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巴蜀文化；认同；互动；发展
一、总体认知：同根同源
巴、蜀历史源远流长。上古时代，巴蜀是两个奴隶制部族联盟的称谓。在战国前，巴与蜀是分称的。“巴”，大虫也，或曰“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重庆、川东及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葵者，桑也。中心区域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由此可见，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秦朝时期，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联系十分紧密（战国时秦国兼并巴、蜀后，置蜀郡、巴郡，汉朝时候称巴郡为江州，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在蜀地置益州，三国时统称为益州）。从《战国策》到《史记》以及后代的典籍，巴蜀并称不绝于史书。故有巴山蜀水的习称。巴的进取与蜀的兼容在秦汉时合二为一，秦汉以后巴蜀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
二、阶段罅隙：制约发展
有人说中国城市里有很多对“欢喜冤家”，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成渝之争历来已久，在重庆直辖前，成渝两地的人就有罅隙。成都人养尊处优，自给自足，不太在意外地朋友，在重庆人看来，体现在行为上就是不好客；重庆人热情好客，哪怕身上身无分文也要践诺；成都处处见历史文化遗迹，文化氛围浓厚，重庆历史遗迹不少，保留、打造却显粗糙......两地的竞争伴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升级。自从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以来。重庆迎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城市，也是“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城市。“两江新区”成为部级新区后，获得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爆发式增长。
三、增强文化认同，激发发展内动力，实现川渝互动发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同处于四川盆地的川渝儿女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在尊重、包容中寻求和谐。巴蜀文化同根同源，但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不同，又有差别。成都地处平原，得益于都江堰的灌溉，历来富庶，人民生活富足幸福，喜好清闲、温文尔雅；重庆多山富水，天气潮湿，人们喜欢麻辣，故性情多火辣外向，民风豪放。求同存异，以不齐而齐之，才是大同。
3.1政府搭建交流平台，两地取长补短
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01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3.2合力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两地文化部门在成立川渝文化交流协调小组的基础上，整合两地优秀文化资源，开展经常性互访活动。以市场为纽带，共同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文化项目。
3.2.1以川剧传承为例
培育文化市场。川剧是成渝两地的文化精粹，在三百多年的巴蜀风情的熏陶下，形成了幽默、风趣、灵动的艺术风格，但因为推广、宣传不够，很多年轻人听不懂，所以受众不多，市场自然不景气。成都市川剧院常务副院长陈巧茹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她除了每年的演出任务外，还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实行项目制，一个项目组建一个团队，两年精心打造一台戏，《马前泼水》、《尘埃落定》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完成的精品。她还创办了川剧摄影――“镜缘影坊”工作室，举办川剧体验性雅集，宣传川剧历史，讲解川剧知识，举办川剧摄影展，市民通过这些方式了解、体验、欣赏川剧艺术。她身体力行，走入中小学、大学校园、社区，给学生和市民们讲解川剧艺术欣赏，市民对川剧艺术从不了解到熟悉，从不感兴趣到喜欢，渐渐地爱上了川剧。由此可见市民的欣赏水平也是可以培养的，久而久之，川剧便会从高高的殿堂走入民间，川剧艺术也会逐渐大众化、平民化。陈巧茹不但在四川享有盛名，她还多次以她主演的剧目到西欧各国及香港地区演出，为川剧赢得了国际盛誉。
重庆也可以借鉴此方法，通过各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能与古老的传统艺术对话，找到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倒逼文化产出。一是川剧人才培养。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的惨痛教训，很多川剧艺术家放弃表演，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转行教书、演电影、电视剧、唱流行歌曲，让川剧这门地方剧种几乎消逝。目前紧要的是从娃娃抓起，去掉功利的东西，站在为民族文化遗产继绝传薪的高度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二是川剧剧目的创作与储备。川剧跟其他许多地方剧种一样，许多剧目来源于传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如何创新一直是困扰川剧艺人的问题。成渝两地川剧艺术家结成联盟，共同探讨、共谋发展。
3.2.2从川剧传承发散到其他文化领域发展
实现错位发展。两地每年定期就两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艺术创业与生产、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经验交流。在艺术创作与生产方面，成渝两地的作家互动交流，深入挖掘创作素材，拓展创作题材，创作出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思想高度、世界眼光的作品；在文化产业方面，宣传部、文广新局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相关人员大胆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抛开地域成见，虚心学习做得好的经验。在城市建设开发中不轻易破坏古建筑，同时还要善于留有余地，为未来留下一些空白，为历史留下一些怀想，为乡亲留下一些乡愁。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巴蜀文化范文第2篇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 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 [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 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 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士，更无著作问世。[7]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5]应是蜀文化的写照，这也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为“西秀彦盛”之地是一致的。与“蜀有相”士人比肩接踵相较，“巴有将”的巴人仍然保持其勇敢善战的本色“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1] 这种军乐舞后来由汉高祖命名为“巴渝舞”并加以推广；[5]“（巴）人多悍勇，县邑阿党，斗诉必死，无蚕桑，少文学”；[1]即使征募到汉中或成都作连弩士或助郡军的巴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乡，风俗不变”这些巴人的性格特性明显的表现巴文化特征。
