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第1篇

[关键词]柏拉图 苏格拉底 知识论

一、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古希腊哲学是指公元前6～公元5世纪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学说。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早期自然哲学时期。致力于探讨万物的本原和宇宙的演化问题。寻求多中之一，提出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间题，探究世界的本原。

（二）中期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时期。

（三）晚期希腊化和罗马哲学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creat，前336一前323年在位)于前334年发起东侵，建立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不久瓦解为托勒密、马其顿、塞琉西等王国，直到前30年最后被罗马帝国征服，这段时间属于希腊化时期。

以上三个时期中，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时期，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说的论辩术为业的思想家，被称为智者。他们讨论的中心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方面来，“人”成为研究的中心。智者的著名代表是普罗泰戈拉。为了反对传统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制度和思想，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认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感觉和利害，为当时的民主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但他的思想也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产生了智者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WWw.lw881.com智者的思想在政治上虽然起过进步作用，但却是古希腊哲学最初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他要为各种伦理道德范畴寻求普遍的定义。他反对用灌输知识的方法教育青年，主张用论辩诘难、找出对方论证中的矛盾的方法 ，启发人们自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就是“辩证法”一词的最早来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有大量著作流传至今的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们的体系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是最早的，也是少有的。柏拉图认为我们感觉到的种种变动的、有生灭的具体事物，只是现象，它们是相对的，它们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理念”。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因和目的，它在具体事物之外，并且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人对理念的知识是先验的，只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感觉就可“回忆”起来。柏拉图在后期的对话篇中对前期的思想作了一些修正，他看到了理念这一普遍的范畴并不是绝对单一的，而是存在普遍联系的，这一看法有较多的辩证法思想。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批评了他的老师。他把理念称为“形式”，把物质称为“质料”，认为事物是由形式与质料组合而成的；因此，形式并不是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它只在具体事物之中，和质料相互结合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亚里士多德还是第一个要将哲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家，分别地研究了逻辑、伦理学、政治学、天文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他是这些学科最早的建立者，是古代希腊最博学的学者。

二、苏格拉底哲学及其知识论思想

（一）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古希腊哲学家，是开创希腊哲学研究新方向的划时代的思想家。他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了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专门探讨人类的心灵智慧与活动能力，注意政治、道德、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在西方人的生活领域竖立起一座真善美的理想宫殿。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追求，却显示了人类在精神上的勇敢探索。从此人自身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希腊哲学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高峰。

苏格拉底自称是神赐给国家的礼物—牛氓，其使命是刺激一头伟大而高贵的牛一样的国家，使它活跃。受“灵异”的启示，勉励公民留心美德。虽被德尔菲阿波罗神殿的神喻称为最智慧的人，而他则强调自己“自知其无知”，只是能通过问答式的“理智助产术”。帮助别人辨别真假，使青年人鉴别幻想和真知灼见，由此产生值得称道的心灵的声音。声称青年人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们产生的许多令人钦佩的真理是凭借他们自己从灵魂深处发现的。但是这种接生却是上天的工作和他的工作。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1）注重“归纳的论证”，力求在一些简单的、显著的具体事例中，找出有永久性的论证；（2）注意“普遍的定义”，追求一种普遍的术语，特别是伦理道德概念（如正义、勇敢、虔敬、节制等）的精确意义，认为这是改进实践的首要步骤。但他没有将普遍的东西从个别的东西中分离开来。自称本来有志于研究自然哲学，但鉴于阿那克萨哥拉未把“努斯”（心灵）原理贯彻到底。从而转向“认识你自己”，又鉴于当时雅典公民道德堕落，故又致力于探讨道德伦理问题。提出“美德即知识”，肯定知识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人不会明知故犯，为恶是出于无知。认为没有人自愿趋恶，或做他认为是恶的事情，避善趋恶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掌握所有一切知识是没有必要的，遵循般的知识，未必能使人行为公正和得到幸福，只有掌握关于善、恶这门科学的知识。才能便人幸福。为辱作恶的程度取决于掌握知识的程度，无知导致恶行，在智慧和深谋远虑的指导下，可导致较大的善。知识和知识的使用是分不开的，知识在于使人获得幸福，而幸福又是和智慧分不开的。反对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道德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即把握达到直正善的途径。

（二）苏格拉底方法及其知识论思想

苏格拉底方法（英socratic elenchus），亦称“苏格拉底的辩驳术”。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的归纳的论证和普遍的定义与科学的出发点有关。柏拉图在这种方法的影响下，把原来和个别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概念分离出来，看作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的一般理念，导致客观唯心主义:这种方法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中，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导致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展。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苏格拉底叫人不要去研究自然，而去研究神的智慧和意志。而神的意志，在他看来，体现在事物的目的之中，因此人应该去研究事物的目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唯心主义目的论的。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好的，都是合乎一定目的的。所以他认为，所谓寻求事物的原因实际应该是寻求事物的目的。所以“自知自己无知”这个命题就是说从自然本身去寻求事物原因的人是最无知的；而最有知的是神，人必须知道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就是服从神，听神的话。

苏格拉底强调探究体现了神的智慧和意志的事物的目的，同时他教人要“认识你自己”，就是说要人认识“真正的我”。这个我是我的灵魂。他认为一个人应当关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个把自己的灵魂或理智看做至高无上的人，自然能分清善恶，所以，“美德就是知识”。美德和知识一样，是人的心灵先天具有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引导、启发（精神接生术）诱发出来，这种启发和诱导他是通过问答式的诘难，使人们接受的一般概念与具体事例发生矛盾，从而引出普遍的原则。正是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称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

三、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知识论的批判与继承

（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platon，前427一前347）古希腊稚典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忠实继承人。出生于历代和雅典民丰政体关系密切的贵族世家。后来转人保守的贵族奴隶主立场，对民主政体持批判态度。在苏格拉底于前399年被民主政府处死后，离开雅典去麦加拉、埃及、昔勒尼、意大利的塔千同等地讲学。约于前387年返雅典创建学园，使之成为当时希腊世界从事科学研究、哲学探讨、培养上层统治者的中心。

早期主要受苏格拉底的影响，试图运用归纳的方法，从具体的伦理道德行为中，探求一般的勇敢、虔敬、正义、美等的定义。相应提出了通过谈话不断揭示矛盾，从而达到一般、本质的认识的辩证术—产婆术。中期进一步接受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说、埃利亚学派的存在理论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沦的影响，制定了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把“单个存在物”作为理解的、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理念，认作是第一性的实在。认为它是万物的本体、共相、模型、追求的目的，而处于实在和非实在之间的可感事物则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是由于分有或摹仿同名理念而派生的。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因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是对理念的“分有”和“摹仿”。他倡导对永恒的理念世界的追求，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在认识论上，相应地提出“回忆说”，认为知识是不死的灵魂固有的，出生时被遗忘掉了，凭借感知可感事物得以重新回忆起来。后在（国家篇）中另行提出“心灵转向”说，不再认为灵魂先验地拥有现成的知识，而是仅仅拥有把握知识的可能。认为灵魂凭借感官，从永恒变动流逝的可感事物世界获得感性认识的意见，井凭借理智转向以数理学科为对象获得知性认识；理性则凭借辩证法。“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以理念世界为对象获得理性认识，直到转向终极的善理念，它是万物最高终极目的，是一切存在的原理和认识的极致。后期对中期的理念论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进一步制定了有丰富辫证法思想内容的哲学体系。在《巴门尼德篇》中指出，彼此分离的可知的理念世界和可感的事物世界，既然是绝对对立的，就无法凭借“分有说”、“摹仿说”解释理念和同名可感事物的结合。在《智者篇》中指出，只承认处于变异中的有形物才是唯一实在的“巨人们”（唯物主义者）和只承认永恒不变的无形理念才是唯一实在的“理念之友”（唯心主义者），都有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的理念论，认为“完善的实在”必须同时包括变异的有形物和不变的无形理念。以后又提出了“通种论”，探讨“最普遍的、最高的种”意义上的理念结合问题，认为有些彼此对立的理念（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是能够彼此结合，从而揭示了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理念一范畴矛盾进展的体系。在《国家篇》中，主张推行由把握善理念的哲学王掌权的理想政体。其中，第一、二等级不事生产，实行财产、夫妻、一女公有，第三等级则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允许占有一定的私有财产，适龄男女可以正常婚配和建立各自的家庭。在后期的，《法律篇》中，另行提出“第二好的国家”，不再提倡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实行财产、夫妻、子女公有，主张 土地、房屋公有而分配给全体公民耕种、居住，但不准买卖，推行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由富人掌权的兼有寡头和民主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强调严格的法治，凡奴隶反对主人或侵害自由民、信仰无神论或泛神论的一概严惩。在美学上，认为美是理念，它是水恒的、绝对的、神圣的，万物之所以为美是由于分有或模仿美的理念的结果，而这种达到美的理念是由于“爱的接引”，即所谓柏拉图的爱，使情感理智化，从而能观照绝对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认为文艺模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因此，文艺是摹本的摹本，提供的只是迷惑人的幻相。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文艺的创作过程，认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晚年的《蒂迈欧篇》中，阐述了自然哲学，认为不仅是理念，而且还有处于永恒运动原始无定形的混沌物质，作为必然和偶然相结合的原动力理解的“巨匠”、空间都是永恒的非派生的。由于“巨匠”的作用，以理念为模型，将物质接纳到如接受器的空间，形成具有不同几何结构的立方体的土元索、四面体的火元素、八面体的气元素、二十面体的水元素，进而形成世界灵魂，再形成日、月、地、行星、恒星等。随着作为时间尺度的日、月的出现而出现时间，所以时间并非永恒。接着相继出现人、其他动物和植物。他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23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除了直接影响早期学园派和亚里士多德外，在古代，还影响了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神学、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在中世纪，影响了东方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近代，影响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在现代，影响了叔本华、新康德主义学派、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怀特海和罗素、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等。

