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格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湘方言：“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类型：来源

中图分类号：H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3－2111(2009)03－030－02

在普通话中，“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只能采用“V不CO”格式，如：我打不过他。而在湘方言的一些方言点中，还可以用“VO不C”和“V不OC”格式，如长沙：我打他不赢l我打不他赢。

一、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类型

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有三种格式，但这三种格式并不是每个方言点都用或常用的，而是表现为五种类型：一是ABC型，即有“VO不C”、“V不OC”和“V不CO”三种格式；二是AB型，即有"VO不C”和“V不OC”两种格式；三是AC型，即有“VO不C”和“V不CO”两种格式；四是A型，即只有“V0不C”格式：五是B型，即只有“V不OC”格式。

湘方言中没有Bc型和C型，其中BC型有“V不OC”和“V不CO”两种格式，C型只有“V不CO”格式。

(一)ABC型

ABC型具有“VO不C”、“V不OC”和“V不CO”三种格式，属于这种类型的湘方言点有：长沙、湘潭、益阳、娄底、衡山等。例如：

二、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

(一)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句法分析

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有三种格式，表示“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有三种不同的语序。“VO不C”格式语序为“动词＋宾语＋不＋补语”，宾语位于“不”字前。“V不OC”格式语序为“动词＋不＋宾语＋补语”，宾语位于“不”字后、补语前。“V不CO”格式语序为“动词＋不＋补语＋宾语”，宾语位于整个结构最后。这三种格式在湘方言中具体表现为五种类型，其中ABC型的宾语位置比较灵活，AB型和AC型宾语位置受到一定限制，A型和B型宾语位置最为局限。所有类型宾语都位于动词之后。

(二)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语义分析

“V不C”结构的意义是“愿而不能”，表示“条件是否容许实现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的某种结果或者趋向。”能够进入“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动词大多是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受到很大限制，如：打、听、讲等。补语一般是趋向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某种趋向或结果，如：赢、进、出等。宾语一般是名词或代词，如：饭、钱、他等。

三、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来源

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是“V得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形式，三种格式所表达的意义相同，但有着不同的来源。

吴福祥(2003)研究认为，“VO不C”格式是方言从历史汉语中继承下来的固有层次。这类格式见于历史文献的时间最早，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五代。从唐宋至元明时期，这类格式最常见。清代文献里，“V0不C”格式变得少见，以至在北方方言里最终消失。而这一格式普遍保留在南方方言里。可见，湘方言中的“VO不C”格式保留了唐宋时期的语法层次。“V不CO”格式大约萌芽于宋代，元明时期逐渐使用开来。这种格式是源于北方官话的外来层次。“V不OC”格式在历史文献中罕见，是由“VO不C”格式类推出来的。

根据其结论，可以解释 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的类型。ABC型方言由三种格式构成。这种类型方言以“VO不C”格式的早期形式为底层，然后由它类推出“V不OC”格式，又接受了来自北方官话的外来层次“V不CO”格式。长沙等地方言“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就是这种情况。以长沙为代表的湘方言长益片紧邻官话区，受官话影响接受了“v不cO”格式，又由“VO不C”格式类推出“V不OC”格式。AB型方言由两种格式构成，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VO不C”格式，另一方面又由它类推出“V不OC”格式，但没有接受“V不C0”格式这种外来层次。地处湘中腹地的涟源受官话影响小，没能接受“V不CO”格式。AC型方言由两种格式构成，它继承了早期的“VO不C”格式，没有由它类推出“v不OC”格式，但接受了“V不CO”格式这种外来层次。祁阳方言“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就是这种情况。A型方言仅有“VO不C”格式，只是单纯地继承了早期的这种格式，既无类推层次，也无外来层次。新化等地方言“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就是这种情况。B型方言仅有“V不OC”格式，它由早期的“VO不C”格式类推出“V不OC”格式，类推出“V不OC”格式后又淘汰了原有的“VO不C”格式。湘乡方言“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就是这种情况。

四、结语

湘方言中的“V不C”带宾语能性述补结构有“VO不C”、“V不OC”和“V不CO”三种格式，这三种格式在湘方言中具体表现为ABC型、AB型、AC型、A型、B型五种类型。

前言格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结构分析，格式转换，机器翻译

中图分类号：H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5-0265-02

引言

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而机器翻译作为自然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同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课题，同样为大家所关注。在机器翻译理论中格式转换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机器翻译理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机器翻译中格式转换处理包括六个环节，即句类转换、句式转换、主辅语块变换、语块构成变换、辅块排序调整和小句排序调整。其中句式转换包括格式转换和样式转换。据统计，汉英机器翻译中，需要进行格式转换的句子占。可见，格式转换是机器翻译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藏汉机器翻译中格式转换方面统计的资料欠缺，但从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来说格式转换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1相关研究

格式，又叫语句格式，是指句子中语块的排列顺序，而这些主语块在不同的句子中可能顺序不同，这就是语句格式不同。

在世界上的语言中，按句子语序可分为三种类型：主动宾[SVO]、动主宾[VSO]、主宾动[SOV]。现代汉语在语序类型上属于SVO 型语言，而藏文自己特有的传统文法，藏语的句子有若干格关系构成，格关系是动词和其周围对象发生事件的约束关系。传统藏文文法无法满足在计算机中处理自然语言的结构分析。近年来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有藏族学者从现代语言学理论藏文句法进行阐述，填补了句法学领域的空白，位归纳藏语句子的结构类型，为面向计算机处理的藏语句法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但这还在启蒙阶段，没有形成符合藏文通用和成熟的现代文法理论。不同的语法理论的背景下对两种语言格式转换带来一定的困难。语句格式和句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句类通过语法理论来描述语句的深层语义结构，格式描述语句的表层句法结构。