在秦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各种政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计划的向巴蜀地区移民。秦本意是向巴、蜀两地移民以削弱两地土著的势力，可这些移民却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4]所以在这一时期迁入蜀地的秦人和六国贵族、豪强，带来的不仅有中原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蜀地因此也先于巴地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巴蜀两地的分治造成了巴地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缓慢发展，如李冰任蜀守时期，其在蜀地大兴水利，修建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在蜀地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蜀地农业大为受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蜀地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秦时蜀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蜀文化在汉代结出丰硕的成果是有着巨大的贡献。
在秦汉时期两地在行政关系上的互不隶属，这对巴蜀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在汉景帝时担任蜀郡太守的安徽庐江人文翁，其在蜀郡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彻底改变了蜀地的蛮夷之风。他一方面选拔蜀郡的张叔等18人外出游学于中原，既学儒家经典又学习中原律令，在取得“博士”资格后回蜀担任教授和地方官。另一方面他在蜀地首创官办学堂传播儒家经典。《汉书·循吏传》卷89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以孝弟力田。”[5]《华阳国志·蜀志》称“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做石室，在城南”。[1]自此蜀中学风大振“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 这成为了蜀文化赶上中原先进地区的关键一步，也是从汉代以来蜀地文人辈出的起因。但由于巴、蜀两地互不隶属的行政关系，蜀守兴学之举也就很难对巴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巴文化在两汉时期相较蜀文化的飞速发展显得停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纵观整个秦汉时期巴蜀二地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从而造成了两地文化在并入中原文明后仍在其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发展着，成为了历史上巴蜀文化差异产生的重要渊源。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巴蜀分治概况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氏派军攻灭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结束巴蜀地区的割据，两年后司马氏建立西晋。晋王朝更是鉴于巴蜀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割据，便在巴蜀采取了一系列以“分”为中心的措施。首先，在兼并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后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将益州分出七郡新置梁州。梁州辖汉中及包括江州在内的绝大部分巴地，统治机关设在汉中的南郑。以达到梁、益二州的互相牵制。接着，西晋又进一步缩小益州的权限，从益州分出南中四郡设置宁州，又贬益、梁二州为“轻州”，刺史不再兼作将军。另又置西夷校尉府统兵，来牵制地方政府。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攻灭“成汉”政权收复巴蜀，仍在巴蜀地区设梁益二州，梁州辖汉中及巴地，益州辖蜀地。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在取代西晋后仍在巴蜀地区设益梁二州。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南齐在统治巴蜀时，仍置梁、益二州。到梁、陈时期巴蜀地区先后被分割为10余州，最多时达20余州，[6]行政区划十分混乱，各州政府皆直属于朝廷。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都是作为两个独立且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存在着。
（二）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化的发展
晋代蜀地“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詠述”[1]，在巴地依然是“风淳俗厚，世挺名将。”[1] 在魏晋之际，原来流行于巴地的“巴渝舞”由于脱离民众而成为上层舞曲，失去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古老的“巴渝舞”到晋代时已演变为了“宣武舞”[8]，并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形成了“晋及江左皆制其辞”，直到南朝宋时“止革其辞与名，不变其舞，舞相传习”。[9]并且此时巴地还存在着独特的建筑方式，汉晋以来巴地的居民“遂狭山傍谷，依树积木，从居其上，名曰干阑”。[10]这种干栏式建筑是巴地所特有的民居风格，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地独特的社会风俗和文化特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巴蜀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发展的相对缓慢。但由于两地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巴蜀地区内的文化发展。如在魏晋时期巴蜀两地的史志文学的成就在全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巴人陈寿[ 陈寿：（公元233—297年）巴西郡安汉人（今南充市北）。]的《三国志》，蜀人常璩[ 常璩：生卒不详，蜀郡江原县人（今崇州市）。]的《华阳国志》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同样是巴蜀分治，两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不是很明显原因有二：一方面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对文化的破坏比之对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在巴蜀地区蜀地文化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巴蜀两地文化的相对平衡。