 民俗专家、陕师大文学院教授张志春认为，西安就是汉服的发源地，汉服就应该是41届世园会、汉长安城国家遗址公园的礼仪服饰，不如此不足以表现汉唐风韵，不如此不足以传导传统的文化氛围。实际上在此之前，张志春就曾当面向西安市有关领导提过此建议。但在这次会议上，张志春认为，对汉服运动这样一种民间活动当然值得鼓励，但是作为宣言来看，还是应该慎重。“学术界对这个东西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对什么是汉服，学界的探讨还不够。如果提出来了，有很多漏洞，别人就可以指责你。大家都认为还是要慎重，要一步步来，如果太急了，相反会对这样一个运动造成不好的影响，是一个伤害。”

汉服复兴宣言因此并未面世。

产 业

2017年3月23日，汉中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文投）与北京楚和听香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双方将在汉中兴汉新区实施“一院三馆”的“双品牌” 项目。

d汉新区公开资料显示，所谓“一院”就是在兴汉新区建成一个汉服文化创意研究院，聚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设计大师，从文化理论研究到学术高度对中国汉服文化进行梳理，提供理论依据，并通过创意设计、实践研发、开展国际交流和教学培训、举办汉服设计大赛等等，将汉中建设成为新汉服产业研发基地。

“三馆”即：汉服博物馆、汉服匠心馆、汉服美学体验馆。汉服博物馆是通过对历代汉服复原用品及相关收藏的展示，讲述中国古代服饰发展演进历史，向世界完整呈现中华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服饰文化发展脉络。这个馆还欲开展对外交流活动，以汉服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而汉服匠心馆要汇聚中国传统草木染色、传统手工织造、刺绣等大师级手工艺人，弘扬工匠精神，展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湛技艺，除对外展示纺织工艺传承与创新、活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为旗下自主汉服品牌研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汉服美学体验馆即超大型场景式汉服生活美学复合体验中心，也就是旗下自主汉服品牌的展示和销售的线下体验中心。通过服装、服饰、家居、花香禅茶文化用品、图书、茶饮、汉服影像服务、文化讲座、艺术沙龙等形式，完成这种体验。

“双品牌”即汉服礼仪服饰品牌与汉服日常服饰品牌。汉服礼仪自主品牌是高级定制，以传统礼仪类服饰为主要产品，譬如汉式婚服、冠礼笄礼服、祭祀礼服等等。汉服日常服饰自主品牌则是以大众日常服饰成衣，满足现代生活方式的服装、配饰类产品及生活家居类产品。

据汉文投产业发展中心大健康产业拓展部副总监陈万栋介绍，兴汉新区汉服产业的可行性报告正在编制中，这个汉服产业项目预计要投入10亿元人民币。汉文投之所以投入这么大笔的资金，目的是要把国内的顶级汉服制造业搬到兴汉新区。而之所以敢有这样的计划，是因为合作方楚和听香的品牌创始人楚艳是2014年APEC全球领导人服装主创设计师，技术团队支撑依托的是北京服装学院。

汉文投为什么会发展汉服产业？陈万栋说：“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们也看到传统汉服的需求逐步旺盛起来，汉服的爱好者从国内到国外都有。据我们调查，国内外以汉服为主题的社会团体有15000家之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如：成人礼、入学礼、婚礼、祭祀、演出和影视剧等等，对传统服装的需求日剧加强。但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家专业的、高品质的汉服设计和制作单位，这块市场属于蓝海。”

兴汉新区的建设宗旨是以复兴汉文化为己任，打造全球汉人的老家。在陈万栋看来，汉服产业恰好是复兴汉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即“通过挖掘汉服元素把汉文化很好地展示和诠释出来。”

尽管预计要投入10亿元人民币，但陈万栋说：“从整个新区的规划来看，汉服产业的面积并不大。汉服产业的产业集群的管理模式，以汉服旗舰店、体验店、汉服研究院的具体形式呈现出来。但都是些小型机构，而且生产厂址也不设在兴汉新区的园区内。”