藏文在语序类型上一般属于[SOV]。语法上的一般规则是：句子成分一般按照“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排列。

2 藏语位格助词的添接法

位格助词共有“”七个形式，其中““两个形式属自由格助词，不受前一音节后加字的限制，可自由运用。在古藏文里[]一般表“向格”，[]一般表“于格”其他[]五个形式不自由格助词，受前一音节后加字的限制。

传统藏文位格助词的添接法的形式化描述：

设表示位格助词添接所需的后加字和在后加字的集合，Q表示不自由位格助词集合，R表示自由格助词集合，W表示自由格助词构建的句子，S表示通用的句子。

[]两个形式属于自由助词，不受前一音节后加字的限制，可自由运用，但有时自由运用形成不通用的句子，譬如：两个句子符合藏文的语法，但前者是通用的句子而后者一般不通用，所以自由虚词[]适时而用。S是通用的句子，那么FR产生的句子W是属于S，则W是通用的句子。[]说明现已不用的再后加字，[凵]说明无后加字。

3 位格助词LA句式的结构分析

藏语位格助词里面包括业格、为格、于格和可做时间状语。通常藏语中句式在语序上也可分为“主+宾+谓。而位格助词有多种用法，它们用在静态名词、代词和名词性短语的后面组成位格助词结构，根据与其后不同性能的谓语动词之间结合关系，分别在句中做宾语、状语、补语甚至主语。用在动词后面还起关联分句的连词作用。

2.1 位格助词在句子里面充当对象宾语。

藏语的宾语分两种，一种宾语表示动作所涉及的事物[]，我们称之为“涉事宾语”[]。其后不加任何格助词。另一种宾语表示施事的动作及于所指向的某一对象[往往指人或动物]，我们称之为“对象宾语”[]。

例如：我们要学习计算机。[涉事宾语]

老师给学生们讲革命故事。[对象宾语]

2.2 少数表心里状态和感彩的不自主及物动词做谓语是也只能带附加[]的对象，但这些动词同时又是没有所能关系的。因此主语上不能加作格助词。

例如：对敌人要恨，对亲者要和。

2.3 []可以做前后意义相顺，结构并列的两个形容词词根关联词，相当于汉语的“又………又………”、“既……….

且”的格式。又圆又亮的月亮。

这种用[]关联的修辞作用很强的短语在句中只能做修饰名词的定语，因为它具有名词与形容词双重性质，位置可前可后。

例如： [又圆又亮的月亮]

2.4 []做并列复句的关联词[]。

用[]关联的各分句分别说明一件事，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句式分为两种，一是仅在前一分句末加[]接引后一分句，表示一般的并列关系。二是前一分句末加[]，后一分句还加起副词作用的[]与之呼应，共同表示并列关系而外，还多少带一点进一层的意味。例如：

江河虽平静但源远流长，浪涛虽澎湃却不会流长。

2.5 []还可用在命令式动词后。

例如：

2.6 []做连贯复句的关联词[]――几个分句按照时间顺序分别说出连续发生的动作和相关情况，一般叫做连贯复句。

例如：洗了手就吃饭。

2.7 []还可做感叹句的标志和动词或形容词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中嵌”关联词构成特定格式的成语性短语。

例如：

4 藏文位格助词LA句子转换汉语的规则

根据对于句子基本语义信息的重要程度不同，语义块分为主辅两大类。句子的语义结构表示式基本上只需主语义块。主语义块分为对象（B）、作用者（A）、内容（C）、特

征（E）4 种基元类型，其中 B、A、C 称为广义对象语义块（GBK），E 称为特征语义块（EK）。句类表示式按其主语义块的数量可划分为两块句、三块句、四块句，按照主语义块的排列顺序可分为基本格式和非基本格式。句类表示式的主语义块排列顺序都是选用基本格式，基本格式本身就带有主语义块类别的信息。藏语拉格句子基本格式规定广义对象语义块 GBK1 在第一位，EK 在末位，其余的按 m（m>1）取值的顺序从小到大排列，即两块句、三块句、四块句的格式。

符号“||”是全局主块分隔符，语句格式代码一“！”打头，后面加若干为数字，第一位数字表示格式类型。！0表示基本格式，！1表示规范格式，T表示藏文句子，C表示汉文句子，后面的各位数字用于对语义块的排序进行编码。

基本格式代码转换

规则0：！0T=+EK！0C=EK+；

比如：

[二主块句] 参加会议。 （！0C）

规范格式代码转换

规则1：！1T=！0C=；

（！1C）

[三主块句] 桑杰去 汉地。（！1C）

5 结束语

本文分析和研究了藏文位格助词LA的句式结构，处理简单的位格助词LA的句式结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藏文位格助词LA句式转换的一般性的规律，通过对格式的研究，既可以展现同一句类的不同句法表现形式，也可以揭示不同句法表现形式在语义深层的关联性。因此，格式之于句类、格式转换研究之于句类转换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藏汉格式转换是机器翻译中一项重要的环节，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值得我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吉太加.藏语语法研究[M].青海民族出版社.中国，2008：339-366.

