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诗句范文第1篇

2.立秋种芝麻，老死不开花。

3.立秋种荞麦，秋分麦入土。

4.立了秋，扇莫丢，中午头上还用着。

5.立秋早晚凉，中午汗湿裳。

6.立秋早晚凉，中午汗还淌。

7.立了秋，枣核天，热在中午，凉在早晚。

8.立秋不立秋，还有一个月的好热头。

9.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10.七月半，八月半，蚊子嘴，快起钻。

11.立秋三场雨，夏布衣裳高搁起。

12.立秋不立秋，六月二十头。

13.六月底，七月头，十有八载节立秋。

14.早晨立秋凉飕飕，晚上立秋热死牛。

15.早秋丢，晚秋收，中秋热死牛。

16.立了秋，凉飕飕。

17.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18.立了秋，把扇丢。

19.立秋不立秋，六月二十头。

20.六月底，七月头，十有八载节立秋。

21.早晨立秋凉飕飕，晚上立秋热死牛。

22.早秋丢，晚秋收，中秋热死牛。

23.立了秋，凉飕飕。

24.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25.立了秋，把扇丢。

26.立了秋，扇莫丢，中午头上还用着。

27.立秋早晚凉，中午汗湿裳。

立秋诗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杜甫；登高；沉郁顿挫

杜甫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沦落潦倒的一生，“苦难”成了他人生的代名词，但杜甫并没有沉陷于个人的不幸，而是以儒者的良知和勇气，始终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以满含血泪的动地歌吟，传达着一个时代的苦难，传达一个儒者的良知和勇气。

首联、颔联侧重于写景；颈联、尾联侧重于抒情，集中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首联六个物象，而用急、高、哀、清、白、飞来形容，把秋天景物的凄凉气氛铺陈得十分浓郁。把眼前的秋景写得更具体、更凄凉。“哀”字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自然之悲象。人生之艰难。让诗句的种种意象顿时有了浓烈的伤感色彩。颔联则从更大处落笔，侧重写诗人眼前恍如所见的、耳边仿佛听到的整体景物：“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无边”二字展开了“落木萧萧下”的画面，以“不尽”二字展开了“长江滚滚来”的画面，把秋景描写得既肃穆肃杀又空旷深远。这从以景抒情的角度来看，是为后两联抒发感情作铺垫。前两联写景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两联诗句一气贯注，全诗开头“风急”二字最紧要，因为“风急”而“猿啸哀”“鸟飞回”“落木萧萧”“长江滚滚”；二是两联诗句抑扬顿挫，首联写近景，颔联则写远景，而“无边”一句为仰视，“不尽”一句为俯视，这样一远一近、一上一下，层次分明，起伏“顿挫”。

后两联以前两联描写的秋景为背景，着重抒发忧愤深广的情感。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显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范例。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则将颈联悲秋之情的容量增大了，也更深沉、其中“艰难”二字，指出时世艰难，社会动荡；“苦恨”二字，形容诗人百感交加，恨到极点，“艰难苦恨”兼指社会和个人，在诗人摇落悲秋的情感巾溶人了广阔的社会内容。而“潦倒新停浊酒杯”，则将杜甫的“艰难苦恨”之情写得更加具体，一个多愁多病、忧愤深广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杜甫的悲哀有他的特殊性，那就是他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却博大深厚。境界由大到小，由开到合，情绪也从高亢到悲抑，情绪有微妙的跌宕。杜甫追求情感节奏的曲折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默默的，有时却有突然的转折。古代诗话上说，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沉郁是许多人都做得到的，而顿挫则殊为难能。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民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述他的诗歌风格。沉郁顿挫，表面是深沉郁结，表现为有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它涉及诗歌的内结构和外结构，涉及内结构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

《登高》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沦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在对景物的描绘中，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恣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

《登高》语言形式的“顿挫”表现于下列四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合变化自如。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

立秋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在一个地铁车站》 《天净沙・秋思》意象派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一个地铁车站

Ezra Pound/埃兹拉・庞德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梦幻众中面貌；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黝湿枝上疏花。

（周钰良 译）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他是英美意象主义诗歌流派的领袖之一。他是这样给意象定义的：意象（Image）是理智和情感瞬间的复合物。所以，意象主义诗歌必须准确地表现出事物的视觉意象。通过阅读这些具体的文字，读者能够在脑海中重现所描述的事物的形象。所有的诗化语言都是一种探索的语言，意象是超越描述性语言的词语。庞德在1914年写道：“不用意象作修饰。意象本身就是言语。意象是超越形成语言的词。”同时，庞德等意象派诗人（the imagists）提出了意象派诗歌的三条主要创作原则：要直接表现诸客观事物，反对任何解释说明；要言简意赅，剔除一切无助于表达的词语；要突破英诗传统格律，追求更灵活的节奏。其中，这首发表于1913年的《在一个地铁车站》的短诗可称得上是英美意象派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全诗仅两行，14个字。初读这首诗，会产生语感的“眩晕”，仅有的两句诗句，看似没有任何关联，只有两个独立的词组，并无完整的主谓宾结构，中间用了一个分号区别开来，也没有用任何连接词或转接词。让读者不禁要问，第一句中的“面貌（faces）”、“人群（crowd）”，第二句中的“花瓣（petals）”、“树枝（bough）”又与“地铁车站（a station of the metro）”有什么关系？这四个意象组成了一组重叠的意象，究竟作者要表达什么感情呢？其实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庞德在巴黎协约车站走出地铁车厢时所看到一瞬间的视觉印象和内心感受。在诗人走出车厢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中有几个美丽的面孔忽明忽暗，或隐或现，是几个女人和儿童的美丽面孔。这一瞬间的美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搜索枯肠，写了一首较长的诗，但自觉很不满意。半年后，他把原诗压缩到15行，仍觉不够紧凑。又过半年，他终于凝炼出这首只有两行的精巧的小诗。

细细品味这首短诗，我们会发现诗的两行其实是相互依存的。第一行诗是对情景描述，“apparition”一词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既appearance（出现）和ghost（幽灵），十分到位地表现出在车站看到的来来往往的乘客的脸，就像幽灵般若隐若现。第二行用“花瓣”比喻看到的女人和儿童那美丽的面孔，“黝湿的树枝”好比那阴暗潮湿的地铁车站。在地铁车站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诗人站立其间，过往的行人迎面而来，匆匆忙忙从身边走过，整个气氛阴森潮湿，令人窒息。几张女人和孩子苍白美丽的面孔时隐时现，打破了这种冷清沉闷，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从而感受到一些活力。两个并置的意象映入大脑，构成俗陋与优美、潮闷与清新对比强烈的两幅画。既表现了都市人繁忙庸碌的生活，给人以一种挤压感，描绘出现代人内心的焦虑不安、紧张动荡、繁忙而又单调的生活现实，同时又展示了心灵对自然美的依恋与向往。