另一方面，东汉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割据状态，巴蜀地区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文化的发展缺少了必不可少的交流因素。而这时期巴、蜀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比巴蜀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深入了。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州（治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1]，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大。靠近蜀地的巴西地区更多的受蜀文化所影响，因此其人“精敏轻疾”与巴东地区“上下殊俗，情形不同”[1]，并且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巴蜀两地虽然在这一时期交流加强，但在整体的文化特征上是仍有一定差异的。
三、唐宋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唐宋巴蜀分治概况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撤消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建制，代之以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隋文帝为防范巴蜀的割据在巴蜀地区对其行政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在巴蜀共设有四十余州，各州直属于朝廷，下辖一百多县。在唐王朝建立后，将整个巴蜀地区划入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和嘉陵江以东的山南道境内。到公元733年，唐玄宗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其中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境内。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11]“剑南三川”便成为了巴蜀地区的主要行政区划。唐代巴蜀地区“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所以在唐代，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尤为看重，唐政府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如“（高）士濂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12]，这使得川西平原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同时修建了从都城长安到成都的驿道，加强蜀地与外界的联系。水陆交通也在晚唐时期得到开发，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航运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促使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这其中蜀地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岷江流域和出川驿道都贯穿蜀地。同时这也说明在巴、蜀两地中，中央统治者更看重蜀地的发展。巴地到唐代后期才在开发长江航道的过程中受益。因此在唐代巴蜀两地就经济上而言，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后人顾炎武在其《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曾言“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持有蜀也，所以在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自秦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13]由此可以看出，蜀地对唐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唐王朝为何在政治上如此的重视蜀地的发展。
到北宋时，中央统治者最初也在巴蜀地区共设立了四个同级的行政区：“成都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6]其后基本未再改动，历史上简称川陕四路。[ “川陕四路”也就是今“四川”名称的来源之一。]依然对巴蜀两地进行分治措施。但到南宋时由于北方外族势力的南下威胁，南宋统治者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成都设立四川制置司衙门。其长官由成都府知府兼任，使其成为整个巴蜀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将巴蜀两地合并起来以共同抵御入侵。但到南宋后期时，由于蒙古从北面攻入四川盆地。巴地上连西蜀下辖长江中下游之咽喉的战略地位突显，所以到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将其统治机构迁到重庆府。[14]领导整个巴蜀地区的抗蒙斗争。在南宋后期时巴蜀地区的政治中心就从蜀地的成都转移到了巴地的重庆府了。
（二）唐宋巴蜀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代，蜀文化仍然保持其繁荣的状态。“管弦歌舞之多”，“人物繁盛”[15]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入传的蜀人达18位之多，而巴地竟无一人入传。[16]仅从两地士人的分布上的差距来看，巴蜀两地的文化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但两地文化在经历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到唐代时巴蜀文化中的差异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唐代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再加之唐朝时科举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沉寂了数百年的蜀文化得以复兴，蜀文化在继汉代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开盛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天才绝伦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等一大批文人志士。安史之乱后“天下诗人皆入蜀”又为蜀文化注入了更多不同的因素，使蜀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巴地由于经济的相对落后，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如蜀地了。