[2]晋耀红.HNC[概念层次网络]语言理解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张颜红.英汉互译中格式转换[C] //张全，萧国政.HNC与语言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302-307.

[4]孙雄勇.汉英翻译中一般转移句格式转换[C]//苗传江，杜燕玲.第二届HNC与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362-367.

[5]连巍巍，张克亮.面向汉英机器翻译的格式自转换研究[C]//朱小健，张全，陈小盟.HNC与语言学研究：第 4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7-303.

前言格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而上学；海德格尔；“logos”； 语言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95－005

传统的形而上学把语言看作是工具和对象，是人类表情达意的手段，是人们驾驭自然的有效方式。可是，在海德格尔的眼中，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接触到语言的本质，顶多只能看到语言的表面现象。对于海氏来讲，追寻语言的本质意味着找到“逻辑”的语言——原初的语言，而形而上学的语言逻辑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走在了通向语言的途中：在逻各斯的原始含义当中寻觅语言的真义。

一、语言的逻辑：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

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研究方式非常盛行，存在成为了一种客体，被给予了对象化的考量。那么，主体如何才能克服自身而达到客体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似乎都难以服众。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回答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都错误地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因此，海氏大声疾呼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存在的问题上来。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西方哲学也错误地把语言当成了一个存在者，当成了一个对象，而这恰恰是对原初语言的莫大误解。按照海氏的理解，关于语言的工具性考察始于古希腊，是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语言思想，不过，语言的形而上学巅峰时刻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文字是声音的代号，文字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功莫大焉。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这种关于语言的见解误导了我们，使得语言的本质受到了遮蔽。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理解使得语言的逻各斯含义受到扭曲，他因此而成为了后世真理符合论的始作俑者。在古希腊，逻各斯的含义异常丰富，而不仅仅是亚氏所理解的“逻辑”。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误导，逻各斯的丰富内涵逐渐缩小，变为干瘪的“理性”与“逻辑”，这就与逻各斯的原初意义相去甚远了。在这种影响之下，语言也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原初的澄明之境变为人类表达的手段、工具。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海德格尔还是部分地肯定了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功用，认为他们的语言见解中也有合理的地方。他认为语言符号论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语言的本质，这样的方式无异于南辕北辙。

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近代语言学家洪堡认为语言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与人的精神活动息息相关。海德格尔在欣赏洪堡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洪氏的语言见解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窠臼，因为洪堡对语言本质的追问仍然局限于“什么是语言”，这种提问显然难以超越本质主义的语言思想，从而难以企及语言的本质，根本的原因在于洪堡依旧把语言视为一个存在者、一个客观的对象。海氏对洪堡的另外一个诘难在于，后者的语言思想是以人为依归的，仍旧是一种变相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知道，关于语言，海氏的惊人之语就是：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让人说”。洪氏坚持认为语言应该以人为导向，是人说语言而非语言让人言说。海德格尔坚持认定，无论是把语言看作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还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都不足以探寻到语言的本质，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另辟蹊径，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思想方能让我们从容地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正是基于对主客二分的批判，海德格尔大力剖析了语言现象当中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并进行了极力的抨击。在他看来，二元对立才是产生语言对象化研究的罪魁祸首。如何才能抵达语言的本质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运用另外一种更为本源的运思方式。这样的思考使得他的哲学方向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海德格尔后期所谓的转向并不是与前期截然不同的哲学断裂，而是哲学思考着重点的不同、运思方向的差别而已。前期的海德格尔立足于生存论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以此在的生存论为基点，建立了基础本体论，提出了存在的二重性理论，认为我们应

正确地区分存在和存在者。鉴于传统哲学忽视了存在之存在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区别，海氏提醒我们不要遗忘了“存在”。前期的海德格尔希望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通达存在的近邻，因此，他对此在作了非形而上学的规定，以此来突破各种主体的形而上学束缚，用此在的在世学说来建立一种有根的生存论本体论。

传统哲学把此在看作一个主体、一个对象性的存在者，认为理性或者意志就是人的本质。这样的见解丧失了人的根本所在，丢失了人的生存论根基。前期海德格尔的解决方案是从此在出发，打破主客二分的藩篱。不过，这样的解决措施也有问题，很容易走向唯我论的泥潭。海德格尔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决定转换运思的角度，着眼于存在本身来“思存在”。由于存在这个词语已经被滥用，提起这个词语，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立即扑面而来，这就使得海德格尔必须对之进行扬弃，找到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存在一词的所指。

二、“逻辑”（logos）的语言：诗意的道说

在海德格尔看来，足以表达存在真义、语言原始含义的词语必须在古希腊的词语当中寻找，他坚持认为只有古希腊的词语才有原始的命名力量。这个词语就是古希腊意义上的“logos”，正是借助这个词语，海德格尔指出了逻辑主义、工具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之处，从而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这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解和逻各斯的原初含义息息相关。自始至终，他都把语言、存在和逻各斯三者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氏认为逻各斯的基本含义就是“言谈”，把言谈看作是生存论存在论方面的语言，只不过当时的海德格尔并没有把语言这个主题凸显出来而已。

