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范文第1篇

大臣穆彰阿摸准了咸丰脉搏，他推荐了曾国藩。曾国藩是谁？他有何德有何能？咸丰心里并不清楚，穆彰阿给的考察语是，曾国藩“遇事留心”。

咸丰朝臣都是遇事漂浮之人，这里有遇事留心的？这让咸丰特别留了一下心，记了名字。穆彰阿推荐曾国藩没几天，咸丰下通知，说要考察人选，时间是某日某刻，地点是某栋某室。曾国藩整顿衣裳，装修脸面，提前半天，前往等待。等了个两头黑，内侍传谕曰：“明日再来。”

曾国藩赶紧去找穆彰阿，把接见情况一一汇报，问计恩师。穆氏啥事都没问，单问一句：“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曾国藩要见的是皇帝，哪有心情去看壁间字幅？答道：“未也。”穆彰阿连道坏了坏了，这事坏了，“奈何，奈何。”穆彰阿叫曾国藩赶快去取存款，曾国藩不明所以，脚不踮地，弄来百金。穆彰阿一边对曾国藩说，你今天别回家，就睡在我这儿，今晚给我背语录歌，“汝可在此下榻，勿遽归也。”一边打发人赶紧去找太监，“亟命其持百金，速至某总管处，令其将壁间所悬字幅抄来，勿误。”

穆彰阿紧张调度，有如打仗。曾国藩彻夜无眠，为的只是几首语录没留心记诵。这语录，也不是咸丰最新的理论创新，而是其爹其爷留下来的、让咸丰高举的指导思想。咸丰这回要考察曾国藩，将地点安排在悬挂祖宗语录的宣教室。曾国藩不知其中玄机，穆彰阿是老狐狸了，知道曾国藩没留心壁间语录，急死了。他向咸丰推荐说曾国藩遇事留心的，曾国藩却一点也没留心，曾国藩升迁之梦泡汤事小，穆彰阿自掌嘴巴事大矣。

曾国藩语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训诂　辞章　汉文　韩文　湘乡派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曾国藩一生著述鸿富，《曾国藩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曾国藩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曾国藩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　兼重训诂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曾国藩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　不主一偏

曾国藩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曾国藩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曾国藩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曾国藩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曾国藩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国藩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国藩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曾国藩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推尊两汉　师法昌黎

在训诂和辞章具体结合的技术层面上，曾国藩也有实用性的阐释，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举训诂辞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从对经典的模仿中体会其微妙之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

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为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坚于典雅瑰伟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对桐城家法最显得有所变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资《汉书》的重要性，因为由此可以强化锻炼融汇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汉书》乃至《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中所录的汉代辞赋奏议等文，其审美要义不可轻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云：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从这一审美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韩愈古文成就的解读也是独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杨、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精当。而试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杨、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以“训诂精确”来看待韩文的好处，这是曾氏的特识。那么，虽然韩愈在清代颇受推崇，桐城派也标举“文在韩欧之间”，但曾氏不满于“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实际上在如何学韩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　拓宇桐城

曾国藩论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别是方苞和姚鼐，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对他的启蒙性影响，即“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并且与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为密友，可见曾国藩古文理论实出于桐城派。

