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翻译范文第1篇

唐代韩愈的《顺宗实录》卷二说得更清楚：“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值）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如果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大意就是：贞元末年，皇上派宦官来主持宫中购买物品的事宜，这些宦官压低价格来买老百姓的物品，出的价远低于物品本身的价格。甚至在贞元末年不出示公文证件，由皇上直接设立“白望”（意即在市场上左右探望，看中东西就拿，出价不高于本金）。这个组织大约有几百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和繁华市区，看人所卖的东西，只称“宫市”（即皇宫所买），立即取物付款，究竟是真是假难以分清，没有人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跟卖家论价的高低时，大概用百文钱物买人家价值几千文的东西，还要索取进宫门时给看门人的钱和运入宫中的运费。有的百姓把物品带到市场去卖，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称是“宫市”，而实际上是强夺。

可见，所谓“宫市”，就是宫采购。用这篇文章中的话来说，亦即“政府收购”或“政府采购”，而不是什么可以“牵着毛驴，驮着几捆柴火”，到其间去做买卖的交易市场。

唐德宗时期真正的“市场”在哪里呢？在民间，在当时长安的“两市并要闹坊”。

卖炭翁翻译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韵味 诗眼 共鸣

＊ ＊ ＊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 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 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 ，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 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

教与学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老师积累的学识，必须大大超过讲课的内容，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因此不能满足于教学参考资料。平时要勤学苦练，多读一些典籍及文艺作品，还要懂点历史，懂点美学，提 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目的。进而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等，这样才能 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如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果只是简单地注译一下，就是：一根折断的戟埋在沙里，铁还没有完全锈蚀，我亲自拿起它来磨洗一番 ，认出是前朝赤壁的遗物。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孙刘联军就会失败，连二位乔夫人都会被曹操掳去，关 在铜雀台上，供其淫乐。这样枯燥的翻译，还有什么味道呢？要讲得生动有趣，就要这样讲析：

赤壁有六，（黄冈、汉阳、汉川、武昌、嘉鱼、蒲圻）历代文人习惯于将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一度贬 为黄州刺史的坡说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请朱日浚曰：“赤壁何须问出 处，东坡自是借山川”。也曾做过黄州刺史的杜牧也是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已。

发生在公元208年10月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军。诗人从反面着笔：假如这次东风不给周郎 以方便的话，那么大乔小乔就必然被俘。孔明利用曹植《铜雀台赋》的“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将高楼间的两座桥（即复道）曲解为大乔和小乔。（桥通假为乔。此事见《三国演义》第44回。）《许彦周 诗话》曰：“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顾，只怕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许彦周）讥杜牧《赤壁》诗，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 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诗人必须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耐人寻味 。

赵翼还批评此诗“不度时审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瓯北诗话》）。这种说法只是就史论史，而没 有联系杜牧其人，探讨其异论之所由发。杜牧有经时济世之才，而终生寄人篱下，为人幕僚或远守僻郡，“一 肚皮不合时宜”，所以特别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 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体现了“雄姿英 发”的气概。

由上可见：这首诗只有二十八字，却涉及到天文（天气预报有东南风，而不是借东风），地理（身在黄冈 赤壁，而借三国赤壁以抒怀），历史、军事（赤壁之战），训诂学（桥通假为乔）和文学知识（包括三曹的文 坛掌故、小说《三国演义》，文艺理论中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不必坐实地名、史实，形象思维要以小见大，才能 耐人寻味等等）。可见要“解其中味”，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可。

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有些年轻人只看了一个选注本就急于写论文，往往不全面不深刻，如果条件允许的 话，应先看选注本，后看全集，才能融会贯通。如李白《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还。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如果孤立去看，难于理解其中含义。如果对照其受谗后写的《赠从弟》：“一朝辞病归江海，畴昔相知几 人在？前门出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才理解到《独坐敬亭山》乃愤世嫉俗之语。李白看透了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这首诗用的拟人手法。似乎众鸟也浅薄无情，一见到李白，就全部高飞而去；似乎孤云也世故圆 滑，一见到李白，就悠然地飘飘而去。三四句偏从不独处写出“独”字的韵味：你们这些势利小人都远离我而 去吧！看来只有敬亭山是我的知音，它绝不会跑掉，我在看山，山也在看我，互不厌倦。辛弃疾的“我见青山 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贺新郎》）。也是点化这首诗的意境，都有睥睨世俗的无限感慨。

要解其中味还要读点历史。我听了一堂毕业班学生讲《卖炭翁》的课，讲课人是一个学习态度认真的三好 学生，她能大胆尝试，就应大力肯定。但那堂课讲的枯燥无味。这不能怪她，原因之一是她不了解历史，以致 未能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

讲这首诗应首先讲清题目下的自注：“苦宫市也”。宫，指宫廷。市，指买东西，名词作动词。据韩愈《 顺宗实录》第二卷，《通鉴》第235卷，《旧唐书》第十四卷，《张建封传》均载此事，是中唐以后皇帝对 人民财物的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掠夺。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派宦官到市面上购买物品，宦官请几 百个狗腿子遍布热闹街坊，叫做“白望”。看到所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便付一点报酬，强买强卖 ，公开掠夺。有些还索要门户钱（户口税）和脚钱。市民看到他们就关门逃避。这首诗就是反映这一弊政给人 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苦、意动，认为苦。即指受到宫市之害而感到痛苦。这首诗思想较进步，但也有局限性 ，未反映农民的反抗精神。据韩愈《顺宗实录》：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 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 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