海德格尔很早就开始思考语言的问题了。早在1934年的《逻辑学》讲座当中，海氏就对逻各斯与语言的相互关系加以深入的探究以期可以寻找到语言的本质所在。在稍后的《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对逻各斯的理解有别于之前的《逻辑学》，认为逻各斯的基本含义不是“言谈”而是“聚集”：“聚集决不是单纯的凑集和堆积。聚集把份然杂陈和相互排斥的东西纳入一种共属一体状态。聚集不是把这种东西崩裂在纯然涣散的和一味东倒西歪的状态中。作为一体共属的纳入，logos具有无所不在的运作之特性，即physis之特性。聚集不是把无所不在的运作而成的东西消解到某种空洞的无对立状态中，而是从互相排斥的因素的统一过程而来把这种东西保持在其最鲜明的紧张状态中。”［1］102 即是存在无处不有的运作，而logos意义上的言谈也是一种聚集——聚集意义上的逻各斯就是语言。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关于逻各斯的诠释在不同的文本中虽然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不严谨。恰恰相反，这些现象表明了海氏语言之思的不断深入。在后期的海德格尔眼中，语言再也不是生存论上的此在之环节，而是一种原初的力量，这种发生的力量无所不包，涵括天地，自然也包括终有一死的人。在此时的海氏看来，语言和此在简直就是一回事，不分彼此。聚集意义上的逻各斯，一方面是存在无所不在的运作，另一方面也是语言无所不在的显现。

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语言思想，使得海德格尔在众多的语言哲学家中特立独行，让我们感到他的语言之思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其他的语言哲学家差不多都着眼于语言的表象来思考语言的本质，研究语言的表面形式。海德格尔则曲径通幽，从语言的隐秘处来运思它的要义所在。在他看来，人之言所以可能的原因在于，它植根于一种隐蔽的发生性力量，即“寂静之音”。逻各斯的聚集作用则展现了语言运作的隐合功能——语言的亲密的区分。从这里出发，海德格尔详细地探讨了物与词及其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物之物化和词语的表达就是逻各斯的聚集方式，也就是语言的聚集方式：“表示如此这般被思的词语之运作，表示有所道说的最古老的词，叫做logos：即有所显示地让存在者在其所是中显现出来的道说（sage），但表示‘道说’的同一个词语logos同时也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掩蔽的、几乎没有被思及的、并且不可思议的方式互相归属。”［2］231

通过对海德格尔以上观点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期语言之思的基本线索：反对逻辑主义的语言观，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见解。他的这种见解是通过对逻各斯的原始意义的诠释展开的。海氏在逻各斯的意

义上对词和物的相互

关系进行了仔细的探究，深挖语言表面现象后面的根基持存性，力图揭示语言的“大地性”，将语言深层的本质因素发掘出来。总之，就是把语言的隐而不显的要素揭示出来。长期以来，语言都被看成人类表达的工具，是人的说话活动，是语言器官的一系列动作。传统的语言哲学又把人们所说出的东西当作一种符号的系统，认为这种符号系统就是语言的本质要素。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接触到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更加深入的要素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因为语言的根是形而上学的语言研究所不能触及的。

讲到语言的非形而上学理解，海德格尔又举出了方言的例子。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方言的本质所在。海德格尔说：“方言的差异并不单单而且并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总是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即大地。而口不只是有机体的肉体身上的一种器官，倒是肉体和口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一种根基持存性状态的隐靠性。”［2］205

这似乎可以很好地证明语言和大地的原初关联，而这种原始的关系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所能够解释的，远远超出了工具主义语言观的解释范围。在海氏看来，只有像荷尔德林那样的真正的诗人才能发现语言的非形而上学性，才能对语言的这个维度有所洞悉。

对于逻辑主义传统的批判是语言现象返璞归真的前提所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本真的语言，获得关于语言现象的正确理解。海德格尔说：“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的理解之害，这归根到底就是哲学的事业。”［3］34传统形而上学对于逻各斯的理解遮蔽了它的原初含义，逻各斯被人们平面化地解释为理性、概念、定义和根据等等内容。这些好像正确的翻译恰恰掩盖了逻各斯的深刻内涵，并没有发现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所以，前期的海德格尔坚持认为，逻各斯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言谈”。（他的这种观点在后期有所改变。）作为言谈，逻各斯把人们言谈的东西公之于众，使得人们可以看到“言谈所及的事物”。言谈具有言谈所及的对象，这是言谈的构成环节之一。传统哲学就是固执于“言谈所及的东西”，才把逻各斯解释成为理性、判断和规则等。这样一来，逻各斯就被看作是一个现成的、对象化的“东西”，一种在场式的“存在者”，被人们进行静态的、对象化的和结构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逻辑结果使得语言丧失了生存论上的根基，因为逻各斯以一定的语序被排列成为语言，这些语言自然就是逻辑的产物，符合形式逻辑的语法规则，变成像物一样的东西摆在人们的眼前，供我们研究、使用，这也就是语法学的由来。

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对象化的产物无疑是难以找到语言本质的。海氏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的形而上学丧失了存在论的基础。这也是西方逻辑主义传统的渊源所在：“逻各斯的逻辑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我们认识到逻各斯的存在论阐释是不充分的，这同时使我们更尖锐地洞见到：古代存在论生长于其上的方法基础不够源始。逻各斯被经验为现成的东西，被阐释为形成的东西：逻各斯所展示的存在者也具有现成性的意义。”［3］165

