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思想；背景；意蕴；反抗

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代表。她写作的宗旨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为自娱或取悦于少数有闲者。她坚持作家的社会职责，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她强烈反对不道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宗旨下夏洛蒂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角对《简・爱》进行解读，解释小说中女主人公对现实一次次或激烈或机智的反抗，表达女性的声音，揭示社会现实。

一、勃朗特女性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母亲早逝，八岁的夏洛蒂被送进一所专收神职人员孤女的慈善性机构――柯文桥女子寄宿学校。在那里，她的两个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于是夏洛蒂和妹妹艾米利回到家乡，15岁时她进了伍勒小姐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教师。后来她曾作家庭教师，最终她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

作者创作《简・爱》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但英国妇女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依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即便不能生在富贵人家，也要努力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和地位，女性职业的惟一选择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以作家为职业的女性会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女性气质，会受到男性的激烈攻击，从夏洛蒂姐妹的作品当初都假托男性化的笔名一事，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作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而《简・爱》就是在这一被动的背景下写成的。

勃朗特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其自身的遭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身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基本的思想观念和身边的女性基本都是一致的，代表了社会上一大批女性的价值观念。 《简・爱》中出现的受尽迫害的女性形象虽然令人同情和惋惜，但是反映出来的是其身上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不堪侮辱的反抗精神，面对压力和迫害，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为自由和独立，为平等和尊严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同时，也是作家身上的精神属性。当时，女性的地位低下而且不受别人尊重，父权和夫权的压制燃起了夏洛蒂勃朗特心中的怒火，激起了她不断创作的决心。

二、《简・爱》情节及主题意蕴简介

小说讲述的是简・爱在里德舅舅家、洛伍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表亲里弗斯家、重返桑菲尔德庄园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小说还描写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简・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纯真、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仆人地位而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她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她对罗切斯特的财富不屑一顾，她之所以钟情于他，就是因为他能平等待人，把她视作朋友，与她坦诚相见。对罗切斯特说来，简・爱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他精神为之一振。罗切斯特过去看惯了上层社会的冷酷虚伪，简・爱的纯朴、善良和独立的个性重新唤起他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而他能真诚地在简面前表达他善良的愿望和改过的决心。简・爱同情罗切斯特的不幸命运，认为他的错误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尽管他其貌不扬，后来又破产成了残废，但她看到的是他内心的美和令人同情的不幸命运，所以最终与他结婚。

时至今日，《简・爱》依然有很强的历史意义以及现实意义。无论是从小说的主题、情节还是人物，都能读出夏洛特・勃朗特的女性主义思想。通读小说不难发现，简・爱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停地和周围的人或环境在抗争，从里德舅舅家直到后来重返桑菲尔德庄园。简・爱的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

三、《简・爱》中简・爱的女性反抗意识

（一）简・爱少女时期的反抗

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舅母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然而，她并没有绝望，她并没有自我摧毁，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相反，简・爱表现出来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永不退缩的性格特征。她勇敢地和表兄斗争，不畏殴打；她不屈于舅母的压迫，尤其是舅母在心灵上对她的侮辱：“你不配和我们住在一起”。至于肉体上的痛楚更是不在话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畏压迫和敢于反抗的孩童形象。在简被送往孤儿院之后，面对森严的院规和院长的无情压迫，简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心灵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折磨没有让简的性格凋零，反而进一步的激化了她与社会的矛盾。让她开始顿悟，面对无尽的折磨，顺从是没有出路的，就像好朋友海伦・彭斯一样，一味的顺从只会加剧社会对自己的压迫，海伦在宗教的麻痹下丧失了自我，但是简却能够面对伪君子校长的压迫奋起反抗，充分的反映出了简身上的斗争精神和永不退缩的反抗本质。

（二）简・爱成熟时期的反抗

简・爱在成熟时期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反抗。第一次是在桑菲尔德庄园，简・爱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反抗。当简・爱在婚礼上得知罗切斯特有个疯妻子之后，她不顾罗切斯特的苦苦哀求，也不顾自己对他的深深眷念，毅然选择了离开。面对罗切斯特提出的种种诱惑，简・爱用自己内心的一种强大的自尊自爱的精神抵制住了这种常人难以抵制的诱惑，坚持自己的原则，追求一种有原则的爱是她的这一种反抗力量。简・爱成熟时期的第二种反抗是抵制表兄的求婚。文中的表兄圣约翰狂热地追求宗教事业，为此压抑自己的天然。他并不爱简・爱，只是觉得简・爱最有能力辅佐他的传教。简・爱最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决定先去探望罗切斯特后再做打算，这一次，简・爱抵制了有原则而无爱的婚姻。从这两次反抗可以看出：简・爱已经成长为一名拥有强大内心力量的成熟女性。同时拥有抵御诱惑的理性以及热爱世俗生活的激情，这两点构成了一个成熟女性的基础和基本的反抗历程。

