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人之道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第1篇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湖南老家办团练。之前，虽未带过兵，打过仗，但在决定出来办团练之时起，便立志要训练出一支象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样“纪律严明，能征善战，保卫家国”的军队。为此，曾国藩苦读兵书，招募人才，强化训练。在治军驭才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咸丰三年，衡阳练兵之时，江西战场告急，请求救兵增援。曾国藩派罗泽南的泽字营和金松龄的龄字营前去增援。几天后，从江西传来捷报，罗泽南、金松龄收复安福并解吉安之危。但不久，泽字营在南昌附近偷袭敌营中埋伏遭到惨败，包括罗泽南堂弟在内有二十多位官兵阵亡。罗泽南、金松龄率部回到衡阳。当曾国藩了解到泽字营受难，龄字营的金松龄、夏廷樾竟然见死不救、临阵脱逃这一情况后，决定为严明军纪重惩金、夏二人。第二天，曾国藩在练兵场宣布立斩金、夏二人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任凭罗泽南等怎样求情也无济于事，而且金松龄父亲对曾国藩有救母之恩，但是金、夏二人还是被斩。罗泽南因轻率偷营致败，被革职。 咸丰四年，靖港之败是曾国藩带兵以来遭受的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了投江自杀的地步。若不是左宗棠前去劝解，不知道曾国藩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当时曾国藩已写好奏折和遗书，还让弟弟曾国葆为其买了一口棺材。幸亏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为曾国藩挽回了局面。曾国藩再次回忆靖港惨败的情形，痛定思痛，要严加整顿队伍，凡逃跑之勇，一个不要；裁撤部分湘勇，留取精锐。首裁之营即曾国葆的贞字营，曾国葆极不情愿，但曾国藩还是将贞字营解散，令曾国葆回湘乡老家。 咸丰八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曾、李二人虽是师、生关系，但在投奔曾国藩之前，曾国藩有意冷落李鸿章近一个月时间没有召见。为治李鸿章恃才傲物之疾，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曾国藩有个规定，虽战时也不改。每天吃早饭必须等所有幕僚到齐方能动筷，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而李鸿章是富家子弟，对此难以适应。有一天早晨，李鸿章假装头痛，不愿起床；结果，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去催，李鸿章不得不去，匆忙赶到营帐，曾国藩这才下令开饭。吃饭时一言未发，吃完饭，曾国藩放下碗筷，只说了一句：“少荃（指李鸿章），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从此，李鸿章低调了很多。 咸丰十年，曾国藩把两江总督府设在祁门，命同窗好友、未来的儿女亲家、善打硬仗的李元度驻守徽州，徽州乃祁门门户，故立军令状。守城将士有两万人，其中李元度的平江勇六千人，一万四千人为五个月未发军饷的绿营军，而围城太平军有十万人。没过多久，徽州失守，祁门成为孤城，李秀成的十万大军紧逼城外，曾国藩是插翅难飞，又一次写好遗折和遗书，随时准备自杀。在绝望之时，鲍超率领援军赶来，太平军撤走。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奏弹劾李元度，遭到幕僚们一致反对，其中李鸿章不惜和老师闹翻。最终，李元度还是被撤职。曾国藩、李元度很多年未和，虽然曾国藩数年后有悔过之意。李元度后来在曾国藩的祭文中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曾国藩虽是一个褒贬有加的人，但其驭才之道非同一般，有超常的腕力和定力。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格物; 诚意; 经世致用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曾国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曾国藩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正因为如此，时下文化思想界兴起一股关于曾国藩的研究热潮。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层面，其浓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热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笔者拟通过四个方面来就支撑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学思想做些探讨。对其哲学思想探讨的现实目的有二：一是填补时下曾国藩研究中较为虚乏的一面，以增加整个曾国藩研究的哲学厚重感；二是冲淡时下曾国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以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依据的。
一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在儒学诸多的学术面向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鹰的只是理学。自31岁始向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后，他便开始以“道学先生”自居。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当然，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同上）
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疑，而且对于理学人物也不乏褒扬之辞，甚至当这些人受到攻讦时，不惜全力为之辩护。他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页）曾国藩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师的言论有所欠缺或不当，今世学者理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为其修补和完善，而绝不可采取“屏弃群言以自隘”因其小过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狭态度。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可见，曾国藩不仅崇奉儒学义理的学术面向，而且以理学诸大师为原始儒学之正传和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就“道”而言说；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曾国藩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
就其整体思想来看，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时代思潮，宋明儒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讼，他认为，虽然程朱理学得儒学之正传，但陆王心学亦江河不废之流，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废话；因此，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共同推进儒学的发展。进而，曾国藩还转而诉求于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这也正是他之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1页）的缘由。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船山遗书》。基于此，对曾国藩一生治学始终坚持“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页）的原则便不难理解了。