庞德在这首诗中没有遵循传统英语诗体，而是借鉴了日本俳句①的形式，并且他的诗歌写作也多少受到充满意象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的这首《天净沙・秋思》的小令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意象诗的经典之作。这首诗一开始就托出九个由汉字构成的意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九种意象叠加在一起，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却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绝妙的深秋晚景图。作者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让九种不同的景物沐于夕阳的清辉之下，像电影镜头一样以“蒙太奇”的笔法在我们面前依次呈现，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深秋时节：几根枯藤缠绕着几颗凋零了黄叶的秃树，在秋风萧萧中瑟瑟地颤抖，天空中点点寒鸦，声声哀鸣……写出了一片萧飒悲凉的秋景，造成一种凄清衰颓的氛围，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悲戚。我们可以想象，昏鸦尚有老树可归，而游子却漂泊无着，有家难归，这该是何等的悲苦与无奈啊！接下来，眼前呈现一座小桥、潺潺的流水，还有依稀袅起炊烟的农家小院。这种有人家安居其间的田园小景是那样幽静而甜蜜，安逸而闲致，与游子的孤单落寞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不能不令浪迹天涯的游子想起自己家乡的小桥、流水和亲人。在这里，以乐景写哀情，令人倍感凄凉，烘托出沦落他乡的游子那内心彷徨无助的客子之悲。

接下来，作者又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一句为读者勾勒出内心深处无尽伤痛而独行寒秋的天涯游子剪影。我们可以看到，在萧瑟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古道上，饱尝乡愁的游子却骑着一匹延滞归期的瘦马，在沉沉的暮色中向着远方踽踽而行。此时，夕阳正西沉，撒下凄冷的斜晖，本是鸟禽回巢、羊牛回圈、人儿归家的团圆时刻，而游子却仍是“断肠人在天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漂泊他乡的游子面对如此萧瑟凄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怎能不撕心裂肺，怎能不柔肠寸断？

马致远的这首《秋思》，紧紧扣住了“思”作文章，通过“断肠人”漂泊天涯的所见所感，画出了一幅苍茫萧瑟悲凉的秋思图，被推崇为“秋思之祖”，也被誉为元代散曲中的绝唱。

欣赏完这两首中外意象诗歌的经典之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意象诗的独特魅力：

1.简约与深细相依

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只有两行诗句，14个字，却用几个看似无关的意象的叠加充分到位地描述了作者的瞬间感受。简短却又精炼，似乎短短的诗句浓缩了大千世界人们所面对的无奈忙碌的都市现实以及对美好自然生活的向往。同样，马致远的《秋思》全篇仅五句，二十八字，既无夸张，也不用典，纯用白描勾勒出一幅悲绪四溢的“游子思归图”，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漂泊羁旅的游子心。它字字写秋光秋色，又字字写人意人情，以“秋”染“思”，又以“思”映“秋”，紧紧扣住“思”字，含蓄深挚地表达了“天涯沦落人”'的凄寂、苦闷和无法解脱的“断肠”之情。这两首短小精练的诗歌，有着不同经历的读者都会读出不同的感觉。

2.色彩与词句相融

在庞德的这首诗中，读者可以看到苍白的面孔，“湿漉漉的黑色树枝”，以及枝上的“花瓣数点”。 有如西方的油画，背景暗淡，笔道粗略，而物体鲜明。庞德认为“这次巴黎地铁站的经历应该付诸画笔，他认为颜色就是那种‘基本的形式’。在归途中，那几张美丽的脸在作者眼前反复出现，直到最后他们逐渐变成了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这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作出一幅纯粹表现色彩的斑斑点点的非写实主义的画，但他不会作画，只能以诗代之。庞德花了整整一天来寻找最适合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感觉，然而他似乎难以找到任何的词来形容那一瞬的情感，因此，诗人试图用颜色词语来形容那一刻并将描述的词语缩小为意象”。而读过《秋思》这首小令后，出现在脑海的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在作者勾勒的秋景图上，一面是枯藤、老树、昏鸦在秋风萧飒中呈现一派灰暗，一面是落日的余晖给枯藤、老树、昏鸦涂上一抹金黄；“小桥流水人家”，呈现一派清雅、安适的景象，与沦落异乡的游子相映，使“断肠人”更添悲愁。在读这两首诗时，也许脑海中出现的不是一个个文字，而是作者精心勾勒出的一幅动人的画面。

3.静景与动景相映

庞德眼中的地铁如黝湿的树枝静静地立着，而枝头的花瓣纷纷绽开又落下；流动的人群中一张张面孔如幽灵般忽隐忽现，动静相映，读者看到的不是静止不动的词句，而是流畅的电影片段。《秋思》中处于动态中的“流水”，与处于静态中的“小桥”“人家”相映，更显出环境的幽静；“西风”与“古道”相映，使道路更见苍凉。两首诗中没有任何动词出现，但却有动有静，相互映托。

4.韵律节奏感独特

有人说意象诗中只有画面，没有音乐。其实反复诵读，读者会发现庞德的这首《在一个地铁车站》在音的处理上也很巧妙。“第一行的［p］音与第二行的［p］音遥相呼应，但其中一个只构成非重读音节；两行末尾均有［au］音，只是前者有辅音［d］，后者没有。第二行中［e］音的重复等都加强了这首短诗的音乐感”。在《秋思》中，前三句是典型的整句排列：结构相同、字数相等、句式工整，这种结构安排给人一气呵成、淋漓痛快的酣畅美和明快的节奏感。而最后一句是散句，这样整曲便构成了整散相间、长短结合的形式美感，显得节奏明快、曲折跌宕，显示了从清爽酣畅到落魄无助的生存境遇。而从音韵上来分析，“鸦、马、涯”押尾韵“a”，“家、下”则押尾韵“ia”，这就使得一、三、五句押韵，二、四句押韵，正显示了隔行押韵的古典规律，且平仄相间，韵律辉映。

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都是中外意象诗歌的精品，通过比较阅读这两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意象诗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隐晦难懂，它不用华丽词藻，不用典故，不用长篇词句，只用只言片语，留给读者无限遐想的空间。庞德曾说：“意象主义的关键在于它不把意象作为修饰物来使用，意象本身就是语言。” 而“诗人的使命不是在欣赏者面前指手划脚地絮叨。而是使一切在意象的呈现与组合中隐身，把‘猜’和‘悟’的自由恩惠给一切人”。这就是意象诗的魅力所在。

注释：

①日本俳句一般有三行诗组成，其中一、三行有三个音节而第七行有7个音节。

参考文献：

［1］姜涛主编.美国诗歌赏析［M］.新华出版社，2006.