（二）柏拉图的知识论

如前所述，柏拉图哲学思想核心为中期的“理念论”，其它理论（包括知识论）均以此为基础。

知识论问题在柏拉图哲学中始终占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看法。不过，苏格拉底还没有把他的主张从认识论上加以系统化，柏拉图则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什么是知识呢？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必须是确实可靠的，是真实的。所谓确实可靠，就是不容许有矛盾、有错误，能明确表达的；所谓真实的，就是永恒不变的。根据这两个标准，柏拉图认为，知识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并不完全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因为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真实存在的。根据这个标准，柏拉图认为，感性知觉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知觉也是相对的、易变的、不真实的，柏拉图称这种认识为所谓“意见”；只有认识到理念，那才算真正的知识。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即事物的一般概念，所以他所谓的知识也就是对一般概念的认识。这种一般概念不能通过感觉认识到，而只有通过“心灵自身”的学习，也就是通过思维活动，把在出生前内在于人的心灵而又忘却的知识重新回忆起来。所以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还直接继承了关于概念的学说，即认为概念是普遍的、一般的，又是永恒不变的，概念是事物的本质或共同本性，个别具体事物不过是概念的表现；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完全摆脱一切感性事物的，仅仅与理念有关，这种事物不是别的，正是辨证法。柏拉图的“辨证法”也是对苏格拉底“精神接生术”的进一步发展。它要求撇开感性事物，从理念出发，完全依据理念，揭露理念之间的关系，最后上升到无矛盾的善的理念。同时他也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要为事物寻求目的的思想。当然，柏拉图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把这些思想成分拼凑在一起，而是依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将这些思想原则融会在一起加以发挥，形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并且以理念论为中心建立了他的知识论等其它理论，形成了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

参考文献

[1]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第2篇

1、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坊间传的柏拉图就是他了。

2、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3、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那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所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教导苏格拉底应该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

（来源：文章屋网 ）

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第3篇

一、柏拉图的修辞观念

在西方思想史上，传统的见解将柏拉图视为智者学派的敌人、修辞的批判者。在智者学派声誉日隆、修辞研究的地位日益显赫的当代，仍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柏拉图留下的是一个令人压抑的传统。这种观点无疑能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找到许多证据（至于这些证据是否代表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我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却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对比这些解读，我们就会发现，柏拉图对修辞的看法相当复杂，甚至很暧昧。

柏拉图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表达了对修辞的贬斥。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声称，修辞“发明的是这样一种劝服方式：它只制造对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却对如何认识它们毫无教益”（plato：455a）；修辞家“不需要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他只需找到某种方式让那些无知的人相信他比真正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就行了”（459b）。因此，修辞与真理无关，根本不关心真理，甚至带有明显的欺骗意味。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将修辞定义为“以辩论魅惑心灵的技艺的总称”（261a）。修辞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它让人丧失对真理的兴趣，更在于这种蒙蔽心智的魔力。柏拉图对智者学派的憎恶正是因为他们夸耀自己是修辞方面的专家，并且将所有的精力耗费在修辞的研究和讲授上，因而将修辞的危险影响扩散开来，威胁到哲学的生存。他在修辞和智者论辩术之间划上了等号：“智者（sophist）和修辞家（rhetorician）……其实没什么区别，或者说没太大的区别”（《高尔吉亚篇》，520a）。他将智者论辩术和修辞的关系比作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关系，暗示修辞其实就是前者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在《智者篇》里面，柏拉图借“陌生人”之口，淋漓尽致地嘲笑了智者，把他们比作钓鱼者、变戏法者和小丑，认为他们假借教育之名，干着骗取钱财、欺世盗名的勾当。既然修辞本身就对追求真理有害，将修辞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更是不可原谅了。

然而，柏拉图对修辞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讲授《智者篇》时提出，柏拉图的修辞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轨迹可以通过比较三篇对话勾勒出来（brogan：3-15）。《高尔吉亚篇》代表了早期柏拉图全盘否定修辞的态度；海德格尔认为，在《智者篇》中，柏拉图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转而相信修辞对“不在”（non-being）或者说“存在”之外的领域的关注应当在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辩证（dialectic）能够克服修辞的欺骗倾向，使之为哲学服务；《斐德若篇》则是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场所。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着重探讨了真理（aletheia）与语言（logos）的关系。由于语言始终存在欺骗的潜能，所以真理并不是语言的内在属性；语言对于真理的价值在于，它为思想的相遇提供了空间，使得真理的探讨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修辞便不应该排斥在哲学之外。如果对话中的修辞能够揭示出说话人和对话人灵魂的真实状态，并且符合所讨论话题的真实情况，那么它就是应当欢迎的。即使是以欺骗和隐瞒为目的的修辞，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也必须研究和了解真实情况为基础，因而迂回地与真理建立了联系。这样看来，修辞可以视为一种次等的辩证，同样是哲学的工具。

有些研究者认为，柏拉图对修辞的严厉谴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他们特别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常常沉迷于修辞的神秘力量（weaver：3-26）。玛巴克相信，修辞与柏拉图所推崇的辩证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柏拉图意识到，修辞的力量能够感动人的灵魂，使他们更愿意接近善，而且这种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是使用修辞的人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它的非理性因素和比喻特性常将人引向已知领域之外，这也与哲学探索的开放性一致。也许正是因为柏拉图这种秘而不宣的对修辞的热爱，被他从理想国中放逐的诗人们才反复强调他自己就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朗吉弩斯还把柏拉图的文本作为崇高风格的范例（longinus：163-4）；诗与修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明确地说，诗就是一种修辞术（plato：502c）。

詹姆斯·卡斯特里（james kastely）等人甚至相信，柏拉图不仅不是修辞的敌人，而且是修辞理论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抓住了修辞的精髓，那就是通过语言的交锋，既改变自己，也改变与自己对话的人。卡斯特里特别指出，在论辩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没有将自己视为绝对的权威，并且始终尊重对手和对手的观点。在他看来，《高尔吉亚篇》并非是对修辞的否定，反而本身就是一种哲学修辞的化身，这种修辞“不断地反驳我们自己和他人对世界的理解，以保证这些理解不趋于僵化，避免我们对其他声音充耳不闻”（kastely：46）。从这种角度理解修辞，柏拉图所倡导的辩证正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修辞。

在阐释柏拉图修辞观念的时候，学者们的意见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是柏拉图的著作具有很强的修辞性。虽然柏拉图在观念的层面上对修辞扭曲真理、偏离理性的效果非常警惕，并竭力保持哲学的客观性神话，但要用永恒的知识（epistemē）唤醒执迷于意见（doxa）的世人，劝服的手段无疑是必需的。和高尔吉亚等智者学派的代表比较起来，柏拉图较少采用各种微观的修辞技巧（tropes），更喜欢运用一些宏观策略，增强自己著作的说服力。然而，由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修辞常常是一种暧昧的手段。以暧昧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其结果是观点本身也变得暧昧。