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只是曾国藩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事实上，曾国藩虽承继了程朱理学的传绪，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学乃至宋明儒学的樊篱，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倾向。曾国藩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他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曾国藩,2003年，书札，第692页），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曾国藩,1990年，书信，第1576页）当然，曾国藩“兼综汉、宋”的一贯之道仍是“礼”，即程朱理学，故“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清史稿·列传一九二）因此，曾国藩曾极力推许清初的经学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渐息汉宋两派之争。此外，曾国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针对乾嘉汉宋之争，姚鼐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以调和汉宋。姚鼐的这一思想颇得曾国藩的赞同，遂曾国藩认为“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曾国藩,2001年，第26页）。
二
如前所述，曾国藩在程朱理学的基点上汲取了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思想，因此，在生成论上，曾国藩比程朱等理学家走得更远。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所以，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却愚且微。他说：“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同上，第29页）通过气生成论的阐述，曾国藩不仅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同体性”，而且也解释了天地万物的差别性。
在曾国藩，论证天地万物的“同体性”与差别性有着相同的意图，即通过圣人后天的教化，以恢复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曾国藩认为，因禀气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会受世俗的牵累，他们能够充分地践履仁义，此即所谓的圣人尽性。而与圣人不同，常人却极易拘泥于后天之琐事，本有的气质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以致于先天之性越来越微略。因此，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喜欢不当”和“厌恶不当”的情况。“喜欢不当”是“贼之仁”，“厌恶不当”则是“贼之义”。“贼之仁”与“贼之义”均不合儒学的仁义之道，若任此发展则有背离“天下归仁”这一儒学宗旨的危险。曾国藩说：“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同上）面对常人在后天世俗生活中的坠落以及所导致的危险，圣人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对常人的教化责任；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复常人先天的本性，“学者何？复性而已矣。”（同上）圣人教化常人以复其性便是天下学问（儒学）得以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儒学（理学）的社会职能便是对常人进行教化以复其本性。可见，圣人与常人的差别性赋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职，而“同体性”则赋予了常人以“复性”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曾国藩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外，无论在生成论意义上，还是在有关教化的思想中，曾国藩对于辩证法亦深有洞见。他说：“一则生两，两则还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6页）又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有所谓道者。”（曾国藩，2001年，第29页）后来更概括说：“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曾国藩，光绪本，第5页）这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其中必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个思想今天被作为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据曾国藩说，“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这个原则对于他已经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经验，一种体会，甚至已成为一种直觉。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对这个基本原则有了比理论知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论其渊源，这些辩证思想显然是从张载《正蒙》的辩证法理路推演而来。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象斯有对”（《正蒙·太和篇》），“地所以两，分则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正蒙·参两篇》）由此而看，此辩证法思想亦是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一种丰富。
三
圣人对常人的教化在曾国藩这儿是神圣的天职，但圣人如何教化常人呢？或者说，圣人施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曾国藩认为，教化的内容是引导常人认识万物之理，因此，理学的宗旨就在于即物求道而已。他说，天下万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学问（儒学）就在于认识这万物之理，自古以来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学问莫不如此。不过，天下万物是无穷的，天下之理亦是无尽的，所以，要求得万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办法是首先认识并求得其最根本者。这最根本者，在曾国藩看来，莫过于仁义之道，因为仁义之道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基础和核心；如果仁义之道不明，天下万物之理亦不会求得；即使求得，也没有实际意义。他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曾国藩，2001年，第29页）
那么，如何识得仁义之道并进而扩展以掌握万物之理呢？曾国藩说：“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同上）他甚至认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共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同上，第31页）格物诚意就是求得仁义之道的手段和路径，这是《大学》之纲领和理论旨趣。那么，什么是格物诚意呢？如何去格物诚意呢？曾国藩认为，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求道，即通过具体的物事来透显其中蕴含的道理。所谓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等关于本末的东西；所谓格，在此指去认识上述物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行为。比如，事亲定省是物，而寻求之所以事亲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曾国藩认为，格物时要从事物的差别处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同上，第29页）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蔽。不论是墨翟，还是杨朱，其学说虽为两个极端，但它们在生于心，害于政，达到极点足可乱天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在差别处入手以寻求物事之道确是理学甚至儒学一个方便法门。