逻各斯的命运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命运是如影随形的，传统的存在论迷失于何处逻各斯就不幸于何处：逻各斯被阐释为现成事物的逻辑。海德格尔极力批判语言科学和传统语言观的失足之处，果断地提出了“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并且把这一任务看作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的目标。这些现象表明海德格尔希望超越语言的逻辑层面，在更加深层的维度追寻语言的根基持存性，找到语言现象的源始基础，在逻辑范围之外去探讨语言的本质所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语言的无根，使得语言现象成为了无本之木，加剧了人言对于道说的背离和语言的荒疏。海德格尔则从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之上去考量语言的源始秘密，认为语言在生存论上有着很深的渊源，从而有力地回应了无根的形而上学语言观。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这种传统语言观的绝佳反击就是为语言现象找到它的生存论基础，把人看作是“言谈”（逻各斯）的动物而非“理性”的动物，而言谈的含义应该是逻各斯的原初表达：聚集。只有这样，我们在言谈当中才能够把世界开启出来，我们的生存方能展开。 以看到海氏对

语言的非形而上学思考由来已久。虽然在他的前期语言思考当中，主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后期语言沉思的端倪。海氏一再声称我们要去找寻语言现象的生存论根基，找到语言的存在论基础，这种思路显然和传统的语言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始终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存在者，而海德格尔却自始至终把语言视为“一个生存论上的环节”。在后期，海德格尔把逻各斯解释为“聚集”，这种解释好像和前期的“言谈”有点差别，其实它们是殊途同归的：言谈的聚集作用即是存在的运作。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理解，前期的海德格尔把语言解释为“言谈”，而后期的他则把语言理解为“聚集”，这种聚集的作用也体现为他把大道之道说视为存在的一体运作、诗思合一。

三、超越形而上学语言观：“ereignis”

在海德格尔看来，那个可以表达诗意道说的非形而上学词汇就是“大道”（ereignis）。ereignis是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之思的主导词，对这个词的了解非常重要，它决定着对于后期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理解。可是，问题在于这个ereignis却让人很难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不得不承认这个单词确实难以翻译。有人将它译为“事件” 、“发生”，有的学者翻译成“转让”和“居有”，或者译为“居有之事件”、“性起”、“大道“、“本有”和“本是”等等词语。有的人干脆照直搬德文，不做翻译。

上述翻译确实都有自己的道理和依据，把ereignis的某一方面表达出来了。不过，在我们寻找到ereignis的确切翻译之前，要对它丰富的内涵做一番考证。首先，ereignis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事情、事件和事体。它被用作单数，命名的东西仅仅在单数中发生，是独一无二的，它超出了日常的含义。因此，“发生”应该是ereignis最基本的内涵之一。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要让我们纯朴地经验人和存在得以相互拥有的那种居有，借以逗留到我们所谓的ereignis中去。于是，ereignis就有了“使居有自身、使显现、成为自身”的含义。当然，海德格尔把它与“置于眼前”、“澄明”等等意思也联系在了一起，并因而与真理问题挂起钩来。确实，这层意思已经包含在“居有使显现而成为自身”当中了。显现并成为自身也就是“澄明”的意思，也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真理”的解蔽。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ereignis是一切法则中最质朴、最温柔和最随顺的法则，而作为居有的昭示就是使言说走向语言之途的开辟道路的活动。由此可见，ereignis应该还具有“道理”、“法则”、“理则”、“开辟”、“道路”、“开路”等等意思。在海德格尔看来，ereignis还有“掩蔽”的意思，因为ereignis总是在“esgibt”（给出）的时候“功成身退”、从容地归隐于ereignis本身的大化流行之中。按照张祥龙教授的理解，ereignis应该还有“缘构”和“相互对看”的韵味。他认为海德格尔对ereignis的解说是使一切发生成为可能，同时又让存在包含于一切发生之中，是一种动态的运作和缘构的引发。于是，他把ereignis翻译成“自身的缘构发生”。刘敬鲁先生则把“ereignis”译为“大行”，似乎是在强调这个单词所包含的“孕育万物”的含义。“大”指的是根本，“行”注重动态性的运行，“大行”就是“大化流行”的缩写。这种理解应该符合海氏的原意，因为他本人就把ereignis界定为一个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当中，四重整体得以显现，进入光亮和澄明的大化之中，并且进行人成其人、物成其物的运作。

海德格尔认为他的ereignis很好地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规定“说”是概念式、对象化的抽象语言，从静止的东西出发，把运动仅仅感知为一种不动的存在者，用现成的概念把定义之网联接起来，希望在这些概念中把握实实在在的某种东西。这样的概念之网是不能领悟并非现成存在者的ereignis的。 而ereignis和古希腊的“逻各斯”一样不可译、难以言说。ereignis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人们自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差不多有以下几种理解： “道路”、“万物的本原、本体和起源”、“一”、“理”以及“气”等等。也有的把道理解为“言说”，但是这种理解比较少见。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试图以某种对

象化的存在者来规定“大道”，而“大道”本身却总是隐而不显的。这些理解都可以归因于对存在论差异的遗忘，忘记了作为存在本身的存在。其实，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大道的含义就是“道路”，是能够为一切开出道路的原初境域。这个好像湍流一样的地带驱动并造成一切，作为湍急之道为一切开辟出它们的道路。