二、 柏拉图的修辞策略

亚理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劝服手段的能力”（aristotle：1355b）。根据亚理士多德的观点，修辞策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诉诸说话人（人格与权威）；一类诉诸听话人（情感）；一类诉诸论辩本身（1356a）。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代言人主要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柏拉图本人一致，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将苏格拉底作为对话的主角无疑是高明的修辞策略，因为他既有足够的权威，也有强大的人格魅力。通过公元前399年的著名审判，关于苏格拉底的神谕（plato：21a）在希腊已经尽人皆知。神谕的权威，加上他斯巴达式的俭朴生活和悲剧性的死亡，使得他几乎成了智慧和哲学家的代名词。无论读者是否认同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所传达的思想，他们都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崇拜他的美德和学识。其次，苏格拉底在智慧方面的权威不同于其他任何哲学家，因为他是以苏格拉底悖论（socratic paradox）的方式与人交谈的。他预先宣布自己无知，实际上是很“狡猾”的手段。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没有固定的立场，无需为任何明确的观点辩护到底，从而把论证的重担转移到了对话者一方，给作为第三方的读者造成一个假象——他是客观的、毫无偏见的，因而是值得信赖的。这样一个滑动的立场和超脱的姿态，让人无懈可击，因为哲学史已经证明，最高明的哲学家都难以周密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因此，与那些过分倚重修辞手法和论证过程的论辩者比较起来，柏拉图的修辞意识更胜一筹。

从听话人的角度看，柏拉图也充分利用了对话录这种形式的长处。在明显以论辩为目的演说或文章中，说话人与听话人处于直接交锋的位置，听话人的警觉状态和逆反心理显然会增大劝服的难度；而在对话录这种形式中，说话人（柏拉图）和听话人（读者）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微妙的。在读者的感觉里，柏拉图本人并不直接与他们论辩，双方都是对话（如同戏剧）的观众，这样读者的心理防线自然就松懈了。此外，读者与对话录中的听者（苏格拉底的对话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认同关系。这些听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嘲笑揶揄的对象（比如《伊安篇》中的伊安），一类是苏格拉底的“拍挡”（比如《理想国》中的阿代曼图斯）。前一类听者类似喜剧中的丑角，让读者在轻松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苏格拉底宣扬的观点。后一类听者在对话中往往并没贡献任何有分量的观点，只是起到一种结构作用，或是通过不断附和苏格拉底的说法诉诸读者的从众心理（herd instinct），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原有的认识。因此，让这两类听者充当对话的角色，同样是出色的修辞手段。

在论辩过程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善于利用各种富于修辞力量的技巧。苏格拉底的典型方式是诘问（cross-examination），诱使对方定义、分类，然后抓住其中的问题，步步追问，直到对方“理屈词穷”为止。这样一种论辩方式对另一方明显是不利的。柏拉图对话录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别人提给苏格拉底的问题往往很“友好”，明显出于“建构”的目的，而苏格拉底仍给别人的问题却很刁钻，带有“解构”的意味。在诘问对方的时候，苏格拉底喜欢大量使用一般疑问句，一般疑问句的特点是迫使对方作出简单的是与非的判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推理，而无暇顾及各种复杂的情况，自然很容易给他创造反驳的靶子。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苏格拉底常常使用比喻和类比，这两种修辞手段在对话的形式中是非常有效的，当听话人追随这些比喻和类比时，往往在理性分析之前就预先认同了它们的内涵。以著名的洞穴和太阳的比喻为例（republic, book vii），当格劳孔在这两个比喻的基础上与苏格拉底对话时，他已经不知不觉预先承认了它们所暗示的前提：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区分是存在的。同样，虽然类比在哲学中的地位一直是可疑的（wittgenstein qtd. in blackburn：14），但由于其修辞效果，听话人在对话过程中，很容易承认它引申的结论。比如柏拉图用工匠造床的类比来说明诗人写诗，并推论说诗离真实隔了两重，完全是建立在摹仿论基础上的偏见，格劳孔对此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有效的修辞策略。南丁格尔（andrea w. nightingale）等人认为，选择对话录这一体裁是柏拉图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它继承了古希腊长期以来流行的口述传统（荷马史诗是靠口诵传播；悲剧和喜剧以口头的形式公开表演；还有各种政治演说），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南丁格尔指出，《高尔吉亚篇》中融会了悲剧因素（nightingale：67），《普罗塔哥拉斯》、《会饮篇》和《理想国》（nightingale：186）融会了喜剧因素。另一方面，柏拉图明确贬斥了这些传统体裁在传达真理方面的缺陷，从而将它们作为哲学的对立面凸显出来，使得新兴的哲学从“智力教育”的宽泛领域独立出来，确立了自己的边界。

然而，尽管柏拉图意识到了修辞的危险效果，但他似乎相信哲学家的瓶子足以将这个妖精永远囚禁起来。西方哲学史表明，正是修辞造成的暧昧危及到柏拉图的体系，引出了一系列似乎与他意愿相反的后果。柏拉图选择对话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抑制修辞的不确定性。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严厉抨击了书写的发明，认为它对追求真理没有丝毫的益处。因为书写的作品无法回答读者的质询，无法保证读者的理解，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与此相反，现场进行中的对话（living speech）却能通过相互交流和校正，确保讨论按照双方希望的方向进行（plato：275a-276a）。换言之，修辞的危险性可以通过在场对话者的干预而加以控制，而书写的文字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我们假定其有效，用它来反观柏拉图的著作，就会陷入明显的困境：它们也成了他自己所说的“弃儿”，无人为它们辩护，无人保证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它们甚至比普通的书写作品更暧昧，因为其他“独白”的作品里还飘荡着作者的“幽灵”，对话录中究竟哪个声音代表了作者的声音，读者却无从判断。在《智者篇》里面，甚至苏格拉底都成了沉默的听众，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读者又如何说得清？更严重的问题是，在《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还说，严肃的哲学家不会从事写作，即使写，也只是出于自娱的目的（276b-c）。如果我们相信这也是柏拉图的观点，那么他的对话录难道都是游戏之作？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柏拉图的对话录毕竟是书写作品，并非是“活生生的对话”。即使他的对话百分之百忠实于记忆，对于读者来说，那些出场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戏剧色彩，从而激活了他所竭力抑制的那些可能违背自己意愿的修辞效果。因此，他的哲学对话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文学文本。

三、 修辞：丰富的暧昧

无论柏拉图是修辞的敌人，还是修辞的朋友，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他始终不肯承认修辞的普遍性，始终将修辞视为某种有限的、工具式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梦想着一种像自己所描绘的理念（eidos）那样纯粹的哲学，和与之相匹配的不受修辞干扰的语言。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两千年间众多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梦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试图以几何学的推理形式穷极宇宙的真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数学语言无疑是最纯粹的。然而，修辞并非是外在于语言的、可有可无的某种装饰。

对修辞与真理的关系论述最为深刻的是尼采。他认为，人们对真理的幻觉源于对语言修辞本性的遗忘，真理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修辞。他用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说明，人对世界的了解程度是多么可怜：“难道自然不是对几乎一切事物、甚至我们的身体都保持沉默吗？它把我们放逐并囚禁在一种高傲却虚幻的意识里，远离胃肠的持续蠕动、血液的疾速流动和神经纤维的精微颤动。”（nietzsche：875）如果人的意识对自己的身体都难以感知，遑论灵魂，遑论对世界的认识？人以为词真的可以概括事物，语言真的可以谈论真理，尼采却揭示了语言与“自在之物”之间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从感知到概念的过程描述为一系列的隐喻：将外界对神经的刺激转换成大脑中的形象，是第一级隐喻；将大脑中的形象转换成语言的声音符号，是第二级隐喻；将代表着个体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原初经验的词语转换为抹掉了无数差异的抽象的概念，是第三级隐喻（877）。每一次转换都是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发生的，语言的客观性假定自然不能成立。因此，隐喻是语言最根本的、不可剥离的属性，修辞是内在于语言的。他暗示，所谓理念、共相之类的哲学范畴是受了语言的骗。因为人被迫用单个的词“树叶”来描绘无数片彼此不同的树叶，哲学家便误认为存在先于、高于一切具体树叶的某种“树叶”的范本，这是本末倒置。尼采还指出，人对真理的渴求是一种人类中心的心理需要，人需要将内心的感觉外化成某种客观永恒的现实，作为确认其实没有任何客观性的人类价值体系和个体价值的依据。从这个角度说，真理的概念是描述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宏观修辞。基于这两点，尼采说真理是“由隐喻、转喻和拟人说法组成的不断变化的集合”，是“经过诗意和修辞的夸张、转换和装饰的各种人造关系的总和”，是“我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觉的幻觉”，是“由于反复使用已经失掉其感觉的生动性的隐喻”，是“图案已经磨蚀，不再被视为硬币而被视为金属的硬币”（878）。