所谓诚意，曾国藩认为就是指以仁义为标准来区分好恶进而努力去践履。诚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欺骗，二是身体力行。他说：“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同上，第31页）很明显，在曾国藩，格物的意义在致知，而诚意的重心则在力行；他不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求理无须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须做心上工夫即可，因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曾国藩认为这种“即知即行”的良知说忽视了天地万物的差别，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属于一种“摄行入知”的学术倾向，而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禅障”。他说：“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曾国藩，2001年，第30页）既然阳明心学有导致浮屠的危险，因此其泯灭万物差别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轻信的。儒与佛的纷争与划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萦绕儒者心头的一块心病，在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从差别处这一方便法门入手寻得了某一物事所蕴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着格物、诚意的完成进而圣人施教天职的实现呢？曾国藩不赞成对圣人施教天职的这种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因为物事是无穷无尽的，物之理遂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与身体力行之诚意就不应有停止的时候；如若停止下来，则仁就会有所不“成熟”，而义则亦会有所不“精炼”。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仁义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义之道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可能产生前功尽弃的后果。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诚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顿下来的，他们会孜孜不倦地引导着常人进行着不懈的追求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很明显，在儒学内部心学与理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争执中，曾国藩不仅选择了理学的立场，而且凸显了工夫（诚意、力行）的意义，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还是诚意，其中所蕴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从理论上设定和宣扬工夫的无止境性，进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照曾国藩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职有两个方面的展开，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格物诚意去寻求仁义之道，二则是通过礼乐的约束以恪守仁义之道；如果说前者是内在的心意层面的教化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层面的教化。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种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学的精神，所谓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72页）仁是体，礼是用，“内仁外礼”就是“明体达用”。但是“内仁”是“幽”，看不见；“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承继着这样的理路，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页）曾国藩又更加简单明了地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同上，第61页）所以李鸿章说曾国藩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李鸿章还认为，在曾国藩，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曾国藩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曾国藩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在曾国藩，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他崇信二程“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书·龟山语录》）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张行“周礼”，但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的“利”出发，二程的出发点则是“《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也就是“内仁”，而认为行《周礼》就是“外礼”。曾国藩一贯主张“不诚无物”（曾国藩，2001年，第25页），当然也就“不诚无礼”。“《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概括起来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无礼”。但是，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曾国藩并未“销礼入仁”，取消“外礼”的实际意义，相反，曾国藩十分重视“外礼”的作用，他曾主张“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诚”、“舍礼无仁”，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了。总而言之，曾国藩认为圣人施教时应将“内仁”与“外礼”融为一体，而不是单论“内仁”或单论“外礼”。当然，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
四
如前所述，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表现出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理路。实际上，综观曾国藩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曾国藩的这种超拔可以用“务实”两个字来概括，因为他不仅在“务实”的意义上找到了汉宋学术的契合点，而且也是在“务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越。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而这种欠缺放在内圣与外王的语境下，就表现为过于内倾自闭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理论模型的失谐。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曾国藩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当然，曾国藩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