海德格尔并没有把“道路”理解为现成存在者的、具体的、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的道路，而是强调“道路”的开辟道路的行为、活动以及运作。通过这种“运作”， “大道”、“ereignis”才能显现为“理”、“心”、“气”、“道路”等等方面以及具体的万事万物。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说，ereignis是海氏后期思想的中枢和本源，是理解他后期语言思想的枢纽所在，透过ereignis，存在的真实意思可以得到理解，但它本身却比任何形而上学的规定丰富得多。这个单词来自一种“相互对看”的含义，以便在这种看中召唤和占有自身。按照张祥龙教授的解释，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的存在者之存在性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们只能在一种相互牵引、彼此推移和交叉摩荡的“缘构态”中被引发出来。于是，张教授建议把这个词翻译为“缘构发生”或者“缘发生”。而在孙周兴教授看来，把ereignis译为“大道”似乎更加妥当。他认为大道是无往不在的，是万物的根据；大道成就了万物，让天地万物涌现出来，让世界得以展现。综合这些意思，孙教授建议把ereignis翻译成“大道”，他的主要依据在于《道德经》的第三十四章。

从存在到大道说明了海德格尔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非形而上学立场，也反映了他后期哲学运思的方向。当然，大道的具体含义确实难以弄清楚。我们只能运用否定的方式对之进行肯定的理解。比如说，我们只能讲，大道不是绝对者，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我们甚至于不能追问大道是什么，也不能对之有所诉说，因为我们一旦这样做，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远离了大道的奥义。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不用存在这个词语，转而运用“大道”来“思存在”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从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角度来思大道，而应该站在非形而上学、大道本身的维度来思存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追问大道是什么，就会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存在者，需要依靠另外一个更高的存在者来诠释它，因此而掉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大道不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只能讲“大道成道”，因为“大道是不显眼的东西中最不显眼的，是质朴的东西中最质朴的，是切近的东西中最切近的，是遥远的东西中最遥远的，我们终有一死的人终身栖留于其中”［2］259。

通过海德格尔对大道的解释，我们了解到大道不是传统哲学的主宰、神和绝对理念等等，我们只能从非形而上学的维度来理解它。我们栖息在大道之中，这不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关系，而是浑然一体的居留，这种关系确实难以运用对象性的普通语言来进行表述。海德格尔还说过，我们不能从存在的角度来理解大道，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站在大道的方向来重新审视存在。从存在到大道，海德格尔艰难地走在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的途中，而对于大道之道说的语言（原初的语言），我们更应该站在非形而上学的视界去理解它、倾听它和回应它。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前言格式范文第4篇

其理由是：“这首七绝属平起首句入韵式，第三句应为‘仄仄平平平仄仄’，而‘宫女如花满春殿’却是‘平仄平平仄平仄’，极不协律。句中第一字虽可平仄不拘，但第六字却非仄不可。此字当仄而平，不仅与第三句失粘，又与第四句失对，大悖格律，很是令人不解。”

笔者以为，李君之论大可探讨，因为其论据经不起推敲。

可能李君没仔细研究过“平仄平平仄平仄”这种句式，至少没有读过王力先生《诗词格律》里讲的“特定的一种平仄格式”：

在五言“平平平仄仄”这个句型中，可以使用另一个格式，就是“平平仄平仄”；七言是五言的扩展，所以在七言“仄仄平平平仄仄”这个句型中，也可以使用另一个格式，就是“仄仄平平仄平仄”。这种格式的特点是：五言第三四两字的平仄互换位置，七言第五六两字的平仄互换位置。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五言第一字、七言第三字必须用平声，不再是可平可仄的了。（王力：《诗词格律》第28页、29页，中华书局1977年第2版）

立论、破论，都不能仅持孤证。应该看到，唐人喜用“特定的一种平仄格式”，比如五言“平平仄平仄”句，李白有“红颜弃轩冕”、“仍怜故乡水”、“客心洗流水”、“登舟望秋月”、“明朝挂帆去”等，杜甫有“遥怜小儿女”、“何时倚虚幌”、“明朝有封事”、“凉风起天末”、“应共冤魂语”等，因其便于在第四字和第五字安排“轩冕、流水、秋月、儿女、虚幌、封事、天末”等前平后仄的词语；或在第三字和第四字安排“故乡、挂帆、冤魂”等前仄后平的词语。这些词序都不容颠倒。

李白诗的“宫女如花满春殿”（仄仄平平仄平仄），正是七言句中“特定的一种平仄格式”。同例有“巫峡啼猿数行泪”、“苦恨年年压金线”、“行到中庭数花朵”、“妆罢低声问夫婿”、“日暮东风怨啼鸟”，都与安排词语有关（解释同上文，略）。

我们不能否定“仄仄平平仄平仄”而只承认“仄仄平平平仄仄”，因为前者在唐宋律诗绝句中是很常见的。李君或许还可按“仄仄平平平仄仄”而类推，再“颠倒”出“正是江南风好景”、“庾信平生萧最瑟”、“千载琵琶胡作语”、“伯仲之间伊见吕”、“任是深山深更处”、“休问梁园宾旧客”、“羌笛何须杨怨柳”这样的“诗句”。倘如此，这真才“令人不解”，啼笑皆非了。

前言格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成语 结构 四字格 均衡 对称

汉语的成语极为丰富多彩，它们经由汉族人民语言实践的千锤百炼而形成，具有惊人的表达力和感染力，其言简意赅、生动形象为一般词语所不及。成语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常出现于人们的唇吻笔端。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和优势，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成语，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呢？这里我们通过对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的定量分析，发现成语在结构方面呈现出一种均衡对称性。这种均衡对称性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辩证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心理。本文将从基本形式、语法结构、语义结构三个方面对成语结构的均衡对称展开论述。