与此同时，他对桐城诸老也不乏微词，对于方苞的经世之文，“持论太高”，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小有疵误”，也不讳言。至于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称道，更是不以为然，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近时缀文之世，颇有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可同日而语矣。”可见，曾国藩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为桐城义法所拘禁，而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弊端做了积极的修正。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世称曾国藩为桐城古文的继承者。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并非尽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在语言方面的主张是“雅洁”，要求用最为洗练的言语画出文章的内涵，而尽量删削与文章无关紧要的文字。他说：“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人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汉赋厚重典奥的语言在方苞看来是板重无用的，其无益于文等之于小说家和魏晋骈语，为了雅洁起见，这种板重字眼是在摈弃之列的。姚鼐在《复鲁絮非书》云：“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义理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姚鼐这里倡导的“雅驯”和方苞的“雅洁”在内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章的精致凝练作出的禁忌和约束。这对于实现古文的雅化和洁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确实也对桐城古文影响巨大，在这一理论的导引下产生了一批雅洁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过分地拘泥于“雅洁”的教条，也使得古文出现了许多弊病，古文的雅洁有余而气势不足就为当时人所诟病，桐城流裔“气弱”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为了纠正桐城派气弱的不足，曾国藩引入了气势雄伟浑厚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和《汉书》，同时也师法具有戛戛独造之气的韩愈之文。并且曾国藩对汉代文章和韩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切实地将其作为典范来师法，甚至曾国藩的许多文章就直接是对汉文和韩文的摹拟，汪辟疆在《曾湘乡诗文》札记中就指出：“窃意湘乡为文，亦尤昌黎陈言务去，戛戛独造为能事。稍长，遍读《求阙斋诗文》，乃知其篇摹句拟亦复犹人……今约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陈岱云丧妻诗》摹韩文公《东野丧子诗》，皆可比拟。《户部员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则全摹《汉书·赵广汉传》。至其窃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苟柯文篇序》。……清代治朴学末流之弊实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汉书·艺文志》一段与曾氏言正复相类。”

曾国藩语录范文第3篇

一

在这座古朴凝重的大宅院的南边有一处突出建筑，这便是富厚堂最为生动、最有灵感、被称为“精神中心”的曾国藩藏书楼，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藏书楼为南北两栋，南栋分“公记书楼”和“朴记书楼”。“公记书楼”面积最大，为曾国藩收藏文书档案和书籍之所在。“朴记书楼”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所用。北楼是曾国藩小儿子曾纪鸿与其夫人郭氏的“芳记书楼”，与对峙的“朴记书楼”比较，面积稍窄。整个藏书楼建筑砖木结构，上下共三层，楼内每层立有12根大木柱。楼地板为深红色漆杉木板。墙体结构三层各不同：第一层为阁楼，空间较高，不作藏书用；第二层用于收藏文书档案及书籍资料，南北各有三个窗户，间内光线较暗；第三层设计别致，三面1米以上墙壁处为全窗式窗户，每个窗子均可向外撑开，窗下方有一可推拉木板，晴天时将方格窗向外撑开，可让楼内通气，阴雨天将窗子下木板往上推，可封闭窗户，挡风防雨。三楼南面的门直通往外走廊，外走廊用来晒档案、晒书籍。整个书楼，正如《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先生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国藩故居藏书楼始建于1865年，曾纪泽受命北上剿捻，曾国藩令儿子将金陵家中的77箱文书档案及书籍运回老家富厚堂。此时家中文案、书籍堆积如山，曾纪泽回老家后立即禀告父亲：“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度之所……男既出则无人能照管者，此其难也。”曾国藩即回信谕示曾纪泽与其叔商议建楼事宜，并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在当时战火不断，经费、木材、石料等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曾纪泽想方设法，将其叔曾国荃的宅基地兑换过来，请来了四邻八乡的能工巧匠，精心规划设计。设计图纸经曾国藩几次修改审定，于1866年正式动工修建，藏书楼历时8年才全部建成。

曾府藏书楼修筑十分坚固，楼基全部以麻条石奠基，楼墙墙角均为1米高的麻石，外墙全用打磨过的青砖平砌。所有青砖尺寸统一，均厚三寸，宽六寸，长九寸。墙体青砖历经140多年风雨沧桑，砖与砖之间依然灰缝饱满，异常坚固。书楼窗格、框架用料及制作相当讲究，雕刻、油漆非常精细。故而藏书楼能经受住140多年风雨的摧残和因朝代更迭带来的人为破坏，使之成为国内遗留下来的四大古典书楼之一，也使得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晚清灿烂的建筑文明和书楼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楼内书架、书柜均为曾国藩亲自设计，书柜四方为木框，顶和底以架乘之，可累三至四箱，开前门板可作柜，开后门板可通风，出门时，书柜四面关合可为挑箱，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处于战争环境中如何藏书读书的设计理念。书楼每层均设有固定板梯，楼梯和楼梯口都比较窄，只能单线行走。我们从一楼看到三楼，攀爬在没有扶手的陡峭木板楼梯上，踏着咯咯作响的斑驳楼板，抚摸那双面四格的简易书架，看看那深红漆的特制书箱，在我们的脑海中，仿佛已经出现了那位嗜书如命的一朝重臣的身影和藏书楼升腾的精气。