（三）反抗的明线和暗线：简・爱和伯莎

当简・爱奋起反抗表兄和舅母的压迫后，简・爱自己进行了反思，文中用了“着了火”“乌黑焦土”“疯狂”“既恨人又被人憎恨”的处境的描写，同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形象十分吻合。伯莎・梅森和简・爱在文中一暗一明，相互交织在一起。简・爱和罗切斯特交往之初，因双方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两人感情进展缓慢，对罗切斯特来说，他有一个活着的疯妻子，再娶他人违法，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吐露秘密，又渴望提前试探简・爱的态度，言语中充满了玄机。而对简・爱来说，存在金钱与贵族之间的联盟阵线，长相普通，身材瘦小，所以她努力压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言语总是谨慎、克制而又充满机智。在双方感情需要进一步进展时，伯莎・梅森半夜的纵火，简・爱的救火确认了罗切斯特对她的情感。在伯莎・梅森咬伤她弟弟之后，简・爱再次成为罗切斯特的帮手，两颗心的靠拢，使得简・爱在内心打败了英格拉姆小姐，她不再怀疑罗切斯特对自己的信任和偏爱；当她怀着侥幸的心理要嫁给罗切斯特的时候，伯莎・梅森再一次以一个具象的形象出现，成为他们之间婚礼的障碍，金钱和贵族联姻的不可逾越，简・爱再一次得到了警告，简・爱意识到只有经济的独立才能得到相对幸福的婚姻；后来伯莎・梅森纵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并死亡，罗切斯特的残废，简・爱对遗产的继承扫除了他们之间的所有障碍，二人也得以回归爱情。通过这样的交织描写，我们可以认为疯狂的伯莎・梅森是简・爱心中被压抑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反抗的明线和暗线，使得简・爱和伯莎两人的关系融合在一起。

四、《简・爱》的结尾和独特之处

《简・爱》的结尾看似是我们所看到的爱情，但是爱情选择只是展现主人公反抗现实的牢笼、追求心灵自由的一个重要层面。让我们回顾一下简・爱的反抗历程：在舅母家反抗的是无爱的养育和亲情；在寄宿学校反抗的是虚伪的信仰和无爱的教育；在桑菲尔德反抗的是无原则的爱；在表兄家反抗的是有原则而无爱的婚姻。看似是对爱的追求，实则是打破囚禁，对爱和自由的一种追求，小时候简・爱被囚禁在红房子里，桑菲尔德对伯莎・梅森身体的囚禁，对简・爱和罗切斯特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囚禁，直到伯莎烧毁了庄园，简・爱的反抗力量借助伯莎得以实现，套在简・爱和罗切斯特头上的枷锁得以解除。故事的结尾是简・爱发挥自由意志的结果，她可在情感的多种可能中自由选择；同时，作者在现实中情路历程坎坷，在小说中通过白日梦想像发泄心中的欲望；还有巨额遗产实现经济独立，获得平等之爱。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女性主义思想。

《简・爱》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打破了这种小说传统的套路，既不是灰姑娘式的故事也不是丑小鸭的故事。小说对于女主人公简・爱的刻画：直率、浪漫、深邃和勇敢。而这些特质在传统故事里往往是属于男主人公的品质。结尾更具颠覆性：小女子拯救大男人，有力地展现女性主义思想。另外一个新颖之处在于作品是对哥特小说的巧妙利用与改写。哥特式小说的环境，神秘恐怖的氛围，孤独激情偏执霸道的男主人公，超自然力量的情节被作者在文中得以利用和改写，故事的女主人公，简・爱和伯莎・梅森，一分为二，一明一暗的方法将哥特式的阴郁之色转为温暖色调，突显心中光明并照亮他人。简・爱在故事中的光亮扫除了罗切斯特内心的黑暗，照亮了阿黛尔的生活轨迹；宽恕了临死的舅母；陪伴了需要陪伴的表姐妹；获得了里弗斯表兄妹的喜爱与敬意。简・爱最强大之处在于她将自己化为光源，照亮他人。时至今日，简・爱的光亮依然照亮着我们，她的抵制巨大诱惑的理性和热爱俗世生活的激情两者合二为一，引导着我们的人生。

五、结语

时至今日，《简・爱》依然吸引着我们。作品充分展现了爱情的魔力：机智的相互试探、欲罢不能的激情、欲擒故纵的策略。同时该小说具有典型的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恐怖氛围、充满悬念、罗切斯特语言充满玄机和潜台词。作者对主人公刻画充满张力：外表普通出身贫寒而自卑、美丽的心灵和良好的表达能力。这一切都充分地展现了女性主义思想：马克思称赞夏洛蒂、狄更斯、萨克雷等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家真实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揭示胜过所有政治家、道德家。

参考文献：

[1]张荣凡， 浅析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权主义精神在《简・爱》中的突现[J].名作欣赏，2013（15）：71-72.