立秋诗句范文第4篇

本文通过文献考察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以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诗》的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

一、“以《诗》为史”《诗》学观的建立

记载《诗》在先秦时期流传的可靠资料是《左传》和《国语》。《左传》存与《诗》相关记载279条、《国语》存与《诗》相关记载38条，共计317条。其中春秋前人引《诗》3条（均见《国语》），《左传》载春秋人作《诗》5首;其余309条记载，参考董治安先生统计 ① 可分为:春秋前期（隐公至闵公）2条（均见《左传》引《诗》）、春秋中期（僖公至成公）72条（《左传》引《诗》45条、赋《诗》13条，《国语》引《诗》9条、赋《诗》5条）、春秋后期（襄公至哀公）183条（《左传》引《诗》82条、赋《诗》55条、歌《诗》25条，《国语》引《诗》14条、赋《诗》1条、歌《诗》6条），《左传》作者以“君子曰”、“君子以”等形式引《诗》52条。研究《左传》和《国语》这些记载，可见先秦引《诗》用《诗》方法的变化和《诗》学观的改变。

西周人引《诗》3条均见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谏周穆王勿征犬戎;芮良父引《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极”及《大雅·文王》“陈锡载周”，来劝谏周厉王勿“专利”以巧取豪夺。这种用《诗》谏政的方法，首先与时人对《诗》的社会功用的认识相联系。《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曾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亦曾追述过此事。邵公云天子听政欲“事行而不悖”，必须使人献诗、曲、书，可见在彼时人们眼中，诗、曲、书所载内容都是朝廷施政的重要比照。周人是一个农业部族，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原始社会长老制的遗留，致使他们十分看重历史经验，甚至有《诗·大雅·板》所谓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之说。邵公强调诗、曲、书对谏政的重要作用，主要基于这一“先民之训”所承载的历史经验。从《国语·周语上》所载与邵公同时代的芮良夫以《颂》、《大雅》谏周厉王可知，他们所讲的“诗”中，当然包括后来编入《诗三百》的一些诗篇。从这一角度讲，是彼时人认为《诗》可以承载历史，《诗》是历史的反映;《诗》既可以反映周先祖、周初诸王的德政与德化，即《颂》与“正风”、“正雅”，也可以反映西周中期以来的乱政与黑暗，即“变风”、“变雅”。而它们所承载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后代施政的参照和对比，故《诗》可以作为谏政工具。这种“诗载史”思想，是后世“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滥觞。

春秋前期人引《诗》2条均见于《左传》:《桓公六年》载郑太子忽引《大雅·文王》“自求多福”来解释对齐辞婚的原因，《闵公元年》载管仲引《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劝齐桓公讨伐攻打狄人。两者所引，均将《诗》句作为格言。以《诗》为格言的观念，当建立在承认《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或某些历史事件所生成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是“诗载史”观念的发展。以《诗》作为格言来引用，不仅承认《诗》的历史意义，并且将《诗》所包容的前人的历史经验外化为一种社会准则，从而使《诗》不仅具有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并且具有社会公理的指导意义。这种以《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准则、作为国家军事攻守策略之道的引《诗》方式，发展了西周“《诗》载史”的观念。

春秋中期人引《诗》53条，主要延续着前人“《诗》载史”的观念，沿用着前人以《诗》为史和以《诗》作为格言或公理的用《诗》方法。如《左传·僖公五年》载士蔫引《大雅·板》“怀德惟宁，宗子惟城”以谏晋侯筑城、《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云云以论晋惠公之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富辰引《小雅·正月》“协比其邻，婚姻孔云”以劝周天子召回王子带，等等，都是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 为公理，而其基础则首先是把《诗》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行为和语言看作历史经验;又如《左传·僖公九年》载公孙枝引《大雅·皇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等周文王作为来反比夷吾不能安定晋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子鱼引《大雅·思齐》所述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诸作为来劝谏宋襄公修德以胜曹，等等，都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国语》载彼时人引《诗》也同样将《诗》句作为格言、公理或历史事实。

自西周至春秋中期，“《诗》载史”思想指导下的以《诗》所述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连绵不断地发展。至春秋中期，终于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中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指导施政与攻守，以此规范社会与人生，反映着彼时“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形成。

二、“以《诗》为史”《诗》学观受到挑战

但同时，春秋中期那“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也受到挑战，这突出表现在春秋中期人“赋《诗》言志”时所蕴含的对《诗》作用之认识的变化中。

《尚书·尧典》说舜时即有“诗言志”的观念，这未必可信。但春秋中期人赋《诗》以言志，见于《左传》者13条，见于《国语》者5条，却分明说明着此一时期“《诗》言志”观念的流行。赋《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即表现本人或本方的思想观点、愿望抱负。其所引，有的用《诗》的原始本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伯赋《小雅·六月》以示助重耳复国、重耳赋《河水》取“朝宗”之意答拜，如《左传·文公七年》载荀林夫赋《大雅·板》第三章以谏先蔑。但《诗》之本义的有限性与“志”之内容的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在“言志”赋《诗》时往往偏离其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如《左传·成公九年》载季文子回国复命时，在鲁成公招待他的宴会上赋《大雅·韩奕》之第五章，此章的原始本义为赞美蹶父为其女韩姑找到了韩侯这一好丈夫而嫁到韩国。这本与鲁之穆姜无关，而穆姜却从厢房里出来两次下拜，并因《邶风·绿衣》有“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等句而赋此诗以答拜季文子，还联系自己的境遇加以解说。穆姜所理解、所接受的不是此章的原始本义而是其本义的泛化——由赞韩姑而引申到赞所有嫁给诸侯的他姓女。此类赋《诗》取用引申义的做法在此一时期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郑子家与鲁季文子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风·载驰》、《小雅·采薇》。这种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引申义的做法，将《诗》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作用加以泛化，偏离了旧有的“《诗》载史”观念。