“务实”是曾国藩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他主张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81页）针对当时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毋以诗书为迂阔”，“非圣之书，屏而不读”的理路，曾国藩主张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同上，第224-225页）务实的精神还表现在曾国藩实际的政治主张中，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自尊自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清史稿·列传一九二）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清乾隆朝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礼仪问题。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曾国藩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同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务实与经世致用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渐渐复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强调在“义理”、“词章”和“考据”三种学问之外诗文还应表现“经济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批评“考证性命之学”无事于读书穷理，而陶醉于经生章句，了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精神。作为桐城派“中兴”重要人物的曾国藩不仅受到桐城派学者的影响，也深受龚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响，所以，曾国藩治学也非常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2003年，日记，第88页）曾国藩一生虽坚守程朱理学，但他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内容。此时许多经世思想家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开始关注和学习西学。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便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和“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艰难选择。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但是，曾国藩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上，奏稿，第588页）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术在曾国藩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他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始终是在义理与经世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理论模型下展开的。或者说，曾国藩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故而，他反复明言治学“莫急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但是，在曾国藩，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
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重要的是，曾国藩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其在洋务运动中对“经济”之学和学习西学的主张，在儒者和国人看来均是陌生之事，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曾国藩，2003年，曾国藩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0年，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2001年，曾国藩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第3篇
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处理稍有不当，就会酿成大祸。多年来，曾国藩恪守臣道，积极进取，一次次渡过难关，化险为夷。
曾国藩曾屡惹清廷不满
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又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他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且清廷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就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惹清廷不满。
全面反思，曾国藩请部下僚属监督自己
经历了以上几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发动宫廷，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肃顺被杀后，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以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
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即南京）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其胸中抑郁之气。
慈禧夸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第4篇
青年时期/并不出众
曾国藩的一生办过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都非常高明、精明。但其实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从家庭遗传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读书的时候脑子就很笨，从十几岁开始考秀才，一直考到43岁，前后足足考了17次，最后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中了一个秀才。曾国藩自己的科举道路，一开始和他的父亲有点像。前6次考秀才都失败了，一直到第7次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他的名次是倒数第二。
关于曾国藩的天资，当时人就有很多议论。他的朋友左宗棠经常在和一些亲友的通信中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他的面说他“儒缓”，说他做事反应太慢。
曾国藩在30岁以前，性格方面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点和毛病。在他到北京做官之后，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特别多，到处去喝酒、聊天、听戏、下棋，用于读书的时间特别少，读书也往往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了40天的假，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曾国藩在日记中做了一个自我总结，说自己这40天做了什么事情？除写了几封家书之外，什么事都没做，稀里糊涂就混过去了。
