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泰戈尔 中印文化交流 中国学院 印度中国学 中国印度学

民国时期，许多外国著名学者应邀来华“传道”，印度诗哲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唯一一位来自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到访者。学界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泰戈尔访华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和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等中国单方面研究。实际上，泰戈尔访华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价值，本文则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期望以此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交流历史的沟通与界域的拓展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极其悠久，上可追溯至秦朝建立以前。到了清末，印度和中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两国虽保持着对对方的关心和同情，却没有正式的文化往来。直到1924年，受中国学者徐志摩、梁启超等人邀请，泰戈尔以国际大学代表身份率领6人代表团访华，才沟通了几乎中断的文化联系，并带来了突破宗教层面的广泛交流。

佛教历来是联结中印两国文明的重要纽带，泰戈尔访华近一半时间是在北京渡过的，佛教交流也主要集中在此地。北京佛教新青年会出版“泰戈尔专号”，并在法源寺为泰戈尔举办了欢迎活动，席间泰戈尔称赞佛教所传播的“大爱与和平”思想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泰戈尔与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何雯等人交谈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印两国人民达成精神上的结合，发扬东方文化，消除世界劫难。泰戈尔还与任教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梁漱溟就儒家思想和宗教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印度著名佛学专家和国际大学教授沈莫汉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做了关于印度佛教和印度反抗正统思想的演讲，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零距离地感悟印度的宗教文化。

文学交流尽管不是泰戈尔访华的主要目的，但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获得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早在来华前已为中国人所熟知，在其访华前后中国学界掀起译介与研究泰戈尔的热潮。徐志摩、王统照、冰心等一批被泰戈尔的诗所迷恋的忠实追随者在其左右不时与之交换心得，因喜爱泰戈尔进而模仿进行文学创作，从而引领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改革的发展方向。一向认为与泰戈尔“志不同，道不合”的胡适，在听了泰戈尔印度文学现状的演讲并与之交谈后，与泰戈尔在文学改革方向上达成了难得的默契，不仅彻底改变了排斥心理，拒绝了陈独秀“批泰”的邀请，在泰戈尔遭受非议时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为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编写的话剧《齐德拉》，在中印文化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上演印度的戏剧。京剧大师梅兰芳应泰戈尔之邀演出了《洛神》，在演出次日的饯行宴上，泰戈尔赞扬了梅兰芳的精湛表演，也道出了由于语言障碍不能完全理解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一丝遗憾，并希望梅兰芳能到印度演出让印度观众领略中国京剧的风采，梅兰芳欣然答应。泰戈尔还提出采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以表现美丽的神话意境和诗人丰富想象力的看法。梅兰芳采纳泰戈尔的建议对布景做了更贴近剧情的改进，取得了良好效果，一直沿用下来。

泰戈尔对中国绘画兴趣浓厚，所到之处受到中国画界的热烈欢迎。泰戈尔一到上海，最先接见的青年画家刘海粟为其绘制了两张素写，融书画、篆刻、诗歌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杭州西泠印社赠送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北京画界专门举办了欢迎画展。泰戈尔表示赞同中国画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观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提出将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建议，并表示可以提供印度与中国美术相互融洽的机会。泰戈尔回国后，开始学习绘画并融入文学创作中以体验诗与画的结合，深感“把字作为艺术品是中国特有的”，他还邀请徐悲鸿等中国画家到印度进行学术交流并提供了便利条件。泰戈尔访华团随行成员之一、孟加拉画派大师南达拉尔・鲍斯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印度艺术之复兴”的演讲，利用幻灯片演示了印度的艺术名作，使中国学界同仁大开眼界。他还在陪同泰戈尔观看《洛神》后，凭印象绘制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大型油画，令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此外，泰戈尔还就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的价值、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儿童和青年教育的现状与趋势、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模式等方面与中国学界进行了交流。

二、交流机构的创建与频度的增强

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两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组织机构。泰戈尔在访华期间及归国后通过与中国学界的不断沟通，特别是在谭云山的鼎力帮助下，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为两国学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场所，推动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