抛开《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这一现象可能是从鲁文公时期开始的。鲁文公之前人赋《诗》，《左传》载2条，均见《僖公二十三年》，系用《诗》之原始本义，已见上述;《国语》载5条，均见《晋语四》，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为同一事，即秦伯与重耳在宴会上分别赋《小雅·采菽》、《小雅·黍苗》、《小雅·小宛》之首章“鸠飞”、《小雅·六月》，皆取《诗》之原始本义。但在鲁文公时期，赋《诗》取义则起了变化。《左传·文公三年》所载赋《诗》尚用原始本义，而《左传·文公四年》所载赋《诗》则用引申义——文载卫国的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会上为他赋《小雅·湛露》和《小雅·彤弓》，宁武子既不辞谢又不赋《诗》答拜，事后他自己解释原因为:此两 《诗》系天子宴诸侯时所用，“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故自己不对。抛开两者间的政治斗争成分不讲，单就用《诗》方式而言，鲁文公所用为《诗》的引申义，宁武子坚持的是《诗》的原始本义。宁武子敢在鲁朝廷上不答拜其所赋《诗》，并敢公开面对鲁行人坚持《诗》的原始本义，这说明在鲁文公前期，赋《诗》中取用《诗》的引申义的做法并没有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但在鲁文公后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取用《诗》之引申义的做法获得了广泛承认，《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鲁之会时所赋《小雅·鸿雁》、《小雅·四月》、《鄘风·载驰》、《小雅·采薇》均取各《诗》引申义，及上举《左传·成公九年》穆姜对《韩奕》的理解，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此一现象继续发展，至春秋后期，“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受到更大挑战，其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春秋后期赋《诗》56条，主要取用《诗》的引申义。如《左传·襄公八年》载晋范宣子在鲁赋《召南·摽有梅》，杨伯峻注:“本意是男女婚嫁及时”，但范宣子“赋此，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又如《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小雅·瓠叶》取比喻义谓飨礼应从简;复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季武子赋《大雅·绵》之卒章，杜预注“以晋侯比文王，以韩子比四辅”，又载季武子赋《小雅·节南山》之卒章，杜预注“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又载季武子赋《召南·甘棠》，杜预注“以宣子比召公”，等等。这些赋《诗》，都不用《诗》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

如果说这些例子之取用引申义还是后人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当事人的解说。《左传·昭公元年》载赵孟赋《召南·采蘩》后自解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实非命?”此《诗》本为采蘩以祭的劳动歌，赵孟用以比说大国小国，系取其引申义;又载子皮赋《召南·野有死》，赵孟赋《小雅·常棣》后解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可使无吠。”《野有死》本述情人避狗叫以幽会，赵孟用来比诸侯国间关系，系取其引申义。由此可见，用引申义赋《诗》的做法，已成为春秋中期人的常用方式。

用引申义赋《诗》的发展，是“断章取义”以赋《诗》的出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卢蒲癸答辩娶妻“不辟宗”之责问时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用“赋《诗》断章”作为不循旧章的论据，见其时“断章取义”来赋《诗》已成为彼时通行的方式。

其二，因为此一时期赋《诗》中用引申义成为常式，《诗》原始义的严肃性受到挑战，故诸侯或大夫僭用过去被公认的天子专用《诗》也被时人接受。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楚令尹享赵孟时赋《大雅·大明》之首章，杜预注“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意在……自光大”，赵孟对此僭越赋《诗》不满，也仅赋《小雅·小宛》之二章“以戒令尹”（杜预注）;而叔向听说此事后则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以实力而不以血统论可否得位，可否用某《诗》。出于叔向这种观念，故《左传·襄公八年》载鲁之季武子当着晋大夫范宣子的面赋《小雅·彤弓》时，范宣子不再像《左传·文公四年》所载鲁文公赋《小雅·彤弓》时宁武子那样既不辞谢又不答拜，而是马上应对解说，并言“敢不承命”。

用引申义赋《诗》，赋《诗》时不再顾及原有的品级规定，这种种现象说明着春秋后期一部分人不再把《诗》之所述作为历史，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表情达志的个人工具。这样，《诗》的固有的历史意义、 《诗》的严肃性便受到严重挑战。

其三，此一时期“以《诗》为史”的传统观受到严重挑战，还表现在对《诗》风成因的理解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鲁乐工奏《诗》乐而遍论《风》、《雅》、《颂》诸诗，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民风民气，如谓《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谓《邶》、《卫》“忧而不困”;或由此预言其发展前景，如谓《秦》“能夏则大”，谓《唐》“忧之远”;或论其所表现出的政治风貌，如谓《小雅》“其周德之衰”，谓《大雅》“其文王之德”，谓《颂》“盛德之所同”。这些评说，皆立足于《诗》（当然还包括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先王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诗》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这种结合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来解说《诗》义与《诗》乐的思想方法，为《诗》的政治化，进而以《诗》作为教化工具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春秋后期，偏离“《诗》载史”思想倾向的、用引申义赋《诗》的现象更加普遍;《诗》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载体，而且还具有表情达志等社会作用的新观念更加盛行。此种用《诗》方法和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发展到春秋末孔子解《诗》论《诗》时，终于确立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三、孔子“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

孔子《诗》学观的确立有一曲折过程。《左传》载孔子引《诗》6处计7首，均与《左》、《国》所载春秋人以《诗》为史实或格言的引《诗》方法无大差异。如《宣公九年》载孔子引《大雅·板》诗句评泄冶谏陈灵公，《昭公五年》载孔子引《大雅·抑》诗句赞昭子“不赏私劳”，《昭公七年》载孔子引《小雅·南山有台》诗句赞孟僖子“能补过”堪为榜样，《昭公十三年》载孔子引《小雅·鹿鸣》诗句赞子产，皆以所引《诗》句作为评说人物的依据，可见孔子是将这些诗句作为广为流传的历史公理来看待;《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子产宽猛相济以治民，在引《大雅·民劳》“民亦劳止……以绥四方”后曰“施之以宽也”、引“毋从诡随……惨不畏明”后曰“纠之以猛也”、引“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后曰“平之以和也”、在引《商颂·长发》“不竞不……百禄是遒”后曰“和之至也”，均未像后世那样作“怨刺”之解，呈现出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昭公二十八年》载孔子赞魏献子时引《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后解曰“忠也”，当视诗句所述文王训诫语为格言才有是评。这些引《诗》解《诗》的观念和方法，与《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以《周颂·雍》“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比照三桓“以《雍》彻”为僭越的解《诗》方法和《诗》学观念相同。它们说明着孔子确曾有过“以《诗》为史”的《诗》学观阶段。这也是孔子以为《诗》有“博物作用”、“外交作用” ② 的思想学术原因。但后来随着孔子学术思想的逐渐政治化，即其“礼治”思想的确立 ③ ，孔子的《诗》学观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开始强调《诗》的道德教化功能，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基于这种《诗》学思想，孔子才称赞子贡联系道德修养来解《卫风·淇奥》“如切如磋”云云（《论语·学而》），才盛赞子夏联系“礼”来解说《卫风·硕人》“巧笑倩兮”云云的引申义（《论语·八佾》）。