兴汉新区将汉服市场进行了细化：汉服社团、孔子学院、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汉式婚礼、演出公司、影视公司和旅游市场等等。据陈万栋介绍，“兴汉新区的汉服产业是面向全国和全球的，目前已经开始给全球孔子学院设计服装，因而起点很高。”

其实不难看出，兴汉新区规划的汉服产业与王华的汉未央目前所开展的汉服汉文化体验项目，基本上是重合的。而且双方都认识到了汉服产业在汉中只能是搞研发和做生产基地，市场必须向外发展。但目前的状态下，准备大手笔投入、高起点发展汉服产业的兴汉新区，并没有想整合汉中市汉服文化市场的意图。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汉服制衣产业的年销售额约在一亿左右。据智研咨询集团的《2014-2019年中国服装市场运营态势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我国的服装产业年销售额能达到7000亿元左右，服装总产量达270亿件。与之相比，汉服商家累计成交数量仅30万件左右，其中还包括占据高达48.28%比例的汉服周边产品。由此可见，汉服制衣产业仍处于相当弱小的成长期，整个行业的发展还处在较低层次。

从这个角度来说，兴汉新区规划的汉服产业，或许可以解决汉服生产界目前普遍存在的生产规模小、产品质量低劣、设计门类和品种单一的问题。

汉文化范文第3篇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据说已经有了200万年了。（注：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

作为人类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的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是何时开始被人类所使用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历史大概是同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久的。那么作为语言的书写体系的文字，它的历史可就绝对不能与语言相比较了，它要晚得多了。现在可查的约在五千年前诞生的美索不达米雅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或者埃及的圣刻体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虽然有如最近出版的“finger prints of the gods”（注：graham hacock.1995 a.m. heath&　coinpany　limited·londen.）里，作者根据他的认真而仔细的论证，主张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高度的文明，这一文明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更是具有极高的丰富的知识。例如说，玻利维亚的tiahunaco附近的印加族古代秘籍“太阳门”之上的“日历”和图画文字等都足以证明。但是，关于这种文明的新学说，还有待于专家更进一步的考察和证明。然而从这些学说中，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图画文字，也许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些文字并没有一直为人类社会所使用，反而是随着这些文字的消失，运用这些文字来记载的语言和文化，也都消失了。今天，诞生最早而又能够一直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文字，大概是只有汉字了！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摇监时期，在今天依然被十多亿人继续当做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而每日每时在使用着！而且，不但是在中国，还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著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

五、对汉字、汉语的崇拜和神秘文化

汉字是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尤其是那些表示吉祥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字。中国人特喜欢“寿”图、百“爱”图、倒写的“福”字、瘦而长的“寿”字。汉字和汉语也是神秘文化产生的重要来源。例如咒语：a、“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b、“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而上，验。”c、“凡男人欲求女私通，以庚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密验。”道教的咒语：a、“原来道家的人，早已发现六个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六个音对人体器官的影响。这六个音就是所谓六气：嘘（口四）、呵、吹、呼、嘻。那些修神仙的道家人士们，清晨的时候，面对东方，在生气生发的那段时刻，发出这六声，引通体内的气脉。当发此六音，不是大声吹叫，而是轻轻地，声音的大小以自己可以听见为准，一直练习，每次作到腹中无气时为止。”b、牙疼咒：“牙疼方：虫是江南虫，身是赤勇子，合向草中藏。自何来咬人？牙齿钉在梁南头，一订永年死。急急如律令，敕摄。”“先叫牙疼人阿嗽三声，然后书七个虫字，香炉上度过，钉在南墙上。”

巫术：语言的巫术——谐音法。唐李冗《独异志》说：“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封成云：‘宜入市门教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马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桑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丧”和“桑”同音。“鞭桑除丧”！

“密宗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的神秘。”“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其实在佛教之前，古代印度文化的核心婆罗门就已经很是重视咒语的作用了。

南怀谨说：“甚至，是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索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作用。”“至于密宗所谓三密之一的‘口密’——‘声密’，在东密而言，它所根据的，是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声与韵的组合。”“至于利用声音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科学范围内，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28页、30页、31页。）符和道教：a、《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黄帝出车决曰：蚩尤无道。帝讨之。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之坛中，盖自是始传符?。”b、“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泰山石敢当”。c、符其实都是汉字的一些特殊形体线条的组合。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和重新组合也是释梦的重要方式之一。玩弄语言文字是算命术的重要的技巧。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汉字游戏文化。