[2]吕睿中，论夏洛蒂・勃朗特的妇女观----以女权主义批评解读《简・爱》[D]，华中师范大学，2004.夏洛蒂・勃朗特，简・爱，[N]，吴均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12.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简爱；恋父情结；爱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72-01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惊世之作，它揭开了女性文学的新篇章：一位其貌不扬、身份低微的家庭女教师实现了自身的爱情梦想，亦宣告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建立，证实了“自我造就”的非凡价值。抛开作者与评论家们苦于表达与追索的主题，我们还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究简爱爱情观形成的深层原因，即简爱的恋父情结。

“恋父情结”，即弗洛伊德提出的“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原型为希腊神话中厄勒克特拉公主杀母、为父报仇的故事。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将小女孩 “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称为“恋父情结”。探究简爱的恋父情结，能为简爱爱情观的成因提供一个新的阐释，丰富作品的内涵与意义。

一、父爱的缺席与母爱的扭曲

《简爱》前四章讲述了孤女简爱被寄养在里德舅舅家的痛苦经历，作为“父亲”的里德舅舅过早离世，舅妈无疑是最恶毒的“母亲”，使简爱一度被亲情抛弃。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如果父亲有喜爱女儿的表示，她就会从中得到自身存在的极为有力的证据；这样她就有了其他女孩很难具有的优点；她可以借此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小简爱一直设想：“如果里德舅舅在世，他一定会待我很好。” “母亲”里德太太她冷酷偏心，简爱于她终究“只不过是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罢了”。幼时的痛苦经历让简爱具备了萌发恋父情结的条件。她渴望能有一位像父亲般坚强的男子保护她，这为简爱与相差悬殊的罗切斯特的相恋埋下了伏笔。

二、罗切斯特的父亲象征意味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女孩的成长，其恋父情结“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身上”。罗切斯特的登场是夏洛蒂・勃朗特在情节上的精心安排，他接受了简爱对“父亲”的神情专注。首先，他父亲般成熟独断的男子气概让简爱心动；他对简爱呵护备至，赋予她完美的爱情，这让简爱享受到独立与自由的。基・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爱情，含有对异性情侣的最亲密最透彻的理解和最无私的奉献。”罗切斯特为简爱提供了活生生的父亲模型，他弥补了简爱生活中亲情与爱情的缺失，成为简物质与精神上的最大支柱。

三、圣约翰与罗切斯特的较量

在简爱第三次出走后，夏洛蒂・勃朗特精心设计了一场爱情角逐：圣约翰与罗切斯特。弗洛伊德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中承认同龄人之间的暧昧能让“患者”的恋父情结暂时隐藏。圣约翰的出现无疑在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设置了巨大屏障。

周国平在《谈爱情》中说：“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它里面应该有一种最重要的激情，就是给予的激情，或者说奉献的激情。”圣约翰代表一类自私的婚姻观，他对简爱的追求是基于传教者的义务：“我有权要求你――不是为了我的欢乐，而是为了我主的工作。”相反，罗切斯特代表为爱而结合的婚姻观，他能为简爱奉献全部，“他对她爱得非常深，非常体贴”。这种从比较中做出的选择，更凸显出隐藏在简爱心中的恋父情结。

四、从作者经历看简爱的恋父

弗洛伊德说：“作家是这样的人：他由于在现实中得不到本能的满足，便从现实转向幻想；在幻想世界里，他尽情地满足和野心的愿望。”夏洛蒂・勃朗特与简爱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企图通过书中的简爱来争取完满的爱情。

作家通过文艺创造实现本能愿望升华的作品很多，如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与张爱玲的《心经》等。夏洛蒂・勃朗特与书中简爱的经历极其相似，她出身贫穷，幼年丧母，她曾被寄养于舅妈家，后又被送至一所地狱般的寄宿学校。她也当过家庭教师，得到过两个年轻人的求婚，但最终爱上了年长的埃热先生……虽然现实中的夏洛蒂与埃热先生的爱情无疾而终，但通过《简爱》，夏洛蒂获得了情感上的满足。正是由于夏洛蒂・勃朗特对白日梦的抒写，让研究简爱恋父情结的意义更为深刻。

由此可见，简爱的恋父情结是她与罗切斯特终成眷属的内在推动力，但除去故事本身的圆满结局，这似乎还渗透出人性某些违背常理的变态的欲望。因此，简爱这类恋父式的爱情仍旧值得思考，这对当代社会的女性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英]夏洛蒂・勃朗特.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法]西蒙・波伏娃.李强选译.第二性（第一版）.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

[3]冯川.文学与心理学（第一版）.四川人民出社，2003年版.