孔子《诗》学观的前后变化，亦反映在 他的引《诗》实践中。随着“郭店竹简”和“上博竹书”等出土简帛的深入研究，《礼记》的先秦史料价值越来越受重视。《礼记》载孔子引《诗》50则中，除《檀弓下》载孔子评“晋之觇宋者”、《表记》载孔子论“事君欲谏不欲陈”、载孔子论“后稷之祀”这3处引《诗》表现出“以《诗》为史”的思想观念外，其余47处或联系礼乐教化、或结合道德修身、或针对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都表现着“以《诗》作为教化工具”的思想观念，可谓孔子《诗》学观前后变化的佐证。

孔子《诗》学观发生变化的时间尚可寻绎。《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死时让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仪以利于以后出使外交。春秋时，引《诗》赋《诗》奏《诗》乐是外交礼仪的重要内容。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其前后孔子当以学《诗》后“使于四方能专对”为目的之一来教生授徒，孟僖子才有是举。这是可考证孔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最早记载。由《左传》作者引《诗》52条可见，《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详下）。而《左传》不载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之后的孔子引《诗》说《诗》言论，这或许是因孔子《诗》学观于是年后发生变化所致。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弟子与孔子年岁差异推算，《论语》载孔子与子贡联系道德进化解《淇奥》，与子夏联系礼乐教化解《硕人》，均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八年（时孔子38岁）后 ④ 。由此可见，孔子从“以《诗》为史”《诗》学观到“以《诗》为教”《诗》学观的变化时间，当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即孔子34岁至38岁之间。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上）

但孔子的《诗》学观在当时并不盛行，春秋后期广为流行的仍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春秋后期人引《诗》依旧把《诗》句所述作为格言或史实，依旧强调《诗》的“谏政”功能。如《左传·襄公七年》晋穆子举荐人时，连引《召南·行露》、《小雅·节南山》、《小雅·小明》诸《诗》句，将它们或作格言、或作公理以作为论人论事的标准;又如《左传·昭公十年》载晋陈桓子将所引《大雅·文王》诗句作为历史事实以比照自己的作为;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答晋侯问时仍强调“瞽为诗”的“谏政”功能。总起来看，此时期引《诗》方法与前两期引《诗》方法无多大变化，仍继承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其二，春秋后期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享鲁之穆叔时，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穆叔均不拜;而歌“《鹿鸣》之三”，穆叔却“三拜”。其自己解释原因为:《肆夏》是天子享元侯之乐，《文王》系两君相见之乐，故不拜;而《鹿鸣》是“君所以嘉寡君”，《四牡》是“君所以劳使臣”，《皇皇者华》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故下拜。《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会诸侯于温，强调“歌《诗》必类”，并因齐高厚之《诗》“不类”而谓其“有异志”欲“讨”之 ⑤ 。这种遵从某场合使用某《诗》的历史规则，并承认这种规则的合理性的观念，应是此时期“以《诗》为史”《诗》学观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两种《诗》学观都在延续。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是战国前期人 ⑥ ，上博竹书《诗论》有6处引“孔子 曰” ⑦ ，显系孔子后之人所作。考察它们及战国诸子与《诗》的关系，可见战国人的《诗》学观。

《左传》作者引《诗》52条，其中解说诗篇意旨4处，解诗句13处，其余均为引《诗》作证、作结以论人论事。由这引《诗》论人论事的30余处记载可见，《左传》“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十分明显。它视《诗》句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如《文公二年》载“君子”（即《左传》作者）引《鲁颂·宫》“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和《邶风·泉水》“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为史实，以证鲁之“跻僖公”为“非礼”;它更多的是视《诗》句为历史上曾流传的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如《僖公二十四年》载“君子”引《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和《小雅·小明》“自诒伊戚”来论子臧之服“不称”而招祸。这都说明《左传》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因此，《左传》作者在解说《诗》篇时不像孔子及汉代“四家诗”那样提倡礼乐教化说。如《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论忠信时谓“《风》有《采蘩》、《采蘩》，《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前者取诗中采野菜以“荐鬼神”但诚心仍在之义，后者取诗中用劣器以“羞王公”但忠心不改之义，均与汉四家诗说如“夫人不失职”以祭、“大夫妻循法度”以祭、“周家忠厚”以养老、“召康公戒成王”等尚礼制、重教化之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异。这些，可见《左传》作者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马承源先生从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中整理出29支论《诗》竹简 ⑧ 。其内容有三，一为综说《诗》及《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二为解说具体诗篇（有时是篇中警句）意旨，三为对所引诗句的评说。

就综论《颂》、《雅》、《风》各类诗篇，竹书作者曰“《讼》平德也，多言後”（2简） ⑨ ，谓“成功者何如?曰讼是也”（5简）;谓“《大夏》盛德”;谓《小雅》“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可见竹书综论《诗》，重视《大夏》对周先王功业的歌颂，重视《讼》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歌颂，重视《少夏》对周后世之王道德功业的批评，重视《邦风》对民间生活和上下关系的反映。由此看来，竹书作者是把《诗》作为历史史料来看待，作为一部反映周先王基业、文武功业、后代君王少功以及民间风俗政事的历史风俗画卷来对待。也就是说，竹书综论《诗》的特点在于“以《诗》为史”。

马承源先生整理的29支论《诗》简中，解《诗》有三种情况。（一）解整篇诗义者，涉及《清庙》、《生民》、《荡》、《鹿鸣》、《天保》、《小雅·杕杜》、《雨无正》、《节南山》、《关雎》、《木瓜》10处。其所重者为《诗》篇内容，并非刻意挖掘它的引申意义，更较少关涉《诗》篇产生的社会作用;它虽然也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没有道德说教。（二）解说《诗》句者，涉及《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文王》、《皇矣》、《大明》6篇。其所评《诗》句，看重的是《诗》句本身所反映的历史状况，而非此一历史状况所能引申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虽有对先王道德的赞美，但并不刻意挖掘此种道德所能生发出的对后世的教化意义。（三）表面上看似解《诗》篇而实际上是对《诗》中某些句子的解说。这类论说涉及到今本《诗经》存诗41首、逸诗7首。其解说方法与上同 ⑩ 。