二

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书籍资料成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收藏书籍资料始于道光十六年，即金陵城“典衣买书”时。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乡试中举，于同年十一月来到京城参加会试落第。回家途中，船过金陵时，他在书市上一眼看中了《二十三史》，即决定买下，可当他一数囊中银两，买后则无回家之盘费。踌躇之余，想到自己身上还带有四季衣物，他当即将其当给当铺，终于买到了《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在京城从事幕僚的13年间，既是曾国藩学习政治、军事的重要时期，也是他购书、藏书、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段，他常利用“公余之暇，去琉璃厂遍访书市搜寻书籍”，结识了收藏家莫友芝。从此，两人以书为友，成为世交。后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便将莫友芝招于门下，不少经典书籍和资料就是通过莫友芝在江南一带搜寻而来的。

曾国藩作为威震一方的朝廷高官，又在诗文书法界独树一帜，经常接受馈赠。江浙一带为历代刻书藏书之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当地官吏士绅往往投其所好，以书相赠。另外，曾国藩还利用互赠或交换的办法来收藏书籍、字画等。据曾国藩日志中记载，从咸丰末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件，并多为名人所作。曾国藩很重视省志、县志的收集，凡他做过官的地方，省、县志大都被收藏进来，仅其母去世时，由曾纪泽从京城家中一次性带回的就有18省部之多。

曾国藩收藏书籍资料不分阶级派别，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事中，他下令设立了以张德坚为总纂官的采编室，组成程奉璜等40多人的采编队伍，对太平天国的文书、纲领进行采集，并令程奉璜将所获资料分门别类，“编辑成《贼情汇纂》，计一十二卷，图七十一幅”。1857年，在家守制的曾国藩，资料收集渠道较前欠畅，便致书兵临江西吉安的九弟曾国荃搜集书籍，“若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至家”。曾国藩在漂泊的一生中，几度变居，书籍资料均随时不弃不离。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需历时四个半月，行前他清理了家中书籍资料写下装箱书目，将书随身带往成都。他叮嘱家人“凡书籍、法典、钟鼎皆可收存，为之目录”。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将收藏方式转为刊刻遗集，他设立了以欧阳晓岑为主管的官办金陵书局，四处搜集，不遗余力刊刻名流遗作，仅他与其弟曾国荃捐资刊刻的《船山遗书》就达322卷之多。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法国期间搜集的有关英语、数学、政治、教育、医学及《大英百科全书》等科技方面的书籍及其所著《中国先睡后醒论》《出使英法俄日记》等，则增加了藏书楼的科技含量。曾纪鸿与夫人郭筠收集的医、卜、星、相、天文、数学、小说等类别的书籍，成为书楼的另一特色。

富厚堂藏书楼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则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入《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即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曾国藩收集此类档案资料的做法是：每收到一份谕旨，必抄一份留存，每起草一本奏折均留下副本。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将一日一事记于手册，并毫不间断”。从曾氏“典衣买书”至曾国藩1859年自称家中收藏“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可以看出曾国藩及后人为丰富藏书楼收藏所付出的巨大热情和心血。

三

战争中曾国藩面对过一次次生死抉择。每次离家前，他必对藏书楼的管理做出郑重交代和再三叮嘱。同治九年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临行前立下遗嘱：“余历年奏折，须令吏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氏后裔对藏书楼进行了严格管理。藏书楼建成初期，楼内收藏由曾纪泽兼管。后曾纪泽公务繁忙，曾国藩《谕纪泽》云：“家中书籍，亦需请一人专为管理，否则伤湿、伤虫。”在曾府考察了多位应招的图书档案管理者之后，彭芳六成为藏书楼第一位文书人员，第二位名贺老头，第三位名王之陵，第四位名王席珍。这四位文书人员，前三位已早去人世，王席珍尚健在。他们对曾府藏书楼的管理都十分严谨，视藏书楼为机要重地，“视文书档案资料书籍胜于自己生命”（王席珍口述），并规定除曾氏父子外，其他人均不得上藏书楼。民国31年，广西文史馆吕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藏书楼查阅《李秀成亲笔自供词》等文书资料，曾约农安排其兄弟轮流值班监视。曾昭棉先生回忆说：“那次我在藏书楼陪抄了两天。”