白居易（772－846）和韩愈（768－824）系同时代人，不会不知道此事，足见白居易是有意 这样写的。

如果了解上述历史，就能了解宫市的内涵。不然的话，学生还以为是流氓集团的个人行动，那就无法认清 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yù＠①》）。我们也可以说：汝若欣赏诗，功夫在诗外 。因此，要提高对古诗的欣赏能力，首先就要勤学苦练，博学多闻，广泛阅读作品，读点历史，读点美学，提 高文化修养。如果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就只能是释词译句，索然寡味了。

（二）不炒现饭，立

足于新

鉴赏诗歌或从事诗歌教学，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内容新颖，切忌炒现饭，老一套。但要端正方向，既要 立足于新，又不能危言耸听。立足于新，首先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势在发展，现在的教学对象变了，我们的 学生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有一股不断探索的精神，如果我们仍以陈旧的观点对学生 进行说教，势必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或逆反心理。

不但观念更新，知识也得更新。俗话说：“学无止境”。我们不能照本宣科地读教材，念讲稿，不能套用 一种刻板的公式和结论。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放矢，灵活运用，切忌炒现饭，贵在创新意。

如《木兰诗》的教学，还像传统那样逐字逐句地讲解，学生肯定乏味，如果采取启发式教学，提一些引人 深思的问题，效果则大不一样。如问为什么写“唯闻女叹息”？为什么写木兰一再想念爹娘？这样写是否损害 了木兰的英雄形象？为什么用四句写买鞍马？这样是否犯复？为什么只用了六句写十年征战生活等等，通过师 生共同活动，学员回答，教师补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木兰诗》善于从矛盾斗争中刻划人物性格，其实写 出征前的叹息，才真实感人地表现了木兰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身份，写征途中思念父母，才能突出其爱祖国 、爱民族的进步思想战胜了狭隘的家庭观念。第一段写木兰问答用了十二句，第二段写买马用了四句，只有这 样铺叙，才能渲染在国家民族斗争尖锐时刻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激烈的战斗气氛。谢榛说：“若一言了问答，一 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四溟诗话》）。而写十年征战只用了六句，这是因为繁简的标准 取决于与主题思想的关系如何。凡与主题思想关系紧密者则详写，关系少者则略写。这首诗的主题是歌颂木兰 代父从军的形象，而非写人物传记及战争经过，故详写其出征情况而略写其十年征战生活。

立足于新，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进行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不是 为了赶时髦，凭一时之见，抓住某一片面理由，就作翻案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传统文化，对传统评论一 概否定。如《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夫妻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 表达了追求男女婚姻自由的合理愿望。但汤斌先生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 》（《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却危言耸听、生搬硬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所谓俄狄普斯情结来分析 这个悲剧，认为焦母趁仲卿不在家的日子里逼儿媳通宵达旦地织布，是进行待。为了证实焦母有强烈的性 要求，就在年龄问题上作文章，推断焦母是一个中年寡妇，说焦母之所以排斥刘兰芝是由于“性嫉妒”，“当 儿媳进门之际……于是就化为极端嫉恨的心理”，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求新是不足为法的。

（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

所谓诗眼，是指一首诗或一句诗中最精炼最传神最关键的一个字。

古诗词教学如何做到既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又不失语文课的特点？关键在于区分语文课和政治课 的不同之处，前者是通过字、词、句的解释上升到篇章结构，即通过紧扣诗眼，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感染 学生。如讲《卖炭翁》就应着重通过“把”、“称”、“jiǒng＠②”、“叱”、“牵”、“驱”、“惜 ”，特别是“系”、“充”等诗眼来揭露宫使的强盗行径。

手把文书口称敕，

jiǒng＠②车叱牛牵向北。

宫市掠夺人民财物根本用不着文书，一个“把”字说明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进行讹诈。宫廷在长安城北，炭 车歇在城南，宫使就大声吆喝（叱牛）着把牛车掉过头来（jiǒng＠②车）牵向北边走。“jiǒng＠ ②”、“叱”、“牵”写出了不容老翁分辩强行把牛赶走的横蛮无理的嚣张气焰。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牛车已被赶走，才腾出笔来写老翁的心理活动。一车炭要砍上万斤柴才烧得成，需要多少烟薰火燎？它凝 聚着老翁的多少心血和希望！而今已全付之东流！一个“驱”字，一个“惜”字，把老翁那种痛不欲生而无可 奈何的心情形象地刻划出来了。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系，打结；挂上也。说明宫使根本不讲道理，不讲价钱，强行把没有什么用处的库存货（二丈红绡一丈绫 ）往牛角上一挂，就算作了炭的价线。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就戛然而止。老人是怎样带着又饥又困的身子回去 的？他还能活得下去吗？这些问题全留给读者去思索，同时又不禁为老人的悲惨遭遇而潸然泪下，为宫使的罪 恶行径而切齿痛恨！

通过上例可见，讲透了诗眼，诗的韵味自然就出来了。足见政治思想教育不是游离于课文之外的一条附加 的尾巴，而是寓于教师声情并茂的对课文的理解剖析之中。

诗眼一般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在动词上。因为动词能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最能体现诗的意境 ，所以鉴赏诗，首先要在动词上下功夫。

以动词作诗眼的脍灸人口者，比比皆是。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等等 ，举不胜举。

还有以副词作诗眼的。副词一般与动词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副词） 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每 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