《史记》某些篇章反映了战国时期某些人的引《诗》情况。《商君列传》载赵良曾引《鄘风·相鼠》和逸诗“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作为格言来谏商鞅。《春申君列传》 载黄歇上秦昭王书中曾引《大雅·荡》和《小雅·巧言》作为格言来谏秦昭王。

总之，战国时期，《左传》作者、上博竹书《诗论》作者以及赵良、黄歇等人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四、两种《诗》学观的承传（下）将《诗》引用在自己的论说和著述中的是先秦诸子。

学界一般认为墨翟活动在战国初年。《墨子》载论《诗》5处，其中2处言作《诗》（均见《三辩》）、1处言诵《诗》等（《公孟》）、1处言孔子善《诗》（《公孟》），今且不论;另1处谓“夏商之《诗》《书》曰”“有命论”系“暴王作之”，具有“《诗》载史”的观念。《墨子》载引《诗》12处，9处将《诗》所述作为史实，如《尚同中》两引《小雅·皇皇者华》、《兼爱下》引《大雅·大东》、《尚贤中》引《大雅·桑柔》、《尚同中》引《周颂·载见》及《周颂》逸诗等;而另外3处将《诗》句作为格言，如《兼爱下》引《大雅·抑》、《所染》及《非攻中》引逸诗。这些都表现着墨家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就连那些渲染文王承受天命的《诗》句，墨子也当作史实看，如《明鬼下》引《大雅·文王》、《天志中》引《大雅·皇矣》、《天志下》引《大夏·皇矣》。这13处论《诗》引《诗》，说明墨家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

《孟子》载论《诗》6处、引《诗》35处。引《诗》中除去转述孔子引《诗》3处、齐宣王引《诗》l处、王良引《诗》1处不计外，孟子及弟子引《诗》30处中，以《诗》作为格言14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2次、《公孙丑上》1次、《滕文公上》1次、《滕文公下》1次、《离娄上》5次、《万章上》2次、《尽心上》1次），作为史实9次（《梁惠王上》1次、《梁惠王下》3次、《滕文公上》3次、《离娄上》1次、《万章上》1次），以《诗》论政教礼义6次（《梁惠王下》1次、《公孙丑上》1次、《万章下》1次、《告子上》1次、《尽心上》1次、《尽心下》1次），引申发挥《诗》义1次（《万章上》）。以《诗》作为格言和史实，说明着孟子对“以《诗》为史”的《诗》学观的继承;而以《诗》论政教礼义，则说明孟子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的继承，如《尽心上》公孙丑问《魏风·伐檀》“不素餐兮”的含义，孟子用君子用国则“安富尊荣”，“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来解之;又如《梁惠王下》把《小雅·正月》“矣富人，哀此茕独”与行仁政联系起来。

因为要把《诗》与政教礼义联系起来，所以有时孟子就不得不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如《万章下》载孟子将《小雅·大东》“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与“义，路也;礼，门也”等礼义论述联系起来;又如《告子上》以“饱乎仁义”解《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等。基于此，孟子主张解《诗》时可以抛开《诗》的原始义而引申发挥《诗》义，《万章上》载咸丘蒙问，从《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一格言式《诗》句出发，如何解舜做天子之后与瞽叟的关系时，孟子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来曲解，并由此发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论说，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所以，孟子在“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指导下解《诗》时，更加远离《诗》的原始本义。如《告子下》载孟 子解《小雅·小弁》与《邶风·凯风》时，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说“《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对《诗》义引申之后再发挥，离《诗》的原始义甚远。

可见孟子的《诗》学观具有两面性，他既继承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又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

较之于孟子，荀子更多地继承了“以《诗》为教”的《诗》学观。《荀子》引《诗》97次，论《诗》20次。考察这些材料可见，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说“《诗》、《书》之博也”（《劝学》），但又嫌它只是反映历史，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说“《诗》、《书》故而不切”（《劝学》）。因此，荀子特别强调解《诗》用《诗》与礼乐教化相结合，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不可以得之矣”（《劝学》）。基于此，荀子在引《诗》用《诗》时，既注意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劝学》引《小雅·小明》、《不苟》引《小雅·鱼丽》、《修身》引《小雅·小旻》、《非十二子》引《大雅·荡》、《荀子·荣辱》引《商颂·长发》），又特别看重它的礼乐教化功能，如《修身》引《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作结;如《儒效》引《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以言社会序列不乱;如《儒效》引《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宁为荼毒”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如《议兵》引《商颂·长发》“武王载发……则莫我敢遏”以说明仁人当政则国泰民安;等等，均将《诗》句与礼义教化、道德修养、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对比上博竹书《诗论》和《荀子》对《曹风·鸠》一诗的引用和解说，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就更加明了。上博竹书《诗论》以“信之”解《尸鸠》11 ，而《荀子》除《劝学》所引为证明“君子结于一”与“信之”相近外，其余如《富国》、《议兵》、《君子》所引，皆与“盛德”或国家治理相联系，由此可看出《荀子》引《诗》解《诗》时，“以《诗》为教”的《诗》学观是主流。