他为人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比较暴躁，曾经和别人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冲突。其中一次是和同乡的一个京官郑小山，两个人因为吃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打了起来。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甚至“问候”了双方的亲人。曾国藩过后感到非常后悔，说自己这种举动太有辱斯文了。
所以30岁以前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和我们后来印象中人格完美无缺的圣人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十而立/自我磨练做圣人
为什么后来曾国藩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刻苦地自我修炼呢？这个也跟他到北京当官分不开。曾国藩在北京见到了很多大儒、大学者，他很受触动。同时在做了官之后，曾国藩身上就没有作八股文的压力，他就开始有时间从容地研究一些学问。那时候一个读书人必不可少的是要研究理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每个人通过自我磨炼都可以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所以在30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如何入手的呢？说起来很简单，他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天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在日记当中，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日读一经，隔三差五地练习作文。有了日记的这一工具之后，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在立志自新之后，曾国藩马上就想起和郑小山打的那一架，虽然这一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要改过，就要反求诸己，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要改过就要从速。所以曾国藩马上到郑小山家登门拜访、赔礼道歉。郑小山也很感动，留曾国藩吃饭。于是两个人重新和好如初。
通过曾国藩脱胎换骨的过程，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即使他的天资比较平庸，他的本领也可以增长十倍，他的见识也可以拓展十倍，他的心胸也可以开阔十倍。
京官期间的/“穷”收支
一般来讲，大家对曾国藩的争议就集中在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隐秘的方面，通过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我们往往可以界定这个人的真伪。
《湘乡曾氏文献》当中，有一个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账本，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心很细，做京官期间，经济很紧张，曾国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账。通过这个资料进行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国藩一生经济收支的基本脉络。
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一个仆人叫陈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陈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铺盖走人了，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去攀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经常拖延他的工资，吃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事使曾国藩很受刺激，然后就写了一个傲奴诗，说“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为什么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24000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两1钱9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两5钱4分。
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万两，相当于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尤不愿得/清官之名
曾国藩的资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是他给总督府的女眷定了一个功课表，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表现。
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浊”的一面。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14000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确实是清得问心无愧，并没有把一分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样，他不像海瑞这些清官，清可见底，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拿；国家规定不能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办。我觉得这样的清官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实事。如果一个官员清到这种程度，就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会认可你。因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暗示了别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曾国藩他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易经》/解决军事难题
曾国藩比较会相面，每次接见生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先不和你说话，让你坐在座位上，从上到下打量你，看上几分钟，然后再开口。这个习惯挺吓人，但曾国藩自己认为这是他鉴别人才的一种方式。
此外，曾国藩还会算卦，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军事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都要翻开《易经》自己算卦，这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有15条之多。曾国藩还相信托梦、风水等。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理学中，鬼神、风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迷信鬼神，研究风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懂风水，曾国藩对自己将来葬地的风水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考虑。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朋友叫冯树堂，这个人非常善于查风水，晚年他自告奋勇对曾国藩说，要到湖南给曾国藩找坟地。曾国藩很高兴地答应了，冯树堂回到湖南之后，挑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给曾国藩找了一个上好的万年吉地，这个地方在湘乡的东台山。冯树堂给曾国藩写信汇报说，东台山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曾国藩将来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保证后世代代出举人、出进士。没想到，曾国藩回信说，这块地我不能要。因为这块地太好了，它关系到一县的文运，如果我埋在这儿的话，湘乡县的文运都被我曾家占有了，就会妨碍别人家文运的兴盛。这种事儿，我不会做。所以你再给我挑一块地，不用太好，只要能够保佑我的子孙平安就可以了。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葬在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在风水、迷信这一类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曾国藩人格的与众不同。