[4]周国平.永恒之女性――周国平谈女人与爱情.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版.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第3篇

19世纪是女性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黄金年代，当时英国关于妇女的主导观念就是妇女的地位不是体现在社会中，而是体现在家庭中。因此，在英国19世纪的小说中不少职业妇女被描写成怪物，如《老古玩店》里以虐待弱者为乐的律师布拉斯小姐，或不顾子女冷暖把自己埋进文件、决议纸堆里自得其乐的杰利比太太（《小杜丽特》）等。《简·爱》便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既张扬女性的个性，又要求自由、平等，在“家里的天使”盛行的时代，她大声疾呼：“我不是天使，我就是我自己。”

朱虹在她的著名论文《〈简·爱〉与妇女意识》中把《简·爱》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分为三方面：揭露、控诉男性的压迫；与“家里的天使”模式针锋相对；塑造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真实地描写女性的情感。对简·爱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大加夸赞，我在写作中深受其影响，对简·爱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女性意识，进行了理解和认同。

然而在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顺从男权意识的女性观。在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有女权主义思想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论文《自己的房间》，她的论文深切描绘19世纪的女性连一间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女性被看作男性财产的一部分，而且每间屋子里都有安琪尔，它告诫我们：不要拥有自己的思想，当你提笔抒发自己的感受时，它就会阻拦你，要你听从父亲或家庭的意旨，不要胡思乱想，要像天使。她还说，我们的生活中有两种冒险：一是将安琪儿杀死；二是真实地描写自己的感受，我们的第一个冒险已经完成，但第二个冒险还未曾实践。

在赵海虹发表的评论《〈简·爱〉的失败》中，把简·爱完全看成一个自私、完全自我的小女人，在他的评论中主要分：简的出走；简的归来：完美的结局，虚构的和谐三部分，在赵海虹的观点中，简的出走是因为简·爱珍惜自己为自己的名誉——不做别人的情人而出走，简·爱的归来是因为它有了财产，可以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平等，小说的最后是要显示简·爱的伟大，说明她是被需要者而设的虚构结局，从某些方面看，简·爱确实在思想上有这些观点的显现，但从某一角度又说明她恰恰是在维护女性的独立。赵海虹的观点未免有一些偏激。

《简·爱》产生的时代是“男人发号施令”、“女性第二”为主流思想的时代，《简·爱》要想大胆显现女性的情感必然会遇到阻力，在表现女性意识先锋性的同时，必然会有妥协、回归，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称为“二律背反”，但《简·爱》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在当时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史上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西方女性文学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

本人在学习各位专家、学者和老师的文章并反复阅读《简·爱》文本的基础上拟对《简·爱》的女性意识做一番较为客观的探讨，力图写出一些新意。

参考文献：

[1]杨静远编《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47-386页

[2][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38-95页

[3]徐葆耕.《西方文化心灵的历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05-346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045-3824页

[5]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英国文学史》（1832-1870）.蔡文星,桂诗春,陈珍广,廖世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435-789页

[6]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22-27页

[7]赵海虹.《〈简·爱〉的失败》.《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67-72页

[8]陈姝波.《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79-83页

[9]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0年版97页

[10]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宋兆霖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10页

[11]张舒乙.《论伍尔夫与勃朗特的心灵与创作之关联》.《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44-349页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女性主义，简・爱，性格特征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哲学社会思潮，鼎盛期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只有出自女性作家的手笔、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才可以算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女性意识或女性视角的鲜明阐释，二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及女性观念的颠覆，三是女性独特情感的自然流露。对照女性文学的上述特性，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当属此范畴。在传统的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被塑造成柔美、善良的天使，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往往缺乏独立的人格。夏洛蒂・勃朗特向传统提出了挑战，她以独特的视角创造了一个个性化的女性主义主角。

《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它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经历为基础的新颖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与罗彻斯特的曲折爱情故事，表达了女性不甘于社会对她们的传统定位而要求婚姻平等独立的思想，塑造了一个不屈服于世俗压力、热爱劳动而又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女性形象，为19世纪女性争取在经济、社会地位及家庭中与男子平等揭开了新的一页。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入手，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对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