在经历了唐末战乱后，巴蜀地区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五代十国时期巴蜀地区统治者割地自立、保境息民。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两个政权，使巴蜀地区远离了中原的纷繁战乱，政局相对稳定，因前后蜀时其行政结构也是“悉仍唐旧”，[4]这为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战乱。”[17]所以大批的各地士人纷纷入蜀避乱，使蜀中聚集了一大批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到来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前后蜀时统治者一直都将西蜀作为其统治的重心，这里经过唐代的开发其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巴地要高出许多，而且在后蜀时，其宰相母昭裔捐私财在成都修建学馆发展文化教育。史料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母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18]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一事件宋人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一书将其与“文翁之石室、高公之礼殿[ 高公之礼殿：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蜀郡太守高公建周公殿于石室之东，画远古君臣圣贤像以祭。]”并称为蜀学之盛冠天下的原因[19]。称其为“石壁九经”所以在这一时期蜀文化呈现了强劲的复兴趋势，而巴文化因统治者对巴地文化教育恢复的不重视。巴地也就很难从这一时期的复兴文教的政策中受益。
两宋时，巴蜀地区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北宋时蜀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因前后蜀时统治者对蜀地文化教育的复兴，所以到北宋时蜀文化依旧保持着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作为北宋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地，统治者也对蜀地进行积极的开发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蜀地商品经济发展尤为明显，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出现于蜀地的中心成都。经济的发展加之文化教育的复兴，在北宋时蜀地“百花竟艳”，人才辈出，大批蜀人驰骋中原，蜀学堪与齐鲁并肩。“蜀党”和“洛党”[ “蜀党”和“洛党”： 北宋时，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师道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其门人贾易、朱光庭等被称为“洛党”；中书舍人苏轼和吕陶认为“洛党”不尽人情，每加讥讽，从此程、苏二人尖锐对立，苏轼等人则被称为“蜀党”。]争雄于朝廷，亦展示了蜀文化雄厚的实力，在两宋时期《宋史》为巴蜀人立传者多达158人。蜀地“痒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14]。中江苏舜卿、眉州“三苏”、华阳范祖禹、井研李心传、丹陵李焘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故单就人才的分布而言仍以蜀地人为多，但在风俗上两地有了许多相同的地方。成都府“尚侈好文，民重蚕桑，俗好娱乐，民和俗阜，有古淳质风”[20]，这就与重庆府的风俗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在三峡地区仍有楚之旧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21]由这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宋时期，巴蜀两地除人才多少略有差别外，两地的文化习俗的差别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在巴地，其文化也在宋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南宋后期将整个巴蜀地区的统治重心迁到重庆府后巴地的开发就更为明显了。巴地文化也借此更全面的、更深入的汲取到了外界的先进文化，这也成为巴文化飞跃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在两宋时期巴蜀文化发展仍有差异的话，但经过南宋后期的开发后，到元朝建立时巴蜀文化的差异也已经不明显了，只是在偏远地区的风俗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别。如在抗蒙斗争中巴地的顽强抵抗，使其果敢忠义的文化底蕴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巴蜀两地文化渐趋一同的发展潮流已是不可抗拒的了。当到元、明、清三朝时，统治者所推行的行省制就更顺应了这个趋势。在巴蜀两地实施的合治更进一步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同。
四、结 论
在明清两代由于四川地区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乱，土著人口损失严重。所以明清两朝都对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到清嘉庆时，时人陶澍在《蜀游日记》中记载“献贼（张献忠）屠蜀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可见当时经过大规模的移民后在巴蜀两地外来移民在两地人口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在四川地区便造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 清·嘉庆《江安县志》卷1]的新人口结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对四川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就远远超过了政区划分的影响，原来以巴、蜀土著为基础而产生的巴蜀文化差异也就很难找到了。在明代巴蜀各州府的文献记述中基本上都是“民俗淳朴、好义多儒、好文尚礼”[20]等概括行语言，可见巴蜀两地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差异已无从谈起了，自此两地在文化上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特征向前发展着。今天我们或许只有从成都、重庆两地居民的性格差异上看出今日两地文化的大同小异了。成都人传承了历史上蜀人“性情柔弱、典雅含蓄、头脑机敏、多礼尚文、喜游乐、重饮食”的特征。重庆人也继承了巴人“性情刚烈、热情豪爽、果敢忠义、重然诺、轻生死”的性格特征。这些差别的产生很大程度源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底蕴。造成这样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历代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巴蜀地区的割据，人为的将同处一个地理范围的巴蜀两地进行分开治理，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应当说是影响较为持久和深入的一个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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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范文第3篇
尤其是巴蜀地区出土的大量独具特色的青铜兵器，如虎纹戈、三角援戈、柳叶剑等，
是探讨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最好资料.