五、两种《诗》学系统及其延续

综上可以看出:西周人以《诗》所载作为历史事实以为时王施政的比照，表现了“以《诗》为史”《诗》学观的萌芽。春秋中期士大夫大量引《诗》，或把《诗》句作为格言，或把《诗》句视为公理，或把《诗》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从而确立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春秋后期人引《诗》时把《诗》句作为格言或史实，在歌《诗》时还保留着过去的品级规定性，依旧承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左传》作者引《诗》时或视《诗》中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或视《诗》句为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上博竹书《诗论》中，不论是综合论《诗》，还是解整篇《诗》义，抑或解说《诗》句，所重者均为其历史意义而不是它的社会政治意义，虽有关于先王道德的叙说，但不涉及由此道德所能生发的教化意义，不强调《诗》的政治功用，它延续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战国诸子中，明显延续“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是墨家。可以说，西周以至春秋士大夫引《诗》歌《诗》、《左传》作者引《诗》、上博竹书《诗论》论《诗》解《诗》、墨家引《诗》，延续着相同的《诗》学观，构成了先秦时“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人在赋《诗》言 志中，不用《诗》的原始本义而用其引申义，论《诗》时立足于《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道德精神，从思想道德、王教风化的角度阐释《诗》与乐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作用，酝酿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产生;孔子在后期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强调《诗》的思想教化功能，并联系礼乐教化、道德修身、社会治理去引用《诗》句，表现着“以《诗》为教”《诗》学观的确立。孟子在引《诗》时虽有时也把《诗》作为格言或史实，但更多是用《诗》来论政教礼义，将《诗》与行仁政联系起来。因而往往对《诗》句进行引申发挥，主张抛开《诗》的原始义而用引申义，提倡说《诗》时“以意逆志”，公开否定了传统的以原始义解《诗》的《诗》学传统，从而对孔子“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从经典阐释的角度作了发展。荀子既承认《诗》的博物功能，又特别强调它的社会现实作用。所以在引《诗》解《诗》时既重视它的格言意义和史料价值，又特别强调它的礼乐教化功能，主要传承着“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孔、孟、荀的《诗》学观和用《诗》实践，构成了先秦时期“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先秦时“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分别在汉代延续。

汉代“四家诗”，不管是作为今文的齐诗、鲁诗、韩诗也好，还是作为古文的毛诗也好，尽管其有差别，但它们对《诗》的作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它们认为《诗》是用来教化世人，用来匡世救世的，故以“美刺”解《诗》是其共同特征。如《关雎》，鲁诗说毕公刺“康王晏起”，齐诗说“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韩诗说“刺时也”，毛诗说“后妃之德也”，皆以道德、礼乐、教化来解《诗》，与上博竹书《诗论》以“怡”解《关雎》大异12 ，其所继承的是孔子奠定“以《诗》为教”的《诗》学系统。

而司马迁认为《诗》是历史的纪录，他在《史记·殷本纪》末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在《史记·平准书》末说“《诗》述殷周之世”。基于这种“《诗》载史”观念，司马迁才在《史记·周本纪》中取《大雅·生民》、《公刘》及《周颂》诸诗写姜螈、后稷、公刘、古公父之史，才取《采薇》等逸《诗》写伯夷、叔齐之高洁。司马迁还继承了春秋人以《诗》作为格言的引《诗》传统，他在《史记·孔子世家》末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绑（向）往之”，取《小雅·车》之言赞孔子;在《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末说“《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用《鲁颂·宫》之言斥淮南、衡山王之叛。这都说明，司马迁继承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不仅仅是司马迁，汉代帝王与大臣也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传统。《史记·孝文本纪》载孝文帝除肉刑时引《大雅·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作为古训公理以为论据;《史记·封禅书》载有司贺武帝得宝鼎时引《周颂·丝衣》“自堂徂基”云云为历史证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引《小雅·六月》“薄伐弥狁，至于太原”及《小雅·出车》“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做格言以为出征匈奴的依据。《汉书》和《后汉书》中载汉人这类引《诗》作公理古训、引《诗》作历史古证的用法也很普遍，应属“以《诗》为史”的《诗》学系统。

注释

①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第27页，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②《论语·阳货》载孔子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的博物作用。《论语·子路》载孔子谓学《诗》后使于四方则能“专对”，强调了《诗》的外交作用。

③详郑杰文:《试论孔子的社会治理构想》，《东岳论丛》1993年第1期，第71—75页。

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子贡少孔子31岁，子夏少孔子44岁。古人十五而就外傅，那么孔子最早于46岁收子贡为徒，子夏则更后。又，日本枫山文库旧藏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板彭寅翁本《史记校记》言子夏少孔子30岁，即使此说不误，其师从孔子亦当在孔子45岁之后。

⑤“不类”之义，自杜预《注》至杨伯峻《注》多曲解为“与舞不配”。若仅“与舞不配”，只会受嘲笑而不会受讨伐，故应当是其所歌《诗》与其从盟的田级地位“不配”，所以才被视为“有异志”而欲“讨”之。

⑥参见王玉哲《左传解题》（《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34—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⑦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3页、129页、134页、145页、150页、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⑧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21—159页。

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之第2简。以下所引竹简编号及释文，均据此书。为排版方便，改古文为今文，改借字为本字。

⑩说详郑杰文《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立秋诗句范文第5篇

师：当第一片树叶落下的时候，秋天悄然而至。在摄影爱好者眼里，秋天是一张张美丽的照片；在画家笔下，秋天是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在诗人眼里，秋天是优美的文字串成的美好图画。这节课，我们将跟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王宜振爷爷，走进他笔下的――秋天。

（生开火车读课文，教师随机正音）

二、 自读课文，初步感知

师：请同学们轻声读课文，看看诗里的秋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从哪里看出来的？（句式说话：“秋天是一个 的季节。）

生：秋天是一个芳香的季节，我从“野香了田间羊肠小路”“秋风抓一把桂子的香气”看出来的。

生：秋天是一个五彩的季节，果园里有红通通的苹果、紫莹莹的葡萄，田野里有金黄的向日葵……这么多颜色，所以秋天是五彩的。

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的果园硕果累累，秋天的田野庄稼都成熟了，一派丰收的景象。

师：王宜振爷爷把这一幅幅美好的画面用文字串成秋天的长卷。

三、 走进文本，领略秋天

师：刚才，我们初读了课文，远远地凝望了秋天，对秋天有了一点点粗浅的印象。下面，我们再次走进诗中。选择你最喜欢的一段诗句，边读边想，把感受最深的词语或句子画下来。

（生自由读诗，教师巡视，随机点拨指导）

四、 集体交流，品味秋天

师：谁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节诗句？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顺序，顺势而导。

1. 学习第1小节，体会诗歌的音韵美

生：我喜欢第一小节诗句，喜欢秋天红红的太阳。

师：秋天到了，秋高气爽，太阳显得更红更远也更美了！你能美美地读一读吗？（生有感情读第一节）

师：听了你的朗读，我仿佛看到那一轮红红的秋阳。

生：我也喜欢第1小节，这一小节一共四行，两句重复，中间用分号隔开，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师：请你读一读，读出诗歌的节奏感。（生朗读）

师：诗歌不仅有节奏感，请大家观察一下读音，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生：“娇”和“好”押韵。

师：诗歌不仅有节奏感，还押韵，这就是诗歌的“音韵美”。请你读一读。（生朗读）

师：读着读着，你仿佛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生；我仿佛看到了太阳像一个荷包蛋，平静地挂在天上；我仿佛闻到了桂花的香味。