一

任何一部小说的诞生都与其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世纪上半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是贵族、资产阶级更加富裕，另一方面是下层社会人民生活日益穷困。这一分化给社会带来了波动和不安，整个社会处在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这些动荡惊醒了那些把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最完美的人，使他们再也不相信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理性的社会”，也厌恶19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家们对理想进行空泛的追求和朦胧的描绘，从而对当时社会重新作一个考察和审视，揭露与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罪恶和弊端。于是，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光辉的一派”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宣扬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夏洛蒂・勃朗特就是其中的一位。

夏洛蒂・勃朗特出身贫寒，她的一生多半在苦难和不幸中度过，没有欢乐和幸福。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流行的瘟疫夺去了她的两个妹妹的生命。15岁时，她开始了教师(主要是家庭教师)生涯。这种仆人式的生活意味着不幸，尽管她工作努力，所受的仍是非人的待遇。她成名后，家境虽然改观了，但肺病吞噬了她两个妹妹的生命。生活上的多灾多难构成了她悲剧的一生，形成了她孤独、抑郁而又疾恶如仇的性格。于心为懑，表之为文，使她的作品笼罩在忧郁的黑影和愤恨的乌云之中，形成她作品那种与众不同的凝滞抑郁的独特风格。她的这种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她的代表作《简・爱》中。在这部近似自传的小说中，作者通过简・爱这个人物形象，展示了她坎坷一生的欢乐、苦难和追求，宣泄着自己对社会的怨愤和不平。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妇女受人们歧视，地位低下。她们没有权利，没有资产，只是男人的附庸和奴婢，依靠着男人的恩宠和施舍来生活。

面对这种现实，女作家在《简・爱》中以妇女平权的热情拥护者的姿态而出现。小说主人公那反抗、倔强、独立、自主的性格不仅是对压迫、歧视妇女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不平等买卖婚姻的揭发抗议，同时也是对争取独立自主和妇女解放的热情呼喊。

二

简・爱――一株迎风而立的劲草。她矮小、贫寒，没有吸引人的外表，却以超凡脱俗的性格力量倾倒了千万读者。她不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幸福追求者，而是一个大胆无畏地对旧习俗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对人们压抑的反抗者。她所要求的是人格的独立、人权的平等，她所争取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在《简・爱》中，简・爱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里德太太家；劳沃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圣约翰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简・爱都有独特的个性，贯穿这些的就是她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地反抗和追求。

1　理德太太家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使她叛逆反抗，自尊自爱

简・爱是一个寄养的孤女。终日伴随她的是舅母的责罚、表兄妹的欺侮和仆人的白眼。她宛若一只被人厌弃的丑小鸭，生活在冰冷无爱的环境中，从而造就了敏感多思和自尊的性格。在经历了忧伤、恐惧、孤独、沮丧、仇恨后，她渐渐形成表面沉静淡漠而内心感情炽热的个性。作为一个自幼受尽欺凌折磨而又无援无助的孤女，她的爱憎十分分明，尽管她无援无助，只是依靠里德太太的“恩惠”生活，但她并不因此认为自己所受的欺压屈辱是应该的。相反，她努力地维护着自己，反抗种种压迫。当表哥无礼寻衅，把她磕得头破血流时，她就“发疯似地和他对打”。对里德太太的刻薄和伪善，她大胆地揭露，并直呈自己对她的憎恨。而对白茜，因为对方同情并关怀她，她也对她表示着自己的爱。

2　洛伍德寄宿学校加强了简・爱反抗倔强的个性

这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摧残儿童的地方――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一群孤苦可怜的女孩子如羔羊一般被驱赶着祈祷、读书、做工。她们饥寒交迫，却被告知要“用肉体的饥饿去喂饱不朽的灵魂”，为上帝“受苦、忍耐、克己”。这里还有污辱人格的惩罚：挂耻辱牌示众，用树枝抽打身体，面壁罚站，剪头发等。在洛伍德，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使小简・爱愈加苍白瘦弱。可这些严酷的外在条件并没有改变她的本性，使她驯服。她仍是那样桀骜，仍是不惧不怕，勇于反抗。在这里，她的反抗精神一点也没有消减，相反范围更加扩大，她憎恨伪君子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她憎恨这所地狱般学校的死气沉沉，她渴望到新的天地里去领略有生气的自由生活。这些都表现出简・爱不与环境、命运相妥协，勇于反抗斗争，争取做人的权利的可贵精神。从此，她的思想也比以前更成熟了。