一.成语的基本形式

（一）成语的基本形式是四字格

经统计，《词典》中共收成语5446条，根据成语字数及形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四字成语：共5077条，占总数的93.22%。例如：按图索骥、乐不思蜀等。

2.骈体成语，这里借用了吴越在《骈体成语——成语中的一支异军》中的提法，所不同的是吴先生的骈体成语是指分为前后两句，字数至少八字或者更多，成双作对，骈体连用的成语，而笔者认为符合上述条件的六个字的成语也应包括在内。此类成语共157条，占总数的2.89%。例如：吃一堑，长一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

3.其他形式的成语：共212条，占总数的3.89%。例如：下马威；病笃乱投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等。

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四个字的成语共5077条，占总数的93.22%。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成语加起来才369条，不到总数的7%，其数量可说是微不足道。由此可以得出，四个字的成语在成语中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成语的基本形式是四字格。

（二）四字格成语形成的原因 经过统计，我们发现汉语成语的基本形式是四字格，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成语最终选择了四言，而不是三言、五言、七言或其他形式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审美心理

四字格是最具有汉语和汉文化特点的庄重典雅的形式，它最符合汉文化中“以偶为佳”、“以四言为正”的审美要求。“以偶为佳”是古人崇尚对偶的美学观，本质上也是认识世界的哲学观。对于客观事物，古人总是采取一分为二的二元对待观点，认为“奇与偶”、“阴与阳”、“损与益”、“否与泰”、“刚与柔”这些现象总是成对出现。而“四言”是最能体现古人这种“以偶为佳”要求的形式，它既能一次四分，又能两次偶分，同时字数又相对较少。“以偶为佳”的要求可以在“四字格”这种形式中得到最充分而集中的体现，所以四字格成语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形式。

2.语言内部因素

从成语的表达和结构状况看，成语的构成成分大多是单音节的，四个单音节就可以表示相当于四个词的意义单位，在应用上足以表达复杂而深刻的认识。而且四字格内语法结构灵活多变，它几乎能配置任何一种语法关系，满足结构变化的需要。从成语的语音结构看，四字格的语音，一方面以两段音节数量的整齐划一，实现了音长上的等量均衡，另一方面，大多数四字格还以两段段末音节的抑扬顿挫，形成了音高上的错落变化，从而体现出汉语语音平仄相间、整齐均衡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3.历史沿革影响

四字格成语大多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过程，而且与文学语言史上韵文、骈文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四言为主，语言形式整齐，源于《诗经》的成语有150多条。春秋时期思想的解放也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解放，但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用来说理的四言短句并不少见。其后，汉魏四言诗和六朝骈文的兴起使四字格的语言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唐朝的“古文运动”在韩愈和柳宗元的倡导下，虽然反对骈四俪六的骈文，但他们反对的主要还是骈体文的内容空洞以及形式的苛求对内容情感表达的束缚。所以，四字句或含有四字格的句子在以后的诗词曲乃至散文中仍然大量存在。

二.成语的语法结构

（一）成语的语法结构划分

成语的结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汉语语法的结构关系，许多都可以在成语中看到。成语的基本形式是四字格，在此我们只对《词典》中所收的5077条四字格成语的语法结构进行定量分析。语言的内部规则一般来说总是体现在出现频率较高、常为人民群众所使用的词汇、短语和句子中，成语也不例外。为了不被一些用字生僻的成语冲淡常用成语的特征，我们把5077条四字格成语中的123条剔除在外。因为它们出现频率低，含有生僻字。对生僻字的界定，我们以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81）中的收录为标准，其中未收入的字判定为生僻字。因此，实际统计的四字格成语共有4954条。

根据语法结构的不同，四字格成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关系：联合结构，如推波助澜； 主谓结构，如余音绕梁；动宾结构，如包藏祸心；动补结构，如忠贞不渝；偏正结构，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定中结构，如轩然大波，其二为状中结构，如欣欣向荣；兼语结构，如认贼作父等。

经过对《词典》的统计，我们发现联合结构的成语共有2171条，占了四字格成语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由于联合结构的成语数量众多，内部结构复杂，下面我们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二）联合结构成语的内部分析

联合结构的成语是指可以分为结构相同、词类相应、意义相同、相类或相反的前后两部分的成语。这里从两个方面对它进行讨论：

第一，在前后两部分语法结构相同的联合成语中，每个成语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主谓关系，如：风平浪静、龙飞凤舞等。

2.动宾关系，如：舞文弄墨、斩草除根等。

3.偏正关系，其一为定中关系，如：和风细雨、锦心绣口；其二为状中关系，如：远走高飞、并驾齐驱等。

4.联合关系，如：鳏寡孤独、起承转合等。

5.两部分都是联绵词的，如：颠沛流离、斑驳陆离等。

第二，在联合成语当中，它的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大致可以分为并列、对比、承接、因果、目的五种。

1.并列关系。按并列关系组成的成语，其前后两部分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两个部分的整体意义基本一样，实际上是一种重复性的强调。如：轻举妄动、琼楼玉宇等。

2.对比关系。这类成语前后两部分互相映衬，每一部分都不能单独表示成语的意义。并列关系的一部分就可以表示整个成语的意义，而对比关系必须同时使用才能表达特定的含义。如：有名无实、貌合神离等。