1.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建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游走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大中城市，加深了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何雯曾向泰戈尔提出“将来可组织‘中印学会’，互通声气”的建议，得到了泰戈尔的赞同，由此泰戈尔萌发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设想。泰戈尔回国后，由于与中国联系较少，建立中印学会的事宜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直到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结识了在那里教书的中国学者谭云山，邀请谭云山赴国际大学任教。1931年9月，谭云山带着国际大学同仁制定的交换学者和成立研究机构的交流计划回到中国寻求支持和帮助，得到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大力支持，使组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934年5月和1935年5月，中印学会在国际大学和南京正式成立，泰戈尔和蔡元培分别担任印中双方的会长，许多热衷于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士也纷纷申请加入。

中印学会成立后所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就是与国民政府一道，帮助泰戈尔和谭云山筹建中印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学院。中印学会捐款约三万一千七百卢比，赠送十万卷中文图书，会长蔡元培赠送一套《四部备要》线装书。其他热心人士和出版社赠书大约五万卷。国民政府委派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政要担任人中印学会的领导人。戴季陶书写的叙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的铜牌和林森书写的“中国学院”题字，至今悬挂在中国学院大楼非常抢眼的位置上。

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落成，几易人选，揭幕礼最终由泰戈尔亲自主持，冥冥中似乎注定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中印朝野重要人士也纷纷发来贺电或贺信。泰戈尔在开幕词中表示：“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作为我们的成员住在这儿，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水融。他们将为共同的事业付出辛勤的劳动，帮助逐步复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业已中断十个世纪、富于成果的康庄大道。”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阐述了中国学院的发展规划，他强调要把中国学院建成一个中印两国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的高级活动中心。

2.以中国学院为中心的文化交流

民国初期，中国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意向越发明显，绝大多数留学生乐于选择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泰戈尔访华使中国人不愿意去印度留学的状况大为改观。中国的中印学会成立后，魏风江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赴印度学习，进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派往印度的第一个留学生，同时他还是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也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魏风江回国，七年留印期间与泰戈尔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激励他回国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工作。1987年，魏风江故地重游，国际大学校友们打出：“欢迎您――在中国为泰戈尔精神不倦呐喊的老校友”的中文标语。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沙尔曼・海达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还赠送魏风江一尊古铜色的泰戈尔半身塑像，以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泰戈尔访华不仅促使一批中国学生赴印度留学，而且由泰戈尔推动建立的中国学院还邀请许多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参观访问，为一大批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赴印度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著名画家徐悲鸿受泰戈尔邀请于1939～1940年担任中国学院的客座教授，教授中国艺术。同时，这一年也是徐悲鸿创作空前高产的一年，他的代表作之一《群马》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还在国际大学举办作品展，与南达拉尔・鲍斯一起整理并出版泰戈尔的绘画作品，与泰戈尔和印度美术界许多同仁结下了深厚友谊。金克木、徐梵澄、陈翰生、常任侠等人都曾到中国学院访问或短期工作，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中国学院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回国后，他们普遍在大学讲授印度文化的相关课程，进而成为印度问题研究专家。

三、交流语言的对接与学术研究的推进

泰戈尔访华期间，两国学者曾达成交换留学生的协议，由国际大学沙斯特里带领印度学者到清华大学教授梵文并开展印度研究，由梁启超带领中国学者到国际大学教授中文并开展中国研究。这项设想因梁启超的离世而未能实现，但在泰戈尔访华影响下印度中国学和中国印度学都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1.以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的开创

印度关注中国的最初动力来源于探索与邻国文化联系的渴望，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和研究范式。到了近代，两国文化交流的基本中断致使印度学界获悉中国信息的渠道更为有限，对中国的研究不是直接运用中国语言和中文资料，而是以第三方语言“英语”为媒介。就连泰戈尔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如此，他在中国的演讲中几次表达过这一缺憾。直到中国学院成立后，以中印两国语言直接交流为特点的印度中国学研究才真正开始。中国学院相继开设了汉语、藏语、梵语、英语等多种语言课程，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等中国文化课程。1947年起，中国学院由单纯的科研机构转向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成为印度第一个汉语教学机构和设有中国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为印度中国学研究特别是语言方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中国学院利用丰富而珍贵的中文藏书展开研究，进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印度中国学研究的最重要机构。中国学院的图书馆藏绝大部分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前出版发行的中文古籍，中国文化百科知识方面的图书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中文佛学经典。中国学院充分利用这些馆藏，在谭云山的领导下组织学术演讲和文化考察，组织来自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学者和学生翻译中国的古籍，撰写研究中国的著作，出版并发行《中印研究》丛书。中国学院不仅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地理、哲学、文学等方面，还涉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内容，呈现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还开展中印宗教、文学、哲学等比较研究。印度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便存在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这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印度独立特别是中印两国恢复邦交后，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和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印度学界陆续产生和分化出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机构，中国学院将研究重点转向汉学方面。