3　桑菲尔德庄园勇于追求真爱，表现果断、独立、有主见

在这里，面对地位、财产和年龄与自己相差悬殊的男主人罗彻斯特，她本能地怀着戒备，但仍不失其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的仪态。她始终认为，她与主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她既不媚态，也不屈从，彬彬有礼而又诚恳直率地回答主人咄咄逼人的问话。她最终以自己的勤劳、才能和诚恳赢得了生活的安宁和别人的尊敬。更重要的是她以她那超凡的倔强的气质，赢得了罗彻斯特先生的爱情。

在爱情上简・爱的感情是炽热的，可是她也丝毫没有忘记平等的要求。罗彻斯特满足了她的这种要求，她才成为他的未婚妻。但她并未陶醉其中，而是仍然保持着自制力和清醒的头脑。她不但捍卫自己的荣誉，而且也捍卫自己的独立。沦为奴婢和男人们的的危险使她畏惧。当 罗彻斯特要赠送她珠宝等首饰时，她断然拒绝了。她在朴素中保持自傲，视个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就在结婚之前，简・爱才知道罗彻斯特已经有着犯精神病的妻子。她的存在，使简・爱不能成为合法妻子。简・爱必须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作出选择。如果继续留在桑菲尔德，她只能做罗彻斯特的情妇；如果离去，人海茫茫，举目无亲，何去何从?简・爱陷入极度矛盾痛苦中。思绪昏乱间她曾向上帝求助，希望以安静的死来摆脱痛苦。但是，简・爱的人格和刚强的意志在命运的挑战面前又一次显示了威力。她意识到再留在庄园是没有自由、没有快乐的，最后便毅然离开了罗彻斯特。

简・爱离开罗彻斯特，是她把爱情与人的真正价值紧紧连在一起，从而使爱情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她的出走，不仅完满地表现了她的性格，她的执著追求，而且是对世俗观念的大胆挑战。因此，她的离去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选择，是在争取一个普通女子应有的社会地位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步。

4　圣约翰家拒绝没有爱的婚姻，坚持对真爱的追求

在这里和她交锋的是牧师圣约翰，她那不平凡的理想性格仍然放射着光彩。圣约翰是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人。他披着“圣神”宗教的外衣，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满足个人的私欲，他以上帝的使者自居，口口声声说去印度传教是他的天职，还以上帝的意旨为借口强迫简・爱嫁给他，和他同去印度。简・爱清醒地看出这种结合不是以一种双方平等的，爱情为基础的结合。而是为了某一目的而拼凑在一起，名义上她可以是妻子，而实际上她只是助手，生活中没有真正的爱情和人权的平等，于是她坚决拒绝这一要求。简・爱对圣约翰的拒绝是女性对宗教的反抗，更是对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的反抗，也是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抗，充分体现了简・爱的女性主义意识。

简・爱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尤为感人。在简・爱重返桑菲尔德时，桑菲尔德和罗彻斯特已面目全非。庄园已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罗彻斯特自己也差点葬身火海。此时的他不但眼瞎身残，而且变成了穷人。而相反地，简・爱由来横财，继承了她叔叔的一笔遗产，却变成了有钱人。可是，面对此情此景，简・爱不改初衷，投入罗彻斯特的怀抱，与其幸福地结合。他们的婚姻有力地宣告了爱情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不取决于金钱、家庭、资格、年龄以及健康、衣着、外貌等外在因素，而取决人的品德、才智、情怀、学识等本质要素。简・爱正是由于用自己的一生毫无妥协余地地追求这样的爱情美和人生美，才在英国文学史上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女性的典范。

简爱的现实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菲勒斯；疯女人；恶魔；焦虑

　 作为现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电影已逐渐成为人们追寻自我、书写生命的重要途径。而将叙事主题直接指向女性主义的电影，则成为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在纷繁的银幕形象之下，表达着女性追寻自我的共同心声，将影片的“表层刮去，就会发现里面熟悉的模式”[1]。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在发展变化中日趋丰富和成熟，经典著作《简·爱》被不止一次地搬上银幕，老剧新作，每次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艺术风格。导演及演员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给影片带来了不同的演绎。我们很难从一部影片中将女性主义电影的变化进行整合性的讨论。本文试图避开大家讨论较多的主人公简·爱和罗切斯特，而是围绕伯莎·梅森的形象展开分析，对其表象和言语进行梳理和阐释，深入探讨其在女性主义电影中的叙事特点和时代意义。