本文所述青铜兵器皆出土于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
其中大部分是国墓地考古发掘，不但器物组合资料完整，而且时代准确。
还有一些虽然属于零星征集品，但有前者作参照比较，因此其年代与文化属性也基本相同。这些兵器的出土范围虽然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与关中文化圈，但却与巴蜀地区出土的兵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虎纹戈 虎纹在各种巴蜀兵器上最为常见，虎纹戈是一种地域性极强、文化特征十分显著的兵器，因此也就成了巴蜀青铜兵器的显著标志。这些虎纹多用写实手法刻划，外形简洁、清晰，昂头张口，虎尾下拖或上扬并卷曲，虎头部神态平和，身形短小，并不十分威猛。
陕西宝鸡竹园沟墓地19号墓出土的虎纹铜戈，短胡一穿，长援微弯，有阑，上下出齿，阑上有侧翼，援本饰虎头纹，裂口露齿，虎耳恰作侧翼，援身以云雷纹衬地；长方形直内，上有细阴线凹槽两周，并残留有木痕迹，通长23.8厘米（图1）。它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图2）酷似。区别在于宝鸡的这件是西周早期的，而蜀地的这件却是战国时期的。另有一件也是竹园沟墓地出土，与上略有不同，长方形直内，上有一圆穿，援本饰虎头兽面，通长25.2厘米（图3）。竹园沟墓地4号墓也出土了两件虎头纹的戈（图4），虽然与19号墓出土的稍有差异，纹饰似兽面，实则是虎纹的变形，同属浮雕式的装饰手法。这些虎纹戈在关中西部的周原也有发现，如扶风下河村就出土两件援本饰有张口虎纹的青铜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宝鸡接壤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援本饰有虎头纹的戈，与宝鸡竹园沟19号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不仅如此，长安沣西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短胡戈，援本部亦有饰虎头纹的。显然，这种虎纹戈从分布范围上看，并不局限于巴蜀地区。从资料上看，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青铜戈上就有虎纹。可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得到及时保护，落入古董商人手中，后来辗转到了美国，现藏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
虎纹戈的分布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一是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河流域，二是巴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未曾发现过带虎纹装饰的青铜戈出现。虽然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改变虎纹戈在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关中乃至中原一带发现的虎纹戈，除出自河南浚县辛村者外，都是经过正规的考古发掘而出土于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也就是说，时代问题是探讨巴蜀文化渊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宝鸡地区出土的虎形饰戈都在西周早期，春秋战国未曾出现。巴蜀出土的青铜戈上有虎形装饰的几乎全在战国时期，如成都三合场、武侯祠、罗家碾、百花潭，健为县金井中学、荥经县同心村、郫县独柏树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从时空发展上足以说明，以虎纹作装饰的青铜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周文化活动区，包括甘肃灵台和沣一带，与巴蜀文化之间应当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也可以说，巴蜀地区的虎纹戈装饰手法源于关中西部地区，到了战国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如峨眉符溪、万县新田出土的青铜戈，除援本部饰虎纹，虎身尾延展至胡部外，虎头下还有一人梳双髻，踞坐；郫县独柏树还出土一件青铜戈，两侧各饰一完整虎纹，虎侧还有人形纹；成都交通巷出土一青铜戈上饰全虎纹。汉水流域的陕西城固一处商代中晚期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透雕的虎纹铜钺，这件铜钺上的虎纹形象与蜀地出土的虎纹戈上的虎纹极相似。湖北襄阳和秭归虽各出土了一件上饰有虎纹的青铜戈，湖南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青铜戈，援后近阑处有一虎纹，但是这些戈的时代都在战国时期，与蜀地的虎纹戈同时代，明显晚于关中地区。因此，这种以虎纹作装饰的戈应该源于关中西部的周文化区域。
三角援戈 三角援戈是青铜兵器中形制较特殊的一类兵器。与虎纹戈相比，其延续时间更长，分布范围更广。戈援部近似等边三角形，援后部中间多有一圆孔，绝大多数无上下阑，但在援本上下端各有一长方形穿用以固定，长方形直内上多设一穿。与长条援青铜戈相比，三角援铜戈器身短而宽，前锋钝圆。三角援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兵器。
从时间上看，四川新都新繁水观音出土的三角援戈时代可以到商周，而新都马家墓地出土的时代已到了战国中期。这虽然是研究巴蜀文化早晚关系的重要资料，但是与陕西关中西部，乃至城固、洋县一带出土数量可观的三角援戈相比较，其范围还是有点狭小。宝鸡竹园沟出土的三角援戈（图5），无胡，援部宽短，援锋圆润，几乎作正三角形，有中脊，本部有一个圆穿和两个长穿，长方形直内，内上有长条形穿，通长21.5厘米。再如图6，援身厚重，未见使用痕迹，当为明器戈，无胡，直援，锋急收呈锐三角形，本部有一圆穿，直阑较高，阑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通长8.1厘米。还有图7、图8，虽然是零星征集入馆藏，具体出土地不甚明确，但其大多出在宝鸡地区则是无疑的。这些三角援戈的时代特征与竹园沟墓地出土的无异，说明其文化范围不仅达到了巴山以北，并且已延伸至秦岭北麓的关中西部，这种文化现象很可能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从关中西部宝鸡到汉中，再进入蜀地，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巴蜀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通道。
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三角援戈，其时代可以早到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因此长江流域的黄陂一带的传播路线也不可忽视。