2.古代与近代并重的中国印度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关注印度主要出于政治同情和避免中国重蹈印度覆辙的考虑，而未上升到学术研究层面。“一战”后，随着东方文化热的兴起和佛教在中国的复兴，中国学界的佛学研究开始升温，对印度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1917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开设《印度哲学概论》课程讲述印度哲学的起源和流派，解释相关专业术语，此后，一些大学也开设有关印度学的课程，将对印度的关注和研究纳入学术化发展轨道。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特别是其热情洋溢的演讲，中国学界掀起一般“泰戈尔热”，推动了以泰戈尔为中心的印度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并将其融汇到新文学运动的改革中去。20世纪20年代，印度国大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反英斗争，使其精神领袖甘地的名字频繁地在中国出现。直到1948年，甘地遇刺，中国出版有关甘地的书籍高达30余种，中国学术界还围绕甘地主义展开了一次大讨论，随着泰戈尔访华团的到来，泰戈尔与甘地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出现。

在众多印度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谭云山是第一个抱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明确目的赴印度的中国人。他不仅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还十分关注印度情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撰写了《印度国际大学概述》、《1929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印度民族运动之进一步》、《印度独立运动之近局》等大量以印度为主题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刊物上。1931年，谭云山赴印度各地旅游后写成的《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两本著作，详细地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是当时中国人深入了解印度历史和时局的必读书目，也是当代中国人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的一份宝贵资源。

1924年，泰戈尔访华就像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一样，将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桥梁又重新搭建起来。时隔数十多年，我们回顾这一文化盛事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带给中印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体会到消除中印文化交流隔阂的路依旧很漫长，这意味着中印双方还需要加倍努力增强对对方的理解与包容，争取两国文化交流之树早日开出友谊之花，结出幸福之果，使CHINDIA的理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刘作忠.泰戈尔中国行.贵州文史天地,1998，（1）.

[2]关于佛教的谈话.申报，1924-5-20.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陈独秀；泰戈尔；批判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12-02

一、对“复活东方文化论”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最强烈，人们一时间还无法把握未来的中国文化该往何处走的阶段，国内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力宣扬人们如何向西方文明看齐。应该说，陈独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骨子里一直都是一个激进的革命主义者，他所想的是如何在当时能够彻彻底底的唤醒中国人的意识，接受西方先进的文明，在他看来要想改革就必须将传统文化――洗刷干净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让许多人感觉到西方的文明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样完美，事实上西方文明也出现了精神危机，因此，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西化梦”自然就受到了影响，正因为西方出现了精神危机，所以西方人也开始向东方寻找治病良药。而此时中国的守旧派以及一些顽固势力正借着人们质疑西方文明的时机大力宣扬国故。这个时候中西文化的冲击，新旧文化阵营的对峙都处于极为尖锐的时刻。这点应该是陈独秀所以会认为泰戈尔的言论扰乱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泰戈尔在这个时间进行访华的举动并不是最恰当的时机。

泰戈尔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复活东方文化”论，称“西洋文化――非赋予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1]656。并且在泰戈尔看来，轻物质重心灵也同样是东洋文化的特色，于是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中提到“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开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价之巨，而其真假之乃远过之……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1]663

试想若泰戈尔这样的言论在中国深入人心的话，那会有怎样的结果，人们会认为物质文明对于我们并不重要，甚至物质文明就是为了腐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而来的。如果否定物质文明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中国人也不会有今天的视野和物质生活。

针对泰戈尔的言论陈独秀做出了“一针见血”的反驳。他指出，第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支配着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拥护者，这种思想并没有死，用不着泰戈尔来复活它。这种思想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同乘一辆货车或电车”[1]656。第二，“知足常乐、能知足而竞争的理念，这其实是错误的。东方民族正因为富有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着‘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还生活在兵匪交迫中，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1]656。陈独秀还犀利地在文章中指出：“泰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将社会上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1]656诚然，泰戈尔在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复活东方文化”的演讲时，是否考虑到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他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泰戈尔作为殖民地的思想家也许正因为自己身处的国家背景，所以认为中国也不应该崇拜西方，学习西方；而应该坚守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过正如陈独秀针对其所提出的究竟泰戈尔所说的东西文化是什么，泰戈尔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究竟该往何处去等一些具体的问题，泰戈尔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因此，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所提倡的中国文化复兴“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地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1]656。