还有不少是以形容词作诗眼的。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红楼梦》第4 8回香菱赞“直”字“圆”字用得好，“再找不到两个字来换这两个”。再如孟浩然尝于太学赋诗，以“微云 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使一座惊服。（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妙处也在于形容词“淡”用得极好， 魏庆之誉之为“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人玉屑》）。至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 ）更是脍灸人口。有时还以介词为诗眼。如杜牧的《山行》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 诗的诗眼是介词“于”。于，比也，胜似也。为何比二月的花还要红？在神不在貌。因为它的火红，它的艳丽 ，是经过抗严寒、傲霜雪的结果。满山红叶，胜似春花，不但刻划了枫林的外在美，还刻划了它的内在美。杜 牧在一般人以为萧瑟的秋风中，有着独特的美的发现，表达了达观进取的生活态度。获得了高昂健康的审美情 趣和价值取向，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也还有以数词为诗眼的。如：

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 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六）

郑谷改“数枝”为“一枝”，这个“一”字就是诗眼。因为“一枝”是最早开的梅花，意境更新，韵味更 浓。

（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有人认为诗学就是情学，认为诗是心灵的燃烧。所以古人读 诗或低声吟哦，或漫声长吟。古人称作诗曰“吟咏情性”（《诗·周南·关雎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磋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所以诗歌教学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释词译句 。读诗也好，讲诗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角色，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如果冷冰冰地以旁观者的身 份来朗读、分析、讲解，就会索然寡味。老师的一颦一笑，语言声调，无不牵动学生的心弦，师生感情同频共 振，就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朗读课文切忌无精打采，有气没力。要注意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以高低快慢的不同声调，展现诗歌的意 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朗读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结庐在人境》）时，要把 “悠然”二字拖长声调，体现陶潜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让学生理解陶潜那种蔑视官场寄情山水的高风亮节和 优美意境。

教师要以 无限深情朗读讲析歌颂祖国山河的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溟》和李白的《望天门山》等诗篇， 给人以美的薰陶和精神上的愉悦，教师在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同学也不约而同地齐声朗诵，引起强烈共鸣。 在这时，一种对祖国自然美的无限赞颂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要以无限深情歌颂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 ，如对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国牺牲精神，对杜甫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想” 的崇高品质，都倾注着无限景仰之情，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

总之，在中小学的古诗词教学中，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教学效果一定会有大的提高，也能很好地给学生 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字库未存字注释：

卖炭翁翻译范文第3篇

齐白石先生的名望，可以说是举世周知的，不但中国人都熟悉，在世界各国中，也不是陌生人。他的篆刻、绘画、书法、诗句，都各有特点，用不着在这里多加重复叙述。现在要写的，只是我个人接触到的几件轶事，也就是老先生生活中的几个侧面，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生活、风趣，对于从旁印证他的性格和艺术的特点，大概也不是没有点滴的帮助吧！

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是个封建官僚，曾买了一批松柏木材，就开起棺材铺来。齐先生有一口“寿材”，是他从家乡带到北京来的，摆在跨车胡同住宅正房西间窗户外的廊子上，棺上盖着些防雨的油布，来的客人常认为是个长案子或大箱子之类的东西。一天老先生与客人谈起棺材问题，说道“我这一个……”如何如何，便领着客人到廊子上揭开油布来看，我才吃惊地知道那是一口棺材。这时他已经委托我的这位叔祖另做好木料的新寿材，尚未做成，这旧的也还没有换掉。后来新的做成，也没放在廊上，廊上摆着的还是那个旧的。客人对于此事，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老先生好奇，有人认为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噱头”，有人认为是“达观”的表现。后来我到过湖南的农村，才知道这本是先生家乡的习惯，人家有老人，预制寿材，有的做出板来，有的做成棺材，往往放在户外窗下，并没什么稀奇。那时我以一个生长在北京城的青年，自然不会不“少见多怪”了。

我认识齐先生，即是由我这位叔祖的介绍，当时我年龄只有十七八岁。我自幼喜爱画画，这时已向贾羲民先生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向吴镜汀先生请教。对于齐先生的画，只听说是好，至于怎么好，应该怎么学，则是茫然无所知的。我那个叔祖因为看见齐先生的画大量卖钱，就以为只要画齐先生那样的画便能卖钱，他却没想，他自己做的棺材能卖钱，是因为它是木头做的，如果是纸糊的即使样式丝毫不差，也不会有人买去做秘器。即使是用澄心堂、金粟山纸糊的也没什么好看，如果用金银铸造，也没人抬得动啊！

齐先生大我整整五十岁，对我很优待，大约老年人没有不喜爱孩子的。我有一段较长时间没去看他，他向胡佩衡先生说：“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齐先生初次接见我时的年龄，回顾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从齐先生学了没有，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勤的垂问，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

齐先生早年刻苦学习的事，大家已经传述很多，在这里我想谈两件重要的文物，也就是齐先生刻苦用功的两件“物证”：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芥子园画谱》，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二金蝶堂印谱》。那本画谱，没画上颜色，可见当时根据的底本并不是套版设色的善本。即那一种多次重翻的印熬，先生描写得也一丝不苟，连那些枯笔破锋，都不“走样”。这本，可惜当时已残缺不全。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那本赵之谦的印谱，我那时虽没见过许多印谱，但常看蘸印泥打印出来的印章，它们与用笔描成的有显著的差异，而宋元人用的墨印，却完全没有见过。当我打开先生手描的那本印谱时，惊奇地、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话：“怎么？还有黑色印泥呀？”及至我得知是用笔描成的，再仔细去看，仍然看不出笔描的痕迹。惭愧呵！我少年时学习的条件不算不苦，但我竟自有两部《芥子园画谱》，一部是巢勋重摹的石印本，一部是翻刻的木板本，我从来没有从头至尾临仿过一次。今天齐先生的艺术创作，保存在国内外各个博物馆中，而我在中年青年时也曾有些绘画作品，即使现在偶然有所存留，将来也必然与我的骨头同归腐朽。诸位青年朋友啊，这个客观的真理，无情的事例，是多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啊！这里我也要附带说明，艺术的成就，绝不是单靠照猫画虎地描摹，我也不是在这里提倡描摹，我只是要说明齐老先生在青年时得到参考书的困难，偶然借到了，又是如何仔细地复制下来，以备随时翻阅借鉴，在艰难的条件下是如何刻苦用功的。他那种看去横涂竖抹的笔画，又是怎样走过精雕细琢的道路的。我也不是说这种精神只有齐先生在清代末年才有，即如在浩劫中，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同学偷偷地借到几本参考书，没日没夜地抄成小册后，还订成硬皮包脊的精装小册，这岂能不说是那些罪人们减绝民族文化罪恶企图意外的相反后果呢！