来源：《文史参考》
曾国藩
别名：曾伯函，曾文正，曾剃头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
出生日期：公元1811年11月26日
逝世日期：公元1872年3月12日
官职：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毕业院校：私塾
主要成就：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曾国藩用人之道范文第5篇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是“八德”、“三戒”、“三治”；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是立定志向，格物致知，反省改过，不忮不求，平淡恬静；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曾国藩；修身养性；大学生；品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68-05
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就是通过自我修炼来达到自我完善的一种途径，就是要把先贤之美德才学化为自身之习性功力。他认为修身养性是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石，“进德、修业”是读书人的两件大事，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1]又说：“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2] 由此可见，曾国藩已将修身养性与事业发展，乃至家族兴衰联系在一起。他的修身养性之道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提出了为人立身处世、处理各种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代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一、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道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前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积累的经验。他的修身养性之道包涵了“身心”两个方面，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他曰：“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3]他的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有：“八德”、 “三戒”、 “三治”等。
1.“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曾国藩把“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做为道德规范，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4] 后来，在《日记》中将“忠”换为“孝”，“恕”换成“信”。曾国藩所提倡的“八德”，既是他自己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常以此作为家训教育子侄。他认为能实践八德的纲要，就可以达到内外兼备的修养。“勤”，指勤奋、习劳，不断去做，尽力去做。在八德中“勤”居首位，这与他重视“身躬力行”的思想有关，他认为“勤”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标准，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他认为：“勤则兴，懒则败。”[5]“俭”，指节俭、朴素。他说：“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6]又曰：“为后人惜余福，除欲勤俭二字，别无做法。”[7] 由此可见，俭朴是居家之道，也是为后人造福之道。“刚”，指坚毅意志，刚强性格。他强调：“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8]曾国藩坚信“担当大事”是成就功业的基本素质，他主张从“自修处求强”就是“刚”。“明”，指穷经达理，高明、精明。他说：“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9]曾国藩提出无论高明还是精明都应当趋于平实，做到有自知之明，降心抑志，事事求精，勤于治学。“孝”，为孝顺、孝敬及孝道。曾国藩把侍奉父母、个人立身修行及忠心为国的德性，都认为是孝顺的表现。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10]“信”，指诚信、忠恕。曾国藩处于人心虚伪的时代，认为只有“诚信”才是立身修德的方法。他在给李鸿章信中写道：“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改变。”[11]他曾言：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曾国藩秉持此理念，在一生之中知人、识人、用人，使得天下英雄才杰都钦服其“诚信忠恕”。“谦”，指谨言、慎行。是曾国藩成就其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之一。他认为人太过“自满自傲”，将招致灾祸，“谦退”则可得到“长久”的益处。“浑”，指处世圆融。在事务是非曲直上，不可太过逞强自己，总得留有余地与自己和他人，作为“惜福惜势”之道。曾国藩希望子弟能体会、领悟“八德”的真实意义，实践修习养心，那么优良的品德便会慢慢形成。
2.“三戒”：态度戒骄、生活戒奢、作息戒逸
为了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曾国藩把“三戒”作为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一是态度戒骄。“骄”是万恶之首，曾国藩要求子弟绝不能染上，他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12]曾国藩认为后辈子弟出世，都是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下出生的，没有见过祖辈前人艰苦困苦的模样，担心子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骄傲之性。曾国藩期望子弟能彻底的自我反省一番，他说：“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13]二是生活戒奢。曾家因曾国藩中举，挤身世禄之家，但曾国藩不想因此而改变纯朴家风，在《日记》曾自我反省曰：“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14]尽管曾国藩身居高官，却总把戒除“奢侈”作为生活的主要理念，他非常担心子弟讲奢侈，期望子弟能谨守家规。三是作息戒逸。富贵人家钱财无虑，呼婢御奴，很少亲自做事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懒散放纵，好逸恶劳的习性。所以曾国藩常以做事不勤劳来自我反省，他说：“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损，愧悚无已。”[15]曾国藩时时督促自己应保持勤奋的状态，不使自己流于安逸放纵。他也以此精神教育子弟，他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16]