一、“疯女人”形象的出现

19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解放的浪潮开始兴起，这一时期，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不仅塑造了执著追求平等和幸福爱情的底层女性形象简·爱，还成功塑造了女性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疯女人”形象——伯莎·梅森，并成为当时女性对男权社会和菲勒斯中心反叛的典型。这一书法作为一种反抗性的写作策略被记录进19世纪西方女性主义书写的发展史中，成为女权主义者写作的经典手法。有些评论者认为“疯女人”的形象并不能反映女性主义观念在社会中的价值，也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女性的现实困境。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女性主义电影创作的重要性并非在于它能否如实反映所有女性的内心世界，而在于它所给予大众的边缘性、反叛性的立场以及对社会现实、政治权利、文化历史的怀疑精神。20世纪70年代，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就对《简·爱》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在菲勒斯男权控制的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是男性创造力之下的想象物，女性形象只是男性巨大想象力下的产物。女性形象被男性大师们创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类：天使与魔鬼。从但丁塑造的贝雅特里齐、歌德塑造的玛甘泪到弥尔顿笔下的“人类之妻”和帕特莫尔笔下的“家中天使”，这些所谓的“完美的女性”，温顺美丽的天使般的形象都是男性主观创造出来的，她们都具有男性喜爱的品格。无论是温顺还是内向，无论是勇于牺牲还是默默奉献，她们被提及的品质都与女性自我的需求和意愿无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这样的女性而言，她们的生活是一潭死水。“无私不仅意味着高尚，还意味着死亡。一种没有故事的生活，像歌德的那位玛甘泪的生活，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生活中的死亡，‘忏悔祈祷般纯洁’的理想最终唤激的是两种归宿——天国和墓穴。”[2]25掌握着话语权的男性大师们，他们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行为施加在女性形象之上，字里行间将女性描画为美丽的安琪儿，实际上是将女性变为男性话语强权之下的牺牲品，男性笔下的天使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意向下的天使，实则是死亡了的女性。而另一类女性形象，就是那些不甘于被服从、被牺牲的女性，她们被男性责备丑化为“魔鬼”“女巫”，例如海妖西林丝、达利拉、美狄亚等，而正是这些“魔鬼”和“女巫”的形象，则恰恰反映了女权主义对男权压抑的抗争。

《简·爱》则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对男权主流社会抗争的夹缝里，夏洛蒂·勃朗特们既要试图表达其对女性形象书写的权利，又要表面上和强加于其的男权标准维持一致，于是“显性”和“隐性”两条线索并行就成了19世纪女性创作的代表性模式。而2006年BBC依据夏洛蒂·勃朗特原著改编的电影《简·爱》也在最大限度上贴近于原著，台词基本保持原著的原貌，而且在此基础上导演苏珊娜怀特又运用自己独有的女性思维，对剧中伯莎·梅森这一“疯女人”的心路历程给予了细腻的描摹，并巧妙进行了视听再创造。历经百年的名著再改编，并被搬上屏幕，不仅需要尊重百年前的时代特质，又要以今日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再现经典，既不能遵循既有模式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改变作品原貌，而这一点BBC演绎得十分成功。在影片中伯莎·梅森的形象被导演苏珊娜怀特诠释得准确到位，在她看似疯癫而神经质的表象之下，涌动着理智与情感的激烈交锋，涌动着超越那个时代的清醒。在影片中女性对于自由与情感的追求、对于内心与思想的渴望都被最为含蓄的语言和隐忍的动作所包藏着。

二、真疯：对现实的回避之路

电影《简·爱》表面上是在讲述出身卑微的简自我奋斗和争取爱情的故事，灰姑娘版的励志影像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更是一部女性对男权社会强烈反叛和决绝抗争的影片。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梅森，代表着人物的两个方面。伯莎·梅森患有家族性疯癫症，当初罗切斯特看中了她的靓丽外貌和万贯家产而与之结婚，当婚后发现她有病后，便将其幽禁于阁楼之上，使之过着非人的生活，而罗切斯特本人则蓄意隐瞒已婚事实，欲另娶他人，小说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便由此展开。简·爱与伯莎·梅森，无论在外貌、性格还是在家庭出身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一个是顺从乖巧、小巧玲珑的寒门之女，一个是歇斯底里、强悍高大的豪门千金，她们二人就如同事物的两极般对立存在着。可是，去除表象的对立，她们二人内心执拗的程度却惊人一致。作为正常人的简·爱所表现出来的坚持是一种超常的理性的坚持，她极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事态的最终走向；而作为“疯女人”的伯莎·梅森在影片中成为非理性的化身，表现的是一种极端压抑下的冲动和愤慨，她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在愤怒情绪爆发之下，一把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堡庄园，这一把火不仅毁灭了房子也毁灭了男权的统治，凸显了女性反抗男权中心统治的潜在欲望。19世纪，在极其压抑的男权文化背景之下，女性作家的创作只有运用这样一种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策略，将笔下的“天使”与“魔鬼”合二为一，在表象上，在显性文本上对男权社会的文化权利表示出自己的顺从，淡化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在表象之下，在隐形文本中却是在借“疯女人”的疯癫之语来酣畅淋漓地表达女性真实的愤怒与反叛。依照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我们发现“疯女人”形象，实则就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只是这种反抗是潜藏在对男权统治认同的表象之下的。