齐先生送给过我一册影印手写的《借山吟馆诗草》，有樊山先生题签，还有樊氏手写的序。册中齐先生抄诗的字体扁扁的，点画肥肥的，和有正书局影印的金冬心自书诗稿的字迹风格完全一样。那时王壬秋先生已逝，齐先生正和樊山先生往来，诗草也是樊山选定的。齐先生说：“我的画，樊山说像金冬心，还劝我也学冬心的字，这册即是我学冬心字体所写的。”其实先生学金冬心还不止抄诗稿的字体，金有许多别号，齐先生也曾一一仿效。金号“三百砚田富翁”，齐号“三百石印富翁”，金号“心出家庵粥饭僧”，齐号“心出家庵僧”，亦步亦趋，极见“相如慕蔺”之意。但稍欠考虑的是：田多为富，印多为贵，兼官多的人，当然俸禄多，但自古官僚们却都讳言因官致富，大概是怕有贪污的嫌疑。如果称“三百石印贵人”，岂不更为恰当。又粥饭僧是寺院中的服务人员，熬粥做饭，在和尚中地位是最为卑下的。去了“粥饭”二字，地位立刻提高了。老先生自称木匠，而不甘做粥饭僧，似尚未达一间。金冬心又有“稽留山民”的别号，齐先生则有“杏子坞老民”之号，就无从知是模拟还是另起的了。金冬心别号中最怪的是“苏伐罗吉苏伐罗”，因冬心又名“金吉金”，“苏伐罗”是外来语“金”的音译，把两个译音字夹着一个汉字“吉”字来用，竟使得齐老先生束手无策。胆大如斗的齐先生，还没敢用“齐怀特斯动”（“怀特斯动”是英语“白石”二字音译）。我还记得，当年我双手捧过先生面赐的那本《借山吟馆诗草》后，又听先生讲了如何学金冬心的画和字，我就问了一句：“先生的诗也必学金冬心了？”先生说：“金冬心的诗并不好，他的词好。”我当时只有一小套石印的《金冬心集》，里边没有词，我忙向先生请教到哪里去找冬心的词。先生回答说：“他是博学鸿词啊！”

齐先生对于写字，是不主张临帖的。他说字就那么写去，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又说碑帖里只有李邕的《云麾李思训碑》最好。他家里挂着一副宋代陈抟写的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抟（下有“图南”印章）。”这联的字体是北魏《石门铭》的样子，这十个字也见于《石门铭》里。但是扩大临写的，远看去，很似康南海写的。老先生每每对人夸奖这副对联写的怎么好，还说自己学过多次总是学不好，以说明这联上字的水平之高。我还看见过齐先生中年时用篆书写的一副联：“老树着花偏有态，春蚕食叶例抽丝。”笔画圆润饱满，转折处交代分明，一个个字，都像老先生中年时刻的印章，又很像吴让之刻的印章，也像吴昌硕中年学吴让之的印章。又曾见到他四十多岁时画的山水，题字完全是何子贞样。我才知道老先生曾用过什么功夫。他教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论，是他老先生自己晚年想要融化从前所学的，也可以说是想摆脱从前所学的，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希望。当他对学生说出时，漏掉了前半。好比一个人消化不佳时，服用药物，帮助消化。但吃的并不甚多，甚至还没吃饱的人，随便服用强烈的助消化剂，是会发生营养不良症的。

有一次我向老先生请教刻印的问题，先生到后边屋中拿出一块寿山石章，印面已经磨平，放在画案上。又从案面下面的一层支架上掏出一本翻得很旧的《六书通》，查了一个“迟”字，然后拿起墨笔在印面上写起反的印文来，是“齐良迟”三个字。写成了，对着案上立着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镜中的字都是正的，用笔修改了几处，即持刀刻起来。一边刻一边向我说：“人家刻印，用刀这么一来，还那么一来，我只用刀这么一来。”讲说时，用刀在空中比划。即是每一笔画，只用刀在笔画的一侧刻下去，刀刃随着笔画的轨道走去就完了。刻成后的笔画，一侧是光光溜溜的，另一侧是剥剥落落的，即是所谓的“单刀法”。所说的“还那么一来”，是指每笔画下刀的对面一边也刻上一刀。这方印刻完了，又在镜中照了一下，修改几处，然后才蘸印泥打出来看，这时已不再作修改了。然后刻“边款”，是“长儿求宝”，下落自己的别号。我自幼听说过：刻印熟练的人，常把印面用墨涂满，就用刀在黑面上刻字，如同用笔写字一般。这个说法，流行很广，我却没有亲眼见过。在未见齐先生刻印前，我想像中必应是幼年听到的那类刻法，又见齐先生所刻的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更使我预料将会看到那种“铁笔”在黑色石面上写字的奇迹。谁知看到了，结果却完全两样，他那种小心的态度，反而使我失望，遗憾没有看到那样铁笔写字的把戏。这是我青年时的幼稚想法，如今渐渐老了，才懂得：精心用意地做事，尚且未必都能成功，而卤莽灭裂地做事，则绝对没有能够成功的。这又岂但刻印一艺是如此呢？