陈独秀显然继承了五四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思路，认为泰戈尔有关复兴东方文化的论说有悖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利于推进科学与民主，不利于中国的繁荣与昌盛。

二、对“反物质文明与科学”的批判

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是因为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不佩服泰戈尔，明明白白是因为他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1]704。

他在《评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一文中，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为科学和物质文明进行辩护。他指出，“现代产生的众多恼闷来自于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成果和弱小民族物质文明的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和阶级间的掠夺。但这些侵略和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恼闷，都不是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1]663

泰戈尔认为中国的受创是因为物质文明，但是这个物质文明从何而来？是中国自身文化中所没有的西方物质文明，当一个民族认可这种物质文明并且努力想去接受的时候，正说明了这种物质文明的先进以及自身文明的欠缺和不足，陈独秀对此的说法正是“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1]663。

如果我们分析泰戈尔出此言论的渊源会发现泰戈尔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的主张在自己的同胞中也是长期得不到支持声音的。他本人是一位殖民地国家的思想家，因此，或许可以说他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冲击方面的理解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陈独秀等一些激进的改革派不同，但是这点并不能够说明泰戈尔的思想就更加全面，他的分析就更为透彻，事实上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些鼓励太过于虚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有着十分鲜明的阶级立场，他认为“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1]664

三、对批判的分析

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还有一点就是针对泰戈尔的以诗人身份在访华期间过多地讨论中国的国情甚至是政治。他在《寸铁――诗人却不爱谈诗》中批判道，“泰戈尔果以诗人身份来中国谈诗，我们虽不会做诗，也决不反对欢迎一个诗人，尤其不反对欢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1]703可见陈独秀等人对泰戈尔的诸多批判源头则是泰戈尔访华并不只是谈诗那么简单，他在中国所作的演说之所以会引起轰动，以至于使得诗人泰戈尔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一度受到争议的访华使者，其根本原因就是他的言论冲击了当时处于变革期的中国政治。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还是针对泰戈尔在上海、杭州发表的演说中提到的科学与物质文明，以及泰戈尔所提倡的“复兴东方文化”。有人认为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有合理之处，但是更多的是在对泰戈尔演说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批判，认为陈独秀在对泰戈尔的诸多言论攻击有过分之处，如陈独秀曾在文章中讽刺泰戈尔道：“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1]683再有《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和《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等一些文章中都足见陈独秀对泰戈尔的厌恶和反感。应该说泰戈尔是“一位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热心中印文化交流的国际友人”[2]258，是带着对中印文化促进发展交流的美好愿望来到中国的，如此说来陈独秀这样对待一位国际友人似乎是有些过激，但再多的过激正如陈独秀的文章所言也都不是针对诗人泰戈尔，他所批判和针对的只是对于泰戈尔的言论和发表自己不同的声音。当然，在当时对于泰戈尔的访华除了陈独秀、林语堂等人的反对外，有很多人是支持和欢迎的，如徐志摩等。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使陈独秀无法做到像徐志摩这样将其奉若神明，他至少可以同胡适等人那样，竭尽礼数地欢迎这位国际友人。但是陈独秀之所以会极力反对泰戈尔甚至有了过激的讽刺言论，正是因为陈独秀反中国传统恶俗文化意志之坚定，态度之坚决。他提倡全中国人民“破旧立新”，就绝不会允许此时的泰戈尔“复兴东方文化”。我认为有些人说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不够客观的说法也是不尽合理的。陈独秀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虽激进，但是他所始终主张破除的还是中国的一些腐朽的恶俗，并没有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所以他在批判泰戈尔“复兴东方文化”的言论上绝对有理有据。当时正是因为有了陈独秀这种大刀阔斧的难能可贵的精神才真正唤醒中国人力争改革的意识，正是有了陈独秀“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人“破旧立新”的思想才更加坚定。

应该说，对于泰戈尔的访华，陈独秀在泰戈尔的讲话之后，相隔四日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1]656。陈独秀对泰戈尔言论的批判是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同时借着对泰戈尔的批判也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具体理解，也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可以说陈独秀在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人民挣脱封建枷锁和倡导人民努力争取“独立人格”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五四前后陈独秀的一贯立场，只不过五四后体现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情怀。陈独秀的批判虽然有过激的成分，但总体符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也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3篇