3.承接关系。这类成语前后两部分一定不能颠倒。因为就事理而言，前一部分的事情必然发生在前，后一部分的事情必然发生在后。如：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等。

4.因果关系。这类成语前后两部分是一种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所以前后两部分也是不能颠倒的。如：水滴石穿、理屈词穷等。

5.目的关系。这类成语的前一部分所表示的行为是以后一部分所表示的行为为目的的。如：惩前毖后、削足适履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仗作为构成联合式成语的手段被广泛地运用。所谓对仗，就是把同类概念或对立概念相对并列的一种形式。诗中的对仗，可以两句相对，也可以句中自对。作为一个词组的成语，只能是两个节奏单位的自对。体现在联合式成语结构上就是一三、二四两字各自词性相同，词义相辅或相反，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彼此平列，虽然有的内部关系有前后之分，但它们处于同等地位，不分主次。不管前后两部分都是主谓关系的“烟消云散”，或者都是动宾关系的“摧枯拉朽”，抑或都是偏正关系的“冷嘲热讽”，它们的前后两截都是一付工整的对联，都以相同的结构字数，表达相近相关或相反的意义，在形式上它给人以匀称的美感，在内容上，由于近义的相成，或反义的映衬，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而这些对仗的形式，表现了联合式成语均衡对称的特点。因为联合结构在成语中占了绝对的优势，它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四字格成语的特点，所以我们概括为四字格成语在语法结构上具有均衡对称的特点。

三.成语的语义结构

上文从语法的角度对成语的结构进行了分析，这里我们来看看在语义方面成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就语义而言，成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类义、反义对举的情况。联合式成语同其他类型的成语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自身独具的特点，所以单列出来进行讨论。

（一）联合式成语的语义结构

在论述语法结构时已经提到，联合结构的成语是指可以分为结构相同、词类相应、意义相同、相类或相反的前后两部分的成语。意义上的这种特点表现为成语构成成分语义的相同或相对，具体类型如下：

1.两组同义、类义成分交错对举。如：家喻户晓、眉开眼笑等。

2.两组反义成分交错对举。如：出生入死、色厉内荏等。

3.一组同义、类义成分和另一组反义成分交错对举。如：同甘共苦、改天换地等。

4.同一成分和一组同义、类义成分交错对举。如：全心全意、尽善尽美等。

5.同一成分和一组反义成分交错对举。如：知己知彼、半信半疑等。

6.两个不表示实在数目的数词和一组成分交错对举。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这组成分语义相同或相类。如：五湖四海、四通八达等。

其二，这组成分语义相反或相对。如：七上八下、九死一生等。

（二）非联合式成语的语义结构

非联合式成语是指主谓、偏正、动宾、动补、兼语等类型的成语，它们前后两部分的意义不是相同、相类或相反，而是呈现出两两相应。所谓两两相应，就是指前两个字和后两个字之间有相承应的关联，或述说、或支配、或修饰。这类成语由于前后部分意义相应，所以出现同义、类义、反义对举的情况相对较少，具体类型如下：

1.一组同义、类义成分和一组反义成分连用。例如：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等。

2.一组反义成分和其他成分连用。例如：爱憎分明、始终如一等。

3.一组反义成分和其他成分交错使用。例如：公而忘私、夜以继日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成语中存在大量同义、类义、反义对举的现象，这反映了成语在语义结构上具有平行对称的特点。联合式成语中同义、反义成分的运用使得四字格成语内部的一、三字或者二、四字，或者一、三字连同二、四字词性相同，词义相同或相对，从而体现了语义分布上的平行之美。我们知道四字格成语在语音节奏上一般分为“2+2”两音步。以此为据，可以把成语语义结构的对称概括为以下三类：第一，音步间的对称。设想两音步之间即四字格的中心有一对称轴，若沿轴将两部分折叠，则二者完全重合。联合式成语就属于这种对称类型。第二，音步内的对称。不仅在音步间可以有对称轴，音步内也可以有对称轴，即在四字格的一、二两字中间或三、四两字中间。四字格成语前后音步内的两字词性相同，语义相同或相对，傍轴左右对称。含有同义、类义、反义成分的非联合成语就属于此种类型。第三，隔音节对称。这种类型不同于音步间的对称，因为它不是两个音步在语义上的完全重合，而是两个音步之中部分成分具有对称关系。上文所说的非联合式成语语义结构中的第三种类型就是这种隔音节对称。语义分布上的平行和对称都是以对应位置上的语词词性相同，语义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从相互映衬、补充、矛盾、对立中，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异中之同、多样统一及整齐和谐。

通过对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基本形式、语法结构还是语义结构方面成语都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均衡对称。就基本形式而言，“四字格”符合汉语音节上“偶字易安”的要求，本身就给人一种匀称平稳之感。就语法结构而言，联合式成语占绝对优势，它自身结构所体现出的均衡对称就可以推而广之成为四字格成语的普遍特点。就语义结构而言，大量同义、类义、反义现象的存在使成语在语义分布上具有了均衡对称的美感。

参考文献：

[1]刘洁修.成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马国凡.四字格结构的模糊性[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9，（3）.

[3]吴越.骈体成语——成语中的一支异军[J].语文学习，1982，（11）.

[4]周祖谟.汉语骈列的词语和四声[J]. 北京大学学报，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