齐先生画的特点，人所共见，亲见过先生作画的，就不如只见到先生作品的那么多了。一次我看到先生正在作画，画一个渔翁，手提竹篮，肩荷钓竿，身披蓑衣，头戴箬笠，赤着脚，站在那里，原是先生常画的一幅稿本。那天先生铺开纸，拿起炭条，向纸上仔细端详，然后一一画去。我当时的感想正和初见先生刻印时一样，惊讶的是先生画笔那样毫无拘束，造形又那么不求形似，满以为临纸都是信手一挥，没想到起草时，却是如此精心！当用炭条画到膝下小腿到脚趾部分时，只见画了一条长勾短股的九十度的线条，又和这条线平行着另画一个勾股。这时忽然抬头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名家吗？”我当时只曾在《桐阴论画》上见到秦祖永评论明清画家时分过这两类，但不知怎么讲，以什么为标准。既然说不出具体答案来，只好回答：“不知道。”先生说：“大家画，画脚，不画踝骨，就这么一来，名家就要画出骨形了。”说罢，然后在这两道平行的勾股线勾的一端画上四个小短笔，果然是五个脚趾的一只脚。我从这时以后，大约二十多年，才从八股文的选熬上见到大家名家的分类，见到八股选本上的眉批和夹批，才了然《桐阴论画》中不但分大家名家是从八股选编中来的，即眉批夹批也是从那里学来的。齐先生虽然生在晚清，但没听说学做过八股，那么无疑也是看了《桐阴论画》的。

一次谈到画山水，我请教学哪一家好，还问老先生自己学哪一家。老先生说：“山水只有大涤子（即石涛）画的好。”我请教好在哪里？老先生说：“大涤子画的树最直，我画不到他那样。”我听着有些不明白，就问：“一点都没有弯曲处吗？”先生肯定地回答说：“一点都没有的。”我又问当今还有谁画得好？先生说：“有一个瑞光和尚，一个吴熙曾（吴镜汀先生名熙曾），这两个人我最怕。瑞光画的树比我画的直，吴熙曾学大涤子的画我买过一张。”后来我问起吴先生，先生说确有一张画，是仿石涛的，在展览会上为齐先生买去。从这里可见齐先生如何认为“后生可畏”而加以鼓励的。但我自那时以后，很长时间，看到石涛的画，无论在人家壁上的，还是在印本书册上的，我都怀疑是假的。旁人问我的理由，我即提出“树不直”。

齐先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一次屋内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吴昌硕的小幅，画的是紫藤花。齐先生跨车胡同住宅的正房南边有一道屏风门，门外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时正在开花。先生指着墙上的画说：“你看，哪里是他画的像葡萄藤（先生称紫藤为葡萄藤，大约是先生家乡的话），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呀！”姑且不管葡萄藤与画谁像谁，但可见到齐先生对吴昌硕是如何的推重的。我们问起齐先生是否见过吴昌硕，齐先生说两次到上海，都没有见着。齐先生曾把石涛的“老夫也在皮毛类”一句诗刻成印章，还加跋说明，是吴昌硕有一次说当时学他自己的一些皮毛就能成名。当然吴所说的并不会是专指齐先生，而齐先生也未必因此便多疑是指自己，我们可以理解，大约也和郑板桥刻“青藤门下牛马走”印是同一自谦和服善吧！

齐先生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即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又一次伪警察挨户要出人，要出钱，说是为了什么事。他和齐先生表白他没教齐家出人出钱，因此便提出要齐先生一幅画，先生大怒，对家里人说：“找我的拐杖来，我去打他。”那人听到，也就跑了。

卖炭翁翻译范文第4篇

A：当VP（风投），投资客栈（商业地产）、银号（银行）、典当行（短期金融借贷）……简单说，身份是山西钱庄大掌柜。

B：成为电商+物流巨头，到海外去采购奢侈品、奢侈品、奢侈品……嗯，也就是（丝绸之路渠道）总。

C：武大郎炊饼品牌联合创始人。

相信没有多少人会选择C，不过就社会地位而言，以上三种生意人的区别不大―反正没地位。

在“士农工商”排序最悬殊的晋朝，街市做小买卖，都要一脚穿白鞋，一脚着黑鞋，戴好头巾，巾上注明姓名以及是卖什么的。江淮富庶一代，做大买卖的盐商，毕其一生家庭成分也就是个“暴发户”。有钱，但不能任性，只能互相攀比谁家的宅院更大，家厨更巧，如此而已。在这种带有歧视的目光下做生意赚钱，原本就是不简单的。更何况，“钱”这件事本身就很复杂。 日本、南美白银“统治”中国

毫不夸张地说，穿越回古代想要做一名成功的生意人，请先放下对商业模式、投资渠道的讨论，得先掌握一种基本技能：认钱。

今人完全不会察觉这是个问题。在各种电视剧中，无论哪个年代的英雄好汉在小店吃酒，总会出现这种场景―

英雄：“小二，结账！”

小二清点桌上的几盘牛肉：“一共五十两纹银。”

英雄掏出亮瞎眼的银元宝：“拿去，不用找了！” 资料图1872年，货币兑换商们正在工作―清点箩筐里的铜钱。

槽点太多，先说“银元宝”。类似银子这样的东西直到宋代才有，但一直不是法定货币；流行起来，还是到明朝才有的事。所以，清宫剧里出现银子姑且有说法，明朝之前的事，比如《西游记》第84回……师徒四人误入赵寡妇的妓院，赵寡妇介绍消费类目时说：“五果五菜的筵席，狮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张，请小娘儿来陪唱陪歇，每位该银五钱，连房钱在内”，就难免穿越了。