诗意的背后是革命。泰戈尔以方言人诗，成为印度文学革命的旗手。1924年，他来到同样进行文学革命的中国，他朝思暮想的中国。49天时间里，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遭受了疯狂的追捧与激烈的羞辱。

以新诗创作为主的新月社，名字取自泰戈尔诗集《新月集》，极尽崇敬。徐志摩等文化名流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陈独秀等“倒泰派”声势浩大，大骂泰戈尔为“糊涂虫”、“人妖”，泰戈尔演讲现场更有人打出标语“送泰戈尔”，呈剑拔弩张之势。

救世英雄

孙中山与泰戈尔，一个力主博爱，一个倡导泛爱，有诸多相通之处。自古英雄惺惺相惜，当1924年4月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问中国，所乘田丸号邮轮经过香港时，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从广州派贴身秘书送来邀函，字里行间透出恭敬，“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但由于泰戈尔日程安排紧迫，两人竟未谋面。

在泰戈尔之前，杜威、罗素曾造访中国，提供治国安邦大计。在群众的期待中，泰戈尔也是同样的救世英雄。未曾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中，泰戈尔就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以静制动，要和平，不要以暴制暴。有人在会场散发传单，攻击泰戈尔是鼓吹投降主义，呼吁有骨气的中国青年站出来，共同抵制泰戈尔。

其实，泰戈尔演讲之前，梁启超已经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他说：“今泰戈尔年岁虽老，而精神则犹是活泼之幼儿。其衣冠虽古，而其思想则足为时代之先驱。彼之取得世界上之地位，乃抉印度千年前之文化而复得之，乃以革命及反抗之精神取得。”正是从革命和反抗中，泰戈尔认识到道德感的力量。

辜鸿铭比泰戈尔更狭隘，他认为只有儒家思想能解决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东方文明中的其他元素并不重要。他对泰戈尔大放厥词：“你还是去写诗吧，宣传东方文化就我来吧。”言外之意，泰戈尔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没有资格谈论东方文明。在辜鸿铭看来，天下有两种道，一种是王道，一种是王八蛋之道。他自己的自然是王道，泰戈尔的就归入王八蛋之道。

为了保证第二次演讲的顺利进行，新月派精神领袖胡适首先登台，对蠢蠢欲动者晓之以理，“泰戈尔为印度最伟大之人物，自十二岁起，即以阪格耳之方言为诗，求文学革命之成功，历五十年而不改其志。今阪格耳之方言，已经泰氏之努力，而成为世界的文学，其革命的精神，实有足为吾青年取法者”。同样主张口语入诗的胡适并不欢迎泰戈尔来华，但泰戈尔已来，赶出去就太不礼貌。这次演讲，泰戈尔的结论仍是要用精神战胜物质。

后来，在《追记泰戈尔在中国》中，胡适写道：“我们观察泰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访华4年前，冯友兰向泰戈尔请教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泰戈尔说，中国要快学科学。左派青年认定泰戈尔反科学，泰戈尔很委屈，去问胡适，胡适分析说：“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文胜于质，演讲都用诗歌语言，是泰戈尔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追随者众

英国人恩厚之是泰戈尔的秘书，他记录中国之行时讲道，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一次聚会中，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抱住泰戈尔，动情地说：现在，我不仅同你一道分担共同的痛苦，也分担传统文化卫道士制造的苦难。

郑振铎、徐志摩、郭沫若等近百人通过翻译作品的形式，在泰戈尔访华前后，紧紧拥抱他的思想，传播他的力量。为迎接他的到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专号”。

梅兰芳出演神话京剧《洛神》，款待泰戈尔。那天，梅兰芳从台上看过去，见诗人端坐，戴绛色帽，着红袍，银须白发，如神仙中人。观后，泰戈尔为《洛神》指正说，表演和布景应更浪漫，色彩应更丰富，以突出神话剧的诗意。谦谦君子梅兰芳依次逐条修正，两位艺术家相谈甚欢。鲁迅评价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的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字里行间，都是嘲弄，他大概早已看出泰戈尔“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些许相像。

1915年，在日本留学时，郭沫若读到泰戈尔《新月集》、《园丁集》等诗作，喜道：“真好像探得我的‘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他早期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及格调、体式、意象等，都源自泰戈尔。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4篇