尼采用最具修辞色彩的语言阐明了人类语言和思维的修辞性。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来审视柏拉图著作中的修辞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推崇面对面的交谈、贬斥书写的看法很难成立，因为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只要是语言，就无法摆脱修辞，即使交谈双方不断干预，也无法制止修辞所造成的多义性和误解。第二，柏拉图试图保护哲学语言不受修辞“污染”的努力是徒劳的，换言之，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的绝对界限并不存在。二十世纪的文论家沿着尼采开辟的道路做出了新的探索。保罗·德·曼（paul de man）将修辞性（rhetoricity）和指称性（referentiality）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文本多义性的主要来源；海顿·怀特（haydn white）揭示了历史著作的修辞策略，抹除了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的人为界线；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分析了文学文本如何将语言的修辞作为一种姿态和手段来呈现自身的理论意识。

玛巴克在《柏拉图的论辩术之梦》（plato's dream of sophistry）中，用欧洲思想史上的众多例子说明，虽然哲学家们一再试图将修辞（至少它非理性的那一面）永远逐出理性的国度，但每当重大的认知危机出现时，修辞却总是以它非理性的魔力赋予人们新的灵感。修辞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固然常常令哲学家头疼，但反过来，它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甚至能迂回地帮助他们接近自己的目标。德里达曾经将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和黑格尔的《哲学百科全书》和《逻辑学》相比，因为“它们都试图通过一次记忆行为达到绝对的知识”；哲学家往往“认为只有通过透明的、无歧义的语言，也就是科学的、数学的纯粹语言，才能再现历史”，而乔伊斯却想“通过暗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实现历史的重现并包容全部历史”（caputo：25）。因此，修辞的浓缩性、暗示性和多义性可能为哲学的探讨提供比传统“透明”语言更广阔的空间。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柏拉图矛盾的修辞观和他著作中的暧昧之处，就会觉得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柏拉图把自己藏在对话录的背后，让后人在修辞的光影变幻中去追踪他的思想，未始不是一件幸事。正是由于这些暧昧之处，思想史上众多潜藏的问题才得以呈现出来，哲学的阐释才变得如此微妙丰富。飞翔的天鹅才是可羡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将它射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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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第4篇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之时，恰逢雅典派往提洛岛（delos）祭祀阿波罗神（apollo）的圣船扬帆启航之日。相传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theseus）自愿作为七对献给弥诺牛（minotaur，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的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里特岛（crete），坐的就是这条船。在克里特公主阿瑞安得妮（ariadne）的帮助下，提修斯杀死了弥诺牛，带着公主和童男童女逃出了克里特的迷宫。之前，雅典人曾许愿说，若提修斯安然返回，将每年派员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按照祖传礼法（nomos），祭神期间（包括圣船往返航期在内），城邦必须洁净，不得行刑，如遇风暴阻航，刑期可一缓再缓。（《斐多》，58a-c）正是这一个月的缓刑期，成全了柏拉图的多幕剧“苏格拉底之死”的第三幕“不朽的灵魂”——其中，第一场《克力同》（criton）和第二场《斐多》（phaidon）的发生时间相隔了两个白昼和两个黑夜。 

第一场《克力同》中有名有姓的出场者只有两个人，苏格拉底和克力同；整场对白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是苏格拉底 “在最私密情况下、在他与其他人已经被监狱大墙隔离的情况下，与老朋友之间的叙话”。其实柏拉图还提示了第三位出场者，一个无名无姓的狱卒，克力同不仅与这位隐蔽的出场者混熟了脸，多少也给了他一点好处。（《克力同》，43a）但柏拉图并未提示，在狱室不远处梭巡或佇立的狱卒有无可能听到苏格拉底与克里同的对白；尤其未提示，万一狱卒听到克力同的越狱建议，应该表演为大惊失色、抑或表演为装聋作哑。 

据施特劳斯的观察：苏格拉底与克力同对白开始的时候，天还相当黑，也许像《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中的苏格拉底与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对白开始时的天一样黑，并且无法确定曙光何时透入监狱大墙。柏拉图的确没有在《克力同》中提示，苏格拉底应该是坐、是卧、是立、是行，也没有提示，苏格拉底是否应该以身体姿态或眉目表情来增强道白效果。无论柏拉图把具体细节委诸导演的创造力、抑或委诸读者的想象力，总之有他的道理，因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施特劳斯语）。但是，在所有能想到的道理中，惟独“天相当黑”是最不可能的道理，因为无论古今，狱政当局为防范越狱起见，绝不会为了节省能源、或为了怕囚徒失眠而舍不得燃庭燎、点蜡炬的。 

对白是从静默中开场的，此时无声胜有声，静默是一种无声的对白。苏格拉底向壁而卧，克力同枯坐卧榻之傍，庭燎的火光将他俩的身姿投射在墙壁上。克力同一如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囚徒，凝视着墙上的投影，发出若有似无的叹息。据克力同的可靠消息，祭神船当天进港，次日即是苏格拉底的刑期。据苏格拉底拂晓前的梦兆，他将在“今后第三天来到肥沃的弗底亚（phthia）”，意即像史诗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us）一样两天之后魂返故乡（《克力同》，43c－44b）。于是，对读者来说是第一次，对苏格拉底来说是最后一次，听到了克力同的越狱建议——通盘计划的可行之处在于，它并非是明火执仗的公开劫狱、而是金钱铺路的秘密潜逃，并且暗合雅典人轻财重友的传统道义。（《克力同》，44c－45c） 

苏格拉底认为，越狱计划具有可行性不等于它具有正当性。所谓“轻财重友”其实是一种大众的意见，但我们不必考虑大众的意见，因为大众既不能行大善，也不能作大恶，既无法令人聪明，也无法令人糊涂，大众行为无非是一种随机的骚动。（《克力同》，44c－d）这里的“大众”是谁？是否指多数雅典人？这里的“我们”又是谁？是否指少数哲人？克力同说：“随他们去。”（《克力同》，44e）这里的“他们” 无疑指大众，克里同显然不想把自己归于大众之列。那么，克力同应该归于哪一类人？施特劳斯晚年致力于研究色诺芬（xenophon）笔下的苏格拉底，致力于研究“由色诺芬所开创的谦卑艺术之魅力”，或可勘破克力同的身位之謎，因为克力同不仅与苏格拉底“同年同区”，而且“也是个听苏格拉底讲学之人……并且不是为了做雄辩家或律师，而是为了做光荣可尊敬的好人，能够对他们的家庭、亲属、仆从、朋友以及他们的国家与同胞行事端正、无可指责”。（色诺芬，《回忆》，1.2.48） 

克力同是个好人，好人即是义人。克力同之义即是保存生命、保护子女之义，即是做完美绅士（perfect gentleman）之义，也即是苏格拉底传授给克力同之子克利托布洛（critobulus）的“齐家”之义（oeconomicus）。换言之，克力同之义即是苏格拉底之义，即是苏格拉底的逻各斯（logos）——“应当选择君子和大丈夫的道路” 。（《克力同》，45d）吊诡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反对克力同的逻各斯，亦即反对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逻各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克力同的逻各斯贬之为“多数人的意见”，而在它之上的逻各斯则是“最好的意见”、“慎思审虑者的意见”、“明辨是非邪正之人”的意见、亦即“真理本身” 。 （《克力同》，47a－48a） 

由于克力同同意服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逻各斯——“追求善好的生活远过于活着”，并且，“善好的生活即是高贵的生活、正当的生活”（《克力同》，48b），因此，苏格拉底和克力同的对白开始讨论的惟一主题是：越狱乃正义之举、抑或越狱乃非义之行。施特劳斯注意到世人必然面临的一个困境：正义一旦从阳光世界降至洞穴世界、从相论妙道（eidos）转为世说新语，必然化身为哲人的逻各斯——爱智之言（philosophia）、或化身为城邦的逻各斯——礼法之言（nomos）；如果哲人的逻各斯与城邦的逻各斯不和，那么，作为凡夫俗子该如何是好？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不仅暗示了上述困境，还暗示了正义的逻各斯与灵魂（soul）不朽的知识相关联；苏格拉底在对白中故意避免使用“灵魂”这个词，以此暗示克力同欠缺这方面的知识。 