3.“三治”：治心、治身、治口
“三治”是指治心、治身、治口三方面。一是治心以去其忿欲之毒为主。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17]他提出：“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18] “惩忿”就是“戒恼怒”，因恼怒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肝火上升，进而残害身心。而“窒欲”就是“知节啬”，好名好胜的心太甚，不知节制适可而为，可能太过沉溺而迷失自我。曾国藩劝告九弟：“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19]又曰：“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20]当时，曾国荃受围城困扰，又因军务繁忙，患了肝病，引起曾国藩的关心。曾国藩要求诸弟不管事情有多忙，平日应多做修养功夫，以防忿欲来时，能够以平和之气调整心情，以免伤及身体。二是治身以多运动、重卫生为主。他说：“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21]曾国藩经常鼓励诸弟子侄多做运动，认为运动能使筋骨活络，血气顺畅，可以保持应有的体力和精力，认为“习射”和“步行”是最好的二种运动。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应注意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22]“饭后千步”是能促肠胃蠕动的饭后运动，而“习射”自古以来，都是士大夫用以活动筋骨的项目。曾国藩期望子弟通过运动来强健身体。在卫生方面，曾国藩特别注重“睡前洗脚”，他认为“睡前洗脚”除有清洁干净、注重卫生的功用外，每天洗脚搓足，或可按摩穴脉，促进血液循环，也是保养身体的一种方法。三是治口以慎其言、节饮食为主。他说“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23] 慎言就是少说话，不乱说话。妄言为君人的弊端，因言多必失，妄言无诚。他曾说：“言多谐谑，又不出自中心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24]言出于不诚之心，则为妄言妄语，言语既失其恭敬，则其他行为举止必不正，所以平日应立身修养，正心自然能正人。“节饮食”是指进食时间固定，食不可过饱，不求山珍海味，只求食物美味营养等。他说：“吾近夜饮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极烂如鸡肉，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菜不必贵，适口则足养人），试炖与尔母食之。”[25]曾国藩认为美味的食物更胜于珍贵药材，饮食应只求适口及足够营养就会有益身体的健康。
二、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1.立定志向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先立志，要立志向圣人学习，要立志学做圣人的事业。曾国藩深知如果没有坚定的志向，不辞辛苦的决心，要想成就丰功伟绩是不可能的。他写了《五箴》自勉，也勉励弟侄。《五箴》第一为立志，主要是以先哲为典范，荷道以躬。在《五箴》序言中他体现了他立志的自觉性。他说，我少年时不能自强自立，时光不停流逝，于是到了今天。在古人已经学有所成的年龄，而我还是这样庸庸碌碌，能不令人伤感吗？在他的《立志箴》中可看出曾国藩立志的坚强决心。他说，辉煌的先哲，他们不也是一个普通人？藐小的我自己，也同样是父母所生。天给予我的已经堪称丰厚，我如果背弃天而贪图逸乐，就会遭到灾祸。一生中的后悔积累到千万次，到头来将是一事无成。过去的过失已无法挽回，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我要用铁肩担当起道义，用自己的口和笔将它不断宣传。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将永远不忘记自已的誓言！曾国藩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要一息尚存，书要读，积极向上之心永不改，并以困知勉行之功向古人学习。“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26]曾国藩认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克服困难中求得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努力实行，以图自强。他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27]“打脱牙，和血吞”正是曾国藩“困知勉行”的真实写照。
2.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是读书人作为修身进德的纲领。曾国藩特别重视“格物”和“诚意”二个条目，他说：“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共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28]曾国藩认为八目中能使人成功的，唯有“格物”和“诚意”二目。曾国藩以其友吴竹如先生为榜样，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对于一事一物都穷究其道理。他对“格物”理解为：“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29]曾国藩将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视为物，需要加以“格物”才可知道事物的道理，这种穷究事物的根本道理的方法，用在增进德性术业上，就是追求最完美的德性和最高深的学问。
3.反省改过
曾国藩把书写《日记》作为反躬自省的方法和工具，他几乎每日都要事无巨细地进行反思，总结成败得失，然后在“成”、“得”处发扬，在“败”、“失“处痛改，其严谨之状，令人赞服。他在《日记》有如此的记载：“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30] 他常与志趣远大，博学多闻的朋友相互讨论、相互砥砺。“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劾责之言。”[31]也常见朋友在其《日记》上的眉批注解，如《日记》所载：记昨日、今日事。日来自治愈疏矣，绝无瑟怀之意，何贵有此日课之册！看来只是好名。眉批注：既知名心为累，当如大敌克之。这种朋友之间的砥砺鼓舞，以追求更完美人格的作法，是曾国藩“见贤思齐”的表现。“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荷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32]曾国藩认为“知错改过”是人最可贵的心性。他说：“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33]“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34]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35]他就发狠说：“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36]从这儿切一刀，之前死了，发誓重做新人。一个有勇气的人不是面对敌人而是面对自己，敢于面对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能把自己的错误一点点记下来，然后每天看，触目惊心，就可以改正自己。
4.不忮不求
曾国藩以“不忮不求”教人修身养性，认为内心如果没有嫉妒和贪求的想法，就可以培养完善的德性。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37]曾国藩认为“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之人，常因“患得患失”扰乱于心，造成心胸狭隘格局不高。他曾反省自己说：“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38]又曰：“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39]曾国藩以为如果能抱持“不忮不求”的心态，便可去除污心，树立高超品格，增进德性的修养。
5.平淡恬静