假如严苛还原场景，到此进行大额消费―注意，是大额消费―付的钱应该是帛绢等织物，单位是丈或者匹。比如今人“唠五块钱的”翻译到唐人能听懂的话，就是“唠一丈红绡的”。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中，衙役付给老翁的炭钱就是用红绡支付。

唐之前，比如东汉，来赵寡妇那里大额消费，花的“钱”体积更大―得好几筐……粮食。想必你也想起历史课本当中的段落了，是的，在明代之前，中国人花钱也分主辅币，大额支付靠粮食、布匹这样的物资，小额支付就是各种铜钱、通宝等，各朝不一。

再说“亮瞎眼”的银元宝。

电视剧中的银元宝光滑如肥皂，但如果你穿越回古代做生意会发现：首先，经营茶楼客栈这样的小生意，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收到银两，绝大部分买卖用铜钱就够了；其次，就算能收到银两，大部分表面不是黑漆漆的（氧化所致），就是坑坑洼洼的，并没有元宝的样子。简而言之，就是成色不一样。这是因为银两也是各地铸造，像在云南、贵州这样的白银产区，当地流通的银两成色就好一些。到了四川，几乎没有白银开采，当地铸造的银两就会大量混入其他金属。

实际上，中国从明朝开始，主要的白银采购地是日本以及南美洲―中国并不盛产白银，而南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储量极大，明朝保持了两个世纪对外贸易顺差，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也就是白银。

除了黑不溜秋的银两，你还要学会辨认各色铜钱。如果你感觉收到的铜钱大小不一，厚薄也不同，不必过于惊讶，只需要看清楚是否有明确的产地标注，因为铜钱在大多数时候也是各地根据中央政府颁发的样本铸造，有的因为技术不过关，有的纯粹就是故意偷工减料，而有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史籍记载，当铜价偏高的时候，官办铸造铜钱的机构也会陷入巨额亏损。

总之，各地铜钱的大小不一样，很正常。另一些做工还要糙的铜钱，就是私人铸造的了，掺杂甚多，俗称“恶钱”。“恶钱”也不是不能收，具体办法我们下面再说。 穿越回古代想要做一名成功的生意人，请先放下对商业模式、投资渠道的讨论，得先掌握一种基本技能：认钱。 不同货币的势力范围

在某些历史时期，比如南宋，如果你发现收到的钱币是铁做的……那也是合法的。

南宋政府在两淮等地，确实单独发行过铁钱，不仅发行铁钱，而且17次下诏收兑两淮地区的铜钱。很明显，就是不想铜钱在这一地区流通。为了让民间顺应圣意，官方铸造这批铁钱的时候，“文字深峻，轮廓整齐”，“文字抒发既有楷书，也有篆书或隶书”，反正在包装上下了很大功夫。 资料图一种地方铸造的银两。一般来说，银两底部会铸造地的名称，名额更大的银两还会有工匠名或银炉名、铸造年号、年月等戳印。

有一种分析认为，在铸铁钱这件事上南宋政府煞费苦心，正是取悦于民的一种做法―因为国家正在打仗，两淮地区位于与金的交界处，官方害怕敌人通过市场收兑走铜钱造成南宋经济空虚；另一方面―刚才也说了，国家在打仗，财力自然紧张，封建社会到民国，改革币制实际上就是把民间财富合法地转移到国库里：铜总比铁值钱嘛！

但是民众也不是不明白，所以许多人将“好”铜钱藏起来，或者把铜钱熔了做宗教造像，这样一来价值就更高了，市场上不值钱的“恶钱”自然也就多了。如此反复，才会有上面提到的政府17次下诏，这也是无奈之举。

这些大道理，做生意的自然不必懂，只需要记住，能收帛绢就不收银两，能收银两就不收铜钱，能收铜钱就不收铁钱。另外，明朝时已开始通行宝钞，即钞票。但它的功能后来被压制住了，还有一种货币，在某些地区的生意人圈子里，比以上这些货币都受欢迎，那就是墨西哥银元，因为背面是老鹰图案，俗称“鹰洋”。

最早于明朝，岭南地区就已经开始流行这种银元（主要由于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另一种银元―波斯银币的流传度也很高（主要由于丝绸之路的商路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种洋钱太受欢迎―主要是因为规制准确，所以信用度高―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赔款的金额就是按照银元来计算的。 大额消费得按“汇率”换算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做成了一笔交易额是五十两的生意，该如何收银？

无论什么银子都照五十两收，那就是不懂规矩了―显然，四川地区含银量低的白银五十两，和云贵五十两是不能画等号的。于是，换算的工具就产生了：纹银。

纹银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银两标准，官方假定“纹银”是一种含银量为93.5374%的高品质白银，如果有的地方铸造的“五十两”，比官方公布的纹银“五十两”品质还高，就要换算一下。

比如产自上海的一种叫“二六宝”的银两，与纹银的“兑换汇率”是：52.6兑50。其中多出来的2两6钱，行话叫“升水”。 你看中了一套朱元璋同款风衣，标价50两纹银，如果你用50两“二六宝”支付的话，对方还要倒找你2两6钱银子。

每一块流通的银两基本都会注明自己和纹银的“兑换汇率”，根据银两的名称不同，迅速换算这块银两的实际面额，古代生意人必须掌握，而今人早已当成稀奇的技能。举个例子，你看中了一套朱元璋同款风衣，标价50两纹银，如果你用50两“二六宝”支付的话，对方还要倒找你2两6钱。