1924年4月12日上午10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轮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在欢迎者的视线内时，岸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欢呼声，中印两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就此拉开了序幕。

泰戈尔在上海入境，经南京、济南到北京，一路上会见各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全由诗人徐志摩翻译。泰戈尔在上海、北京等地用英语发表演讲，以其独特的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表达他深奥的政治、哲学观点。要把他的讲话精确地译成中文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文学功力深厚的徐志摩，翻译起来却显得游刃有余。他以华丽的辞藻，抑扬顿挫的声调，从容不迫、声情并茂地把泰戈尔的思想传递给众多听众。

徐志摩是真心诚意地崇拜泰戈尔。在泰戈尔来华前，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安排来华的具体细节。在泰戈尔访华过程中，他与泰戈尔形影不离，陪诗哲一同觐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参演泰戈尔名剧《齐德拉》，以庆祝泰翁64岁的生日；泰戈尔访华结束，徐志摩又陪他访问日本，后一直把他送到香港，才依依惜别。

然而，令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春雷般的掌声和美丽的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而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化界人士，千方百计为他辩护，热烈地歌颂他、宣扬他、欢迎他。

泰戈尔受到激烈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批评者对他的误解有关，也与赞美、欢迎者大有干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

无论是精神上、思想上还是在性情上，徐志摩与泰戈尔都是心心相印的。泰戈尔是徐志摩一生最为崇拜的偶像，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然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崇拜，徐志摩没能向中国人民客观地介绍泰戈尔，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把泰戈尔敬若神仙。对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进行诗意的神化和过分的颂扬。当时，泰戈尔正在积极为世界和平运动奔走，主张建立一个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王国。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他支持正义，反对战争，但他所传播的“爱”的福音和哲理显然是中国的现实革命斗争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人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博爱主义，这让那些革命者看来就是在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

泰戈尔也从一开始就对徐志摩产生了好感，觉得“这是一位诗友”，“是一个性情活泼的人”。对诗歌艺术同样的热爱，对心灵自由共同执著的追求，敞开了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心扉，使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泰戈尔访华形影相随的日子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经常互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泰戈尔为他的中国知音起了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在孟加拉语中，“苏萨玛”意谓雅士，这对风流倜傥的徐志摩来说，是个贴切的名字。

徐志摩的故居坐落在浙江嘉兴海宁硖石镇。逝去的岁月给这600多平方米的小洋楼留下了沧桑，但诗人的浪漫气质却穿透沧桑，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情思和馨香。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的一户富商人家。徐志摩自小过着优裕的公子生活。1910年春，徐志摩离开家乡，进入杭州府中学学习，跟郁达夫是同班同学。1915年夏，他在杭州一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秋回家乡与当时政界、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张氏的千金张幼仪结婚。然而徐志摩并不爱张幼仪。时值“五四”爱国运动正在孕育之时，徐志摩于1918年从上海搭乘客轮留学去了。在美、英等国家，他广交名流，受到那“奇异的风”的吹拂。

徐志摩初试啼声，在英国剑桥开始了他的写诗生涯。徐志摩气质浪漫，但并非花花公子。来到英国后，他的情绪由热烈转向淡泊，生活由紧张转向闲暇，性格越来越趋向于清高和超脱，徐志摩敏于交际，善于言谈，他在英国剑桥这个文化沙龙里周旋自如。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回到祖国。他的文学活动贯穿新月社的始终，被称为“新月的灵魂”。对于新月社的名称，曾有不同的说法，但陈西滢与梁实秋都说“新月”二字套用自泰戈尔的一部诗集《新月集》。

新月社最初是想通过搞戏剧“露角”，但直到1924年泰戈尔来华才演出短剧《齐德拉》。容貌出众的林徽因在剧中饰公主，风流儒雅的徐志摩扮演爱神。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草坪上登台演说时，由林徽因搀扶着，“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当时报纸上刊登有这三人合影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于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问世了。26岁才华横溢的徐志摩爱上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但结果是林徽因成了徐志摩恩师梁启超的儿媳妇。就在徐志摩极其沮丧的时候，能歌善舞、能写会画的陆小曼走进了他的生活。徐志摩把小洋楼亲昵地称为“香巢”，每日都要为陆小曼买一束鲜花。他故居后面有一口水井，徐志摩用诗一样的语言对陆小曼说：“眉！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陆小曼来了，1926年10月3日，他们在北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之后，便双双翩然南下。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由徐志摩陪同，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等各界名流。泰戈尔访华后回到印度，将他在中国的演讲汇编成《在中国的讲话》，此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苏萨玛，由于他的周到照料，我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泰戈尔把印中两国文化交流当作他访华的使命，此题词是对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徐志摩热诚相助的充分肯定。