此外，还有几类兵器也与巴蜀文化有关，虽在两地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但可综合探讨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的西周直内戈比较特殊，时代较早。戈援肥宽微弯曲，锋尖利，无中脊，无胡，无穿，两面有三角形凸起，直阑较高，上下出齿，长方形直内较细，内上有一圆穿，通长24.5厘米（图9）。这种戈在新近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中也有发现。竹园沟墓地出土的西周铜戈，最大的特点是镶嵌有绿松石，通长23.7厘米（图10）。另外还有西周目纹戈，援本部饰兽目，援身饰剑齿纹，通长24.5厘米（图11）。西周无胡戈，援宽厚，无中脊，阑侧有两蛇首形翼，用以固，内上无穿，通长22.9厘米（图12）。西周銎内钺，像一长柄斧头，常作为持有者权力的象征。这件钺出土于竹园沟墓地，身呈长方形，刃部较宽、有磨损痕。与巴蜀文化联系较紧密的是钺本部饰虎头纹装饰，虎圆睛、裂口、利齿，前爪外露，作扑食状。銎口椭圆，上下两端各有弦纹两道，上有钉孔固，銎径内有木痕。长方形直内，内上角圆杀，下角有缺口，通长14.5厘米（图13）。再就是西周燕尾内钩戟，是一件戈矛连体的戟，戈部长胡三穿，援部有三条脊棱，本部一圆穿，长方形直内，内后端呈燕尾状，矛锋尖利，有倒刺，通长22.5厘米（图14）。西周直内戟，刺戈合体，戟体较薄，勾戈部分援部呈三角形，上胡延作刺部，下部较长，微残，戈锋尖利，有中脊，本部有一圆穿，有三长条形穿，长方形直内，戟部横长19.8厘米（图15）。这两件戟都是竹园沟墓地出土，相似的戟在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南浚县辛村墓地也有出土，与上述虎纹戈的出土地相同，因而是从器物组合上研究巴蜀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带有图案装饰的戈。一是援部饰云雷纹衬地的长条兽形纹戈（图16），二是援部与内部饰羽毛纹图案的戈（图17）。这两件戈的时代都比较早，图案装饰手法都具有巴蜀文化区域比较常用的典型风格，在国墓地的兵器中也能看到。问题是它们都是从宝鸡地区征集入藏的，虽不如考古发掘有着严密的组合关系，但是所反映出的地域和时代特色与巴蜀兵器上的紧密联系，成为探讨古代关中与蜀地文化之联系的重要资料。
柳叶形短剑 剑是古代中国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这种短剑虽然也是巴蜀地方特色比较强的一种兵器，从组合关系上看，它与上述虎纹戈不但共出，而且时代和出土地基本都是重合的。如周原腹地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安沣西张家坡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都有这种柳叶形短剑的出土。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这种柳叶短剑与蜀地的有着同样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但其与蜀地柳叶青铜短剑的渊源关系就没有虎纹戈那样单纯和清楚了。
关于这种柳叶形短剑的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并不在巴蜀地区，因为迄今还没有发现它的起源发生序列。再者柳叶形剑在巴蜀地区一经出现，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这就表明这种剑型是外来的，应当源于外来文明。这种剑型传入巴蜀地区的可能路线，是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对于这种学术争鸣，在此没有必要展开讨论。
宝鸡竹园沟墓葬出土的柳叶形短剑的时代多数在西周早期成、康之际。这些青铜短剑形制相似，仅有大小、长短之分。剑身和茎连铸，无格，剑身接茎处收敛明显，剑刃平直，有中脊隆起。有的剑茎较短，茎上一圆穿，并留有木痕迹，长27.8厘米（图18）。有的茎上二穿，长27.3厘米（图19）。有的剑身后端饰蛇纹，长27.8厘米（图20）。茹家庄墓地的柳叶形剑出土时，茎上木板夹合痕迹十分清楚，木柄上缠绕丝绳，茎后端有剑把头，剑把头未和剑茎连铸。中空，上有花纹，剑茎末端插入其内（图21）。竹园沟出土的柳叶形剑都出自棺内墓主右腹侧，当是墓主生前防身的短刃兵器。这些青铜短剑大都有剑鞘，剑鞘内侧有皮革或木质衬里，外面包裹有薄铜片，剑鞘上还饰有透雕的动物纹饰（图22）。这些柳叶形青铜短剑都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在组合关系、时代、地点上都十分明确，因此在探讨它们的渊源关系上有重要价值。
巴蜀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巴蜀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及路径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这多元一体宏伟模式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借助巴蜀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极大地帮助一高校教育体系长葆活力、与时俱进。
一、巴蜀文化的概述
（一）巴蜀文化的范围界定巴蜀文化作为有五千年以上历史丰厚文化底蕴的区域文化，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称。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和东亚大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对于巴蜀文化的界定，首先是空间范围。“巴”的范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蜀”的范围：“其东接于巴，其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1］。”由此可以发现巴和蜀的范围极其辽阔。《禹贡》中“华阳黑水为梁州［1］”，意即秦岭以南的大西南地区，包括现今大西南的主体地区。其次是从时间范围：从远古至今在巴蜀大地上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化。
（二）巴蜀文化概念的由来巴蜀文化概念的由来其一是因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子的玉器、石器被发现。1934年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钧收到郭沫若的回信中提出：“西蜀文化长期以来一直与华北和中原文化接触，在殷王朝，甲骨文上就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作周王作战［2］。”谭继和提出郭沫若是第一个研究“巴蜀文化”概念和主题的人［3］。其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著名考古学家魏聚贤为代表的文人考释了在四川的一批纹样和形式都比较独特、和中原地区有明显区别的青铜器，论证了巴蜀地区特殊性的存在，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