事实上，在《克力同》的对白中，藉苏格拉底之口上场，宣示越狱是“以错还错、以恶报恶”的非义之举者，恰恰不是哲人的逻各斯、而是城邦的逻各斯——礼法之言。礼法（momos）的言说是独白式的、不容置辩的，故能抵制各种互相矛盾、互相抵牾、互相冲突的意见（doxa）而洁身自好。（《法篇》，957c－958a）由于立法的不是人、而是运气，但运气来自神的恩典（《法篇》，709a，710c），对礼法的虔敬即是对神的虔敬，因此，柏拉图藉克里特岛的雅典无名氏之口主张，对神的虔敬之知必须写入城邦礼法的序言，一如对历史铁律的虔敬之知必须写入国朝宪法的序言。（《法篇》，907c）问题是，雅典人对苏格拉底定谳的罪名之一不就是“慢神”吗？可见苏格拉底虔敬的神、也即柏拉图虔敬的神，确实不是雅典人虔敬的神。好人克力同是否因为无缘得闻异方人蒂迈欧（timaeus）的《创世纪》，不幸铸成了事关虔敬哲人之神的知识欠缺，尤其铸成了事关灵魂不朽的知识欠缺呢？ 

施特劳斯注意到礼法的独白，既没有宣示自己具有超人的智慧，也没有强调自己具有神性的起源，却要求苏格拉底无条件地服从，其理由是不周全的。然而，宪法独白的智慧与神性是否恰恰在于，它深知克力同欠缺对哲人之神的虔敬知识，因而先后采用两种互相独立的修辞技艺来说服克力同？其一，礼法与大地一般古老，比苏格拉底的祖先和城邦更古老，它的高贵、庄严、神圣一如大地，为神和有识者所敬重，它世世代代哺育了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雅典人，哺育了他们的身心，因此苏格拉底无权报复礼法，一如儿女无权报复父母、奴隶无权报复主人。（《克力同》，51a－c）其二，礼法是雅典成年男性与雅典城邦的自由契约，凡长期居留雅典者即视为自动与城邦立约，既守城邦约束、亦受城邦保护；居留愈久，立约愈紧；况且礼法从未禁止雅典成年男性携带他的妻儿与财物移居他邦，换言之，七十年间，苏格拉底有足够的时间解约而未解约，却在法庭定谳之后越狱毁约，无疑是不义之举。（《克力同》，51d－53a） 

礼法不等克力同答辩“是”或“否”，继续它的独白——苏格拉底的越狱之举不仅不义、而且不智；遑论朋友们将为之毁家破财、坐牢流放，苏格拉底本人也必惶惶若丧家之犬，有何意趣？他若遁至政法修明的忒贝（thebes）或麦加拉（megara），那里的执政者势将视其为寇雠、爱国者势将报其以白眼，举国上下都势将苏格拉底视作毁纲败纪的祸水。他若遁至乐崩礼坏的帖撒利（thessaly），要么苟且偷生、晚景堪悲，要么积习难改、重蹈覆辙。（《克力同》，53b－e）礼法最后宣示，苏格拉底蒙受的不义并非礼法的不义、而是执法之人的不义，而冥界（hades）的称义不仅来自冥界的礼法、而且来自它的执法者。（《克力同》，54b－d）。克力同最后表示自己完全信服了礼法的独白、亦即完全信服了城邦的逻各斯。施特劳斯强调，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理由与克力同表示信服的理由并非同一个逻各斯，苏格拉底的结论无疑是一种暗示：“好啦，克力同，就这样罢，这正是神指引的路。”（《克力同》，54e）。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是否在暗示：哲人逻各斯与城邦逻各斯之间的紧张惟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和解？ 

二 

第二场《斐多》正式开演之前有一过场，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斐多（phaidon）与异方人艾克格拉底（echecrates）的对白，交待了《斐多》的出场人物，他们是：苏格拉底、斐多、阿波罗多洛（apollodorus）、克利托布洛（critobulus）及其父亲克力同（criton）、赫谟根尼（hermogenes）、艾庇肯（epigenes）、埃斯基恩（aeschines）、安提斯忒恩(antisthenes)、帕伊昂（paeania）的克特西普（ctesippus）、曼内克森（menexenus），以及其他一些雅典本地人；来自忒贝（thebes）的西米亚（simmias）、凯贝（cebes）和斐多尼德（phaidonides）；来自麦加拉（megara）的欧几里德（eucleides）和特尔普西翁（terpsion）；苏格拉底的妻子珊蒂佩（xanthippe）及其怀中的小儿子。（《斐多》，59b－c）可以想象，仅仅有名有姓的上场人物就达十八人之多，加上无名无姓的雅典本地人若干、克力同的随从若干、监刑官以及狱卒若干，舞台调度的难度应该不会小。幸好全场的主要对话人物只有苏格拉底、西米亚和凯贝三人，多少让导演或读者松了一口气。柏拉图还在过场中藉斐多之口说：“我想柏拉图是病了” （《斐多》，59b），特别点明自己是苏格拉底终末时刻的缺席者。柏拉图的意图让后世的解经者费尽了猜详，笔者在这里不妨多添一种臆解：柏拉图在写作《斐多》时，他的心是否已经飞向了叙拉古（syracuse）？柏拉图在《斐多》中的缺席是否暗示了哲学之行动（in speech）终究不及行动之哲学（in deed）的诱惑来得大？ 

大幕拉开，天尚未拂晓，狱中庭燎通明，人声鼎沸；刚刚卸去镣铐的苏格拉底侧身而卧，妻子珊蒂佩坐在他身边，膝上坐着小儿子。看到众人鱼贯而入，珊蒂佩禁不住嚎啕大哭，拉着女人特有的长腔说：“苏格拉底啊！你和朋友们道别的辰光终究来了呀……”。苏格拉底目示克力同说：“派人送她回家吧。”克力同的随从们把珊蒂佩、连同她呼天抢地的哭声一起送出了监狱大墙。苏格拉底坐起身，曲起双腿，边搓揉脚腕、边自言自语：快乐与痛苦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未尝过带蹽的痛苦、哪知道卸蹽的快乐。（《斐多》59e－60c）柏拉图与后世的解经者似乎都忘了曾经坐在珊蒂佩膝上的小儿子，看来应该是随她母亲一起被送回了家。确实，在古代希腊，哲人的逻各斯一向与女人无缘，但柏拉图是否在此暗示，无论哲人、还是僭主，都必须在女人身边才能成人、即必须在母亲、妻子或情人身边才能成人？ 

苏格拉底与西米亚、凯贝小哥俩的对白从谈论诗乐（music）和哲学起手，渐渐涉及哲人的死亡逻各斯。苏格拉底决定把双腿伸到地上，以便坐得舒服些（《斐多》61d），好为他的死亡逻各斯——哲学即是研习死亡——“作一番令人信服的申辩”，至少要比他在雅典法庭上的申辩更胜一筹（《斐多》63b）。同时，苏格拉底看出克力同有话要说，便示意他先说。克力同传达了监刑官的喋喋不休：要苏格拉底就刑前尽量少说话，否则全身发热，不利于鸩酒毒性的发挥，闹不好灌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就有得罪受了。不出克力同所料，苏格拉底回答说：“没关系，他尽他的本分，该灌几遍就灌几遍罢。”（《斐多》63e）柏拉图是否又一次暗示，哲人逻各斯与城邦逻各斯之间的争执，在终末时刻到来之前是永不会消声匿迹的？ 