生：我仿佛走进了果园，看到一个个红苹果，像一个个小太阳一样挂在枝上；我仿佛闻到了苹果的香味……

生：我仿佛看到了桂花开了，一朵朵桂花就像一颗颗黄色的小米粒；我仿佛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

师：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节诗句。

生：（读）走在秋天/秋天的太阳更红更娇/走在秋天/秋天的空气更甜更好

2. 学习第2小节，感受诗歌的形象美

生：我喜欢顽皮的秋风，它会在田野里打滚，在小路上奔跑，还会抓桂花的香气，我觉得很好玩。

师：哪些词让你感受到它的顽皮？

生：打滚、奔跑、抓、轻轻涂掉。

师：我们看这几个词，都是描写人动作的词语，这里却用来写秋风，把秋风当成了活泼可爱的娃娃。看，这是王宜振爷爷的另一首儿童诗《秋风娃娃》（出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请男女各一位代表合作朗读《秋风娃娃》）

师：多有趣啊，秋风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你看，这写得多形象啊！让我们再来读一读第2小节，感受它的顽皮可爱。（生读）

3. 学习第3小节，感悟诗歌的意境美

生：我觉得田间小路上还开着野菊，特别美。

师：那你美美地读一读。（生朗读第3小节）

师：走在这样的小路上，闻着野菊的清香，你是什么心情？

生：愉快，舒畅。

师：秋天到了，稻穗都成熟了，向日葵也成熟了，成熟的稻穗和向日葵沉甸甸的。在田间的羊肠小路边，野像星星一样散落在草丛里。肥壮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出示相应图片）美美的文字、美美的音乐，为我们营造出了美美的意境。（生读第3小节）

4. 学习第4小节，体味诗歌的色彩美

师：水果们真的冷吗？

生：不，他们想早早成熟，穿上更漂亮的衣服。

师：果园里可不止这两种水果，走，我们一起到果园看看，认识它们吗？跟它们打个招呼。

生：你好，橘子，你橘黄的外套可真美！

生：你好，梨子，你金黄的披风真是威风啊！

生：哎呀，柿子，你红红的战袍别提多帅气啦！

师：走进丰收的果园，你们听见欢笑了吗？所有的果子都成熟了，红的、紫的、绿的、黄的；胖的、圆的、扁的，大的、小的，甜的、酸的……它们在枝头笑着，摇着，调皮地在农人的指间滑来滑去，嘻嘻哈哈地滚进果筐里……

师：嘻嘻哈哈的真的只是这些果子吗？

生：嘻嘻哈哈的还有开心的果农们。

师：看到硕果累累的枝头，能不令人喜悦吗？（生朗读第4小节）

5. 学习第5小节，领悟诗歌蕴含的童趣

师：考考你们，看谁的课外知识最丰富。哪个是玉米？哪个是高粱？红缨在哪里？（生上黑板指认）

师：老师现在就来到了秋天的山坡上，看到成片成片的玉米。（教师指着学生）这是一株玉米，这也是一株玉米，那还是一株玉米。这边是成片成片的玉米，那边是成片成片的高粱。这株玉米，你乐什么呀？

生：我终于要成熟了，很开心。

生：秋天很凉快，终于不像夏天那样热了，不被蚊虫叮咬了，很高兴。

生：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植我们，终于可以有饱满的玉米可以回报给农民伯伯了。

师：瞧，你们一个个乐的，难怪人家说“乐而忘忧”呢！你们把夏天的烦恼忘掉了吧。那株高粱，你在笑什么？

生：我可以酿出美酒给农民伯伯们喝啦！

生：终于可以酿出甘甜的美酒给农民伯伯庆祝丰收了。

师：我们一起快乐着玉米的快乐，幸福着高粱的幸福。这些高粱、玉米酒像我们这些孩童一样有趣！（生读第5小节）

6. 学习第6小节，领会文字背后的诗情

师：秋天的田野，高低错落，色彩分明，让人赏心悦目，显得井井有条。真的是秋风的功劳吗？

生：是农民伯伯辛勤耕耘的结果。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的？

生：我从“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这句里看出来的，这里的“汗珠”其实就是农民伯伯在田间劳作洒下的汗水。

师：你真了不起，从文字中领悟到了文字背后的深意。你来读读这节诗句。（生读第6小节）

师：正因为农民伯伯的辛劳，田野才耕耘得井井有条，庄稼才长得蓬蓬勃勃。诗、歌本是一家，有一首歌唱的就是我们的田野。（生齐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师：诗让我们感受到了田野的蓬蓬勃勃，歌让我们感受到农民丰收的喜悦，我们的心也跟着澎湃起来。

五、回溯全文，走出秋天

师：王宜振爷爷的《秋天》不仅描写了秋天迷人的景色，还描绘出秋天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样美好的文字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我们配着音乐完整地把整首诗读一读。（生配乐诵读全文）

师：今天，我们读了《秋天》的诗句，感受到了诗歌的音韵美，想象了《秋天》的画面，这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就构成了美妙的意境；我们还从文字中感悟了诗情，体会了诗歌中蕴含的童趣。相信这美好的一切会永远珍藏在同学们的心底。

【评析】2007年，我在“南京市现代诗主题教学研讨会”上进行过《秋天》的主题教学，今天再听熊梅老师执教的《秋天》，颇感欣喜。这节课很好地呈现了执教者对诗歌教学的理想追求：

1. 基于“儿童立场”。儿童诗，是现代诗的一个分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是写给儿童看和读给儿童听的，歌咏儿童的立场，书写儿童的心灵，表现儿童的生活，具有童真、童趣和童味。在教学中，熊梅老师以“情”为经，基于“儿童立场”，通过生动的语言、动听的音乐、美丽的画面，把学生带入秋天的童话世界，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在以学定教的基础上，通过生动活泼的角色转换促进移情体验，从而努力让课堂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2. 坚持“言意兼得”。关于诗歌的教育意义，丘科夫斯基说：“教育者应该利用年幼的孩子们在生活中的这一‘诗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诗歌作用于儿童的思考和感情，成为强有力的一种教育的手段。诗歌能帮助儿童感知周围世界，有效地促进语言的形成。”整节课，熊梅老师通过“读”“想”“悟”，让学生诵读出诗歌的音韵之美，想象出诗歌的意境之美，体悟出诗歌的意趣之美。在此过程中，不仅领略了秋天美丽的景色和丰收景象，还悄然无痕地进行了观察、思维、表达等方面的言语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