二、巴蜀文化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概况
要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恒的魅力和时代风韵，就必须深层次挖掘出中华优秀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巴蜀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将其丰富的教育资源适当运用到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另觅一片新天地。
（一）地域角度巴蜀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成都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据实地调查研究整理发现，该地有五处被评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而东方雾都——重庆则有三处世界遗产。因此，巴蜀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见表1）
（二）人与文化传承的角度巴蜀地区的教育资源可以直接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成为“活教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解决大学生思想上的突出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学习和了解巴蜀文化与艺术，可以提高大学生文化保护自觉性。（见表2）
三、巴蜀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培养高校大学生重艺非重气的精神巴蜀地区具有善于注重技术学习的优良传统，推崇将技艺运用到实际。川人注重技艺是其谋生的手段，同时也是平衡心理和个人修养的重要因素。而巴蜀地区传统技艺的学习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而“知行合一”正是传统技艺认识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技艺发展的重要机制。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源流，而传统技艺学习的同时也是践行真理的过程，传统技艺的实践加强了大学生对巴蜀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大学生在深入理解巴蜀文化的基础上践行真理。而将川人重艺的精神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强化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需要学习更多的谋生技能，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品质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缺少先锋者，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是新时代的先锋者，更需要传承古蜀人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由于现今社会建设者传承了古蜀人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国家在“逆境”中才不断地发展。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重要支柱，身兼重任，因此更需要这样高尚的精神作为动力和方向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巴蜀文化不仅能够引导大学生传承古蜀先民开拓进取的优良品质，而且还会成为帮助大学生正确面对人生逆境和挫折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人们几千年来固定下来的最深切的感情，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以杜甫、薛涛等为代表的巴蜀诗人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寄于诗中，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2019年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深刻阐述了爱国主义精神对青年大学生的时代价值。正因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所在，因此四川便有“川人从不负国”的豪情。在2019年3月凉山特大火灾，三十多名牺牲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一部增强巴蜀高校大学生乃至全国大学生爱国主义的优秀“活教材”。
四、巴蜀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有效路径
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中华优秀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需要的一次重大转变性实践。因此，巴蜀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具体途径和实际方法的探索,其意义和价值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非常重要。
（一）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巴蜀文化教育的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文化的强大精神支撑力。因此，教育部门应顺应国家发展潮流，响应国家号召，重视巴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教育主管部门作为领导者和宣传者，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正确认识巴蜀文化的价值。只有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才能真正让巴蜀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得到散发，从而进一步把巴蜀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传递给学生。