何谓死亡？死亡就是灵魂（psyche）出离肉身（soma）。关于这一点，不仅苏格拉底与在场者之间没有歧义，而且哲人和大众之间似乎也无争执。问题是，哲人生前关心灵魂的洁净，大众生前关心肉身的享乐，难道哲人的活法一定比大众的活法要好？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因为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和绝对的善存在着，亦即真理存在着，那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肉身的其他官能更是连门都摸不着的；惟有纯粹的心智才能通达纯粹的真理，换言之，惟有哲人才能通达真理。（《斐多》66a）紧接着的问题是，哲人难道无能令灵魂和肉身各司其职、和谐共处吗？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肉身迫使哲人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把时间花在谋食上；其次，种种疾病对肉身的侵袭也不时阻碍哲人探究真理；再者，肉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嗜好、欲望、恐惧以及各色幻想和谵妄，甚至会使哲人丧失思考能力。正是肉身及其欲望催生了战争、革命和动乱，迫使哲人陷入其中、无暇钻研哲学。（《斐多》66c）因此，哲人在生前必须尽可能多接近知识、少迷恋肉身，使灵魂不受肉身牵累、保持纯净，以迎接神的恩典时刻、迎接灵魂真正出离身体的那一刻（《斐多》67a）。 

至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已经证成了哲人的死亡逻各斯——哲人研习灵魂出离肉身的逻各斯，岂非意味着哲人研习死亡的逻各斯吗？真正的哲人一生爱的是智慧，并且深信只有在彼世才能找到纯粹的智慧，怎么可能临到头时反倒怕死呢？相反，一个临到头时怕死的人，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假爱智慧的伪哲人吗？不足证明他真正爱的是肉身、爱的是钱财和名望吗？（《斐多》68a－c）真正的德行，无论是勇敢、节制、还是正义，都必须与智慧相伴，而与肉身的“趋利避害”风马牛不相及，后者无非是一种冒牌的“德行”（a shadow of virtue）；所谓“净化”（purification），即是用真正的节制、正义、勇敢和智慧取代（exchange）冒牌的“德行”。（《斐多》69a－b）苏格拉底提到了古代的灵知人，后者认为：既不虔敬、又无知识的人，死后陷入泥沼；求知与净化兼修者，死后与神同在。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哲人之罕见，一如灵知人之喟叹——“世上进香者多，天下信神人少”。苏格拉底说：“我毕生努力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哲人；无论我的追求正确或是错误、成功或是失败，蒙神的恩典，时辰一到，在另一个世界就会见分晓。” （《斐多》69c－d） 

苏格拉底并未自信他关于死亡逻各斯的申辩已经完全折服在场者。小哥俩中的凯贝率先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团；由于苏格拉底的死亡逻各斯奠立在“灵魂不朽”的地基上，一如革命的死亡逻各斯奠立在“重于泰山”的地基上，如果大众的看法是真的——灵魂一旦出离肉身就会烟消云散、不知所终，那么苏格拉底的逻各斯就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苏格拉底同意凯贝的看法，并通过三组不同的旋律——生死轮回说、知识回忆说和灵魂神性说，奏响了关于灵魂不朽的复调音诗，“因为哲学就是一种最伟大的音诗（music）”（《斐多》61a）。问题是，属神的（divine）、不朽的（immortal）、灵性的（intelligible）、齐一的（uniform）、不可解体不可变易（indissoluble and unchangeable）的灵魂，如何可能被属人的（human）, 速朽的（mortal）、冥顽的（unintelligible）、歧出的（multiform）、可解体可变易的（dissoluble　and changeable）肉身拖下水，成了肉身的伴侣、甚至成了肉身的奴仆？换言之，灵魂如何可能迷恋上肉身、迷恋上肉身的欲望和喜乐，以为摸得着、看得见、闻得到、能吃喝、能做爱的肉身就是一切，以为活着就是真理？这是灵魂成人前的定命所致、抑或是灵魂成人后的修为所致？柏拉图曾在异方人蒂迈欧（timaeus）的《创世纪》中提示了创世神制造灵魂时所用材料的纯洁程度原是不等的。（《蒂迈欧》，41d－42d）但在《斐多》中，苏格拉底只是说，被肉身拖下水的灵魂会堕入轮回的恶道（《斐多》82a－b）；惟有像哲人一样让自己的灵魂听从哲学的引导，才能在有生之日摆脱肉身的囚禁，沉思智慧、神圣和不朽的东西，才能在死后抵达一个智慧、神圣和不朽的世界，或者说，与神同在。（《斐多》81a，82d，84a） 

三 

如果把柏拉图的《斐多》比做一阕交响音诗，那么其主部无疑是哲人的逻各斯、也是神的逻各斯，并展开为“真理永在”和“灵魂不朽”这两个主题旋律的交相呼应。灵魂与肉身之争作为副部，虽然呈现始终，但其调性是模糊的，因为神没有明示——何以哲人的灵魂必须成人。城邦的逻各斯作为插入的低音部时隐时显，其调性同样是模糊的，因为神也没有明示——何以哲人的灵魂必须在城邦中成人。苏格拉底在申辩之后的长时间沉默，西米亚和凯贝、以及少数在场者的窃窃私语好比复调音诗的过渡部。（《斐多》84c）小哥俩笃信“真理永在”，却对“灵魂不朽”依旧疑虑重重。西米亚认为，肉身如竖琴、灵魂如和弦；既然琴毁弦断、和声不再，那么，肉身死亡、灵魂灭失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凯贝则认为，即使灵魂如裁缝、肉身如衣衫，在多次生死轮回之后，难道灵魂不会在穿破最后一件衣衫的同时朽坏？小哥俩之所以不愿大声地说“不”，是因为担心苏格拉底的情绪——让老人带着失败、甚至绝望告别人世，岂非太残忍了吗？苏格拉底一眼看穿了小哥俩的心思，笑着说：“在两位看来，我的临终寄言还及不上一只天鹅啰？天鹅预知自己行将死去的时刻，唱得比它一生中任何时候更嘹亮、更动听，因为它高兴，为自己就要面觐所侍奉的神而高兴。”（《斐多》84d－e）小哥俩在苏格拉底的鼓励下，先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置疑；大幕随着雅典人和异方人的一片叹息声而落下，同时，响起了艾克格拉底与斐多的旁白。（《斐多》88c－89a） 

大幕再次升起时，苏格拉底依然坐在卧榻上；斐多紧靠卧榻，坐在苏格拉底右首的一张矮凳上；苏格拉底一边习惯性地抚弄着斐多的头发，一边说要削法明志，驳倒西米亚和凯贝的反调。苏格拉底对斐多说，最危险的敌人其实不是小哥俩的反调，而是反智主义（misologist），其危害性一如玩世不恭（misanthropist）。一个人因为交友不慎而屡屡上当受骗，久而久之，自以为世间无好人；其实玩世不恭者的病根在于对人性的无知——不懂得世上大忠大奸者少、微才小善者多。（《斐多》89d－90a）同样，一个人因为辩术不精（no skill in dialectics）而不善判别论辩双方观点真伪，久而久之，自以为论辩（dialegesthai）即诡辩，各种观点在舌尖上打滚，就像欧利波海峡（euripus）的潮水一般涨落不定、奔流不息；其实反智主义者的病根在于对真理的无知——不懂得论辩是真理的产婆。苏格拉底紧接着说： 

“千万留神，别让反智主义侵蚀我们的灵魂，以为无论什么样的论辩都不会有真理、完满或稳靠可言；毋宁说，是我们自身存在着亏欠（no health），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概就是要努力使自己变得完满（do our best to gain health）——对在座各位而言，今生可因此而活得踏实；对我自己而言，转眼可因此而死得踏实。我晓得自己这会儿的风度（temper）与其说像个哲人、毋宁说像个伶牙利齿的［达巷］党人（partisan）。对党人而言，参与论辩不是为了追问真理，而是为了折服听众；差别仅在于，眼下我要说服的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说服在座各位原在其次。无论像哲人、还是像党人，对我来说都是包赚不赔的。如果我说得对，那么我就是被真理说服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如果我说得不对，死后遗骨尚存、万般皆空，那么，我的谎言至少在此刻打发了朋友们的哀伤，并且很快随我而逝，可说是毫无损失。西米亚和凯贝啊，这就是我要重开论战的真实心态。因此，我要求你们多考虑真理，少考虑苏格拉底。如果我的话接近真理，那么请你们表示同意；如果我的话有疑问，那么请你们全力批驳；总之，我不愿用属灵迷狂（enthousiasmos）来欺骗自己和欺骗你们，不愿像狂蜂一样临死前还在你们身上留下毒刺。”（《斐多》90e－91c） 