也许有些受众看到影片中美貌与财富并存的伯莎·梅森发疯的时候会感到遗憾，实际上这也许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有多少人在发疯，甚至我们也不能分辨与我们擦肩而过、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不正常，哪个精神正常。那么我们首先来探究一下，作为女主角之一的伯莎·梅森是否如影片描述的那样是“真疯”呢？古巴尔和吉尔伯特在分析《简·爱》中伯莎·梅森时认为，作为“疯女人”形象出现的她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寓意，她是“疯狂的复本”和“作者身份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女性作家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使她自己那种逃离男性主宰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念得以实现，而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复本的暴力行为，这位焦虑的作者才能爆发出那种郁积在胸中的不可遏制的怒火，为自己表达出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怒火的毁灭。”[2]85换言之，从某种角度上来理解，其实伯莎·梅森并非如影片中所传递的表面信息那样是个“疯女人”，在这“真疯”与“佯狂”之间还留下许多值得我们来探究的问题。

三、佯狂：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影片《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我们可以说，“疯狂”在此处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女性主义者表现手法上的智慧和策略。伯莎·梅森并非是“真疯”，也不是通常理解下的生理和病理上的完全失去正常的意识和理智或者对于自己的行为和意愿无法自控；而是在真疯和佯狂之间，假借疯子的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以极端、偏执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现实的悲愤和抑郁。女性主义者假借这个外力，修整着男性的传统知识结构，重构着女性的意识体系，改变着女性旧有的无知，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日渐增强，女性的思想会日渐深刻，遭受到来自社会和男权思想的痛苦也会越深，以“疯”来寻求解脱和逃避，既是女性在文学中的自我想象，也是女性现实处境在作品中的折射。女性的思想解放程度日愈增大，而社会并没有给女性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的语境和环境，于是现代性的期待与社会的不协调就使得疯狂的几率增高，在这里，“疯女人”既是女性的解脱之路、逃避之路，更是一条虚无之路。女性为何而疯、疯为何为？这实则是一个关于生存意义的拆解，在这些被认为是创作者复本的“疯女人”身上，更多地包含了女性自身的焦灼和疯癫，唯有如此，女性才能在感情上找到平衡，而不再去苦苦追问自己“我是谁”与“我应该是谁”之间的差异，同时也会向这种差别妥协让步，从这一刻起，她们疯了，疯得彻底而毫无顾忌，她们借助“疯女人”的言语，直指这个世界的不公。因为对于疯子而言，理智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她的所作所为无论多么过分、刻薄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正是影片《简·爱》选择疯子作为影片主角的策略，既然伯莎·梅森已经沦为一个“疯女人”，那么她对男权统治的一切自然是不会妥协、迁就和包容的，对于既定的或者说是神圣的历史、社会约定俗成，即使是被众人称赞的罗切斯特，她都可以一一诘问，一一审判，毫不宽容，毫不饶恕。导演苏珊娜怀特在影片《简·爱》中巧妙设计伯莎·梅森的表现风格和语言，通过伯莎·梅森的暴力行为，来爆发出女性郁结于胸中的熊熊大火，从而平息女性的焦虑，实现她们逃离男性主宰的欲望。

穿过历史的长河，时间来到21世纪，女性主义影片中的“疯女人”形象，依然层出不穷，只是这时的“疯”与19世纪的性质已有很大不同，在这个“疯”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重新建构和大胆梳理，我们看到女性的命运不仅仅只有顺从牺牲和反叛祭奠这极端的两种，与男性为敌绝非女性主义发展的目的，走出两性对立，关注更广阔的社会，才是其发展的理智选择。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说：“女性主义的目的不是仅仅使某一群体、某一种族或者阶层的妇女获益，它不是使妇女享有男性所没有的特权。它有能力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3]

[参考文献]

[1] [美]安·卡普兰.女性与电影：摄影机前后的女性[M].曾伟祯，等译.台北：远航出版社，1977：12.

[2] [美]桑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古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M].康涅狄格：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