频繁的越洋鸿书，不断加深着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友情。1929年，泰戈尔结束在国外的讲学，回国途经上海，在徐志摩家小住。徐志摩夫妇早为他布置了一间富有印度情调的房间，可泰戈尔却偏偏喜欢摆着古色古香家具的徐志摩的卧室，徐志摩当即作了调整，让泰戈尔度过几天愉快的时光。临别前，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首赠诗：

亲爱的，我羁留旅途，

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

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

显现你慰藉的笑容。

An Unforgettabl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y Fei Siming

Year 2011 is the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a Bengali poet, novelist, musician, painter and playwright who reshaped Bengali literature and music. The great man was the first non-European in history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13.

On April 12, 1924 Tagore arrived in Shanghai, starting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 at the invitation of Dr. Sun Yat-sen. Accompanied by Xu Zhimo (1897-1931), a celebrated early 20th-century Chinese poet, Tagore made this visit that marked the bigges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modern history.

Tagore’s first stop in China was Shanghai. Traveling northward through Nanjing and Jinan, he ended his visit in Beijing. Xu Zhimo was with him all the way, interpreting his thought to Chinese people vividly and expertly. Xu adored Tagore wholeheartedly. Through busy correspondence before Tagore’s visit in China, Xu made detailed arrangements for the Bengali poet’s visit. During the sage’s days in China, the two scholars were like peas and carrots. They even granted an audience with Pu Yi,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who has been dethroned as the result of 1911 Revolution. After his visit to China, Tagore visited Japan. On his way home the poet stopped over Hong Kong. Xu accompanied Tagore to Japan and then all the way to Hong Kong before waving farewell.

Tagore liked this Zhejiang poet at first sight. He regarded Xu as a poetic companion, a lively buddy. Sharing the same devotion to poetry and art, seeking for the same kind of mental freedom, Tagore opened his mind to this romantic fellow. They soon became good friends despite great difference in age, being in each other's confidence. They exchanged poetry and paintings frequently, spending hours in a pleasant conversation. They even gave nicknames to each other with good wish.

However, Tagore did not bargain for so much difficulty in China. Besides praise and applause, there were also thorns on the way.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wo streams of thought in Chinese society. The defenders of the achievement of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cluding Chen Duxiu, Guo Moruo, Mao Dun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gave him cold shoulder, calling for his leave. While more conservative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Xu Zhimo and Hu Shi, defended him, praising and advocating his work passionately.

The reason why Tagore was criticized was manifold. It was both due to some critics’ misconception and some Chinese scholars’ over-glorification of Tagore’s attainments.

Tagore and Xu shared each other’s interest. They were very much alike both in mind and temperament. Xu regarded the Bengali poet as an idol, a bosom friend. Perhaps it was Xu’s excessive adoration made him fail to introduce Tagore to Chinese people objectively. With a strong personal emotion, Xu deified him, eulogizing the great man inappropriately.

Tagore was canvassing for the world peace in many countries at that time, advocating a Utopia without war. He stood up for justice, opposing conflict. Such kind of philosophy of love was undesirable in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ongoing revolutionary endeavors in those days. The most urgent mission for Chinese at that time was to comba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them wa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national revolution at hand. Tagore’s propaganda for love, peac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hilanthropy was great, but man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thought it would wear down people’s determination to fight.

During Tagore’s days in China, he visited Liang Qichao, Mei Lanfang, Shen Junru and other Chinese cultural and art celebrities in the accompaniment of Xu Zhimo.