苏格拉底的话暗示了《斐多》的主旋律其实是“真理永存”、而非“灵魂不朽”。苏格拉底回顾了自己年轻时曾追随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探究万物的自因，同时也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最好、什么最坏；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因为那些自然哲学家既不探究人类的心智、也不探究生活的秩序，既不能解释雅典人为何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也不能解释苏格拉底为何甘愿束手就刑，却大谈其大气、以太、原水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于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重新起锚扬帆，在雅典城邦的大海中作“第二次远航”（《斐多》99d），寻找什么是好的人类生活秩序，那照耀他一路前行的太阳就是相（eidos）论——绝对善是存在的，一种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之所以是好的，只因它分有（participate）了绝对善，尽管我们不一定晓得这种“分有”如何发生、通过何种路径发生。苏格拉底事实上暗示了任何一种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都不是绝对善本身，从而暗示了哲人批评任何一种现存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性。 

然而，在苏格拉底“第二次远航”途中始终回响着灵魂不朽的旋律——因为灵魂分有生命之相、不分有死亡之相，他说：“我的朋友，如果灵魂真的不朽，就应该关心它，不仅关心它的今生，而且关心它的来世。从现有共识来看，忽视灵魂是危险的，甚至会万劫不复。如果死亡能摆脱一切，坏人就沾了大便宜，因为他们不仅轻松甩掉了他们的肉身、而且轻松甩掉了他们罪恶的灵魂。但是现在既然公认灵魂是不朽的，灵魂想摆脱罪责而得救就不那么容易了，除非它努力通达最高的德行和智慧。”（《斐多》107c）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朽的陈述仍然是一个假言判断句，他紧接着讲述的关于大地和灵魂的故事更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传说。苏格拉底在讲完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说：“我可没有断言我叙述的细节分毫不差，也没有断言灵魂的各类冥府寓所全是真的，有识之士也从不谈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既然大家公认灵魂是不朽的，那就值得冒险去相信这一类故事，相信它就是真的，毫无荒谬、可笑之处。”（《斐多》114d）柏拉图是否在暗示：《斐多》中确实回响着灵魂不朽的旋律，但它并非是一种逻各斯（logos）的旋律、而是一种密索思（mythos）的旋律；并非是一种理知（noesis）的旋律、而是一种灵知（gnosis）的旋律；并非是一种属人（human）的旋律、而是一种属神（divine）的旋律。国人通常把“mythos”一词对译为“神话”——不是神对人说的话、而是人关于神的叙事。国人又把“logos”（逻各斯）对译为“道”——道可道、非常道，无论哲人之道、还是党人之道，其实都是人关于神的叙事。 

紧接着苏格拉底的话，克力同问的是如何办理后事，因为克力同认为，灵魂不朽的苏格拉底与凡胎肉身的苏格拉底不是同一个人，他眼下要照料的是后一个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否在暗示：克力同早就晓得，所谓“灵魂不朽”是一个高贵的谎言；抑或克力同早就晓得，所谓“灵魂不朽”就是肉身成圣，因而不能亏待肉身？苏格拉底的临终沐浴是否暗示了克力同的想法是对头的——即使像苏格拉底这样一颗不朽的灵魂也需要一具肉身才能成圣？当苏格拉底举起鸩杯一饮而尽，一股凉气从脚底冒起、传到脐下时，仰面而卧的他费力揭开脸上的盖帕、说了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克力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亚（asclepius）一只公鸡呢！记着，别忘了还呵！” （《斐多》，118a）莫非哲人的逻各斯最终与城邦的逻各斯达成了和解，因为无论哲人的灵魂抑或僭主的灵魂都必须在城邦中才能成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约3世纪）说，苏格拉底离开人世不久，雅典人就后悔了——当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关于公鸡的遗言——在流放或处死原告的同时，给苏格拉底塑了一座铜像以缅怀一颗不朽的灵魂；雅典人善于后悔是出了名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克力同》（criton），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馆，1983年版。 

［2］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力同〉》，应星译，贺少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plato, phaito,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the dialogues of plato, london，1953. 

［4］柏拉图，《裴洞》（phaidon），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柏拉图，《斐多》（phaido），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陈建洪，《克力同和苏格拉底——论〈斐多〉的文学特征及其哲学后遗症》，刘小枫、陈少明编，《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苏格拉底柏拉图范文第5篇

关键词：柏拉图；理念；老子；道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12-0179-03

理念概念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便以其为根基，建立起了座座直冲云霄的哲学大厦。那么柏拉图的“理念”始自何处？其内涵与意义何在？

一、柏拉图哲学对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

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在探求自然哲学之路，伊奥尼亚派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1]毕达哥拉斯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原子才是构成世界的本原。

早期的希腊人并未区分理性思维与存在是有差异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智者，智者们已经开始区别想象中的存在与客观具体的存在，认识到思想与存在是有差异的。苏格拉底与智者不同，他看到了理性本身的超越性和客观性，具有客观的对象。苏格拉底认为是万物存在和发展所追求的完满原则是“善”，“善’’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自在不变，它是客观的，自然的。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即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求理性，认识自身，从人自身寻找感性世界被理解的根据，使同一类的感性物可以得到普遍的统一解释，也正是因为此，苏格拉底是古代第一个认识到有“共相”存在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思维路向的同时，将目的论引入了哲学，为随后的柏拉图理念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有了回归理性的意向，但是由于还没有理念论的支持，还不能彻底构建一个独立的理念世界。柏拉图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做了分离，并将苏格拉底在伦理领域内的普遍定义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黑格尔曾说“是柏拉图把共相（概念）从表象中发展出来和提示出来的。”[2]苏格拉底把“共相”提到人的意识面前，他的意识第一个达到了这种抽象物。“善”是作为世界和个人的目的之普遍共相，“善”是一个自身具体的原则，不过这个原则的具体规定还没有被表述出来，然而苏格拉底已经把意识导向自身。在苏格拉底那里，仅仅为主体的反省而提出的思想，被柏拉图发展为“理念”，即客观的东西，它就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同时也是“真实的存在”。

二、解读理念论的内涵

1.分有和摹仿

柏拉图是第一个把“理念”作为哲学术语的人。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他曾说“关于那主题，我并没有写过有关的书，将来也不会写。”[3]这些话是柏拉图对自己哲学生涯的一种反思，可见理念是超于感性无法用语言具体表述的。“理念不是用眼睛看到的，也不是用感觉来判断，只能用理性来感悟。能够分辨美丽与丑恶、真实和假象、善良与邪恶的能力叫做理性。理念世界就是用理性才能感悟到的。”[4]

依照理念论，世间万物都有一个代表其同类事物的“原型”存在，即所谓“理念”。比如一条线段，世间必有一条绝对的线段存在，所有的线段必然都是它衍生的摹本。绝对的线段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现实世界的线段是对这一“理念型相”的分有。一切完美的东西也是如此，如正义、美德、勇敢。纯粹理念则是最高端的理念，越接近高端，也就越真，反之为假。我们不妨通过图示来看一下（下图是平放后的垂直线，从右往左表示垂直时的从上往下）

假 真

影子 动植物、制作物 线段、圆等 纯粹理念

从上数起，第一个和第二个属于理念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用眼睛所能看到的，而是用大脑感悟到的。如果说用我们的思维感悟到的东西为最高，那么线段、圆等东西列为仅次于纯粹理念的第二层次的理念。我们永远画不出一条真的线段，画出的只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线段的仿制品而已，意即摹仿。因为你画的线段不论有多么细，它总是有宽度的，也就是说你画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细长的长方形而已，而真正的理念世界里的线段则是一条真实的线段，我们永远画不出来！第三类理念是现实世界里的动植物及制作物，如小狗，花草，床。第四类不用说就是这些物体的影子了，跟随我们身后的影子，被某种映照在墙上的某种物体的黑影，所有我们在美术课堂里绘出来的静态图画等都属于第五类理念，而且这些都是假的。换言之，现实世界里用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真实的东西都在理念世界里。