六、汉字和修辞

汉字和修辞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修辞在汉字产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字在汉语修辞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手法是汉字构造的重要方式。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正是汉字中运用最广泛的手段。比喻，例如：“笔”，从竹，象竹子在风中所发出的声音。借代，例如：明＝日＋月。“鲜”＝鱼＋羊！“爱”中得有“心”！象征，例如“物”字是用牛来象征万物。

在汉字的基础上，汉语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例如：析字、组字、双关等。双关，例如海瑞的大大的“寿”字，包含着“生母七十大寿”6个小字。联边，指的是连续运用偏旁相同的汉字来提高表达效果。例如：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车马店对联）汉字游戏文化大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汉字和修辞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文言问题。

文言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却是非常难下定义的一个东西。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是文人创作的书面语言，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字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产物。正如张中行所说；“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此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注：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言是超稳定的，这正如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文言的超稳定特点是由它的超时空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超时空的特点是由汉字所赋予的。

文言最大的文化特点是简洁典雅。这是由一整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所组成的。文言所具有的这一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正是古今汉语修辞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和以后，文言修辞手段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汉语修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二）古代汉语修辞学；（三）文言修辞学。文言修辞学不同于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古代汉语修辞学，是不能被前两者所代替的。

七、汉字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的财富。它帮助许多民族记载了自己的历史。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例如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在汉字传入以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之后，日本还在继续使用汉字，在有关重要的文书记载方面，如法律或政治制度文献等，也还是运用主要以汉字构成的语汇来书写的。

韩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等四郡时候，就正式开始运用汉字了。当时，高级官员是汉王朝派遣的，下级官员是由朝鲜人担任的。行政单位的书写人员当然都是朝鲜人，使用的则全都是汉字。但是，汉字作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表达手段，是在“高句丽”、“百极”、“新罗”等三个王朝并列的三世纪时候。1443年，李朝第四代皇帝“世宗”制定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之后，汉字也还是占据着朝鲜民族正式场合里正统文字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最近。中国汉字对东方文明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它帮助不少民族记载了他们古代的历史。日本、朝鲜、越南古代都曾经运用汉字记录过他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使用汉字的。1954年在扶余发现的百济砂宅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是：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糠身日之易往，糠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含圣明以……据研究确定，这是百济义慈王二年的作品——公元642年。碑文是运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式的六朝四六骈体文，所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感慨。正是汉字把朝鲜和中国联系而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越南古代也长期使用汉字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中央政府于公元679年在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hanoi）设置“安南都护府”——一个监督、监视边界民族的机关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渗透到越南，使得越南文化带有更多的汉语文化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属国的地位而独立之后，也还是继续推行汉语文化。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皇帝“圣宗”时代，更加信仰儒学，在首都建立孔庙，实行科举制度，并规定汉字是公文所必须使用的正式文字。

在东方，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交际的时候，可以运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国人说是“古文”，中国以外的人则称“汉文”——用笔来书面交流，在纸上进行交际活动，沟通思想，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翻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汉字、汉语、“汉文”在东方的地位，就如同拉丁语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样。“汉文”就是东方的拉丁语！汉字、汉语、“汉文”就这样造成了东方的汉字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东方许多民族的共同认识。

在二战之后，汉字在韩国的运用受到了削弱。现在有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韩国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排斥汉字采用朝鲜文字”。韩国总统和经济界人士支持这一看法，开始着手恢复汉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说：“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力量是华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保卫汉字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一种文字。”日本《从头重奏》杂志1995年第1期文章《中国、韩国都在重新研究汉字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汉字传播着儒家文化，在东方世界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热点地区。当前在世界上正兴起一个汉语热、汉字热、儒家热、东方文化热，在这个时候研究汉字、汉字和东方文化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字和汉语对形成东方学修辞观念的共性方面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修辞观念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巴利在《语言活动与生活》中说：“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意识别两人结构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其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达到。”（注：转引自徐芹庭《修辞学发微》14—15页，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而东方人则主张“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当做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修身养性齐家的手段。