前面提到的“恶钱”也一样。唐高宗时代“恶钱”风气已盛，官方缺乏办法，于是下文件声明，可以用五文“恶钱”换一文“好钱”。这就是唐代“恶钱”的官方“汇率”。

实际上民间并不买账，道理也很简单，一枚“好钱”的重量约为4.2克，五枚“恶钱”重15克，收到的“恶钱”按照官方“汇率”来收银，你就吃亏了。 资料图一幅描述《南京条约》签订现场的油画。《南京条约》中明确提出，中国的赔款以西班牙银元为单位。

不久，唐高宗又下令将“恶钱”“汇率”缩小为2兑1，也就是用4.2克铜换6克铜，即便这样，民众还是把“恶钱”藏起来不换，等着法令废弛后出手。最后皇帝干脆改铸新钱，停止旧钱流通。民间反应是也竞赛一样的私铸新钱，于是迅速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再然后，国家亡了。所以，穿越回唐代，官方会希望你为了国家安全，请拒绝“恶钱”。 因为奇葩工资制度，形成奇葩投机项目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掌握了古代时中国的“金融”规则。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用钱”的门道，即投资哪些行业能赚钱。常规的典当、银号项目就不推荐了，在此仅请您关注几个不为人知的蓝海项目。

首先向你推荐的是―提取工资（公务员专供项目）。

在明朝，正二品的各部尚书（相当于省部级干部）一个月工资才12两银子，低级官员则恨不得吃低保，有一次万历皇帝扣了一些小官两个月工资，这些干部家庭就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当然，朝廷也有开恩的时候，比如有的高官就拿“兼职之俸”，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特殊津贴，只是个荣誉称号，钱也不多。

官员发工资的标配是大米+钞票，级别不同，比例也不一样。一品到四品的工资待遇是发50%的钞票，另一半用大米冲抵。到了九品县太爷，到手的工资构成是80%的大米+20%的钞票……杂职官最无语，工资全换大米。所以电视剧里皇帝给官员升职加薪，大手一挥就给几千两银子的画面，实在是太假了。正确的姿势是：皇帝大手一挥，给了官员一座中储粮基地…… 图 Getty 1945年，银行门口围着大批兑换钞票的黄牛。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多的人想办法去购买外汇。

你可能也已经想到了，“取”工资会很辛苦，高级官员尤其辛苦，因为他们不仅要找人去背大米，还要找人去外地背大米……因为明朝给官员发大米是各地“众筹”：北京出一半儿，南京出一半儿……如果不想去南京取，折现也行，就是折扣低点。

所以为官员提供大米异地提取的折现服务，上了规模总有赚头，就是麻烦了点。

实际上，真的有人这么做。万历年间，朝廷发俸，将部分工资折现为胡椒苏木等调味品，有门路的京官们，就是领取之后，到专门的门店卖掉换成钱。但是这项服务也不是每一个京官都能享受到，那些没有门路的小官送来胡椒苏木，门店还不收。

第二个项目是一款为官员量身打造的放贷理财产品。

卖炭翁翻译范文第5篇

从本期开始，“品茗斋”将陆续刊登货币史学家姚朔民撰写的“货币文化漫谈”，展现方圆乾坤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货币文化。

现在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可是关于纸币起源于什么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公认的纸币起源于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可是也有一些书籍和文章说汉代的“皮币”和唐朝的“飞钱”已经有了纸币的性质。“皮币”和“飞钱”究竟是怎么回事?

汉武帝的“白鹿皮币”

“皮币”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司马迁《史记》里说，武帝的财政部门提议“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有文章因此说，一尺见方的一块鹿皮就值40万钱，显然是一种虚值货币，所以它具有纸币的性质。

“皮币”因为名称中有个币字就是货币吗?币字在汉代的写法是“弊”，汉代的字典这样解释：“弊，帛也。从巾，敝声。”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币是纺织品，所以部首是‘巾’，‘敝’表达读音。”这种纺织品通常都是成卷的，称为束帛。在西周东周时代的社会里，这可是贵族之间交往时用的贵重的礼品。所以“币”往往就成了礼品的代名词。

实际上，当时的礼品并不仅限于帛，比帛更重要的是玉器。中国自古崇尚玉。玉器有很多品种，小的如佩玉，是贵族们佩带在身上的。大型玉器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比如玉钺就代表统治者的权威，而玉圭，玉璧，玉璋等玉器常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先秦时代的一些书籍就记录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交往时用玉的礼仪，比如说到诸侯见天子要执玉圭，诸侯互相交往要送玉璧，等等。玉是主礼，币帛就是附加礼品。讲述周代制度的《周礼》中说玉圭要用马来相配，玉璋要用兽皮相配，玉璧要用帛相配，玉琮要用锦相配……所以这些附加的礼品也通称作“皮币”。可是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各地诸侯都各自称王，互相征战，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乱，这种制度早已废弃。