在富厚堂北侧的一栋平房里，我们有幸见到了王席珍老人。1931年，这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跟随年迈的父亲王之陵，协助管理藏书楼。父亲去世后，她一人独管此楼，一守就是20个春秋。

“文书档案、书籍史料是无价之宝，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记住父亲的叮嘱，接过父亲的班，她像父亲那样一丝不苟。王席珍回忆，每天一大清早，她就来到藏书楼，在五花八门、密密匝匝数十万卷的文书档案和书籍中，不停地忙于粘贴、上线、装订、陈列、编目录、检索标志，防潮通风、打扫卫生等，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她力求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做得精益求精。抗日战争时期，曾府主人大多外出，独守书楼的王席珍，使出浑身解数，将觊觑书籍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王席珍勤奋好学、耐心细致地管好了书楼，保护了书籍档案，赢得了曾家几代人的信任与赞扬。湖南解放前夕，留学英国、创办长沙艺芳女校的曾氏后裔曾宝逊回府，当她看到自家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书楼一尘不染时，以“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来评价王席珍，赞叹王席珍“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于是将王席珍的报酬由每月谷一石加至两石，每月银元一块加至两块，这也算是一种物质上的奖赏。

作为曾府藏书楼现今唯一的见证者，王席珍不时向前来垂询的人们介绍着富厚堂的历史，讲述着藏书楼昔日的风华。她还想拄着拐杖，移步前往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曾府院内，攀上书楼，感受一下当年的心境。但这恐怕难以如愿，因她已患重病，双腿不能站立。这不禁使我们在收获中带着遗憾和同情，也带着感谢。作为与她同行的我们，在感受曾府档案书香文明之时，也非常感谢这位书楼的老前辈以及她的三位前任：是他们的细心照看与管理，才使曾府收藏极大限度地减少了因战事、动乱所遭的流失；是他们竭尽全力抵挡住风雨霉虫对书籍资料的损毁，才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文书档案、书籍资料收藏的罕见奇迹。

四

曾府藏书楼数万册的文献档案资料，去向如何？据了解有四个去向。

一部分被带到台湾。解放战争时期曾氏后裔曾宝逊、曾约农带往台北五大特制铁皮箱书物，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部分毁于战火。光绪四年（1 878年），曾氏在北京台基厂的新宅落成，故乡藏书楼中的精品书随之迁运进京。据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查阅‘求阙斋’‘归朴斋’书目，将开单由乡中取书来京。”又据《曾宝逊回忆录》记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台基厂房屋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资料、纪念品以及当时名人的手迹连同房产，在兵乱抢劫后随一把火灰飞烟灭。”抢出的部分奏稿、家书和日记，后由曾纪泽带回，交长沙传忠书局。

政府接管了一部分。1950年10月，湖南省文管会成立不久，该会负责人陈浴新及保管组长陈粹，便来到双峰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载运往省城长沙。

一部分流散在民间。1950年，曾府藏书楼被政府接管，王席珍对藏书楼的管理权自然解除。湖南省文管会挑选了200担以后，由于对藏书楼剩余部分未加封存，致使无人管理而散失。据说湖南省文管会的人一离开曾府，藏书楼便引来了很多的“淘金者”，其中有将领、军人、学者，也有庶民百姓。他们带着热情、希冀和愿望，或欣赏、或消遣、或借鉴、或研究……藏书楼一时被挤得水泄不通。据说，现存的《李秀成亲笔供词》就是后来从民间搜集到的。近年来，从曾府藏书楼流出的曾国藩亲笔题跋不断为人知晓。今天的藏书楼已根据王席珍的回忆进行了修复，基本恢复了旧貌，但书去楼空，走在空荡荡的书楼上，我们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惋惜，甚至是伤痛。