曾国藩认为认为精神的修养，一是要“静”，二是要平淡恬静。“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40]曾国藩曾在日记里反思说：“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41]就是说碰到事儿的时候，心中不静，不仅事儿做不好，而且还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困乏。他特别主张静坐。认为不论压力大，一定要找时间静坐，这可以使自己得到很好的放松与休息，引发内心的宁静与安详，可以从容地仔细考虑问题。“心正气顺”是什么呢？就是淡泊守志。他在家训里说过一句名言：能甘淡泊，便有几分真学问。一个人临事淡定、冷静、从容，不要问他看过多少书、上过多少学，这个人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心中不藏万卷书，没有很深的见识，断难养成临事不躁的从容气质。他在《日记》说：“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42]看淡富贵功名利禄，便不会招致纷争，引来烦恼，这将使人受益终生。
三、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品德建设的启示
曾国藩认为惟修身养性可以提高气质，惟修身养性可以提高人格，惟修身养性可以光耀人生。他的修身养性之道对当代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1.志存高远，自强不息
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立志成为圣贤之人，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当今大学生，应把为国效力，为民谋利，为社会的繁荣、安定、和睦作为自己的明确志向和奋斗目标。要把个人成才的道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胸怀天下，情系众生，立志成大事，立志有所作为。但有的大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恋爱不成、就业受挫等，就对生活失去信心，一蹶不振，从此沉沦下去，甚至选择错误的做法和道路，误入歧途。这就是没有坚定的志向，没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没有对自身约束的一种坚持，自我提升的一种坚定的表现。大学生应当通过修身养性来增强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品行，增强心理素质，静下心来，踏实认真地学习和做事，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发扬曾国藩那种“困知勉行”的功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八德自勉，克己内省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八德”自勉，内外兼修，必须要“克己内省，见贤思齐”。 “克己内省，见贤思齐”对今天开展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具有深刻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和能力，找出自我道德意识发展过程中优点和不足之处，比如：能够在比自己优秀的同学身上得到启发，善于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并在比自己落后的同学身上得到警示和教育等，从而及时调控自己的行为，以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理想，最终提高自我道德水平。
3.以诚相待，心怀感恩
曾国藩非常重视诚信，他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43]曾国藩他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诚信，他对清王朝，忠诚守信，忠君报国；对湘军战士，诚心选将，仁信带兵；对幕僚及朋友，以诚识人，以诚待人；对待家人，注重品德，严厉家教。当今诚信是一个人必备的素质，是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能否立足于世，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是不是讲信用。但如今社会诚信危机日益严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作风屡见不鲜：有的在校大学生以缴纳书费为理由从父母手中要钱挥霍；有的考试作弊；有的以各种虚假的理由请假不去上课；有的为了就业，随意修改成绩单，伪造各种证书，编造干部履历，拔高自己专长等，所以大力提倡和弘扬诚信的精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在正确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时，要做一个谦虚的人，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心怀感恩之心，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朋友，感恩生活……包括感恩逆境和敌人，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就会获得真正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体味一个冷暖人生，能使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4.勿染恶习，身心健康
当今，有的大学生作息起居无常，饮食习惯不良，晚上通宵上网，逃课，上课打瞌睡，不吃早餐，抽烟喝酒，奢侈浪费，生活习惯懒散等，这些不良习惯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曾国藩以“勤”戒“逸”，以“俭”戒“奢”，以“谦”戒“骄”等纯朴家风来克服生活的恶习，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修身养性方法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要选择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要规范生活时间，有效利用时间，勿染恶习，“在生活中学会生活”。二是要增强体育锻炼。根据季节的变化，多参加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曾国藩认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对父母的不孝顺。“再不保养，是将陷入大不孝矣。”[44]三是养成良好习惯。在言谈举止上，要培养德之容、德之音、德之举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尽责的奉献精神。
【参考文献】
[1][2][5][28][29][33][3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57、442、65、65、364、375页。
[12][13][19][24]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中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833、442、1110、776页。
[3][4][6][7][8][16][18][20][22][25][27][37]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5、1463、1538、1216、1144、1414、1625、1247、1465、1601、1405、1676页。
[9][11]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89页。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5页。
[14][15][17][21][23][26][30][35][36][38][39][40][41][42][44]曾国藩：《曾国藩治家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03-504、506、468、468、468、459、461、486、486、487、487、489、488、469、492页。
[3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页。