周朝的制度不但早已废弃，就是汉朝的创立者刘邦本人，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地方基层小亭长，手下的大将又多是些屠户，无赖之流出身，根本不懂贵族礼仪。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些开国功臣们虽然都封公封侯了，却常常在朝堂上大呼小叫，没上没下，搞得皇帝很没面子。直到刘邦请了一个据说懂“礼”的人，帮刘邦制定了一些规矩：上朝不许乱说话；两边站好侍卫，旗帜鲜明；文武分两边站，一边文官一边武官，一齐跪下磕头。于是刘邦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时代毕竟刚刚走出战争，国力薄弱，礼法还不能完备。到武帝即位，距离刘邦立国已经六七十年，国家稳定，很多文臣都想进一步完善礼制。但是武帝为了抵御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治理的精力似乎还不能集中于礼法。于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就想出了一个让“复礼”和“生财”发生关系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造“白鹿皮币”。官员们说，用玉和皮币作礼品，是古代诸侯交往的礼节，现在也应该恢复这个古礼。恢复的办法是，宗室和分封出去的亲王如果要朝觐皇帝，或者遇到喜庆要来朝贺，必须用玉璧作礼品。当然玉璧不能裸送，要有包装，必须用“皮币”作衬垫。而这个“皮币”必须用白鹿皮制作。这块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装饰上花边，很是尊贵。但是哪里有白鹿呢?皇帝的禁苑有。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化基因的突变表现，当然发生几率很小，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各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必定要上献皇帝，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作为牺牲。所以白鹿是皇宫禁苑的专养动物。诸侯如果要遵守新制度，朝见皇帝，就必须向皇帝的禁苑购买白鹿皮制作的“皮币”。买这样一块“皮币”的价钱是40万枚四铢半两铜钱。这哪里是作礼品，根本就是强卖敛财。难怪当时有一个官员斗胆向武帝提意见：“一块玉璧才值几千钱，一块皮垫就要40万钱，本末不相称。”后来武帝改革币制，把四铢半两改为五铢钱，加上白鹿资源本来就极其有限，敛了一批钱之后，“皮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清楚，“白鹿皮币”不过是一种敛财手段，一种皇家的特殊商品，与纸币完全无关。

唐朝的“飞钱”

元朝人写《宋史》，明朝人写《元史》，都说纸币来源于唐的“飞钱”。因为在《新唐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道”是唐朝的地方区划，“军”，“使”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进奏院”指地方机构的在京办事处。这里是说，当时商人们到长安来做生意，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就把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办事机构或在京师的家庭，空手去旅行。到了地方以后，凭交钱时给予的票券核对无误，再取出钱币，叫做“飞钱”。因为凭一张纸的票券就可以领钱，所以后人把它看做纸币。这样看对不对呢? 整个事情的发生始末说来话长。 唐朝的钱币是“开元通宝”，铸造情美，轻重合适，一直被后代看做钱币的标准。但是唐朝也一直处在钱币紧缺的状态中。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唐朝从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就开始采取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国内的商业产生了一个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水平。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必然对货币需求量有极大的提高。但是在钱币生产方面，唐朝却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有很多限制钱币生产的干扰因素。一是当时全国铜的矿业和冶铸业发展还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二是国际贸易消耗了大量铜钱。很多远洋海船出海时用铜钱作压舱物，到目的地后再以此作为交易品。特别是日本，就是从唐朝学习到了钱币的知识，运入中国钱作为自己的交易工具。三是武则天当政时，为了证明自己主政的合法性，编造自己是弥勒转世的神话，对民间佛教信仰推波助澜，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肆佞佛，连远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地区都大造弥勒像。结果大量的铜材被消耗于铜佛像、铜钟、铜法器，更加剧了社会上的钱币不足。

为了应付钱币紧缺，唐朝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

禁铜――民间不许铸造铜器。结果铜盆，铜锅、铜镜等人们日常生活用具都非常缺乏。当然缺乏就涨价，反而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化铜作器”。政府甚至严令“盗铸者死”，却

无法禁经济规律。

禁存钱币――命令有钱人家都把钱拿出来购物，不许储藏。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就是王公贵族藏钱也要重贬。鼓励告发，发现藏钱超过规定，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赏钱。不过对于投靠权势的人家，这个政策很难认真贯彻。

杂用布帛――为了弥补流通中的钱币不足，政府只好规定，布帛也可以当做钱币使用。还不仅仅是“可以”，交易数额稍大，就必须“钱帛兼用”，甚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帛实物。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写道：“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固然反映了皇家低价强买对农民的掠夺，也反映了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现实下，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首都长安特别发达，各国商人都集中来长安交易。首都的特殊性是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和家属，卫成部队军人以及大批皇室贵族。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瓷器、药材，手工艺品都要依靠商人贩运来京师。交易结束后，商人们仍要返回各地采办。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京师钱币大量外流，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恶性加剧。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政令废弛，各地都防止钱币出境。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飞钱”的办法。

这个办法的核心是，首先是现金异地交付。先向京师机构交付现钱，也就是开元通宝铜钱，商人回到家乡后再领取现金。是“钱－钱”交付的过程，并不像买卖那样是“钱－物”交易的过程。其次是必须“合券”。京师机构开据的“券”显然是有存根的，他们要把存根通过自己的途径(官方机构可以利用政府办的邮驿)送回家乡。商人们拿“券”到本地相应机构去“合券”，也就是核对证明，才能支取现金。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单向的汇兑。这种“券”，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也不能流通，只能定点兑现。可见是不能把它看做纸币的。

由于这是一种私下的经济行为，不在政府管控之内。政府曾经下令禁止，但是行政命令无效。于是政府干脆办起了官办“飞钱”。可是由于各地钱币的短缺，商人们在官办“飞钱”中常常不能及时兑现，所以信誉很低。后来政府贴钱“飞钱”，开始每一千钱多给一百，无人响应，后来对半倒贴，一千给一千，仍然没有起色，最后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

最早的西方纸币

顺便再谈谈西方最早的纸币。

人们在教科书上常常看到西方纸币起源于英国的“金匠券”。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们的黄金。商人们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金匠们则给商人们开出手写的收据。为防止被国王发现，这种收据没有署名，当然也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模仿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实际上，比英国更早一些，瑞典在1661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纸币。这时距离中国真正的纸币出现已经将近700年了。

本来我们只是谈谈中国纸币。今天开篇，先说说纸币出现之前的事，套用时下流行语称为“前传”，所以顺便提到的外国纸币只能算是“纸币外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