After Tagore finished his visit in China and returned to his country, he put his speeches made in China into a book. On the title page of the book was printed a sentence, “To my Chinese friend. Under the care of him, I was able to make acquaintance with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泰戈尔代表作范文第5篇

――题记

不勉强儿子的泰戈尔父亲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父是位有名的哲学家、宗教改革家，被人尊称为大仙。随着泰戈尔的一天天长大，父亲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但当泰戈尔见别的孩子都去学校上学时，也闹着要去学校上学。父亲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送进了学校。而这所学校的教师好体罚学生，体罚的方法简直是五花八门，令小泰戈尔十分害怕。泰戈尔向父亲提出要求转学，父亲非但没勉强他，还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送到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师范学校虽不体罚学生，教学方法却机械呆板，枯燥无味，泰戈尔没有学习兴趣。接着他又转了两所学校，结果仍没有学习兴趣。泰戈尔说什么也不去学校上学了。

对于泰戈尔的行为，一般的父亲一定会很生气，认为泰戈尔不可理喻、不可救药，一定要惩罚他了。但泰戈尔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没勉强儿子去学校上学，并再次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泰戈尔。他让泰戈尔跟着请来的老师学习数学、物理、生物、英语、历史、音乐、体育、孟加拉语和梵文等。教孟加拉语的老师找到了使泰戈尔对学习感兴趣的好方法。如，他教泰戈尔研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教了一两幕戏后，就把泰戈尔关在屋子里，让他把这两幕戏译成孟加拉韵文后，才放他出来。就这样，泰戈尔在翻译剧本的同时，也熟练地掌握了盂加拉语。通过这种严格有效的教育方式，使泰戈尔的学习兴趣浓烈起来了，学习热情也高涨了，往往是拿到什么书都想读，都喜欢读，甚至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泰戈尔的父亲不仅宽容儿子，还很注意开阔儿子的视野。为此，在泰戈尔11岁那年，他把泰戈尔带到喜马拉雅山去旅游。旅途中，他让泰戈尔坐在自己身边，给泰戈尔读孟加拉语、梵语和英语文学作品。父亲说话好用美妙且富有诗意的比喻，小泰戈尔一路听着，十分感兴趣。到了喜马拉雅山，他们父子就沿着山路向山上爬去。喜马拉雅山美丽极了，有直指苍穹的古松，有潺潺流淌的河水，有鲜艳夺目的野花，更有那终年不化耀眼夺目的皑皑白雪。他深深地被喜马拉雅山的美丽所陶醉了。

美丽的大自然风光极大地陶冶了泰戈尔的情操，激发了他写诗的热情。13岁时，他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泰戈尔一生作品颇丰，创作了近50部诗集，12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同时还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散文作品和其它杂著。1913年，荣获诺贝尔奖金。

想让儿子上世界最好学校的林语堂之父

我国著名作家林语堂之父，没到学校上过学，他会认字读书，完全是自修的结果。他24岁时入教会神学院，后来成了一名牧师。他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林语堂是他的五子。

林语堂的父亲精力充沛，活泼乐观，幽默成性，且不随波逐流，所以在那个男子都梳辫子的时代，他的孩子不梳辫子。他教育子女对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弟兄们不许吵架。因此林语堂兄弟脸上经常挂着笑容。林语堂的父亲小时候曾做过小贩，肩挑糖果，四处叫卖，他也挑着米和竹笋卖过。久之，肩上就磨出了疤痕。后来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他的孩子看，说是挑重担磨出来的，要小孩们必须刻苦耐劳，才能站起来做人。

林语堂的父亲对孩子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林语堂在上小学之前，他所知道的许多知识，都是父亲教给他的。父亲不仅教孩子《四书》、《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还鼓励孩子们看西洋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茶花女》，以及狄更斯、莫泊桑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

林语堂的父亲对西方的东西知道的很多，并对西方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他决心让他的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他要儿子用功读书，将来能进那种学校读书。夜里他常坐在床头，吸着旱烟，对林语堂讲个不停，希望林语堂将来能读书成名。

林语堂6岁时上了小学，13岁时上了中学，17岁时中学毕业。接着他要去上海读书，但起码要筹备一百银元。而他父亲月薪只有20银元。林语堂不知道父亲能否拿出一百银元来。但他父亲并没悲观，并没让困难吓倒，为了能让林语堂到上海读书，他整个夏天都在为筹款东奔西跑，结果并没筹到钱。到最后，他突然想到了他的一位学生，这个学生发财了。这个学生小时候家里很穷，有年冬天，林语堂的父亲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这个学生感激得发誓，即使这顶帽子变得破烂到不能再戴，他也永远不再买第二顶。林语堂的父亲觉得向他借一百银元估计没问题。结果那个学生真借给他一百银元。林语堂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如愿以偿地去上海读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