（二）在高校建设一支优秀巴蜀文化教师队伍教师不仅是大学生思想上的领路者，更是生活和学习上的良师益友。应成立巴蜀文化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的优秀教师培训体系，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源头活水”。在进行相关测评后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教师进行表彰，切实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其次对高校辅导员展开巴蜀文化的宣传教育，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中属于骨干力量［4］。这样不仅可以传承和发扬巴蜀文化优秀品质，还能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三）营造巴蜀文化融入校园的良好氛围学校是培养社会人才的场所，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对大学生进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积极的校园环境可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1.改变教育教学模式第一，教师在课堂讲授巴蜀文化内涵，学生自主学习，再邀请相关的专家、教授来校进行宣传讲座，让学生学习了解与巴蜀文化相关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资源。第二，组建研究巴蜀文化中心社团，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巴蜀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巴蜀文化的兴趣，营造巴蜀文化融入校园的良好氛围。2.加强巴蜀文化校园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政治文化融合的教育，将巴蜀文化资源在学校图书馆、宣传栏、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传融入，让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巴蜀文化的了解，激发大学生学习古人开拓进取的精神。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校报上刊登巴蜀文化资源相关的图片和文字，在校园内征集学生拍摄的巴蜀文化资源照片和视频。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以让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中提升学习兴趣。3.充分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途径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处指出要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模式，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当下比较受欢迎的微博、QQ、微信、易班等网络交流平台，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互联网串联起来，改变以往的书本课堂教育模式，用网络支撑文化，在大学生教育当中通过网络形式融入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范文第5篇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谈到“辣”，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川菜，尽管湖南、贵州等地也好食辣，但四川菜的辣是最丰盛的：麻辣、香辣、酸辣、胡辣……光是辣的口味就有十几种之多。“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就是贯穿了千年的川菜文化的灵魂，而作为老字号川菜馆的小草房，便一直在向人们传承着这经典的川菜文化。
自古巴蜀之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群山环抱、江河纵横，盛产鲜蔬野味、山珍河鲜，被誉为“天府之国”。而小草房，在给食客们提供正宗川菜美味的同时，更营造了一种“天府之地”的川味气息。以往，川菜馆给人的印象总是以红火、热辣的气息为主，夺目艳丽。而走进小草房，满目盎然生机的绿意葱葱、一排排古香古色的瓦当木房，以及房檐下一只只火彤彤的红灯笼，感觉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过去。在如此幽静闲适、古朴清新的环境下，却要大嗜鲜香火辣的川菜，一种强烈的感官对比瞬间被激发出来。许多美食家都曾说过：“饮食不仅仅只有嗅觉和味觉，视觉、听觉以及感觉同样重要。”小草房布局的饮食环境及吃川菜的氛围营造可谓将大胆与创新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一道菜从色、形、香、味来品评优劣的话，川菜在“味”上绝对是佼佼者。无中生有、有化为无便是最高境界。比如川菜的常见口味――鱼香，材料中明明没有鱼，却能吃出鱼香味，这便是“川味”的底蕴所在。坐进小草房一间犹如茶室般的隔间内，翻开精美的菜单，细细地寻找能给味蕾带来惊喜的菜肴。
各式经典的川菜看着就过瘾，而小草房独家创意川菜更让人耳目一新，正在为诸多美味踌躇间，厨师长刘兴旺师傅过来了，在给我们介绍了几道小草房招牌菜后，决定带我们去后厨，并亲自掌勺做一道让人百尝不厌的自创川菜――椒香荞面肚丝。
小草房厨师长：刘兴旺
四川重庆人，从事川菜烹饪16年，在重庆、滕州、东营、济南等地星级酒店担任主厨一职，厨艺精湛，并自创川菜数道，颇受顾客推崇。
主厨自创川菜；椒香荞面肚丝
这道小草房的热门菜，主料有猪肚、荞麦面、金针菇三样。刘师傅的烹调方法如下：
①将猪肚、金针菇洗净，猪肚切成丝，荞麦面煮熟。
②锅内烧开水，将猪肚、金针菇烫熟，把上述三样原料整齐地码在大碗中。
③秘制酸汤汁制作：由鸡油、白醋、黄椒酱及盐、味精和胡椒粉调制而成，并烧开。
④将秘制酸汤汁浇在放好原料的碗中，烧一点热油，淋在肚丝上面。
⑤将青红小米椒切碎，均匀地撒到碗中，再加两串鲜花椒点缀即可。
厨师长推荐理由
肚丝脆嫩、荞面滑爽，口感对比强烈、层次丰富，味道酸辣可口，油而不腻，是极佳的开胃菜及下酒菜，同时，营养搭配也丰富合理，辣度适中，适合各类人群食用的一道创意川菜。
烹调要诀
烫肚丝的时间不要太长，保持肚丝的脆嫩；浇油量要少，且要用热油。
如果有喜好辣味、爱川菜的朋友或家人，还不快将这道椒香荞面肚丝学会并一展身手？或者干脆来小草房一品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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