关于藏书楼史料的编纂，早在曾国藩去世后，清王朝便组织人员对藏书楼尚存的一部分史料进行了整理编纂，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有效地保存了藏书楼的精华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牵头，对曾国藩的奏稿、家书、日记进行了广泛搜集。1982年，湘潭大学结合藏书楼的各种手抄本进行整理，由岳麓出版社出版了《曾国藩全集》。从《关于（曾国藩全集>整理经过》的介绍中得知：曾府藏书楼收录的奏章原稿原共37大本，分装为64册，起自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二十八日，原稿均系八开纸，自右至左直书，每页300至400字不等，按清代文书格式起草，有平抬、双抬、三抬。因底稿出自各个不同时期幕僚之手，又经曾国藩亲笔修改，字体有草书、行书、行草、正楷不一；整理收录的奏章抄本共计4册，90件，每件用宫堆纸正楷抄写，半页10行，每行24字，板框左右单边，上下双边，版心黑口，单鱼尾，无文记、页码，此类大多为奏章原稿所无，此共收录于《曾国藩全集》的奏稿为12册，计7252件，仅为曾国藩生平奏章的百分之六十。关于曾国藩的家书，王席珍介绍说：曾国藩的亲笔共计98册，幕僚奉命起草的计147册，每册封面写有“灶知草”三字，共收录在《曾国藩全集》的家书有1459封。至于家书是否有遗漏、遗漏多少，暂未考究。《曾国藩全集》出版后，各种有关曾氏的摘录、编纂目不暇接，这使曾国藩这位传奇人物的家世、人生、言论及历史背景大白于天下。

曾国藩语录范文第4篇

曾国藩皈依孔孟，真心诚意的工夫岂不是天下一流吗？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别人可明里受洗暗里拒洗，因此倘若作客观评价，曾国藩洗脑的成就实在不高。最典型的例子是，其长子曾纪泽接受严父教诲多年，却一朝尽弃所学，借出使俄国之便，纳洋妇，从洋俗，行洋礼，绝对乖悖了家风，对此曾国藩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

最滑稽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将它们弃若敝屣，一改理学家的惯常面目，示人以阴阳家的普通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记，曾国藩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临到生命垂暮，曾国藩传给人的竟是“不信书，信运气”六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眼镜？

曾国藩平日讲求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可他这位“导师”内心却根本不相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当然，曾国藩还算良知未泯，生前肯揭破自己的假面。

曾国藩语录范文第5篇

在留下的遗物中，有早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这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国藩去世七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手书。书里没有批语，只有密密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早年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出生时，曾氏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声名尚未褪色。从地域文化来看，曾国藩对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内容。1913年，在他所作的笔记《讲堂录》中，时时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曾国藩的字）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920年6月22日，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把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为近代楷模。随着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他开始辩证地、全面地认识曾国藩，把曾国藩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与修身、治国、治军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区别开来。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与长子曾纪泽散步时发病，溘然而逝。死后，赠太傅，谥文正。曾国藩病逝后，其灵柩运抵长沙，当年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改葬于善化县平塘伏龙山之阳（今望城县坪塘镇桐溪村伏龙山南），与欧阳夫人合葬。

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养生和风水都有研究，曾国藩尤精于此道。伏龙山附近曾有座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寺毁后，至宋复建，名曰伏龙庵。至明末，寺又毁。清代经天岩应适禅师募缘重建，改名桐溪寺，因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流水潺潺、山清水秀、环境幽雅而得名。早年，曾国藩曾在此训练湘军。其间，他曾造访桐溪寺，与寺中住持宝月方丈谈天论道，相谈甚欢。当时曾国藩已有意以桐溪伏龙山阳作为身后归葬之地，但宝月方丈并不首肯，言及佛门近地非常人所能用也。至于宝月后来又如何同意曾国藩归葬于此，尚待考证。另据一些史料记载，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因积劳成疾，辞世前曾委托其弟曾国荃在家乡湘乡曾家祖坟周围为其踏勘墓地。结果曾家墓地中上好的位置已经用完，最后曾国荃向兄长出主意说，将父母的墓地再挪腾一下，可腾出一处来安葬吾兄。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认为不可让父母灵魂受扰。最终他告诉其弟，自己早年办团练时曾在长沙郊外看上了一处地方，遗骨不用再运回湘乡，就安葬在长沙郊外坪塘。

曾国藩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墓葬建筑规模宏大，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八个部分。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封堆，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22个字，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