2.通种论

（1）前期理念论的局限性

柏拉图前期理念论存在诸多的局限，在他的《巴门尼德篇》中，借老年巴门尼德与少年苏格拉底的对话，柏拉图揭示了自己“分有”的困难，讨论的主题是理念是否被可感个体分有，讨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分有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它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全部可感事物，最确定的适用对象只是伦理行为。第二，分有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知道“分有”原意是“分别占有一部分”，表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不论把个体分有型相的方式理解为分有型相全部，抑或把分有理解为分有型相部分，都不能解释分有物何以与被分有的型相相似。比如“大”的型相被分割成许多部分，每一部分都小于“大”的型相整体，分有这些部分的每一事物可以说分有了比“大”小的型相，但它们仍被称作大的东西，于是便产生出这样的矛盾：具有比“大”小的性质仍然具有“大”的性质。于是，分有显然不能看作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第三，“理念”之间并不存在关联，理念若与现实世界的物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假若这些实体对应的理念如同一个个抽屉，那么理念与理念之间，即抽屉之前是没有关系的，这就存在了缺陷。第四，其次理念解释不了运动，静态的理念确实解释不了运动的东西。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柏拉图是不是就否认了理念的存在呢？没有，他想要解决的理念是否被个体分有。其重大转折，主要表现在《巴门尼德》篇中。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难懂最富思辨性的，但包含着最为重要的哲学思考成果。黑格尔称之为柏拉图辩证法最著名的杰作。柏拉图从《斐多》和《国家》篇中的“理念论”转变到晚期“通种论”，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理念”〔最高的相）不是孤立分离的而是相互结合的，从而转向了共相的辩证法。对分有说的质疑，是柏拉图理念论发展中第一个带原则性的改变。[5]

（2）通种论的提出

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已经意识到把理念与具体事物分离的致命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

柏拉图遵循了不否认相，只是去寻找存在的问题；同时注意新研究思维方式即运用理念从事推理论证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必须对理念正反面提出一个假设，反复论证才能认识这个理念本身。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动与静，生与灭，存在与非存在。这是人类逻辑论证方式中最早提出来的一种最全面细致的形态。[6]遵循以上原则，柏拉图对前期理念做了改造。通过讨论巴门尼德的“一”达到了解决核心问题，普遍者是彼此孤立还是彼此结合这一问题。通过8组推论讨论了“一”存在或不存在。（杨适，《哲学的童年》P542-P544本文不作一一赘述）如果对理念作孤立的理解，则理念不能存在，不能言说，不能认识。那么理念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整个推论从孤立的“一”开始，最后得出孤立的“一”什么也不是。最终得出结论：任何理念必须把它与其对立的理念结合起来才能有意义，这个理念才能存在。

柏拉图在哲学上的转变始自《巴门尼德篇》，完成于在《智者》篇。[7]《智者》篇站得更高，是因为其中涉及到了“存与”与“非存在”，“是”与“否”等关系的根本问题。柏拉图力图弄清梦在什么情况下“不存在”也“存在”，同时并不违反逻辑规律。在篇中，苏格拉底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主人要物变成了巴门尼德的学生，一个“爱利亚”的外邦人，但对巴门尼德点名进行了批评和驳斥。

在《智者》篇中，借助外邦人柏拉图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即便是无，只要有非形体的东西存在，那怕是承认他们是存在中最小的部分也行，那就必然要承认自然中即存在有形体的又存在无形体的东西，它们都是存在。即任何一个有影响他物力量的东西，或被他物影响的东西，无论作用的时间多么短暂，作用和效果多么微不足道，都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关于存在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能力。而且在“存在”中，不可能否认心灵和灵魂，如果说它们是绝对不动的，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得出的定义是：存在的意义是运动以及被推动者。在这里柏拉图把“存在”与“运动”、“变化”结合了起来，不再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了，柏拉图不再把“理念”看作是一个僵死的无生命运动的世界，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柏拉图同时认识到讲运动变化也不能否认静止。因为如果一切皆在运动，那么心灵的存在何以可能？所以静止也是必然的存在。“静”与“动”完全相反，但都存在，它们即不是都运动，也不是都静止，这就出现了第三个东西“存在”。那么存在就是“动”与“静”的结合。[8]

3.理念与道的一些比较

无独有偶，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所提出的“道”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柏拉图“理念”。老子讲的道是一种不可名说的东西，它是宇宙万物的根基。老子发现，确实有一个至神至妙的东西，天地万物皆从它而生，但不知道它的名称，故勉强称之为 “道”。老子对其做了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谓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9]这里的一、二、三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具体的数字，它们表示了“道”生万物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道”乃万物生成之源。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曾有如下描述：

苏：人固皆有目。而欲有所见。其所见者颜色各别。然设无第三物之存在。彼必一无所见。虽种种颜色仍在。而彼必不能见之。

克：汝所谓之第三者为何物耶。

苏：即汝所谓光是也。

……

苏：然则日固非能予人以视力。实为视力之原因。

克：然。

苏：此视力即余所谓善所产出之子。故日光之于能视与被视。犹之善之于智识与可知之物焉。[10]意思是说人能看到东西是因为有光的影响，而光并不能给人以视力，这视力即是最高理念善产生出来的。光之于能视与被视，如同理念世界里的善理念与其他理念一样。正因为有了善的理念，这个光源，其他理念才显现出来，而现实世界的所有才能分有并摹仿理念世界的东西。也就意味着这个善的理念是万物的本源，这与“道”是万物之本同理。

只是柏拉图前期理念论是一种接近静止的状态，老子却是以运动的状态去诠释“道”的。“大道泛兮，其可左右”[11]。先哲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四季交替，斗转星移，且这种运动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然而，“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这种天地万物运行的原始动力来自何方呢？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12]的思想，认为万物处于变化状态的一个动力来自与其相反的一面，因为“道”混然天成自己存在，而“道”又是万物运行变化的始动力，且事物中反的一面（如“静”的反面即“动”）促使事物向前发展，进而生成新的物之状态（静）。那么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道”这样一种存在，就是“动”与“静”的结合？基于此，柏拉图后期通种论与老子的道论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4.理念论的特征

通过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解读，我们发现理念论有以下特征：

（1）前期的客观性。柏拉图在早期理念中，把世界一分为二，即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前者可以不依赖后者而客观存在。在内容上具有客观不变的内涵，美的理念不同于大的理念，每一个理念都是独立存在的，他很客观地，不依赖于人的思维与意识，也不依赖于任何自身之外的东西而存在。若世界是一部书，这部书如此精彩，则“唯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便是这理念的世界。

（2）超感性。理念是超越于感性物之上的东西，用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么必须用思想的眼睛去“看”，用人的理性思维去理解，若单单凭借感官绝对不可以认识到超感性的理念世界。并不是我们先看到了具体的个别的床，然后通过归纳和抽象出床的理念，而是先有了对“存在”要领的理解，才使床从模糊的感觉中显现出来，然后再通过理念使床的存在得到了具体的理解，并使床区别于椅子。这属于超感性领域的概念性的东西。

（3）后期辩证性。在后期通种论中，柏拉图证明了“非存在者”的存在，而且论证了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非存在”就是“异”或者“异者”，而“异”是在一切东西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所以一切东西在相异之中者是“异者”，都存在。所以“异”的每一部分不论与“存在”怎样对立，它也是“存在”一部分：这就是“非存在”的东西即是“存在”。这突破了以往逻辑思维的孤立与绝对，进入了共相与概念的辩证法。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吸收巴门尼德的合理成分（概念的确定性，分离性和论证方式等）后，以辩证的具体的思维逻辑，开始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又一次飞越。[13]

三、理念论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柏拉图的思想体系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深远。

首先，理念论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产生影响极大。理念的超验性与基督教神学有很大的一致性。和理念世界相比，现实世界价值较低，没什么终极价值。人的生存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可以接近或相似于神，尽可能地参与到精神世界，即神的世界。灵魂本是精神世界的，不幸坠落于物质世界，寄寓于人之肉体，其目的却是力求摆脱肉体对它的束缚，超出物质世界。这些理论都被基督教神学所接受，且为之利用。而理念论最大的贡献却是它直接导致了光照论的产生。前边讲到了《理想国》第六卷中的光，此光源也就是善的理念。这与上帝首先创造了光一致。光照论是中世纪一种独特的知识论，它始于奥古斯丁，完成于波那文图拉，深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其次，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让“普遍”规定，实际上也就是纯概念及其对象运动起来的人。使这些规定运动起来是一件最难的事，这是黑格尔式的逻辑概念辩证法研究的真正开端——巴门尼德的“有”也是这一方法的开端，但是在他那里这些概念是僵死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他否定了这些绝对的普遍者能运动；而柏拉图才使抽象的普遍者成为能运动的，有具体性的东西，即包含对立面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哲学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有着十分伟大的意义。[14]

参考文献

[1]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21.

[2]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M].商务印书馆，1960.

[3]赵广明.理念与神[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

[4]徐正旭.[韩国].柏拉图[M].黄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5][6][7[8][13][14]杨适.哲学的童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536，540，564-569，58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