东方的修辞观念当然也决不是单一的，是不可以简单化的。但是，东方在修辞的基本观念方面的确是具有某种相似同一性的。例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一书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的传统修辞观念同中国的传统修辞观念就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是在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对中国修辞学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修辞学是接受了日本修辞学的积极影响的。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修辞学同中国修辞学的关系，也有类似现象。因此，加强中国修辞学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修辞学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把日语、韩语和汉语同汉文化、韩文化和日本文化联系来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四”，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8”！196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三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了《笑日宣言》。在中国，带上“8”的号码是价值连城。

八、修辞的原则：得体性——诚和达

郑远汉在《论同义形式选择》中（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2期。又编入《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谈到了同义形式的选择原则。他提出了四个原则：（一）重心原则；（二）连贯原则；（三）情绪原则；（四）美感原则。对其中的每一条规则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列举了例子来加以证明。就其中的每一条规则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疑问的。在科学中，提出一个有实例可以证明的假设，并不困难。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对科学来说，找到实例来证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进一步说，这四条都是同义手段选择的具体要求，这也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在于：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就只有这四条原则么？这四条原则已经包括了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的全部内容了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而且，似乎，也并不一定就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则。

问题还在于，这四条原则，似乎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心原则和连贯原则是就话语的结构而言的，而情绪原则是从主体的感情角度看问题的。至于美感原则则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或者说是处在其他原则之上的一个原则吧。郑远汉是比较的重视逻辑性的，但是，这里的“四项原则”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并列关系，是难以并列的。

在我们看来，同义手段选择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就是适度，合乎比例，如黄金分割律，就是美。所以，也可以认为，美感原则是得体性原则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因为人类是爱美的动物，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有美者是得体的，才会被认为是得体的。得体性原则同美质原则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只有美的东西才是得体的，而得体的东西也一定是美的。你也可以说，得体性原则同美的原则其实就是一回事情，而重心原则、连贯原则、情绪原则等都只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而已。

得体性原则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也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是研究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学问，而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就取决于得体性原则的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修辞学也就是得体之学！我们完全可以以得体性为纲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诚”和“达”。“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这其实就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修辞学的名声不太好。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者经常抱怨修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很不妙。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他人。还是多想想自己。修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别人不重视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别人非重视不可呢？

在我们看来，这就在于修辞学，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往往忘记了得体性原则，忽视了“诚”和“达”。而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变修辞学的社会形象，恐怕也只有从“诚”和“达”方面开始。

得体性原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也可以把修辞学归入文化学和心理学之中去，作为广义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正如，汽车的生产是一个机器制造范围内问题，但是，驾驶汽车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的问题。

文化和心理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交际活动中的得体性原则也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中，毕竟是同大于异的。所以得体性原则是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共同概念。

从这一点上看，修辞学也就可以区分为一般修辞学和个别修辞学。一般修辞学研究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所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的修辞现象和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有不同的修辞，往往忽视了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之中也有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的修辞学应当重视对于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之间所共同的一般规律规则的研究，把建立一般修辞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文化和心理现象是有阶级的差异的，那么，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得体性，在阶级社会里，似乎也应当多少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吧？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得体性原则和美感原则的关系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的地方，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既有得体但却不美的现象，也有美而不得体的现象。而且，得体和美也都可以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个人的和集体的不同，种族的、时代的和地域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

〔4〕刘志诚：《汉字和华夏文化》，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

〔5〕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论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会师1993年版。

汉文化范文第4篇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汉文化范文第5篇

舞蹈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内涵和功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展变化，在继承前代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又通过对西域乐舞的交流吸收，汉代把中国古典舞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后世中国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舞女的舞蹈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舞袖”，古谚“长袖善舞”，可见古人对舞袖的欣赏和喜爱。运用道具作舞，是我国传统舞蹈的一大特点，汉代舞蹈几乎都以长袖作舞，舞袖凌空飘逸，如行云流水，曼妙灵动，千姿百态。汉代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舞蹈的表演功能。汉代舞蹈文化一直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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